中国女歌手为何总与官员有绯闻

第一篇：中国女歌手为何总与官员有绯闻

中国女歌手为何总与官员有绯闻

(2014-04-17 21:15:48)

今年，曾属于纪委系统，在科协党组书记上倒下的官员申维辰，是今年目前倒下的唯一正部级官员，是倒下的又一名大老虎，当然，这位官员倒下的原因其实和其他官员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是因为财、权、色，毫无新意。在他的发迹之中，人们对他的成绩作了总结：卖了许多地，拍了一部戏，睡了一群女人。而在他睡的一群女人当中，有一位女人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这个女人是谁，目前没有透露，但特征是：总政歌舞团一名有国家一级演员急中名衔的山西籍著名女歌手。而且为了这位女歌手，据传山西前首富张新明为巴结申维辰，曾一次赞助500万人民币赞助该女歌手的演唱会。

又是官员和歌手的浪漫故事，其实，这样的故事不是在中国首次上演，从倒下的许多高级别官员来看，似乎总能看到如此浪漫的故事，如前深圳市市长张守衡据说同样与著名女歌手上演浪漫的风流故事，如河南开封前市委书记周以忠同样与著名女歌手传出了浪漫的风流故事……不用再举例，这样的事例似乎还有很多，虽然我们是从倒下的官员中了解到他们的浪漫风流故事，但我们不难推测，在台的部分高级官员中是否也有如此浪漫的风流故事在演绎呢？或许不需要揣测，答案很明显。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高级官员为何总与著名女歌手有绯闻呢？而且我们那么被我们喜欢的女歌手又为何总爱与这些高级官员发生故事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这些高级官员能够改变这些女歌手的命运。在中国，虽然名为市场经济国家，但中国的市场一般都掌握在部分高级官员中，而女歌手要有市场，成为一个时代的著名歌手，谈何容易，因为中国想走歌唱成名之路的女性太多了，可谓是美女如云，竞争相当激烈，而且实力相差不多，再说，观众的品味十分复杂，即使今天出名，但明天就有可能淹没在星云之中，许多歌手是理想很丰富，但现实很残酷，尤其是一个歌手要想成名，要想开演唱会，需要的背景很深，没有后台抬举要想成为一线歌手，红遍全中国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不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有名气。但中国的那些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却有这样的能耐，因为中国的市场就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以以各种名义捧红各路歌手，如庆功会、如节日晚会、如地方的各种以文化名义出现的歌唱晚会，可以在全国的各种比赛中让她成就英名。但是，这些要想成名的歌手也知道背后的潜规则是什么，其实很简单，一方要成名，一方要肉体，权色交易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

二是中国的歌坛有体制内外之分，高人一等的歌手往往以进入体制内为荣。看看中国的歌坛，既有各种歌舞团名义内的体制内歌手，她们有各种头衔和待遇，有的甚至可以成为高级官员，这些头衔和待遇是体制外歌手不可比拟的，体制外的歌手，再有名气，再会唱歌，那也只是体制户，需要绝对的实力来支撑，在“各领风骚数几年”的中国歌坛，这种竞争很残酷，许多人昨天还很有名气，今天，我们也许就记不起她的名字来。所以，中国的女歌手当然以进入体制内歌坛为荣，许多我们曾经熟悉的女歌手最终都成为了所谓的团长、副团长、一级演员，但是，想进入体制内的歌手太多，而名额有限，所以，竞争当然激烈，但是，在激烈的竞争，只要背后有实权官员撑腰，就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官员以手中的权力在翘首以待女歌手，而那些想进入体制内歌坛的歌手正在努力寻找这些官员，在某种因缘巧合下，他们相遇了，在双方肉麻的恭维下，心照不宣的进行着权色交换，一方满足了肉欲，失去了官格，另一方得到了职位，失去了人格。

三是官员花的钱不是自己的，是国家的，所以大方。其实，再有钱的人，如果花自己辛苦挣来的钱总心疼，但是，在中国，有部分人晒起自己的工资来一个比一个低，但在花钱方面一个比一个不含糊，一个比一个潇洒，这些人是谁，只有两种，一种是官员，一种是依靠官员发财的土豪。官员花钱有两种渠道，一是直接以各种名义花财政的钱，一种以交换的形式花土豪的钱。而土豪们由于依靠官员得来的财富才容易，而且他们的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某些官员的小金库。所以，某些官员为了色，可以用各种名义办各种晚会，制作各种节目来捧那些喜欢的女歌手，反正钱是国家的，而且是以为了地方发展的名义办的，所以，用钱不心疼。当然，这些女歌手用自己年轻的肉体换来官员的欢喜时，自然也就会提更多的条件，如举办各种音乐会，在中国举办还觉得降的身份，因为她们现在是著名歌手，去香港办、去台湾办，去澳大利亚办、去维尔纳的金色大厅办，那才够身份，但去这些地方办是需要大笔钞票的，钱从何来，当然是和她有肉体交易的官员手中拿。官员的钱从何来？去香港、去国外那是在政策上沾不上边的，没有理由啊，有办法，找土豪拿，因为土豪们的钱是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得来的，现在，正是需要他们为他千金买笑的时候了，一个电话，土豪立马就到，官员一句话同，土豪自然领会精神，要多少给多少，反正官员还在位上，还可以变出钱来。正是因为钱来得容易，不花自己的，所以，来一段浪漫的风流故事又何妨呢？从申维辰和著名女歌手的浪漫风流故事来看，正是这样的道理。其实，从中国在国外消费世界第一来看，其根本原因就是钱不是花自己的。

第二篇：一孩子大了为何总与父母对着干

一、好父母决定孩子一生孩子大了为何总与父母对着干

小慧变得让父母越来越难理解。她今年13岁，上初二，她从小就乖，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上初中后小慧开始变了。初一时，跟父母的沟通变少。到了初二，小慧对父母说的话就感到不耐烦。现在，小慧的父母几乎都没法和她说上话，只要一开口，她就会觉得父母啰嗦。如今，小慧每天从学校回家，进房间就把房门锁起来。父母只能叹气。

【心理分析】

小慧身上出现的情形，就是现代心理学上所说的逆反心理。

进入青春期的孩子，除身体方面的变化外，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对自我的关注开始增多。他们不再对父母唯命是从，并做出些与父母所期望的相反的行为，以此来体现自我。而许多父母摆出家长尊严，对子女要求过高，教育方法简单粗暴，导致孩子过大的心理压力，从而形成逆反心理。

逆反心理处理不好，不但影响父母和孩子的交流，还影响孩子的健康发展，形成人格障碍或是社会适应不良。

作为父母，要认识到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在教育过程中要讲究技巧。首先要尊重孩子。父母要敢于承认在某些方面不如孩子，学会倾听孩子的心声，多与孩子交流。不要一味说教，要像朋友一样平等对待孩子，尊重孩子的隐私权，不私拆孩子信件、不偷看其日记，这样才会减少孩子的心理反感。

其次，要帮助孩子树立独立的人格。不要什么事情都为孩子做规划，有些事可以放手让他们独立进行，为他们创造锻炼的机会。对孩子多些鼓励，多些赞美，多在感情上与孩子相容、亲近，以拉近与孩子的距离。

第三篇：中国城市环境改善开支与官员升迁负相关

中国城市环境改善开支与官员升迁负相关

Posted on 2013年05月24日 by peng in 用户研究 with 0 Comments

新加坡国立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与加拿大艾伯塔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动机与效果：中国的环境政策》，分析了2000-2009年涉及287座城市、976名书记和1075名市长的相关数据，发现中国各地地方政府近年来对城市基建的投入主要依然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在中国，干部的晋升与GPD增长息息相关。

研究显示，GDP增长率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市委书记的晋升几率就提高了4.76个百分点，市长的晋升几率就提高了10个百分点。而一个城市政府改善环境的开支，却与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晋升呈显著负相关。研究团队根据所挑选的27个省份在2000年到2009年期间执政的82位省委书记的名单，在网上搜索他们的讲话与文章中提及标志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基础设施”或“城市建设”、标志相关交通基建投资的“交通”和标志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的“环保”或“环境保护”等关键字的网页个数。

结果显示，各省委书记提及这三类关键字的平均指数分别为：基础设施投资0.16，交通设施投资0.29和环境改善投资0.22。因此，至少在关于省委书记的在线报道中，相比较改善环境而言，总体上省委书记更强调交通投资。

第四篇：中国梦与科学社会主义有哪些内在联系

中国梦与科学社会主义有哪些内在联系

2013-11-17 10:24 来源： 光明日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党发出号召：“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历史新篇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一号召，直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连结在一起。去年11月29日总书记提出中国梦以来，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响。国外一些政治家和学者认为，放眼向前看，提出中国梦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中国梦揭示出的是对不断创新的渴望，代表了一个大国不容忽视的质的飞跃。国内广大群众认为，中国梦很接地气，其宏大画卷所呈现出来的美好愿景成为人们不懈奋斗的强大动力和正能量。也有人对中国梦存在一些疑虑。有人提出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过艰苦努力，把330多年历史的空想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现在提出的中国梦与科学社会主义有什么内在联系？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们的回答是：中国梦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其底蕴是科学社会主义。

一、中国梦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发展趋势与客观规律的理论反映

中国梦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是以社会主义500年的发展历史为基础的，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国梦以社会主义5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进程为基础。中国梦与世界历史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紧密相连。500年的社会主义历史有6个时间段：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及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6个时间段的历史，实际上就是330多年的空想社会主义历史和到目前已经有165年的科学社会主义历史。330多年的空想社会主义尽管无法找到实现理想社会的正确道路和社会力量，但对未来社会提出的一些猜测具有积极价值，对理想不懈追求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借鉴。165年的科学社会主义不仅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过程、发展方向、一般特征作了科学的预测和设想，而且找到了实现这些理想的科学道路、阶级主体和领导力量。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相比较，科学社会主义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能够科学地预测未来并且去实现未来，科学社会主义正是从未来中汲取自身的力量。列宁在1914年11月发表的《卡尔·马克思》中讲：“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把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也放在同样的历史基础上，这就是说不仅仅限于解释过去，而且大胆地预察未来，并勇敢地用实际活动来实现未来。”不能大胆预察未来并用实际活动实现未来的社会主义，恰恰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梦科学地设想了中国发展的方向与基本内容，而且把这些理想的实现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础之上，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和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基础之上，这正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具体体现。

中国梦处处体现着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用毕生的精力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人应该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并通过实践活动自觉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最高形式，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最终实现向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过渡等等。中国梦重大战略思想充分体现着这些基本原则的要求，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运用与发展。实现中国梦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中国梦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使这些制度既能够发挥更高的效率，也能够释放出更多的公平；实现中国梦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牢牢把握实现中国梦的正确方向；实现中国梦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对世界作出更多更大贡献紧密联系起来。

二、中国梦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实践化，它把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统一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

恩格斯曾经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活的行动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具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逻辑力量，其逻辑力量就蕴含在科学社会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统一的特点中。

列宁曾经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具有不可遏制的吸引力，是因为这个理论把严格的高度的科学性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因而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科学性使它具有严密的理论逻辑，革命性使它具有强烈的实践特性，理论逻辑与实践特性的完美结合使科学社会主义成为不断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理论，成为“活的行动理论”。中国梦鲜明地展现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内在活力、精神张力。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告诉我们：实现理想社会必须找到正确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实现未来社会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实现中国梦的道路就是这一道路的丰富与发展。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的有力领导下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发展规律的把握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5000年、500年、170年、90年、60年、30年，这不仅仅是时间的凝练，更是无数中国人不懈奋斗、艰苦奋斗、卓绝追求的理想汇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的道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告诉我们：实现理想社会必须找到阶级主体。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找到了实现未来社会理想的主体力量即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就在于人民群众历史创造性的发挥。科学社会主义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扩大。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最关键的就是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作为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中国梦重大战略思想正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一要求为基础的，强调人民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人民是实现中国梦的主体力量。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依靠人民实现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也是实现中国梦的主力军。习近平在2013年4月28日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要求，“我国工人阶级一定要在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上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依靠人民实现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使社会主义建设者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依靠人民实现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广大青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青年应当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使每个青少年都能为实现中国梦增添强大青春能量。“少年强，则国强”，青年有梦，中国梦就有强大的实现力量。依靠人民实现中国梦要善于为人民造福，努力

解决人民面临的一系列突出难题。依靠人民实现中国梦必须加强三个大团结：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调动一切力量来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告诉我们：实现理想社会必须有昂然向上的精神风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需要一代代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列宁谈到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时，曾经讲：它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同样，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弘扬中国精神就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与时偕行、求真务实、实干兴邦的要求和以人为本、讲信修睦、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的价值追求；弘扬中国精神就要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各个时期的精神；弘扬中国精神就要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激励人民群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鼓励全社会积善成德、明德惟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有力的道德支撑。

三、中国梦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图景表达，始终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指向

中国梦是客观真实的，深深扎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中，是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交相辉映。

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现实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既是亿万人民奋斗的重要目标，又是凝聚亿万人民的思想基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一共同理想恰恰就是中国梦的要求，两者是内在一致的。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长历史阶段的阶段性目标。邓小平同志曾经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奋斗的目标就是在本世纪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可以说，中国梦用更加砥砺斗志、更加清晰直观、更加温暖人心的方式表达了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基本内涵，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是团结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一面精神旗帜。

中国梦始终指向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梦深深扎根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中，从中汲取着强大的信仰力量。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科学的理想信念，是无数革命先烈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信仰。革命先驱李大钊面对绞刑架，发出了磅礴誓言：“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方志敏烈士在就义前，慷慨陈词：“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夏明翰烈士临刑前，挥笔写就了千古流传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正因为这是一种“主义真”“真主义”的信仰，我们现在的努力以及将来多少代的持续努力，都能够使我们朝着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前进。毫无疑问，远大目标要实现，需要从实际出发确定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脚踏实地地推进我们的事业。中国梦正是既体现远大理想又符合实际要求的现实目标。中国梦强调要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未来社会要求在现实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讲：“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内在地包含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扶贫对象大幅减少，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加丰实的经济基础；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发挥，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加厚实的政治基础；社会保障全民覆盖，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社会和谐稳定，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在2020年之后再经过3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基础就会更加雄厚和强大。（执笔：辛向阳）

第五篇：中国省部级官员腐败的现状、趋势与治理(1986-2014)

中国省部级官员腐败的现状趋势与治理（1986-2014）

2014-09-11 09:41 来源： 《东方早报》 作者： 杨兴坤

本文所研究的腐败，是指违法以致犯罪，违反党纪以致受到撤职、免职、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两年以上处分，由中央纪委进行了立案调（审）查的行为。文中省部级官员是指在党委、人大、政协、政府、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关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副部级及以上或享受副部级及以上待遇的官员，不包括军队系统查处的腐败官员。

一、现状

1.涉腐数量大，年均查处6人以上

自时任安徽省委常委、秘书长洪清源于1986年4月18日被依法逮捕，1986年9月19日被开除党籍，因受贿罪于1987年2月11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至2014年8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时任十二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恩培，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时任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等3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28年零四个月间，我国共计查处了181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平均每年有6名以上省部级官员被查处，其中5名为女性。对于省部级官员来说，如此之巨的腐败人数，可以窥测出我国腐败状况的严重性，也反映了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参见图1）

2.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空前

自2012年11月十八大召开以来的近两年中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有48人，占181人的26.52%，即十八大以来查处的省部级官员超过1986年至今落马省部级官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2013年查处20人；2014年到目前为止查处27人，为历年之最；2014年已经过去的8个月中，平均每个月查处3名以上省部级官员，超过了过去任何一年的查处力度。48人中地方党政机关34人，国家部委局以及协会6人，国企4人，全国政协2人，中央政法委1人（***），全国 人大1人。其中副国级以上的2人，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副国级）、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正国级）。如上情形表明，十八大以来的两年多，反腐力度空前加大。2014年5月，我们估计全年查处省部级官员会在16人左右，到目前为止已有27人，这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全年有可能还会增加。这无疑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的坚定决心和从严治党的恒心。

3.腐败高官渗透各权力机关

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已经渗透到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十多个国家部委局以及大型国有企业中。其中地方党委30人，地方人大18人，地方政府38人，地方政协24人，地方法院6人，地方检察院3人，地方纪委2人，地方统战部及其他5人；国家部委局、署、（协）会24人；国企25人（其中金融行业10人）；全国人大2人；全国政协2人；最高法1人；中央政法委1人。

可以看出，地方党政机关官员的腐败情形较为严重，省级人民政府的省部级官员腐败数量最大。同时具有反腐败职能的法院、检察院、纪委、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也未能幸免。作为立法机关的地方人大和全国人大也都有涉及腐败的省部级官员。

大型国有企业查处了24名省部级官员，其中金融行业10名，国有四大行中的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各2名。国家部委局中，原铁道部、国土资源部、国家药监局是省部级官员腐败查处人数较多的单位，这可能与这些部门涉及工程和审批权力较多有关。

这表明腐败已渗透到各个角落，反腐败没有也不能有禁区，唯有如此，腐败治理才有成效，从严治党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4.腐败高官区域分布：中东部地区严重

1986年至今，地方党政机关中共计被查处了126名省部级官员，平均每个省（市、自治区）有4人以上被查处，遍及除港澳台及西藏外的所有省级行政区。也许是因地处西部、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等原因，西藏成为大陆地区唯一一片纯净的天空。

同时，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沿海地区、资源大省涉及腐败的省部级官员明显多于西部地区。广东省查处的人数最多，为9人，其次是山西省，查处8人。东部10省（市）涉及44人，平均每个省（市）4.4人；中部6省涉及33人，平均每个省5.5人；西部11省（市、自治区，西藏无省部级领导被查处，不计）涉及39人，平均每个省（市、自治 4 区）3.5人；东北3省涉及10人，平均每个省3.3人。这表明，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及沿海地区是反腐败的重要地区。

十八大以来，地方党政机关中总计被查处了34名省部级官员，除河南外的中部五省共查处了17名省部级官员。这可能表明，反腐败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同时，也可能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中西部内陆地区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腐败也在进一步蔓延。

5.涉腐官员职位高权力大

省部级高官，都是某一部门、地区、行业或领域的主要领导或一把手，位高权重自不待言。近年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有6人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即副国级以上领导干部，他们分别是陈希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成克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委员）、陈良宇（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以及苏荣（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二、趋势

1.拉帮结派、腐败群体化

腐败官员相互勾结、利用，其犯案呈现群体化、集团化的特点。他们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从公开报道来看，超过30%的省部级腐败官员具群体化特征，省部级官员腐败几乎没有只涉及一人的案例。有效预防官员腐败的群体化，需要建立权力制衡机制，而查处官员群体腐败，应采取“离间计”的方式。

十八大以来，四川省查处了李春城（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郭永祥（时任四川省文联主席）、李崇禧（时任四川省政协主席），海南省查处了冀文林（时任海南省副省长）、谭力（时任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从目前的报道来看，上述人员或多或少与***案有所牵连，是官员群体化腐败的案例；山西省查处了金道铭（时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杜善学（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令政策（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聂春玉（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川平（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任润厚（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白云（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加上曾任职山西的时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更是腐败集团化、群体化的典型。十八大以来，江西省查处了陈安众（时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木根（时任江西省副省长）、赵智勇（时任江西省委常委、委员），湖北省查处了吴永文（时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 6 柏槐（曾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郭有明（时任湖北省副省长），这些腐败案件都带有明显群体特征。

中纪委2003年查处的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案是腐败集团化、群体化的典型案例，所谓“河北贪官权力场”名单中的人都与程有所联系，特别是其前后两任秘书吴庆

五、李真更是和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早些时候，中纪委1990年查处的原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受贿案也是一个典型，被查处的局级干部有15人，处级干部有19人，科级干部有13人。

具有群体化特点的涉腐省部级领导干部还有：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与副省长刘长贵，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时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与党组成员何洪达，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与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因王落马的官员有22人），时任重庆市委书记***与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时任辽宁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与时任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大致同时被查处，并称“慕马”案，共有122名涉案人员被“双规”，62人被移送司法机关），重庆的秦昌典（时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与王式惠（时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涉及厦门远华走私案的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石兆彬，引发黑龙江人事地震的韩桂芝（时任黑龙江省政协主席），时任甘肃省委 7 常委王军，时任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涉及上海社保大案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前后两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同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的胡楚寿与于大路，等。

2.以权谋私、腐败家族化

媒体估计，官员腐败与家属子女有关联的超过60%。有道是“一人当官，鸡犬升天”，超过30%的被查处省部级官员的家属或亲友或多或少涉及犯罪事实，或者其配偶行贿受贿，或者其子女利用其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

从目前媒体的报道来看，***案其家属、子女也多有涉及。时任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是因为女儿出国留学，而收受巨额贿赂。时任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和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的程维高是为了儿子而走上腐败之路，李嘉廷甚至说：“我这一切都是为了儿子，无论坦白交代问题，还是检举揭发别人，都是为了李勃，包括上诉也是为了他。” 程维高主要是为其子程慕阳谋取利益。时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2002年出逃至今），其亲属在国家电力系统承揽了18个工程项目，总计涉及金额5亿多元。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时任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孔兴为夫妻勾结受贿。

鉴于官员腐败家族化，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查处官员腐败可将其家属、亲友作为突破口，而预防腐败，不能只仅仅从官员自身入手，还应从其身边人着手。3.权色交易、生活腐朽化

在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中，超过40%的被公开报道有不正当两性关系。2010年初，媒体曾报道，2009年17位省部级高官落马，6人有情妇，落马巨贪九成包养情妇。有的省部级官员直接因为情妇举报或为情妇牟利而最终被查处，时任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是因为雇人炸死情妇而最终被查处。有媒体报道了陈希同和五个女人的故事，陈希同与王宝森建造别墅及购臵设备供他们与情妇玩乐，花掉了3521万元。***被指“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陈良宇被指“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搞权色交易”。成克杰沉湎女色，包养情妇李平。这些案例证实了被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生活极为腐化。因此，反腐败也可以从官员的日常生活入手。

4.钱权交易、腐败金钱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查处的省部官员腐败案件，涉案金额较小，一般为几千或者几万元，最多几十万元。以1999年查处的成克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长清（时任江西省副省长）案为分界线，其后涉案金额急剧增加，一般都在几百万、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2007年查处的陈同海（时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案，涉案金额高达1.97亿元。（参见12版表4）5.负隅顽抗、关系涉黑化

省部级官员作为高级官员，其社会关系网复杂，自不待言，有报道称李嘉廷案涉及的关系网比“厦门远华走私案”还要大；部分犯案省部级官员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甚至与黑恶势力勾结，打击报复举报人。从有关报道来看，有省部级官员牵涉其中的四川富商刘汉案件即带有黑社会性质。当王怀忠（时任安徽省副省长）知道中纪委正在调查其案件时，设臵障碍，阻止中纪委调查，并试图贿赂中纪委办案人员，其反侦查能力表现得尤为突出，给案件的审理造成极大困难；而程维高不仅破坏中纪委的调查，而且打击报复检举人，恣意将举报人投入狱中。时任山东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雇凶将情妇炸死，时任河南省副省长吕徳彬雇凶杀妻，他们的犯罪行为也具有黑社会性质。

当前的“老虎反扑”论，其实指的就是某些高官使用各种方式和手段，甚至动用黑社会力量阻止反腐，避免被查处，保护自身既得利益。

6.蓄谋外逃、呈现国际化

部分涉及腐败的省部级官员犯案之初或发觉有关部门在调查自己的时候，便蓄谋外逃，赃款转移跨国化，即向国外境外转移赃款赃物，这使案件复杂化，侦破的难度更大。这在成克杰和程维高二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成早有预谋，将各种赃款赃物转移到其香港的情妇李平手上；程维高也是早有准备，眼看东窗事发，便将儿子送出国去，并带走了大量的赃款。

2002年被查处的高严，至今潜逃在外。2003年6月被查处的时任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孔兴是在外逃途中，被审计署和公安部在首都国际机场拦截下来。2003年获刑的原广东省政法委副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为儿子办了香港身份证和居留权，然后又让其子披着港商的身份回到内地经商，倒卖土地。这些案例都使省部级领导干部腐败具有跨境跨国的特点。

金融行业因驻外分支机构较多，资金来往密切，该行业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腐败，更具有跨境跨国的特征。原中信集团副董事长金德琴多次利用美元、港元、人民币汇兑的机会进行挪用谋利；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所涉案件是在美国加州蒙特雷县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属于比较少见的跨国调查。从媒体报道来看，案发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铁男犯罪也具有明显的跨国性。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2011年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外逃贪官携款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这表明，预防和治理贪官外逃是反腐败的重点和难题。

三、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对策 当前预防和治理腐败，从法律和制度角度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学界或政府相关部门普遍认为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存在诸多问题、障碍或困难。1994年全国人大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中央1995年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6年发布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我们认为，在相关法律出台以前，可以实行新进公务员、新上任的领导干部（如公开选拔或竞争上岗上来的领导干部）财产公示，然后逐步展开；也可以实行在党政机关内部网上公开。如果上述两种办法都无法实行，可以考虑试行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即公务员向纪委申报财产，由纪委掌握，不予以公开，这样即使有腐败犯罪行为，一旦暴露，也便于查处。

财产公示或申报的人员范围为全体公务人员和机关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其他公共组织处级及以上干部。财产公示或申报的事项主要包括：本人的工资及各类奖金、津贴、补贴等；本人、配偶及子女的收入、房产、车辆、投资、存款和债务，或以其他方式持有的有价证券、股票（包括股权 12 激励）、期货、基金、投资型保险以及其他金融理财产品，等。一些地方已进行相关试点，可总结加以推广。

2.官员离任审计制度

在官员调离原工作岗位后，对其廉政状况进行审查，可以在处级及其以上领导干部中实行，以避免带病提拔晋升、边腐边升。此制度的具体实行时间可以由中央或中纪委具体划定。离任审计人员范围为处级及以上干部，审计两次，两次间隔2年。

3.官员财产审查制度

为防止官员经济犯罪，可推行官员财产“三审查”制度，即对官员任前家庭和重要亲友的财产审查、任职期间收入的定期审查、离任前财产增加状况的审查，以防止腐败官员非法转移赃款赃物，减少边腐败边升职的情况发生。我们认为，接受财产审查人员的范围可以定为厅级及以上或处级及以上干部。

3.官员述职述廉制度

应严格要求官员定期向组织报告自身廉政状况和财产状况，并在单位内部公示；官员应自觉主动接受监督主体的监督，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质问和询问。官员述职述廉 13 人员范围为副科及以上干部。十八大以来，该制度在逐步推进，收到了一定效果。

4.建立权力制衡机制

一是改革党政领导体制。我国各级党政机关，在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兼职者并不在少数。应改革现有的党政领导体制，调整党、政、人大和政协的职能与结构，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领导职位之间不宜相互兼任，几者之间权力应互相制约、相互制衡，这样既可以达到监督的目的，又可以减少监督成本，防止腐败发生。

二是改革党政决策制度。为有效遏制腐败，建议试行重大决策相互签署制度，以达到权力制衡目的，即重大决策由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相互签署。如市委书记决策，需市长、市人大主任、市政协主席都签署，反之，市长、市人大主任、市政协主席决策亦需其他同级签署，以实现一级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衡，预防腐败，避免部门一把手滥用决策权。

曾担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十二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恩培，为何不听前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的建言和批评？为何被指责贱卖价值千亿元的矿区给四川富商刘汉？部分原因即在于其在云南省有至高无上的决策权，而对其权力运用缺乏监督制衡。三是创新权力运行机制。目前，各级政府机关的正职如省长、局长，除主持全面工作外还要分管一定具体事务；副职如副省长、副局长分管部分事务，但正职疏于对副职监督，也不太熟悉或过问副职分管的业务。

可以让正职不再直接管人、财、物等工作，各项权力分解交由副职分管，正职履行监督职能，副职行使决策权。副职就分管领域的事务进行决策，重要决策（如重大工程招标）报正职签署，在单位内部形成权力制衡、相互监督的格局，以减少腐败。一旦查出问题，追究正职的监督失责问题，追究副职的决策失误问题。今年7月被查处的时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和2012年被查处的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能随意将自己的所谓“专利发明”运用于自己所管辖的部门，显然是权力在二人所管辖的“王国”里没有任何制衡和监督所造成的。

5.规范招标采购制度

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超过40%涉及房地产、建设工程等重大工程项目。为遏制工程腐败，应建立公平竞争、规范运行的工程项目全程公开招投标新秩序。可以考虑电视或网站直播招标过程，便于媒体、群众进行网络监督。同时建议，实行重大招标项目和重大采购项目备案制度，即招标结果必须向上级报告备案，接受审查。6.加强党的巡视制度

2009年7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对巡视制度做出规定。2013年以来中央巡视工作逐步制度化。从2013年中央的两轮巡视来看，效果显著，第一轮10个巡视点，9个点查出腐败问题，其中3个点存在工程腐败；第二轮10个巡视点中，8个查处腐败问题，其中6个点存在工程腐败，这对监督省部级官员和查处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起到了较大作用。可以考虑将巡视工作制度化，并拓展、延伸，即省级巡视市级，市级巡视县级，县级巡视乡镇。

7.强化反腐立法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先后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3000多项。其中，十六大以来中央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重大法规制度，例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可以讲，反腐立法工作有了重大进展，法制化反腐已成共识。

当前，为加强反腐败立法工作，推进反腐败法制化进程，我们认为应尽快制定以下法律法规：《反腐败法》或《反贪 16 污贿赂法》、《廉政法规》、《重大决策程序条例》、《政务公开法》等。

作者：北京建筑大学经济与管理工程学院副教授 杨兴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