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何以发生

第一篇：冤案何以发生

冤案何以发生

人活着，好好的，就该有感恩之心。我已经活了60多年，既没有死于战乱，也没有死于灾难；既没有染上不治的病症，也没有沦为冤狱的牺牲，我是应该感恩的。

今天，在这个新书发布会上，我要感谢的人就很多。首先，我要感谢那些冤错案件的当事人，他们用自己的痛苦乃至生命，为我们演绎了如此惨烈的人生故事，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内容丰富而且深刻的真实素材„„

这些年，我国发现的冤错案件中有一类是极具震撼力的，那就是亡者归来的冤案。这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亡者为假，归来为真，譬如湖北佘祥林案和湖南腾兴善案。一种是亡者为真，归来为假，譬如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与河北聂树斌案。无论是真实版亡者归来，还是虚幻版亡者归来，它们都在追问一个问题：冤案何以发生？

诚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错案责任都归结到办案人员身上，因为这些冤案暴露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许多漏洞和缺陷。其实，从1995年的黑龙江石东玉到2000年的云南杜培武，从2005年的湖北佘祥林到2010年的河南赵作海，从2013年的浙江张氏叔侄到2014年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这些冤案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一个概念就是“复制”。这些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司法错误似乎都延循相同的模式，类似的人生悲剧在不同的执法和司法人员手中一次又一次被重复。因此，这不是或主要不是个人的错误，而是司法制度的错误。当然，制度也都是由人来执行或运转的。我说是“制度之错”，并不是说这些办案人员都没有责任，而是说在这样制度下，制造冤案的人未必都是坏人和恶人。

在佘祥林案平反之后，我们就开始对刑事错案问题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一些典型冤案的全景式回顾，我发现，每一起冤错案件的发生都是多种原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原因综合反映出我国刑事司法中存在可能导致错判的十大误区。我在这本书中只列举了这些误区，如果进一步考察这些误区形成原因，可以发现其中有些属于制度或体制问题，有些则属于观念或意识问题。认知这些误区，可以有的放矢地修补制度漏洞，使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更加完善。

我不愿意把制造冤案的人都说成坏蛋，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纠缠在我心间：那些办案人――特别是进行刑讯的警察――当时是否知道或者意识到嫌疑人可能是无辜的人？我相信，在有些冤案中，办案人员基于认识错误而没有想到嫌疑人可能是无辜者，但是在有些冤案中，办案人员当年可能已经认识到嫌疑人可能是无罪之人。譬如在杜培武案和念斌案中，如果杜培武和念斌后来的讲述是真实的，那么审讯人员应该已经知道他们是在拿无辜者顶罪了。假如真是这样，那会是人性中一种什么样的恶？明明知道对方不是罪犯，却还要用各种残酷手段去折磨，去逼供！而且，他们应该知道，这样入罪的结果可能就是死刑！

于是，联想到呼格吉勒图案中的真凶赵志红，此人身材矮小，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我看到一段报道，在他奸杀一个女出租车司机之前，被害人恳求他，“你可以要钱，也可以要车，就是别要命”。然而，赵志红还是残忍地把她勒死了。这是极其邪恶的行为！那些明知无辜却还要置人于死罪的办案人员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人性之恶，恐怕与赵志红相去不远！

在冤案制造者中究竟有多少明知无辜也要入罪的人？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找到答案。现实生活中，有一些问题无法找到答案。

（此文是作者在“《亡者归来――刑事司法十大误区》新书发布会暨错案预防研讨会”的讲述摘要。）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第二篇：法律保障严禁冤案错案发生

2003年杭州发生一起强奸致死案，嫌疑人张高平、张辉叔侄分别被判死缓和15年徒刑。坐牢十年终见天日，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张辉、张高平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在重审法庭上，张高平对法官们说了这样一段话，今天你们是法官和检察官，但是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法官和检察官，如果要是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们的子孙也可能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边缘（见3月29日央视《新闻1+1》）。

张高平、张辉叔侄俩文化都不高，但是他们以吃尽了苦头、流干了眼泪的十年冤狱经历，得出了这样一个令人警醒的结论：没有法律保障，司法不公正，谁都有可能被冤枉，遭遇冤狱，甚至会被推到死刑的边缘。此前发生的佘祥林案、赵振海案、聂树斌案……就是现实旁证。

冤案得以平反，正义得以实现，天经地义。问题是这个正义缺席得太久了，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十年冤案，一朝平反，张氏叔侄重新获得了自由和尊严，我们在为此庆幸的同时，应该深刻反思：冤案为何得以发生？目前，张氏叔侄冤案的真相还没有公布于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非法取证是制造冤案的真正“真凶”。其实，这个案子之所以当时导致错判，就是在没有任何物证和目击证人的前提下，司法人员采取包括刑讯逼供等手段取得所谓的“证据”，仅凭孤立的口供，把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案件给办成了所谓的“铁案”。反思近年来冤假错案的形成过程，最后都不难揪出刑讯逼供这一真正的“元凶”，而支撑刑讯逼供则是有罪推定、疑罪从有这个不散的阴魂。

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疑罪从无原则已成为明确的司法精神。但应当看到，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的观念，在一些司法人员头脑里还根深蒂固。新修改的刑诉法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做了很多具体的规定，问题在于，真正落实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措施和保障性条款，切实让疑罪从无原则落到实处，最重要的还是要思想深入根除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的观念，在此前提下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进行审判活动，切实贯彻排除非法证据的原则，坚决遏制刑讯逼供现象。否则，冤案终将难以避免。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英国思想家培根在400多年前有一个其名的论断：“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一次犯罪仅仅是一次犯罪；而一次错判，则必将动摇法律以及道德的准星，模糊人们的是非观念，法令不彰，天下惶惶，损害社会的公平正义，而缺乏公平正义，必须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社会只能是一片混沌，殃及的是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乃至我们的子孙后代。

刑法以及刑事诉讼制度的功能，除了惩罚和打击犯罪、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就是保护无辜和维护人权。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说，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落实这一要求，作为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司法案件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真正实现每一个司法案件的公平正义，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篇：冤案赔偿如何以公正的方式告慰人心

冤案赔偿，如何以公正的方式告慰人心

毛立新 《 中国青年报 》（2014年12月19日 02 版）

备受关注的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有了再审结果，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宣判，呼格吉勒图无罪。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案符合申请国家赔偿的条件，待呼格吉勒图父母提出申请后，法院将立即启动国家赔偿程序。

呼格吉勒图的父母能够获得多少国家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赔偿大致包括以下几项：一是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一职工年平均工资（2013年为52379元）的20倍，约为104万余元；二是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即呼格吉勒图的父母，还应当支付生活费，给付至其死亡时止，支付标准参照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三是精神抚慰金。前两项比较明确，数额也相对确定，需要关注的是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块，呼格吉勒图本人已死亡，其父母能否获得、获得多少精神抚慰金？

关于国家赔偿范围中是否包括精神损害赔偿，我国立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1994年颁布、1995年起实施《国家赔偿法》，仅规定对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生命健康权、财产权的国家侵权行为予以赔偿，并未就精神损害赔偿作出具体规定。2010年修订《国家赔偿法》，其中一个重大进步，就是增加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国家赔偿制度。

修订后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也就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人身权的各种情形，包括违法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情形。由此把国家赔偿的范围扩大到精神损害赔偿，此后平反的一系列冤错案件，众多当事人获得了数额不等的精神抚慰金。

但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不同法院对适用条件和前提理解不一，赔偿金额也千差万别，从几千元到上百万元不等。为统一法律适用，201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认定方法，规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确定原则和上限下限，即原则上不超过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所确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最低不少于1000元。

根据上述规定，呼格吉勒图案可能获得的精神抚慰金数额最低为1000元，最多为36万余元。但仍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与浙江“张氏叔侄案”等案件的国家赔偿不同，本案受害公民已死亡，谁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首先，根据法理，人身权利具有专有性，在受害人死亡的情况下，精神损害赔偿已经不能达到对受害人本人的精神抚慰、补偿目的，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因此而消灭。

接下来的问题是，死者的继承人和其他有抚养关系的亲属，是否有权申请精神损害赔偿？从法条看，《国家赔偿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受害的公民死亡的，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抚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结合第三十五条关于国家赔偿范围的规定，可以得出结论，受害公民死亡的，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抚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对于这种请求权的来源和性质，学理上有不同理解。有观点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在其本质上乃是属于债权，并且具有财产性质，应当同其他财产一视同仁，得为继承之标的，即亲属的这种权利来源于继承。也有人持“继承否定说”，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具有“人身专属性”，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系其固有的权利，而非继承而来。

后一种理解更为合理。因为，根据精神损害赔偿的原理，精神损害赔偿权不能让与和继承，在受害公民死亡的情况下，其亲属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应理解为他们所固有的一种权利。这是因为，国家侵权行为不仅仅给受害公民带来精神痛苦和损失，也会给其亲属带来极大的精神痛苦，特别是受害公民已经被执行死刑的案件。这种精神损失和痛苦独立存在，不应该被忽视或抹杀。

人死不能复生，虽然再多的赔偿，都无法唤醒不可重生的生命，难以抚平死者亲属所遭受的痛苦。但我们仍然希望，法院能够依法、尽快、足额地给予呼格吉勒图的父母以赔偿，这不仅是对死者和生者的一种告慰，也体现出国家及司法机关对冤狱应有的态度和担当。

第四篇：“二张”冤案平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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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冤案平反录

“二张”冤案平反录

2013年3月20日上午，在全国押犯规模最大的监狱――浙江乔司监狱，一间教室被布置成临时法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此再审张辉、张高平“两张强奸杀人案”……六天后，当年作出重罪判决的浙江省高级法院宣判：张辉、张高平无罪。宣判后，浙江高院一位副院长出现在法庭，向二人表示了歉意。“二张”冤案得以平反，即刻震惊与轰动全国！

十年服刑再审

2003年5月19日，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接报，当日上午10时许在西湖区留下镇一水沟内发现一具女尸。公安机关侦查认定是安徽省歙县张辉、张高平所为。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院以强奸罪分别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同年10月19日，浙江省高院二审分别改判张辉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

根据张辉父亲张高发的再三申诉，2012年2月27日，浙江省高院立案复查，另行组成合议庭调阅案卷、查看审讯录像，调查核实证据。复查合议庭几次前往该案被害人安徽老家进行调查，前往新疆提审张辉、张高平，2013年1月将二人换押回杭州监狱，以便进一步提审核查。浙江省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确有错误，决定再审。

2013年3月20日，浙江省高院在浙江省乔司监狱对张辉、张高平一案依法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因涉及他人隐私）。3月26日，浙江省高院公开宣判，认为有新的证据证明，本案不能排除系他人作案的可能，原一、二审判决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据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

该案2004年4月杭州中院一审以强奸罪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一审结束后，张辉、张高平“拼命”上诉。2004年10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分别改判张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张高平有期徒刑十五年。随后，二人被送往新疆服刑。在服刑期间，张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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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为自己的案子申诉，他的申诉书足足可以装满一麻袋。2011年5月，张高平再次向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科申诉，称自己遭“陷害”。

综合张辉父亲张高发的申诉和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提供的材料，2012年2月2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立案复查后，另行组成合议庭调阅案卷、查看审讯录像，调查核实有关证据。2012年7月，复查合议庭专程二次前往该案被害人安徽老家进行调查，8月前往新疆库尔勒监狱、石河子监狱分别提审了张辉、张高平，并于2013年1月前往新疆将张辉、张高平换押回杭州。2013年2月6日，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确有错误，决定进行再审。

新的证据来自该案被害人身上提取的混合DNA，经过物证鉴定，该混合DNA与张辉、张高平均不符合。DNA查出了真凶。事实上，该案的办案人员曾经通过媒体详细描述了办案过程。张辉、张高平两人在审讯中曾多次翻供，警方不仅没有在受害人身上找到与他们相吻合的物证，而是在死者指甲中发现了与涉案两人无关的第三名男性的DNA。

3月26日，浙江高院的再审判决书中认定，因审讯录像、和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不完整，警方的取证程序存在不规范之处，原一、二审认定的主要证据不可作为定案证据。浙江省高院认为，“本案中的DNA鉴定结论与本案犯罪事实并无关联”。

而事实上，早在2003年6月23日，杭州市公安局作出《法医学DNA检验报告》，所提取的被害人王冬八个指甲末端检出混合DNA谱带，可由死者王某和一名男性的DNA谱带混合形成，但排除张辉、张高平与王冬混合形成。专案组在复查中发现，该案被害人身上提取的DNA物证，与2005年杀害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女生吴晶晶的出租车司机勾海峰相吻合。

勾海峰是吉林省汪清县人，2005年1月8日晚7时30分许，勾海峰利用其驾驶出租汽车的便利，采用扼颈等手段将乘坐其出租汽车的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学生吴晶晶杀死，并窃取吴随身携带的财物。2005年4月22日，勾海峰因犯故意杀人罪、盗窃罪被终审判处死刑，已于同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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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2日，杭州市公安局将被害人八个指甲末端擦拭滤纸上分离出来一名男性的DNA分型与数据库进行比对，发现与勾海峰DNA分型七个位点存在吻合的情况，该局将此结果送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再次进行鉴定，也得到了证实。专家定论：DNA鉴定客观性强，准确率达99.99%。

在再审之前，浙江省高院走访了王冬的家属和生前的朋友，证实王冬与勾海峰根本不识，遇害前的两个月里，更一直在亲戚家居住，这进一步证明：指甲里面的成分可能就是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证据。综合2003年5月19日王冬被强奸致死一案的相关事实、证据，不能排除系勾海峰作案的可能。案子令人惊愕……

在国徽高悬的浙江省乔司监狱临时法庭，张辉、张高平叔侄终于拿到了无罪判决书。这一天，他们整整等待了10年。此时此刻，叔侄俩百感交集，却只化成一句话：“终于清白了！” 浙江省高院对此案的再审法庭上，出庭的检察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正义虽然迟到，但不会缺席。这句话听上去很有哲理，用在现在这个时候也很合适。

张高平说，“再审后，浙江省高院副院长跟我们讲话，他也鞠躬，向我们两个人道歉。”他说，今天是（阴历）元月十五，团圆的日子，选这个日子，元月十五月亮圆。

叔侄以“强奸罪”入狱

时间追溯至2003年5月。5月18日晚九点多，安徽人张辉和叔叔张高平驾车送货去上海，经人介绍，老乡王冬的母亲将女儿托付给去上海送货的张辉、张高平叔侄，请他们顺路将王冬从安徽西县带到杭州打工，因为是老乡，王冬的父母也比较放心。当晚十二点，王冬的朋友接到了王冬快到杭州的电话，说她自己打的过来，不用朋友来接，没想到这竟成为王冬打出的最后一个电话。

途经浙江省临安市昌化镇，次日凌晨1时30分到达杭州市天目山路汽车西站附近。王冬离开汽车西站后于2003年5月19日早晨被人杀害，尔后尸体被抛至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留泗路东穆坞村路段的路边溪沟。

叔侄“二张”将王冬搭载到杭州后与其分手，随后他们前往上海。第二天早晨王冬被害，她被人们发现赤身裸体死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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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马路边的水沟里，时年17岁的王冬命赴黄泉……母亲知道后当场昏瘫倒地。于是，一无所知而最后接触王冬的张辉、张高平叔侄俩成为犯罪嫌疑最大的人。在上海返回途中，张辉、张高平叔侄被杭州警方拦截。

“当时主要的定罪证据就是被告人的有罪口供，但是叔侄两个被告在关键作案细节上严重地不吻合。前往作案现场的行车路线说法不一；作案现场的车辆行驶停放情况不一。”作为当时“两张强奸案”的辩护人，时任浙江大学法学院教师并兼任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的阮方民教授说，这根本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

阮方民说，当时一审中张辉当庭就提及刑讯逼供，在其后律师形成的辩护词中也曾经要求调查并排除非法证据，但最后未果。

而非常关键的证据则被遗忘。案发后仅一个月，被害人――17岁的少女王冬的八个指甲末端，检出混合DNA谱带，可由死者和一名男性的DNA谱带混合形成，但排除张氏叔侄与王冬混合形成的可能性。遗憾的是，二审法院认为：此证据与本案无关。在公安机关发现勾海峰DNA之前的2005年4月，在杭州监狱服刑的张高平看电视时，碰巧看到了勾海峰的案子，他当场高叫：“作案方式完全一样，王冬也是他杀的吧？！”当看到电视里勾海峰过临刑前最后一个生日时，张高平还在想：也许勾海峰会良心发现，把王冬案也供出来，张氏叔侄可得昭雪！他马上向狱警报告了这个想法，却没有受到重视。

叔侄二人被判刑后，2005年8月张高平、张辉被送到新疆石河子监狱服刑。其间张高平一直喊冤，这引起石河子市检察院检察官张飚、魏刚等人重视。张飚他们分析案情后，一直坚持帮助申诉。他们的努力被舆论与公众认为是叔侄冤案能够平反的“催化剂”。

张飚说，2007年，我们检察院监所部门到下面巡视，发现了他的冤情。

“我们监所检察官有个任务，每个月都要参加监所的狱情通气会，在会上，管教提出，有这么一个犯人，情绪比较反常，很激动，老向别人诉说冤情。他的情绪容易影响别的服刑人员的改造。他们希望检察官能帮助做些工作。”张高平反常行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我们发现，张高平这个人从来不要求减刑，符合减刑条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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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要求。他认为自己不是罪犯，罪犯才要求减刑。在监狱里，犯人见到我们，都要报告，自己叫什么名字，犯了什么罪……他从来不报告。他一直是这样一个状态。张高平的情况让我们既好奇又吃惊。”张飚说。

一开始，张飚主要从维护监狱正常的改造秩序角度，跟他谈话。去的次数多了，张高平就经常在他们面前申诉冤情。“接触一多，我发现他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也有喊冤的，做些安抚就平息了。但是他还是坚持。”面对张高平声泪俱下的申诉，张飚动心了。收到申诉材料之后，刚开始就是向有关部门用“机要通道”寄送。寄了以后，没有消息。“张高平就很着急，每次碰到我们就要问。”

2008年，《民主与法制》发了篇文章，说的是河南一起凶杀案，后来平反了，提到一个证人叫袁连芳。正好张高平案里也有证人叫袁连芳。张飚等就非常重视了，认为“两张”平反的可能性较大，就把有关情况向院里汇报。“我给浙江方面寄了很多次材料，回答还是比较欠缺。”2010年12月张飚将临退休，然而当时案子还是等待状态，没有实质性地进展。他就以个人名义，向浙江高院写信，主要想引起浙江高院的重视，凭个人的努力再督促一下……

2011年11月22日，张氏叔侄已经服刑八年，杭州市公安局在全国“清网”行动接近尾声时，再次比对DNA时，发现另一宗案件的罪犯、已经伏法六年的勾海峰是其所有者。这引起了浙江警方的高度重视。

时间虽然过去了10年，但毕竟冤案被纠正了，而且是在可能的“真凶”已经死亡情形下被纠正的，这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事实上，即便到这起冤案被纠后，法庭也没有认定真正的“凶手”是谁，因为，这位可能认定的“真凶”已经枪决了，而且，其他证据也不可能完整地证实是他所为。但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无论“真凶”有无露面，或者“真凶”是否死亡，现有的证据无法证实张高平、张辉犯有杀人罪，或者换一句话说，只要证实他们杀人罪的证据不足，他们就是无罪的。浙江一名法律界资深人士说。

《刑事诉讼法》也赋予法院作出两种无罪判决的权力，一种是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另一种是证据不足，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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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所以，法院重审认定张高平、张辉犯有杀人罪证据不足，无须查清谁是“真凶”，就可以作出无罪判决。

浙江高院新闻发言人唐学兵在回答记者时说：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张辉、张高平强奸的事实，主要依据两原审被告人有罪供述与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反映的情况基本相符来定案。经再审庭审查明，公安机关审讯张辉、张高平的笔录和录像及相关证据证明，侦查人员在审讯过程中存在对犯罪嫌疑人不在规定的羁押场所关押、审讯的情形；公安机关提供的张辉首次有罪供述的审讯录像不完整；张辉、张高平指认现场的录像镜头切换频繁，指认现场的见证人未起到见证作用；从同监犯获取及印证原审被告人有罪供述等侦查程序和行为不规范、不合法。因此，本案不能排除公安机关存在以非法方法搜集证据的情形，张辉、张高平的有罪供述、指认现场笔录等证据，依法应予排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继于浙江省高院之后，浙江省检察院也很快发出了声音，3月27日他们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省人民检察院依法纠正一起九年前错案，其中称在该案的再审过程中，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立足检察职能，本着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原则，积极推动法院再审立案，配合法院庭审，终使这起错案得以纠正。

“二张”平反后的深思

2012年3月26日中午，在五名家人的陪同下，张氏叔侄走下法院特派的中巴车，来到杭州某酒店，十多位从安徽歙县老家赶来的亲友正在门口迎接，张高平笑着和大家打招呼：“其他还好，就是耳朵有一只听不到声音了。”侄子张辉跟在后面，只是微笑，一言不发。

由于在浙江省高院领导的陪同，张家人显得有些拘谨，只是簇拥着这两位曾经“消失”十年的亲人往里走，谁也不提“那里面”的事情，但依旧有几个家人不断提醒：“先回房间洗个澡！”而张高平显得十分兴奋。“我们无罪释放啦！”他曾一度振臂高呼。

3月28日晚，浙江省公安厅针对张辉张高平冤案作出表态，向当事人及家属致歉，并提出要调查公安在案件中的相关执法问题。浙江省公安厅表示，这起错案的发生，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作为刑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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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是有责任的，我们深感痛心，对当事人及家属深表歉意。浙江省公安厅已要求杭州市公安局配合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相关执法问题的调查，做到有错必纠，有责必查，绝不掩盖、绝不袒护。

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要依法给予国家赔偿。”2012年，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标准，具体数额为每日162.65元。“这样算下来大概就是六七十万元左右。”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严华丰说。

张辉、张高平“两张”叔侄冤案平反已尘埃落定，但留给了人们沉重的深思。在再审法庭上，公诉机关提出三个观点：一，此案是错案；二，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不规范使用侦查人物的情况，有讯问、羁押地点不合法的情况，有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长时间审讯甚至殴打的情节，但是还不构成刑讯逼供。同时，公安机关取得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新证据的出现，不排除有第三人作案的嫌疑；三，综合原有证据和新证据，张氏叔侄强奸杀人罪不成立，应宣告无罪。

在重审的法庭上，张高平最后说了这样一段话：今天你们是法官和检察官，但是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法官和检察官，如果要是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们的子孙也可能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边缘。他的话让全场陷入沉默……

让历史记住这一冤案，但愿不再重演！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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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惊天冤案反映材料

关于宜昌市政法委机关领导与宜化集团腐败分子相互勾结指使猇亭区公安分局刑警滥用职权、制造冤假错案掩饰挪用贪污国家公款利用帐外资金非法谋利犯罪的

反 映 材 料

我是一名执业律师，曾经于2002年状告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公安部长***，现出于一个法律工作者的良知，不得不对湖北省宜昌市政法委和猇亭区公安分局与宜化集团腐败分子相互勾结、滥用职权，非法干涉和插手经济纠纷制造冤假错案，企图掩盖宜化集团腐败分子贪污挪用国家公款犯罪问题进行反映，目的是惩治违法分子和腐败分子，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习总书记的正确领导下，加速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法治的天平不向掌握国家权力的腐败分子错误倾斜！清洁国家机关体肤！

一、案件起因：

王政昌等人因在海南省海口市筹建“华尔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王政昌与黄子山于2013年7月2日在北京签订借款1个亿的合同，2013年7月5日与黄子山重新约定了口头合同，将借款1个亿改为借款4000万，利息2%。2013年7月8日，黄子山从其个人卡上汇到王政昌卡上4000万元。2013年7月12日王政昌在海南省海口市投资的“华尔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正式成立。2013年7月29 日和8月2日王政昌在北京偿还了黄子山300万元本金和预付40万元利息。2013年9月初，王政昌应黄子山的要求，同意以新还旧的方式先以北京立高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名义再借黄子山款 4000万，之后王政昌立马归还向黄子山2013年7月5日的借款4000万元，通过华夏银行打入又打出完成了以新还旧，同时等于王政昌预付了黄子山300万元利息，新款借用到2013年年终。2013年7月28 日由于王政昌偿还欠王素梅借款4800万元，将华尔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投资的股权转还给了王素梅4000万元。2013年10月8日黄子山给王政昌打电话说他的上级要求收回欠款或利息上涨一倍，王政昌讲如有必要可以与其上级面谈，黄子山挂断电话。2013年10月11日左右，黄子山到了王政昌公司财务处核对了一次账，黄子山写了欠他3700万元，利息为“4.5%”，比约定好的高一倍。2013年12月27日，福瑞鑫盛投资有限公司在报纸上公告注销，其财务审计报告：无债权债务，2014年2月12日在工商局注销终结。而3月11日猇亭区公安分局却说将扣押的3700万元给了福瑞鑫盛投资有限公司，此时该公司已经注销，且经审计无债权债务，为何要给一个已经没有债权债务的注销公司？！该款到底给了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34条的规定，应当由人民法院判决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猇亭区公安分局有何依据处分该款呢？！

二、猇亭区公安分局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

1、非法管辖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假设王政昌涉嫌合同诈骗案，王政昌的所谓的犯罪地不是宜昌市猇亭区，居住地也不是猇亭区，猇亭区公安局绝对没有管辖权。2013年7月2日，王政昌与黄子山等人在北京市签订了借款一个亿的合同，合同的签订地是在北京市，用款行为发生在海南省海口市，假设王政昌涉嫌合同诈骗案，那么其所谓的犯罪地是北京市或海口市，与宜昌市猇亭区无任何关联，按此享有管辖权的只能是北京市公安机 关或者海口市公安机关。王政昌居住地是北京市平谷区亦不是猇亭区，按照居住地管辖是北京市公安机关有管辖权。所以假设王政昌涉嫌合同诈骗罪，不管是依据犯罪地管辖还是居住地管辖，猇亭区公安分局均无权进行管辖。猇亭区公安分局纯粹是恶意进行非法管辖，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是掩饰隐瞒宜化集团腐败分子贪污、挪用国家资金的违法违纪行为！2014年8月20 日，猇亭区人民法院向宜昌市人民检察院发出（2014）鄂猇亭刑初字第00018号退卷函，告知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检察院关于被告人王政昌合同诈骗抽逃出资一案，因本案本院无权管辖，将该案退回。很显然猇亭区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那么此案的侦查机关猇亭区公安分局对该案同样没有管辖权。若猇亭区公安分局有管辖权，猇亭区人民法院就应有管辖权，不会发出（2014）鄂猇亭刑初字第00018号退卷函。但是猇亭区公安分局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其违法行为，而是向宜昌市政法委个别腐败领导报告继续操纵此案！“欲加之罪何患无词！”2014年11月6日，宜昌市政法委个别腐败领导，给非法经营和非法执法团伙作保护伞，召开了公检法三家协调会，针对王政昌所谓的合同诈骗案，要求法院违法指定管辖，并作出对王政昌作出有罪判决的指示意见。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刑事诉讼法解释的规定，指定管辖是在发生管辖权争议时才由上一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假设王政昌涉嫌合同诈骗罪、抽逃出资罪，那么享有管辖权的是北京市或海口市的人民法院，即使发生管辖权争议，他们的上一级也不是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无权进行指定管辖。是否有罪是要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根本不能根据指示意见作出判决。宜昌市政法委个别腐败领导为了包庇宜化集团挪用和贪污国家财物的腐败分子，不惜滥用职权，严重的粗暴干涉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

2、插手经济纠纷、包庇犯罪分子

猇亭区公安分局刑警滥用职权、插手经济纠纷，严重侵 害了王政昌的合法权益。王政昌与宜化福瑞鑫盛投资有限公司没有签订过任何合同，没有与该公司发生过任何关系。王政昌与黄子山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发生纠纷，本应该通过协商或民事诉讼等方式解决，但王政昌却被宜昌市猇亭区公安分局以涉嫌合同诈骗罪非法拘留关押，强迫正在履约的王政昌提前还款，且是要求王政昌还宜化福瑞鑫盛投资有限公司款，王政昌与宜化福瑞鑫盛投资有限公司未签订过合同，更没有其他业务来往，为何猇亭区公安分局要逼迫王政昌偿还对其不享有任何债权的宜化福瑞鑫盛投资有限公司款？假设王政昌与宜化福瑞鑫盛投资有限公司之间有借贷关系，也是双方之间的经济纠纷，更何况王政昌与宜化福瑞鑫盛投资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王政昌根本不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这就是问题所在，因夷陵区公安分局此前在查处其他案件中发现宜化集团领导挪用和贪污公款的事实，并汇报给了市政法委领导，但该市政法委个别领导为了包庇、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分子不让查处！而黄子山此案涉及资金又是被宜化集团挪用、贪污用来放利的账外资金，为了防止东窗事发，才又指使猇亭区公安分局用这种滥用职权的手段插手经济纠纷。再者王政昌与黄子山之间发生的是经济纠纷，是民事行为，根本不涉嫌刑事犯罪，猇亭区公安分局为了达到其保护非法经济集团宜化福瑞鑫盛投资有限公司的不法目的，滥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强行对王政昌进行拘留关押，编造犯罪事实，意图使王政昌受到刑事制裁，自己不但非法获利，而且掩盖了宜化集团与宜昌市政法委有关领导狼狈为奸、共同挪用、贪污宜化（国家）资金的犯罪行为，其行为就是滥用职权、为包庇犯罪分子而插手经济纠纷。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为禁止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公安部早就出台过《关于严禁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通知》、《关于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违法抓人的通知》及《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等通知，三令五申强调严禁插手经济纠纷，纠正办理经济案件 中的各种违法行为和不正之风。因此，请对猇亭区公安分局插手经济纠纷的违法违纪行为和有关领导的腐败行为依法进行处理。

3、刑讯逼供

2013年11月9日至2013年11月10日凌晨，王政昌被猇亭区公安分局公安人员一路押至猇亭区公安分局院内，在猇亭区公安分局讯问室，猇亭区公安分局的公安人员对王政昌进行刑讯逼供，致使王政昌骶尾部软组织损伤、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症、失眠等疾病，使其身心遭受严重侵害，精神遭受重大损害。猇亭区公安分局的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2014年5月23日，猇亭区人民检察院在没有询问调查案情下，以猇亭区公安局编造的起诉意见书起诉王政昌犯合同诈骗罪，起诉后的5月25日和5月27 日才去看守所询问详情，对王政昌受到猇亭区公安分局工作人员刑讯逼供的投诉置之不理。猇亭区人民检察院的行为触犯了《刑事诉法法》第五十五条（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非法取证

2013年10月16日，宜昌市猇亭区公安分局公安人员去了王政昌北京立高大厦办公处，当时王政昌没有在公司，正在外办事，公司张兴副总等人进行了接见，并说明了业务情 况。而后猇亭区公安分局冯小车冯队长用手机短信方式警告王政昌在规定时间内去见他。王政昌见冯小车作风恶略，郑重的给冯小车回了短信：“正常经济业务，定合同在北京，用款在海南，与宜昌公安有何关系。”王政昌让公司法律顾问李珍去见了冯小车，并说明了业务情况。2013年11月9日中午，王政昌在去八大处的路上被北京海淀区西山派出所配合宜昌猇亭区公安分局给其戴上手铐拘留到西山派出所，猇亭区公安分局公安人员让王政昌在涉嫌合同诈骗拘留证上签字，王政昌拒签和表示抗议，猇亭区公安分局就给其戴上脚铐，后押上一辆面包式的车，王政昌还见到猇亭区公安分局公安人员给了西山派出所人员一沓百元现金，西山派出所人员几次推拒后收款。显然，猇亭区公安分局公安人员没有合法理由对王政昌进行拘留，否则没有必要给西山派出所送钱，他们猇亭区公安分局公安人员与西山派出所的公安人员官官勾结严重侵犯了王政昌的合法权益。

2013年11月9日至2013年11月10日凌晨左右，王政昌被猇亭区公安分局公安人员一路押至猇亭区公安分局院内，在专用面包汽车上，一路王政昌未能睡觉和吃饭，在猇亭区公安分局讯问室，猇亭区公安分局人员对王政昌进行了刑讯逼供，问王政昌借宜化集团宜化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款项，王政昌如实回答，其未来过宜昌，未与宜化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过借款合同等事实。2013年11月10日凌晨左右，在猇亭区公安分局讯问完毕后，押到一医院做了体检后押至宜昌市第一看守所关押。王政昌在宜昌市第一看守所关押时，多次被提审，猇亭区公安分局公安人员多次诱供骗供和蓄意、蓄谋编写笔录，让王政昌多次抗议和纠正。2014年2月以冯小车为首的猇亭区公安分局刑警带着拟好的《取保候审决定书》到廊坊，要求王素梅按照他们的意见做笔录，并且交出2700万元资金，否则就将王素梅刑事拘留，按他们的要求做还可以释放王素梅的弟弟王智辉（王智辉因在王政昌与黄子山的借款合同中以保证人身份签了 字，亦被猇亭区公安分局刑警非法关押于宜昌市第一看守所），无奈王素梅在这些人的威逼、胁迫下，只得在拟好的询问笔录上签了字。

现经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鄂宜昌中刑终字第00119号刑事裁定维持了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鄂猇亭刑初字第00040号王政昌无罪的刑事判决，并已发生法律效力。虽然法院判决王政昌无罪，已经终审生效，但猇亭区公安分局与某些别有用心的腐败分子仍做垂死挣扎，仍继续千方百计、费尽心机的搜罗王政昌所谓的“犯罪”证据，意图掩饰其滥用职权违法违纪的犯罪事实。猇亭区公安分局公安人员上述一系列取证行为严重违反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刑事诉讼法解释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接受法律的制裁。

综合以上事实，宜化集团贪污腐败分子存在挪用国家公款、贪污腐败的犯罪事实，宜昌市政法委在领导岗位上的个别腐败分子与其相互勾结，为了掩盖更大的犯罪集团，才导演了这幕猇亭区公安分局违法插手经济纠纷滥用职权的闹剧。这里面存在着更加特别重大的违法违纪行为，应引起各级领导的充分重视，请上级领导责令有关职能机关依法迅速进行查处！

河北恩为律师事务所律师：万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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