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屁引发的反革命冤案

第一篇：一个屁引发的反革命冤案

一个屁引发的反革命冤案

1976年，贵州铜仁地区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辖今牛郎镇、大兴镇和沙坝乡)，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冤案。该区以追查‚反革命‛为名，以群众运动取代公安机关，采用五十多种酷刑，破获所谓‚反革命‛组织36个，‚反革命‛组织成员1359人，涉及贵州、湖南两省4县；致死37人，另有263人被折磨致残。事件的导火索，竟是一个地主子弟放的一个响屁。

横祸

1976年1月18日傍晚，牛郎大队鸡公田村，参加工程施工的四茶大队四茶村的社员们吃完晚饭后，围着几个火坑烤火取暖。由于晚餐喝了点酒，有几个年轻人就拿地主子弟龙政云的婚姻开玩笑。龙政云虽然心中不快，嘴上未敢作声，却放了个响屁，引得哄堂大笑。小伙子们继续开他的玩笑。龙政云借着酒劲，放出一句狠话来：‚你们再说，我杀死你们几个！‛

坐在龙政云对面的大队贫协主任田某闻言冲了过来，抓住龙政云的衣领，说：‚恐怕他敢呢！扭他到公社去！‛

其他人连忙过来劝阻：大家都是开玩笑，不要当真。龙政云的父亲龙德灿看到儿子闯了祸，急忙过来求情，田某也就放了手。

这件事，本可了结了，但不知谁又告到了工程指挥部。龙政云被捆到指挥部受审。受不了民兵的殴打，龙政云只好交待说他父亲龙德灿、叔父龙年灿、族兄龙茂云准备和他一起杀人。

武装部长听后，又把龙德灿、龙年灿、龙茂云三人叫到工程指挥部吊打逼供。龙茂云交待，沙坝公社他远房姑父吴宪保说他们那里有几千人要杀人，要暴动。(中共贵州省委信访处：《苗乡风云》，载《春风化雨集》，上册，309-320页，群众出版社，1981年)

武装部长拿逼供出来的线索，向区委书记龙文飞、公安特派员欧献庭汇报。欧献庭立即打电话通知沙坝公社把吴宪保抓到公社审问。审了两个星期后，也没交待出什么问题，吴宪保被放回家。

追查

1976年4月5日，北京发生了群众抗议‚文化大革命‛的‚天安门事件‛，该事件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一时间，阶级斗争的形势又紧张了起来。

于是，吴宪保又被叫到了公社，白天劳动，晚上受审。

4月12日，松桃县委书记石孟明到牛郎区接待省城摄影记者。石孟明说：牛郎的工作抓得不错，但更重要的是要抓阶级斗争。听说牛郎出现了‚反革命‛问题，不能轻看。对‚反革命‛要狠狠打击，一是镇压，二是惩办，决不手软。

5月7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对深入开展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斗争做了具体部署，把开展追查‚反革命‛破坏活动作为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重要内容(背景是‚总理遗言案‛和‚天安门事件‛)。

5月10日，公安特派员欧献庭在牛郎区委常委会上传达公安部关于‚追查谣言‛和‚追查反革命‛的两个紧急通知，并联系牛郎区的实际情况说：牛郎确有‚反革命‛组织。

5月19日，在松桃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石孟明发出号召：立即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追查反革命‛两个高潮；立即掀起一场‚追查反革命‛的群众运动。

6月6日至7日，牛郎召开区委扩大会议，各公社书记参加。龙文飞具体部署牛郎‚追反‛：区、公社、大队三级都要办‚交待问题学习班‛(简称‚交待班‛)，按‚一般成员大队办，骨干分子公社办，主要头头区里办‛的原则，把需交待问题的人员分别送进各级‚交待班‛。

此前，吴宪保在酷刑之下已经交待出有‚地下党‛、‚民工队‛等‚反革命‛组织，二十多个成员，其中包括其妹夫欧六章，妻子的族兄龙德灿、龙年灿，妻子族侄龙茂云，中学同学杨再德、向玉厚、舒典月、田兴和等。这二十多人还不足以让全区5个公社28个大队的‚交待班‛都有‚学员‛，于是就把1975年已经查过的由铜仁牵连过来的所谓‚复兴党‛成员尹修应、杨正荣等人，以及被检举‚投机倒把‛做生意的尹修武、吴炳称等人统统抓来进‚交待班‛。会议决定尹修武、吴宪保、欧六章等5人作为主要头头进区‚交待班‛，其余进各公社、各大队‚交待班‛。后来有一个公社和两个大队没有办成。

7月7日，召开全区革命生产大检查会议，龙文飞要求各公社抽专人搞‚追反‛工作。各个公社都现场报了名单，牛郎、木寨、沙坝、银岩四个公社都以武装部长为首，人数7至9人不等；大兴公社报的是以派出所指导员田井华为首的19人专案组，力量最强。有意思的是，后来大兴公社却没有办‚交待班‛。整个‚追反‛运动中，大兴公社仅白岩大队追出24个‚反革命‛，除1人致残外没有死一个人。

龙文飞在会上要求凡进‚交待班‛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做到‚五交待‛：1.交待‚反革命‛组织名称；2.交待‚反革命‛的目的；3.交待‚反革命‛的计划纲领；4.交待‚反革命‛活动的方式方法；5.交待上下联系人员。公安特派员欧献庭强调，审问时要作好统一规范的记录，各公社要相互联系以便共同掌握情况。

7月10日，牛郎公社召开‚追反‛动员大会，同时把劳改释放人员龙侯生等人以及‚不老实‛的‚四类分子‛拉来陪斗。其他公社派代表参加。大会由区长龙金明主持，区武装部长、‚追反领导小组‛组长彭忠顺发言。

7月19日至20日，在木寨公社召开牛郎、沙坝、木寨三个公社书记、武装部长参加的‚三社‛会议，总结部署‚追反‛工作。会上，龙文飞表扬了牛郎公社‚追反‛进步快，效果好，革命生产抓得好；沙坝搞得早，提供了不少线索，但是运动还只是少数人搞；木寨公社有点求稳胆小。银岩和大兴两个公社因在‚追反‛中没什么成绩，而被排除在会议之外。

54种酷刑，37条人命

专案组规定：一个人供就听，两个人供就信，三个人供就定。龙文飞公然说‚蜡烛不点不亮，‘反革命’不打不招‛。专案组自制多种刑具，施用54种酷刑，对进‚交待班‛的人员百般折磨。于是出现子供父、兄供弟，亲戚朋友，同学熟人互供的情况。木寨公社毛坪生产队共有19个男性主要劳动力，其中12人被打成‚反革命‛，9人进‚交待班‛；区机关一百三十多人，被供出有53人参加‚反革命‛。(《中共铜仁地委关于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追反‛冤案平反昭雪情况的报告》，1978年10月11日)

‚追反‛运动所制造的恐惧是空前的。

长达三个月的‚追反‛运动，先后有486人进‚交待班‛；在‚交待班‛中，有6人被枪杀，13人被虐死，有13人受刑不过自杀而死，受害者亲属受连累死亡5人，共导致37人死亡。打伤致残263人。(《中共铜仁地委关于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追反‛冤案平反昭雪情况的报告》，1978年10月11日)被预谋整死、但因某些原因未死的18人。

大多数被抓进‚交待班‛的人都是因为与干部有些私仇旧怨。沙坝公社红星大队凉风坳生产队陈祖前、陈仁培、陈祖武三兄弟就曾因民兵连长陈述炳奸污堂侄女而捆绑过陈述炳，结果三兄弟都在受刑中死亡。牛郎公社牛郎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向某在1969年欠生产队两百多元，仍要生产队会计保管员胡淮称足粮食给他，胡淮按照生产队‚欠款不发粮‛的规定不答应；于是向某就怀恨在心，在‚追反‛时胁迫受害者刘某搞死胡淮。银岩公社婆洞大队龙世恒之死则是因为其母曾被大队支书龙某强奸未遂(大概是1952或1953年，当时龙世恒十四五岁)；龙世恒成年后对此事耿耿于怀，常常说些风凉话来讽刺龙某；龙某乘‚追反‛之机，臵龙世恒于死地。银岩公社尖坡生产队队长龙世明因与龙兴茂老婆通奸，于是借机整死龙兴茂后与其妻结婚。

‚成绩‛

从6月14日区‚交待班‛开班，到9月中旬‚交待班‛被勒令停止，牛郎全区共抽出435人专案人员(审讯员、记录员、看守员、巡逻员)进行‚追反‛。破获的‚反革命‛组织名称有‚红卫兵‛、‚卫兵团‛、‚青年军‛、‚民青团‛、‚起义团‛、‚同盟党‛、‚新民党‛、‚自卫党‛、‚白虎团‛、‚猛军‛、‚红色战队‛、‚防共自卫党‛、‚湘西回乡团‛、‚571‛、‚517‛、‚703‛等36个，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中共铜仁地委关于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追反‛冤案平反昭雪情况的报告》，1978年10月11日)有1359人上了‚反革命‛名单，其中牛郎区有1253人。而当时牛郎区总人口35160人，主要劳力仅11480人(含青壮年妇女)。被打成‚反革命‛的都是青壮年男性。如果男女比例为1：1，则每5个青壮男人中就有1人是‚反革命‛。

‚学员们‛交待的‚反革命‛手段、纲领、军事组织结构等如同儿戏，漏洞百出。

反革命手段：1.杀干部的方法：偷干部家的鸡，干部以为是野猫偷鸡就出来查看，这样就乘机下手；2.放火烧集体的仓库，等干部出来救火，乘机杀干部。

反革命暗号：左手招摇。

反革命标志：稻草捆左手。

反革命纲领：1.把分给贫下中农的房子还给地主；2.抓紧搞副业，得钱好交队，一定要交齐；3.居民有供应；4.立栋房子；5.讨个知青做老婆；6.先杀党，后杀团，大小干部杀个完，贫下中农杀一半。

供出‚反革命‛成员的最高职位是师长。

这些‚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是怎样搞出来的呢？

县公安局刑侦股股长田银芝于1976年9月13日向县委汇报时说：‚沙坝公社‘反革命’组织名称是吴宪保开始交待的。吴宪保发展龙茂云，而龙茂云交待说没有组织；龙茂云发展田明亮，田明亮说是‘农民革命党’；田明亮发展刘常模，刘常模说是‘民主党反共军’；刘常模发展秦海成，秦海成说是‘反共救国军’；吴宪保发展欧六章和吴炳成，欧六章说是‘民工队’，吴炳成说是‘地下党’。‛

沙坝公社吴宪保在1976年4月25日的交待中写道：‚由于审讯不停，非说不可，当时无法。说不知道，上级不信，心中想取个名称，又怕算命不对八字，不对吴炳成的口，只好乱讲，叫做‘国民军’。‛

牛郎公社中寨大队干部在1978年向省地县工作组交待的材料这样写道：

七月十三，吴某、杨某到公社汇报工作，碰到龙文飞。龙文飞说：‚田明亮揭发龙侯生是‘反革命’营长，一点材料没有，看你们怎么办？你们回去要搞材料。人家四茶得表扬，你们中寨是中间分子！‛公社武装部长龙某也说：‚你们不狠狠地搞，‘反革命’会出来？‛

于是，七月十五晚上，大队支委5人审龙侯生，另有民兵小分队7人，共12人。先买了一头瘟猪打平伙，喝了五六斤酒。晚上麻某把龙侯生从附中拉到大队小学审问，先吊后乱打。龙侯生承认是营长，又交待了两个成员田建和、田树华。民兵杨某追问：‚既然你是营长，那么连长、排长、班长、指导员是谁呢？‛龙侯生说：‚我不承认，你们要打；我一承认，你们又向我要连长排长……‛杨某说：‚他不讲再吊起来！‛除田某搞记录外，其他人全都打了……

七月十六凌晨3点左右，龙侯生被打死。

牛郎大队民兵副连长莫刚前在吊打‚学员‛下手特狠，曾用竹条抽烂胡淮的脸。‚学员‛舒典文暗写纸条给胡淮，两人统一口径，咬定莫刚前也加入了‚反革命‛组织。按‚一个人供就听，两个人供就信，三个人供就定‛的规定，专案组信以为真，莫刚前在两手臂的肉被吊烂后，终于供认自己是‚反革命‛。放回后未能及时医治，右手致残。

关于龙文飞‚追反‛的动机，被派到牛郎作了深入调查的县公安局刑侦股股长田银芝的话可谓是一语破的。

根据时任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麻树清回忆，大概是1976年8月份，他从长兴回到县里，听到机关工作人员说牛郎‚追反‛搞得很凶，已经搞死二十多人了。麻树清就去公安局找田银芝问一下情况。田银芝明确地对麻说：‚区委书记想升官，想干出大成绩，乱搞！我劝他几次他不听，越搞越厉害。追查‘反革命’是公安部门的工作，群众只能配合、协助公安部门。现在龙文飞用群众运动来追查‘反革命’，‘反革命’越追越多，打死的越来越多。你尽快提醒石孟明书记，只有他才说得了龙文飞。‛

调查

7月7日，县公安机关知道牛郎区‚追反‛的做法后，当即提出停办所谓的‚交待班‛。龙文飞拒不接受公安局的意见，说：‚公安局不搞，我们搞！‛

在7月底8月初的全县‚三干‛会议间歇，地委书记魏立政偶遇龙文飞。龙文飞顺便介绍了牛郎‚追反‛的情况。此时交待班‚学员‛供出‚反革命‛人员名单已超过600人，‚学员‛死8人。魏立政叮嘱龙文飞要尽量做到不要死人。

8月3日，龙文飞第一次向县委常委汇报牛郎‚追反‛情况。龙文飞在汇报中隐瞒了多名死者是在审讯中被打死的事实，说死者‚一是自杀，二是死不交待又要逃跑，群众生气打死‛。石孟明表示：牛郎‚追反‛成绩是主要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牛郎‚反革命‛组织活动是存在的；600人的‚反革命‛名单中肯定有真的，也有假的：‚交待班‛不要宣布停下来，要继续追查，注意不要搞死人。会议决定公安局派人接手牛郎‚追反‛工作。

8月4日，县公安局刑侦股股长田银芝率4名公安人员进驻牛郎。田银芝解到公社、大队的‚交待班‛吊打严重，于8月11日打电话给县公安局长刘长学，通过刘请石孟明到牛郎实地看一看。

8月13日，石孟明到牛郎听取了田银芝的汇报，很生气。在当晚的会议上，石孟明说：牛郎区‚反革命‛是存在的，一定要搞清楚。县公安局再抽一人来协助。对进‚交待班‛的主要人员一定要搞清楚、搞彻底，不能光软，要攻才行。但石孟明也强调，要注意政策，不要再死人。(《中共铜仁地委关于对石孟明同志在牛郎区‚追反‛中所犯错误及处理意见的报告》，1978年11月22日)

8月27日，田银芝向县委汇报并传达地区政法领导的指示，要求牛郎‚追反‛要重证据，不要搞逼供信，不要再死人了：‚交待班‛只保留区一级，公社大队‚交待班‛全部停办。当时‚交待班‛已死24人。

9月8日，省委电话通知铜仁地委，派省公安厅林副处长等4人到松桃调查了解牛郎‚追反‛情况，要求‚交待班‛立即停办；为防意外发生，‚交待班‛人员先不要回去，要给予他们正常待遇，有病要治病；领导如有错误，要作自我批评；地委要派人调查了解，并写出详细报告和处理意见报省委。地委通知松桃自治县委：要坚决贯彻执行省委意见，不准再发生死人现象；要求县委派人帮助牛郎做好善后工作，把情况调查清楚并写出详细报告和处理意见报地委。

9月11日，铜仁地委通知松桃自治县委：地委常委决定由石孟明同志亲自抓牛郎‚追反‛的善后工作；在‚交待班‛中生病和伤残的要给予治疗。

省公安厅林副处长、地区公安局隆明星副局长来到松桃，和县委一起连续三天听取欧献庭、田银芝等人关于牛郎‚追反‛的详细汇报。此时‚交待班‛已有29人死亡。

田银芝汇报后认为：‚中国青年党‛最多查到格老大队田明亮为止；根据已掌握的情况来看，交待的情节出入很大：‚复兴党‛没有什么可查的；现有的很多材料是逼供搞出来的。

省公安厅林副处长说：省委指示‚交待班‛全部停办。从汇报的情况来看，牛郎是有‚反革命‛组织活动。但在侦破过程中死亡29人，这在全省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县委书记石孟明说：‚上面叫我们停止，好像我们全错了，一点成绩都没有。你压我我也不服。你们回去向省委汇报把我的职务撤了！‛

9月15日，县委研究同意‚交待班‛全部停办。但认为：省地的调查应该调查整个案情；如果光查死人问题，实际是泼冷水，不利于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据刘长学回忆，9月15日之后的某一天(20日之前)，石孟明和刘长学等人去牛郎听取牛郎区委的汇报，牛郎区委仍提出继续在区机关办‚追反‛学习班。刘长学坚决反对，石孟明否决了牛郎区委的要求。

9月20日，省、地工作组和县委副书记吴建德一行到牛郎调查。

9月22日，省、地工作组离开。吴建德和田银芝等人继续在牛郎深入调查。

11月15日，吴建德、田银芝等人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向县委汇报，得出的结论是：牛郎公社反动组织‚复兴党‛和‚青年党‛是存在的，但首犯不是松桃人，材料也还有些问题。

负责到沙坝公社调查的公安人员罗时发汇报说，沙坝‚反革命‛集体是不存在的，但吴宪保、吴炳成、欧六章个人有些‚反革命‛言论。基层意见是应该定吴宪保、吴炳成2人为‚反革命‛。

负责到银岩公社调查的公安人员查世鲜汇报说，银岩公社没有发现‚反革命‛活动，也没有‚反革命‛言论；就连吴炳称‚投机倒把‛卖大烟光洋也是假的。

至此，轰轰烈烈的1976年牛郎‚追反‛运动，仅以尹修应作为‚复兴党‛的重要成员于1977年被判刑10年宣告结束(1978年其他受害者平反后不久，尹修应也得到平反)。‚交待班‛的‚学员‛被放回家，伤残者自己找草药医治。但仍有不少受害者受到大队干部的刁难，不准草药师为受害者采药。

上访

显然，这样的结果是受尽磨难的受害者不能答应的。他们被放回去后，告状信就纷纷寄往上级有关部门。从松桃寄出的告状信，很多都回到了龙文飞手中，受害者还一再受到恐吓。于是，很多人走到外县铜仁、江口甚至湖南投递告状信，但都石沉大海。

经过一年多的休养，身体稍有恢复的受害者杨再德在投递21封信没有回音之后，他决定亲自带着第22封信往北京。几十个受害者家庭集资79元，给他做路费。1978年6月25日，他和田兴和、秦继昌三人踏上了去北京的上访之旅。可这区区79元连他们去北京的单程车费都不够。临行前他们已经向家人交代后事，状告不响决不回家。

途中他们买短程票上火车后，向乘务员展示身上的累累伤痕，声泪俱下地哭诉悲惨经历，感动了不少乘务员，免了他们不少车费。临到北京，他们又得到一个军官的指点。到北京后，他们成功地把告状信交到了邓小平办公室。邓小平副主席作出批示后，呈交华国锋主席。华国锋批示要求贵州省委查明情况，如属实，除对冤案平反外，对伤害群众者应严肃处理。(松桃苗族自治县档案局档案：全宗号23，目录号1；年度1978；案卷号125；标题：县委常委会整风会议记录，1978年7月-8月)

平反

结果可想而知。贵州省委、铜仁地委立即组成工作组对1976年牛郎‚追反‛事件进行调查，为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昭雪；对受害者给予补偿，对受迫害死亡的受害者家属进行抚恤，伤残者给予免费治疗；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牛郎区委书记龙文飞推卸不了责任，于1978年8月16日服毒自杀，随后被开除党籍；彭忠顺、滕久先、吴求亮等8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已升任铜仁地委副书记的原松桃县委书记石孟明被撤销职务，并责令其在1978年9月27日牛郎‚追反‛平反群众大会上公开道歉(1981年11月石孟明复出任地区行署副专员，1983年5月，升任地委副书记、地区行署专员)。

第二篇：一个淘气包引发的教育问题

一个淘气包引发的教育问题

——读万巴著作《淘气包日记》有感

青岛永安路小学

六年级四班

李雪音

《淘气包日记》记录了九岁顽童姜尼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种种传奇的经历。他在客厅表演魔术，几乎射瞎姐夫的眼睛；他把鞭炮藏进壁炉，结果引发爆炸；他和同学打赌，却酿成一场车祸……

我认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样的孩子并不少见。然而，大人们去不知如何去教育这些孩子，只是一味地去打骂。他们因为管教孩子失败而为自己找种种借口。但是，淘气的孩子往往充满争议。他们有是因为想帮助别人却遭到了误会；他们有是因为玩耍却遭到大人们斥责；他们有是因为鞭挞社会丑恶的事实却遭到别人的疯狂报复。这一切，在书中有着形象的表现。

作者强烈反对随便体罚孩子。常言道：“棍棒底下出孝子”，其实，孝子不是打出来的，人才更不是打出来的。

《淘气包日记》记录了我们成长中共同的秘密。如何教育孩子是国内外一个永恒的话题。作品中无数事实证明，在教育问题上，许多过错来自大人，而不是孩子。在此，我希望所有家长一定要从自身找原因，并给孩子一个自由的空间，让孩子尽情发挥自己的爱好和特长！

第三篇：一个故事引发的数学家

数学故事

一个故事引发的数学家

陈景润是家喻户晓的数学家，在攻克歌德巴赫猜想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创立了著名的“陈氏定理”，所以有许多人亲切地称他为“数学王子”。但有谁会想到，他的成就源于一个故事。

1937年，勤奋的陈景润考上了福州英华书院。一天，沈元老师在数学课上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200年前有个法国人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6=3+3，8=5+3，10=5+5，12=5+7，28=5+23，100=11+89。每个大于4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两个奇数之和。因为这个结论没有得到证明，所以还是一个猜想。大数学欧拉说过：虽然我不能证明它，但是我确信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从此，陈景润对这个奇妙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课余时间他最爱到图书馆，不仅读了中学辅导书，这些大学的数理化课程教材他也如饥似渴地阅读。兴趣是第一老师。正是这样的数学故事，引发了陈景润的兴趣，引发了他的勤奋，从而引发了一位伟大的数学家。

数学故事

聪明的小男孩

从前，一个国王经常给身边的大臣出难题来取乐，如果大臣答对了，他将用小恩小惠给点赏赐；如果答不出来，那将受罚，甚至被砍头。

一天，国王指着宫里的一个池塘问：“谁能说出池子里有多少桶水，我就赏他珠宝。如果说不出来，我就要‘赏’你们每人50大鞭。”大臣们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难住了。

正在大臣们心慌意乱之际，走过来一个放牛的小男孩。他问清了事情的缘由之后说：“我愿意见见这位国王。”

大臣们把小男孩带到了国王身边。国王见眼前的小男孩又黑又瘦又小，便怀疑说：“这个问题答上来有奖，答不上来可要被砍头的，你知道吗？”在场的人都替这个小男孩捏了一把汗，可小男孩却不慌不忙地回答出国王的问题。国王无奈之下，拿出珠宝奖励给了小男孩。小朋友们，你知道他是怎样回答的吗？

其实，国王出的是一道条件不足的问题。在正常的思维模式下是无法找出正确答案的。小男孩正好抓住这一关键。他是这样回答的：“这要看桶有多大：如果桶和池塘一样大，就是一桶水；如果桶只有池塘一半大，就是有两桶水；如果桶是池塘的三分之一大，就是3桶水„„”

小男孩实际上打破了习惯性的思维模式，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他的头脑多么聪明，多么灵活啊！

数学故事

唐僧师徒摘桃子

一天，唐僧命徒弟悟空、八戒、沙僧三人去花果山摘些桃子。不久，徒弟三人摘完桃子高高兴兴回来。师父唐僧问：你们每人各摘回多少个桃子？

八戒憨笑着说：师父，我来考考你。我们每人摘的一样多，我筐里的桃子不到100个，如果3个3个地数，数到最后还剩1个。你算算，我们每人摘了多少个？

沙僧神秘地说：师父，我也来考考你。我筐里的桃子，如果4个4个地数，数到最后还剩1个。你算算，我们每人摘了多少个？

悟空笑眯眯地说：师父，我也来考考你。我筐里的桃子，如果5个5个地数，数到最后还剩1个。你算算，我们每人摘多少个？

唐僧很快说出他们每人摘桃子的个数。你知道他们每人摘多少个桃子吗？

数学故事

﹤、﹥和﹦的本领

很久以前，数学王国比较混乱。0—9十个兄弟不仅在王国称霸，而且彼此吹嘘自己的本领最大。数学天使看到这种情况很生气，派﹤、﹥和﹦三个小天使到数学王国建立次序，避免混乱。

三个小天使来到数学王国，0—9十个兄弟轻蔑地看着它们。9问道：“你们三个来数学王国干什么，我们不欢迎你们！”

﹦笑着说：“我们是天使派来你们王国的法官，帮你们治理好你们国家。我是‘等号’，这两位是‘大于号’和‘小于号’，它们开口朝谁，谁就大；它们尖尖朝谁，谁就小。”

0—9十个兄弟听说它们是天使派来的法官，就乖乖地服从﹤、﹥和﹦的命令。从此，数学王国有了严格的次序，任何人不会违反。

第四篇：一个学生引发的思考doc

一个学生引发的思考

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身为心理专业毕业的人，本应能更好地利用专业为工作服务。但作为一个主课老师，各方面的压力，让我经常采用一些理所应当的方法，最擅长用的就是以前自己老师的方法。然而，十来年的社会发展，也使得学生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真正所要用的，是适应当代学生特点的方法。

有一个转学离开的学生，对我而言是一个遗憾，也是一个很好的个案。初一上学期的时候，他的成绩位于班级中下游，平时作业马马虎虎，而周末作业是班主任的一大难题。好几次，周一早上都不见他的人影，班主任联系家长后，得知他很早就出门去学校了。在家校两方的合作下，他终于背着书包被带回了学校。班主任询问原因，他的回答总是，作业落在亲戚家或同学家了。班主任让他写检讨书、保证书。几次之后，他也不敢逃课，但作业经常忘带。第二学期他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学习开始变得积极主动，成绩方面也有所提高。但初二上学期中旬，他的态度又变得消极了，应付作业、马虎听课的行为也逐渐增多。最后在初二下学期选择了转学。

基于了解和与他的沟通，我做了一些分析，并突出更为恰当的处理方式。

一、问题的实质

1．谎言

他周一逃课的这一行为，真正原因是：他周末贪玩，作业没完成，到了周日晚上已经来不及完成了。第二天害怕老师的责骂，于是选择了逃学，并编造不能准时到校的原因。

2．无助

不论什么原因，他第二学期的改变是很大而令人惊喜的。但最后放弃努力，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一门课的成绩提高了，另一门却接连受到老师的责骂。破罐子破摔，就不再做努力了。

二、问题的原因

1．教师的强压

教师为了更好的管理学生，特别是督促学生完成作业，会发出比较有威慑力的警告，或有强有力的惩罚手段。有的学生本身学习态度差，平时还能被约束，一到周末就容易被玩耍所吸引，导致作业未能如期完成。迫于压力，便用其他的方法躲避老师的责罚，而撒谎则是大部分人（包括成年人）最擅长也最容易采用的缓兵之计。

2．自身的特点

国外心理学家把初中生所处的少年期称为“心理性断乳期”，正是指少年有了离开成人的保护而获得独立的愿望。特别是初中阶段的男学生，他们会不由自主的感觉到：我已经长大，我自己能够处理自己的事情。他们不再会把遇到的麻烦告诉父母或老师，否则会觉得很没面子。他们会非常自信地认为他们自己完全有能力处理所碰到的问题。同时希望通过自己单独对事期的处理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已经长大。

而他们的另一个特点——不考虑事情的后果，就容易让他们做出成年人无法理解的行为——过了这一关再说。

3．习得性无助

“习得性无助”是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1967年在研究动物时提出的，他用狗作了一项经典实验，起初把狗关在笼子里，只要蜂音器一响，就给以难受的电击，狗关在笼子里逃避不了电击，多次实验后，蜂音器一响，在给电击前，先把笼门打开，此时狗不但不逃而是不等电击出现就先倒在地开始呻吟和颤抖，本来可以主动地逃避却绝望地等待痛苦的来临，这就是习得性无助。

在做出努力之后，虽然得到了一位老师的肯定，但更多的是来自其他老师更大的压力。加之进步不大，再努力也是枉然，不如放弃，反正结果也是一样，不断地重复，被肯定，被负上更大的压力。

三、问题的纠正

1．规则制定

首先，我们需要把学生当成一个人，需要给他尊重和理解；其次，他们是未

成年人，需要成年人的指导和帮助。我们都是从未成年人成长为成年人的，所以我们更要理解这些有着新思想、新观念的未成年人。我们更想尝试那些被禁止的事物，不喜欢过重的责罚，不喜欢被过分约束，他们也是如此。

初中生需要自尊和被同班接纳的归属感，所以我们可以顺应他们的需要。规则、赏罚制度让学生自己制定，监督工作也由学生自己执行。当然，这种方式需要一定的时间，教师也需承担放手后无掌控感的危机。此时，教师需要给予学生一定的信任感和肯定，即使心里很担心、纠结。教师做好指导工作，必要时候，就事论事批评学生的错误，让学生心服口服，并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

2．作业布置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对教师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的行为多有谴责，他说：“学生的那种畸形的脑力劳动，不断的记诵、死记硬背，会造成思维的惰性。那种只知记忆、背诵的学生，可能记住了许多东西，可是当需要她在记忆力查寻出一条基本原理时候，他脑子里的一切东西都混杂成一团，以致他在一项很基本的智力作业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学生如果不会挑选最必要的东西去记忆，他也就不会思考。”

在现实中，很多老师（特别是文科）容易布置较多的抄写作业，多至10遍，20遍。试问，这样真的有用吗？对于已经知道的学生，那就是浪费时间；对于不会的学生，这样的抄写只会徒增反感；对于那些基础差，动作较慢的学生，这些机械作业简直就是逾越不了的障碍。

即使是好学生都会埋怨作业多，更何况是普通的、速度较慢的学生了，长此以往，作业就成了学生的负担，需要用毅力才能完成。而需要毅力完成的事情，往往是最难的。

所以，作业的布置需要分层次，因人而异。遵照“最近发展区”的原则，布置需要努力才能完成的作业，并给予肯定。这样，学生才会对作业产生兴趣，而不是一种强制性的任务。

3．表扬方式

自从接受了理论熏陶后，很多老师都学会了夸奖学生。一句“你真棒”、“你真聪明”、“好样的”，的的确确曾震撼、感动和激励了一部分学生。但现在的学生不知怎么了,他们不吃这一套,他们有的沾沾自喜,有的依旧我行我素，甚至产生负面影响，成为一种麻醉剂，不能激励学生进步。尽管有夸奖，一些学生也容易产生习得性无助。

我们来看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们大都是独生子女，家里的小皇帝，都有很强的自我意思，宠惯了的他们，谁不认为自已是最棒的？而我们的教师，有时提很简单的问题，提供很容易的任务，然后表扬他们，说他们是最棒的。这样导致的结果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骄傲自满，认为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说我是最棒的，我则可能不听讲了，谁也不放在眼里。一种则认为，这么简单的问题给我做，我是不是太笨了。第三种，学生不愿接受更有挑战性的题目，怕完不成任务，会使自己看起来不聪明，急流勇退。学生没有体会到解决过程的快乐，因为解决问题的过程没有得到肯定。如果教师长期这样只表扬学习结果，就有可能导致学生学习也只顾结果，从而抄习作业，投机取巧，加上家长们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只看分数不顾学生的学习行为，则更会助长歪风邪气。那么，怎样表扬才是好呢？

第一，表扬应针对具体的行为和事物，而不是对人。针对具体的行为和事物的肯定，既培养了学生的自信心，又使学生找到了操作方法，从而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及良好的学习习惯。

第二，赞赏学生付出的努力。有关研究发现，赞美学生付出的努力较赞美学生的智能或表现更能有效地提高他们面对挫折的能力。

第三，表扬要针对不同的个体需要，缺什么补什么。人和人之间存在差异，人和人的需要也存在个体差异，对学生进行表扬时，无论是精神表扬还是物质表扬都要针对学生的需要进行，这样才能收到更好的表扬效果。

切实到点的表扬和能带来成就感的学业任务，必定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兴趣则是让学生“奋不顾身”努力的内驱力。

第五篇：一个公益水塘引发的纠纷

一个公益水塘引发的纠纷

?一个公益水塘引发的纠纷

我的高中同学老董在北京生活、工作了十多年后，今年年初决定辞职回山东老家搞生态农业。老董是缜密、慎重之人，为了避免无准备之仗，他投入了大量金钱、时间和精力在前期考察中。

上个礼拜，他到上海崇明考察，我们几个同学聚在一起，问他的感受。已经明显变黑的他，依然信心满满，但多了不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思考，就是如何跟农民打交道。他在山东某县考察时候听说的一件事情，体现了农村问题典型的复杂性。该县某村一位杨姓老板，在外面开电子厂发达了，想为父老乡亲们做点善事。考虑到该村地处山区，平时雨水稀少，他想为乡亲们挖一个水塘，一来干旱的时候可以浇浇地，二来小孩子们也可以进去游泳洗澡什么的。项目想好之后开始选址。村里最大的那个派系——其实就是村里姓杨的那个群体——坚持挖在A地，因为A地离他们的田地比较近，这样浇水灌溉什么的比较方便。但村里的少数派们坚决反对，他们理想中的地方是更靠近自家一亩三分地的B地。两派争执不下，几乎到了大打出手的地步，最后，村支书——村里最大派系的领头人——出面平衡，他暂时说服了自己的群体，决定将水塘挖在稍微靠近B地的C地。

钱本来就不是问题，农村也不缺劳动力，没几天，水塘就挖好了。又过了一阵子，下了几场雨之后，水塘里蓄满了水。有一户杨姓人家发现，这么大一个水塘，空着也是空着，不如放些鱼苗进去，养大了可以多盘菜。杨家人想到做到，水塘里就多了很多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杨家人勤快，还经常去喂喂鱼食什么的，慢慢水塘就变成他们家的鱼塘了。碍于一个杨家，其他姓杨的憋着没说什么。可姓黄的姓刘的不干了，这又不是你们家的水塘，凭什么你能在这里养鱼？于是姓黄的姓刘的纷纷买了鱼竿鱼饵渔网，到水塘里捞鱼去了。杨家人一看，这还了得，明明自家养的鱼，变成了全村人的菜，凭什么呀？这户杨家人就跟姓黄的姓刘的在水塘边干起架来。其他杨姓人家虽然不满养鱼的这户杨家人，但好歹也是同一本族谱上的人，于是或主动或被动卷入了混战，最终演变为全村人的群殴，披头散发的、满脸鲜血的、一瘸一拐的„„

第二天，水塘里的鱼——无论大的小的、不管青的红的——全部鱼肚朝上，静静漂在水面上：有人往水塘里倒入了大量农药。

老董说，他从这件事情中，至少明白了三点：第一，跟农民打交道，需要让农民尝到甜头，要让他们有利可图，并且必须是实实在在、近在眼前的利益，这是前提，否则任何事情都难以推进。第二，擒贼先

擒王固然没错，但随着广大农民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只靠一个村支书去说服一个宗族的人，太勉为其难，更不用指望靠村支书说服全村人了，必须考虑到每家每户的具体利益和多元诉求。第三，在城市白领中，鱼死网破这种事情并不多见，大家会考虑做事的成本和规则，但在农村，一切都是简单直接以及混乱复杂的——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我死了你也不能活着。水塘的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那户养鱼的杨家人哭天喊地绕着村子骂了三天三夜，累得发了五天烧，也没有找到投毒者，这事情也就慢慢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不了了之。几个月后，水塘恢复了平静，孩子们有事没事又去洗澡游泳了，胆子大一些的，可以蹬着腿跳进水塘里。

一个懒洋洋的中午，树上的知了无精打采地叫着，猫猫狗狗们热得趴在树荫下耷拉着脑袋。忽然，一声凄厉的哭喊划过整个村庄，接着便是泣不成声的“我可怜的孩子呀”的嚎叫。躺在凉席上睡午觉的人们光着膀子跑出来，看到徐妈妈拖着那被淹死的六岁孩子的尸体，哭得不像人样。

村民邻居们很自觉地帮忙料理后事，一些神神叨叨的老人则负责出谋划策。正当大家以为事情都过去了的时候，徐妈妈跑到村支书的家门口，和出钱赞助挖水塘的杨姓老板的家门口，理直气壮地要求赔偿：“你说，要不是你们挖这个水塘，我家孩子会去那里玩吗？不去那里玩的话，会出事吗？出了事，不找你们，找谁呢？” 徐妈妈每天颠来倒去就这几句话，村支书和杨姓老板的爹妈——杨老板仍然在外面开厂——不堪其扰，后来大家实在没办法，由杨姓老板出钱，赔偿了徐妈妈一万块钱。经过了一连串的事情之后，杨姓老板觉得挖水塘这事纯粹是给自己找麻烦，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出了一份工钱，雇人将那个水塘填平。从此，村民们聊天的时候总有这么一句：“唉，要是那个水塘还在就好了。” 老董说，很多事情其实他也看不懂，“农民们有时候眼光非常长远，比如大家一起帮着徐妈妈料理后事，因为类似的事情谁都可能遇到；但有时候又非常势利，比如水塘选址、比如争抢鱼苗。”

不过，除了老董所说的“好心”的出发点，还有一些基本的边界没搞清楚。比如，鱼塘选址，是需要公开讨论，还是只是村支书的一言堂？杨家人在集体的池塘里养鱼，是否应该履行一定的承包合同？而往池塘里倒农药的人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徐妈妈将孩子溺亡的责任全部推给村支书和杨老板，家长对未成年儿童的监护责任又该如何厘清？凡此种种，如果制度和文化上的边界仍然像过去几千年那样模糊不清，那

么类似的糊涂账肯定还会在农村一次又一次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