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研究的历史学考1

第一篇：楚文化研究的历史学考1

楚文化研究的历史学考察

邵学海（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楚文化研究所 研究员）

摘要：所谓楚文化现代价值，是近年某地区文化理论界，包括政界人士关心的问题，为此召开了相关学术会议，出版了论文集。它是中国史学教化与资政传统，在先秦区域文化研究上的体现与追求。但是，纪史不实与不确所带来的失误以及“以论代史”的史学歧路影响了学术健康发展，简单、片面地将现实与历史相比附，在学术研究和文化宣传上几成流行模式，它扭曲了学术风气，破坏了科学的严肃性。此类状况，皆因区域史研究的局限性以及为迎合“地方主义”需要而导致的实用主义风气所造成。

充斥农民意识的“地方主义”史学观，阻碍我们把区域文化研究引向先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宽广道路，影响我们正确认识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至影响我们客观看待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过程。

关键词：楚文化 历史学 考察 实用主义

所谓楚文化的现代价值，即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近年某地区文化理论界，包括政界人士关心的问题，为此召开了专门学术会议，出版了论文集，影响较大。它是中国史学的教化与资政传统，在先秦区域文化研究上的体现与追求。

史学不是故纸之学，先贤历来重视它的镜鉴作用，并且，其意义随时代进步不断深化、拓展。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贞观政要》的：“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到顾炎武的《日之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以及梁启超的《新史学》，历代史家都把周代以来初步形成，唐宋以来逐渐明确的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一步步推进到今天的境界，使其具有深刻意义。

关于楚文化现代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学者以不同方式，不同角度加以研究与阐发，典型如“楚人有恢弘的开放气度，有兼收并蓄的包容胸怀”等等。恰逢中国现代化建设由封闭状态进入开放时期，这些区域的历史经验暗合时代节拍，故而引起政府的重视与民众的兴趣，从此“楚文化”一词在媒体上频繁出现，影响很大，以至“贩夫走卒引车买浆者流或许都知道楚人有‘凤图腾’一类的文化术语”。

比较先秦各区域文化研究，楚国历史文化研究在继承优秀文化遗产方面，特别是试图为当今改革提供历史借鉴方面显得较为突出。但是，其中不当之处也因正面特征彰显而负面地表现出来，简单、片面地将现实与历史相比附，在学术研究上几成流行模式。它扭曲了学术风气，削弱了史学资鉴能力。为使先秦区域史的研究健康发展，促进史学的社会功能得到正常发挥，适时清理我们的学术，考察我们的学术方向并反思研究方法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不揣浅陋，以楚文化研究的现代运用问题为中心，试提几点意见，望能入方家法眼。

一、鉴古致今须纪史以实

为现实服务须建立在牢固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建立在客观、真实、有据可查的史实上。对史料不能臆造或猜想，更不能随意改动，否则我们为启发现代人心智，把优秀传统导向今天的工作，一如筑塔沙上。试分析一例：

有学者认为，已知楚国最早一件兵器“楚公jia”戈（原文误为钟）的形制，是从中原引进的，但三角形援上“奇妙”的纹饰和内上梭形穿（系绳处），体现了楚人“既善于模仿，又善于创造，始则模仿，继则创造”的成功经验，由此可以发见楚人“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以独创一格”的精神。细检论者文章，其旨即以所谓先于蜀国，别于诸夏的“楚公jia”戈，证明楚人在文化上具“拿来主义”精神，并借鉴于今天。

根据考古发现，类似“楚公jia”戈的兵器，商晚期或西周早期出现在中原，但使用时间不长。另外，今川西平原也有发现，其上限与中原同时，且有一个从商晚期至战国的完整演变过程，因此有人认为此戈为蜀国样式。据李学勤先生1982年统计，这种编号为Ⅱd型兵器，成都地区已出土42件。可知在中原和古蜀国，它是一种使用较广泛的长兵器。

“楚公jia”戈于1959年在长沙废旧品中拣出，关于它的真伪及有关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学术界曾展开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1、戈是真品，其上铭文与器同时铸造，年代在西周晚期 ；

2、戈与其上铭文均为伪造 ；

3、戈是真品，系蜀式戈，铭是后世伪刻，年代在西周末到战国早期 ；

4、戈的铸造在西周中、末期，铭文加刻不早于西周末叶 ；

由于“楚公jia”戈尚存诸多不确定因素，上述观点都只停留在推测阶段，有很大商榷余地。

这场讨论后的四十多年中，学界就此没有新的突破，即使有所意见，也与上述四点大同小异。1995年出版的楚学文库之一种《楚系青铜器研究》，根据李学勤先生比较“曾侯养”戈铭与“楚公jia”戈铭的文例与结体相似的情况，赞同李氏“楚公jia”戈铭和器是同时铸造的观点。区别在于，李氏推定“楚公jia”戈的年代在两周之际，比第一种意见，即认为该器是原件，年代在西周末年的稍晚。至于“今鉴”论者所谓“与华夏有别”的梭形穿是否别于中原的同类戈，尚不得知，但先秦时期长江上游的蜀国并非少见。1961年冯汉骥先生指出：类似“楚公jia”戈的兵器在川西一带发现颇多，“内上的穿有者作梭形”。至于“奇妙”的“蚕茧形”纹饰，冯氏说：“蜀戈上往往有此种装饰„„例如重庆市博物馆所藏的一戈即是如此，最近发现的此类的戈，其上亦有圆斑的”。这一基本材料还见冯氏所撰《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一文里。可见，“楚公jia”戈与已知的蜀式戈实际无甚区别，并不“奇妙”。

需要指出，四十多年来，楚地再无发现抑或出土类似兵器，其上所谓“蚕茧形”纹饰，也不见装饰在楚国其他青铜器上，拣选的“楚公jia”戈，至今仍是一件与其他出土楚器在纹饰上没有任何联系的孤品。

以上是关于“楚公jia”戈大致的考古学背景及研究状况。假如“今鉴”论者的议论，仅仅涉及该兵器的真伪、年代，或者两地、三地同类兵器的比较，那么不论有无可靠根据，论证过程是否合理，“楚公jia”戈的器形与纹饰风格先于蜀国，别于华夏的观点，虽不允当，亦仍属学术的探讨。但是，把研究分析贸然推进到“今鉴”的层面，即将一件未必早于蜀国，也未必别于华夏，且存有诸多疑点的孤品，标榜为先秦时期中原及长江中上游广大地区内“超群绝伦之作”，继而推导出楚人既善于模仿，又善于创造的优良传统，总结出“值得当代的国人借鉴”的历史经验，是不严肃，不负责的。

诚然，不能片面强调史料考证，史料考证本身并不是历史学的全部，也不是历史学的主体，史学研究还应当重视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洛克说：“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文革”后，中国史学界在回归历史主义，继而回归马克思主义路途上，也曾批评“回到乾嘉去”的现象，批评不求融会贯通而畸重史料，摒弃理论指导的史学观。

这是20世纪欧洲新史学及中国“文革”后历史学家的观念。但他们反对片面强调史料考证，是要求把过去看成一个整体，避免因局部、个别问题的过当考证而陷入比较狭窄、琐碎的境地，以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事实上无论新史学家，或者“文革”后中国史学的主流，从来就没有否定史料在历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反对把史料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布洛克，为撰写《法国农村史》而发明“回归分析法”，在对过去的物质遗迹进行考古学分析的同时，还对20世纪初法国的田地类型、收获制度、耕作技术等加以详尽考察。可见，虽然新史学与实证的欧洲传统史学在史学观及方法论上完全不同，它们对史料的重视及考订的严格要求却是一致的。在中国，从“文革”前的翦伯赞，到“文革”后众多史学家，也都遵循了史学研究以史料为基础的基本原则。

同样，影响法国年鉴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要求，历史研究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列宁在批评以13至14世纪蒙古统治的事例来说明20世纪在欧洲发生的某些事件的政治欺骗行为时指出：“应该设法根据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要这个基础成为真正的基础，就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由“楚公jia”戈而提取的“今鉴”论，是否建立在一个如列宁所要求的“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所构成的基础上呢？即是否掌握了详细的，能够再现楚地Ⅱd型兵器演变的资料，以及与蜀地兵器之关系的客观比较呢？是否已揭示出先秦时期关于镀银的“蚕茧形”纹饰之工艺的缘起与流布过程，从而获得符合当下研究水平，并与自己论题有关的知识准备呢？看来没有，四十多年来的田野发掘与研究状况可以证明其失误。这种形为“以论代史”，实为臆说的历史学“方法”，除了与晚明王学末流的空虚学风有相似色彩，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各个史学流派里都是不相容的，更不用说用今天历史学的世界眼光，以及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来衡量它的真实性与科学性了。

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中，类似随意发挥的现象较为突出。有些学者往往在一件有待考证的出土文物或一类尚需探讨的问题上，轻率地总结出所谓现实意义，将一个宏大的，关于先秦民族气质或素养的结论，植根于一个十分纤细的，或者缺乏史料，或者缺乏研究的命题上，然后将其“意义”贴向现代。如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东亚与南亚文化交流问题 ：有不知印度佛教史者，在没有充分材料证明的情况下，贸然将楚地出土的“羽人”雕像指称为印度的妙音鸟，武断地把楚地豆盘的莲花装饰当作佛教的金刚座，继而在错误判断的基础上导出佛教造像曾于战国中期传到楚国的结论，并作深具现代语义的发挥：“印度和楚国都有恢宏的开放气度，都对异域文明怀有浓厚的兴趣，都有取长补短、以有易无的热切愿望，都不是《庄子•秋水》所嘲讽的井蛙或河伯。楚人吸收异域文明的态度，寓变通于师法之中，即使对当代也还有启示意义”。这里，历史上的楚人不啻被描绘成当代改革开放的先锋。

这些文学性的描述，使我们意会到欧洲18至19世纪中叶的，浪漫主义史学中的一个理论特征：强调通过直觉和历史发生共鸣，否定理智的认识能力，用描绘具体历史情景和抒发作者的激情取代理性的分析。1848年后自然科学的成就即将浪漫主义史学定格为西方史学史上一个陈迹，尽管它强调的历史主义以及将语言学知识运用于历史学，对其后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但主观唯心的史学方法则被抛弃。

揭示先民的心灵，歌颂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富于感召力的。故而，有些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的文本，常常使我们梦幻般地感到我们与先民十分接近，接近得仿佛失却了历史的距离而与我们共时地存在。但激动人心的辞藻不能代替谨严的研究，因为，“合格的历史学只可能是科学的历史学。„„我们若牺牲对科学的确定性的要求就不能不损伤我们对文明的良知。神话般地或虚构地描述过去或许具有文学价值„„但是，„„那决不是历史”。

史料是历史学的基础，纪史以实是历史学的生命，也是史学工作者应该恪守的学术道德。只有掌握了客观、真实、完整的史实，我们才有可能复原历史的行程，获得“科学的确定性的”结论，历史研究才真正具有现代价值。

二、鉴古致今须戒实用主义倾向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显而易见，上节所举两例，均失误于史料“不具或不确”。而且，它所表现出的主观随意性与片面性，反映了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倾向。

一件尚有争议的非科学发掘的楚国兵器，能否体现楚人“拿来主义”精神，已知考古材料事实上已有效传达了历史的暗示：近半个世纪的田野发掘材料，不能证明“楚公jia”戈的形制与纹饰先于蜀国、别于华夏。那么，所谓楚人“拿来主义”精神只是一种现代的虚拟。但“今鉴”论者为什么不顾及较为明晰的学术背景而任意发挥呢？

一件战国羽人雕像，一件以莲花为装饰的豆盘，被指认为公元前3世纪印度佛教造像传到楚国的证据。这一“重大发现”以及所具“现代价值”的阐释，为什么不尊重几乎是常识的，两件器物的造型特征在先秦考古学上的普遍性，以及佛教造像于大乘时期才在印度河流域产生的历史事实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论者站在实用主义立场上，为了某种非学术目的而彰显所谓学术的“重大发现”，臆说了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古代文化。

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倾向不止如此，“楚文化是凤文化”之学术观点及其文化阐释，就是一个“以论代史”的，片面强调历史文化地方性的突出表现。由于学者的宣传，今天，“凤文化”几乎成为某地大众知识结构中的一部分。须知，它不适当地夸大了楚文化与先秦其他区域文化的差别，忽视了长江黄河作为农耕文明共同体的同一性。

凤是先秦的灵物，是先民对禽鸟的通称。有楚文化研究者认为，楚人崇凤，中原崇龙，分别是南北文化的象征。实际上，先秦灵物崇拜并非如论者所述，有充分材料证明，其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灵物崇拜并不是单一的，即使在史前，地下遗物所反映的原始宗教状况已较为复杂，河南濮阳西水坡新石器时代墓葬内，不仅有龙的蚌壳摆塑，还有虎和鹿的形象。张光直先生认为，史前先民“绝地天通”有数种工具，即龙、虎、鹿三“蹻”，它是氏族部落向部族联盟进步的标志，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图腾相互认同的现象。进入东周，即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原始宗教经过整合，不同灵物已超越原有界限，开始大范围地华夏化了。这一背景下，若坚持一个民族一个灵物崇拜，抑或一个地区一个灵物崇拜，在历史学或者文化人类学的学理上都是说不通的。

孙作云先生认为，楚人先民来自黄河下游崇拜凤鸟的民族，故楚人崇拜凤鸟。半个多世纪以来，后人延续了这个说法。如果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图腾崇拜，必然会成为文明早期这个民族的灵物崇拜，那么崇拜凤鸟的不仅仅是楚人。如商民族的先民与楚人同一个来源，是史前少昊氏中崇拜玄鸟的一支，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宋人和卫人是商朝的遗民，同样应该崇拜玄鸟；郯国是少昊氏后裔，且地望仍旧，当然崇拜凤鸟；凤鸟应该也是周人的崇拜对象之一，因为虽其始祖稷，受巨人足迹感孕而生，但姜原以为不祥，故将其弃于冰上，这时“飞鸟以其翼覆荐之”，遂以为神。显然，《史记》所载映现了图腾文化的孑遗。

不否认先秦时期某些民族宗教崇拜的牢固继承性，但同样也不能不考虑历史的变动性，不能不考虑先秦不同民族的宗教、艺术、习俗在迁徙、战争、贸易中的变化。这些变化会使民族灵物崇拜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一定数量上加以改变。把宗教与习俗放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加以认识和说明，并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它，是唯物主义史学的一个原则。因为，历史“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

若不拘泥于灵物与民族在历史中具体的对应关系，还应该看到，凤鸟崇拜实际是先秦十分广泛的现象。《龙凤文化源流》的作者根据考古资料，把新石器时代的凤鸟形象分为东西南北四系，其中东西南三系有共同特点。这与史前龙崇拜分布的广泛性是一致的，即使将其证之于三代考古材料，也大体如此。据上所述，崇拜凤鸟是不是楚文化独有的特色，答案不言而喻。有人会说，古代中国的四象安排，南方是朱雀，朱雀既有太阳的色彩，又有凤鸟的形象，楚人居南方，可证楚人崇拜凤鸟。但民族的灵物崇拜与天象四方的安排不是一回事，如果套用，则殊难圆通。

可知，楚人崇拜凤鸟，但不是唯一的。首先，先秦其他民族也有崇拜凤鸟的；其次，楚人除了崇拜凤鸟，还崇拜龙、虎、鹿等灵物。

为了有别所谓中原的“龙文化”，势必将“凤文化”确定为南方的历史的地方性标识，因为龙凤是先秦灵物崇拜的主体，是中国文化构成的重要的阴阳两极。有“凤文化”的品牌，似乎就有了中国文化史的半边天下。为使南北文化分明而争得半边天下，有论者解释楚国遗物中龙与虎造型以及龙、虎、凤同构现象，不是从平面构成的艺术角度分析图象结构，不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探测先民的宗教信仰，而是不实际地掺入自己的敌忾，排斥龙、虎等宗教角色：“凤是楚人先民的图腾„„他们把一切美好的特性和特征都赋予凤了。„„楚人对龙就又爱又恨了„„（故而在刺绣纹样中）通常只能担当陪衬甚至反衬的角色”，而“虎在楚人心目中的地位比龙更低，以至我们可以说楚人是尊凤贬龙贱虎的”。在论者看来，楚国艺术中，龙是中原的代码，虎是巴人的象征，凤才是楚人伟岸的形象。古代一幅刺绣图案被论者如此随心所欲地阐释，既反映了其史学观的幼稚一面，同时给大众造成军事对垒是东周唯一主题的错觉，以至误导今人——在古代文化艺术领域，抑或织造艺术，包括漆木艺术上，都须象征性地显示这一军事的对抗性。历史研究的地方性表达，就这样通过作者弥漫着战争硝烟的阐释，卡通般地凸现出来。今天，楚人的凤文化、凤图腾、火凤凰等民俗学术语广泛流传，甚至凤凰涅槃的故事，在大众知识结构里也由印度神话一变为楚文化的典故。浮躁、简单、实用的学风造成大众的误读与误识，就像“文革”期间，由于“文革”论客占有舆论工具，革命群众都认为孔子诛少正卯是反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镇压了革命力量一样，“凤文化”以及其他等等，经以学术的名义得到广泛传播，成为今天某地区认同地方历史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依据。

从历史学存史的角度看，这些关于先秦灵物崇拜的地方性观点，歪曲了历史，它所虚拟的历史情境导致我们错误认为，中华文明的初创时代，不同区域的文化如同政治、军事，也是格局分明地对峙着的。

地方史研究的先天缺陷，即某一历史时期，某类历史问题上，一个地区，或“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适当的历史研究单位” 之缺陷，影响了学术趋势，它必然倾向于把楚国历史同先秦东亚大陆总的历史割裂开来。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就此启示我们：“当我们把研究重点从政治事件和政治史转向科学史之类的领域时，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所具有的缺陷便会异常鲜明地暴露出来，因为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时，民族国家„„都可以说是合理地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集中点”，但在艺术和文学以及思想和制度方面，“肯定会遇到一些从本质上说属于‘超民族’的活动„„即便这些活动也带有民族的生命，打上了极为明显的民族烙印”，例如封建主义、印象派、巴洛克建筑等等都是不受国家边界限制的。显然，对楚文化孤立的解释和理解，以及体现在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中的地方性趋向，对还原中华文明早期历史，全面认识先秦中华文化整体结构十分有害。

从历史学教化的功能看，鉴古致今亦隐含民族形象塑造问题。黑格尔认为，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形象及精神的总合。歪曲历史，即歪曲了自己的形象，不符合事实地戏说历史，则亵渎了民族的精神。二战时德国、日本的历史，是侵略、奴役、杀戮、掠夺的历史，这是不容修改也不可能修改的。所以，20世纪上半叶，日耳曼与大和民族在世界近代史上留下了侵略者的形象。至今这形象，尤其大和民族的形象，仍然象阴霾时常笼罩在我们心中。反省自身，“文革”是中华民族不堪回首的时期，十年历史所勾画的中华民族的形象，是扭曲人性的。其中，“文革”史学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例如，为批“周公”的政治需要，个别论客在历史里找出孔子诛少正卯一事，并习而转述，几成定论。实际上《论语》和《左传》里找不到一点哪怕有关线索。所能提供的历史证据，只是名为荀子著作，实系其弟子杂录的《宥坐》篇。尚待探讨的，孔子后两个多世纪的未必确实的记载，对“文革”恶劣的政治气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春秋战国是中华文化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先秦东亚大陆超越地区和民族的文化互融、互渗，折射出经过整合的中华民族的主体形象。“楚文化是凤文化”，抑或说“北龙南凤”的简单划分，虽有宣传的效用，但既不符合考古学所揭示的基本事实，也不符合中华文化演变的实际状况。并且，提供给大众的这些错误知识，势必在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造成隐性而持久的不良影响。

我国史学史上，曾记有实用主义的深刻教训。1963年9月，翦伯赞先生就当时反修防修大背景下的史学研究问题，给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一信，他说：“戚本禹同志从中国史上抓出了一个变节分子，另外一位同志又从中国史上抓出了一个议会路线者，像这类的文章还会出现，据田余庆同志说，已经有人把春秋时的向戎弭兵说成是和平主义，并且加以反对。这样下去，可能墨子非攻也要受到批判。不能说这些同志的动机不好，他们都想把历史用作战斗的工具，但是这样的历史类比是不伦不类的„„更重要的是必然会歪曲历史”。翦伯赞四十多年前的恳切话语，对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特别对“楚人有恢弘的开放气度，有兼收并蓄的包容胸怀”之类超越历史的现代话语，仍然具有警醒的作用。

三、余 论

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楚文化，经上世纪上半叶的发现和下半叶的开掘，已引起海内外瞩目。检视基本概念，楚国之所以成为历史学一个合适的研究单元，楚文化大体可以归纳为中华文化的子系统，首先因它具备疆域辽阔，文化内涵丰富，与其他地区没有时代模式差别的基本条件。其次，20世纪历史科学的发展，为楚文化研究提供了两个契机。一是考古学的发展。据20世纪八十年代统计，全国所发掘的东周墓葬中，楚墓约占70%。地下遗物为全面、真实、深刻认识楚文化，提供了丰富材料。这些材料以及新石器时代的重大发现，突破了以往以黄河文化为本位，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片面认识；一是20世纪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民族史、国别史、地区史的研究作为一种新的途径，在跨学科的基础上开辟了通向新领域的道路。

回顾近百年学术史，楚文化研究在诸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考古学以及冶金、纺织、天文等其他专门史的突破，从一个个侧面，为我们认识中华文明核心的形成过程以及早期文明的结构模式，提供了重要材料。但是，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文化面貌，包括整体的和局部的以及相互关系，认识还远远不够，拨开历史的雾障，还须做出艰苦的努力。

然而，学术并非沿着科学理性的方向塌实地前行，区域研究的局限性以及为迎合“地方主义”的需要，在学术上势必阻碍我们把楚文化研究引向先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宽广道路，影响我们正确认识先秦各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至影响我们客观看待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重蹈以黄河文化为本位，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覆辙。

为纠正区域文化研究中的主观随意性以及实用主义等等不良倾向，我们不妨参照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教导：“最好是把‘地区研究’或‘区域研究’看作是通往规模较大的世界历史观念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看作是一种把那些相互有关的研究单位中的历史知识组织起来的实际手段”。倘若如此，我们才能完成“在理论上全面地阐明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重大任务”，以及理解这个更加深刻的意义。

作者附注：该文发表在吉林《社会科学战线》（双月刊,逢单月25日刊出）2006年第6期。但是，由于校对失误，特别“余论”部分错行、掉字甚多，影响了观点的准确表述，故在此全文发表，以为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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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史记•太史公序》 王纪潮：《异彩纷呈——楚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张正明：《楚事今鉴零想两则——我们可以向楚人学习什么》，载《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论文集。崇文书局2005年版。张忠培：《关于‘蜀戈’的命名及其年代》，《吉林大学学报》1963年3期。冯汉骥：《关于“楚公jia”戈的真伪并略论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文物》1961年1期。6 李学勤：《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7 高至喜：《“楚公jia”戈》，《文物》1959年12期。8 于省吾、姚孝遂：《楚公jia戈辩伪》，《文物》1960年3期。冯汉骥：《关于“楚公jia”戈的真伪并略论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文物》1961年1期。10 商承祚：《“楚公jia”戈真伪的我见》，《文物》1962年6期。11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12 李学勤：《曾侯戈小考》，《江汉考古》1984年4期。冯汉骥：《关于“楚公jia”戈的真伪并略论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文物》1961年1期。14 《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载《文物》1980年第12期。15 《楚事今鉴零想两则——我们可以向楚人学习什么》 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17 《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至280页。参见拙文：《孔雀王朝不曾塑佛，东周楚国何来造像》，载《江汉论坛》2002年6期及《历史不是橡皮泥》，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张正明等：《战国中期曾有佛教造像传入南楚》，载《江汉论坛》2001年8期。20 摘自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卷首语。2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濮阳三蹻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载《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版。23 《说羽人》，载《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汇刊》1947年1期。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7页。25 王大有：《龙凤文化源流》，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参见拙文：《虎座飞鸟是楚巫蹻与巴巫蹻的重组》，载《江汉考古》1997年2期。27 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至178页。该图见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编：《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29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39页。30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39页。

徐庆全：《关于翦伯赞的一封未刊信》，载《历史学家茶座（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32 参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页。33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2页。

俞伟超：《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载《楚文化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二篇：历史学考博简论述汇总

1、论 19 世纪 60 年代中国的社会变化（南开2007年）

2、论国粹主义思潮（南开2007年）

3、论晚清新军（南开2007年）

4、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原因（南开2007年）5、20 世纪 30 年代国民党的政治制度的变化（南开2007年）

6、抗战前后中国经济崩溃的原因（南开2007年）

7、论梁启超与近代新学

8、论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9、论科举制的废除过程与意义

10、康有为变法理论与今文经学的关系

11、试论近代社会转型

12、试论国民党党政体制

13、清初官制改革

14、清初教育改革

15、论民国初年的经济

16、试论孔子在近代中国地位的变化

17、论近现代三次留学热潮

18、论中国近代史上三次政治制度的变迁

19、墨海宿管，花华圣经书房（主要是出版史方面）20、晚清军事留学

21、中体西用论

22、论解放时期的土地改革

23、各列举5本关于社会经济史方面国内、国外著作，并分别就一本进行评价

24、试论近代农村经济的变革

25、论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经济近代化的关系

26、论科举制废除的影响

27、论述国民党军政、训政和宪政的过程

28、论近代中国关税自主的过程及影响

29、论近代工商业和农业发展的关系 30、论历史档案的史料价值

31、论张之洞与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

32、评述近二十年抗日战争研究的新进展

33、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变动的基本特征

34、评述南京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

35、试述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36、评道光皇帝

37、太平天国经济政策

38、举例说明重大考古成果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推动作用

39、举例说明变法运动打破旧制、社会进步的历史贡献 40、试论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政策

41、论道光皇帝

42、评洋务运动中官督商办经营模式

43、试评析清末立宪运动

44、试论战国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

45、试论唐朝的历史地位

46、试评乾隆皇帝

47、秦朝的历史地位

48、中国历史上的改革

49、清朝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50、圣库制度

51、评盛宣怀

52、清末兵制改革

53、西汉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特点

54、论中国社会经济在明中后期变化

55、秦以来君主专制政治至清朝的变化

56、论近代外人在华投资

57、评戊戌政变

58、近代中华民族主义的兴起考

59、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特征 60、西方议会制度在中国 61、评张謇

62、中国古代史研究三个最前沿的话题（08年人大）63、汉、唐、明宦官专权与当时政治制度体制的关系以及与当时政治格局的演变 64、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反响

65、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变化最为激烈的时期，请以社会生活方式变迁为例说明 66、简述孙中山的民族思想 67、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68、评述抗日战争第二战场

69、建国后中共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演变

70、评述孙中山《建国方略》的撰述语境，主要内容，意义，以及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71、简要评述马士、蒋廷黻、范文澜、费正清等人的研究方法，治史特点，以及他们之间的差异，并应用革命史与现代化史范式对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说明。

72、结合近几年来的学术动态，对戊戌变法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一述评

73、论述佛教传入中国后的中国化道路及其影响

74、中国近代外资银行在晚清民国的发展、影响以及与钱庄的互动关系

75、中国现代化的启动背景及其内涵

76、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间党派的民主政治思想评析 77、试用历史长时段理论分析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78、评析至少五本有关二十世纪中国史的书（包括论文）79、试析党史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 80、当代户籍制度述评 81、近代中国专题研究述评 82、浅析近代中国城乡关系

83、近代中国农民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分析

84、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带来了什么重要影响

85、论述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

86、论述孙中山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演变及其历史作用 87、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涵义，它有什么特征？你对此有何看法

88、论述1904年日俄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89、论述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措施及其成效 90、论述晚清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动及其原因

91、论述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复兴运动并对其评价www.92、结合史实论述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历程及其所呈现的特点 93、评价洋务运动中李、左、曾的政治行为 94、论述北洋军阀时期中国社会的变化* u" W

95、述评洋务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主要举措和历史作用 96、试论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成因、内容、历史作用及彼此关系

97、你对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哪个问题最感兴趣？为什么？有何研究设想？

98、你认为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与1840年以前的传统社会相比，其最深刻的变化表现在那些方面，并论述之 99、你认为最近几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哪些方面有较大的创新，并举例说明之

100、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主要特征和历史影响？

101、近代中国的革命是如何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102、清末新政有哪些主要举措？你有何评价？

10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考博, 104、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带来了哪些重要影响？

105、评述1927—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

106、论述主要北洋军阀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影响 107、试论汉唐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108、试述明代中后期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重大转变 109、简述自秦至清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演变

110、中国古代城市、城市经济发展及变化 111、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 112、从农业、手工业、对外贸易和货币等几个方面分析南宋经济发展状况

113、论述近代两次中日战争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的影响

114、分析雅典民主政体和罗马共和政体的异同 115、论述西汉时期的诸侯王国问题。答题要点

（1）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为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分封诸侯王，在西汉初期，诸侯国有利于于西汉王朝的巩固，有利于地方的稳定和中央的集权。但随着时间的发展，诸侯王权力日益扩张，逐渐与中央抗衡，不再听中央的号令，对汉朝中央集权构成了威胁，成了西汉王朝的不稳定因素。

（2）景帝时期，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开始削夺王国的一部分土地，划归中央直接管辖，吴楚等七国在公元前154年举兵叛乱，爆发了“七国之乱”，这一叛乱最终被镇压，在评定七国之乱以后免除了各诸侯王的行政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诸侯王势力逐渐衰落。

（3）汉武帝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颁布推恩令，《左官律》、《附议法》削弱了诸侯王的权力，诸侯王再也无力抗衡中央了。诸侯王国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116、论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答题要点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始于三十年代初，中心议题是：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半封建社会、本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其他性质的社会。

（1）潘东周、王学文等新思潮派”在分析了中国存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民族资本主义三股力量的相互关系后指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刺激了中国资本主 义的生长，但封建主义仍在中国农村经济甚至整个中国经济中占据优势地位。而且，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勾结着，用一切力量阻碍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是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2）任曙、严灵峰等“动力派”认为，自帝国主义入侵以来，封建经济也即自然经济已经崩溃，商品经济已经深入全国城乡各地，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占了领导地位。因此，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社会史资本主义社会。”动力派“的理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张闻天指出，在阶级社会中，离开了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就无法了解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商品经济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性质。帝国主义在中国虽然造成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扩展了商品经济的领域。

经过讨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论断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117、概述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欧亚大陆三大古典文明中心的思想特征。答题要点

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3世纪时期，欧亚大陆三大古典文明中心中国、古印度、希腊时期思想文化都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局面。

中国在当时处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

118、论述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历史背景、性质及影响。答题要点

（1）历史背景：兴起于19世纪中期，是随着日本的国门洞开和改革运动兴起的。日本国内成立了各类民权组织，爱国社主张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对自由 民权运动起到很大影响。爱国公党提倡“天赋人权，人民尽皆平等。针对上述自由民权运动骤然兴起的局面，明治政府一方面进行部分政治改革，在天皇发布逐渐建 立立宪政体诏书的同时，废除左右两院，设臵元老院和大审院；另一方面，劝诱自由民权派的中心人物板垣退助再度入阁，以达到瓦解运动的目的。尽管板垣重新担 任政府参议，爱国社也因此在1875年4月解散，但在社会各阶层的推动下，自由民权运动却持续发展。

（2）性质：自由民权运动是将日本建设成自由和人权国家的运动。但在有一段时间内，日本国内的改革运动逐渐停滞，并陷入困境，因此，他们将目光转向国外，主张日本向国外扩张势力。（3）影响：

自由民权运动导致民权运动者和政府和人民之间产生矛盾。日本国内的改革运动逐渐停滞，并陷入困境。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国外，主张日本向国外扩张势力。1894发甲申政变，民权运动的报刊强烈指责中国，提出必须同中国决一死战的强硬论。

119、汉代历史文献学

120、古代目录分类，及对当代古籍分类的看法

121、汉代今古文经之争的缘起及其对中国学术史的影响 122、古代相权与君权之争及其影响 123、评清末保路运动

124.从天津教案看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 125、试述“改组派”的主要活动

126、试述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的主要原因及意义 127、何谓文化？何谓近代文化？何谓中国近代文化史？请予以分别说明并评析

128、以“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为视角，分析中国近代学科体系的建立

129、论述中国历史条件的特点和民族关系变化 130、以一部中国通史著作为例，谈谈通史体例和通史精神 131、阐释史书体裁、形式、产生和特点 132、论述中国史学近代化因素

133、梁启超、白寿彝关于中国史学史基本理论的观点并作评价

第三篇：屈原与楚文化

屈原与楚文化

(根据讲座整理）

主题：2015年纪念屈原迎端午交流会 主办：永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永州夜校 时间：6月15日晚上 地点：冷水滩区圆梦书城

主持人：东冬（永州市曲艺家协会）朗诵人：屈慧君（永州电视台播音员）讲座人：南蛮（诗人）

致屈原

你的眉头皱得太深了 深得像楚国泥泞里沉重的车辙 你的颧骨突得太高了 高得像楚国的崇山峻岭 悬崖峭壁

把你从国家机器上拆下来 我们看到的不是沾满油污的零配件 而是锃亮的《天问》和《离骚》 《九歌》和《哀郢》

有人说楚王好细腰 宫中多饿死

你斩钉截铁地为政府避谣 ——我们楚国的女孩子 天生爱好苗条 她们没有饿死

她们变成了彩虹与云霞 变成了芷兰与香草 ——看 为了顾全大局 你也讲违心的话

这个时候你的心特别绞痛

你不是跳水运动员 你纵身一跳

历史却为你打了满分

你获得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块跳水金牌 后来的跳水运动员 跳的是技巧 是美 你不是 你跳的是悲壮

你跳的是太阳入海的动作

两千多年后

又一个端午节即将来临 在中国 连三岁小孩都知道 这个节日 要吃粽子 划龙船 他们长大后

教科书一本正经地告诉他们 这是为什么

首先，感谢屈原后裔（五百年前是一家）、永州电视台播音员屈慧君老师怀着对先祖屈原的崇敬之情，深情地朗诵我的诗歌《致屈原》。她的朗诵很精彩。拙作《致屈原》表达了我对屈原的理解和景仰之情。

是啊，两千多年后，又一个端午节即将来临，我们要吃粽子、划龙船。大家知道为什么。为了纪念一个人——屈原。中国的节日很多，但为了纪念一个人而设立的节日，恐怕只有端午节了。

先说楚国。大家都知道战国七雄，秦、楚、齐、燕、赵、韩、魏，是当时最强大的七个国家。世界永远由强者主导。今天联合国有五个常任理事国，还有G七，20国联盟。战国时代也是这样。我们永州有一个著名企业家、奔腾集团董事长王中燕先生，他说他的父亲，给他取这个名字，就是纪念古代的燕国。王总的父亲很有文化。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凝聚着父母的智慧和爱心。因此，请大家珍爱自己的名字，珍爱自己的名声。

楚国是当时的超级大国。从空间上看，它包括今天河南南部、湖北、湖南、安徽、江西、重庆、四川等。从时间上看，它存在了800年。历史上只有周朝存在了800年。

楚文化灿烂辉煌，博大精深。从物质层面上讲，它最大的成就是青铜技术。历史上有青铜时代，可见青铜的重要性。青铜是最重要的生产和战略物资。楚国当时在青铜冶炼技术上领先各国，就像美国今天在军事、科技上领先世界。

从非物质层面讲，首先，汉族是中国最大的民族，从字面上看，汉族是水边的民族，是汉水边的民族。楚国汉水是汉族的发祥地。其次，很多人喜欢下象棋，楚河、汉界是棋盘上的楚文化。

再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国不可一世，但最终灭秦的是楚人刘邦、项羽。楚湘是一家，所以杨度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尽。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当年日本鬼子在中国打得最艰难的是湖南，常德会战、长沙会战、衡阳会战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打出了湖南人的气慨。所以，日本受降书在湖南签订。湖南人会读书、会打仗。别忘了，今天，湖南人也会做生意，湘商正在崛起。

第四，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楚国人才辈出。炎帝、蔡伦、怀素、周敦颐、魏源、王船山、曾国藩、毛泽东、刘少奇、齐白石，灿若群星，不胜枚举。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古往今来，历史上最大的坏蛋如商纣王、秦桧、汪精卫、林彪、四人帮、***等，没有一个是湖南人。湖南这块土地出伟人，出英烈，出好人。五千年来，中国最大的好人品牌当数雷锋，这小子就是我们湖南的种。为人民服务，向雷锋同志学习。毛主席这两句话很伟大，也很有价值，它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最核心的价值观。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都应铭记在心，并挂在嘴巴上，像念经一样每天念叨。

第五，楚国韶乐、扁钟，举世闻名。湖南出了贺绿汀、李谷

一、宋祖英、张也等众多音乐家、歌唱家，是有源渊的。

第六，楚王好细腰，湘女多情。湖南、湖北，鱼米之乡，自古出佳丽、出小蛮腰，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落落大方，拿得起，放得下。俗话说：“买田看塘，找女看娘”。意思是说，娘好女儿一定优秀。湖南的娘儿们，都是好样的。有人成语叫“楚楚动人”，说的就是楚国的女人、湖南的女子吧。

楚文化巫风色彩浓郁，鬼里鬼气，遍地鬼才，最著名的是老子、庄子和老庄哲学。中国最伟大的朝代唐代，主要用的是老子的无为而治。儒家思想只在科举考试时用一下。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多研究老庄哲学，要多运用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就是治国之道，高明之道。目前美国治国，对内就是无为而治，对外是有为而治。中国的好东西，外国都在运用。我们自己把它丢在一边，想起来了就玩赏一下，目前的国学热就是这样。

屈原，楚国人。他是楚国的翘楚，楚国的栋梁。他官至左司徒、三闾大夫，是楚国的三号人物。起草法律是他的重要工作，今天讲依法治国，我们不要忘记屈原，要学习他的法律良知。外交是屈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屈原的外交战略底线是：秦国有虎狼之心，绝对不可结好，必须联合六国以抗秦。后来楚怀王客死秦国，证明屈原的外交战略是对的。现在有个热词叫智库，屈原是楚国最杰出的智库，可惜未能被楚王采纳。楚国的命运可想而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屈原被贬、被放，始终不改忠君、爱国、爱民之心,始终不搞非组织政治活动。他是伟大的政治家。史司迁评论屈原：其志洁，其行廉，可与日月比辉。

此前，诗人基本上是佚名的，比如《诗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创立一种全新的诗歌——楚辞。他的《离骚》开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后世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寻根文学，屈原都是它们的源头和开端。有人说，论作品，屈原之后，只有《红楼梦》可与媲美。今天，在中国的各类文学院，那些教授们、作家们，把外国文学的各类流派谈得神乎其神，令文学青年们膜拜不已。其实，公元前，以屈原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的手法已是出神入化，炉火纯青。有多少学子深研过呢？

屈原诗歌的重要手法是赋比兴，他诗歌的重要意象是香草美人。以香草美人寄托追求。文怀沙有两句诗：“平生只流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这是文怀沙的自况，也是屈原的生动写照。屈原诗歌的高频词是潇湘。“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实，他总想往南走，他总想到我们潇湘来寻找香草美人，寻找零陵香。零陵香在古代很有名气。“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他总想向葬在南岭腹地的舜帝抒发内心的苦闷。他太苦了，他太闷了，他太沉重了，在出发的路上，他支撑不住，纵身汨罗江。他跳的是太阳入海的动作。

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但老百姓最认同的还是纪念屈原。早几年韩国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说端午节起源于韩国，中国急了，国人急了。所以，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节日，要自己珍重，不要等外国人重视了、抢注了，我们才想起有事要做。端午节要吃粽子。粽子也是大产业。浙江嘉兴很重视粽子产业包装和推广，还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嘉兴粽子名气远扬。据说，他们高速公路上一个生活服务区，一年卖粽子可卖一个亿。我们永州道县每年端午节划龙船，历史悠久，声势浩大。但基本上是自娱自乐。如果道县造龙船，把龙船造得世界最好，销往全国，销往世界。那是一个多么大的产业啊。现在李克强总理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座的老板可以思考一下，帮助道县人民创业致富。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距冷水滩四十公里、我的老家花桥，端午节的习俗是吃鸭子、打岩。我小时候过端午从来没有吃过粽子。印象最深刻的是吃鸭子、打岩。那是新养出来的土鸭子，两斤多。现杀现煮，放新出来的辣椒、山胡椒。我敢说，那是世界最吃好的鸭子。打岩就是钻山洞，习俗认为这一天蛇不咬人。花桥没河，不能划船。所以不要一想起端午就只有划船。那些没有河的地方呢？老百姓会因地制想出庆贺节日的办法。伟大的智慧在民间。同时，也不要小看花桥，湖南大学创始人、第一任校长雷铸寰就是花桥人。这里有两个花桥镇，同处一个镇，一镇两镇，两镇一镇，分属东安县、冷水滩区，这种建制，中国罕见。从花桥可以看出，楚文化的包容性、多样性。楚文化孕育了屈原，屈原光大了楚文化。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这是我们为之自豪、也必须践行的湘楚精神。

让我们共同记住屈原的千古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第四篇：楚文化的精神

楚文化的精神体现为，“筚路蓝缕”的开拓创业精神，“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5]  开拓进取：不满足于已得和已知，努力开拓未知领域。楚人立国之初，偏僻狭小，但它们不满足于偏安一隅，通过“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历程扩大疆域。楚人之所以能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开拓进取的精神。

开放融合：楚人建国后，民族政策为：“抚有蛮夷，„„以属华夏”，表现了开放融合的思想，比当时管子“戎狄豺狼，„„诸夏亲昵”和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思想进步。在发展过程中，楚人兼采夷夏之长，并积极开展文化交流。

革新鼎故：楚人师夷夏之长的目的在于创新，建国初期，楚人发明了“楚式鬲”，后来还吸取扬越和华夏的青铜冶炼技术精华，使自己的矿冶水平居于领先水平，井创立了介乎夷夏之间的楚制和楚俗。

至死不屈：楚人经过的历程既不服周、也不服秦。楚受封于周，理应为服务，在楚立足既稳后，楚人就开始“包茅之不贡”，就敢于使“昭王南征而不服”，到后来还有夺周鼎之意，使得周王室无可奈何。秦国强盛后，楚敢与之争斗，以致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  

[编辑] 民族心理层面

崇火尚凤、亲鬼好巫、天人合一、浪漫主义，与中原文化尚土崇龙、敬鬼远神、天人相分、现实主义形成强烈对比。

尚赤，建筑服饰器物均以赤为贵；尚东，生之坐向、死之墓向均以东为荣；楚人尚左。

楚文化偏重于情感，而不是礼法，在念祖、忠君、爱国上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表现得要更为强烈 [6]。比如楚国的都城丹阳、郢迁移多次但名字不变，就是为了缅怀祖先。

第五篇：对历史学考博的看法

对历史学考博的看法

谷训涛 2011年8月2日晚于淄博张店区草稿

（一）.为何考博？

a.历史学博士学位是应届生进入大学任教必须的资格证。30年前本科生可以在大学留校任教。10多年前历史学硕士研究生可以在大学任教。现在只有历史学博士才可以进大学任教，现在想进入大学任教或者进入社科院等系统搞研究的人必须要获得博士学位。这应该是应届生中部分人选择读博的主要原因。b.就业所逼。历史学硕士和其他很多学科的研究生一样，在就业中上不上下不下，高不成低不就。有些人觉得进中学教书委屈自己，就继续读博。实际上，如果硕士研究生或者本科生就很好就业，真没有多少人愿意继续全日制学习以获得更高学位。

c.在职读博的人是想通过博士学位获得更高的职称或者跳到更好的单位去，名利双收。现在在读博士生中一半多的都是在职读博的，其中有大学老师、社科院系统的研究人员、官员等。官员读博，实际破坏了博士教育的声誉。他们本来不太可能安心听课，阅读，写作前沿与创新的论文，他们能在自己的工作之外抽出那么多时间在校吗？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很多全日制应届生写作毕业论文都搞的头大、蜕几层皮，难道这些官员博士都是天才？所以就会产生让秘书等人代替上课，花钱令人代笔写作学位论文等令人恶心的现象。这种学位中的权力、金钱交易是对中国博士教育的大破坏。

d.学术本身的追求，创新性成果的吸引力。为了获得更多知识，进行严格的思维训练，掌握本学科领域最新、最前沿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独创性研究。

（二）要报考什么学校？对应届生来说，肯定是要报考国内重点大学，特别是985高校，211学校次之。我对留学的事项不了解，就不说了。重点大学的博士学位是能在较好大学工作的敲门砖和资格证。应届生科研成果方面没有在职人员多，学术关系网上没有那么广，需要这个资格证来行路。

现在重点大学在招录教师的时候注重应届生的“学统”：应届生的学士、硕士和博士毕业学校都要是重点大学。这种现象已经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博士供大于求，用人单位可以挑人。用人单位在短时间内无法判断一个人学术研究水平的情况下，就根据应聘者毕业的学校来判断。尽管这种注重“学统”的现象在省属和市属高校中尚不普遍，但是未来会有更多学校这样做。这种重视“学统”的现象有

利有弊，对很多毕业于非重点学校但是立志于继续深造并具有真正研究潜力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已经就读或者将来就读211学校或者非重点大学的博士生门，只有加强自己的训练和实力，才可以在未来的学术竞争中立足。

单就博士生的学术训练来说，985高校在国内还是具有很大优势的，985高校的垄断优势来自于国内公办大学发展的政策性支持特点，中央支持哪个学校哪个学校就能得到最多的资金支持，这对于得到支持的高校开展各项活动都有利。以高校现状来看，985高校的图书藏量在国内是一流的。图书馆藏书量达到200万以上的学校应该达到了学术研究的入门级别，藏书量达到400万以上的就比较不错了。重点高校的学术交流很频繁，广泛接触不同领域的新思维对革新僵化的学术程式具有刺激作用。

对在职人员来说，重不重点意义不大，他们很多人是靠博士学位获取更高职称用的。当然，不排除一些依然具有学术雄心的在职人员想获得更严格、系统的学术训练。

（三）历史学博士就业形势依然很严峻。

现在历史学本科与硕士研究生就业形势就比较严峻。历史学毕业生若要所用即所学，能就业的领域主要是各大中小学、培训学校等教育机构、出版社或报社。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考古所等机构需要他们各自相对应的专业，比如博物馆学、情报学、图书馆学、考古学等，不仅能开这种专业的学校很少，而且这些机构能吸纳的人本来就少。

历史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往上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很多。以我2011年考博期间报考的学校为例，川大历史文化学院招录50多博士，报名的人550个，已经创下了近几年川大历史文化学院的报名数额记录。南大中国近代史老师今年大都录取了2人。我报名的李老师有21个报名的，超出了李老师自己的想象，他本身是期望三五人报考的。山大历史系共招考16个博士，但2011年报名的人超过200。当然我这里说的是985高校，其他学校报名人数没有那么多。

几年以前我看到材料中说中国历史学博导有800多，现在新一轮一级博士点已经公布了，又将增加一批博导。现在博导一般带1~2个博士生，也有带3个甚至更多的。那么中国每一级在读的历史学博士就有1000人，三个年级就有3000人左右。数目太庞大了，水平难免参差，差别巨大。而国内开设历史学本科的学

校除了各省市、各大区的师范学校外，另外就是重点综合性大学，应该不超过300所。

如果历史学本科和研究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历史学专业在一些学校就要减招或者取消，估计未来国内有200所开设历史学专业。这些学校是吸纳不了那么多每年毕业的历史学博士的，5~10年内，历史学博士找不到正式工作、进入不了大学的会变多，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博士将来要进入中学教书。历史学博士缩招就是必然的了，毕竟，本科生教中学才是适合的。到底是不是这样，市场会做出证明。让我们拭目以待。

即使博士进大学教书了，还有三五年很清苦的日子，为凭职称拼搏。只有能耐住清贫的人才能坚持的住啊。

（四）冷眼看历史学读博。我在南大考博期间和来自华中师大的考生谈及了历史学的学术之路需要的条件。我和华师的学生观点相同，历史学学术之路满足下面两条中的一条即可：脑子特别聪明；有闲人（生活无忧）。

家境一般或者贫寒但是脑子特别聪明的人可以继续读历史学博士。未来学术圈子必然是能产生一流成果的人生存，创造不了一流成果要么勉强维持生存要么被淘汰，因为国家养不了那么多拿钱不干事的人。纯文学科要在市场化的今天活的好只有造就一流学术，以文为生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件艰难的事情。

我同意研究生同学张宇飞的看法：读历史学研究生和历史学博士是件很奢侈的事情。看看读硕士研究生的人都在干什么，忙啥的都有，就是没多少人下功夫去阅读大量学术书刊，掌握本学科最新研究动态，这样获得的硕士学位必然是大打折扣的，水分很大。硕士研究生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人比例不是多大。没有深厚根基并不愿意勤奋钻研的人能么能在读博甚至更长远的研究生涯中立足呢？我们再来看看不再读书的二十五六岁、二十七八岁同龄人在干什么，他们大都在社会上打拼，或者加班加点，或者对上级低头哈腰学会了隐忍，或者像工人那样三班倒的工作，颠倒生物钟，等等，不一而足，当其他人都拼命的奔走营生之时，研究生与之相比，能不惭愧吗？！

读研读博是件奢侈的事情，而我们竟然选择了读研、读博，就应该抓住这难得的自由阅读、思考与写作的时间。人一生中能自由阅读时间真的很短暂，如果从本科开学到博士毕业计算，不过10年时间。在还愿意读书的年龄，我们还是安心、踏实、勤奋的在书海中遨游吧。等到毕业了，工作了，还有几个人能抽出完整的时间安心、自由阅读呢？

我觉得历史学如果作为爱好是可行的，但如果要把他作为职业就难以安身。一是因为历史学研究要求的条件很高，既需要勤奋、耐得住寂寞，还需要很聪明的脑子。历史学要研究的东西太多太广，而且已经逝去，对现实中的人来说是很难的的，毕竟历史研究不仅仅是说清历史故事。只有能做出一流学术的人才可以在将来激烈的学术市场生存、生活。二是因为历史学专业与现实社会、市场经济脱节，现在凡是与市场和社会脱节的专业基本上是要被淘汰的，或者说只能勉强维持，如果没有比较好的家底，进行历史学研究就是件很清苦的事情，这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很难坚持住。学术界前辈都说要坐得住冷板凳，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大学毕业生或者研究生就业不愁，工龄长了房子问题也会解决，国家包养知识分子。现在大学生或者研究生就业已经成为了严重的问题，太多的人所用非所学。当一个人无法在社会中立足、无法养活自己的时候还能耐得住寂寞去搞学术研究吗？当然是不可能的。

现在所有的专业都被抛向市场了，大学生、研究生也是这样。文史哲这样的基础学科要么被国家包养起来，要么被富豪（基金会）包养起来，否则不能立刻产生经济效益的文史哲等基础学科就要废掉。但现在中国的富豪还没有从包养二奶、情妇的迷恋中走出来。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政治场、经济场、文化场三足鼎立的，相互制约的，但历史和现实是文化场从没组成社会结构的一级，文化场中的知识分子从没有独立过，知识分子总是依附于政治或者经济。

（五）读博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a.具有学术追求，立志做出独创性研究，在人类知识之路中开辟新领域。b.不仅喜欢读书，而且要会读书。读到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很多人再也不想继续读书了，撇开就业等原因不谈，他们不想读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真正读过多少具有价值的书（各种教辅类、考证类的书籍不算真正的书籍），没有发现求知的乐趣。求知欲最强的年龄阶段是整个中学阶段，其中高中阶段尽管学业压力大，很多人还是抽空看些杂书的，只是很多中学给高中生提供不了大量图书资源。能把中学阶段的强烈求知欲延续到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人是很少的，不到10%。求知欲也是人生的动力之一。

上面只是说到喜欢读书，其实更难的是会读书。孙琇师姐前段时间写了《阅读质量》的文章：

“ 一本好书会给人启迪，一本平庸的书只能让人killing time。

而一本好书的关键在于作者的智识，而读者的选择也决定了他/她自身的收获。

阅读质量很重要，因为在阅读中只有读者的心智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充分理解作者文笔的精妙之处。而只有带有共鸣和思考的阅读才能真正具有启迪性。学科高度分化，只有你进入了某个语境，熟悉相关的术语以及足够的backgroud才能明白字里行间的深意。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书，多年前读，我觉得很累，很艰涩，但是后来重读却把它看得很轻了。因为你的视角变大了，你能恰切的将这本书放进一个理路中，放进一个领域中，你找准了这本书的位置，你识破了它的小伎俩，更能客观公正的评价它，甚至是推翻它。这种反思性的审视就是知识增长的结果。而这需要时间，需要积极思考来磨练。

最重要的反思就是对阅读质量的警醒。”

在阅读中，我们使自己的知识结构成长，就像一颗种子，逐渐发芽，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大树。重要的是掌握了枝干，把新阅读的信息和思考融入原有的结构中，并使之继续扩展壮大，如果融入不了，就更新、调整他。以我本人来说，我觉得尚未学会读书，尚未真正打开自己的思路，自己读过的材料一直在冬眠中，这也许与自己的思维懒惰有关，也许与缺少深入的学术讨论有关。

C.要具有求通的抱负。历史学科的一大特点是他的历时性，一大特点是他的综合性。历史学真可谓是包罗万象的学科。举凡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民族、环境、科技、教育等人类所涉及的所有方面都是他研究的对象。社会科学是研究当代社会横断面的学科，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纵向面的学科，此外历史学还研究各个学科自身的学科史，如文学史、哲学史、法学史、经济学史、社会学史、史学史等。现在学科已经分化，各个学科的学科史已经被各自学科瓜分，但不能否认学科史的历史学特征。

历史学已经严重分化：搞中国史的不懂、不关心世界史研究，搞世界史的不懂、不关心中国史研究，搞具体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研究的人不关心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这造成各自划地为牢，以研究的狭小领域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历史学要想不被社会和市场抛弃，需要加强学术成果的社会化推广，大力发展公共史学、大众史学，在学院派和民间社会之间建立桥梁，让象牙塔中的新发现、新成果影响社会，不然，浪费了那么多精力和时间搞出的成果仅仅在圈子里消费真是好大的浪费。此外，历史学需要加强求通的意识和能力。历史学界之外的人没时间、没精力去了解历史学每个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打通各个分支学科的新作品、新成果来影响社会将是一个解决办法。

d.涉猎人文社科相关学科知识和思维。历史学科班出身的人严重缺乏其他学科的训练。传统的历史学训练方式已经满足不了现今时代的要求。如果教师在这方面没什么改变的话，就要靠我们自己努力了。尽管现在各学科高度分化，但人类社会从没有因为学科的分化而分化。社会一直是复杂的巨型系统，要深入了解、分析错综复杂的社会，任何单一学科都应付不来。没有其他学科知识和思维训练的历史学科班生，在真正做研究的时候会很吃力，感觉找不到门路。无论做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还是环境史、社会史、科技史都是如此。多学科的训练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用处很大。法国年鉴学派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也要学习。时不我待，大家加油吧。

e.技术性训练。论文写作中的注释、参考文献等内容平日多注意。另外，勤读书，勤做读书札记，把一时的思考记录下来。短文写多了才不惧长篇写作。我发现一个现象，美国的一些大学教授在一生中能写作并出版二三十本专著，而在国内只有北大等少数几个一流学校的教授才能出版十部以上的专著，大部分大学教授一生中能出版三五本就不错了。人怎么差距那么大呢？难道是中国人的智力不行？应该不是。估计与我们的思维能力有关。我们没有训练出发达、自由的思维能力，不光大学生、研究生欠缺，大学教授也欠缺。另外应该与学术著作的出版环境恶化有关，作者出版学术书籍需要自己或者作者所在的单位缴纳出版费，这是不小的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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