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鸟

第一篇：陶渊明与鸟

魏晋时代是一个天姿烂漫、潇散发露的时代。魏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他们钟情于自然，寄情于山水，著名的兰亭之游、金谷宴游风流千古；特别是山水、田园诗派均滥觞于此期。陶渊明更是造化所钟的“天生尤物”、是六朝时代的宁馨儿，他对自然的追求和对自然观的理解实又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渊明的个性品格、诗歌题材、诗中之理、艺术风格无不表现了对自然的追求。自然与自由相关，渊明及魏晋士人对自然的渴望，实际上表征了他们对形体自由及精神自由的双重渴望。这种渴望在两汉经学统治相对松弛之后，变得尤为突出。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渊明的自然追求与鸟大有关联。与玄风盛行相表里的，是魏晋诗文中，鸟意象出现得比率明显增加。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应该说是有其深刻时代内涵的。

鸟是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对象物，它的象征内涵是经过长期积淀的。《周易》之《中孚》、《明夷》、《渐》、《小过》等卦中均有鸟的影子，这里的鸟大体上象喻着坚贞自守、远遁自晦的高蹈情怀。《诗经》中的鸟意象更是不胜枚举。“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象征自由、和谐；“交交黄鸟，止于棘”，则暗示了不得其所的意味。此外，《庄子》“逍遥游”中高飞远举的大鹏，则是远大理想的象征。先民视野中的鸟开启了后代诗文中鸟的“原型意象”，归纳起来，大概为两类：一是追求宏大的境界，是经过拼搏后的自由；一是选择退守，是疏离主流群体的个体自由。两种鸟的原型意象，陶诗中兼而有之，可以看作是其人生转换的前后标志。渊明思想之转变实可以以鸟意象一以贯之。

一、渊明前期功业追求与鸟意象

六朝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世族与门第。任何个人都无法超越社会时代带给他的局限，陶渊明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门第观念影响。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功勋仅亚于王导，史家把陶与王相提并论，比做周朝夹辅王室分陕而治的周公和召公，说：“陶士行（侃）据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导）为分陕之计，江东可立。”[1]又说陶侃“望隆分陕，理则宜然。”[2]渊明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仕官已历三世。如按照三世为官便成世族的传统，确实也不能目渊明为寒门了。考诸渊明诗文，可见其对家族历史的自豪感。《命子》诗中，诗人首先缅怀了祖先的光辉历史：“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又对曾祖陶侃的功业与人格高度赞美：“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踌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再如《赠长沙公》诗中，称自己的家族为“令族”，并将长沙公引为自豪，称其为“实宗之光”。诗曰：“于穆令族，允构斯堂。谐气冬暄，映怀圭璋。爰采春华，载警秋霜。我曰钦哉，实宗之光。”受大环境影响，陶渊明形成了一定的门第观念，这在当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股时代潮流。寒门士人念念不忘的，是有朝一日能跻身于世族高门的行列，而世族之胄也千方百计地善保家门、发扬宗族之光。因此，对于渊明的门第观念，我们应该给予理解。在一定程度上，门第观念也与用世之心紧密相联。受儒家传统观念影响，建功立业、光耀门庭是士人的追求目标，在六朝时代，这两者更强烈地联系在一起。陶渊明带着一定的门第观念步入社会，沾溉着门第之泽，享受着由门第与家族带来的荣誉与利益。权利与义务是相互的，享受权利的同时要为此付出代价。这种责任感主要不是出于外在的压力或官方意志，它实际上近乎内心的的律令。振兴家族、光耀门庭，并实现个人的政治理想，六朝世族人士大多将个体功业的建立与家族命运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个体与家族休戚与共，共损共荣。清代方东树说过这样的话：“昔人云：读杜诗，当作一部小经书读。余谓陶诗亦然。但何必云小也。”[3]可见，他是把陶诗当作儒家经典来推崇的。这种看法在历代并不罕见，如宋代的真德秀就曾说过：“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4]此说绝不是空穴来风、无根之谈，它们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渊明早年确实受过儒家思想影响并且形诸诗文。研读陶诗，会发现渊明早期的篇什中，多处流露出儒家的功业思想及用世之志。《停云》诗写道：“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暗寓着诗人关怀世难的忧心，以及功业难成的感慨。《时运》诗化用儒家所乐道的“曾点气象”，表达了渊明早年对儒家精神境界的欣羡之意。《荣木》一诗更表达了一种自强不息的功业追求，该诗第四章写到：“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从以上诗句中我们可以见出，渊明内心郁勃着昂扬的进取之心、功业之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这句话活脱了渊明另一面孔，它与后人心目中那位吟唱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者形象，相距实在太远。我们以往对陶渊明的印象只是其中年思想成熟以后的形象，是渊明丰富人格之一角。以“一斑”而概其“全豹”有时会出现以偏概全的弊病。渊明早期功业之心，主要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使然。对于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谁能天生就超越历史的局限而对功业荣名不屑一顾、视如粪土呢？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渊明前期诗中言及功业之志间或用“鸟”意象来传达。鸟的高飞远举象征着人的功业追求，鲲鹏展翅九万里，境界何其高远！渊明早期诗中之鸟多用来表现其用世之心，功业追求。《杂诗》其五云：“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看作是此期内心世界的写照。《停云》诗最后一章写“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未始没有期盼知音赏识的意味。渊明怀着眷眷用世之志走入社会，我们仿佛看到了他急切的脚步，感受到了他躁动的心跳。然而，诚如范文澜先生所言，这是一个“杀夺而滥赏”的社会，“统治集团中人得失急骤，生死无常，心情上表现紧张与颓废„„”[5]因此，兴冲冲步入仕途的渊明不免碰壁，产生了矛盾与麻烦，在矛盾无法协调时，渊明开始了痛苦的转换。渊明在断断续续做了十三年官以后，终于辞官归田了，关于辞官的原因，他的藉口是“程氏妹丧于武昌”，后人则以为是耻于束带见督邮，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千古以来流为佳话。实际上其辞官深层原因是其质性与官场不和。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中明确指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其《与子俨等疏》大意也是如此：“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感士不遇赋》中渊明更从社会政治现实角度揭示了辞官之由：“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封建社会特别是有晋一代，政治混乱，官场腐败，“政失准的，士无特操”。在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社会里，士子们缺少一种精神的依傍，也缺少生命的保障，还何谈实现政治理想！渊明在长期的官场生涯中，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感到了政治之不可为，认识了仁政理想之虚幻性，从而产生了摆脱现有生存方式寻找新生活的想法。

二、鸟与渊明的诗意回归

“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杂诗》其五）渊明一生的寻觅与求索，如用两个字概括就是——止泊——寻找精神的故乡与归宿。

那么渊明何以独对鸟如此情衷，为何不厌其烦地多次以鸟自况，特别是日夕归鸟在其笔下频繁出现呢？此中有深刻的哲学、文化底蕴，逯钦立先生已然有所阐发：“窃谓鱼鸟之生，为最富自然情趣者，而鸟为尤显。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推极言之，鸟与我同。鸟归以前，东啄西饮，役于物之时也，遂其性故称情。微劳无惜生之苦，称情则自然而得其生。故鸟之自然无为而最足表明其天趣者，殆俱在日夕之时。既物我相同，人之能挹取自然之奇趣者，亦惟此时。则山气之所以日夕始佳，晚来相鸣之归鸟始乐，因为人类直觉之作用使然，要亦知此直觉之所以有些作用，即合乎自然之哲理也。”[9]鸟是自然的化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宇宙自然相俯仰，此最为人类欣羡。因此它最易成为多情敏感的诗人笔下的宁馨儿。逯钦立先生所言极是，鸟为最富自然情趣者，与人生具有质的相似性。

鸟之与渊明的生死观、义利观还有莫大之联系，不可不辨。鸟日出飞林，远近觅食，象征着人生在世奔波求活，自有酸甜苦辣；鸟日落而息，象征人之止息或死亡，回归本原，无怨无悔。渊明向来“视死如归”，《归去来兮辞》、《杂诗》、《挽歌诗》中都表现了此意。“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这是多么达观的人生态度！另外，鸟日出而作，相约寻食，自食其力；然鸟之于利果腹便足，如“鼹鼠饮河，期在满腹；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决不纵欲逐利，此点与渊明之义利观如出一理。对于物质利益，渊明向来是持灵活态度。他不讳言利，且躬耕田园以求利。但是，他所需求的不过是正当衣食之需，这又与鸟性相通。可见，渊明与鸟确实有着极大的缘分。

只有渊明之“翼翼归鸟”最具深度及人格力量，只有陶渊明的探寻成功了，他的成功体现在文学、玄学和人生。就玄学而言，他的思考解决了困绕魏晋士人数百年的精神困惑，结束了一个时代；就人生而言，他将玄学诗意化、人生化，是艺术化人生的大师，开创了知识分子新的人生理想、生存模式。渊明是魏晋玄学的终结者，代表了魏晋玄学的最高成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先生称渊明“革新旧义，孤明先发”，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也以渊明为魏晋玄学的终结。从“竹林七贤”到“金谷俊游”再到“兰亭玄思”，都停滞在寻觅自然途中的某个点上，只有渊明走完了全程。基于此，李建中《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一书，将建安文学以来的人格生成模式依次概托为：“邺下——竹林——金谷——兰亭——南山”，与之相表里的分别为“孕育——徘徊——焦虑——消释——重铸”之心理流变，同样视渊明为魏晋人格之终结。他更以优美笔触描绘了渊明达到的境界：“南山的主人，不需要像邺下或金谷文人那样依附于权贵，也无须像竹林或兰亭文人那样耽溺于某种玄思。他是独立的自由的个体，他身后是自然温馨而神秘的拥抱。”[10]“翼翼归鸟”，在今天仍是自由和谐人生的象征，对当代人或许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人生启示。陶渊明的人生转换及生存方式，从形式上，不一定值得效仿，而从其精神实质上看，它的潜在价值无疑是巨大的。

注释：

[1]《晋书·元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页158。[2]《晋书·陶侃传》，出处同上，页1768。

[3]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4]宋·真德秀《跋黄瀛甫拟陶诗》，《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本。[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页283。[6]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页150——151。[7]同上，页151。

[8]朱光潜《诗论·陶渊明》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293。[9]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页236。[10]李建中《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133。

第二篇：鸟与菊花――陶渊明笔下的意象

鸟与菊花――陶渊明笔下的意象

一个风格成熟的作家必会有自己的意象群落，借以搭建独特的审美景观，展现其与众不同的风采,如屈原之于“香草美人”，李白之于“皓月美酒”，说起陶渊明，无疑鸟、菊、松、山，琴、酒等是重要的特征词，作者采取象征、隐喻写作手法，使其光明峻洁的人格、平淡自然的情怀在这优美的意境中得到最完美的凸现。

鸟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常用的一个意象。《诗经》的第一首便是《关雎》，此后从《楚辞》到古诗十九首以及建安正始诗人们的笔下，鸟的意象便逐渐具有了更多的意蕴，不单为双鸟或离群孤鸟形象，以比喻欢爱相亲或者别离，更常常是一种不受羁绊、超然高举的自由生命的象征。

鸟在陶渊明诗中主要是逍遥容与，自由自在的象征。陶渊明笔下的鸟大致有三种:自由快乐的飞鸟、受困牢笼的羁鸟、日暮还巢的归鸟。因天性淡薄自然，不喜拘役，所以诗人无疑企羡喜欢无拘无束的飞鸟:“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饮酒二十首并序?十五》），“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咏贫士七首? 其一》）“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天空是如此广阔浩瀚，无际无涯，而鸟儿只要轻轻展翅，就可以轻松地抵达任何渴望的地方，没有任何欲渡无楫，欲过无翼的烦恼，此时此际，作者的心灵必然与鸟翅一起飞翔，突破现世的坎坷和羁縻，走向无限和超越。可堪在此联想到的是《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超然远逝，扶摇万里，陶诗的气象虽然没有如此恢宏壮阔，但对自由翱翔的渴求却无有不同。

其二是受困牢笼的羁鸟意象:“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五首》之一)鸟本来属于自然天空，即使它生活在金丝笼里，没有为食粮奔波流离的艰辛，但这又怎么可以比拟在天空中飞翔的快乐，在此我们从反面感受到了生命自由的珍贵。陶渊明的仕宦之路不正是这种羁鸟的可怜状态吗，“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却为了生存，为了所谓虚妄的理想淹留在官场，给灵魂带上了枷锁，时时感到压抑和拘束，不由得对田园生活充满了梦想憧憬。

最后也最常见的就是归鸟的意象，隐喻了陶渊明对精神家园的留恋和皈依。陶的《归鸟》有四首：“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和风不洽，翻翮求心。顾俦相鸣，景庇清阴。”“翼翼归鸟，载翔载飞。虽不怀游，见林情依。遇云颉颃，相鸣而归。遐路诚悠，性爱无遗。”“翼翼归鸟，相林徘徊。岂思失路，欣及旧栖。虽无昔侣，众声每谐。日夕气清，悠然其怀。”“翼翼归鸟，戢羽寒条。游不旷林，宿则森标。晨风清兴，好音时交。矰缴奚施，已卷安劳！” 鸟儿众声相鸣，或飞或栖，或远或近，无不悠然自得，快意自在，最重要的是当日暮西山之际，都会找到自己的旧巢去安然栖止，再不用担忧险恶的矰缴。明笔写鸟，实际上不过是作者神与象会，自剖心迹，表明渴望离弃红尘，高蹈世外，游心与天地自然的思绪。写归鸟的诗句还有下面这些：“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饮酒二十首并序》）“洌洌气遂严，纷纷飞鸟还。”（《岁暮和张常侍》）“晨鸟暮来还，悬车敛馀辉。”（《於王抚军座送客》）“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在对倦鸟知还的反复吟咏中，不难体会陶渊明对“吾庐”，也即精神田园的眷恋和热爱，煎熬漂泊的心灵就此有了依止之处，回到了柏拉图所谓灵魂的故乡，从此可以酣然入眠，无忧无虑。

总之，鸟是自由的飞翔，也是倦怠后的安然栖息，如果现实的生命可以呈现为这样的样态，欲奋发时则心想事成，欲恬退时则无牵无挂，该是何等美好的境界，我们在此看到了缠绕在作者笔端的情怀和志趣，闲适容与，高洁脱俗。在中国文学的语境下，菊花意象与陶渊明可谓是二位一体的关系，一提到陶渊明，我们就想起了菊花，一提到菊花，无疑是在说陶渊明。陶后有大量的诗词吟唱菊花以及菊花所代表的陶渊明。元稹:“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菊花》)以屋庐周围菊丛环绕、酷似陶家而自豪。杜牧:“篱东菊径深,折得自孤吟。”(《折菊》)采摘菊花,孤吟陶诗,可以想见杜牧对陶渊明的向往。元好问:“柴桑人去已千年,细菊斑斑也自圆。”(《野菊座主闲闲公命作》)由人写到菊,对人对菊都不能忘怀,虽千年而情依旧。郑燮:“想因会得渊明性,烂熳黄花开一墩。”(《菊花》)这里把菊花人格化,认为其有陶渊明的性情,故烂熳开放,人和菊已融为一体。林则徐写道:“谁知解组陶彭泽,采向东篱也折腰。”(《又题花卉绝句》之四)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陶彭泽,却为了采菊而折腰,菊花当然深得其心,这里也是把菊花和陶渊明并提。关于陶渊明与菊花,还流传有一段趣话。据《舌华录》载,明代奸相严嵩过生日,“诸翰林称寿,争作恭求近。时菊花满堂,陆平泉独退处于后。同列问曰:„何更退为?‟陆答曰:„此处怕见陶渊明。‟”陆平泉所以有如此巧妙的回答,那是由于在他心中,菊花是陶渊明的象征。《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在《咏菊》诗中说:“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自从陶渊明写出赞美菊花的诗篇之后,菊花的高尚品德便一直传颂至今。又由于陶渊明的人格已与菊花的品性融合到了一起,所以“千古高风说到今”的已经不仅仅是菊花,而且也包含了安苦守节、傲世离俗的陶渊明。

菊花见于我国典籍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礼记·月令》载:“季秋之月,菊有黄花”菊花进入文学作品则始于稍后的战国时期,屈原曾写道:“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此后就有大量文人以菊花为题材吟诗作赋，主要是用来象征有德君子洁身自好，飘然出尘。范至能《菊谱》概括了这一现象:“山林好事者,或以菊比君子,其说以为岁华委婉,草木变衰仍独灼然秀发,傲睨风露,此幽人逸士之操。”到了隐逸山林田园的陶渊明，因其于百花之中偏爱菊花,所以在诗文中屡屡提到。《九日闲居》小序说:“秋菊盈园,而持醪无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正文写道:“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 《和郭主簿》其二说:“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读山海经》其四:“黄花复朱实,食之寿命长。”《归去来兮辞》：“三迳就荒,松菊犹存。”而《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句诗可谓妇孺皆知的千古绝唱，诗人远离世俗、卓然傲立的品格境界在采菊见山的悠然中显现无遗。萧统《陶渊明传》记载道：“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宋书·陶潜传》等其它传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陶渊明与菊花的佳话从此千口共传，流芳万世。

菊花意象何以与陶渊明而不是其他的歌咏者构成这种紧密的关联呢？一是由于菊花本身的品性所引致的联想：菊是四季花事中开得晚的一种,其时众芳摇落,万木凋零, “此花开尽更无花”(元稹《菊花》),只有菊花在那萧瑟的秋风中傲然怒放、凌霜盛开,为冷寂荒芜的大自然带来无限生机，无疑它会令人想到孤标傲世、高洁劲节的君子之德。最重要的是陶渊明自己卓越的品行操守。诗人在仕隐之间几经徘徊,为保全本性而终归耕于田园。愤世嫉俗,憎恶黑暗官场,不愿与之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修养心性,追求任真自得的超越境界。菊花的高风亮节已与陶渊明的高洁品德完美地叠合到了一起,陶渊明成了人格化的菊花,菊花也成了陶渊明安贫守道、孤高无尘的象征,陶渊明与菊花成了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

当然，造成陶渊明诗文整体风貌的关键意象不只有这两个，酒、琴、书、园、松、山、柳等都可以进行认真的探讨，但是由于篇幅的关系，只能略而不论。正是这些典型化意象叠合、交织、纠缠而成的神奇意境，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恬静淡远美不胜收的宋元水墨画，哺育着中华儿女的灵性和神韵。

第三篇：陶渊明与酒文化

陶渊明与酒文化

以前，陶渊明和酒在我们脑海中没有任何关联，而学完《五柳先生传》后，陶渊明与酒便紧紧联系在一起！

说起陶渊明为什么会喜欢上喝酒，我总结有两条原因：一是陶渊明在做官时，有应酬，“酬”字的左边是“酉”，说明就和酒有不可分开的关系，于是在各个应酬中喜欢上了喝酒。二是因为他每次喝完酒后，精神很亢奋，很爽，所以喜欢上了酒。

再说陶潜陶渊明，在文中是这样描写他喝酒的行情的：“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通过这段描写，可以简要概括，①贫穷，喝不到酒②别人请客③他喝④他醉⑤他走，去除第一步，只需四步，就可以喝得大醉，刚开始我想：“这不就是地痞流氓吗？虽说是别人请客，说两句客气话也是应该的呀！”而后来我才明白，这不是没礼貌，而是直率，我们其实有些做作了，就应该像陶渊明一样，不用管那么多礼节，所以我们应向陶渊明学习！

现在说一下中国的酒文化，我不说大家也应该知道，中国人最喜欢喝白酒，白酒是中国的国酒，也与它的原料有关，只有两个：高粱和水。高粱在中国的产量远比国外多！所以白酒的数量也多。但最重要的还是白酒能使人的精神麻木，有满足的感觉，它的味道也很甜美，劲很冲，使人陶醉！所以陶渊明喜欢酒也是情理之中的！

最后说陶渊明与酒文化，不如说是“文人与酒文化”，我发现文人大多喜欢喝酒，因为喝酒后会激发出人的潜能，从而作出好诗。李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因酒的帮助成名，也因酒的危害而身亡，但没有酒他也不会作出这么多好诗，所以我认为还是值得的。陶渊明也是一样，酒使他的思想开阔，他享受那样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感觉才去喝酒，而不是酒本身。但总而言之，酒是中华民族的一根树根，它在某个方面引领或干涉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而陶渊明恰恰是受到了酒的影响！

总结全文的几个字可以这么说：“无酒无陶渊明，更无中华民族今日的辉煌。"

王明古

第四篇：孟浩然与陶渊明比较

陶渊明和王维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出名的田园诗人。一个是晋代田园诗的开山鼻祖，一个是唐朝山水田园诗的代表。陶渊明的田园诗和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尽管都有写田园农家的成分，但他们所表达的田园情结尽不相同。由于社会背境、人生际遇和性格修养的原因，在这个方面上无论是思想内容上还是艺术特点上，都有相同之处，但又具有明显的不同。现以与田园情怀相关的异同在陶诗《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和王诗《渭川田家》中作一分析。两首诗的不同点 1.思想内容上的不同：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当时战乱不断，政治上门阀制度森严，显赫的祖业轮到他时，家境已衰落。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辞官归隐后，返回田园躬耕。《归园田居》（其一）描写了恬美幽静的田园风光，表达了诗人归园后恬淡的愉悦心情和对污浊官场的憎恶。全诗共二十句，前八句叙写了自己性格志向及误入尘网，最后远离官场，返回田园；接下来的八句，都是描写宁静的田园风光及田园生活的愉悦心情；最后四句，写的是清静的生活乐趣和返朴自然的心情。诗人以简约的二十句诗，就描绘出田园风光的诗情画意，字里行间无不表达出诗人归隐后喜悦之情。王维活动在社会安定、国力强大、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繁荣的盛唐时期，过着一种亦仕亦隐的生活。《渭川田家》描写的是山村景色和农家生活。这首诗写的是在夕阳西下，夜幕降临之际，写出恬静自然的田家晚归的情境。读毕《渭》，全诗的重心自然而然就落在一个“归”字。在诗人笔下，夕阳西下、牛羊归来、老人候人、牧童归来、麦田鸡鸣等这些农家平常随处可见的景色，显得诗情画意盎然，简直就是妙笔生花，别具一番牧歌情调。其实，农夫们并不闲逸，与诗人自己担惊受怕的官场生活相比之下，农夫显得更加安然、更加自由，故闲逸之情溢于诗中。诗中前大半部分都是写那么多“归”，实际写的就是人人有得归，反衬出诗人自己无随归；人人归得亲切、安然，反衬出诗人自己归隐得太迟以及自己官场上的孤单苦闷。诗的最后一句“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即点出全诗的灵魂所在。由此可以得出，时代境遇和人生经历的不同造就了陶王两位诗人分别在这两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不同。2.归隐方式的不同，情感亦就不同。陶渊明挂冠归隐，往往无法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是穷隐，得与乡民同生活共劳作，其诗出于直接体验，生活与诗，诗与生活，无不给人一种纯朴而水乳交融的亲切感。在《归园田居》（其一）中仅透露出一点点信息，其组诗接下来的就能深透出这方面的体验。王维把当官的俸禄作为隐士生活的经济支柱，是富隐，在乡间别墅诗酒书画，闲情逸致，故其山水诗精致闲雅，疏淡亲禅，而田园诗则分明是一种局外的、旁观的、缺少陶诗那种亲切感的闲适清淡。《渭》的“即此”一句，就显现出这一点。王维以下千余年，山水田园诗车载斗量，如摩诘者大可指数，而如渊明者则无一人，究其原因，与士大夫或者说读书人鄙视劳作，远离实践有很大的关系，亦是两人写田园山水诗情怀不同的因素之一。3.艺术特点上的不同： 王维的田园山水诗诗风因其创新和发展,明显又别于陶渊明的田园诗风。（1）.景与人的关系。《归园田居》只描写景物而没有涉及到人物，从南野、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鸡鸣到狗吠，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不惬意，诗中虽没有人物的痕迹，但这一切经过陶渊明点化也都诗意盎然了。《渭川田家》则是两者兼而有之，从夕阳、牛羊、麦田、老人到牧童，看似寻常，诗人却信手拈来，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之意无不显露出来。如《渭川田家》“野老念牧童，倚仗候荆扉”，“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等句的老人家，牧童和农夫在此诗中显得人性化，增添了不少人气味。让人读完之后，不禁进入此乡间悠然的境界。（2）.《归园田居》采用比兴手法，用“尘网”，“樊笼”来象征黑暗的官场，突出诗人的爱憎情感。“故渊”，“旧林”象征美好的田园生活。守拙与适俗，园田与尘网，两相对比之下，诗人归田后感到无比愉悦。此外“羁鸟”、“池鱼”句也是比兴的运用。《渭川田家》全诗采用的是白描手法，在客观的景物描写中流露出诗人的真情实感，自然清新；诗意盎然，诗情与画意的高度统一，苏轼在《题蓝田烟雨图》中曾评论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3）.结构模式上，《归园田居》采用的是前八句议论，后八句写景，最后四句说理。〔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四引惠洪《冷斋夜话》：东坡尝云：“渊明诗中初视若散缓，熟视有奇趣。如曰：„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渭川田家》却是前八句写景，后两句抒情。〔清〕王夫之《唐诗评论》卷二：通篇用“即此”二字括收。前八句皆情语，非景语，属词命篇，总与建安以上合辙。两首诗的相同点 1.在思想内容上： 王维和陶渊明人生经历不同。王维是亦仕亦边隐,陶渊明是先仕后隐,但两位诗人在仕途上不得意以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返回大自然,以此来寻找解脱，值此重新寻找新的人生价值。这就是他们的诗歌《渭川田家》和《归园田居》在内容思想上具有相同的地方：（1）.内容都倾向于描写自然，表现生活在其中的感受和心情。正是因为对自然的热爱,田园亦成为抒发感情的必选题材之一，陶渊明的田园诗深得后人喜爱,而王维的田园山水诗也成为其诗歌中最出色的部分。（2）.思想情绪都流露出消极避世，由于“归隐”或厌倦官场,王维包括《渭川田家》在内的田园山水诗以及陶渊明包括《归园田居》在内的田园诗都带有乐天知命逃避现实等倾向，这对后代文人产生了消极的影响。2.在艺术风格上： 顾名思义，王维的《渭川田家》和陶渊明的《归园田居》都是写农景的五言体田园诗。（1）.语言表达和引用典故上。语言上都质朴自然,往往淡淡几笔，王诗《渭》仅10句共50字，的确是着墨不多，意境深远。陶诗《归》其一也仅20句共100字，具有内在韵律美，更描绘出一幅如诗如画的风景图。而在自然描写中,又真情流露,表现出一个独特的意境。能够如此深入自然美的内层,表现出自然美的魅力,这与陶王的才学，特别是他们回归自然的那种平和恬静的心境不无关系。两首诗都引用古诗文。陶诗中的“虚室”，引自语本《庄子•人间》：“虚室生白。” 陶渊明把汉乐府《相和曲》中的“鸡吠高树巅，狗吠深宫中”两句略加改造，即成为描写田园风光的传世佳句。“榆柳荫后檐”的“檐”字原作“园”，据汲古阁翻宋本《陶渊明文集》校改。王诗的“吟式微”，意谓作归隐田园之想。《式微》，出自《诗经•邶风》篇名，有句云：“式微，式微，胡不归1这里取其意。（2）.描写角度和运用手法上：《归园田居》先由远至近，再由近写远，如“嗳嗳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远一近，“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用到由总观到远再到近的视度，这样的巧妙结合，显得自然。“深巷中”表明声音是一种由远处传来的，“桑树巅”鸡鸣的声音也显得深远，显得不那么实在、干脆，显得比较的模糊，用的是由远到近的听角，给人一种很虚的感觉，显得更静。《渭川田家》前四句由近至远，叙写的是初夏傍晚的农村风光，给人一种悠闲自然的感受。这两首诗都运用了动静结合的手法。《归园田居》里狗吠鸡鸣的动景，即“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以动衬静，这种宁静不同与死气沉沉，狗吠鸡鸣正好给宁静的生活带来生动的情趣，简直达到了化境。《渭川田家》“斜光照墟落”“依仗候荆扉”等静景，“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等动景，从侧面写出田家的幽静，也表现出诗人悠闲自在的情趣。以静衬动，动静结合，描绘出一幅恬静悠然、诗意醇厚的田园风景。总的说来，《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和《渭川田家》这两首诗在一定程度上分别代表了两诗人的田园情怀，可以知道陶渊明的田园诗和王维的山水田园诗的所表达出的田园情结因时代背境、人生际遇和性格修养而有异有同。让我们感受到两位伟大诗人心境的不同，带给我们说不尽的心灵深处的情结。

第五篇：与智者陶渊明同行

与智者陶渊明同行

【摘要】语文之本在语言，含英咀华莫等闲。陶情悟理人文事，务必沿波去讨源。《文心雕龙》： “披文以入情，犹沿波以讨源，虽幽必显。品读陶诗中真性情的语句，探讨陶渊明的人性之光。感悟历史，感悟人生。

【关键词】陶渊明田园诗情人性之光

掸拭去历史长卷的灰尘，在一个称为魏晋的荒唐年代，于纷繁俗世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卓然独立、高标逸志的文人墨客――陶渊明。

他穿越田园，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指话桑麻，躬耕西畴；他含觞赋诗，琴瑟乐心，或倚南窗以寄傲，或时矫首而遐观。好一个圣洁、飘逸、浪漫、悠游的田园诗人之宗。陶渊明活在诗意里。作为一种生存方式，诗意成为一种人生哲学。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则集中展现他的人生智慧。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一般都鄙视力役，看不起农业劳动，更不消说去发现挖掘农业生产中的诗情画意和参加劳动后的感受和体验了。魏晋时代的清谈之风盛行，清谈家以不染事务为高雅，远离劳动为时髦。出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山水诗盛行而讴歌田园之章则大为逊色的状况。有人以“山水诗”为陶渊明定位，忽略了陶渊明自身独特的价值。朱自清先生就认为田园才是陶渊明的独创。陶渊明的“质性自然”“性本爱丘山”的自然和山水，与谢灵运等人又有所不同，陶渊明这里的自然，不仅是脱世的名山秀水，也不仅是自然的生活方式，更主要的是审美的、文化的第二自然。审美功能在使个体精神的安宁和超脱方面对陶渊明极为重要。

因而，陶渊明的田园诗，就不仅仅是诗的题材领域的拓展问题，也不是放下文化人的架子与村夫野老交往的问题，它反映的恰恰是一个文化人的特质--真正的农民是不会把面朝黄土背朝天视作一种享受的。陶渊明眼中的田园不再是孔子门徒、游侠剑客、簪缨世家、清谈雅客眼里的农夫野老等下等人的生活圈子。他眼里的农村，已是过滤了因战乱导致的荒芜破败、扶犁把锄的艰辛、粗茶淡饭的清苦、布衣褐服的寒酸的优美田园。

陶渊明活在诗意里。作为一种生存方式，诗意成为一种人生哲学。陶渊明陶然期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他实践着一种审美意义上的人生，这种美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是审美的至境，所以才会“欲辨已忘言”。

诗共五首，是陶渊明归隐之初的作品。这一首（少无适俗韵）与另一首《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都是陶渊明田园诗的代表作，向来十分著名。

这首《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共二十句。前面的八句，诗人坦诚地倾吐了对过去仕途生活方式的鄙弃，和退隐归田、从自在中寻找新的生命价值的怀抱，也刻画了诗人与世俗不合，热爱自然、崇尚真朴的性格。他把求取功名进入仕途看作是“误落尘网”。一个“网”字，包含了他对虚伪的、束缚人们精神的官场生活的极度厌恶和否定。“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三十年的时光已经在尘风中虚度了，只有回到了田园中，才呼吸到了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内心充满了得到自由的幸福感。这里的“三十年”，有人认为当是“十三年”，因为从他二十九岁入仕算起，到四十二岁写这首诗时，正好合“十三”之数。但若从他“少无适俗韵”的少年时代算起，则差不多是三十年。其实，诗中的数字往往不应过实地去理解。在这里，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不过是一虚一实罢了。从诗的表现特点来说，宜虚不宜实，因此还以“三十”为好。诗人用“羁鸟恋旧林”和“池鱼思故渊”来表达自己对园田故居的依恋。自然，接下来的“开荒南野际”，就不是述其艰苦的劳动，倒是具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情绪。他回到田园是实践了他“返朴归真”的社会主张。在他看来，这样接近自然的生活，才是人最正常、最基本的生活方式。

从“方宅十余亩”开始，他细腻生动地描绘了园田居的农家风貌。虽是极平常的景物，却代表着农村景象的典型特征：宅院、茅屋、榆柳、桃李，远处的村落，袅袅的炊烟……特别是“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两句，就更具生气。宋代张戒说：“渊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本以言郊居闲适之趣，非以咏田园。”这就是说，作者的本意并不在写田园景物之美，而在于田园生活之趣，这是很好的见地。在这首诗中，诗人所写的景物都是田园中人们极常见的，孤立地看，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审美价值。可是，在这里诗人为这些平常的景物赋于了“灵性”，它们处处洋溢着诗人归田后所体味到的农村生活情趣。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陶渊明在他的《桃花源记》里这样记载：“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相反，无鸡鸣的图景则是灾难性的：曹操《蒿里行》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由此可见，陶渊明笔下的田园已不仅是他的存身之所，而且也是一个桃花源的雏形。

陶渊明四隐四仕，想要冲破笼网，实现自己的大济苍生的抱负，但东晋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士族的狂妄与奢糜，个人仕途的坎坷蹇困，地位的卑微窘迫。残酷的现实距离陶渊明人生理想甚远。志向越远大，建功之心越强烈，越使他愤懑感慨，痛苦压抑，孤高纯真的心灵备受折磨。另曾怀大济苍生抱复的陶渊明彻底于官场决裂。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守拙”，“愚拙”，实乃流俗对陶渊明的讥讽之语。而作者仍然“坚守情操气节”不变。“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返自然”指的是作者要回归“田园与本性”即物质家园与精神家园。

正因为过去有那种如在樊笼的生活，才能懂得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之可贵。这里的生活尽管简朴，但是和那种充满机诈的、虚伪的、喧嚣的生活相比，它宁静，适意，自然，更符合陶渊明的生活理想。

所以在陶渊明看来茅檐草舍远胜官府高堂，树环花绕远胜前呼后拥，朴素村落远胜繁华闹市，鸡鸣狗吠远胜车喧马嚣。

陶渊明不愿受樊笼之苦去干谒入仕，归隐乡间田园。因为他深知身处乱世积极抗争，固为上策；随波逐流，才是下策；洁身自好，不失良策。拒绝沉迷物欲，坚守精神；拒绝摧眉折腰，坚守节操；拒绝随波逐流，坚守本性。求纯、求朴、求真、求拙、融入自然和田园之中，这种做法在当时无疑是智者所为。陶渊明的“人性之光”在这首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而现今社会我们仍然需要这种陶氏智慧，我们身处“追星”泛滥的时代：有人追“名星”，有人追 “官星”，有人追“财星”……明星滚滚，钢丝碌碌，又有几人能坚守自我的“本星”？！孟子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胡适复曰：“时髦不能赶。” 可以相信，倘若陶潜遇此“追星”大潮，依然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让我们与智者陶渊明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