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玄学与陶渊明
玄学与陶渊明
摘要：玄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领域的主旋律，玄学的思想对当时的人们有着深刻的影响，它引导人们摆脱名教礼法的束缚，冲破儒家思想的籓篱，走上追求个性独立自由与人性解放的道路。陶渊明受玄学影响很深，不管是他洒脱恬淡、质朴率真的人格魅力，或者是他安贫乐道、崇尚自然的精神都散发着玄学的气息，在陶渊明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玄学的踪影。关键词：玄学
陶渊明
自然 正文：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特别的时代，在政治上它战乱频繁、动荡不安，人们生活在黑暗、无序的环境中；但是在文学上，它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之所以能在文学上取得如此成就，很大的一个原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思想相对自由与活跃的时期，当时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已经解体，作为这个中央政权的精神支柱的儒学失去了独尊的地位，人们开始关注人的命运问题，个体的命运和价值问题成了社会思想的焦点，玄学就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诞生并逐渐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
“玄”，这一概念最早出自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很显然玄学思想中包含了老庄思想的一些内容，比如追求自然等。①“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提出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的观点，宣告了魏晋玄学的诞生。”“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就是指追求一种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状态，摆脱名利教化的束缚，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这一思想受到了很多魏晋名士的推崇，比如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他在《释私论》中说：“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正是由于他对自然的追求，他的诗很多都表现出其喜爱自然、厌弃富贵的人生观，他的洒脱不羁也为后人传诵。
除了名教与自然，魏晋玄学作为思想主流、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在生活中它表现为“魏晋风度”。魏晋时期的文人崇才智、扬个性、赏风俗、喜自然，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是这类文人的典型代表。
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田园诗人，他崇尚自然，于是归隐田园，在田园风光中咏叹自然的无限魅力；他追求独立和自由，于是他拒绝出仕，在偏僻山野过着安贫乐道的生活。陶渊明用诗歌表达内心最真挚的情感，在他诗歌的字里行间都显现着他的真性情、他的对世界的感受、他的独特玄学认识。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崇尚自然，他对自然的喜爱发自内心，所以他喜欢生活在山村田园之中。在田园里，他会无拘无束，没有世俗名利的牵绊；在炊烟袅袅、狗吠鸡鸣的环境中，他才觉得自己不是生活在樊笼里。在陶渊明的同时代人中，也有许多描写山水的诗，②“但是那些山水诗中，山川林木只是作为观赏的对象出现，山林与他们的关系只是观赏与被光赏者的关系”，陶渊明与他们不同，他对于自然不只是美的感受，而是生活的需要。“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生活在山村之中，他不是每日吟诗赏花，而是像普通的农人一样作息劳作，摒弃文人的外衣，用最淳朴的心来感受自然。田野山村里的陶渊明是泯去后天经过世俗熏染的“真我”，他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天真的性情，他的这种思想正是玄学中崇尚自然的表现，他的弃仕归隐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很好的典范。
玄学对于陶渊明诗歌的影响还表现在他诗歌的语言风格上，陶渊明诗歌语言平淡清新，不矫揉造作。不管是山间的霜露、村落的炊扶疏的树林，亦或是微雨好风、狗吠鸡鸣，在陶渊明的诗中都有描写到，他总是用最简单的笔调勾勒出生活的点滴，他的诗里没有言及他对山川自然的美的感受，但那美的感受却实实在在流注在字里行间，令诗人和读者豆为之陶醉。陶渊明不是为了作诗而作诗，他作诗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只是用来抒发自己的感受，不追求华丽的词藻，所以他的诗既无矫情也无矫饰，呈现清新气息。玄学中的自然指的是一种天然而然的状态，陶渊明的是符合这一点。
我们读陶渊明的诗，很少见到生涩的说理性的句子，他全用很简单的话语来表达他对世界的思考。“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告诉我们不要荒废时光，因为时光匆匆。很简单的两句话，我们仿佛看到一位和蔼的老人微笑着对稚嫩的小孩说：“不要贪玩啊，因为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这么平易近人的句子，读者不知不觉就接受了。陶渊明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考，他不是板着脸强迫别人接受，而是顺其自然，相比于晦涩的说教，这样的方式更加睿智。陶渊明还很善于将哲理蕴藏于诗歌的意境之中，让读者在感受是个美妙意境的同时自然而然受到启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首诗营造出一个宁静平和的精神境界，人、山川、空气、飞鸟本来只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不需要刻意的去区分，当人们以一种真正自然地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人事物时，不管身处何地，都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所以不要怪自己身处闹市之中，只要内心宁静，在哪都是宁静的，这就是“心远地自偏”的道理，也是玄学的真谛。
③“陶渊明以精简的形式吧玄学概念融化于是个的整体意象与艺术构思，把玄学考化为一种诗思，化为一种诗歌的艺术形象。陶渊明的日常生活和诗歌创作均达到了境界的高度，他把玄学的意趣融入了生活境界和诗歌境界。”在日常生活中，陶渊明实实在在过着普通农人的生活，远离功名利禄，躬耕田园，让自身融入自然之中，涤去世俗的浸染，用最纯真的心感受自然，这是玄学在他生活中的表现；在使各种，陶渊明的诗“平淡朴素”，他的诗不在乎词藻、不在乎形式，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感，让诗歌的没流淌在他的字里行间，这是玄学在陶渊明是个语言上的表现；陶渊明的诗反叛“诗言志”的传统倾向，他写诗发乎事，源乎景，愿乎情，他将他在生活中亲身体验到的、将他对宇宙对历史对人生的认识用诗歌表现出来，让读者在清新明丽的诗歌语言中感受到他对自然、对生活的独特见解。这一些都反映了玄学对陶渊明的深刻影响。陶渊明的人生态度的总体特征是崇尚自然，所以他的一生都在追求质性自然、保持它个性的舒展。他抛弃功名利禄，只为守护内心纯真，既是物质生活上艰难，他的精神却得到了极大地满足。陶渊明活的潇洒浪漫，让那些总有功名利禄却活的虚假的人黯然失色。在当今社会中，已经很少有人像陶渊明一样活的潇洒了，似乎每个人都只是为了物质而活，人们的眼中只有车子、房子、票子，整个社会都散发着利欲的浊臭，人们生活在钢筋水泥之中，心也渐渐被铜墙铁壁围困，人们以看不到自然、已失去了本真„或许，我们应该学习一下陶渊明，去自然中寻找失去的自我和失去的快乐，去感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静与惬意，这样我们会活的更加轻松与快乐！
注释：①成复旺著 《中国文学理论史简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版 第81页
②罗宗强著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 中华书局1996版 第166页
③邓福顺、韩波著 《陶渊明玄学思想的诗化表现》
第二篇：论陶渊明文学作品中的玄学思想
[论文关键词]自然；真；名教；道；言意之辨
[论文摘要]陶渊明思想之新与深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生态度，二是创作态度。陶渊明人生态度的总体特征是崇尚自然。在看待生命问题上。他委运大化，顺其自然．表现出超然无惧的清旷风度；在看待生活问题上，他贵身尚生，遗形取神，表现出应物而不累于物的处世风貌；在看待归耕问题上，他追求质性自然，保持个性舒展，表现出超尘脱俗的人格情操；在看待精神问题上，他称心足意，归朴守真，反叛“诗言志”，表现出体同大化的名士风貌。
陶渊明先儒后道，由儒人道。李长之先生认为陶渊明是“儒家而进入道家”的。陈寅恪先生认为：“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人自然为一体。”“渊明之为人实外儒内道，舍释迦而尊天师者也。”同时陶渊明糅合了当时流行的玄学，形成自己鲜明的思想特点。玄学家认为，“自然”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状态，也是一种最为理想的治世原则。阅读陶渊明的文学作品，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是陶渊明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
一、委运于自然造化——陶渊明的生命意识
陶渊明重视实际的人生，认为肉体成仙说不足为凭，人总是要死的，“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五首》其四)。万物终归于空，成仙之说实为荒诞。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是有生必有死，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传说中的神仙却无一存在：“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连雨独饮》)既然如此，最现实的就是享受恬静、自适的生活：“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饮酒可断绝各种杂念，甚至忘掉上天，这是因为“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听任自然，不矫情，享受生前实际的人生生活。郭象注《庄子·太宗师》说：“死与生，皆命也。无善则死，有善则生，不独善也。故若以吾生为善乎?则吾死亦善也。”既然活着已经得到了善，那么死后也可以称善，又何必去追求善呢?“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他鄙弃身后之名，而注重实际优游的人生，体现的是玄学的思想特征。
陶渊明认为形神相依，形灭神亡，否定佛教的形灭神不灭的生死观。《形影神并序》中“形”之念身，“影”之念名，都可以归结为“恋生”，而“形”与“影”现实忧惧的背后，则是对死亡的焦虑。惧怕死亡，而使神为物累，都违背了自然之性、自然之理。如何从这种焦虑中解脱出来呢? 甚念伤吾身，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追逐功名，耽溺于任放，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或喜或惧，都会对自然与生命造成伤害。只有“乘化以归尽”(《归去来兮辞并序》)，委于自然造化，听凭于大钧之力，坦然地拥抱生活，淡然地迎接死亡。这是他委运自然、随顺自然的开放、通达的生死观。
二、应物而不累于物——陶渊明的生活态度
陶渊明从不同角度、层面上充分肯定了玄学的依循自然，尽情享受大自然赋予的只有一次的生命和人生生活的观念。弃官返乡，不为荣名所系，其原因是涵养自己本真之性，很好地保持自己的名声，即：“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人生很难活百岁，岁月又催人老，如不放弃贫富贵贱的迂腐想法，去追逐荣华名利，一旦身殁，皆随之而去，深为可惜。“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饮酒二十首并序》其十五)。生命既然如此短暂，那就应该充分享受它，让它充满欢声笑语，“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十二首》其一)。贵身尚生，就是要区别身内身外，就是要重视生命，重视生活，这就是生存的意义。他的《形影神并序》中，“形”焦虑的是“身没”，“影”焦虑的却是“名尽”，“影”劝告“形”：不要为了“身”之畅快而任放(竹林名士的追求)，冷却了对“名”的热情。“立善”可以精神不朽，这是济世之志、功名之念，是名教的要求。“神(自然之道)”主张委运于自然造化，听凭于大钧之力，消释了“形”与“影”的世俗情怀，不为外物所累。生活本身就是极大的幸福，就是享乐和满足自身，何必还要有求于其它呢? [!--empirenews.page--] 人在三才之中最灵智，陶渊明“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没有去追求声色犬马、耳目口腹的感官享受。张湛继承郭象的“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的个性人格思想，发展了物质享乐的一面，鼓励及时行乐：“夫生者，一气之暂聚，一物之暂灵。暂聚者终散，暂灵者归虚。而好逸恶劳，物之常性。故当生之所乐，厚味、美服、好色、音声而已耳。”(《列子·杨朱》注)而归居茅屋“养真”的陶渊明，对物质的态度是“称心而言，人亦易足”(《时运并序》)。他不为物欲、情欲所缨，是因为他“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
既然人是三才中最灵智的，除了对物质生活的享受外，必然对精神生活也有所追求。他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真实、简淡干净而又充满诗情画意的美感生活：“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爱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此幽居。”(《答庞参军并序》)“我唱尔言得，洒中适何多。”(《蜡日》)“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躬耕之余，喜欢读书、抚琴、饮酒，欣赏大自然美景，并乐于此，安于此，怡然自适。鲁迅先生认为，陶渊明的这种生活态度是不易学的。“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在日常生活中，他身上确实体现了难得的“自然”。荣祖肇先生说：“他是很能欣赏自然，服从自然，以及放纵自己身心于自然的陶醉中的。”又说：“他自己放纵性情，有时只求个性的适合，决不顾社会的礼教，以及他人批评。” 真正欢乐自适逍遥的人生，最终是要追求实现精神心灵的彻底解放，要遗“形”取“神”。而遗“形”取“神”，便要心地闲静虚一，不以物务营心，应物而不累于物，不以物质累形，不以形体累心。这正是玄学人士所希冀憧憬的人生哲学和人生行为的理论准则。[1][2]下一页
三、质性自然——陶渊明退隐归耕的意义
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是魏晋变易充满篡乱的时代，“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他因“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为了回归本性(性本爱丘山)，故退隐。但是，他退隐的原因是对上古贤德之君羲皇、神农、炎帝之后的封建社会的否定。他认办“三五道邈，淳风日尽”(《扇上画赞》)，“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二十首并序》其二十)。真淳、朴素的世风不见了，真正的怀德之人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并序》)，他于是退隐回归了。
他退隐的动机，身处“大伪斯兴”的时代，虽无力移风易俗，但能做到不同流合污，不把自己人格丧失掉，这就是他弃官的最主要的动机。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到“道丧向千载”(《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他奉劝诸位好友，“从我颍水滨”，随我像许由一样隐居颍水之滨。身处如此时代，他怀念上古的淳朴和三代的太平，认为那是真正人性的世道：“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赠羊长史并序》)“黄唐莫逮，慨独在余。”(《时运并序》)陶渊明“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即“桃花源”似的社会。王弼认为上德社会是从宇宙本体“无”中生出的混沌状态。这样的社会一切都处于“朴”、“真”之中，也就是在纯粹的“因物自然”中。由此而来，陶渊明认为，上古之时人民最淳朴、最合真性：“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他(陶渊明)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和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 [!--empirenews.page--] 陶渊明对黑暗虚伪的世道、人事有其极清醒的认识，因此在退隐中，能忍受饥寒劳苦，总不改其初衷。“刍藁有常温，采莒足朝餐。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七首》其五)。他忧惧的不是饥寒，而是“道(自然)”是否取胜?如果“道”取胜，则笑逐颜开。有“志于道”，所以不以“恶衣恶食”为耻。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隐居已非个人行为，实际是一种政治态度，是一种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不承认现实政权的合法性。
陶渊明退隐躬耕劳动，认为劳动是人类和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他的躬耕劳动也具有蔑弃儒家名教的意义。“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陶渊明以耦而耕的长沮、桀溺白况，这分明是要走“小人”樊迟学稼的道路。他躬耕南山，对“樊笼”与“自然”两种环境中的不同人际关系有着深切的体会。“误落尘网中”的诗人，“但畏人我欺”(《拟古九首》其六)，“世俗久相欺”(《饮酒二十首并序》其十二)。躬耕南山之后，则是“闻多素心人(《移居二首》其一)。与“素心人”之间的交往，既无豪门的矫情与造作，更无官场上的欺诈与冷漠，有的只是村舍里的质朴、纯真，一切归于自然。与他们相交往来的是：“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二首》其二)而他们“言笑”的话题，也与其生存状况密切相关，“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五首》其二)。这种山中农民的淡泊淳朴，恰与诗人的自然之本性相契合，他追求的正是这种纯真自得的精神境界。葛晓音先生说：“诗人认为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意，并从中领受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他追求质性自然，保持个性舒展，表现出一种超尘脱俗的人格精神。
四、对“诗言志”的反叛——陶渊明的创作态度
陶渊明改变功利的创作观念，一变而为娱情称心的创作态度。诗歌由“言志”向“缘情”的转变，这便是“通悦”。“通悦”，在内容上表现为“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在形式上则表现为“想怎样说便怎样说”。建安文学“通悦”的实质是摆脱旧传统、旧教条的束缚，是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解放。以诗而言，“通悦”的核心是把诗歌从儒家的“诗言志”的教条中解放出来，使之变成一个更有生命力的、更便于抒发感情即“缘情”的工具。很明显，陶渊明娱情称心的创作态度受“通悦”的影响很深。
陶渊明的这种创作态度是以他的人生态度为根底的。他只是享受生生之趣，追求精神自适自娱，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审美的人生境界。陈顺智说：“审美人生观则以为人生价值的体现在于平凡事件和行动过程之中，只要能实现其心胸解放、精神自适即可，所以并不追逐目的，只是注重过程、事件是否合乎其审美的、悦性娱情的原则，用陶渊明自己的话说就是‘称心’，‘称心固为好’，用嵇康的话说就是‘足意’、‘称情’„„就是要‘抱朴守真’、‘抱朴守静’。”在《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创作态度：“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又在该文“赞”中说：“酣觞赋诗，以乐其志。”在《饮酒二十首并序》的“序”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创作态度：“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empirenews.page--] 与娱情称心的创作态度相应，陶渊明对文学也持一种欣赏态度。《移居二首》(其一)是表现这种态度的典型：很高兴与“素人”为邻，与他们相处，最主要的是有共同的语言，能够“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即以一种审美态度来探讨“疑义”，绝非烦琐考论，仅此而已。他还将“言意之辨”用于文学欣赏：“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读书只在领会要旨，不必拘泥于文句，不必拘泥于形象。陶渊明读书不愿作理性思考，却是一种玄学似的以意会之，得意忘言，这无疑是最符合文学作品的欣赏态度的。
第三篇：玄学与科学
对玄学与科学关系的两种理解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是一个争论了几百年而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近代以来，科学开展了一场“民族独立运动”，开始从哲学的母体中解放出来，开疆拓土，地盘越来越大；而哲学则仿佛是旧时的宗主国，一退再退，领地愈来愈狭。于是不断有人预言：哲学即将终结；或者干脆断言：哲学已经终结了。与此相应，则是哲学的一些忠贞不渝的卫道者，主要是哲学界的人文主义者，他们针锋相对，捍卫哲学的尊严，然而他们抗争的呼声往往显得那样的软弱无力；同时，哲学界还有一派科学主义者，他们实际上已放弃了哲学的立场，他们的所谓“哲学”，实质上已经是科学而非哲学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哲学与科学之关系”已是一个不可回避、亟待回答的前沿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大致不外两种对立的立场： 一种可谓“取代论”，这是科学主义者的观点，认为科学产生之前，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水平太有限，太“不科学”，只能聊以传统哲学的方式、即以“玄想”的方式去把握世界；而科学既经产生，哲学的认识方式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在科玄论战中，邓中夏的观点颇有代表性：“自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达之后，哲学的地位，已经被这些科学取而代之了。哲学的所谓本体论部分——形而上学，玄学鬼群众藏身之所——已被科学直接的或间接的打得烟消灰灭了。现今所残留而颇能立足的方法论部分，都是披上了科学的花衣，或是受过了科学的洗礼，如胡先生所信的实验主义，名义上虽则寄籍哲学，实际上科学乃是他的老家；由他们口口声声拿‘科学方法’做夸耀骄衿的无价之宝，便可以证明了。所以我的意思，哲学已是‘寿终正寝’，索性把哲学这一个名辞根本废除，免得玄学鬼象社鼠城狐一样，有所依据。”[21] 与此相对立的一种立场则可谓“分治论”，这是许多人文主义者的看法，或者说，是一种无奈的苦衷，一种“退守”的、略带几分伤感与苦涩的抗辩，认为哲学与科学各有其疆域，应该“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井水不犯河水；至于这种疆域具体如何划定，则又各说不一。在我看来，“取代论”自有它的几分道理。传统的哲学“日不落帝国”对许多领域的统治，确实应该由科学的自治取代──事实上，这种事情早就开始发生并且仍在进行。但这个过程无论进行到哪一天，哲学都不可能最终被逐出精神生活的王国。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哲学就会存在一天，因为科学固然可以而且应该“拒斥形而上学”，但人却做不到，人不能不与“形而上学”打交道，因为(下文我将说明)“形而上学”乃是人之行为的思想前提、人之生存的精神条件。所以，“分治论”也有它相当的理由。康德说，他为理智划定界限，是为了给信仰留下地盘。这个说法颇有充分的理据，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论域，它是人之行为的必要前提，但科学或理智永远不可能“证明”它，而它正是哲学的论域。但这种“分治”观如果仅仅停留于此，那还是不充分的。其实，更进一步考察起来，哲学的论域不仅超越了科学，而且从根本上制约着科学；“形而上学”问题不仅为人类日常行为、而且为科学提供前提──具体来讲，它所提供的，乃是人之任何行为所必须以之为前提、而又永远不可能被任何科学证明的“信念”。这种信念，就是关于“生活”、“生存”、“存在”或者“实在”的一种“认定”。没有这种关于实在的信念，人，包括科学家，就无法采取任何行动，而势必陷于比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决还要严重万分的状态，只能坐以待毙。所以，吴稚晖当年曾指出：“即通明的哲人，早已不信上帝，尚坚称宗教可以与宇宙同尽。其实彼所指之同尽物，乃为宗教家久假不归的‘信仰心’而已。信仰心自然与宇宙同尽。”[22]此“信仰心”即指信念，它是与宇宙同始终的。难怪屠孝实评论吴稚晖：“惟吴君之主张，仅谓玄学之提倡，无益于今日之中国，初非谓玄学绝对不可谈，此种议论，其所争既不过先后缓急之间，对于玄学之本身，未尝有否认之意。”[23] 玄学与科学的对立性 在科玄论战中，对于科学家丁文江攻击玄学家张君劢，张东荪曾经评论道：“我认为丁先生不是真正拿科学来攻击玄学，而只是采取与自己性质相近的一种哲学学说而攻击与自己性质相远的那种哲学学说。”[24]“经我分析的结果，丁在君先生并没有反对玄学，只是反对张君劢先生的人生观罢了。张君劢先生的人生观是一种哲学„„丁在君先生为要反对他，所以不能不急急忙忙采取哲学中的另一种：如詹姆士杜威罗素当然是一种哲学，不是科学。”[25]确实如此。事实上，要拿科学来攻击哲学是不可能的事情。丁文江的科学观，是建立在某种哲学观念基础之上的，这种哲学观念，就是近代范畴的经验主义哲学。这里的对立不是科学与哲学的对立，而是哲学的两种预设或关于实在的两种信念的对立。所以，当年屠孝实也指出：“然细读丁君前后诸文，对于本体论之研究，亦未尝否认之，且自称为存疑的唯心论者。”[26] 关于实在的信念，确实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前提。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感觉肚子饿了，你拿起碗，往食堂去。你此时的行为是基于一个不假思索、所谓“不证自明”的信念的：确有这样一个食堂存在，它可以解决你的饥饿问题。然而这个食堂的存在乃是不可证明的，正如任何存在都是不可证明的(不仅经验、逻辑，就是实践也不能“证明”这一点，我们下文将要讨论)。但你认定有这么一个食堂存在，这就是信念。不客气地讲，所谓“客观实在”、“理念”、“上帝”等等──都是一种精神的“食堂”而已。我个人承认是一个“唯物论者”或者实在论者；但我同时承认，这并不是因为我手头已经握有了关于物质世界客观存在的证据，而是因为我拥有这样一种关于客观实在的信念。这种信念之所以叫做“信念”，就在于它的“不可证性”。现代实验物理学已经或多或少悟出了这一点，这是大家熟知的，无须我在这里唠叨。不仅科学无法证明实在，哲学本身也不提供这种证明。近代以来的哲学历史已经表明，“实在”实在是“不可知”的。近代以来，哲学企图以两种途径去通向实在：一是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一是以笛卡儿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我们知道，经验主义哲学本欲通过“感知”把握实在，到头来却发现，原来感知经验这个东西压根儿就靠不住，结果走向“不可知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太蠢太笨，而是因为经验或感知本来就无法证明实在。理性主义又如何呢？笛卡儿的理性分析确实令人叹服；但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建立在“我思故我在”这个公设之上。在笛卡儿看来，“我在思考”乃是不证自明的实在。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你凭什么说“我在思考”？焉知你不是在“庄生梦蝶”或者“蝶梦庄生”？你能拿出证据来吗？如果能拿出来，那个证据肯定就是经验，而经验已经被证明是靠不住的。那么，你能推出这个结论来吗？纵能推出，既是“推出”的，那就需要逻辑前提，也就是说，“我思”仍然不是原初的前提。其实答案很简单：“我思”正是笛卡儿的一个信念。所谓“不证自明的”，其实就是信念而已。接下来是康德开创的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对于哲学史的意义就在于：其一，他试图弥合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其二，然而他意识到这两者都不能把握实在，如果不自量力，势必陷入“二律背反”。既然如此，德国古典哲学就向另外一个方向迈进：“自我意识”的“思辩”──通过思辩的途径来打通主体与对象的限隔，以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但我们应该心知其意：不论“自我意识”，还是“绝对精神”，都既不是经验归纳出来的，也不是理智分析出来的；“思辩”不是“证明”，它只是一种对信念的阐释。说到底，哲学不应该是一种“证明”，而只能是对存在或实在的一种阐释。哲学不可能、也不想证明什么；它只是对关于实在的某种信念加以阐释，或曰给出一种“说法”。至于你信不信这种说法，那仍然是一个信念问题。所以，给某种哲学冠之以“科学的”名目，那是荒谬的：不是这种“哲学”本身荒谬，就是这种叫法荒谬。至于所谓“科学哲学”(应该不是scientific philosophy，而是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我想，如果它是哲学，就绝不是“科学的”；如果它是“科学的”，那就一定不是哲学。关于“实在”的证实问题，用马克思的话语来讲，叫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马克思早在《费尔巴哈论纲》中已然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因为是不可证的），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但人们对马克思的意思往往有一种极大的误解，以为实在问题不是理论可以证明的，却是实践可以证明的。其实，实践同样也不提供关于实在的任何所谓“证明”。一旦以为实践可以提供这种证明，势必陷入理论困境。这道理很简单，实践本是主体性、目的性的活动；实践的成功，正是主观目的的实现，因而你虽然可以说是证明了主观符合了客观，然而同样也可以说是证明了客观符合了主观──这就是说，它所证明的正是“意志”、以及由意志所支配的主体理性的力量。你凭什么敢于肯定，实践的成功不是如费希特所说的“自我设定非我”？这仍然是一个不可证明的“信念”。这正是德国哲学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意志主义的倾向。不要说费希特、谢林、叔本华，便是黑格尔亦如此。例如黑格尔哲学，通常谓之为“理性主义”的；但实质上他的“绝对理性”是一种“绝对意志”即绝对主体性，理性不过是它的自我展现的形式；换句话说，思辩理性只不过是那个绝对主体意志的自我展现。因此，这个过程就表现为知、情、意之同一。
第四篇：陶渊明与酒文化
陶渊明与酒文化
以前，陶渊明和酒在我们脑海中没有任何关联，而学完《五柳先生传》后，陶渊明与酒便紧紧联系在一起！
说起陶渊明为什么会喜欢上喝酒，我总结有两条原因：一是陶渊明在做官时，有应酬，“酬”字的左边是“酉”，说明就和酒有不可分开的关系，于是在各个应酬中喜欢上了喝酒。二是因为他每次喝完酒后，精神很亢奋，很爽，所以喜欢上了酒。
再说陶潜陶渊明，在文中是这样描写他喝酒的行情的：“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通过这段描写，可以简要概括，①贫穷，喝不到酒②别人请客③他喝④他醉⑤他走，去除第一步，只需四步，就可以喝得大醉，刚开始我想：“这不就是地痞流氓吗？虽说是别人请客，说两句客气话也是应该的呀！”而后来我才明白，这不是没礼貌，而是直率，我们其实有些做作了，就应该像陶渊明一样，不用管那么多礼节，所以我们应向陶渊明学习！
现在说一下中国的酒文化，我不说大家也应该知道，中国人最喜欢喝白酒，白酒是中国的国酒，也与它的原料有关，只有两个：高粱和水。高粱在中国的产量远比国外多！所以白酒的数量也多。但最重要的还是白酒能使人的精神麻木，有满足的感觉，它的味道也很甜美，劲很冲，使人陶醉！所以陶渊明喜欢酒也是情理之中的！
最后说陶渊明与酒文化，不如说是“文人与酒文化”，我发现文人大多喜欢喝酒，因为喝酒后会激发出人的潜能，从而作出好诗。李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因酒的帮助成名，也因酒的危害而身亡，但没有酒他也不会作出这么多好诗，所以我认为还是值得的。陶渊明也是一样，酒使他的思想开阔，他享受那样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感觉才去喝酒，而不是酒本身。但总而言之，酒是中华民族的一根树根，它在某个方面引领或干涉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而陶渊明恰恰是受到了酒的影响！
总结全文的几个字可以这么说：“无酒无陶渊明，更无中华民族今日的辉煌。"
王明古
第五篇：陶渊明与鸟
魏晋时代是一个天姿烂漫、潇散发露的时代。魏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他们钟情于自然，寄情于山水，著名的兰亭之游、金谷宴游风流千古；特别是山水、田园诗派均滥觞于此期。陶渊明更是造化所钟的“天生尤物”、是六朝时代的宁馨儿，他对自然的追求和对自然观的理解实又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渊明的个性品格、诗歌题材、诗中之理、艺术风格无不表现了对自然的追求。自然与自由相关，渊明及魏晋士人对自然的渴望，实际上表征了他们对形体自由及精神自由的双重渴望。这种渴望在两汉经学统治相对松弛之后，变得尤为突出。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渊明的自然追求与鸟大有关联。与玄风盛行相表里的，是魏晋诗文中，鸟意象出现得比率明显增加。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应该说是有其深刻时代内涵的。
鸟是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对象物，它的象征内涵是经过长期积淀的。《周易》之《中孚》、《明夷》、《渐》、《小过》等卦中均有鸟的影子，这里的鸟大体上象喻着坚贞自守、远遁自晦的高蹈情怀。《诗经》中的鸟意象更是不胜枚举。“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象征自由、和谐；“交交黄鸟，止于棘”，则暗示了不得其所的意味。此外，《庄子》“逍遥游”中高飞远举的大鹏，则是远大理想的象征。先民视野中的鸟开启了后代诗文中鸟的“原型意象”，归纳起来，大概为两类：一是追求宏大的境界，是经过拼搏后的自由；一是选择退守，是疏离主流群体的个体自由。两种鸟的原型意象，陶诗中兼而有之，可以看作是其人生转换的前后标志。渊明思想之转变实可以以鸟意象一以贯之。
一、渊明前期功业追求与鸟意象
六朝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世族与门第。任何个人都无法超越社会时代带给他的局限，陶渊明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门第观念影响。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功勋仅亚于王导，史家把陶与王相提并论，比做周朝夹辅王室分陕而治的周公和召公，说：“陶士行（侃）据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导）为分陕之计，江东可立。”[1]又说陶侃“望隆分陕，理则宜然。”[2]渊明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仕官已历三世。如按照三世为官便成世族的传统，确实也不能目渊明为寒门了。考诸渊明诗文，可见其对家族历史的自豪感。《命子》诗中，诗人首先缅怀了祖先的光辉历史：“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又对曾祖陶侃的功业与人格高度赞美：“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踌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再如《赠长沙公》诗中，称自己的家族为“令族”，并将长沙公引为自豪，称其为“实宗之光”。诗曰：“于穆令族，允构斯堂。谐气冬暄，映怀圭璋。爰采春华，载警秋霜。我曰钦哉，实宗之光。”受大环境影响，陶渊明形成了一定的门第观念，这在当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股时代潮流。寒门士人念念不忘的，是有朝一日能跻身于世族高门的行列，而世族之胄也千方百计地善保家门、发扬宗族之光。因此，对于渊明的门第观念，我们应该给予理解。在一定程度上，门第观念也与用世之心紧密相联。受儒家传统观念影响，建功立业、光耀门庭是士人的追求目标，在六朝时代，这两者更强烈地联系在一起。陶渊明带着一定的门第观念步入社会，沾溉着门第之泽，享受着由门第与家族带来的荣誉与利益。权利与义务是相互的，享受权利的同时要为此付出代价。这种责任感主要不是出于外在的压力或官方意志，它实际上近乎内心的的律令。振兴家族、光耀门庭，并实现个人的政治理想，六朝世族人士大多将个体功业的建立与家族命运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个体与家族休戚与共，共损共荣。清代方东树说过这样的话：“昔人云：读杜诗，当作一部小经书读。余谓陶诗亦然。但何必云小也。”[3]可见，他是把陶诗当作儒家经典来推崇的。这种看法在历代并不罕见，如宋代的真德秀就曾说过：“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4]此说绝不是空穴来风、无根之谈，它们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渊明早年确实受过儒家思想影响并且形诸诗文。研读陶诗，会发现渊明早期的篇什中，多处流露出儒家的功业思想及用世之志。《停云》诗写道：“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暗寓着诗人关怀世难的忧心，以及功业难成的感慨。《时运》诗化用儒家所乐道的“曾点气象”，表达了渊明早年对儒家精神境界的欣羡之意。《荣木》一诗更表达了一种自强不息的功业追求，该诗第四章写到：“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从以上诗句中我们可以见出，渊明内心郁勃着昂扬的进取之心、功业之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这句话活脱了渊明另一面孔，它与后人心目中那位吟唱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者形象，相距实在太远。我们以往对陶渊明的印象只是其中年思想成熟以后的形象，是渊明丰富人格之一角。以“一斑”而概其“全豹”有时会出现以偏概全的弊病。渊明早期功业之心，主要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使然。对于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谁能天生就超越历史的局限而对功业荣名不屑一顾、视如粪土呢？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渊明前期诗中言及功业之志间或用“鸟”意象来传达。鸟的高飞远举象征着人的功业追求，鲲鹏展翅九万里，境界何其高远！渊明早期诗中之鸟多用来表现其用世之心，功业追求。《杂诗》其五云：“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看作是此期内心世界的写照。《停云》诗最后一章写“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未始没有期盼知音赏识的意味。渊明怀着眷眷用世之志走入社会，我们仿佛看到了他急切的脚步，感受到了他躁动的心跳。然而，诚如范文澜先生所言，这是一个“杀夺而滥赏”的社会，“统治集团中人得失急骤，生死无常，心情上表现紧张与颓废„„”[5]因此，兴冲冲步入仕途的渊明不免碰壁，产生了矛盾与麻烦，在矛盾无法协调时，渊明开始了痛苦的转换。渊明在断断续续做了十三年官以后，终于辞官归田了，关于辞官的原因，他的藉口是“程氏妹丧于武昌”，后人则以为是耻于束带见督邮，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千古以来流为佳话。实际上其辞官深层原因是其质性与官场不和。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中明确指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其《与子俨等疏》大意也是如此：“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感士不遇赋》中渊明更从社会政治现实角度揭示了辞官之由：“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封建社会特别是有晋一代，政治混乱，官场腐败，“政失准的，士无特操”。在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社会里，士子们缺少一种精神的依傍，也缺少生命的保障，还何谈实现政治理想！渊明在长期的官场生涯中，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感到了政治之不可为，认识了仁政理想之虚幻性，从而产生了摆脱现有生存方式寻找新生活的想法。
二、鸟与渊明的诗意回归
“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杂诗》其五）渊明一生的寻觅与求索，如用两个字概括就是——止泊——寻找精神的故乡与归宿。
那么渊明何以独对鸟如此情衷，为何不厌其烦地多次以鸟自况，特别是日夕归鸟在其笔下频繁出现呢？此中有深刻的哲学、文化底蕴，逯钦立先生已然有所阐发：“窃谓鱼鸟之生，为最富自然情趣者，而鸟为尤显。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推极言之，鸟与我同。鸟归以前，东啄西饮，役于物之时也，遂其性故称情。微劳无惜生之苦，称情则自然而得其生。故鸟之自然无为而最足表明其天趣者，殆俱在日夕之时。既物我相同，人之能挹取自然之奇趣者，亦惟此时。则山气之所以日夕始佳，晚来相鸣之归鸟始乐，因为人类直觉之作用使然，要亦知此直觉之所以有些作用，即合乎自然之哲理也。”[9]鸟是自然的化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宇宙自然相俯仰，此最为人类欣羡。因此它最易成为多情敏感的诗人笔下的宁馨儿。逯钦立先生所言极是，鸟为最富自然情趣者，与人生具有质的相似性。
鸟之与渊明的生死观、义利观还有莫大之联系，不可不辨。鸟日出飞林，远近觅食，象征着人生在世奔波求活，自有酸甜苦辣；鸟日落而息，象征人之止息或死亡，回归本原，无怨无悔。渊明向来“视死如归”，《归去来兮辞》、《杂诗》、《挽歌诗》中都表现了此意。“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这是多么达观的人生态度！另外，鸟日出而作，相约寻食，自食其力；然鸟之于利果腹便足，如“鼹鼠饮河，期在满腹；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决不纵欲逐利，此点与渊明之义利观如出一理。对于物质利益，渊明向来是持灵活态度。他不讳言利，且躬耕田园以求利。但是，他所需求的不过是正当衣食之需，这又与鸟性相通。可见，渊明与鸟确实有着极大的缘分。
只有渊明之“翼翼归鸟”最具深度及人格力量，只有陶渊明的探寻成功了，他的成功体现在文学、玄学和人生。就玄学而言，他的思考解决了困绕魏晋士人数百年的精神困惑，结束了一个时代；就人生而言，他将玄学诗意化、人生化，是艺术化人生的大师，开创了知识分子新的人生理想、生存模式。渊明是魏晋玄学的终结者，代表了魏晋玄学的最高成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先生称渊明“革新旧义，孤明先发”，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也以渊明为魏晋玄学的终结。从“竹林七贤”到“金谷俊游”再到“兰亭玄思”，都停滞在寻觅自然途中的某个点上，只有渊明走完了全程。基于此，李建中《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一书，将建安文学以来的人格生成模式依次概托为：“邺下——竹林——金谷——兰亭——南山”，与之相表里的分别为“孕育——徘徊——焦虑——消释——重铸”之心理流变，同样视渊明为魏晋人格之终结。他更以优美笔触描绘了渊明达到的境界：“南山的主人，不需要像邺下或金谷文人那样依附于权贵，也无须像竹林或兰亭文人那样耽溺于某种玄思。他是独立的自由的个体，他身后是自然温馨而神秘的拥抱。”[10]“翼翼归鸟”，在今天仍是自由和谐人生的象征，对当代人或许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人生启示。陶渊明的人生转换及生存方式，从形式上，不一定值得效仿，而从其精神实质上看，它的潜在价值无疑是巨大的。
注释：
[1]《晋书·元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页158。[2]《晋书·陶侃传》，出处同上，页1768。
[3]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4]宋·真德秀《跋黄瀛甫拟陶诗》，《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本。[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页283。[6]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页150——151。[7]同上，页151。
[8]朱光潜《诗论·陶渊明》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293。[9]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页236。[10]李建中《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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