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与魏晋玄学》读后感（最终版）

第一篇：《郭象与魏晋玄学》读后感（最终版）

姓名：黄珣

学号：201030870204

槛外人眼里的魏晋玄学

——读《郭象与魏晋玄学》有感

“去看那些看不见的事物，去听那些听不到的声音，把灵魂呈现给不存在的东西吧。”

这是1947年，刚刚考入北大哲学系的汤一介先生在《月亮的颂歌》中所许的诺言，彼时，19岁的翩翩青年的心中早已埋下了要成为一名哲学家的种子。如果可以选择，我更想认识这时候的汤先生。

有关研究魏晋玄学的著作中，我选择了阅读汤一介先生的《郭象与魏晋玄学》，所读的版本已经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三版（2009年），据198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已26年。如书中后记所言，这本书是“‘改革开放’较早出版的一本学术专著。”

汤一介先生，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1891年）进士；父亲汤用彤，是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其著作是研究魏晋玄学与佛学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49年，他的思想里有了一种错觉，他认为真理并不是太遥远，他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年1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文革时期，在那距离我们并不算遥远，却又让我们这些未曾经历过的人觉得那般神秘不知所措的年代，汤先生在他的“不惑之年”迷惑了十年，像他所言，他批斗了一些人，一些人也批斗了他。1978年完全平反完的他，才开始潜心学术。

《郭象与魏晋玄学》是一部成功的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著作，作为特定时期的作品，可以理解为何书中开篇多次提及马克思主义，又为何多次引用马恩著作的话语。如绪论伊始：

“当前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一个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哲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原因作出科学分析的重要课题。”（P1）

其实，我并非是对类似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反感。相反，我自己的身份还是一位“光荣”的共产党员，是的，像在如今中国大学校园里，加入共产党就如同认

可你是一位好学生，和被评为“三好学生”性质差不多的环境里，我觉得这是“光荣”的，谁会管你看没看过马克思主义的书，谁又会问你究竟信不信仰呢。我之所以在意这本书的马克思之味，是因为一开始看书时，我如何也参透不出魏晋玄学，作为中国的传统哲学，这和马克思主义有甚么联系。再言之，一个深信马列之言的“左派”学者，是用甚么眼光看待魏晋玄学呢？他信仰吗？抑或他向往吗？倘若站在完全中立的角度来看待一种信仰，可以把握其思想精髓吗？我记得何方耀老师在宗教史课上，曾说过“好的宗教史都是由其信仰者所写的”。我总莫名的把魏晋玄学的思想和宗教意味联系在一起。

或许，我不应该纠结于作者的信仰问题了，唯有这样告诉自己，如果戴上一顶有政治色彩的帽子，可以让学术走得更远的话，只要无伤大雅，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选择继续往下看书。

全书共分为十四章，前五章以整体介绍魏晋玄学为主，其后九章主要与郭象有关。这部著作以郭象为中心，涉及了魏晋玄学的广阔领域，实际上是一部有详有略，贯穿始终的魏晋玄学哲学史。

由于自身国学修养太差，以及自己或许真的不具有哲学思维的原因，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魏晋时期的玄学，我总有种云里雾里的感觉。要么是执念于他们看似放荡不羁的表面，要么就是在他们那“清谈”的话语里陷入了混沌的“泥潭”。

究竟什么是“魏晋玄学”呢？

“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企图调和儒道，会通‘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所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来讨论有关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表现为远离‘世务’和‘事物’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问题。”（P10）

我想这是对魏晋玄学很好的总结，虽然课上老师说魏晋玄学主要以解决“名教”和“自然”之间矛盾为核心问题，而汤先生则“本末有无”为魏晋玄学讨论的中心，且围绕着这个问题分为“贵无”和“崇有”两大派别。我认为，两种皆可，只是侧重点不一，表述不同罢了，实则内容一致。

本书首先剖析了魏晋玄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刘邵的《人物志》是一部系统品鉴人物才性的纵横家著作，也是一部研究魏

晋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书。本书对于魏晋玄学产生的原因另辟新径，从《人物志》所谈及的几个问题，来探求“名理之学”向玄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以明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

这些问题即“才性问题”、“有无问题”、“一多问题”，以及“圣人问题”，其实就是魏晋时期玄学家们所主要探讨的大概内容了。虽然概括起来寥寥数字，但究其内涵，甚是幽深。汤一介先生总结：

“‘才性问题’是要给人性找存在的根据；‘有无问题’是要给天地万物找存在的根据；‘一多问题’是要给社会（当然是指封建社会）找存在的根据；‘圣人问题’则是给当时人们的理想人格找根据。”（P21）

在我粗浅的理解看来，所谓哲学探讨的问题无非就是要调和理想和实际之间的矛盾，无非就是要给现实找存在的根据。政府的文人门客所论是为了给官老爷们的所作所为提供根据，革命家慷慨激昂的演说是为紧跟其后的反叛改革开辟道路，同样的，魏晋时期的人们也要为自己放荡不羁的行为赋以理论上的根据。

本书的第一章《论魏晋玄风》和第三章《魏晋玄学的产生与评价问题》有着大篇幅相同的语句，虽说让我在阅读时曾一度怀疑是出版社印刷的问题，不过也体现出作者对玄学产生和评价问题的重视之高。本书对魏晋玄学的评价算是中肯，有褒有贬，不偏不倚。不过，在对“玄学”二字的定义问题上，作者有段评述让我看的甚是舒畅，吐露心声。

“研究哲学应该有一要求，就是对每一概念的涵义该搞清楚。在这点上，西方哲学甚至印度哲学都比我们强。中国哲学有时讲什么‘微言大意’，往往是对一些问题讲得‘含糊不清’，才讲什么‘微言大意’。这种作风一直到现在还很盛行。”（P45）

玄学产生以后，经历了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本书将玄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正始时期；以嵇康、阮籍、向秀为代表的竹林时期；以裴頠、郭象为代表的元康时期。此后，则是东晋时期的玄学，以张湛思想为代表，再版时，作者加上了以僧肇玄学思想为第五阶段。对这几个时期的玄学思想，本书在第四、五章用大量的篇幅详尽地作了论述。分析了每个阶段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特点，指明了他们思想发展先后相承的关系，描绘了魏晋玄学按内在逻辑发展的、逐渐深入的完整画面。

对于这五个阶段的划分，算是传统的论述。不过作者把其发展的规律与黑格尔“把哲学史比作圆圈”的思想相联系，很是新颖。他认为玄学的发展实际上可以归为三个阶段：

即王弼（经过嵇康、阮籍、向秀、裴頠）—郭象（经过张湛、道安）—僧肇、这个圆圈，从哲学思想的发展上看是一螺旋上升的：“贵无”—“崇有”—“非有非无”，这是一个“正”—“反”—“合”的发展过程。（P86）

对于这个圆圈理论，我并非透彻，知之半解。但，我认为，历史的进程是圆圈式的，生命是循环的，哲学思想大概也是如此。

魏晋玄学从王、何“贵无”的重“自然”，经向秀的任“自然之理”与“节之以礼”的调和儒道二家过渡性理论，发展到郭象的“庙堂”即“山林”、“名教”即“自然”的合一论，是魏晋玄学发展的必然趋势，郭象哲学是魏晋玄学发展的高峰。这也是作者着重描述郭象思想的缘由。

本书的后九章都以郭象为标题，其实也是对魏晋玄学整体的评述。作者除了将郭象与向秀作比较，探究《庄子注》的著作版权这个中国哲学史上的老问题外，还将郭象与裴頠、庄周、王弼的思想做比较，分析了郭象的哲学方法和其理论问题。全书提出的哲学问题之多，论述范围之广，实际上远远超出了魏晋玄学的范围。

书中对郭象思想的介绍十分详细，“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郭象写于《庄子序》中话可谓其思想之精髓。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不喜欢郭象其人的。魏晋名士口谈“玄远”，自许“放达”，然而往往是名利场中人，言行不一。如郭象，起初不就州郡的辟召，待价而沽。后来应朝廷的召辟而出，且迁升很快，由司徒掾而黄门侍郎，后东海王越当政，又引为太傅主簿。而众所周知，东海王越是西晋朝政混乱只罪魁祸首。郭象却在他手下颇受重用，“操弄天权，刑赏由己”，“倾动一府”。这样一个玩弄权术之人，所写的哲学思想一定充斥趋炎附势之味。汤一介先生所说：

“郭象的哲学，不仅保存了玄学思辨性的特点，用老庄思想改造了儒家礼教，给封建统治披上了玄虚的超现实的外衣，而且用儒家的重世事的精神充实了老庄哲学的重玄虚，把超现实的‘玄冥之境’拉回到现实的人间，因而更适合门阀世族的性格和口味。”（P212）

嵇康对现实不满，具有强烈的反抗性，所以他当时并不想调和“名教”和“自然”的矛盾；向秀虽也不满现实，但他却有很大的妥协性。至于郭象，他则想要取消对立，调和矛盾，他所要求的是既可得到清高的虚名，又可过着淫逸侈靡的生活；既可得到压迫剥削最大的实惠，又可泰然处之而心安理得。不是说他不应该这样，时势造英雄，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环境下，这种哲学思潮的产生是必然的，而且毕竟人各有志，没必要要求各个都归隐山林，喝酒畅言去，那样，国家还由谁去管理，去建造？我只能说，他想要证明“一切现实都是合理的”，却恰恰说明现实的一切是那么的不合理；他企图要肯定现存的一切方面，却恰恰说明现实的一切方面都应当被否定。

郭象是魏晋玄学人物中最大的俗人，联系特定的历史时期，联系哲学思潮的发展方向，他或许恰恰好是被历史选中的人，承接了历史的使命。毕竟，圣人太过遥远，隐士不食烟火，唯有俗人才能更好地生活在尘世之中。你可以尊崇圣人，你也可以憧羡隐者，但你同样不能忽略俗人的存在。

我只是一个槛外人，作为一名文科，尤其是历史系的大三学生，我为自己国学修为感到赧颜。或许是我入世太浅，试想，可能在我年龄渐长后，对于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想才能有更深体会吧。看完《郭象与魏晋玄学》，写完一篇读书笔记，通篇都觉得自己所言所谈尽是荒唐之言，幼稚之语。不过，我仍旧要说，或许看完这本书，我理解不了作者所谈论的思想，但是他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对待研究资料的态度，尤其是整本书我一直未有谈及的第二章《研究魏晋玄学的资料问题》，让我收获颇丰。对于一个学术问题的研究，从来都不是凭空捏造，信口雌黄的，作者例举了他进行魏晋玄学研究时所用的史料，为后人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价值。他在章末还对魏晋玄学的史料如何运用和取舍的问题提了五点建议，我认为这对历史系的学生分析史料有很大的帮助。

阅读一本书，尤其是学术著作，我无法妄想自己可以全盘吸收理解，更别说，什么哲学类的著作。但可以有收获，不计多少，即是可喜。

槛外人拜读，拙作读后感，企有朝一日，能登堂窥视。

第二篇：魏晋玄学对书法艺术的影响

编号：

河南大学2010届本科毕业论文

论文题名：魏晋玄学对书法艺术的影响

姓名：张洋 学号：1021018617 学院：历史文化专业 专业：世界史 导师：龚留柱 职称：教授

魏晋玄学对书法艺术的影响

摘要：由于魏晋时期玄学的兴起和繁荣，文人士大夫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并开始注重内心真实情感的表达。这一现象在书法艺术领域则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进而形成魏晋时期独特的书法艺术风尚，因此魏晋书法艺术是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才最终走上了自觉，并为后世书家树立了楷模典范，也最终成为后世书法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源泉。本文将从魏晋玄学对行草书的出现、“尚韵”书风的形成和书法理论体系变化的这三方面影响进行论述，以此来论述魏晋玄学对书法艺术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玄学；书法艺术;王羲之

Abstract: Due to the rise and prosperity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metaphysics, literati self-consciousness awakening, and began to focus on the true expression of inner feelings.This phenomenon were demonstrated most vividly in the arts of calligraphy, thus forming a unique calligraphy Wei and Jin Dynasties fashion, so the Wei and Jin calligraph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etaphysics finally embarked on a conscious and book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foster home a model of a model, but also eventually become a source of future generations depend calligraphy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Metaphysics article will appear on cursive, calligraphy formation and theoretical system “Charm” book style changes which affect the three aspects are discussed,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impact of Metaphysics art of calligraphy.Keywords: Wei Jin;calligraphy;;metaphysics Wang

历时四百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最丰富的时代。由于统一政权的崩溃，加之战乱不断，社会上开始盛行旨在打破礼教束缚、注重个性、表达内心真实情感的玄学思潮。在新的意识形态影响下，书法艺术也在迅速地发生变化，尤其是新的书体出现和书法理论的变化，使得书法艺术在书体和理论方面臻于完善，并形成独具特色的被后世书家视为正统的魏晋风韵，成为千年书法历史长河的源泉，滋润了后世无数的书法大家。

一、行草书体的出现

(1)行草书出现的背景

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出现了人的自觉。士人们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我，于是开始追求个性、活在当下和崇尚自然的社会风尚。如“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叹曰：‘我卒当以乐死。’”1基于这种情怀，加之自身的才气和抱负在混乱的现实政治生活中难以施展，于是士人们便转向了书法艺术。因为在这里，士人们自身的修养、内心的苦闷及对现实政权的不屑都能得意宣泄和表达。加之魏晋时期中央政权旁落，战乱不断，统治者没有能力也无暇对书法艺术领域实行统一的思想控制，于是士人们便专心研习书法，一来可以消磨时光，二来在学书的过程中能够和当时盛行追求个性和怡情自然的玄学思想相契合：“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见腮出血，犹不休辍。”2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当时的士人学书的热情，而且更能清晰地看出当时士人在魏晋玄学思潮的影响下追求内心真实情感的心境。这种不注重外在形象的疯狂式学书情形，试想之，在以前注重仪表严谨自律的儒学统治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

(2)行草书的出现和繁荣

在行草书未出现以前，社会上主要流行的字体主要是隶书。这被视为官方正统的字体。它的流行，虽然是中国文字书法史发展的必然，但我认为更多是因为这种方正扁平、中规中矩、呆板的字体与大一统时期儒学倡导士人要以国家集体为重、忽视人的个性的发展和严于自律思想是相照应的，因此得到了统治者的喜爱和推广。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的一些重要碑帖中可以看出。例如作为学习隶书的重要碑帖《熹平石经》，就是汉朝统治者为了弘扬儒学，诏令当时有名的书家将《周易》、《尚书》、《鲁诗》、《仪礼》、《论语》等儒家经典刻石立于太学，以便士人学习。由于隶书字体的外在形象与儒家核心精神的相得益彰，因此受到了统治 12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74.第2103页

汉.赵壹《非草书》.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第2页 者的认可，进而成为正统的官方字体。

但是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崩溃，地方势力的增强，导致战乱不已，生灵涂炭；加之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士人们的才华抱负得不到施展，而且个人的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因此士人们便开始崇尚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学，以此来冲破僵硬教条的儒家思想的束缚。作为竹林七贤之一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中写道: “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3

从这“七不堪”中我们可以得知，嵇康是一个率性烂漫、反对礼教的繁文缛节、追求自由和崇尚自然的可爱隐士。正因为在思想领域士人逐渐信奉注重个性发展的玄学，因此在书法领域相应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士人日常生活中的主流字体，那么这种字体就是行草书。唐朝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书断》一文中，在论述行草书时写道：“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变态无穷”4。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行草书书写速度的迅速及用笔的多样性，因而其极具艺术表现力。正因为有此特点才便于士人们情感的表达、个性的追求以及能够在玄远飘渺的书法艺术世界里自由翱翔。他们在现实的生活中所失去的东西，比如权力，名望等，都能在此领域中得以满足。那种士人所追寻的澄怀心性和放任自然的情怀与行草书潇洒飘逸的艺术要求的相契合，使得行草书迅速出现了并迅速地得到了士人的认可和接受。人们开始竞相学习行草字体，蔚然成风，也使得行草书成为当时书体的主流。这可以从当时士人们往来的书信中看出，比如王羲之的《平安帖》、《丧乱帖》以及王献之的《鸭头丸贴》等帖中的字体都是行草书。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一书中，在论述魏晋风度与行草书字体的关系中写道：“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潇洒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5正是潇洒烂漫的魏晋风度与追求无法而有法这种玄妙意境的行草书字体的完美结合，才使得行草书能够在此时出现并迅速流行开来。(3)行草书的集大成者“书圣”王羲之

行草书的字体的集大成者并将其推上至尊地位的人物便是书圣王羲之。王羲之诸体兼精，也是当时无拘无束、真实自然的魏晋风度的践行者。“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 345 章培恒、安平秋等主编《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嵇康诗文选译》，江苏：凤凰出版社，2011。

唐.张怀瓘《书断》.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第163页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书法出版社.1981.第212—213页 令就东厢遍观子弟。„„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6太尉郗鉴正是欣赏王羲之的这种真实自然的风度，才最终决定将爱女嫁给他。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和好友们在兰亭集会，作流觞曲水。会后王羲之把好友们在宴会上写的诗集在一起，并为其作序，这就是被后世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帖》。在文中作者大发人生感慨，彰显出活在当下、享受自然的情怀。此帖字字都是作者内心情感的外化，自然流畅，毫无做作之态。明代书法大家董其昌曾评价此帖云：“此必非有他道，乃平日留意章法耳。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则所以为神品也。”7以行草书为代表的王羲之书法，被后世历代书家所敬仰和叹为观止。一代圣主唐太宗李世民也对他的书法风格情有独钟，不仅花重金在民间收集王羲之书迹，并收入内府，而且死后也把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帖》带入陵墓，可见唐王李世民对王羲之的喜爱和推崇。他在亲自书写的《王羲之传论》中写道“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字字都饱含着对王羲之书法的喜爱与敬佩。王羲之死后的一千多年里，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书家的书法成就能超过他呢（尤其在行草书方面）？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后世思想文化底蕴的丧失。魏晋之后中国大一统的局面再次形成，儒学的地位也得到了加强和巩固，加之强大的中央政权对异端思想严格控制，社会上很难再形成像魏晋那种高度自由的思想文化氛围。尤其是注重个性玄学的衰落，后世的士人很难再具有一颗纯洁自由和独特个性的的心灵。而这种心灵正是想达到书法艺术高峰的必备条件。在三纲五常的儒学思想统治下，士人们很难再拥有我心写我手、我手写我字的纯粹的心境，因此书法艺术成就也就不可能超越书圣王羲之了。

二、“尚韵”书风的形成

何为韵呢？在这里韵指得是风度情趣的意思。顾名思义，也就是说魏晋时期的书法彰显出一种风度，这风度指的就是魏晋风度，而这种风度“究其本质，亦不过是魏晋六朝士人那种独立标持、旷达飘逸、神韵幽远的风神雅致，是一种特立独显的气度。”8魏晋风度的出现恰恰又是当时盛行的玄学思潮在士人的精神风貌上的外在表现。尚韵书风的出现于魏晋玄学的关系可见一斑。

(1)尚韵书风前的质朴书风

“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研。”9。尚韵前的质朴书风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一，儒学独尊。士人们的个性受到压抑得不到施展，因此写出来的字很古板缺乏灵气。二，受字体的限制。67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74.第2093页

清.杨无补辑《画禅室随笔》.见黄惇《董其昌书法论注》.江苏：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第48页 8 王爽.《魏晋六朝玄学之风与书法批评理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9 9 唐.孙过庭《书谱》，见《历代书法论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第124页 当时流行的字体是篆书和隶书（汉代以隶书为主），无论是篆书还是隶书，由于结构的复杂、用笔的单调和字体的僵化，导致其书法的表现力不强，且书家个人情感难以在书法中自由表达，因此形成了古板质朴的书风。

(2)尚韵书风形成

到了魏晋时期，随着中央政权的崩溃，儒学也开始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注重个性发展的玄学思潮。而此时的字体也已经更加多样化，除了篆、隶以外还出现了楷、行、草等字体，在这些字体中尤其行草书字体的表现力是极强的，字体相对简略和用笔的丰富性也极大地便利了书者书写时情感的表达和个性的追求。以书圣王羲之《丧乱帖》为例，该帖是行草书碑帖的经典代表，帖的主要内容是由于战乱祖坟遭到破坏，进而发出悲愤哀伤之情。整帖字势倾斜，笔意似断实连，书写时字体先行后草，时行时草，可见王羲之在书此帖时内心的情感由压抑到激烈悲愤的复杂变化。因此随着玄学思想的推动和便于情感表达的字体的出现，尚韵的书风便形成了。韵在书法之中，是超越线条之上的精神意态。有学者说：“中国书法重视线条，一个伟大的书家追求的是忘掉线条，从线条中解放出来，强调布局与有形的线条墨色，呈现心性价值，以表现书家心情境遇之悲喜怒忧，展现其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秩序或无序。”10中国的书法艺术最伟大的地方不是字体外形的多么完美与优雅，而是在于完美字形背后蕴含着书家内心的真实情感流露。学习书法不仅要勤学苦练，坚持不懈，而且也要下功夫去了解书法的心性。要把书法看成一个具有生命的人，要像对恋人一样，每天去关心她、爱护她。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书法的“芳心”，最终才能登上书法艺术的高峰，进而成为一代书法宗师，彪炳千秋。所以魏晋尚韵书风的形成，为中国的书法艺术注入了灵魂，从此中国的书法成为一种活生生具有生命的艺术门类，焕发出了勃勃生机，走向蓬勃发展的道路。

(3)尚韵书风对后世的影响

尚韵书风不仅影响了当时魏晋书家，而且对后世书家影响也巨大的。清代书法家梁巘曾在《评书帖》中提出以下观点：“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我认为此种观点的正确理解应该是，晋人的尚韵书风是唐宋元明时期书法的灵魂与核心。尚法、尚意和尚态的书风是对尚韵书风的外延和拓展，而不是独立于尚韵书风以外的其他书风的表现形式。

后世书家无不宗法以魏晋“二王”为代表的魏晋书法，视之为书法正统源泉，而“二王”为代表的魏晋书法正是尚韵书风的实践者。唐代张旭是将魏晋今草的字体发展成狂草字体并将汉字的实用功能变成为纯艺术形式的草书大家。唐朝时期中国再次实现了大一统的局面，10 王岳川：《王羲之的魏晋风骨与书法境界》.北京：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 社会安定，经济强盛，加之统治者实行兼收并蓄的文化政策，因此铸就了文艺领域的高度繁荣，其文艺形式也彰显着盛唐气象。而张旭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性嗜酒，是当时“酒中八仙”之一。杜甫曾在《酒中八仙歌》中这样描述他饮酒的情形“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漏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其为人狂癫，常常喝酒喝着大醉，接着就开始下笔书写，甚至有时没有笔就用自己的头当笔蘸着墨书写，等自己醒后，再看看自己书写的内容，有的字由于太草自己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张旭这种狂妄不羁、放浪形骸和无视封建礼法的性格恰似魏晋玄学影响下士人的精神再现。这种性格正和需要自由烂漫和无拘无束的草书要求相契合，时人也将其草书与李白的诗、裴旻的剑舞称为当时的三绝。由于其飘逸灵动、行云流水和自然流畅的狂草艺术使后代无人能及，故被尊为“草圣”。

三、书法理论的变化

魏晋时期中国的书法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新书体出现和新书法风尚的形成，书法理论体系也得以建立和完善，“这是书法艺术进入自觉时代后的必然产物”11。魏晋的书法艺术是在玄学思潮的影响下得以创新和发展的，因此此时的书法理论肯定会或多或少地要符合该思潮影响下的审美需求。魏晋时期盛行人物品评的清谈和贵无的思想对书法理论的影响较大，也间接地改变了当时人们书法审美的观念。

（1）人物品评对书法理论的影响

在魏晋时期的书法理论中常常会出现了“筋”、“骨”、“形”、“神”、“气”、“韵”等概念用在书法评判和创作上。那么为什么这些和书法本身毫无关系的词却用在书法评判和创作上呢？汉朝时期实行了“察举制”的选官制度，地方长官通过对其辖区内人才进行品评，然后经中央考核后就可授予官职。等到了曹魏时期，曹丕接受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改察举制为九品中正制，通过对人才的品评后将其分为九等，并依次授予官职。由于人物的品评好坏决定自已日后一生的命运，因此士人对人物品评十分的重视。此时的品评注重的孝廉、贤良和方正等科目体现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但是随着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学的出现和兴盛，儒家思想独尊的地位被打破且日益走向衰落，此时的人物品评的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为规范和一味地注重外在的可见之才质，而是注重人物内在的气质和神韵。

南朝宋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曾对“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这样描述道：“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嵇康 11 黄惇：《秦汉魏晋北朝书法史》.江苏：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第152页 外貌的品评是从其内在精神气质方面进行的。随着人物品评之风的日益盛行，书法理论也受此风气的影响而开始发生变化。当时的士人开始把本来应用于人物品评的“筋”、“骨”、“气”、“韵”等词藻用来对书法的品评。南朝书法家王僧虔在书法理论著作《笔意赞》中说过：“骨12丰肉润，人妙同灵。”这句话说明了一件书法作品如果骨丰肉润，那就可以称得上神品了。东晋时期著名的女书法家，书圣王羲之的书法启蒙老师卫烁在《用笔赋》也曾写道“初学先大书，不得从小。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览。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一一从其消息而用之。”13也就是书法中要体现刚劲挺拔、独立于世和不媚俗的精神之气。她不主张在书法中过分地强调字的外形的尽善尽美，进而造成多“肉”的局面，这样的书法作品被称为“墨猪”，即媚俗之品。

魏晋人物品评中对“神”和“韵”的品评也是很常见的。例如《世说新语•品藻》中写到：“弘治肤清，叔宝神清。”《宋书•谢方明传》中写道：“自然有推韵”。所谓的神就是指超凡脱俗和特立独行的精神品质，所谓的韵就是指放浪形骸和无拘无束的精神风度。“神”和“韵”也时常运用到书法领域中，如“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和“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有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14。袁昂认为在书法中应注重神韵，即便书圣王羲之的字在结构外形方面不是那么尽善尽美，但是可以从他的书法中可以看到天真烂漫、自然流畅和不拘礼法的气韵，这气韵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弥补字体外形的不足，有了它，书法就不死板，就是一种蕴含着人文思想的艺术表现形式，点画挥运之间皆是书者心境的流露。这就是在世界众多文字中，为什么只有中国的汉字才能书写成艺术作品的根本原因。

（2）贵无思想对书法理论的影响

“有无之辩”是魏晋玄学中核心的哲学命题，在辩论中“贵无”派逐渐得到了士人们的认可，进而成为其中的主流学派。贵无思想的出现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魏晋时期社会**，中央政权崩溃，而此时地方士族门阀势力开始兴起。于是为了冲破两汉时期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纲常伦理和繁琐枯燥的经院哲学思想体系的束缚，社会上便开始兴起了清谈玄远、崇尚虚无的玄学思想，其核心便是贵无思想。曹魏正始年间，以何晏和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家开始提出“以无为本”的贵无的思想体系，他们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15从中我们可以 1213 张超.《书法辑要》.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第69页

晋卫烁.《笔阵图》.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第22页 14 南朝梁.袁昂《古今书品》.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第73—74页 15 《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中华书局.1974.第1236页 知道天地万物都是由“无”派生出来的，“无”是世间的本源，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6，无就是道。在贵无思想的影响下，王弼针对“有”和“无”辩论关系的问题时，极力倡导“无本有末”和“崇本息末”的思想。他在《老子指略》中写到“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有分则有不兼；有由则有不尽；不兼则大殊其真，不尽则不可以名。”17进一步证明了“无”是万物的根本，是万事万物发展的源泉。也就是说“人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要通过有形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无，只有这样才能认清和把握事物的规律。”18

在“有无之辩”中，贵无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书法理论。在当时的书法艺术中，人们开始注重书法所焕发出的神韵，进而提出了“重神轻形”的书法理论观点，并很快得到了士人们的接受和认可。南朝书法家王僧虔曾说过：“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可绍于古人。以斯言之，岂易多得。„„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19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在观赏书法作品时，首先看的是书法的神采风韵，然后才看字体的外型结构是否优美。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形质次之”，我们不能理解为形质一点也不重要，相反形质也很重要。如果书家一味地注重神采而轻形质，书写出来的作品就会给人一种华而不实之感。所以在把握好形质的前提下，加之心手笔书合而为一和内心情感的神采表达，这样书写的书法才可谓之神品。体现书法神采的“无”只有在形质的“有”具备的基础上，“无”才能得以彰显，而此时的“无”才是最重要和最具有神韵的。《兰亭序帖》、《祭侄文稿》和《黄州寒食帖》被后世誉为“天下三大行书”，它们之所以被后世书者谓为神品的行书碑帖，是因为在形质几乎达到尽善尽美的前提下，作者的内心的情感也在书中表达得淋漓尽致，进而达到人书合一的境界，使后世览者官而生畏。而这就是中国书法独特的艺术之美。通过有形的线条在空间中分割，便能营造出一种玄妙幽远的意境，使人们畅游其中，不能自拔。这或许就是中国书法历经千年而不衰的原因吧。

四、结语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制度的强大和稳定，靠的是儒家思想的纲常伦理道德；那么文化的繁荣，尤其是书法艺术的繁荣，则依靠的就是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出现为书法艺术注入了灵魂，使其走向了自觉，从此中国的书法艺术便走向了迅速发展的道路，并且为后世的书家树立了楷模，成为他们不断汲取精华的源泉。纵观中国书法史的发 1617 《老子.第四十二章》.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第79页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195—196页 18 王爽.《魏晋六朝玄学之风与书法批评理论》，郑州：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9 南朝齐.王僧虔《笔意赞》.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9.第62页 展，我们不难看出，一旦后世书法发展濒临危机时，有识之士便高举复古的大旗以挽救书法，这里的复古指的就是书法要回归魏晋传统。例如唐代书法发展进入后期，法度更加严谨，导致书体死板无生机，也不便于书者情感的表达，因此到了宋代欧阳修、苏轼等有识之士便在书法领域倡导复古之风，于是在宋朝形成了尚意的书风，使书法艺术发展突破桎梏，再次复兴，并出现了“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繁荣景象。不仅如此，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董其昌等书法大家都曾为了挽救书法发展危机，倡导书宗魏晋的主张。总之，如果没有魏晋玄学影响下传统书法风尚的形成，后世中国书法艺术便成为无源之水，终将枯竭。

参考文献：

[1] 王爽.《魏晋六朝玄学之风与书法批评理论》，郑州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9 [2]王岳川：《王羲之的魏晋风骨与书法境界》.北京：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 [3]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4]黄惇：《秦汉魏晋北朝书法史》，江苏：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 [5]李泽厚.《中国美术史》（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87 [6]张超.《书法辑要》，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 [7]章培恒等主编《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嵇康诗文选译》，江苏：凤凰出版社，2011 [8]《晋书》，中华书局，1974 [9]《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第三篇：玄学与科学

对玄学与科学关系的两种理解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是一个争论了几百年而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近代以来，科学开展了一场“民族独立运动”，开始从哲学的母体中解放出来，开疆拓土，地盘越来越大；而哲学则仿佛是旧时的宗主国，一退再退，领地愈来愈狭。于是不断有人预言：哲学即将终结；或者干脆断言：哲学已经终结了。与此相应，则是哲学的一些忠贞不渝的卫道者，主要是哲学界的人文主义者，他们针锋相对，捍卫哲学的尊严，然而他们抗争的呼声往往显得那样的软弱无力；同时，哲学界还有一派科学主义者，他们实际上已放弃了哲学的立场，他们的所谓“哲学”，实质上已经是科学而非哲学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哲学与科学之关系”已是一个不可回避、亟待回答的前沿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大致不外两种对立的立场： 一种可谓“取代论”，这是科学主义者的观点，认为科学产生之前，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水平太有限，太“不科学”，只能聊以传统哲学的方式、即以“玄想”的方式去把握世界；而科学既经产生，哲学的认识方式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在科玄论战中，邓中夏的观点颇有代表性：“自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达之后，哲学的地位，已经被这些科学取而代之了。哲学的所谓本体论部分——形而上学，玄学鬼群众藏身之所——已被科学直接的或间接的打得烟消灰灭了。现今所残留而颇能立足的方法论部分，都是披上了科学的花衣，或是受过了科学的洗礼，如胡先生所信的实验主义，名义上虽则寄籍哲学，实际上科学乃是他的老家；由他们口口声声拿‘科学方法’做夸耀骄衿的无价之宝，便可以证明了。所以我的意思，哲学已是‘寿终正寝’，索性把哲学这一个名辞根本废除，免得玄学鬼象社鼠城狐一样，有所依据。”[21] 与此相对立的一种立场则可谓“分治论”，这是许多人文主义者的看法，或者说，是一种无奈的苦衷，一种“退守”的、略带几分伤感与苦涩的抗辩，认为哲学与科学各有其疆域，应该“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井水不犯河水；至于这种疆域具体如何划定，则又各说不一。在我看来，“取代论”自有它的几分道理。传统的哲学“日不落帝国”对许多领域的统治，确实应该由科学的自治取代──事实上，这种事情早就开始发生并且仍在进行。但这个过程无论进行到哪一天，哲学都不可能最终被逐出精神生活的王国。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哲学就会存在一天，因为科学固然可以而且应该“拒斥形而上学”，但人却做不到，人不能不与“形而上学”打交道，因为(下文我将说明)“形而上学”乃是人之行为的思想前提、人之生存的精神条件。所以，“分治论”也有它相当的理由。康德说，他为理智划定界限，是为了给信仰留下地盘。这个说法颇有充分的理据，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论域，它是人之行为的必要前提，但科学或理智永远不可能“证明”它，而它正是哲学的论域。但这种“分治”观如果仅仅停留于此，那还是不充分的。其实，更进一步考察起来，哲学的论域不仅超越了科学，而且从根本上制约着科学；“形而上学”问题不仅为人类日常行为、而且为科学提供前提──具体来讲，它所提供的，乃是人之任何行为所必须以之为前提、而又永远不可能被任何科学证明的“信念”。这种信念，就是关于“生活”、“生存”、“存在”或者“实在”的一种“认定”。没有这种关于实在的信念，人，包括科学家，就无法采取任何行动，而势必陷于比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决还要严重万分的状态，只能坐以待毙。所以，吴稚晖当年曾指出：“即通明的哲人，早已不信上帝，尚坚称宗教可以与宇宙同尽。其实彼所指之同尽物，乃为宗教家久假不归的‘信仰心’而已。信仰心自然与宇宙同尽。”[22]此“信仰心”即指信念，它是与宇宙同始终的。难怪屠孝实评论吴稚晖：“惟吴君之主张，仅谓玄学之提倡，无益于今日之中国，初非谓玄学绝对不可谈，此种议论，其所争既不过先后缓急之间，对于玄学之本身，未尝有否认之意。”[23] 玄学与科学的对立性 在科玄论战中，对于科学家丁文江攻击玄学家张君劢，张东荪曾经评论道：“我认为丁先生不是真正拿科学来攻击玄学，而只是采取与自己性质相近的一种哲学学说而攻击与自己性质相远的那种哲学学说。”[24]“经我分析的结果，丁在君先生并没有反对玄学，只是反对张君劢先生的人生观罢了。张君劢先生的人生观是一种哲学„„丁在君先生为要反对他，所以不能不急急忙忙采取哲学中的另一种：如詹姆士杜威罗素当然是一种哲学，不是科学。”[25]确实如此。事实上，要拿科学来攻击哲学是不可能的事情。丁文江的科学观，是建立在某种哲学观念基础之上的，这种哲学观念，就是近代范畴的经验主义哲学。这里的对立不是科学与哲学的对立，而是哲学的两种预设或关于实在的两种信念的对立。所以，当年屠孝实也指出：“然细读丁君前后诸文，对于本体论之研究，亦未尝否认之，且自称为存疑的唯心论者。”[26] 关于实在的信念，确实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前提。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感觉肚子饿了，你拿起碗，往食堂去。你此时的行为是基于一个不假思索、所谓“不证自明”的信念的：确有这样一个食堂存在，它可以解决你的饥饿问题。然而这个食堂的存在乃是不可证明的，正如任何存在都是不可证明的(不仅经验、逻辑，就是实践也不能“证明”这一点，我们下文将要讨论)。但你认定有这么一个食堂存在，这就是信念。不客气地讲，所谓“客观实在”、“理念”、“上帝”等等──都是一种精神的“食堂”而已。我个人承认是一个“唯物论者”或者实在论者；但我同时承认，这并不是因为我手头已经握有了关于物质世界客观存在的证据，而是因为我拥有这样一种关于客观实在的信念。这种信念之所以叫做“信念”，就在于它的“不可证性”。现代实验物理学已经或多或少悟出了这一点，这是大家熟知的，无须我在这里唠叨。不仅科学无法证明实在，哲学本身也不提供这种证明。近代以来的哲学历史已经表明，“实在”实在是“不可知”的。近代以来，哲学企图以两种途径去通向实在：一是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一是以笛卡儿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我们知道，经验主义哲学本欲通过“感知”把握实在，到头来却发现，原来感知经验这个东西压根儿就靠不住，结果走向“不可知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太蠢太笨，而是因为经验或感知本来就无法证明实在。理性主义又如何呢？笛卡儿的理性分析确实令人叹服；但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建立在“我思故我在”这个公设之上。在笛卡儿看来，“我在思考”乃是不证自明的实在。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你凭什么说“我在思考”？焉知你不是在“庄生梦蝶”或者“蝶梦庄生”？你能拿出证据来吗？如果能拿出来，那个证据肯定就是经验，而经验已经被证明是靠不住的。那么，你能推出这个结论来吗？纵能推出，既是“推出”的，那就需要逻辑前提，也就是说，“我思”仍然不是原初的前提。其实答案很简单：“我思”正是笛卡儿的一个信念。所谓“不证自明的”，其实就是信念而已。接下来是康德开创的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对于哲学史的意义就在于：其一，他试图弥合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其二，然而他意识到这两者都不能把握实在，如果不自量力，势必陷入“二律背反”。既然如此，德国古典哲学就向另外一个方向迈进：“自我意识”的“思辩”──通过思辩的途径来打通主体与对象的限隔，以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但我们应该心知其意：不论“自我意识”，还是“绝对精神”，都既不是经验归纳出来的，也不是理智分析出来的；“思辩”不是“证明”，它只是一种对信念的阐释。说到底，哲学不应该是一种“证明”，而只能是对存在或实在的一种阐释。哲学不可能、也不想证明什么；它只是对关于实在的某种信念加以阐释，或曰给出一种“说法”。至于你信不信这种说法，那仍然是一个信念问题。所以，给某种哲学冠之以“科学的”名目，那是荒谬的：不是这种“哲学”本身荒谬，就是这种叫法荒谬。至于所谓“科学哲学”(应该不是scientific philosophy，而是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我想，如果它是哲学，就绝不是“科学的”；如果它是“科学的”，那就一定不是哲学。关于“实在”的证实问题，用马克思的话语来讲，叫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马克思早在《费尔巴哈论纲》中已然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因为是不可证的），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但人们对马克思的意思往往有一种极大的误解，以为实在问题不是理论可以证明的，却是实践可以证明的。其实，实践同样也不提供关于实在的任何所谓“证明”。一旦以为实践可以提供这种证明，势必陷入理论困境。这道理很简单，实践本是主体性、目的性的活动；实践的成功，正是主观目的的实现，因而你虽然可以说是证明了主观符合了客观，然而同样也可以说是证明了客观符合了主观──这就是说，它所证明的正是“意志”、以及由意志所支配的主体理性的力量。你凭什么敢于肯定，实践的成功不是如费希特所说的“自我设定非我”？这仍然是一个不可证明的“信念”。这正是德国哲学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意志主义的倾向。不要说费希特、谢林、叔本华，便是黑格尔亦如此。例如黑格尔哲学，通常谓之为“理性主义”的；但实质上他的“绝对理性”是一种“绝对意志”即绝对主体性，理性不过是它的自我展现的形式；换句话说，思辩理性只不过是那个绝对主体意志的自我展现。因此，这个过程就表现为知、情、意之同一。

第四篇：玄学与陶渊明

玄学与陶渊明

摘要：玄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领域的主旋律，玄学的思想对当时的人们有着深刻的影响，它引导人们摆脱名教礼法的束缚，冲破儒家思想的籓篱，走上追求个性独立自由与人性解放的道路。陶渊明受玄学影响很深，不管是他洒脱恬淡、质朴率真的人格魅力，或者是他安贫乐道、崇尚自然的精神都散发着玄学的气息，在陶渊明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玄学的踪影。关键词：玄学

陶渊明

自然 正文：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特别的时代，在政治上它战乱频繁、动荡不安，人们生活在黑暗、无序的环境中；但是在文学上，它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之所以能在文学上取得如此成就，很大的一个原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思想相对自由与活跃的时期，当时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已经解体，作为这个中央政权的精神支柱的儒学失去了独尊的地位，人们开始关注人的命运问题，个体的命运和价值问题成了社会思想的焦点，玄学就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诞生并逐渐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

“玄”，这一概念最早出自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很显然玄学思想中包含了老庄思想的一些内容，比如追求自然等。①“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提出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的观点，宣告了魏晋玄学的诞生。”“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就是指追求一种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状态，摆脱名利教化的束缚，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这一思想受到了很多魏晋名士的推崇，比如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他在《释私论》中说：“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正是由于他对自然的追求，他的诗很多都表现出其喜爱自然、厌弃富贵的人生观，他的洒脱不羁也为后人传诵。

除了名教与自然，魏晋玄学作为思想主流、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在生活中它表现为“魏晋风度”。魏晋时期的文人崇才智、扬个性、赏风俗、喜自然，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是这类文人的典型代表。

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田园诗人，他崇尚自然，于是归隐田园，在田园风光中咏叹自然的无限魅力；他追求独立和自由，于是他拒绝出仕，在偏僻山野过着安贫乐道的生活。陶渊明用诗歌表达内心最真挚的情感，在他诗歌的字里行间都显现着他的真性情、他的对世界的感受、他的独特玄学认识。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崇尚自然，他对自然的喜爱发自内心，所以他喜欢生活在山村田园之中。在田园里，他会无拘无束，没有世俗名利的牵绊；在炊烟袅袅、狗吠鸡鸣的环境中，他才觉得自己不是生活在樊笼里。在陶渊明的同时代人中，也有许多描写山水的诗，②“但是那些山水诗中，山川林木只是作为观赏的对象出现，山林与他们的关系只是观赏与被光赏者的关系”，陶渊明与他们不同，他对于自然不只是美的感受，而是生活的需要。“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生活在山村之中，他不是每日吟诗赏花，而是像普通的农人一样作息劳作，摒弃文人的外衣，用最淳朴的心来感受自然。田野山村里的陶渊明是泯去后天经过世俗熏染的“真我”，他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天真的性情，他的这种思想正是玄学中崇尚自然的表现，他的弃仕归隐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很好的典范。

玄学对于陶渊明诗歌的影响还表现在他诗歌的语言风格上，陶渊明诗歌语言平淡清新，不矫揉造作。不管是山间的霜露、村落的炊扶疏的树林，亦或是微雨好风、狗吠鸡鸣，在陶渊明的诗中都有描写到，他总是用最简单的笔调勾勒出生活的点滴，他的诗里没有言及他对山川自然的美的感受，但那美的感受却实实在在流注在字里行间，令诗人和读者豆为之陶醉。陶渊明不是为了作诗而作诗，他作诗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只是用来抒发自己的感受，不追求华丽的词藻，所以他的诗既无矫情也无矫饰，呈现清新气息。玄学中的自然指的是一种天然而然的状态，陶渊明的是符合这一点。

我们读陶渊明的诗，很少见到生涩的说理性的句子，他全用很简单的话语来表达他对世界的思考。“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告诉我们不要荒废时光，因为时光匆匆。很简单的两句话，我们仿佛看到一位和蔼的老人微笑着对稚嫩的小孩说：“不要贪玩啊，因为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这么平易近人的句子，读者不知不觉就接受了。陶渊明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考，他不是板着脸强迫别人接受，而是顺其自然，相比于晦涩的说教，这样的方式更加睿智。陶渊明还很善于将哲理蕴藏于诗歌的意境之中，让读者在感受是个美妙意境的同时自然而然受到启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首诗营造出一个宁静平和的精神境界，人、山川、空气、飞鸟本来只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不需要刻意的去区分，当人们以一种真正自然地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人事物时，不管身处何地，都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所以不要怪自己身处闹市之中，只要内心宁静，在哪都是宁静的，这就是“心远地自偏”的道理，也是玄学的真谛。

③“陶渊明以精简的形式吧玄学概念融化于是个的整体意象与艺术构思，把玄学考化为一种诗思，化为一种诗歌的艺术形象。陶渊明的日常生活和诗歌创作均达到了境界的高度，他把玄学的意趣融入了生活境界和诗歌境界。”在日常生活中，陶渊明实实在在过着普通农人的生活，远离功名利禄，躬耕田园，让自身融入自然之中，涤去世俗的浸染，用最纯真的心感受自然，这是玄学在他生活中的表现；在使各种，陶渊明的诗“平淡朴素”，他的诗不在乎词藻、不在乎形式，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感，让诗歌的没流淌在他的字里行间，这是玄学在陶渊明是个语言上的表现；陶渊明的诗反叛“诗言志”的传统倾向，他写诗发乎事，源乎景，愿乎情，他将他在生活中亲身体验到的、将他对宇宙对历史对人生的认识用诗歌表现出来，让读者在清新明丽的诗歌语言中感受到他对自然、对生活的独特见解。这一些都反映了玄学对陶渊明的深刻影响。陶渊明的人生态度的总体特征是崇尚自然，所以他的一生都在追求质性自然、保持它个性的舒展。他抛弃功名利禄，只为守护内心纯真，既是物质生活上艰难，他的精神却得到了极大地满足。陶渊明活的潇洒浪漫，让那些总有功名利禄却活的虚假的人黯然失色。在当今社会中，已经很少有人像陶渊明一样活的潇洒了，似乎每个人都只是为了物质而活，人们的眼中只有车子、房子、票子，整个社会都散发着利欲的浊臭，人们生活在钢筋水泥之中，心也渐渐被铜墙铁壁围困，人们以看不到自然、已失去了本真„或许，我们应该学习一下陶渊明，去自然中寻找失去的自我和失去的快乐，去感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静与惬意，这样我们会活的更加轻松与快乐！

注释：①成复旺著 《中国文学理论史简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版 第81页

②罗宗强著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 中华书局1996版 第166页

③邓福顺、韩波著 《陶渊明玄学思想的诗化表现》

第五篇：好书读后感—非常魏晋

非常魏晋

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自由解放，并富于智慧和热情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也许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像它一样，社会黑暗混乱而风韵流动，士人出路艰难却个性张扬。皇帝登基邀请臣子并坐；士族掌权却以过问政事为耻；人们推崇美貌男子而当街掷果盈车……刘伶纵酒、嵇康锻铁、阮籍狂啸，他们寻求清高，却流于孤僻，追求明敏，却流于放纵；他们狂放不羁、率真洒脱，形成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魏晋风度”。《世说新语》恰恰真实地记载了魏晋名士的种种奇异之举，成为“魏晋风度”的形象演绎。

打开书的扉页，一幅明黄色的龙图腾抓住了我的眼球，龙身弯曲盘绕，四周祥云滚滚，气势恢宏，一双眸子炯炯有神，不知不觉竟被它收纳其中。嗅着墨香，我独自徜徉着。倏忽间，仿佛听见谁在吟诗，细闻却是《酒德颂》。“人生得意须尽欢”大概可以概括刘伶的志趣和追求吧。对于刘伶而言，酒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液体，而是已经虚化为他的一种生活态度和信仰，酒要喝个痛快，人要活得自在，倘若李白与其生活在同一时代，那他俩一定是相见恨晚，一拍即合，必定不醉不休。但是区别于李白的豁达开朗，刘伶借酒抒怀，除了与恣意豪放的性情有关，各种的落寞与孤独，恐怕也只有他一个人能体会吧。著文以言志，弦断有谁听？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人不能离自己的本心太远，否则你就不再是你，而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自我。很多人都说活出自我，这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毫不夸张地说，有些人一辈子也没有活出自我，因为他们忙着伪装，忙着奔波，忙着追求功名利禄。又是一年洛阳河东，秋色萧瑟，残荷点点，看着天高云淡，孤雁南飞，张翰却想起了家乡的菰菜羹和鲈鱼脍，道：“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于是刚被授予齐王司马冏东曹掾的他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最终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可以想见，他的生活可能会因此变得清贫，交际圈也变得越来越简单，但他却活得比原来自由。我伫在角落里，看着他“晨兴理荒秽”，瞅着他“带月荷锄归”，只是碎碎地念着“季鹰，季鹰……”

魏晋的街市是热闹的，尤其是碰上了个“玉人”，那真真是“观者如堵墙”。骠骑王武子是卫阶的舅舅，风姿俊朗洒脱，见到卫阶却不住地叹息道：“珠玉在侧，觉我形秽”。这样想想，我都不禁要引颈侧目了，他究竟是多美呀，以致观者倾都。说到美，我却要回首去寻刘伶了。其实刘伶并不美，真实的他“貌甚丑悴”“土木形骸”。他对人情世事很淡漠。他曾对仆人说，如果他醉死了，醉在何处就将他葬在何处，所以小仆童总是肩扛着一把小锄头跟着刘伶。我对刘伶总是有种偏爱，不知为何，就是独爱他的性情。但我也曾哭笑不得，话说他曾赤裸与屋内饮酒，被人讥讽后他却说：我以天地为层，以屋为衣裤，你为何闯入我的裤裆来？不过细想来也是，他从天地之大而知自己的渺小，又从一己之小而知自己的重要，所以他既不自卑也不自大，外貌于他而言，不过是一层皮，他是不会以外貌论英雄的，他只管做简单通透的自己，把一身才情寄予酒中。遥望着他飘忽的身影，我喃喃道：“伯伦，我何时能及你之左右，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

轻阖双眸，回想着魏晋名士的“非常之言”，“非常之行”，“非常之道”，心中氤氲难言。魏晋，魏晋，有谁能知道我是多么地向往它，但，我只能，沐着阳光，嗅着墨香，找寻它的一缕痕迹，一缕非常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