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第一篇：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古代文学课程论文

——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姓名：崔文文

学号：2012504008

班级：汉语言文学二班

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在我的印象里魏晋名士大多以麈尾为手中所持雅器，以清谈玄论展现风流，把纵酒放诞引为时尚，倾慕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美。

总之，他们大多是违礼、放诞、率真旷达的名士，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仙人的感觉。但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我对魏晋名士有了新的见解。

文中提到魏初的文中有“清俊、通脱、华丽、壮大”的特色。解释的说，就是有简约严明、随心随性、辞藻华丽、意境广阔的特点。从这些特点来看与魏晋风度又有了很多方面的联系。而饮酒与吃药又是形成魏晋风度的原因之一。

“貌似不可思议，被寻章摘句的烦琐经学和礼教传统包裹的汉代，居然尾随了一批玄谈、饮酒、弹琴、啸歌、率性放诞的魏晋名士。他们把眼光从对现世功名的汲汲渴求转放到了自然山川之美的欣赏赞美上，从对礼法纲常的讲究转到了对自我内心声音的探求。名利从来不是目的，声名也罢钱财也罢，都是一种道具，有更好，没有也可，最重要的是智慧的通透、生活的艺术、对死生的看穿，如此审美地度过一生。”

————摘自《魏晋风度的到来与逝去—新视野中国史期末论文》

借这篇论文我将引入对魏晋风度的一些见解。我认为这些名士们都有着一些有待我们探究的共性。下面我想结合饮酒与吃药谈谈魏晋文人的特点。

首先是从违礼的特点来说。在魏晋时期，传统礼教收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纵情越礼、毁坏礼制在魏晋名士生活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们的行为往往违背传统的秩序规范，以极端怪异的举止夸张的反抗常识以及规范，他们表现了一种不受约束、自由无为的生活状态。

而书中首先以曹操为例，引入封建礼教。曹操因为不孝的罪名杀了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又写曹操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写出曹操行为的不一，一面重视礼教，一面为了私欲遵守封建礼教，而后又以吃药后居丧无礼来表明他们的不拘礼教。在文章的结尾揭示了魏晋名士的毁坏礼教只是表面，实则太相信礼教。文章鞭辟入里、逻辑清晰，也让我对魏晋名士有了新的见解。

关于这方面在《世说新语.任诞》第六中描述：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

刘伶带有恶作剧性质的举动明显表现了对当时社会传统规范的蔑视和戏弄之情。而后这种忘我的举止之后是否如鲁迅先生所言，隐藏着一种对现实的无奈，以及迂腐就不得而知了。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文人们的无力以及狭隘导致他们只能从自己的行为上以夸张的形式忘我，极端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的不满以及无奈。“竹林七贤”是反抗旧礼教的代表，其中阮籍为喝酒的代表。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提到了文人的迂腐，并以阮籍为例表现了出来。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鲁迅先生给的解释是阮籍依靠饮酒来躲避司马氏的诘难。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阮籍作为一个名人，又是反对封建礼教的代表，他必然会受到来自政治上的压力，由此可以看出，阮籍饮酒一方面是为了保命，躲避政治上的纠纷。我认为应该还有另一面，作为一个文人，他一定有自己对社会的追求、目标。也正是因为阮籍力量的弱小、社会动荡、政治黑暗，才导致他不得不沉溺饮酒，来逃避他的无奈与失望。我认为也是一种自我催眠。

在文章中也说到阮籍在教育自己的儿子时拒绝儿子加入饮酒的行列。我认为阮籍应当也认为他的饮酒不是真豁达，而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态度。

其次从放诞举止上来说。我认为放诞举止是魏晋名士的注目特色之一。这些名士大多有种种奇特的嗜好。

当时有句名言为：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放诞不羁，体现了一种豪放慷慨的性情。

在文章中提到当时的名士们吃“五石散”的药，从而养成了很多习惯。例如：行散、穿衣宽松、不鞋而屐、扪虱而谈等。从这些行为中可以看出他的行为越来越不注重世人的眼光。

刘伶在《名士传》中表现出：“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从他的言行中表现了对生死的淡薄、无所谓。

另外，“竹林七贤”传为放诞之风的发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有周顗、王澄、阮咸等人，他们常大醉三日不醒或动不动就脱衣裸形甚至连与猪同饮也毫不在乎。他们放荡的行为连同道中人有时都难以接受。而根据当时的历史记载，当时的名士普遍有饮酒、服药、赌博、裸形的喜好。说实话，我对他们的行为表示很难接受。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在他们那样的社会背景下，所以才很难理解。但从这一系列行为上，我们不难看出名士们放荡怪异的行为表现了他们对正统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抗。虽然他们的行为很怪异、极端。

在我的认识里，对一种生活方式的不满完全可以通过很多温和的方式来解决，难道他们真的不觉得他们的行为很怪异吗？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热门跟从呢？

虽然这反映了当时名士们的普遍心理，对旧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厌恶和反抗成了大家的共性。而之所以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极端、怪异，就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温柔的力量是弱小的，他们对传统生活方式产生了排斥的情绪却没有能力创造出新的合理的生活方式。在传统生活方式和新生活方式的转换里，他们体现出一种弥漫、极端的行为。

最后是率真旷达这一特点。率真旷达是当时文人所普遍推崇的一种气度，他们崇尚自然、真实、随性而为。他们不在乎他们的行为是否合情合理，也不在乎外人的眼光，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把洒脱率性作为追求目标。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在《任诞》第四十九条：“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王子猷作为其中典范，他的行为上也表现出了率性、真实的特点。在上面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子猷作为一位名士，却不居高自傲，为人吹笛不求回报，也不多言，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心情来做事。

在这里不同于违礼、放诞的特点，率真旷达的特点似乎表现出魏晋名士为人所推崇的特性。而这种魏晋风度的极致，是陶渊明关于桃花源的理想社会。文人是思想最为丰富，最为单纯的群体作，即使在政治上他们不得志，生活上不如意，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是他们骨子里却有着浓浓的爱国情怀，陶渊明在《归去来兮》中表达了他的无奈随性，可最后还是无法完全不理会世事，幻想着有这桃花源的存在。而魏晋风度也正是当时名士们无奈之下创造出的“桃花源”吧！

“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诸如饮酒过度、醉生梦死；放达出格、有悖常理；以及玄学虚幻、清谈误国等。所以千秋以降，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

————摘自新浪博客

借用他人的话来总结一下魏晋风度吧。博客中的观点我只能说赞成其中一部分，毕竟我认为魏晋风度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还是有很多有利影响的。在西晋的正统建立起来后，文人在政治上与皇权的争执也越来越少了，随着冲突的淡化魏晋风度尤其是违背名教的放诞之风也开始愈演愈烈，虽然有竹林七贤的影响，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士族的统治地位稳固了，在政治上更具有地位。到了东晋士族的实力更是达到顶峰，而这时魏晋风度已基本失去了当时

极端偏激的特色，更多的是文学创作，以酒怡情，极具文艺气息。王恭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名士已经失去了搬来该有的样子，只延续了风度的表面，因为形势不再需要他们激烈地反抗现实，在安逸的环境下文学的发展出现了缓慢的状态。

到了隋唐一统的盛世，士族地位的下降以及来自儒家、道家、佛学的冲击，集权又开始禁锢人们的思想，科举考试成为了选拔人才的途径和标准，礼教又郑而重之地发挥其它的作用，魏晋风度也终于成为历史。

最后引用一句话来表示我对魏晋风度的感想：“魏晋风度成绝响，人间不见阮嵇康。”（摘自《魏晋风度的到来与逝去—新视野中国史期末论文》）

注：论文中引用：《魏晋风度的到来与逝去—新视野中国史期末论文》、《世说新语》

第二篇：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血泪交织的挽歌

——读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提起魏晋风度，不了解的人总觉得那时候的文人学士是很飘逸和自由的，但是现实是残忍的，对那时的文人学士来说那是一场华丽的梦魇。宗白华曾说过“魏晋时期，堪称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

最近有幸读了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这篇文章据《鲁迅日记》为1927年7月23日广州市教育局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当时正是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四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鲁迅的许多学生也被杀，为了表示抗议，鲁迅已坚决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当时他在广州的处境也很危险，按林语堂的说法，国民党政府请鲁迅公开演讲，也有窥测他的态度的用意，鲁迅则在这次演讲中曲折地对国民党暴政作了揭露和讽刺。首先我先大概介绍一下这篇文章，鲁迅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是以时间为线索，从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开始一直到晋末。在时间主线索中又穿插从文章风格写到“建安七子”，然后引出何晏服五石散，接着又伸展到“竹林七贤”与酒。全文语言不乏幽默，结构紧凑，明朗，深入到当时的社会状况，给我们阐述了当时的行文风格，文人吃药和嗜酒的原因。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有很多自己独特的观点，我挺赞同的，因为他是立足当时的社会融合自己冷静的分析，如在文章的第3段“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画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觉得虽然在这时期有“晋之董狐，书法不引”，但是史官的记载有时候的确不能全信，即使是那一时期秉笔直书的史官，也有个人偏好和“当局者迷”的嫌疑，而且很多时候当权者的压力会改变史官秉笔直书的初衷。还有他对于魏晋文人的种种放荡不羁的行为和表面的风光说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却一针见血的道出了当时文人学士不可自拔的无奈。对于魏晋的破坏礼教者，鲁迅先生认为是“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看到这句话时我仿佛能感受因不满当时社会那些表面的和虚假的礼教者，但又无可奈何时，当时文人学士是怀着怎样一种歇斯底里的心痛看着那些“假礼教者”去亵渎礼教，于是他们走上一条看似与自己信仰背道而驰的路。其实在他们心中的信仰是真正意义上的礼教而不是流于表面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就如阮籍在自己母亲故去后，饮酒而后吐血，可以看出阮籍的孝道是内心的而不是表面的形式。除了对鲁迅先生的由衷佩服，我也有对魏晋文人学士吃药嗜酒等一些行为的感慨。

先说一下魏晋时期的背景：从1世纪末2世纪初起，东汉王朝的外戚和宦官交替掌握政权，他们之间明争暗夺，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同时又都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掠夺。终于，激起灵帝刘宏中平元年的黄巾大起义，随而产生献帝初平元年的董卓之乱和以后军阀大混战。经过这些大的战乱，中原形成“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中日行，不见所识，”“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的惨象，人民死亡枕藉，生产严重破坏。这种残破不堪的现实社会和生活于其中的惨痛经历，从逆方向加速了知识分子头脑中人的觉醒，他们唱出了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生何有常，但患年岁暮”（孔融）；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植）等都是当时心里极度不安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学士在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断高涨，他们蔑视礼法，荡检逾闲，秕康功名利禄，注重自我表现，向内拓展了自己的情怀，向外发现了自然情趣，接受宇宙与人生的全景，体会其深沉的奥蕴，滋生了后世所说的“生命情调”和“宇宙意识”的萌芽。

我觉得魏晋时期的文人士人是深情与智慧兼具的，在他们吃药嗜酒，放浪形骸的背后是沉甸甸的内涵和不可抑制的痛。因为在我看来魏晋朝可以说是一个鲜血淋漓的时期，死亡的黑夜笼罩着这时的天空，所以很多荒诞不羁和不可为的事在这时候反而成为发生了。当时的文人学士有很多死于非命，“建安七子”中孔融和曹操作对，行文讥讽曹操而被杀；与他一同反对曹操的祢衡也被杀；而因与曹操有关系的何晏、夏侯玄也被司马氏所杀；嵇康发议论有碍司马氏办事被杀。到底怎样才能寿比金石？在孜孜不倦的求索中，一道五色的光芒照亮了文人学士的眼睛——道教。道教炼制金丹大药，以求服后不死成仙；即使办不到，退而求其次，服药引导，求得生命的有限延长也行。所以，服散应运而生了。魏晋文人学士吃药始于何晏，他吃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服用五石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引热酒。吃五石散，一不小心，就会毒死。那么为什么明知这样，当时的人还是乐此不疲呢？我想这是不是跟清末的鸦片，现代的吸毒一样，一旦尝试之后就是摆脱不了的习惯呢？或者人们前赴后继地走上这条不归路，首先也不乏是为了治病和强身健体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不是因为当时人们内心极度不安，渴望长生不死的心理寄托呢？这种吃药的习俗也就造成了“扪虱而谈”，与后来的嗜酒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居丧无礼”的局面。

吃药之后，皮肤易于磨破，不能穿新衣服而宜于穿旧，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我想没有那个人变态到觉得身上长虱子还舒服吧，可见看似云淡风轻的“扪虱而谈”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文人学士心里的极度苦闷和不轻弹的眼泪只能放在心里了。

嗜酒，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如阮籍就曾大醉两个月，还有刘伶外出时总会有一人跟在身后拿着铁锹，为的就是喝酒醉死后就地挖坑埋葬。那么是什么促使他们那么爱喝酒呢？在除去吃药需要饮酒以外，我觉得当时的文人学士内心的不满是需要发泄的，而在当时发泄不满一不小心就会掉脑袋，所以需要借助酒，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我觉得还有就是那时的文人学士喝酒，虽然不能消愁，但是可以短暂的逃避现实，或许醉了还能看到自己一直想要的。

由此可见不论是避而不谈政治的清谈风，还是饮酒吃药成风的嗜好，亦或“扪虱而谈”的生活风貌等，都是魏晋时期带给当时文人学士的深刻烙印，是一首血与泪交织的挽歌。

第三篇：读《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有感

读《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有感

青衣秀士

仇鹿鸣先生此书早已经人一再推荐，如张兄便反复提及。当然，取向略有不同，有的朋友和我兴趣类似，重视方法与史料的结合，故而极推崇仇先生对理论的应用，而张兄较为传统，素重史料，讲求史料掌握，故而推崇仇先生文献引用之全面，涉及大陆、日、台、美各地学者。因此，我便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抽时间读完此书。

之前读川胜义雄先生《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与宫崎市定先生《九品官人法研究》时，就发现对于魏晋之际历史他们有着不同的描述，甚至有些矛盾，也激起了我对这段历史的兴趣，仇先生的书在这方面无疑解决了我的一些困惑。此外，过去常听别人说陈寅恪先生的错误很多，但阅读量有限，陈先生具体哪里错误的文章还没有看到过。仇先生此书可谓看到的第一本，对政治集团界限模糊的批评以及贾充等问题的研究都修正了陈先生的一些看法。

过去也听过史源学的说法，但读过的书中并没有什么作者特别提到史源，而仇先生的书则是我看过第一本提到史源的书，且反复提及，这与仇先生在方法论上的主张是分不开的，即史料是史家照亮过去世界唯一的镜子，但这面镜子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史料特别是正史的书写绝非是没有预设立场的，在编撰形成过程中早已受到了种种有意或无意的扭曲与改写，因此，我们除了要继续透过史料这面镜子来了解古代世界之外，更有义务对镜子本身的作用机制保持警惕，追问我们透过镜子看到的形象是否已被扭曲变形。这种主张并非泛泛而谈，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素养，仇先生在讨论史料的时候，处处注重对书写的分析，也唯有清楚史源才更好的分析其书写，这两者是一体的。这种对书写的分析无疑让仇先生在史料分析的深度上比别人更进一步，从而从大家熟知的史料中，解读出新的信息。这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本书自第三章第四节始对西晋政治的分析极其精彩，这或许亦源于我对于此段历史了解的不足。但仇先生此书也明显有一些缺陷。首先是仇先生指出陈先生政治集团理论界限模糊的理论，并且对司马氏作了更进一步的分析，即提出司马氏是新型文化家族而非过去我们认知中的世传一经的传统儒家家族。可在我看来，仇先生这一论述虽然看起来更清晰，但实际上并没起到什么作用，原因便在于仇先生并没有对此展开，没有说明这种新型文化家族与传统儒家大族有何区别，表现有何不同，并产生了哪些作用。如果没有这些说明，仅仅是注重史与注重经的区别的话，那并没太大意义。不过，这一点，陈先生反倒是提供了一条史料，那便是司马氏虽然是儒家家族，但却精于权谋，手段狠辣和汝南袁氏明显不同（P14，黄山书社）。这或许便是不同之一，但在没有其他新型文化家族作对比的情况下，这似乎并不能很好地说明这是新型文化家族的特征，所以这点还是有待研究的。

仇先生注重具体的研究，对很多具体的事件都有廓清之功，如对司马氏三代四人之别，淮南三叛之别，贾充形象的叙述，都非常精彩。对陈先生的框架作了很多补充以及修正。仇先生在学术史回顾中就指出了儒家豪族与法家寒族或汝颍集团与谯沛集团这种二元对立的缺陷，结尾中又再次提出，可见仇先生是有一个更大的野心的。仇先生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范式。并且进行了的一种力图用政治史叙述来代替社会文化叙述的尝试，如从人事而言，曹爽与司马氏并无不同，实际上他们基于同样的家族网络（P155），又曹魏已经儒家化，并非魏晋之别（P293）。这都可看出，仇先生想取消双方在文化、社会上的对立，企图从纯粹政权转手的角度来重构这段历史。这种尝试应该是可行的，如魏文帝时期重用儒家文人，又如夏侯玄这个本应为曹氏—夏侯氏一系的人竟成了名士的表率。这都说明陈先生的范式更多适用于曹魏初期（即曹操时期），而儒家大族的胜利也未必一定要通过政权交替、魏晋易代，曹氏自身的儒家化也是儒家大族胜利的一种表现。如此，魏晋易代的性质便有了讨论的余地。但很可惜的是，在我看来，仇先生的这一努力是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仇先生此书俨然一部司马氏家史，处处以司马氏为主体（具体而言则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一切分析都从此种角度出发，那自然便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司马氏胜利的过程是很不确定的，武力夺取的胜利以及曹爽的投降都是一种偶然，而司马孚与陈泰只能被动的抵抗，而无选择的余地。这是很有问题的。

曹氏与司马氏作为以往分析范式的两极，若想打破此种范式，也需从这两极入手，如着手分析曹氏魏武、魏文、魏明、曹爽的区别以及曹氏的儒家化等等问题。遗憾的是仇先生书中对曹氏明显没有进行什么讨论，而只当成被司马氏团结力量打败的一个对象，在魏晋易代的过程中，司马氏极尽权谋，纵横睥睨，而曹氏与其他家族只有被攻击、配合、反对后辈处死的选择，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哪怕讨论司马孚、陈泰、贾充也更多是分析一个个人在面对一个政权力量时被动的抉择而非将其当做一股自主地、有活力的政治力量进行分析，探究其意图。这掩盖了魏晋易代的许多面相，虽然对司马氏的认识更加深入，但对整个时代的认识反而更模糊了。而这种以司马氏为主体的视角并不是万能的，在遇到诸如邓艾、王濬、石苞这种人的时候，司马氏便不能因他们的力量、功绩、才能而予以对司马氏最有利的对待，而不得不迁就各个重臣与家族看法、意见。这个现象表明，各个家族与重臣是有足够的力量来影响其决策的，不止是简单的被动承受而已。同时也因为只从司马氏分析，我们只看到司马氏在魏晋易代时的连横合纵，仿佛一切均是因为司马氏用了正确的计谋，团结了正确的力量而导致其胜利。而没有注意到世家大族支持司马氏背后复杂的思考，以及为何放弃曹氏，又为对抗司马氏作出了哪些抗争。仇先生没有用这种多元视角进行观察是极其可惜的。希望日后可以看到提及这些内容的相关论述吧。值得一提的是，书末所附对司马芳墓碑考释一文也相当精彩，极见功力。

第四篇：读毛泽东选集之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有感

读毛泽东选集之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有感

读了毛泽东选集之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篇章，对中国的革命史又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毛泽东的语言，如一把利剑，深刻剖析了中国的革命历程，他如一位导师，一步步，一点点向世人讲述从古至今，革命之所以成功，之所以失败，我折服于毛泽东对中国现状的清晰，深刻的认识，又拜倒于他的渊博学识。在革命中他表现出的智慧，令人折服。他用锐利的眼，判别出革命的前途，以其智慧，探索出中国正确而革命道路，书中字里行间展现着一位伟大的引领者的思想，他用自己的话揭露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本质以及中国面临的困难，指导了党的思想，观点独特，考虑全面，使我身临其境般，看着这位伟人如何指点沙江山，激扬文字。

中国革命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酷爱自由，富有革命传统的国家，从古至今，中华民族不知经历了多少次改革，农民起义更是数不胜数，为了获得自由与生存，历史上曾有数百次的起义，百姓希望通过革命来推翻黑暗的统治，去获取他们的光明；中国经历了很多个朝代，无疑是通过革命推翻了现有的统治，所以说，中国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国家。要想明白中国革命，首先要了解中国现在的社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民族国家，有数十个民族，人口众多，国土辽阔，历史悠久，然而，持续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将人们禁锢在牢笼中，不得解放之法。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英国入侵中国，使中国开始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后的各种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更是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不能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入侵、压迫以及剥削，政府的腐朽、懦弱和无能，将中国人民长期置于水深火热之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更主要的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中国人民必须革命。因而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毛主席认为，要向中国革命的成功，必须要先了解中国革命。要开始革命，革谁的命，怎么革命，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首先，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已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不断的压迫中国，是中国的发展遭到阻滞，因此，中国革命的对象也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那么任务就是狠狠地，毫不留情地去打击他们，使帝国主义压迫中华民族的幻想遭到破灭，同时，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因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主革命。

在中国革命的动力的问题上，毛主席更是研究的很透彻，从阶级上来讲，地主阶级长期压迫农民，是革命的对象，自然不会是革命的动力；而民族资产阶级是带有两重性的阶级，它既能推动革命，也能阻碍革命，正是因为这种两重性，要求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小资产阶级是一股可以加以利用的力量，可以联合，根据我国国情，农民占重大比例，因而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则是革命的主要动力。

中国革命对象要根据国情来定，因此，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革命对象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当日本向中国全面进军时，一些资产阶级的上层投靠了日本，成为了臭名昭著的汉奸，比如汪精卫等人，这些人，自然也成为了革命的对象，但是，中国不是要革资本主义的命，这两者还是有明显区别的。正是因为中国清楚国家蛀虫是哪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才能走出正确的革命道路。

相对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年龄”明显长于他，毕竟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要养活大多数的人，但是也不能忽视资产阶级的力量，孙中山等的革命更为中国带来了福音，尽管它最后失败了。

毛主席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显而易见，既然现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一般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中国又处于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那么，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

由毛泽东的论述里可以看出，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两重任务的。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革命任务。并且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伟大任务，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去担负的。因此，我们要毋庸置疑地，坚定地跟着党走。

这样的任务是光荣和艰巨的，没有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政治组织完全巩固的中国共产党员，是无法完成任务的。所以，需要我们全中国的人们一起，坚定地跟着共产党的步伐。

第五篇：文章出轨之谈论学历与婚姻幸福的关系

文章出轨之谈论学历与婚姻幸福的关系

学历与婚姻幸福的关系，学历是什么?我们又是为了什么努力，是找好的工作?是不被人看轻?或者是为了这样那样的原因，当然学历是一个人学识或能力的衡量标准，这个无可厚非，为了它努力也无可厚非，甚至于是应该的，这也代表着人们对生活的积极，社会的健康。学历更是衡量一个人素质的标准。那么，学历与婚姻幸福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学历与婚姻幸福的关系，这两天各大媒体和广大网友一直在关注和讨论着文章出轨的问题，这不禁让人感到寒心，在银屏上，文章一直给广大观众的印象就是好男人，好丈夫，好儿子，好爸爸的角色，那么，通过这件事情来看，不禁在想，学历和婚姻的幸福有关系吗?成人学历网可以肯定的告诉广大朋友们，学历和婚姻幸福的关系是成正比例关系。下面，成人学历网来跟大家探讨学历与婚姻幸福的关系。

通过观察，婚姻幸福与否和学历是有关系的，现实是学历高的女性婚姻往往比低学历的女性婚姻幸福。学历与婚姻幸福的关系，低学历的女性比较知足，认识生活和对爱情的感悟往往比较现实。低学历的人容易满足于已有的生活，不知道如何呵护婚姻，让自己的婚姻保鲜。

学历与婚姻幸福的关系，高学历的女性忙于工作和提高自己，学历提高了，就有永远提高不完的学历阶梯，高学历的女性婚姻幸福指数为85%以上，说的现实点，学历高的女性给家庭带来葱郁的生活，给家庭带来安全感。

事业在高学历女性眼里高于一切。高学历的女性对爱情、婚姻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高学历女性知道怎么去呵护自己的婚姻。夫妻两人在一起有话题聊，能聊在一起。思想能走在一起。

学历与婚姻幸福的关系，高学历的女性比较理想化，对爱情和婚姻要求更严格，绝不会轻易做出离婚的抉择。

学历与婚姻幸福的关系，低学历女性对爱情没有深刻的领悟，是她们对婚姻、爱情加的砝码轻，所以给自己空间比较小，考虑爱情、婚姻没有更高的思想。对现实生活参与的多，没有比学历高的女性考虑问题周全，只要和丈夫吵架了，或者丈夫有点错误就处处刁难，不肯放手，到最后，只能走向离婚的地步。以上内容说明了高学历者的婚姻是幸福的，也恰恰说明了学历高低影响着整个家庭是否和谐和幸福的最基本因素。好了，以上就是说了这么多关于学历与婚姻幸福的关系的介绍了，相信广大朋友们看了这篇学历与婚姻幸福的关系的文章，是否有了启发，永远记住一句话：提高学历是展现能力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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