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第一篇：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血泪交织的挽歌

——读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提起魏晋风度，不了解的人总觉得那时候的文人学士是很飘逸和自由的，但是现实是残忍的，对那时的文人学士来说那是一场华丽的梦魇。宗白华曾说过“魏晋时期，堪称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

最近有幸读了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这篇文章据《鲁迅日记》为1927年7月23日广州市教育局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当时正是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四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鲁迅的许多学生也被杀，为了表示抗议，鲁迅已坚决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当时他在广州的处境也很危险，按林语堂的说法，国民党政府请鲁迅公开演讲，也有窥测他的态度的用意，鲁迅则在这次演讲中曲折地对国民党暴政作了揭露和讽刺。首先我先大概介绍一下这篇文章，鲁迅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是以时间为线索，从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开始一直到晋末。在时间主线索中又穿插从文章风格写到“建安七子”，然后引出何晏服五石散，接着又伸展到“竹林七贤”与酒。全文语言不乏幽默，结构紧凑，明朗，深入到当时的社会状况，给我们阐述了当时的行文风格，文人吃药和嗜酒的原因。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有很多自己独特的观点，我挺赞同的，因为他是立足当时的社会融合自己冷静的分析，如在文章的第3段“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画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觉得虽然在这时期有“晋之董狐，书法不引”，但是史官的记载有时候的确不能全信，即使是那一时期秉笔直书的史官，也有个人偏好和“当局者迷”的嫌疑，而且很多时候当权者的压力会改变史官秉笔直书的初衷。还有他对于魏晋文人的种种放荡不羁的行为和表面的风光说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却一针见血的道出了当时文人学士不可自拔的无奈。对于魏晋的破坏礼教者，鲁迅先生认为是“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看到这句话时我仿佛能感受因不满当时社会那些表面的和虚假的礼教者，但又无可奈何时，当时文人学士是怀着怎样一种歇斯底里的心痛看着那些“假礼教者”去亵渎礼教，于是他们走上一条看似与自己信仰背道而驰的路。其实在他们心中的信仰是真正意义上的礼教而不是流于表面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就如阮籍在自己母亲故去后，饮酒而后吐血，可以看出阮籍的孝道是内心的而不是表面的形式。除了对鲁迅先生的由衷佩服，我也有对魏晋文人学士吃药嗜酒等一些行为的感慨。

先说一下魏晋时期的背景：从1世纪末2世纪初起，东汉王朝的外戚和宦官交替掌握政权，他们之间明争暗夺，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同时又都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掠夺。终于，激起灵帝刘宏中平元年的黄巾大起义，随而产生献帝初平元年的董卓之乱和以后军阀大混战。经过这些大的战乱，中原形成“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中日行，不见所识，”“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的惨象，人民死亡枕藉，生产严重破坏。这种残破不堪的现实社会和生活于其中的惨痛经历，从逆方向加速了知识分子头脑中人的觉醒，他们唱出了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生何有常，但患年岁暮”（孔融）；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植）等都是当时心里极度不安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学士在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断高涨，他们蔑视礼法，荡检逾闲，秕康功名利禄，注重自我表现，向内拓展了自己的情怀，向外发现了自然情趣，接受宇宙与人生的全景，体会其深沉的奥蕴，滋生了后世所说的“生命情调”和“宇宙意识”的萌芽。

我觉得魏晋时期的文人士人是深情与智慧兼具的，在他们吃药嗜酒，放浪形骸的背后是沉甸甸的内涵和不可抑制的痛。因为在我看来魏晋朝可以说是一个鲜血淋漓的时期，死亡的黑夜笼罩着这时的天空，所以很多荒诞不羁和不可为的事在这时候反而成为发生了。当时的文人学士有很多死于非命，“建安七子”中孔融和曹操作对，行文讥讽曹操而被杀；与他一同反对曹操的祢衡也被杀；而因与曹操有关系的何晏、夏侯玄也被司马氏所杀；嵇康发议论有碍司马氏办事被杀。到底怎样才能寿比金石？在孜孜不倦的求索中，一道五色的光芒照亮了文人学士的眼睛——道教。道教炼制金丹大药，以求服后不死成仙；即使办不到，退而求其次，服药引导，求得生命的有限延长也行。所以，服散应运而生了。魏晋文人学士吃药始于何晏，他吃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服用五石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引热酒。吃五石散，一不小心，就会毒死。那么为什么明知这样，当时的人还是乐此不疲呢？我想这是不是跟清末的鸦片，现代的吸毒一样，一旦尝试之后就是摆脱不了的习惯呢？或者人们前赴后继地走上这条不归路，首先也不乏是为了治病和强身健体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不是因为当时人们内心极度不安，渴望长生不死的心理寄托呢？这种吃药的习俗也就造成了“扪虱而谈”，与后来的嗜酒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居丧无礼”的局面。

吃药之后，皮肤易于磨破，不能穿新衣服而宜于穿旧，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我想没有那个人变态到觉得身上长虱子还舒服吧，可见看似云淡风轻的“扪虱而谈”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文人学士心里的极度苦闷和不轻弹的眼泪只能放在心里了。

嗜酒，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如阮籍就曾大醉两个月，还有刘伶外出时总会有一人跟在身后拿着铁锹，为的就是喝酒醉死后就地挖坑埋葬。那么是什么促使他们那么爱喝酒呢？在除去吃药需要饮酒以外，我觉得当时的文人学士内心的不满是需要发泄的，而在当时发泄不满一不小心就会掉脑袋，所以需要借助酒，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我觉得还有就是那时的文人学士喝酒，虽然不能消愁，但是可以短暂的逃避现实，或许醉了还能看到自己一直想要的。

由此可见不论是避而不谈政治的清谈风，还是饮酒吃药成风的嗜好，亦或“扪虱而谈”的生活风貌等，都是魏晋时期带给当时文人学士的深刻烙印，是一首血与泪交织的挽歌。

第二篇：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古代文学课程论文

——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姓名：崔文文

学号：2012504008

班级：汉语言文学二班

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在我的印象里魏晋名士大多以麈尾为手中所持雅器，以清谈玄论展现风流，把纵酒放诞引为时尚，倾慕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美。

总之，他们大多是违礼、放诞、率真旷达的名士，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仙人的感觉。但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我对魏晋名士有了新的见解。

文中提到魏初的文中有“清俊、通脱、华丽、壮大”的特色。解释的说，就是有简约严明、随心随性、辞藻华丽、意境广阔的特点。从这些特点来看与魏晋风度又有了很多方面的联系。而饮酒与吃药又是形成魏晋风度的原因之一。

“貌似不可思议，被寻章摘句的烦琐经学和礼教传统包裹的汉代，居然尾随了一批玄谈、饮酒、弹琴、啸歌、率性放诞的魏晋名士。他们把眼光从对现世功名的汲汲渴求转放到了自然山川之美的欣赏赞美上，从对礼法纲常的讲究转到了对自我内心声音的探求。名利从来不是目的，声名也罢钱财也罢，都是一种道具，有更好，没有也可，最重要的是智慧的通透、生活的艺术、对死生的看穿，如此审美地度过一生。”

————摘自《魏晋风度的到来与逝去—新视野中国史期末论文》

借这篇论文我将引入对魏晋风度的一些见解。我认为这些名士们都有着一些有待我们探究的共性。下面我想结合饮酒与吃药谈谈魏晋文人的特点。

首先是从违礼的特点来说。在魏晋时期，传统礼教收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纵情越礼、毁坏礼制在魏晋名士生活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们的行为往往违背传统的秩序规范，以极端怪异的举止夸张的反抗常识以及规范，他们表现了一种不受约束、自由无为的生活状态。

而书中首先以曹操为例，引入封建礼教。曹操因为不孝的罪名杀了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又写曹操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写出曹操行为的不一，一面重视礼教，一面为了私欲遵守封建礼教，而后又以吃药后居丧无礼来表明他们的不拘礼教。在文章的结尾揭示了魏晋名士的毁坏礼教只是表面，实则太相信礼教。文章鞭辟入里、逻辑清晰，也让我对魏晋名士有了新的见解。

关于这方面在《世说新语.任诞》第六中描述：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

刘伶带有恶作剧性质的举动明显表现了对当时社会传统规范的蔑视和戏弄之情。而后这种忘我的举止之后是否如鲁迅先生所言，隐藏着一种对现实的无奈，以及迂腐就不得而知了。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文人们的无力以及狭隘导致他们只能从自己的行为上以夸张的形式忘我，极端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的不满以及无奈。“竹林七贤”是反抗旧礼教的代表，其中阮籍为喝酒的代表。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提到了文人的迂腐，并以阮籍为例表现了出来。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鲁迅先生给的解释是阮籍依靠饮酒来躲避司马氏的诘难。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阮籍作为一个名人，又是反对封建礼教的代表，他必然会受到来自政治上的压力，由此可以看出，阮籍饮酒一方面是为了保命，躲避政治上的纠纷。我认为应该还有另一面，作为一个文人，他一定有自己对社会的追求、目标。也正是因为阮籍力量的弱小、社会动荡、政治黑暗，才导致他不得不沉溺饮酒，来逃避他的无奈与失望。我认为也是一种自我催眠。

在文章中也说到阮籍在教育自己的儿子时拒绝儿子加入饮酒的行列。我认为阮籍应当也认为他的饮酒不是真豁达，而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态度。

其次从放诞举止上来说。我认为放诞举止是魏晋名士的注目特色之一。这些名士大多有种种奇特的嗜好。

当时有句名言为：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放诞不羁，体现了一种豪放慷慨的性情。

在文章中提到当时的名士们吃“五石散”的药，从而养成了很多习惯。例如：行散、穿衣宽松、不鞋而屐、扪虱而谈等。从这些行为中可以看出他的行为越来越不注重世人的眼光。

刘伶在《名士传》中表现出：“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从他的言行中表现了对生死的淡薄、无所谓。

另外，“竹林七贤”传为放诞之风的发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有周顗、王澄、阮咸等人，他们常大醉三日不醒或动不动就脱衣裸形甚至连与猪同饮也毫不在乎。他们放荡的行为连同道中人有时都难以接受。而根据当时的历史记载，当时的名士普遍有饮酒、服药、赌博、裸形的喜好。说实话，我对他们的行为表示很难接受。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在他们那样的社会背景下，所以才很难理解。但从这一系列行为上，我们不难看出名士们放荡怪异的行为表现了他们对正统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抗。虽然他们的行为很怪异、极端。

在我的认识里，对一种生活方式的不满完全可以通过很多温和的方式来解决，难道他们真的不觉得他们的行为很怪异吗？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热门跟从呢？

虽然这反映了当时名士们的普遍心理，对旧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厌恶和反抗成了大家的共性。而之所以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极端、怪异，就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温柔的力量是弱小的，他们对传统生活方式产生了排斥的情绪却没有能力创造出新的合理的生活方式。在传统生活方式和新生活方式的转换里，他们体现出一种弥漫、极端的行为。

最后是率真旷达这一特点。率真旷达是当时文人所普遍推崇的一种气度，他们崇尚自然、真实、随性而为。他们不在乎他们的行为是否合情合理，也不在乎外人的眼光，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把洒脱率性作为追求目标。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在《任诞》第四十九条：“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王子猷作为其中典范，他的行为上也表现出了率性、真实的特点。在上面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子猷作为一位名士，却不居高自傲，为人吹笛不求回报，也不多言，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心情来做事。

在这里不同于违礼、放诞的特点，率真旷达的特点似乎表现出魏晋名士为人所推崇的特性。而这种魏晋风度的极致，是陶渊明关于桃花源的理想社会。文人是思想最为丰富，最为单纯的群体作，即使在政治上他们不得志，生活上不如意，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是他们骨子里却有着浓浓的爱国情怀，陶渊明在《归去来兮》中表达了他的无奈随性，可最后还是无法完全不理会世事，幻想着有这桃花源的存在。而魏晋风度也正是当时名士们无奈之下创造出的“桃花源”吧！

“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诸如饮酒过度、醉生梦死；放达出格、有悖常理；以及玄学虚幻、清谈误国等。所以千秋以降，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

————摘自新浪博客

借用他人的话来总结一下魏晋风度吧。博客中的观点我只能说赞成其中一部分，毕竟我认为魏晋风度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还是有很多有利影响的。在西晋的正统建立起来后，文人在政治上与皇权的争执也越来越少了，随着冲突的淡化魏晋风度尤其是违背名教的放诞之风也开始愈演愈烈，虽然有竹林七贤的影响，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士族的统治地位稳固了，在政治上更具有地位。到了东晋士族的实力更是达到顶峰，而这时魏晋风度已基本失去了当时

极端偏激的特色，更多的是文学创作，以酒怡情，极具文艺气息。王恭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名士已经失去了搬来该有的样子，只延续了风度的表面，因为形势不再需要他们激烈地反抗现实，在安逸的环境下文学的发展出现了缓慢的状态。

到了隋唐一统的盛世，士族地位的下降以及来自儒家、道家、佛学的冲击，集权又开始禁锢人们的思想，科举考试成为了选拔人才的途径和标准，礼教又郑而重之地发挥其它的作用，魏晋风度也终于成为历史。

最后引用一句话来表示我对魏晋风度的感想：“魏晋风度成绝响，人间不见阮嵇康。”（摘自《魏晋风度的到来与逝去—新视野中国史期末论文》）

注：论文中引用：《魏晋风度的到来与逝去—新视野中国史期末论文》、《世说新语》

第三篇：读鲁迅 药 有感

读鲁迅{药}有感

故事发生在一个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来。“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了一半洋钱。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他要去买“人血馒头”给自己的儿子小栓治病，天气虽冷，老栓到觉得爽快，仿佛变了少年，得了神通，跨步格外高迈，而当他从康大叔接过馒头之后，他的精神全在一个馒头上，仿佛抱着一个婴儿。

相信很多人看了，都会觉得很荒谬，这和古人求符泡茶治病有何区别呢？而华老栓却跟捡到宝一样，罔若不知。而更荒谬的是这个用血浸过的馒头凝聚着华家夫妇大半辈子的心血。相信，很多人会被这一幕感动。但是恰恰相反，我觉得可悲。假若华老栓有多个儿子，他还会不会倾其大半生的积蓄去为不可救药的儿子治病呢？答案是很肯定的，不会！不只有一个儿子，而有多个儿子，足以让华家传宗接代，那本就贫困不堪的老栓还会不会。。。。因为他还有别的儿子，足以保华氏香火不灭，所以这爱变了“质”。试想老栓生活的年代，尽管当时的封建制度已经土土崩瓦解，但像老栓这一把年级的人，“思想蛀虫”已经深入骨髓了，他的脑子里充盈着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华大妈也被“三从四德”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为了华氏的香火，为了到阴间给自己的父母一个交代，他们必须救自己的儿子，相信这种行为，与其说是父母对儿子的爱，不如说是对祖宗的孝吧！

而在另一边，一个资本主义者，夏瑜被处死了。而夏瑜的血，也就是这人血馒头的来源。但是，这个革命者的死并没有给老栓这些人的生活带来什么风浪。他才不管被砍头的人为何流血。如果这血救不了儿子，他便会觉得这没有什么价值。这就是以老栓这典型人物为代表的“民痞”的声音。

而夏瑜的死竟是如此无声无息，她的母亲为她上坟时，“忽然看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她，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羞愧的颜色”。这又让我倒吸了两口冷气，这有什么羞愧的？难道她羞愧她的儿子闹革命吗？那革命反倒像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这个社会好无知无觉，就算是 革命者的母亲也只认为儿子被冤枉了，可是这就是当时的中国的人民，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

这里的底层人民是麻木不仁的，只要与自己不相干的，那么把杀人也看作一种热闹，“颈项伸的很长，仿佛许多鸭子被无形的手抓住了，向上提着”。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愚昧无知，即便康大叔是个大恶人，但他告诉老栓什么时候杀人，且人血馒头能治病时，老栓两口子真的是异常感激，就如今天俗话所说：别人把你卖了，你还替别人数钱呢！

而据当时背景了解，革命者夏瑜隐喻了革命烈士秋瑾，对“民痞”的奴性和麻木不仁让我们不禁思考，如果中华民族没有觉醒，那革命就永远无法成功，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共同斗争，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第四篇：读鲁迅《在酒楼上》有感

在漂泊中回归

——读鲁迅《在酒楼上》有感

原创： 狂人老师 俗读鲁迅

最近跟一个小学同学重新联系上，自从小学毕业后，已经有20多年没有相见。如今，我们都已经人到中年；现在，他也成为我其中一个读者。当年的我们，都在谈论长大以后，有什么样的雄心壮志。他的理想是什么，我已经忘却了；但想起当年我有一个非常可笑的想法，就是以后发明一个程序，如果我开出租车，遇到我不喜欢的人，就执行那个程序，让那个计价表使劲的跳，使得他付多两倍的车费。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已经远离IT行业，改行做教育和写作的事业，并且远离家乡广州，漂泊到了浙江绍兴。我们交流的时候，他跟我说：“绍兴是一个好地方，我也很向往这里。”他很羡慕我，自由自在去哪里发展都可以。我跟他说：“其实你都可以放下一切负担，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他告诉我一个很实在的说法：人到中年，很多事情不由得你做主的了。因为，一旦结婚，就有了家室，就不得不为柴米油盐等现实的小事妥协，人到中年，我们早已过了那些敢闯敢拼的年代了。

带着这样的感想，我阅读鲁迅先生写的《在酒楼上》，不禁想起了文中的主角吕纬甫，他曾经是一个满怀斗志的年轻人，但他们再次在酒楼相遇的时候，却感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曾经的好胜心已经荡然无存，反倒是更关注那些对社会无关痛痒，但却能让自己有点精神寄托的事情，使得自己的内心稍微充实一些。文中让我感觉到最触动我的有以下几点：一是吕纬甫说到，苍蝇飞走了，一段时间后又飞回原地。曾经的我们也是满怀斗志，总想干一番事业，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瞎折腾了好几年，很多人还是回归家庭去了。二是给死去的弟弟上坟。看了这一段，其实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所谓的“弟弟”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说存在，只能说是存在与他母亲的脑海里面。吕纬甫明知道这个真相，但依然看破不说破，还是把上坟的事情做到位。面对家庭，我们很多时候不也是做着这些类似的事情吗？迫不得已说一些善意的谎言，而且还要把这些谎言一直表演下去。三是邻居热情招待，请他吃荞麦粉。其实这个粉根本是难以下咽，但为了不让对方扫兴，好要硬撑着吃下了，想想我们当今不也是这样吗？

“我想出来创业，但家里小孩还小；我目前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其实，姑且不要说这是什么借口，我要表达的是，这些观点我非常认同！如果一个人年轻，还没有家室，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有得是挥霍的青春，那你大可以放心的创业；然而，一旦有了家庭的负担，很多事情确实是由不得你的。一个有家室的人，要创业，谈何容易？首先，自己必须追求稳定，如果不创业，这份工作维持现状，虽然不会大富大贵，但至少不会输得一败涂地。当然，在这基础上，业余时间做一下斜杠创业家是没问题的。然而，如果只是有魄力，有没有想过输了怎么办？有后路吗？不要人云亦云说：“断了一切后路，就一定会成功！”这是扯淡，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讲的，目的就是能多坑一个赚一个。等你失败后醒悟过来，你当然损失惨重了，但对他而言，还有源源不断的猎物。所以，我很理解人到中年后的想法，中年危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

看了《在酒楼上》，我感觉自己就像鲁迅先生那样。其实，我也很羡慕那些有家室的人，他们可以享受天伦之乐，而我却不能。说实在的，在家庭的处理方面，我是失败的。为了自己的使命，为了给社会作贡献，我完全是牺牲小家，而成全了大家！人到中年，还要到处漂泊，辗转而生活。作为看客，人们看我都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然而，我作为看客，也羡慕人们能够有一个温暖的家。可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看到社会上，这么多“成功人士”给那些吃瓜群众洗脑，都纷纷丢下自己家庭，去投奔那些成功人士，到头来又没有实质性结果，家庭又处理不好！为此，牺牲我一个，换来更多人回归初心，做回自己。虽然说，我不能帮助社会所有人，但只要能帮助一个人改变自己的思维，虽然对社会来说是不起眼的，但对于个人来说，这份功德却是100%的。如果说什么时候，我才算成功？我觉得，只要做到这样的境界，就已经是成功了。

第五篇：二毛：鲁迅与美食文章及酒(11.4.18-5.23)

二毛：鲁迅与美食、文章及酒(11.4.18-5.23)

鲁迅的北京美食地图

2011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毛泽东曾评价鲁迅：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这种评价实际上把鲁迅推上了神坛。神坛之上，人们很难把鲁迅与美食、美酒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在吃喝这件事上，鲁迅是个地道的行家，不但会吃，还会做，对许多菜肴都有堪称“行话”的独特见解。

北京是鲁迅从日本归来后长期生活过的城市，从1912年到1926年，共生活了15年，仅从这一时期鲁迅日记中，我们发现他去过的有名的餐馆就有65家！

鲁迅对于北京菜、北方菜非常喜爱。著名作家萧军回忆说，鲁迅对北方的面食和菜品非常喜欢，回到上海后还念念不忘。许广平甚至曾想为其请一位北方厨师到上海，因为厨师薪水太高，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鲁迅记录的65家北京餐馆包括：广和居、致美楼、便宜坊、集贤楼、览味斋、同和居、东兴楼、杏花村、四川饭店、中央饭店、广福楼、泰丰楼、新丰楼、西安饭店、德国饭店等等。这还是不完全的统计，鲁迅去过的餐馆应该超过百家。作为大文豪，鲁迅把吃饭这件事看得很重，在日记中占了重要篇幅。这是民国新风尚，不同于古代文人“君子远庖厨”的习惯。

古代文人笔录中也有美食记录，如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但几乎不会提到餐馆的名字。鲁迅日记详记餐厅名录，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在众多餐馆里，鲁迅去的最多、最喜欢的是广和居。广和居是北京“八大居”之首，店址在宣武门外菜市口附近的北半截胡同南口路东，1932年停业。这里是北京文人雅士以及官员常常聚会的地方，在民国时期非常兴盛出名，曾有人书写楹联：广居庶道贤人忘，和鼎调羹宰相才。

鲁迅经常到这家店一个重要原因是距离近。鲁迅当时住在山会邑馆（绍兴会馆前身），所在的胡同就斜对着广和居大门。如有客人拜访，鲁迅甚至会直接让广和居送“外卖”到家里。

广和居是四合院布局，院里分成大小各种房间，有个人独饮的房间，三五人小酌的房间，也有十多个人大聚会的房间。这符合鲁迅爱和朋友吃饭的需求，他常呼朋唤友，多数是三五个人一起吃。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广和居有鲁迅喜欢的菜，那里的菜式基本上是宫廷菜改造的。例如潘鱼、炒腰花、油炸丸子、四川辣鱼粉皮、沙锅豆腐、清蒸干贝、酸辣汤等，这些也都算得上民国时期的代表菜。

广和居能吸引这么多名流和官员来，除了菜品味道好，也因为它的菜多有典故，富有文化内涵。比如其招牌菜之一的“潘鱼”，就是晚清翰林潘祖荫创造的，以前叫做潘氏清蒸鱼。还有一道“曾鱼”，是曾国藩创造的。这自然让官员和文人感兴趣，还会引来很多附庸风雅的人。

鲁迅喜欢广和居一道叫“三不粘”的菜，是用鸡蛋黄、淀粉、白糖、清水加工烹制而成。这道菜讲究烹制时动作快，成品似糕非糕，似羹非羹，用汤匙舀食时，要一不粘匙，二不粘盘，三不粘牙，清爽利口，故名“三不粘”，还有解酒的功用。

爱吃“三不粘”大概也与鲁迅爱喝酒有关系。鲁迅属于每顿饭必喝酒的人。史料记载，他和郁达夫喝酒的次数最多。鲁迅酒量不大，经常喝得酩酊烂醉，而且在喝酒的过程中烟不离手。郁达夫在1933年曾作诗赠与鲁迅，其中两句写道：“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

鲁迅好酒这事常被敌人拿来攻击讽刺，曾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漫画，画着一大坛绍兴酒，旁边缩着一个很小的鲁迅。

鲁迅和郁达夫喝酒常用的下酒菜是炒腰花、辣鱼粉皮、沙锅豆腐等。广和居的炒腰花做法比较特别，用两口锅同时进行炒制：一口锅加猪油和花生油烧热，另一口锅里煮水，将切好的腰花放进热水去焯。油温升到最高时，马上把腰花从水中捞出放入油锅爆，旋即放在漏勺里，留一点底油炒一些青蒜苗、木耳，再把腰子加进去快速的翻炒，勾好芡，加姜水、料酒、酱油、味精、糖、醋少许即成。先过水后过油，能让炒好的腰花呈金红色并保持脆嫩，非常适合下酒。

辣鱼粉皮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叫四川辣鱼粉皮，但这个菜实际上是老北京的菜，是北京菜中非常少见的加干红辣椒制作的菜品。

鲁迅喜欢吃辣，据说最开始吃辣是为了解困，后来就上瘾了。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个小说被胡适称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鲁迅为此请胡适到北京绍兴会馆吃饭，第一道菜就是放过辣椒的梅干菜扣肉。

这个菜胡适非常喜欢吃，但他好奇菜里有辣，便问鲁迅：“据我所知江浙一带人爱甜不爱辣，先生好像是个例外。”鲁迅答：“绍兴人确无吃辣椒之好，独鲁迅有辣椒之嗜，我是以此物解困。夜深人静、天寒人困之时就摘下一支辣椒来，分成几节放进嘴里咀嚼，只咀嚼得额头冒汗，周身发软，睡意顿消，于是捧书再读。适之先生可以一试。”

胡适听了大笑，这段故事说明二人关系一度曾非常融洽，但竟成反目，已是后话。

在酒楼上的鲁迅

鲁迅在京期间，几乎尝遍京城著名餐馆，著名的“八大楼”和“八大居”，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份与北方美食结下的不解之缘，让离开北京后的他也一直念念不忘北方美食。

当时鲁迅住在北京的西城，吃饭就近，经常去西四牌楼路西的同和居，这也是北京著名的“八大居”之一，经营山东菜。其名菜有炸肥肠、九转肥肠、三不粘等，甚至也有广和居的招牌菜——潘鱼。鲁迅最喜欢这里的炸虾球，因为这个菜属于绍兴口味，是南北融合时北方菜馆引进的新菜。另外，鲁迅喜欢这里的烤大馒头，就是在馒头上刷一层油然后烤制。

现在北京城讲究“吃在东边”，鲁迅那时候，东城也有很多美食，但由于他工作在西城，去的比较少。日记中记录的，比较著名的馆子有东兴楼。鲁迅和胡适在东边有过两次饭局，都是在东兴楼。一次是胡适请鲁迅，另一次是郁达夫请鲁迅和胡适。鲁迅1932年2月27日日记：“午后胡适之至部，晚同至东安市场一行，又往东兴楼应郁达夫招饮，酒半即归。”看来这次吃的不太高兴，或许为胡鲁两人纷争的开端之一。

鲁迅这顿饭没吃好，但郁达夫选的东兴楼的菜还是很地道的。这楼1903年开业，原址在北京东安门大街，1944年停业，1982年又复业于东直门内大街簋街，是民国初年北京“八大楼”（东兴楼、泰丰楼、致美楼、鸿兴楼、正阳楼、新丰楼、安福楼和春华楼）之一。这些楼鲁迅去过大半，虽然各个楼都有重复的菜品，但是各有各的特色。比如酱爆鸡丁是鲁迅和胡适都非常喜欢吃的菜品，这个菜东兴楼做得最好。因为据说东兴楼是清宫一个何姓梳头太监开的，有很多从宫里面出来的厨师，像酱爆鸡丁、沙锅熊掌、燕窝鱼翅都是东兴楼从宫廷菜里转移过来的。

酱爆鸡丁是家常菜，家家能做，但宫廷的做法要求把鸡做得嫩如豆腐，色香味俱全。这道菜要做的好吃，有很多讲究，比如要用猪油爆炒，要用黄酱而不是甜面酱，但就这两点，现在的很多餐厅都难以做到了。我一直强调，饮食文化要创新，但基础一定是先保留和传承传统，否则就是乱来了。

西城一家叫做和记小馆的餐厅是鲁迅经常去的地方，基本上相当于他的工作食堂了，与鲁迅工作的教育部就隔着一条马路。这里的东西可口，价钱便宜。鲁迅在1918年正月廿三的日记中提到：“微雪。午二弟来部，并邀陈师曾、齐寿山往和记饭。”实际上和记以卖牛羊肉出名，鲁迅最喜欢吃这里的清汤大块牛肉面，遗憾的是北京现在很少能吃到这种面了，我们不如鲁迅有口福。

鲁迅中午还常拉着陈师曾、齐寿山去西长安街一家名叫龙海轩的小饭馆去吃。中午鲁迅喜欢喝点小酒，这家的拿手菜是软炸肝尖，是他很喜欢的下酒菜。这道菜用猪肝上部切成片，用盐、料酒、味精腌制片刻，然后挂鸡蛋糊，再用七八成热的花生油炸，在表面的糊刚刚凝固的时候就捞出来，加热锅里的油至沸热，再把肝尖放下去炸。这样经过两次炸制的肝尖外酥内嫩。

鲁迅常去的馆子，还有淮阳风味的南味斋、玉春楼，福建餐馆小有天，河南餐馆厚德福，广东馆子醉琼林。1912年9月11日鲁迅日记记载：“晚胡孟乐招饮于南味斋，盖举子之庆也，同席共九人……”这个南味斋与当时的春华楼、醒春居都是著名的江苏馆子。拿手菜是糖醋黄鱼、虾子蹄筋。1912年9月27日的鲁迅日记又提到：“晚饮于劝业场上之小有天，董恂士、钱稻孙、许季黻在坐，肴皆闽式，不甚适口，有所谓红糟者亦不美也。”

看来鲁迅对闽菜还是不太适应，少见的在日记中提到不喜欢吃的“美食”。一个人的胃口其实和一个人的性格有关系，例如太固执的人总是喜欢吃他认准的几样，吃到其他的就说不好吃。而心胸宽广的人，相应的食域也更宽广。从日记中对美食的恶评看，鲁迅其实不算一个心胸宽广的人，常常一生气，就开始写文章骂人。

致美楼也是鲁迅喜欢的“八大楼”之一。致美楼以前经营姑苏菜，乾隆年间开业，1948年歇业，1980年重新开业。它的拿手菜是抓炒鸡片、糟溜鱼片、油爆肚丝等。这说明致美楼的厨师技艺很高，因为溜、抓炒、拔等制作技法很考验厨艺，没有能力的人根本做不了。我曾收藏过一份1984年4月23日致美楼宴会菜单。菜单一面已经印好了招牌菜，另一面则是空白的。订餐时根据不同需要，会有专人用毛笔现场隶书填写。菜单上部印有“致美楼风味菜”几个字，这几个字1980年重新开张后由傅杰题写。我收藏的这份菜单中有两款宫廷菜，一个叫“游龙戏凤”，用鸡和鱿鱼合烹。另一个叫“五柳鱼”，是用鱼丝、猪肉丝、香菇丝和笋丝一起炒的，是制作难度很高的菜。

且介亭与上海菜

在鲁迅55年的人生中，上海是个重要的地方，他人生最后的9年生活在这里。

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鲁迅却选择住在租界林立的上海滩，并且住在日本人密集的虹口区，这很耐人寻味。上海人、著名学者陈丹青认为，鲁迅选择上海居住是综合考虑，但内心并不快乐，比如他这一时期写的文章结集为《且介亭文集》，就是取“租界”两字各半拼成，颇有苦味自况的寓意。

苦归苦，但日子还要过，朋友还要交。在上海的鲁迅，文坛地位更高，朋友更多，还组织了“左联”，饭局也自然不少。上海地处长江口，是各种美食汇集之地，这很合鲁迅的胃口。与在北京时一样，上海的很多知名餐馆，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知味观杭菜馆是鲁迅在上海期间去的最多的地方。它于1930年开业，原设于芝罘路西藏路口，后迁至福建路南京路口，原由杭州老板及名厨创办，以经营正宗的杭州风味为特色，拿手菜有西湖醋鱼、东坡肉、叫化鸡、西湖莼菜汤等。这些都是浙江的名菜，西湖醋鱼也是蒋介石非常喜欢的菜。

1933年10月23日，鲁迅曾在知味观宴请日本福民医院院长和内山君等好友，亲自点了“叫化鸡”、“西湖莼菜汤”等。席间，鲁迅特别向客人介绍了“叫化鸡”的来历和做法。

这些精彩介绍引起了日本朋友极大的兴趣。福民医院院长回日本后，广泛宣传杭州菜的特殊风味，使知味观及其经营的“叫化鸡”、“西湖醋鱼”等菜肴在日本出了名。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中国料理代表团”和“日本主妇之友”成员到上海访问时，还指名要到知味观品尝“叫化鸡”和“西湖醋鱼”。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名人对美食的影响力非同一般。

在北京的时候，鲁迅就很爱吃河南菜，经常去豫菜名店厚德福。到了上海，他又发现了新的豫菜名楼——梁园致美楼。这个酒楼实际上是河南菜和北京宫廷菜结合的菜馆，以河南菜为主。由河南开封人岳秀坤等创办，1920年开业，原设于汉口路云南中路口，1980年迁至九江路浙江路附近。

名人无疑是菜馆最好的广告，李白一首“兰陵美酒郁金香”让兰陵美酒传了上千年，鲁迅是沪上名人，到梁园吃饭，很得老板照顾。甚至上门给鲁迅做家宴，1934年鲁迅日记曾记录：晚熟梁园豫菜馆来寓自馔。

扒猴头是梁园最出名的菜，也是河南名菜，与熊掌、海参、鱼翅并称，鲁迅很喜欢这道菜。“投其所爱”，鲁迅的好友，著名翻译家、散文家曹靖华，就经常送猴头菇给鲁迅。曹的家乡在河南省卢氏县，县里的小林子路口有一个小坪坝，只长七棵直径约一米半的大桦栎树，当中一棵有一个碗口大的猴头窝，每年七八月阴雨初晴的时候就长猴头蘑菇。1936年8月25日（鲁迅病逝前两个月）鲁迅日记中曾记录：午后靖华寄赠猴头菌四枚，羊肚菌一盒、灵宝枣二升。8月27日鲁迅回信给曹靖华：“猴头闻所未闻，诚为尊品，拟俟有客时食之。”9月7日鲁迅请梁园的厨子来家中制作扒猴头这道菜。之后又给曹靖华回了一封信，大意说猴头味确很好，与一般蘑菇味道不同，南边人简直不知道这个名字。他在书信中还提到：但我想如经植物学家或农学家研究，也许可培养。

鲁迅培养猴头菇的愿望在40多年后还真的实现了：1979年浙江某微生物厂有个叫徐序坤的厂长，以金刚刺的残渣为培养基，用上海市食用菌研究所驯化的猴头菌种选育出生产周期短、产量高的99号菌株。后成为量产商品，打入国内外市场。“睹物思人”，这让曹靖华很感慨，曾专门撰文说鲁迅的愿望实现了。

德兴馆是上海比较知名的菜馆，原为建筑商万云生创办，开业于1883年，原设于南寺十六铺附近的真如路“洋行街”，后迁至东门路，以经营大众化的饭菜为特色，上个世纪30年代由钱庄老板吴丙英任经理，扩建后以经营上海风味炒菜为特色。看家菜有虾子大乌参、扣三丝。很多上海大亨都钟情于这里，鲁迅这样的美食家自然不会错过，并常请外地来的朋友到此吃饭，以品尝正宗的上海风味菜。

功德林现在几乎已成素菜的代名词，名气很大，北京也有分号，但是起源于上海的，由杭州皇城山常寂寺高维均法师的徒弟赵云韶等创办，原设在上海北京东路贵州路口，1922年开业，1942年迁至黄河路南京西路附近。主要的名菜有五香烤麸、功德火腿、素蟹粉、罗汉菜等。这里很受文化名人的青睐，除了鲁迅以外，柳亚子以及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七君子”也经常光顾此店。

即使是吃饭，鲁迅也展示了其“爱憎分明”的个性，他不喜欢功德林里用豆制品制成的，足以乱真的素肉、素鸡、素鱼等，认为这是吃素人的虚伪，心中念念不忘吃荤，饭店才开发出这种变异的菜式。算是以菜为例，顺手做了国民性的剖析。

书案上那碟梅菜扣肉

鲁迅是浙江绍兴人，这里善出师爷、刀笔吏，笔头子厉害。鲁迅也是文笔老辣，语言犀利如手术刀，颇受其家乡文化积淀的浸染。

其实一个人的一生与他出生的地方是永远脱不了干系的，不但是文化基因，饮食基因也是。我认为，一个人的童年饮食习惯往往决定了其一生口味的基调，一个人成年后的所谓美食，往往也只是在“找回童年的味蕾记忆”而已。

鲁迅贵为大文豪，也逃不过这个规律。在他的小说里，不乏美食的影子，尤其是绍兴美食，出现的频率很高。

《祝福》中提到，绍兴城内的福兴楼有道菜叫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是不可不吃的。那个福兴楼在现实当中并不存在，它是小说虚构的。但是清炖鱼翅这道菜的原型，却真实存在。当时绍兴有一个同心楼的老店，清炖鱼翅是这里的拿手好菜。

清炖鱼翅是取鲨鱼的鳍做原料，经过泡发，放在鸡汤火腿汁里清炖，成品像粉条一样白嫩软糯。料理的过程中，要在鱼翅下用鸡鸭肉垫在碗底。鱼翅本身无味，需要靠鸡鸭肉填补，正应了中国烹饪上的一名言：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

鲁迅在《阿Q正传》中写到这样一句话：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而绍兴菜烹鱼确实都放一些切得精细的葱花，我的四川老家也是这样，直到现在，我做鱼也喜欢放一些葱花，与泡椒、泡姜、糖、醋等调料一起使鱼肉变得酸辣适口。

绍兴水网密布、河渠纵横，那里独有的乌篷船，常常载满鱼虾，形成一幅充满田园味道的美景。所以绍兴菜多用鱼虾为主料，口味以鲜嫩著称。但鲁迅不太喜欢吃鱼，他觉得鱼刺太多，吃起来麻烦。

据说鲁迅少年时期在绍兴，喜欢吃什锦蛋，这个蛋的做法非常特别。经过我的考证，做法大概是这样的：在蛋的一头开一个小洞，倒出蛋清及蛋黄，将其与虾丁、笋丁、肉末、盐共同搅拌。后再装入蛋壳，整个放在笼屉里蒸。这道菜的做法与清代菜谱《食宪鸿密》中记载的“肉幢蛋”相似。《食宪鸿密》中记载的做法是：拣小鸡子（鸡蛋），煮半熟，打一眼，将黄倒出，以碎肉加料补之。蒸极老，和头（配菜）随用。

这个肉幢蛋后来被有文化的厨师借用成语创新了一道菜，叫“脱胎换骨”。蛋的制作方法为“脱胎”；另把排骨煮到半熟，抽出其骨，换上一个葱茎，挂糊油炸。炸好的排骨用来在盘中围边，中间放上蒸蛋，是为“脱胎换骨”。

绍兴的臭豆腐、臭千张，也是鲁迅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臭豆腐大家很熟悉了，我说下臭千张的制作方法：将豆腐皮经水浸泡后放上盐、麻油、再用荷叶封起来，让其发酵两昼夜，上屉蒸，熟后，则臭中带有一种诱人的鲜香。

在绍兴菜中，鲁迅的最爱是梅干菜扣肉，这个菜是浙江菜的代表菜之一。浙江菜是八大菜系之一，绍兴菜是浙江菜的一个分支，绍兴菜又以梅干菜系列最为独特和出名，给浙江菜注入了独特的文化和美食内涵。

绍兴人很喜欢吃腌菜，梅干菜就是芥菜腌制而成的。做法是：用芥菜或者雪里蕻晒干、堆黄，再用盐发酵，之后晒干。四川的盐菜也是这个做法，也是用芥菜。腌制芥菜的关键在发酵，这种菜咸淡适中、清爽适口、用它煨肉可以收到清淡，油而不腻的效果。成都人喜欢把芥菜做成泡菜，储存在坛子里，做菜时用作辅料，比如说炒肉丝或做肉丸汤时加入，可以增味提香。

牛肉和芥菜是非常好的搭配。我自己习惯用鲜芥菜炒牛肉丝。就是把芥菜和牛肉都切成丝，炝炒。一定要用猪油和菜籽油混合，加一点点花椒和辣椒炝锅，油热后马上把肉丝倒入，再倒入青菜，最后勾一点点汁。

绍兴是全国著名的梅干菜特产区，这里出产的梅干菜鲜嫩清香，与肉同蒸很可口。梅干菜扣肉是绍兴当地农村的家常菜，民国时期被绍兴当地的菜馆放在菜谱当中。发展到八大菜系的时候，浙江菜又将其收为代表菜。它的做法与川菜中的烧白不同：先用梅干菜和肉一起煮，待汤汁收进肉中，这时肉还没熟。将肉捞起，在蒸碗里摆好，再将新的梅干菜以及还有刚才煮过肉的梅干菜一同放在肉上面，放进笼屉蒸两个小时。而四川的烧白是先将猪皮走油，然后与盐菜上笼蒸制。绍兴的梅干菜扣肉成菜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咸甜入味。

鲁迅常用梅干菜扣肉招待朋友。在知味观宴请宾客时必点这道菜，而在家里面请客的时候，他还会对这个菜做一点创新，就是放几个辣椒。这种创新和四川的盐菜扣肉很相似。盐菜扣肉里面加的是泡椒。

不仅是梅干菜扣肉，很多用梅干菜制作的绍兴民间菜，都是鲁迅喜欢的口味。如梅干菜炒肉、虾米干菜、梅菜炒毛豆等。鲁迅还喜欢用梅干菜和猪肉末做成馅料制作包子。

鲁迅这么爱吃梅干菜其实也是一种食补，他胃很不好，而中医认为梅干菜味甘，可开胃下气、益血生津、补虚劳、治痰咳（鲁迅也有肺结核）。

螃蟹、茴香豆和山阴美食

其实不单在上海，在北京的那些年里，鲁迅也非常喜欢绍兴菜。当时北京专门做绍兴风味菜的山阴馆子有两家，一家名为杏花村，另一家叫颐芗斋，在万民路。这两个馆子离鲁迅的住处比较远，但鲁迅还是经常光顾，原因当然是难舍家乡菜。

杏花村和颐芗斋原店开在山阴，宋人陈莲痕在《京华春梦录》就有记载：“山阴所设杏花村、颐芗斋之绍兴花雕……口碑尤甚。”这两个绍兴馆子的名头已有几百年历史。

颐芗斋的拿手名菜是红烧鱼唇、烩海参，杏花村的拿手名菜是溜鳝片，据说这道溜鳝片是鲁迅很喜欢的菜。“溜”这个技法与“扒”不同，溜是先把鱼片汆一次水，然后捞起来，在锅里放调料，打薄芡，再把鱼片放进去烹。

马兰头、绍氏虾球、清汤越鸡、茴香豆、小香干、大红袍（盐炒花生）也是鲁迅喜欢的家乡菜。这些大部分都是下酒菜，正和鲁迅的喜好。

每到一地，鲁迅几乎都会以吃喝的水准来评判此地是否宜居。1926年9月7日，这是鲁迅被迫到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的一天，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此地风景极佳，但食无极乐。在同年10月3日他致章廷谦的信中又说：“但饭菜可真难吃，厦门人似乎不大能做菜也。饭中有沙，其色白，视之莫辨，必吃而后知之……又开水亦可疑，必须用火酒灯（酒精灯）沸之，然后可以安心者也。”在其后的几封信中也提道：“此处最不便的是饮食，饭菜依然不好，你们两位来此，倘若不自做菜吃，怕有食不下咽之虞。”

文革时期，有人发文评价鲁迅这段历史，提出鲁迅爱吃这事体现了其资产阶级作风。但也有为鲁迅辩解的文章称鲁迅形容饭菜难吃，并不是因为口腹之欲。这个辩护有些牵强了，鲁迅这样抱怨，当然是因为口腹之欲得不到满足。

鲁迅在信中提到美食，是很常见的。连给妻子的家书，也不例外。1929年鲁迅由上海回北京探亲。5月22日他在给许广平信中提道：“云南腿已经将近吃完，是很好的，肉多油也足，可惜这里的做法千年一律，总是蒸。听说明天要吃蒋腿了，但大约也还是蒸。”

火腿称火肉，也叫兰熏或熏蹄。原产浙江金华一带，后传往各地。一般选用皮薄骨细，筋多肥少，肉质细嫩的猪腿做原料。经修坯、腌制、洗晒、整形、发酵、堆叠、分级等十余道工序，经冬过伏，历时十月制成。很多人都知道浙江有金华火腿，又称金腿，也知道云南宣威火腿，又称云腿，却很少知道鲁迅提到的蒋腿。蒋腿也叫雪舫蒋腿，又称贡腿，产于浙江东阳县上蒋村，雪舫是作坊主的名字。这种火腿大小适中，修长秀美、皮薄肉厚，瘦肉嫣红，肥肉透亮，不咸不淡，为火腿中的上品，是清代的贡品。

鲁迅很不满足千篇一律的蒸，有一次他甚至自己动手给日本友人川岛用干贝来清炖火腿，而且要蘸着胡椒吃。边吃边对川岛介绍，干贝要用小粒，炖火腿的汤撇去浮油，功用和鱼肝油相仿。鲁迅能把很麻烦的火腿收拾出来，并且知道做法及功用，可想而知他在吃方面已经是一个高手了。

提到鲁迅的吃，不能不提到螃蟹。大家常引用鲁迅的一句名言“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士”。这出自于鲁迅的《今春的两种感想》，里面这样写道：“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罢，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像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

在鲁迅的年代，蟹是很普通的食品，到了金秋季节，江南一带就有大量的蟹上市。鲁迅喜欢买蟹到家里来吃，他通常有两种简单的做法：大闸蟹是隔水蒸熟，用姜末加醋加糖食用。较小的蟹和上面做成油酱蟹，当做下饭的小菜。现在江南还有这种吃法。

有时鲁迅会请他弟弟周建人一家到家里品尝大闸蟹。1932年10月鲁迅日记第三次记述：“三弟及蕴茹并食蟹”。那个时候鲁迅还专门让许广平去选购一些阳澄湖的大闸蟹，分别送给日本在上海的朋友，比如说镰田诚一和内山完造（内山书店老板）。鲁迅也知道用食物去做人情，他留日的时候知道日本人爱吃蟹，常送蟹给日本人。

在鲁迅的著作中关于螃蟹的话题不少，在著名的《论雷锋塔的倒掉》一文里，鲁迅详细描写了江南食蟹的风俗：

秋高稻熟时节，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哪一只，揭开背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鲜红的子。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

字里行间点心香

鲁迅是文豪，但从一些日常的饮食习惯来看，他有着和常人一样的小习惯和小爱好，例如特别喜欢吃零食和点心。而据我的观察，喜欢吃零食和点心的成年人，内心是非常浪漫的。

鲁迅日记中，对零食的描述很多。鲁迅爱吃甜点，其中一个原因是可以缓解工作中的紧张疲劳，另外鲁迅常常是后半夜工作，为抵御困倦和饥饿也促使其形成吃些糕点的习惯。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鲁迅喜欢的点心叫羊羹，很像中国的豆沙糖。回国后他常常想起这个点心，就托人从日本带过来吃。1913年5月2日鲁迅日记中记载：午后得羽太家寄来羊羹一匣，与同人分食大半。

在教育部供职时，鲁迅品尝过不少精美知名的点心。每到发薪的日子，他会顺路到一家法国面包坊买两款奶油蛋糕，每银元20个，算是非常昂贵的食品了，主要用来孝敬他母亲，自己也会吃些。

鲁迅最喜欢的糕点是蜜糖浆黏的满族点心萨其马。萨其马柔中带脆，香酥可口，甜而不腻。具体做法是：用面粉、鸡蛋和成面条，油炸后拌糖酱，入模具制成块，再切小块而成。清代《燕京岁时记》记载：“萨其马乃满洲饽饽，以冰糖、奶油合白面为之，形如糯米，用木炭烘炉烤熟，遂成方块，甜腻可食。”萨其马之名原用了满语，在制作时最后的工序是切成方块，再码起来。“切”满语为萨其非，“码”，满语为马拉木壁。“萨其马”是这两个词的缩写。

鲁迅还喜欢吃油炸的食品，包括油炸的菜品。据说在北京时，朱安夫人常常用白薯切片，和以鸡蛋、白粉然后油炸，香甜可口，很讨鲁迅的喜欢。因为这种做法非常家庭化，餐厅反倒没有。后来这个点心被戏称为“鲁迅饼”，不过这种做法在中国西南的土家族和苗族食品都可以见到。那一带的小商贩会摆个摊子，有一口锅，锅里有油，油里有铁皮做的提子，里面是炸油粑粑，但不同的是，这个小吃是用大米和黄豆磨成的，炸出来的香度比鸡蛋和白面粉还香。

1912年5月，鲁迅刚到北京时住在绍兴会馆，这里离观音寺稻香村只有两三里路。我粗略统计了，鲁迅日记，从1913年到1915年两年的时间里，到稻香村买糕点的次数有15次之多。在那个时候，进高档糕点店里去买糕点是必须有些经济基础的，可见鲁迅在教育部门任职的时候，待遇很不错。

鲁迅喜欢北方的面食，他在小说《孤独者》中写过：我提着两包闻喜产的煮饼去看友人。闻喜煮饼迄今还是山西的名小吃，出于山西闻喜县。虽然叫煮饼，其实制作方法并不是煮，而是炸，形状也不是饼，实际上是球。它是用面团做成的面皮，包芝麻加白糖等甜馅成球形，然后入油锅炸熟。我们老家做这种饼一般是用糯米。吃的时候掰成两半，可拉出一缕金丝，吃到嘴里酥沙松软、甜而不腻。

搬去上海，鲁迅又喜欢上了海上名点，其中一道叫做“伦教糕”，产自广东顺德伦教镇，是广东著名糕点。伦教糕是用大米磨糨，加糖水发酵，蒸制而成，1935年4月鲁迅在《弄堂生意古今谈》曾提到此糕，在《临时杂文》又一次谈到上海市面出售的“桂花白糖伦教糕”。文章说伦教糕已经改变原来的纯粹白糕，成为红白两种，白色是桂花糕，红色是玫瑰糕。可见鲁迅对这种食品十分熟悉，很了解每种点心的来龙去脉及演变历史。

我还考证出鲁迅喜欢一种叫做“小麦铃”的江南小吃。小麦铃主要是浙江的特色小吃，是著名作家曹聚仁的夫人王春翠做的。王春翠回忆到：她亲手用土豆、梅干菜和小麦铃一起煮给鲁迅吃，鲁迅一边吃一边问是怎么做的，然后王女士给鲁迅介绍说，先用揉好的面粉择成一小粒一小粒，然后放在竹筛上，轻轻的摁摁。摁出来的像小铃，里面是空心的，形如蝌蚪的小麦铃就出来了。鲁迅先生吃了满满一碗，连连称赞“好吃”。小麦铃用筛摁出，这个做法很好，再将梅干菜和土豆片放在一起，肯定非常好吃。这道小吃有些像“杭州猫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