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关于《民事证据规定》中的释明制度探

第一篇：2011年关于《民事证据规定》中的释明制度探

《民事证据规定》中的释明制度探析

许 可

释明，原意是指使不明确的事项亦得明确，而所谓释明权，是为了明确诉讼关系(构成案件内容的事实关系以及法律关系)而对当事人就事实或法律事项进行发问或催促举证之法院权能，属于法院诉讼指挥权之一种。释明权制度是现在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制度，最早见于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26条，其后奥地利、日本、法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等相继采之。

关于释明权制度的诞生背景，一般认为是为了克服诉讼竞技主义所带来的诉讼弊端，比如使诉讼明显带有赌博的性质，脱离国民的正义感知等。由于释明权制度涉及到法院与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互动方式以及作用分担，因此不得不考虑其与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或者职权探知主义之间的关系，因为后者是直接规范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从大陆法系各国关于释明权行使的样态规定来看，法官的释明不过是赋予当事人一种机会，或者提出新的诉讼请求，或者作出新的陈述，或者提出新的证据，而对于法官的相关释明，当事人完全可以基于其自由意志选择听取或拒绝的态度。在诉讼的开始与结束、诉讼对象的选择、诉讼资料的提供等方面，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主导权依然掌握在当事人手中，法官更不是依职权去探知案件事实。因此，释明权既没有跨越当事人自由处分的边界，也没有跨越当事人在提出诉讼资料方面的责任边界，释明权与职权探知主义毫无关系，它既不是对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的替代，也不是对其的限制，不过处于补充地位。

虽然大陆法系各国在释明事项、释明方式等问题上的规定存在细微差异，但其明显蕴涵了立法者所欲实现的多重价值目标，同时构成了释明权制度的理论基础。从程序保障的角度来看，释明权之妥当行使可以平衡当事人诉讼能力上的差异(尤其是在本人诉讼的情形下)，因此具有实现诉讼武器平等、当事人实质平等的功能，强化程序保障。从发现真实的角度来看，释明权之妥当行使可以完善诉讼资料，使本案裁判建立在更为接近案件事实真相的事实基础上。从程序效率的角度来看，释明权之妥当行使可以消除当事人没有意义或具有欺诈性质的陈述，有助于将当事人之攻防集中到与本案裁判紧密相关的诉讼事项上，有利于提高程序效率。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说释明权制度发挥着保障裁判正当性的重要辅助作用。申言之，在现代民事诉讼价值目标之下，释明权制度是处分权主义、辩论主义的伴生制度，如果说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是当事人主义诉讼体制运行的两个车轮的话，法官的诉讼指挥权(主要体现为释明权)就是保障两个车轮有效运行的“车轴”。

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民事审判制度逐渐脱离超职权主义，这一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的出台，该规定将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的范围明显缩小，明确了自认对法官裁判的拘束力。虽然该司法解释并未明确出现“释明”或“阐明”等字样，但这丝毫不妨碍学者在立法论和解释论层面对我国法上的释明权制度的研究以及实务界对该制度实践的积极探索。这些研究或探索无疑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因为它有助于裁判目标的实现，同时也有助于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含义的厘清与在立法上的最终确立，但其中存在的若干误识却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首先，仅仅关注了释明权与辩论主义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其与处分权主义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论忽略有可能导致释明权在当事人特定诉讼标的过程中的缺位，弱化了释明权制度应当发挥的功能，同时也不利于准确理解和应用作为释明权内容之一的“法律观点的指出义务”。

其次，由于忽视了辩论主义的界限而导致释明权制度有被放大的危险。辩论主义并不是所有民事案件均应适用的基本原则，也并不是一个案件中所有事项均应适用的基本原则。根据大陆法系通说，在案件类型上，只有那些诉讼标的适于“私法自治”的案件才能适用辩论主义，对于人事诉讼，即我国法上的身份关系诉讼，包括婚姻、收养、亲子关系诉讼则完全排除辩论主义，而改采职权探知主义，因为这些身份关系事关社会伦理等公共利益。基于同一理由，即使在适用辩论主义的诉讼中，也并不是所有事项均适用之。比如公益性较强的诉讼要件即应适用职权探知主义，其中包括裁判权、专属管辖、回避原因、当事人能力、诉讼能力以及是否二重起诉等事项。因此，在那些适用职权探知主义的案件或诉讼事项中，并无释明权适用的余地。有些学者将法官由于进行了适度“释明”而使得婚姻家庭案件调撤率上升作为一线法院践行释明权制度的重要精神和原则的例证是值得商榷的。

第三，实务界将关于当事人程序保障的种种改进措施均作为释明权制度建构的一部分，模糊了释明权的制度边界。包括最高法院《证据规定》在内，地方法院进行的种种名之为释明权的制度探索实际上大多属于完善程序保障的制度改革。

一般认为《证据规定》中涉及的释明权内容包括：

第3条第1款：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

第33条：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下略)

第8条第2款：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认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

最高法院将第3条第1款和第8条第2款作为对法院释明权在举证和拟制自认中的规定，第33条依学者解释亦属于举证方面的释明规定。除第8条第2款外，笔者认为，正如最高法院自己所做的说明一样，上述相关规定属于法院告知的性质，并不构成释明的内容，至多属于诉讼指挥权的范畴。释明权行使具有滞后性和随机性，即一般都是针对当事人的特定陈述或特定诉讼行为所做的事后阐明，其基本的行使方式是发问。法院告知则并非如此，与释明权相比，告知具有前瞻性，其基本方式是说明。因为所谓“释明”之本意，并非法官自己主动说明，而是命当事人说明，是“让说明”之意，其与法官主动说明的“告知”显然不同，当然，从平衡当事人举证能力的角度来说，两者具有相同点。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法院告知”是实务界着眼于诉讼公正和效率的一项创新制度，对于完善程序保障具有一定效用，应值肯定。此外，一线法院在审判实践中摸索的一些制度创新，比如诉讼风险通知书、诉讼便民手册等举措都属于上述含义的法院告知制度，与释明权无涉。

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议焦点集中在第35条第1款的规定上。根据该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理论界对该规定持两种态度。一种观点是从释明权的角度认为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乃当事人处分权之范围，法院不应干涉之;另一种观点则从法院告知的角度出发，认为该条规定与释明权无关。实务界对该规定的讨论一般都是以释明权为名的，但关注焦点并不在于该条规定本身的性质，而是应如何理解并于实务中应用之。最高法院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持开放性的，希望一线法院能够摸索出一种较为妥当的操作方式。笔者认为，该条规定并不违反处分权主义，因为法院只是“应当告知”，告知后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仍然是当事人的权利。假如该条规定“法院应当在自己认为合适的范围内变更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则很明显构成违反处分权主义的“诉外裁判”，造成对当事人的裁判突袭。至于实务中某些法官强制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做法，显然是对处分权主义的违反，但与本条规定无关。笔者认为，从

扩大诉讼容量，一次性解决纠纷的角度来说，第35条第1款应值肯定，但存在着法官如何操作以保障对方当事人程序利益的问题;从表明法律见解的角度来看，该条规定实际在某种程度上设置了法的观点指出义务与心证公开义务，对于完善释明权制度大有裨益，亦值赞赏，但存在着配套制度建构的空间。你好哦啊，更多相关资料请联系QQ 1634189238

第二篇：民事证据中自认规则探析

民事证据中自认规则探析

内容提要：《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仅从举证责任的角度对自认的制度作了一些规定，难于全面的理解自认的基本内涵，笔者试从比较法角度出发，论述自认所涉及基本的问题以及在中国的诉讼价值。

引言

自认制度在国外的立法由来已久，两大法系的大多数国家都把它纳入了民事诉讼法典或证据法中。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相对比较滞后，而且至今没有明确规定自认制度，这不仅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诸多弊端，也增加了诉讼成本，减缓了诉讼效率，极大的不利于我国诉讼目的的实现。因此本文拟就自认规则作一初步分析。

一、自认制度在我国立法上的体现和缺陷分析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自认制度没有作系统专门的规定，但在实务和理论界这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对另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确表示承认的，当事人无需举证。为了不断适应正在进行的庭审方式改革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公布了《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除对方当事人认可外，其主张不予支持；第22条又承认默式自认的效力：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对方当事人认可或者不予反驳的，可以确认其证明力。1但这些规定的指引作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进一步完善证据法规则的呼声越来越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1日公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了规定了明示自认、默式自认、自认对当事人的效力、自认的撤销和委托自认的效力等，部分地弥补了《民事诉讼法》中有关自认规则的缺陷，是民事证据规则的新突破，对未来的民事证据立法也起了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尽管如此，但从总体1 《法律法规倍速记忆》中国宇航出版社2003年出版

看，国内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自认规则却没有统一的认识，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从上述列举的法律条文来看，自认制度在我国至少存在以下的几个问题：（1）规定不系统不全面。与国外在基本法典中确认不同，我国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文件中关于自认制度几乎是空白，在《民事诉讼法》中，引入了“当事人承认”的词语，有学者认为这是我国立法对自认的规定，其实是个认识的误区：依该法的规定，当事人的陈述并不当然具有证据效力，还必须同其他物证一样经查证属实才可作为定案的依据，而且这种承认无论对当事人还是对法院都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的，必须经过审查，从这方面理解的自认规则与接下来要讨论的自认是不同的，所以不能说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自认制度，而仅是通过司法解释来对自认作一敷衍式的规定，这种效力位阶的规定对实务中的指导作用能否得到充分的发挥可想而知，由于无统一法规可循，造成了司法操作中的模糊认识，极大了浪费了司法资源。（2）解释中的承认是不同于自认的。“当事人承认”是受苏联法学理论的深刻影响而引入我国民事法典中的，是与我国司法界历来追求“客观真实”的诉讼目标密不可分的（客观真实论已受到法律真实论的挑战，并逐步处于弱势地位，本文不予讨论）。法院在审判中追求实事求是，对当事人的承认不抱完全信任的态度，虽然有它的“理论”基础，但在实践中却带来贻害。当事人承认一方面包括承认案件事实和对方的诉讼请求，这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效力。另一方面含有对自己有利和不利的事实的承认，如何判定两者的效力也存在疑问；同时法院审查当事人承认的事实需要投入更大的司法资源，而且容易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这些都是由于立法不明所带来的弊端，没有理论指导的行动必然迷失方向，所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错误也是可以预见的。

二、自认制度的法理分析

（1）自认制度的内涵

自认制度已经成为民事证据法的一项重要证据规则，尽管各国对自认的性质存在不同的理解，但对它的效力都给与了肯定，均承认自认对当事人和法院有法律上的拘束力。

在英美法系国家，对自认的理解较为宽松，《牛津法律大辞典》解释“承认”为“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一方在辩护中承认或要承认的任何要求，包括另一方提出的没有被明确否定的全部指控。一方可以要求另一方承认某些事实，法官可以

被告承认基本没有争议的事情。承认也可以在诉讼程序前或在期间进行”，2根据《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对他当事人主张的案件事实的全部或部分事实的自认。我们可以认为自认是一方当事人对另方当事人提出的不利于自己的事实加以承认，这是属免证事实的范畴。自认制度在英美国家既包括诉讼内的自认和诉讼外的自认，即另一层面上的正式自认和非正式自认，而且正式自认作为证明的替代在学说和实务上已无争议，非正式自认由于在诉讼外的对不利事实的承认，实际上起到证明事实的作用。在美国，自认制度包含更广泛的含义，有当事人的自认、代理人的自认、于己不利的陈述等。当事人的自认即本人的自认，是指当事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的承认，代理人的自认和当事人的自认在法院具有同样的证明效力，于己不利的陈述即一个充分知情的陈述者做出的陈述，如果该陈述会与其利益相悖，或者可能陷他于一定的风险中，而他本人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一般不会做出类似陈述，除非这是真实的陈述，依据传闻证据规则，这种证据是可以被法院采用的，具有证明效力。

在大陆法系国家，自认的理解相对比较严格，其证明效力不得与真实情况相悖，而这又与法官的内心确信相连。在法国，自认含有诉讼外的和诉讼中的之分，对前者能否有证明效力以及有多大程度由法官自由裁量，并应由诉讼中其他证据予以补强；对后者的证明力无需证明，可以直接予以采用。日本著名民诉学家兼子一认为自认是一种诉讼行为，有裁判上的自认和拟制自认，前者指在口头辩论或准备程序中，当事人作同对方当事人的主张相一致的，对自己不利的陈述，后者指在口头辩论过程中不明确争辩对方所主张的事实，并从辩论的总的意图看来不能认为有争执时，由于该事实不需要证明，就视为自认。由此不难看出，他所说的自认属于辩论主义的内容。在两大法系，关于自认的理解并没实质的区别，对其效力也是如此，不同的是自认能否作为证据及其在哪种程度上作证据使用。

而在我国一直采用“当事人承认”一说，是指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主张及其事实的承认，由于职权主义的影响，认为只有当事人承认并不构成定案的依据。这种定义明显不同于上述国家的理解，在立法上规定得不完整和自认效力的不确定性给我国的实务部门带来不便。2 《法官论证据》吴家友主编 2002年法制出版社第393页

由此看出，构成自认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自认必须在诉讼过程中向承办此案件的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的法官作出。诉讼过程是指从立案到审理、判决的全过程；二是自认的必须是对方提出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实，通常承认对自己有利的事实不构成自认，而且是承认该事实为“真实”，否则不能成为免证事实；三是自认可以以明示或默式方式作出，效力是等同的。

（2）自认的效力

一般认为自认具有两方面的效力：一是对当事人而言，具有免证的效力，自认同推定、预决的事实一样构成了免证事实的一部分。在诉讼中，自认效力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分析：当一方提出本证，另一方不提出反证的时候。在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即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对自己所提出的主张提供证据，否则可能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这充分体现了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理念。提出本证后，对方要进行反驳，此时举证责任发生了转移，他必须提出证据以支持自己的事实和请求，从而排除本证的效力，如果不提出反证，无疑承认了本证，另外从一般人性人情出发，一个有理智的人除非有特殊情况不会陷自己于不利处境，可以推知此事实为真的概率很大；当一方提出反证，另一方不提出反证的反证的时候。通常说“打官司，打证据”，此话很有道理，在法庭上，有说服力的只能是证据，所以双方当事人尽量在最大范围内收集证据，以立于不败之地。在对方已经提出反证时，提出本证方要继续承担举证责任，不能提出，无论基于何种理由，此事实可以推知为真，即这一事实不存在异议，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理原则，当事人就无需对此举证，即免除了这一部分事实的举证责任。二是对法院而言，自认也有拘束力。当事人对某一事实的认识趋于一致，法院不得对此作出相反的结论，其裁决必须在对此事实判定为真的基础上进行，无需对此进行审查，不仅如此，自认的效力不因级别管辖而发生变化。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自认也并非具有绝对的效力。并非任何承认都构成自认，法院也可以对其效力进行限制。（1）属于司法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公理定理经过了反复的实验得到了数代人的认可使用，等等，这些不属于自认的范围，二者效力不可等同。（2）预决和公证的事实。在判决中已经经过了质证、认证的事实不能构成自认，尽管不同诉讼法的判决所依据的事实有可能出现矛盾，但此事实无需当事人的反复承认是确定的。公证的事

实由于经过了公证，作为诉讼争点的事实已有公证文书的证明，其证明力较之一般证据具有更大说服力。（3）其他事实。已经被法院所否定的事实以及其他缺乏证据“三性”的事实不构成自认，应予以根本排除的。而且法院可以就这部分事实的承认是否违反公共利益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做出裁定是否认可，如涉及人事诉讼的自认。

（3）自认制度的诉讼价值

由于自认构成了免证的重要部分，在诉讼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一是自认符合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理念，这便于改变我国历来的职权主义的诉讼思维。长期以来，我国受苏联法学理论的深刻影响，几乎完全承袭了苏联的诉讼模式，在特定条件下，实事求是的辨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观在实践上减少了错案的发生，提高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确立了国家机关的权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理论的深入研究，职权主义越来越显出它的局限性，西方当事人主义由于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权利，发挥了他们的举证积极性，维护了程序的公正，得到了国内学界的大力推崇，使得立法者不得不考虑立法的价值趋向，在构筑诉讼法时，加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尤其在民事诉讼中认可了当事人主义。自认正是体现了这一变化。二是由于自认免除了其中的一部分事实的举证责任，这就减轻了当事人的举证负担，促使了案件的及时审理与判决，极大的提高了诉讼效率，同时法院无须对自认的事实进行调查，节省了诉讼成本，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在我国现有司法资源的条件下，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获取最大的效益，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

三、自认制度的立法思考

每一项法律制度的设计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立法者必然考虑多方面因素。“法律的价值具有三个基本含义：它指的是法促进哪些价值；指法本身有哪些价值；在不同类价值之间发生矛盾时，法根据什么标准来对它们进行评价。”法律的产生过程实质是价值法律化的过程，反映了主体的价值追求，同样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确立也反映了立法者对其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充分考虑以及对国外先进法律的慎重选择。自认制度的设计也是如此。

在设计自认制度的时候，必须正确认识自认的含义，兼顾我国实际中法律现33沈宗灵《法 正义 利益》1993年第5期《中外法学》

代化的进度。应先认清以下问题：（1）对事实的承认与对诉讼请求的承认。举证即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提出的事实的真实性和主张的合理合法性，承认前者并不必然导致诉讼的失败，而是使这部分事实直接进入定案的证据链条中，而对后者的承认却直接导致诉讼的完结，当事人进入诉讼过程就是要使法院通过判决的方式支持自己的请求，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两者是不同的。（2）在诉讼中的承认和诉讼外的承认。在诉讼过程中，一方自愿作出的陈述一般能代表自己的真实意志，所以无须法院的审查，即不需要经过法庭的质证和认证，而在诉讼外，由于无法了解当事人在什么情况下作出的，法院应慎重视之。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予以审查，在诉讼中也不排斥质证认证。

正确认识了以上问题，再结合现有情况，建立自认制度。首先要在我国的基本法中加以肯定，不仅是现在的原则性规定，而是更为详尽，使实务中能有法可依，期望在将来的民事证据立法中能得到具体的体现；其次，在立法的过程中，不能全盘抄袭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改变已有的职权主义理念不是一挥而就的。中西不同的法律传统不可能要求同样的法律制度，否则只能导致更大程度的混乱。再次，使用”当事人承认”比较符合我国一直以来的习惯，运用起来也容易些，但对自认的内涵必须清楚。

综上所述，自认制度作为一项民事证据法的重要规定，它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处改革的时代，大量的问题正浮处水面，吸引先进的制度和理念，对于处理这样的问题具有很好的效果，正如自认制度可以改变目前司法实务把案件一拖再拖，对任何事实都要进行审查，浪费了本已有限的司法资源，不利于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等消极现象。

第三篇：浅析民事诉讼中的释明权（最终版）

本文作者：肖文 好范文原创投稿

浅析民事诉讼中的释明权

肖文

释明权又称阐明权，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在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陈述的意见或提供的证据不正确、不清楚、不充分、不适当的情形下，依职权对当事人进行询问、启示、提醒或要求当事人对其作出解释、澄清或予以修正、补充的诉讼行为。释明权制度对解决我国目前公民

文化和法律素质低，充分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落实司法为民，促进司法公正起到积极作用。

一、释明权的含义及性质

释明权又称阐明权、阐释权，其概念一般归纳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的主张或陈述的意见不明确、不充分、不恰当、或提供的证据不够充分，而认为自己证据足够充分时，法官以发问和晓谕的方式，提醒或启发，引导当事人澄清问题、补充完整、让其提出新的诉讼资料、排除与法律意义上的争议无关的事实或证据，以促使当事人作出适当的声明和陈述、促使当事人举证，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权能。1释明权是法官的诉讼指挥权，释明权的“权”不能解读为权利的“权”，而应理解为法官的职权、职责，且在法律规定必须行使释明的场合，法官不得拒绝行使，否则就是失职或渎职，因而释明权又是法官的义务。

二、释明权的行使时间和内容

法官释明权的行使贯穿于民事诉讼的始终，自立案、审判至执行，各诉讼阶段法官行使释明权的要求和内容均有所不同，以下作一具体分析：

（一）立案阶段的释明

在立案阶段，法院需要审查原告是否具有诉讼资格、被告是否明确、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是否具体、是否属于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及受诉法院管辖等实质要件，以及起诉状是否符合法定要求，有无遗漏或错误等形式要件，故立案法官在立案阶段的释明对象为原告，其释明应围绕诉讼的成立展开，释明的内容主要为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起诉，对诉讼请求、事实、理由，明显不合理、不明确、不适当的，应阐明法律规定，及时指出问题所在，启发原告明确主张，引导原告进行更换、补正、放弃、追加、另行起诉、或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相关问题，但需注意，立案阶段的释明应以探知当事人真实意思为限，不能影响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处理。?

（二）庭前准备阶段的释明

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当事人最重要的工作是收集各种诉讼材料,但因有的当事人特别是没有请律师的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较低，并不知道如何举证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事实。故在这一阶段，承办法官在阅卷后，应适当的行使释明权，释明对象为原、被告及第三人，释明应明确举证内容和争议焦点，保障当事人正确行使程序选择权，2释明的内容主要为，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或当事人认为自己无证明责任而不提交证据材料的，法官应向当事人发问,对法律后果进行释明，以启发当事人提供证据材料或提供充分的证据材料；在证据交换时，若出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相关事实，或在对方提出了相反证据后，需要反证或分配举证责任等情形时，法官应予适当提示和引导，让当事人尽可能穷尽举证责任；若当事人本人无法取得的证据，办案法官可以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申请调取有关证据、进行鉴定等的权利。需注意，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法官的释明应在审核诉讼材料后，作出初步判断，适宜以提醒和告知的方式，启发当事人明白其证明责任，以补充相关证据。就举证而言，法官不能直接告知当事人具体应提交什么诉讼材料，应以争点与证据的整理为核心，不得对案件介入过深，否则会造成未审先决和审理不公。3

（三）开庭审理阶段的释明

案件庭审阶段既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阶段，又是当事人行事诉权的重要阶段，法官正确行使释明权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是否积极、正确的参加诉讼活动，关系到法官审理案件的效率及对案件的公平正确处理。因而在这一阶段，法官应围绕双方当事人的请求、质证或辩论中主张观点,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谨慎地予以提示,引导双方当事人充分辩论。具体的情形有以下几种：①当事人对事实及主张不清楚、不完整的，法官可行使释明权，说明法律上的要求，令其补充陈述。如承租人在租赁房屋内洗澡时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其父母起诉出租人要求赔偿因租赁房屋不通风造成承租人洗澡时煤气中毒而死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补偿费、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损失，并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提前支付的租赁费等诉讼请求。法官应告知原告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问题的规定，令原告选择其请求权，明确其主张；②对当事人疏忽的法律见解应当采取提醒的形式，提示并引起当事人注意，对当事人不知晓的法律和一些较为复杂的法律概念，当事人提出的和可能涉及的民事权利及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构成、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除充分说明概念的内容外，还要进行必要的解释、询问，进行充分的释明，使当事人对法律问题充分地表明自己的意见。如在诉讼中，当事人对建筑

第四篇：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民商事中法官释明若干规定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

民商事案件中法官释明的若干规定（试行）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09年12月1日

第2161次会议讨论通过）

为规范法官释明，切实保障民商事案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提高诉讼效率和司法公信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等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我省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释明是法官的一项审判职责。释明应当遵循合法、公开、中立、适度、有利于诉讼的原则。

第二条 释明的内容一般限于阐释法律规定、告知诉讼风险及诉讼相关的事项，但不得违反辩论原则、处分原则。

第三条 释明应当根据案件审理的实际需要，在立案、送达、证据交换、调解、开庭、庭后等阶段适时进行。

第四条 释明可以采用书面方式，也可以口头告知，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将释明情况记录在案：

（一）诉讼主体瑕疵或有遗漏的；

（二）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与法院认定可能不一致的；

（三）指定举证期间及告知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

（四）举证责任的分配；

（五）重新指定举证期间的；

（六）拟采用拟制自认规则，对当事人的意思作出强制认定的；

（七）拟适用拒证推定规则，对案件事实作出强制认定的；

（八）其他可能对当事人权利发生失权效果，或者影响案件处理结果的情形。

第五条 一方当事人提出诉讼主张和诉讼理由后，应当由另一方当事人自己提出反驳主张和理由，包括权利发生、权利妨碍、权利消灭、权利制约等抗辩。法官不得帮助当事人提出权利抗辩事由和辩论理由。

第六条 案件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作出决定的，法官不得作与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意见不一致的释明，亦不得向当事人泄露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等内部讨论的不同意见。对未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可能引起争议的重大事项，法官不得释明。

二、程序事项的释明

第七条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在向当事人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诉讼文书时，应同时送达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和廉政监督卡，告知当事人可能存在的诉讼风险、享有的诉讼权利及应履行的诉讼义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口头告知。

当事人对人民法院所告知的诉讼权利义务的相关内容有疑问的，法官应当作必要的释明，并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适时告知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

第八条 在当事人起诉或者答辩时，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当事人提供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并告知其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或其所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的法律后果。

第九条 起诉状中所列当事人存在瑕疵，如诉讼主体不适格、姓名（名称）有误等，法官应当告知当事人存在瑕疵情况并要求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予以变更。经释明，当事人仍不纠正的，法官可以视具体情况依法处理。

第十条 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当事人的，应当向被追加的当事人释明追加的理由及其诉讼权利与义务。

原告明确放弃对被追加的当事人主张权利的，法官应当向原告告知放弃诉讼请求的法律后果，并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情况制作笔录，在法律文书中叙明。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依职权作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等决定后，当事人有异议的，法官应当作必要的释明。

第十二条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在财产保全方面应当向当事人作以下释明：

（一）对于已经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的，实施保全的法官应在实施保全措施后七日内告知申请人已采取保全的措施、期限、到期申请续保的权利以及逾期未提出续保申请的法律后果；

（二）对于尚未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的，审理过程中发现义务人有隐匿、转移、毁损财产等可能直接影响债务履行能力行为的，法官应当根据案件情况适时告知当事人可能存在的执行风险，询问其是否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同时告知人民法院作出财产保全裁定并不必然导致财产保全申请人胜诉，以及申请财产保全错误将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

（三）当事人或案外人保全异议成立的，应当及时告知保全申请人，避免使申请人错失变更财产保全申请的机会。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主持案件调解时，应当向当事人作以下释明：

（一）告知调解的意义、原则、后果；

（二）告知调解结案可减半收取诉讼费用；

（三）告知特别授权代理人参加调解的效力；

（四）告知调解协议经各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的条件。

三、诉讼请求及法律问题的释明

第十四条 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充分、不正确的，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就诉讼请求的具体内容进行说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即当事人的诉讼主张不明了、有歧义或自相矛盾，法官应当要求当事人将诉讼主张陈述清楚，但应以了解当事人真实意思为限，不能影响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处分。

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充分，即当事人因对法律理解不够而造成不能充分提出诉讼主张，如应一并主张的诉讼请求没有主张，且可能产生失权后果的，法官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告知其法律的相关规定。经释明，当事人在理解法律上并无障碍，仍坚持原诉讼请求的，应尊重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根据当事人的主张进行裁判。

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正确，即当事人诉讼请求与相关法律规定的要求不一致时，法官应当告知不正确的原因及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告知当事人可变更诉讼请求。经释明，当事人仍不变更的，可视案件具体情况依法处理。

第十五条 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法官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在告知当事人可变更诉讼请求时，应当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或诉讼主张并不意味着其必然胜诉。

经释明，当事人要求变更诉讼请求的，法官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但各方当事人均表示无须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的除外。

第十六条 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存有较大争议，法官一时难以认定的，释明时应当遵循谨慎原则。

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明显有误的，法官可以视情况即时释明。第十七条 当事人的请求权基础不明确或存在竞合情形的，法官应当告知当事人予以明确或者作出选择。经释明，当事人仍不予以明确或作出选择的，法官可根据其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依法处理。

第十八条 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不明确或自相矛盾，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陈述清楚，或经法官归纳、总结后，由当事人确认或补充。

一方当事人的答辩或辩论意见未涵盖对方当事人的全部诉讼主张或辩论意见的，法官应当告知该当事人就对方当事人所提出的要点是否认同发表意见，必要时可将该方当事人遗漏的要点归纳或概括后，逐条进行询问。

对双方当事人均未涉及但存在疑点且构成裁判基础的事项，法官应当进行释明。

第十九条 当事人对法律用语、法律概念以及其他相关法律事项不能理解或者表示疑惑的，法官应当随时进行释明。

四、事实和证据问题的释明

第二十条 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法官除了以举证通知书的形式告知外，还可根据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及其请求权基础所指向的法律规范中所包含的要件事实，具体释明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对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承担有异议的，法官应当明确告知当事人举证责任承担的理由，并告知其不遵从该种举证责任分配要求的法律后果。当事人因法律认知能力较弱或情绪偏激等原因不能理性对待自己的举证义务，从而可能给案件公正处理带来影响的，法官在告知其举证不能后果的同时，应耐心做好解释引导工作。

第二十二条 法官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及当事人法律知识、诉讼经验等方面的实际，向当事人释明要件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要求。如果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证明要件事实的证明要求，或者当事人在证据上没有明显优势的，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继续提供证据。

第二十三条 证据交换阶段，法官应当让双方当事人了解对方的诉讼主张和提交的证据，使双方当事人能针对对方提交的证据进行充分地辩驳、质证和提供相反证据。人民法院对证据交换的情况应当制作笔录。

第二十四条 对在证据交换中经当事人认可并记录在卷的证据，法官应当在庭审中予以说明，据此方可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不符合《证据规定》规定的条件，应当及时向当事人说明理由，告知当事人按照规定的时间自行收集，并告知申请人举证期限届满前不能提供证据的，仍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应当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而未提出申请的，如该证据对案件的审理结果明显起到决定作用，法官可以向双方当事人分析争议焦点，从诉讼证明的角度告知相关事项的证明要求，并可询问双方当事人围绕这一争议焦点是否需要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但一般不得直接指明某项证据。第二十六条 对于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无论是否认定为“新的证据”，法官都应当向当事人说明理由。

对方当事人拒绝对“新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法官应当向其释明可能构成“放弃质证或者予以认可”的法律后果，并记入笔录。

第二十七条 在质证过程中，法官应当引导双方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力，充分发表质证意见，使法官对案件事实足以形成心证。

第二十八条 在案件审理中，对案件的审理结果明显会起到决定作用的事项需要鉴定、评估、审计，但当事人未提出申请的，法官应当明确对该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并告知其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该争议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对法院委托鉴定、评估结论有异议的，法官应当确定异议期，并告知其逾期提出异议的法律后果。对要求重新鉴定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对符合《证据规定》第二十七条所列情形进行举证证明。

在鉴定、评估、审计费用超过或接近争议标的金额，或者鉴定、评估或审计费用明显过高不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时，法官可以告知当事人改用成本较低的证明方式。

第二十九条 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法官应当充分说明《证据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即可能推定对方当事人所提出的对其不利的主张成立。第三十条 在庭审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事实后，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法官应当向当事人充分说明《证据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的内容，明确告知其如仍不作承认或否认表示的，将可能被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但涉及身份关系的事实除外。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自认的，法官应当作如下释明：

（一）对方当事人同意撤回自认的，法官应告知其撤回自认的法律后果；

（二）对方当事人不同意撤回自认的，法官应当询问自认一方当事人撤回自认的理由，并查明是否存在《证据规定》第八条第四款规定的“重大误解”的情形，如果撤回理由成立的，应告知对方当事人自认方有权撤回及撤回的法律后果。

五、裁判的释明

第三十二条 一审案件宣告判决时，应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法院，以及逾期提出上诉和逾期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的法律后果。

第三十三条 对不具有强制执行内容的裁判文书，法官在宣判或送达裁判文书时应作以下释明：

（一）对确权判决，应告知当事人，确认的权利自判决生效时即具有法律效力，无需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二）对撤销或解除合同之判决，应告知当事人此类判决无需申请执行即具有法律效力，合同撤销或解除后相关财产权益纠纷未一并处理的，可另行起诉；

（三）对准予离婚的判决，应告知当事人在判决正式生效前不得另行结婚。

第三十四条 对具有强制执行内容的裁判文书，法官在宣判或者送达裁判文书时应作以下释明：

（一）告知权利人申请执行的法定期限；

（二）告知义务人迟延履行、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

（三）对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判决，应向义务人告知判决书中“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内容，促使其及时履行义务。

第三十五条 对于保留诉权的判决或者当事人对裁判不能完全理解、有误解等情况，法官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第五篇：民事证据调取申请书

民事证据调取申请书

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 住址： 请求事项：

申请贵院向成都市xxxxx调取xxxx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基础资料。事实和理由：

Xx诉xx人身损害纠纷一案贵院已经受理。由于xx人身损害系其与xx交通事故所致，该起交通事故由成都市xxxx调查处理，申请人无法调取相关证据资料。为查明案件责任认定的事实特依法申请贵院调取，请准许！

此致 Xxx人民法院

申请人：xxxx

2017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