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考法律与文学（精选5篇）

第一篇：在中国思考法律与文学

在中国思考法律与文学

朱苏力

【学科分类】法理学 【写作年份】2006年

【正文】

本文是我正在进行的法律与文学研究的一个引论，主要探讨在中国研究法律与文学的一些前研究的问题。本文将在回顾、分析国内外法律与文学研究现状的前提上，着重分析法律与文学作为法学理论研究在中国的一些相关问题，包括其现状、问题、可能性以及意义等；同时简单介绍和讨论我的研究将使用的材料、方法以及为什么。

一、现状和回顾

从文学(广义的，但主要指叙事文学)来研究法律并不是一个新鲜事。在中国，至少自90年代以来，法学界 [1]经有一些法律学者已经以不同的进路和方式触及到法律与文学的领域。其中在我看来比较有意义的有：贺卫方的论文《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风格与精神——宋代为基本依据兼与英国比较》，文章就涉及了古代官吏“司法”中判决书写作的文学色彩，特别是那种有明显文学追求甚或有“玩文学”之嫌疑的“花判”； [2]梁治平的《法意与人情》，[3]主要以古代文人的笔记、小品、故事为材料，比较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简单提出和阐发一些法律的问题；刘星首先在《南方周末》以一正为笔名发表的一系列西方法律故事，后来汇集成册以《西窗法雨》出版，这些故事的分析都相当细致，说理性强，文笔也简洁明快；他的《古律寻义》中也有类似的追求，[4]而刘星的同事徐忠明则多年来一直坚持史学家的“以文证史”、“诗史互证”的路子，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发掘、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史料，在中国的法律与文学研究中作出了长久、持续的努力； [5]与徐的研究思路类似、但材料有所不同的汪世荣则从中国古代判词，包括文学作品中的判词，来研究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 [6]此外，强世功讨论女权主义的论文不仅涉及到中外三部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而且还有浓重的中外法律比较的色彩。[7]

回头看来，即用今天的眼光来重新构建和解释，这些著作或论文几乎已经触及到美国学者首先创设并界定的法律与文学领域的一切主要方面。贺文实际是讨论“作为文学的法律”，但侧重的是司法文本；刘作也可以属于“作为文学的法律”，但范围比贺文更宽，他实际侧重把历史记载的整个法律故事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文本来研究；梁作、强文都更多涉及到“文学中的法律”，但略微偏重于理论问题；同为研究“文学中的法律”的徐之研究侧重的是法律史，注意的是开掘文学作品中可能作为法律史研究的信息；汪的判词研究则同时涉及了文学中的法律和作为文学的法律。

尽管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触及到了法律与文学，但就总体而言．上述著述都在不同程度上缺乏法律与文学的理论自觉(强文略有例外)。例如，梁作虽然利用了中国古代笔记、故事，这些材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学的文本，但是作者的短论常常流于杂感和随想，且侧重于法律文化的讨论，与法律往往只有若即若离的联系；刘的《西窗法雨》相当善于从各种法律故事提出具有法理学意义的问题，但由于报刊专栏的篇幅限制，未能也不可能深入分析；贺文涉及了、但其关注点并不在“作为文学的法律”，自然就放过了其中可能隐含的一些问题；汪世荣的研究同样有这个问题；徐的论文最关注法律与文学，但从其专业出发，他更多是从法律史学的角度进入法律与文学，关心的是从史学的进路处理古代文学作品，开拓了法律史研究的材料，未能从理论上考察这一领域，没有提出法学理论的新问题。强文的理论思考则在女权主义和法律与文学这两个法理学分支之间游离，并侧重于女权主义考察。[8]

在这一时期，也许最值得注意的中国的法律与文学写作者也许是当时执教于香港大学法学院的冯象。尽管他在这一方面的有关作品并不很多，但由于他横跨两个专业的学术训练背景(哈佛英国文学博士和耶鲁法律博士)以及他年轻时的文学爱好，[9]使得他的这些不多的作品中的每一篇都显示出相当深厚的法律理论和文学理论的功力，敏感的艺术感受力，乃至娴熟的叙事技巧。例如《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永存不移》 [10]从作者的法律专长知识产权出发，讨论了文学艺术与广告的边界，甚至涉及到关于文学和广告的意识形态问题；又如在《秋菊的困惑与织女星文明》，[11]作者以小见大，进一步分析了“秋菊”困境的社会构成(为什么秋菊得不到村民的理解)和历史构成(秋菊是如何在现代化法治话语中变成“法盲”的)，并且深刻地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法治话语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其中隐含的悖论；不仅如此，他还娴熟地用蒙太奇的手法把秋菊同美国电影《接触》勾连起来，从时空上的无关创造出意义的相关，造成一种相当奇特的阅读效果，表现出一种在当代中国常规法律论文中所不见的叙事和论证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冯象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当代法律与文学的另一个问题，即叙事(narrative)的问题，或“通过文学的法律”。而他自己的专业——知识产权——至少有一部分就是“有关文学的法律”冯象的长篇论文《法律与文学》 [12]则在中国第一次系统、概括且全面地介绍了美国的法律与文学运动诸多问题；并在文章中进一步提出了他的关于法律与文学的一系列比较系统的具有理论潜质但未展开论述的看法。其视野的开阔和深入，其叙事和论证的方式，在我看来，甚至超出了目前美国的法律与文学运动勾勒的边界。

既然提到了美国的法律与文学运动了，就不得不多说两句。尽管法律与文学的题目在美国法学界早就有了，[13]但是作为一个法学运动或领域或流派，却是自1970年代以来主要在美国法学院内发展起来的；目前，美国各主要法学院都设有法律与文学的课程，反映了这一运动的广泛影响。对这个运动，冯象已经作过很好的概述，[14]无需我在此再多说什么。在此，我只想交代一下这个运动对我的影响以及与我目前这一研究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法律与文学运动，细致分来，如同前面已经提到的，可以有四个分支，一是作为文学的法律(Law as literature)，将法律文本以及司法实践当作文学文本来研究其修辞和叙事，从这一进路看来，法律不过是另一种应当予以解释和理解的故事； [15]近年来甚至有一些作者用文学方法讲述法律，[16]这就是通过文学的法律(law through literature)，同时还研究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对法律分析其他可能的贡献，特别是解释；三是有关文学的法律(law 0f literature),研究各种规制文学艺术产品(包括著作权、版权、出版自由、制裁淫秽文学书刊、以文学作品侵犯他人名誉权)的法律；以及四，文学中的法律(law in literature)，研究文学作品所反映表现出来的法律。[17]但一般说来前两者可以且常常被归为一类，第三分支与传统的法律研究特别是知识产权的研究没有多大差别。因此，更多学者认为，法律与文学运动主要有两大分支，即作为文学的法律(作品和理论)，以及文学中的法律。[18]这两个方面都对我有所影响，前者影响我更早，但后者对我的启发更大。

先谈论前者。如同70年代的许多青年一样，我也曾经爱好过文学。文学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不可能之生活的一种弥补，它帮助人们理解他/她当时甚或永远无法进入的生活和人。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专业的限制，由于对于理论思辨爱好的增长，由于到美国留学、远离了中文的文学环境，我已逐渐放弃了年轻时的梦。我接触到了美国的法律训练，尽管我不喜欢它太过技术化的一面，但是美国法学院的不尚空谈、反对宏大理论的思维训练却给我很大影响。事实上,当时美国法学院流行的案例教学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围绕着故事和法律文本展开的解释。这种训练使得我开始越出传统的法律边界，看到了我自己关心的法律与社会问题。但由此而来的我的判断是，文学和法律截然不同，并且很难交叉。

改变我的一个主要影响来自“作为文学的法律”。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么可以说，“作为文学的法律”当时主要关心的是法律解释问题。大约在80年代中后期。当时(至今仍然如此)我对美国宪法和美国司法制度、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判决和解释很感兴趣；但我又感到困惑，美国最高法院对美国宪法的解释总是令我难以捉摸，特别是如果仅仅从宪法的文本或围绕美国宪法的大文本来看。从注重法条和概念的学术传统中出来的我当时还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案例法传统，我还是倾向于把法律视为文本；我不能理解美国的宪法实践其实与宪法的原始文本没有如同人们想象得那么多的关系，不理解宪法法律话语更主要是一种社会的话语实践，其含义是在美国的司法实践的传统中界定的；我不理解语词的标准含义和实践含义从来都不是来自字典(包括英汉词典)，而是社会实践界定的。特别是在80年代中后期，美国曾有一场关于宪法文本的原始含义或本质含义是什么的大规模的争论。[19]这场争论实际是一场政治力量的角逐，[20]但以学术的名目展开，各方都运用了大量的学术资源。作为一个不熟悉美国实际政治过程的外来者，我居然把这场有强烈政治背景的学术争论或者用学术包装的政治斗争当成了一个纯学术问题，努力从理论上寻求某种解。

就在这一寻找过程中，我遇到了作为文学的法律。这一分支的当时的核心观点大致是，文学作品的解释方法可能有助于法律的解释，例如文学作者的原意，理解者的再创造，理解者再创造的社会条件，语言的问题等等。也是在这个探索和学习过程中，我逐渐接触了哲学阐释学、分析哲学以及与阐释学有关的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论。

但是，到1992年回国之前，我已经基本放弃了发现一种解释方法或解释学来保证法律解释的统一、准确的天真想法。这并不是说我认为“作为文学的法律”的研究者没有提出一些有意义的命题，无法用作个人理解解释文本的指南，甚至准则；而是说，在政治利害不同的群体间，在政治倾向不同的学者间，甚至在因其他原因而有不同判断的个体间，这种方法基本是没有用的。因为即使有这种准则或指南，其运用也是使用者冷暖自知的，没有一个可以反复测试的“客观的”标准。特别是当文本解释涉及重大的利害冲突时，当社会公识不存在时，至少在某些问题上，你无法要求也无法迫使冲突双方得出一致的意见。法律解释更多是一个争夺利益的战场，而不是划分利益的标准或方法。那种理想的解释状态实际上要求所有的人都诚实，要求人们的智力水平和知识程度一致；这种情况不仅在人世间不可能发生，而且，如果真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就不需要法官了，至少不需要律师了。因此，美国的这场围绕宪法的解释学运动进入了90年代以后就基本偃旗息鼓了。表面的原因是争论双方都发现文学的解释方法对法律解释无所裨益；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随着80年代末期以来联邦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大法官因年事已高而退休，新任的大法官们就总体而言渐趋保守，“解释”的争论已经失去了某种“现实意义”。理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许多问题都不是理论解决的，而是时间和人事更替解决的，是自然的力量。

尽管以文学的解释理论乃至阐释学或语言分析哲学获得正确解释方法的幻想已经破灭，但是这种经历(包括这种幻灭的经验)仍然给我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这种追求毕竟带着我游历了——尽管是粗略地——一些相关的领域。阐释学使我看到解释的多种可能性，解释中读者的重要性，读者的偏见(不具贬义)以及这种偏见的历史性，使我不仅看到文字、法条、书本而且看到“文本”以及文本的历史和社会构成。分析哲学使得我更加重视语言的用法和功用，重视语词使用的语境，而拒绝“正确的”语词和定义，理解了语词与其他符号之间的相通之处和互补。福柯的话语理论使我从另一个方面看到了语言的表征作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学术话语、命题的历史构成。但最重要的是，在这种追寻中，这些概念和命题对我来说已经不再仅仅是概念，不是文字的学术装饰，而是一种对自己阅读和理解经验的提醒，它或多或少地已经溶人了我的学术研究，促使我更多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使得我对事实、事件、权力、语境和文本都比以前更敏感、更宽容同时也更苛刻。这种能力的获得大大扩展了我的世界。

从根本上改变我对法律与文学之看法的主要是美国著名法学家、法官波斯纳，并且主要是在我1992年回国以后。1993年起，我开始翻译波斯纳法官的《法理学问题》，[21]其中有一节专门讨论了法律与文学，另一节在讨论女权主义时也讨论了一些文学作品。他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对一些西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了分析，从平凡的甚至是非法律的故事中提出非常实际的法律问题、法理学问题，使我大开眼界。他的另外几本重要著作也曾对文学作品做了细致的分析。

除了书名《法律与文学》的专著外，[22]他在——例如——《正义／司法的经济学》中以荷马史诗为材料分析古希腊社会的法律制度，分析古代传统社会的其他一些制度，[23]在《征服法律》中他也不时分析了法律与文学。[24]1997年，为编《波斯纳文集》，我开始翻译他的《法律与文学》(1988年版)，更仔细地阅读了此书，这些阅读给了我重要影响，日益感受到文学作品对于理解法理学问题，理解特定时代的法律制度问题的可能性和意义。

波斯纳以法律经济学成名，但也是美国的法律与文学运动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一个几乎是绕不开的人物，[25]但严格说来，波斯纳并不是法律与文学的倡导者；相反，在一定意义上，他是一个批判者。

他的《法律与文学》第一版的副标题就是“一场误会”。第二版删除了这一断言，但他仍然对法律与文学的许多研究者以及基本命题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但是，波斯纳的批判并不是一般的反对，不是站在圈子外不着边际的拒绝，不是用他的另一擅长法律经济学来攻击他人的法律与文学(这种类型的反对在学界——不仅在中国——是常常发生的)。他是一种接触的(engaged)、参与的反对和批判。他充分利用了他对西方经典文学(在《法律与文学》的第二版中，他甚至包括了一些当代的流行文学作品)以及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熟悉和敏感(波斯纳本人本科从耶鲁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并且是最优秀的毕业生)，同时充分调动他的法律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训练、知识、洞察力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提出了他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和解释，提出了文学作品的其他解释，让自己的解释同其他学者的解释在“学术和思想的市场”中竞争。波斯纳的这种进路对我的这一研究有最大的影响。

必须指出，波斯纳尽管以古典自由派(libertarian)的经济学家闻名法学界，但是他在研究法律与文学以及其他的“法律与××”中，[26]]他的分析问题的基本进路——在我看来——实际上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兼容性。他总是把文学作品的故事放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予以考察，高度重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以及人性对于制度和人的行为制约，只是他所使用的术语更多是受当代制度经济学传统的影响；并且由于经济学训练的严格和文学训练的敏感，特别是高度关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和技术发展，使得他的分析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更为细致和严格。在这个意义上，在我看来，波斯纳的分析进路不仅在文学分析上而且在其他一些社会基本制度的研究上，都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路的一种改进和精致化。尽管从政治意识形态上，波斯纳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

概括说来，波斯纳至少在两个方面给了本研究以启发。一是波斯纳勾勒的法律与文学的领域。他使我重新审视法律与文学的关系，看到了一个新的领域，发现了一些可供法理学研究的材料。另一则是他处理法律与文学的进路，注重制度，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充分理解历史和社会条件的限制。

【注释】

*本文为即将出版的《法律与文学》一书的第一章。

> [注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博士。本文的撰写得到了北京大学985规划的资助。[1]

事实上，一些文学研究者也触及了法律与文学，例如对元代公案戏、包公戏或清官戏的一些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基本路子是文学的或史料的，因此，本文暂不讨论。关于元代戏剧中的有关法律的研究，可参看，张月中主编：《元曲通融》(上)，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87页以下辑录的有关论文。[2]

“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风格与精神——以宋代为基本依据兼与英国比较”，《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第203—219页。

[3] 《法意与人情》，海天出版社，1992年。

[4] 《西窗法语》，花城出版社，1998年；《古律寻义：中国法律文化漫笔》，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

例如，“从薛蟠打死张三命案看清代刑事诉讼制度”，《法学文集》(4)，中山大学学报丛书，1992年；“从《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看中国古代司法文化的特点”，《历史大观园》，1994年9期；“武松命案与宋代刑事诉讼制度浅谈”，《历史大观园》，1994年11期；“《活地狱》与晚清州县司法研究”，《比较法研究》，1995年3期；“从明清小说看中国人的诉讼观念”，《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4期；“《窦娥冤》与元代法制的若干问题试析”，《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增刊；“包公杂剧与元代法律文化的初步研究(上)”，《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年秋。这些以及其他论文汇编为《法学与文学之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6]汪世荣：《中国古代判词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7] “安提戈涅、窦娥与鲍西亚：文学中的法律——女权主义视角及其批评”，《比较法研究》．1995年2期。

[8]这里的批评并非对这些研究的全面的学术批评，而仅仅是就其对法律与文学的研究之理论贡献的分析批评。

[9]见《木腿正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作者简介。[10]《读书》，1997年2期。

[11]全文的一部分以“秋菊的困惑”为题刊登于《读书》，1997年11期，全文载于《木腿正义》，同上。

[12]《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4辑，687—711页。

[13]早的，例如，著名美国法学家卡多佐1925年就曾发表题名《法律与文学》的论文，但讨论的是司法文件的文学风格、修辞等问题；见，Beniamin N．Cardozo，“Lawand Literature，”in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Nathan Cardozo，ed．By Margaret E．Hall，FalIon Publications，1947；又如，庞德作导论的法律与文学选本，Amictls Curiaeced．，Law in Action，An Anthologyof the Law in Literature，Bonanza Books，无日期。[14]《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4辑，687—711页。

[15]Cf.Sanford Levinson，“Law aS Literature，”Texas Law Review，vol.60,1982，p．373ff．；Daniel A．Farber and Suzanna Sherry，“Telling Stories Out of School;An Essay 0n Legal Narratives，”Stanford Law Review，vol．45，1993，p．807。

[16]例如，Patricia J．Williams，The Alchemy of Race and Righ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由于此书作者同时又是女权主义者和少数族裔人士，因此，此书又被视为女权主义的著作和批判种族理论的著作。

[17] 例如，Richard H.Wesberg，The Failure of the Word：the Lawyer as Protag-onist in Modern Fic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18]参看Richard A．Posner，Law and Literature，2nd e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eter Brooks and Paul Gewirtz，Law’s Stories，Narrative and Rhetoric indC Lathe Law，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3；以及，Gary Minda，Postmodern LegalMovemMovements’Law and Jurisprudence at Century’s End，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p.150。冯象关于法律与文学的论文也是这样处理的，(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4辑．第687—711页。

[19]两篇针锋相对的代表性文献是，Edwin MeeseⅢ，“Speech before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July 9，1985；以及William Brennan，“Speech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Oct．12，1985。两篇文章均重印于，The Federalist Society，The Great Debate：Interpreting Our Written Constitution 14(1986)。

[20]请看，Sanford Levinson and Steven Mailloux，eds．，Interpreting Law andLiteraturc，A Herrneneutic Reader，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8，特别是第一编“政治与解释理论”。

[21]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

[22] Richard A.Posner，Law and Literature，A Misunderstood Rela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此书10年后修订且扩展了，且删去了副标题。中译本，请看，《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23] 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特别是第五章。

[24]Richard A．Posner，Overcoming La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中译本请看，《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特别是第九、十四、十八、二十三和二十四章。

[25]波斯纳的《法律与文学》自1988年初版以来一直是法学院使用最多的教科书之一，并且也是法律与文学运动中引证最多的著作之一。1998年此书修改之后发行了第二版；封底上广告语称“波斯纳的《法律与文学》轻松实现了当年《华盛顿邮报》的预言，该书‘将在未来的许多年中一直是精华读本’”。

[26]]波斯纳实在是一个多面手，他是法律经济学(即法律与经济学)运动的创始人，反垄断问题专家；他的其他著作包括，仅仅看书名就可以了，《法理学问题》(1990)、《性与理性》(1992)、《超越法律》(1995)、《衰老与老龄》(1995)、《道德与法律理论的毛病》(1999)、《联邦法院》(1985，1996)、《国家大事——克林顿莱温斯基案》(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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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载

第二篇：法律与文学读后感

法律与文学读后感

（一）16法学卓越班 刘国香

本学期刚开始，我便在图书馆翻阅法律相关的书籍。因为爱好原因，自己本身并不喜欢枯燥的法律条文或者晦涩难懂的法学大家的著作。在图书馆游走的我，就被这本《法律与文学》抓住了眼球，通读完这本著作让我知道了：法律也是可以有趣的。

波斯纳的作品和他本人的学识经历总会给人一种很怪的感觉：他虽然是美国法学界的巨擎，但其第一个学位却得自耶鲁大学的语言文学专业而非法律专业；虽然身为法官和法学家，但他常常“超越法律”，专注于对经济学、数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这本《法律与文学》才显的如此有看头，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学家对文学作品用法律思维去思考和诠释，个人觉得他更多的是一个文学家运用他自己渊博的法律知识去诠释书中的法律行为。

书中认为“作为法律文本的文学文本”主要就在某种意义上“关于”法律的文学作品展开讨论。在该编中，“法律”的定义很宽泛，包括自然法和复仇这些与实在法共存，并影响后者的规范体系。进行分析的作品包括了西方文化中许多里程碑性的著作，包括荷马、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妥斯陀也夫斯基、梅尔维尔、卡夫卡、卡缪等人的作品。作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一些文学作品中学到很多关于法理的知识。实际上，一些表面上与法律或其他规范体系没有多大关系的文学作品，有时从法理的视角来看也可能更好理解。

“法律学术中的文学转变”主要就是否应当对律师和其他法律职业者进行文学修养教育的问题进行探讨。作者认为美国法学界的一些人想讲法律学术的重点从分析转为叙事和比喻。他们想把虚构的文学作品带入法律课堂，让人们活生生地看到受蔑视的人、受忽视的人、受压迫的人，并通过培养对这些人的同情来促进法律改革。另外，作者还对许多著名法官的传记或自传的文学价值和法学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分析。

波斯纳的这本著作很厚，就不一一的去解读，接下来写写自己对这种文学与法律的交融形式做一下自己的看法：

文学著作中的人物大多都是现实社会的放大版，极具讽刺意味。那种放大了的行为用法律思维去思考则会有种被带入角色的感觉，当你真正被带入这个角色，你就会发现这被放大的喜剧行为被法律思维所诠释是多么有趣。再者来说，我们欣赏整个文学作品的时候大多都是以“上帝”的视角去观看，那么当你总观大局，体会整本书的逻辑链或者是伦理关系，你就会对法理有深刻的认识。

法律与文学读后感

（二）从道德到制度

云淡风清

从道德到制度

——苏力《法律与文学》读后感

看苏力的这本《法律与文学》之前就读过他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等书，知道苏力老师一直致力于开掘中国的本土法学资源，以构建中国自己的“理想法律图景”，而非一味因袭西方的“法律理想图景”。特别是在《送法下乡》一书中苏力老师写到中国学者可以基于自己迥异于西方的社会传统和知识文化背景在中国法治进程这一史无前例的“学术富矿”中做出“自己的贡献”，但在我看来，前述几本书只是提出了“要”开掘本土资源，但至于“如何”开掘本土资源，并没有阐述的很充分。即使是在《送法下乡》一书里，也只是阐述了一些法官实际判案的做法及其合理性，展示了形象不是太好的中国法官的“实践理性”，但能说这就是中国的“法治本土资源”吗？似乎理论说服力不足。直到《法律与文学》这本书，运用丰富的现代理论，以传统戏剧为材料剖析传统社会，溢出了法律的场域，对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度解读，似乎才是系统的开始了“本土法治资源”的开掘工作。

实际上从时间来看，《法律与文学》是2006年出版的，晚于上述几本书，相对比较成熟也是情理之中的。

应当说，四十余万字的《法律与文学》给人的启示是多向度的，本文限于篇幅限制，在此只提及其中的一个向度：即从制度而非道德层面理解传统社会中的法律，跳出“封建性”“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之争（季卫东曰“如果缺乏细致的推敲以及制度化作业跟进，主义之争不是流于意气用事，就是陷入玄谈游戏”），从一个更为理性客观的制度视角出发审视传统社会的治理以及“法”和“礼”各自的位置。

故事从《灰阑记》说起。《灰阑记》记述了张海棠因受陷害，屈打成招，儿子被真凶之一马氏之妻夺走。包拯在查清孩子生母时，运用了“灰阑”之法：用石灰撒了一个圈，看张海棠和马氏之妻谁能把孩子拉出来。张海棠心疼孩子，不愿用力。包拯根据人之常情判定张海棠是孩子生母，查清真相，昭雪了张海棠。这个故事广为流传，被视为包青天英明神武、明察秋毫的典例，与《圣经》里所罗门国王的判案故事交映同辉。但现在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包公在此案中的判断是否真的经得起技术推敲？第二，罔顾技术，把希望寄托于官员道德修养、全知全能的“德治”传统是基于什么而形成的？在今天有何启发意义？

第一，张海棠作为孩子生母，固然可能因为心疼孩子而不愿拉扯，但同样可能因为求子心切而不遗余力地拉扯孩子，加之她比马氏正妻年轻有力，不无可能把孩子拉到自己一边，按包公的判断逻辑，岂非张海棠又被认定为罪犯了？应当说，包拯使用的这一招风险是非常大的，他在此个案中的成功也许可以看成一种“巧合”。是因为传统戏剧的全景式的“上帝视角”让我们得以预知张海棠即是孩子生母，屏蔽了其他可能性，因此包公获得了结果的正义；如果置身于莎翁《哈姆雷特》的“有限视角”（哈姆雷特的叔叔是否为弑父娶母的仇人并不确定），即我们并不事先预知张海棠是或不是孩子生母，那么我们从技术上无法证明包公判案的正确性。实际上如果该案放到今天，包公只需下令做一个亲自鉴定，或DNA检验，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问题，人们也无需为之惊叹不已。于是乎这也给我们带来了思考第二个问题的思路。

第二，“德”治或者说“人”治传统的形成未必要像惯常理解的那样归之于“封建思想”“封建文化”（梁治平曰“用文化来解释法律，用法律来解释文化”），用一份“同情的理解”之态度和制度主义进路之眼光来审视的话，实际上是在科学技术落后、专业分工和专业知识缺乏、信息费用高昂的高度约束之下，正规制度无力解决问题时，就不得不依赖于官员的道德品行。因此道德说教已经溢出了个人道德修养的场域，而是具有了强烈的政治意味，成为传统社会为节约治理成本而采用的基本治理模式。《圣经》所罗门国王的判案故事也是此意，因为传统社会资源高度约束、无力实行法治的现实条件并非是中国所独有的。古代中国也并非没有过“法治”的尝试，但是因为不具备一个“法治”治理模式所要求的社会资源条件（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加之以现代的会计制度、预决算制度、交通便利降低了对居民个人收入的信息采集费用，因而国家可以获得一份足够而合理的税收，供养数量庞大的司法人员；司法与行政、立法分立与制衡，不至于像传统社会把一切责任压在县太爷身上，并通过“严格责任制”苛刻地对待司法官乃至“剥皮实草”，打击司法官积极性；有先进的勘察鉴定技术和证据采信规则，()如果古代法律也采取严格的“疑罪从无”“禁止刑讯逼供”，那么窦娥固然不会被“冤”，但是以当时的侦查技术，该案以及无数类似案件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也就遥遥无期了，而这不能满足民众预期，势必带来社会治理的溃败）而昙花一现，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儒家之所以能够在舞台上占据两千余年的中心位置，在于它敏锐地察觉到了资源高度约束下仅靠“严刑峻法”无法实行彻底的有效治理，只有通过教化，培养官员的德性，使其从自为到自觉地去参与社会治理，才能达致一种和谐的社会治理状态。

当然我们要追问，这种“和谐”是表象还是实质上的？我们并非前现代的遗老遗少，并无季卫东所指出的“怀古之幽思”，因此并不准备把“人治”的传统社会神圣化。实际上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深刻指出了缺乏数目字管理的大明王朝，是如何用祖宗成法的权威宰制着从皇帝、官僚阶层以至于庶民的整个“超级机器”没有活力地艰难运转；而吴思的《潜规则》、《血酬定律》更为尖刻地指出，道德说教的纸面“阳规则”之外，实际运作中另有一套“阴规则”或曰“潜规则”，丑态百出、目不暇接。这就启示我们：运用道德说教的方式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固然是资源高度约束之下传统社会“没有选择的选择”，但并不是一幅理想的社会图景，而只是金观涛、刘青峰提出的“超稳定结构”的无限循环罢了。因而对传统社会“同情的理解”，仍然不能阻止我们向着现代化迈进的步伐，充其量只是偶尔的停留，回望来时的路，以使以后的路走的更稳健而已。

走笔至此，我们已经大略回答了包公判案是否合理、德治传统何以形成两个问题，而以制度主义进路去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今日波澜壮阔、史无前例的法治现代化进程有何启发意义？兹小结三点：

第一，有利于以“同情的理解”之态度去剖析传统社会。由于近代史的屈辱和血泪，由于五四运动“矫枉过正”“倒洗澡水把小孩也倒掉了”的特点，今人对传统社会、特别是其思想往往深恶痛绝。之前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动辄戴人以“封建思想”的高帽，《红楼梦》等文学作品亦难逃此尘俗之污，良可叹也。如今的话语环境更宽松了，但是仍然有人习惯用强烈的道德色彩去看问题，而制度主义的进路是一种实证分析、价值中立的进路，有利于培养人们理性、客观地分析问题的精神。

第二：既然社会治理模式本身是价值无偏的，何种治理成本更低、效果更好就会成为“公共选择”的宠儿，而治理模式本身又与社会资源条件紧密相关，因此在大谈法治之前，应先回答几个问题：以今日的社会资源条件，法治与人治谁的成本更低、效果更好？如果答案是法治，那么又如何去创造更好的法治社会条件（苏力甚至说“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治，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治的理论）？这些问题的思考至少可以防止法学家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

第三：制度主义进路比道德主义进路更有力量。中国人接受了两千余年的道德教化，却几乎每个时代都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萦绕耳畔，不得不说是讽刺。人性并不纯然是“四端”，是“秉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之置于清冷水中”，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也有趋利避害甚至“恶”的一面；因此今日之政制，更应强调官员财产公开、严格的预决算和审计监督、司法独立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常态化的巡视制度等等，而不能过分期待官员的“党性”“八荣八耻”。当然正如黄仁宇指出的，道德也是重要的，但道德是一个根本问题，在能用制度、用技术去解决问题时，就不用急着把道德请出来。只有在比如某人的行为违反了制度规定，但又“情有可原”的两难境地，道德才应发挥一个“终极审判”的作用。

正如前文已经述及的，苏力《法律与文学》给人的启示是多向度的，本文说是其中“沧海一粟”固然失之夸张，但确实是单薄而肤浅的，希望在以后的学习中能有更多的发现、更多的收获。但窃以为“从道德到制度”不仅是《法律与文学》一书的主线之一，其暗含的自然法到实证法乃至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的思路也是有着“远大前程”的，是“上帝死了，诸神混战”的今日世界之现状，也是方向。

第三篇：农村宗族问题与中国法律的思考

文章标题：农村宗族问题与中国法律的思考

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进到农村时，宗族问题就成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农村宗族问题集中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化目标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社会转型时期，宗族存在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是什么？如何发挥宗族与法律制度供给的对接与转化？如何看待“法外之法”的制衡作用？就成为本文思考的重心和主线。

一

宗族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我国原始社会的末期。作为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组织和社会团体，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一直生生不息。商朝，宗族已有了自己的名号、坟地和葬俗，西周时，宗族得到进一步完善，宗子不但掌管族内婚姻事务，而且对宗族成员有教导权、惩罚权和生杀权；到了宋代，宗族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修宗谱、建宗祠、立族长、订族规较为盛行和完备。并且从宋之后，宗族习惯法以成文的形式表现出来。明清时期，家法族规和乡规民约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批准，成为传统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所谓“中国为宗法社会氏族组织，实历三四千年而未变”[1]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是家法与国法并存的“二元法律结构”。“每有纷争，最初由亲友耆老和解，不服则诉诸各房祠，不服则诉诸叠绳堂。叠绳堂为一乡最高法庭，不服则讼官矣”[2]总体来看，历代封建国家都或明或暗地承认宗族法规的地位，这种承认有如下几种方式：一是已经为宗族家法惩处者，国家一般不再惩处；二是官府可以直接引用犯者所属家规族法作为对其决定处罚的依据；三是官府直接授权将其犯者责付其家族惩处；四是官府直接批复宣布其家族所制定的家法有效。

宗族制，缘于礼，重血缘，建立在固有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上，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有其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究其原委，在于封建社会对儒家伦理观念的强调、贯彻，在于国家对宗族父权的支持，以及在法律上承认宗族组织的合法性等等有关。例如，在《大清律例》中就有有关惩治“子孙违反教令”罪的条例，把处死权赋予封建族长，直到解放前，还有家族对“不贞”子女执行死刑的情况；而反过来，儒家学说将“齐家”与“治国”视为一事，宗法与国法相辅为用，族权与政权联合统治，血缘与地缘的牢牢扭结，又从根本上强化了宗族的存在及发展。孙中山曾说过“中国人最崇敬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

[1]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在分析中国社会时，也把中国称作“家族结构式的社会”。

自近代以来，传统宗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主要来自这些因素。西方资本主义的介入，各种革命或改革以新的理想冲撞着旧的传统观念，传统思想受到批判、讨伐，宗族制度与现代法制的冲突，以及地缘、业缘等经济发展在动摇着宗族的基础。在清末，中西法文化开始碰撞与较量，军事、政治的失败，传统固有的东西的也跟着遭殃，否定传统成为主流，宗族的发展自然要受冲击。当清政府着手仿效西方的成文法制颁行《大清民律草案》时，事实上就已埋下了宗族制度瓦解的隐衷。1929年，民国政府颁布民法总则，施行民法债编、物权编、亲属编、继承编，从法律上真正触动了宗法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例如，取消传统宗法制度中所有嫡子、庶子、嗣子的分别，摒除旧法中对子女及配偶继承权的限制，削弱家长的权力等等，这些规定从法律上否定了传统宗族存在的理由。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宗族无论它的组织形式，还是价值标准，更是与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与现代法制格格不入。所以，宗族制度受到了抑制，宗族活动失去了应有的合法性。

特别是农村经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剧烈的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斗争破坏了农村宗族的内部结构和外在生存环境，宗族走入了低潮。

但人类社会的某些文化特征具有恒存的联系性，特别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天然的社会关系形态，社会是很难完全剥夺、甚至消灭其生存依据的。八十年代初，我国广大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到户，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的社会关系进入了一个重新调整和组合的新阶段，据笔者从农村实地调查的分析看，农村改革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村地方政府的权力不断收缩、退化的过程，夏勇先生也说过，农村社会的变迁是“背公为私”的过程。[1]由于公权力的行使在松动，村委会行使的权力在缩小，村委会功能的发挥达不到法律与现实的要求，它难以有效地组织农户间的联合和管理，甚至一些村委会瘫痪、软弱，没有威信，放任或支持宗族活动，让宗族势力凌驾于基层党组织，加之，为宗族提供条件的各种旧传统资源如旧族谱、宗祠、宗庙等设施并没有消失。这样，农民们在生产经营中遇到需要联合的事项时，“亲戚亲三代，宗族亲世代”。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宗族，于是，宗族势力找到了复苏的机会，宗族关系在一些地区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文化形态。

二

宗族问题的出现，不仅是当今农村比较突出的

第四篇：文学中的复仇与法律

文学中的复仇与法律

转发: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 杂文参考 → 文学中的复仇与法律 2000-12-07

朱苏力讲演稿

鲁人整理

编者按

根据录音整理，尚未经主讲人审阅。

2000年11月23日 6：30pm

朱苏力简介

1955年4月出生于安徽合肥，籍贯江苏。

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席。

少年从军，也当过工人、干部。

1978年进北大法律系学习。

1985年赴美留学，先后获LL.M（商法和税法）、M.A（美国法律

制度）、Ph.D（法律交叉学科）学位；

1992年回国任教。

有著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阅读秩序》、《制度是如何形

成的？》和《送法下乡》，译著多种，论文、短论、书评约80篇。

主持人首先对朱苏力的写作特点做一简介，有代表性的是对电影

《秋菊打官司》与《被告三杠爷》的法律分析。朱苏力说自己是第一

次来复旦，希望与大家做一交流。

以下是朱苏力的讲演内容。

复仇曾在人类社会普遍且长期存在。在文学中经常看到复仇的情节，而且越是古代，情节越是惨烈。比如中国的荆轲刺秦王、赵氏孤儿与

古希腊的阿伽门农。我们先大体讲述一下赵氏孤儿的故事情节（略），这是《史记》中的记载，后来它被改编为元杂剧。在阿伽门农的故事

中有一系列的复仇(略)。在古希腊有一制度，要为自己的亲人复仇。

往往到后来，变为对自己的亲人复仇。又比如哈姆雷特。在阿伽门农的故事中，阿伽门农的儿子最后被公众表决无罪。这表明复仇制度的瓦解与公权力的出现。为什么复仇的悲剧往往发生的古代，就是因为

公权力没有出现，只能依靠个人力量。

复仇与公权力的作用相似，导致和平，促进文明的发展。比如苏美之

间40多年的和平就是因为双方都有决意复仇的愿望，双方的对峙造成了和平。尽管今天复仇在许多国家已经受到法律的禁止，但是以复仇

为题材或主题的故事曾经且至今仍感动着一代代受众。甚至文革时期的两部著名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如果除去其中的革命性色彩，仍然是两个复仇的故事。

复仇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如此广泛、持久的表现，其中必定有其深

厚的人性基础和复杂的社会根源。复仇制度首先在于人的生物性。复

仇是人的本能。社会生物学的研究为这一点在提供证据，现在有一本

《自私的基因》。如果没有稳定的人性基础，复仇就不会在诸多不同

社会中持续出现，乃至各国统治者长期的严刑峻法也难以禁止；但是，如果仅有人性的因素，没有社会的因素，复仇就不可能（无论是在现

实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如此丰富多样的形态。比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电影《教父》等，这种复仇的滞后性依靠动物的本能是做

不到的。因为人的记忆力和复仇本能会渐渐淡化，所以社会出现了辅

助制度来维系复仇制度。第一是福柯讲的身体的技术。如勾践的卧薪

尝胆，就是不断地刺激身体，调动记忆力的屈辱感。但这技术是不牢

靠的。第二是把复仇意识形态化，赞美复仇，利用舆论迫使人们去复

仇。司马迁在《史记》里对赵氏孤儿的人物无好与坏的价值判断，只

有对复仇行为的赞美。这表明司马迁接受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以后发展为戏剧，就成为奸臣杀忠臣，然后忠臣复仇的样子，因为封

建社会公权力的增长，已经不允许随意复仇。第三是古代的门人食客

制度。自春秋起，至战国时达到鼎盛。本来可以借助血缘关系进行复

仇，比如满门抄斩，消灭复仇的可能性。在门人食客制度下，每一个

门人食客都牵扯一个大家族，不可能再斩草除根，借助血缘关系复仇，因而社会更加易于保持和平。门人食客有一两人忠诚即可，而且即使

一人皆无，对方对自己的门人食客中会不会有一个象信陵君、毛遂这

样的人没有把握，会给对方造成心理压力。所以在文学作品中经常见

到，有人在对方来复仇时说，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从此卸掉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从司马迁的《侠客列传》到班固的《游侠传》，认为生

杀大权已经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国家。公权力的出现使复仇制度渐

渐衰落。

复仇、特别是制度化的复仇其实是一种文明、理性的产物；在一

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的文明、理性越发达，复仇会越残酷；尽管今

天复仇已大大减少，但这种变化与狭义的文明（善良、道德、人性、理性、启蒙或狭义的文化）无关，最主要应归功于社会经济、政治条

件的结构性变迁。我们不能低估人的复仇本能，它是很难被改造的。

演讲结束后，听众积极提问。朱苏力进一步解释了自己对于死刑的看法。朱苏力认为自己是边缘化的，没有去研究全球化这样的时髦

话题，而是研究农村。朱苏力不否认自己的实用的倾向，他认为有解 释力的理论才有价值。

第五篇：“法律与文学”：主旨、方法与局限

胡水君

“法律与文学”被认为是近30年来出现于北美和英国的最令人兴奋的跨学科理论研究，也被认为是西方“后现代法律运动”的重要一支。其文学视角不仅让人耳目一新，也为西方法学及其案例教学带来了挑战，增添了活力。

“法律与文学”的渊源可追溯到怀特（J.B.White）1973年出版的《法律想象：法律思想和表述的属性研究》一书，其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文学作品（包括诗、戏剧、小说、散文、童话、新闻报道等）中的法律问题；法律、文学与解释学、语言学、修辞学等的交叉研究，这主要是将文学批评与解释学适用于法律领域；法律、文学与正义、伦理、惩诫、压迫等的关系，这侧重于对法律、文学的背景分析；法律对民间文学等作品的保护和管制等。因之，“法律与文学”运动主要有如下观点：法律与文学紧密联系，二者都涉及解释、叙事、阅读、书写、表达，都是语言、故事、人类经验的交汇之所，作为特定文化世界的话语共同体的语言可以将二者统一起来；可以将文学带入到对法律和秩序的属性、正义与非正义、法律的人文背景等问题的研究，文学研究有助于法律伦理属性的研究，文学思想与实践为法律中的人文主题提供了洞见；运用文学手法，法律和判决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分析等。

人们一般习惯于将“法律与文学”分为两支：“文学中的法律”和“作为文学的法律”，前者着重于对小说和戏剧中的法律秩序描写的研究；后者则运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来帮助阅读和解释法律文本（法律文本主要包括宪法、制定法、审判和行政规则、判决意见等），这有时也被人称为“法律中的文学”。

“文学中的法律”将文学名著看作是发现法律价值、意义和修辞的媒介，其倡导者认为，文学名著有助于理解一般性的法律问题，如复仇、罪、罚等；莎士比亚、狄更斯、卡夫卡、加缪等人的法律小说也是律师和法官们良好的读本，它们有助于增强法律家的“法律文学感”。有人说，“在一名律师或者一名法律系学生阅读了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之后，他就不再会对在桌间穿梭的当事人完全冷漠或‘客观’了”。威斯伯格（R.H.Weisberg）也说，“关于法律的小说……特别是‘法律程序小说’，是通往人类理解的道路。”威斯伯格尤其善于通过加缪、卡夫卡、陀斯妥夫斯基等人的现代小说来分析法律，他的《语词的失败》（1984）是运用文学名著方法的范本，在他看来，文学名著为法律的各种人文价值提供了最好的伦理描述，也向我们提供了政府专制的重要教训。他还提出了“诗伦理学”（poethics）概念，他说，“文学是我们以一种伦理的方式了解法律的一种活生生的、可以接受的媒介”，借助文学来理解法律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法律的诗学方法和阅读的诗伦理学”，“诗伦理学，在其关注法律交流，关注那些被视为‘他者’的人群方面，试图重新激活法律的伦理要素。”魏斯特（R.West）也曾经利用卡夫卡的作品来批评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她借卡夫卡的《审判》指出，卡夫卡描绘了现代社会中权威与服从之间的矛盾冲突、个体的异化等伦理问题，这些是远远不能用纯粹科学分析来说明的，法律的经济分析者在这一点上无疑太过“乐观”，太过理性了。

“作为文学的法律”将法律视为同任何其他文学故事一样可以被理解和解释的故事，其倡导者主张运用更为广泛的文学批评方法和理论来分析法律文本、考察法律样式同法律修辞学的属性，这实质上是将文学理论和文学分析的技巧和方法适用于法律，因之，语言、文学批评手法以及解释方法的运用尤其受到了重视。诸如“讲故事”、修辞学、隐喻、寓言以及叙事等都被广泛运用到了法律领域。作为“讲故事”的书写与作为“科学”的书写针锋相对，通过讲述基于个人切身经验、虚构的故事乃至奇闻逸事，人们可以描述一种有可能获得读者认同（或者让其摸棱两可）的共同经历，让人们洞察为法律的权威性文本所忽略的一些方面，并在法律话语中穿插一些没有在法律的官方故事中被提到的人群的视角，从而揭示现代法学的普遍“思想形式”。此外，法律解释也被认为是文学解释的一个特定种类，解释方法以及法律文本的意义也得到了关注。目前，解释方法在宪法学界尤为流行，费什（S.Fish）、费斯（O.M.Fiss）、列文森（S.Levinson）等都是运用这一方法的代表。解释方法的运用产生了如下问题：法律解释能否超出作者原意？基本的文学解释方法能否被用来发现法律研究的最好解释框架？为了发现法律文本的复杂性，是否需要目的开放的道德解释准则？有法律批评家在运用解释方法时对法律文本的官方解释提出了挑战，他们鼓励读者通过质疑法律文本的权威而发现新的意义和解释，例如，费什就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由拥有共同的社会和审美习惯的“解释共同体”所创造的，解释共同体的传统和习惯实际上对文本的意义起了作用，读者群构成了文本的权威之源，而法律的官方解释则是在“法律话语”的语境下进行的。总体来说，“作为文学的法律”十分看重语言、修辞艺术和解释方法，并且主张老师和学生都应当对各种文学理论有所了解，以便日后在做律师时能够更好地理解文本的意义。

当然，“法律与文学”的上述两种划分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严格，事实上，二者都重视文本的意义以及文学理论的运用，要将二者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尽管有人指出，“法律与文学”经历了一个从“文学中的法律”的本质主义到“作为文学的法律”的反本质主义的转向，但严格区分二者无疑是夸大了二者的差别。在怀特看来，作此区分只是为了方便起见。卡夫卡曾经把法律学习比作吃锯木屑，看来法律的学习远不是一件容易而有趣的事。而“法律与文学”兴起的一个原因正在于使法律教学成为一种轻松而有意思的事情。同时，“法律与文学”的兴起也很难说与西方文艺理论的繁荣、英美国家的判例法传统（律师和法官在这一传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及后现代思潮没有关系。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