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7月 中国养老制度思考与讨论（合集五篇）

第一篇：12年7月 中国养老制度思考与讨论

悦博新闻——脆弱的养老基金 如果我老无所依 前言

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工人、农民、官员、穷人、富人……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养老是我们都躲不开的问题，人社部官员一句“推迟退休年龄是一种必然趋势”让我们把目光都聚集到养老基金的缺口上。现代国家通过养老金制度保障养老，很多年轻人的观念也逐渐认可社会养老，但是我们的养老制度真的可靠么？ 悦博新闻——脆弱的养老基金

  推迟退休应对养老金巨额缺口

6月5日，人社部表示，将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而延迟退休年龄后，养老金支出将明显减少，养老金收入将随之增加。官方有此动议的原因是中国养老金存在1.7万亿的“空帐”（账户里名义上有资金，实际上只是数字），而且每年以1000亿的规模递增，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不出20年养老金会遇到严重的支付难题。我们这个正朝公共财政目标努力的政府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使“未富先老”的现实看起来距离“老有所养”的理想日益遥远。

  因身份而不同的养老待遇

在中国，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城镇企业职工、农民、农民工有着各自不同的养老制度。这种碎片化的养老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易于操作，“决策者省心省力。”但同样的养老需求被人为碎片化后，不但使得养老制度的公正性大受质疑；对公务员的过度倾斜，又给本就拮据的养老基金戴上了沉重的枷锁。

     悦博百科——看看我国的养老金制度 唐钧：养老保险空账1.7万亿是怎么回事？(2012-03-26 06:39:10)转载▼

据媒体报道，我的同事郑秉文教授一语震惊四海：“如果说欧债危机是压垮四国总理的最后一根稻草，养老金就是引发债务危机的最后一个诱因”。记者转述的这段话的逻辑是：爱尔兰、葡萄牙、希腊、意大利的养老金问题引发债务危机——欧债危机压垮四国总理。 如果以此逻辑来看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空账1.7万亿”的现状，那得出的结论一定很不乐观。不过还好，我们的总理似乎面临的风险还远远没有这么大，他还在为今年办好5件难事鞠躬尽瘁，而这5件难事中并不包括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的“空账”问题近年来已经不大提起，这可能是因为早几年提的太多的缘故。但是早几年学界热烈讨论“空账”问题的时候，国人最关注则是“贪腐”问题。于是，本世纪以来，这两个问题居然总是擦肩而过，没能成为学界、媒体和公众共同关注的聚焦点。如今，国人的担心已经转向社保，今年两会期间媒体的调查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郑教授一言既出，便有了“四海翻腾”的磅礴气势了。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很多，内情很复杂，并不是“空账1.7万亿”可以概括的。把空账的规模说得更惊悚、更恐怖的有的是，世界银行“9.15万亿元”的说法便是一例，不过那是到2075年一年年逐渐积累的。国内专家类似的计算规模更大，有10万亿的、12万亿的，云云。

然而，上述“空账”说，有个前提条件，即个人账户的确实存在并且具有私人产权。如果这个前提条件稀里糊涂，就正应了那句笑话：“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当然，一般来说，应该也不用担心出现所有的参保者一起去挤兑个人账户中的钱的“群体事件”。

 实际上，参保者的想法只是到了法定年龄能拿到一份名义上是“社会统筹＋个人账户”的养老金，而且这份养老金如果实在太低政府还会给涨上百分之几。如此这般，养老保险的资金链就不会断裂，所以从个人账户的角度说，也就不会出现“压倒总理”的危机。

以2010年的实际情况为例，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是13420亿元，这笔钱的来源有二：其一是“征缴收入”，11110亿元；其二是“各级财政补贴”，1954亿元；还有356亿元其他收入。在征缴收入11110亿元中，既包括了单位的缴费，即基金的社会统筹部分；也包括了个人的缴费，即基金的个人账户的部分。人社部没有提供进一步的数据，即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各为多少。

 估计单位缴费可能是8000多万，2010年基金总支出是10555亿元，如果不算财政补贴，基金收入减去支出，还剩555亿元。可以想见，单靠企业缴费，是不足以支付当年的退休金支出的。加上财政补贴1954亿元，可能还不够。所以，要保证养老金给付，还是要动用个人账户的钱不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怎么样，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实际上仍然是现收现付的。

从现在的基金收缴情况看，情况应该还不错，当年的全部征缴收入足以支付当年的养老金了。如果看上个世纪90年代及本世纪初的情况，那是当年的收不抵支的，征缴收入全部用于支付养老金还不够，还要有财政补贴才行。1997年，新制度实施的第二年，就亏空了50个亿。

 现在不亏空的原因，是农民工的贡献，这几年，每年都有2000—3000万人参保，其中应该大多是农民工。农民工大多又都在青壮年，距离领取养老金至少还有十多二十年的时间，所以目前单就当年的收支而言，如此现收现付，应该还是可以无虞。

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个人账户幸亏没有“做实”。众所周知，现在银行利率是难以跑赢CPI的，所以，积存越多，亏损越大。目前滚存积累的1.5万亿元的基金，其保值增值已经成为养老保险机构沉重的包袱。如果把空账1.7万亿元都补齐，那就更是个烫手的山芋了。

总之，作为参保者，只要能够按制度规定确保领到养老金，就算阿弥陀佛。无论如何，比没有养老金要强。但是，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一定要改革。因为20年之后，现在参保作贡献的农民工都进入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时，现行制度就会难以为继。再说，还有“双轨制”、“三轨制”的不公平问题。但限于篇幅，只能下回分解了。

      国家兜底社保空帐的想法不可能实现 社保其实就是庞氏骗局(2012-07-24 17:15:49)转载▼ 文/端宏斌

在各地方的“十二五”规划中，有29个省份提出实现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速同步。如何保证居民实现收入增长，将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如果我们把整个经济看作是一个蛋糕的话，做大蛋糕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公平地切蛋糕。我们来看看最近几年蛋糕是怎么切的。

  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万亿，比上年增21.3%，这个增幅接近GDP增幅的一倍。国土部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卖地收入2.7万亿，同比增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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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来看看居民的情况，中国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只增长9.7%和8.9%，这两个数字同政府财政收入和卖地收入相比可以视为空气。2010年，全国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14810.9亿，这个数字刚好等于2010年财政收入的增幅——政府收入的增长就足以全部覆盖中国的社保总支出。去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万亿，只占GDP的37.5%——中国人大部分的劳动成果，实际上都没被大部分人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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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当年日本在高速发展期的时候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因此日本政府在上世纪60年代初曾实施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有鉴于此，人社部拟定了一个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预期年均增长15%，五年翻番。收入倍增本是好事，可是却遇到了不少反对声，反方意见认为，政府其实无法控制私营企业的薪酬——能控制的只有公务员工资，为了达到年均增长15%的目标只能给公务员大幅加薪，以此来完成任务，多数人的工资只是“被增长”而已，这只会扩大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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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希望企业给员工加薪，但是企业考虑的是用工成本，如果能既不增加企业用工成本，又能增加职工收入，那么相信没有哪个企业会抵制。事实上，企业用工成本与职工可支配收入是两码事，其中蕴含着令人吃惊的“剪刀差”，这也正是中国人赋税水平高企的体现。以一位在沪白领为例，税前收入5000元，实际到卡的每月3910元，可是企业的支出却是7200元，因为企业还要承担四金的大头。3910元与7200元之间有着3290元的差异，假如这部分蛋糕全部给员工，那么他的可支配收入瞬间就能增长84%，与此同时企业用工成本保持不变。

  可是现在这块蛋糕给谁了呢？3290元之中，有2200元交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有经济学家戏称，所谓的社会保险其实就是一个“庞氏骗局”，即下家交了钱给上家用，必须要找到更多的下家，整套系统才能维持下去，否则就会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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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我们搞清楚事情的真相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是政府的，别人动不得，国企的利润是国企的，别人也动不得，老百姓的养老金就需要老百姓自己来负责了。那些退休的老人已经干了一辈子革命，目前养他们的钱都是从他们的儿孙辈每个月的工资里扣除。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福利还没享受到，却承担了最高的隐形税赋，而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到来，等你老了之后，未来还有多少年轻人能缴纳足够的养老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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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国民收入倍增的方法非常简单，政府的财政收入兜底社保支出，同时国企上缴20%的利润给社保基金并提高社保覆盖面，在职员工则大幅降低社保负担，节余出来的蛋糕直接发放给职工，由于企业并不增加负担因此必然会支持。但是，这有可能会实现吗？

最大的问题还有“不患贫而患不均”

中国周刊：被撕裂的养老制度(2012-07-25 16: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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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 杂谈

在中国，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城镇企业职工、农民、农民工有着各自不同的养老制度。这种碎片化的养老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易于操作，“决策者省心省力。”但同样的养老需求被人为碎片化后，不但使得养老制度的公正性大受质疑；对公务员的过度倾斜，又给本就拮据的养老基金戴上了沉重的枷锁。恶果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才发展不到20多年，为何频频成为„两会‟的抨击对象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喟叹。2012年2月，人民网和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曾联合推出“您最关心的十大热点问题两会调查”，155万人参与网上调查，其中“社会保障”再次排名第一。

“每年全国„两会‟前都有一个民意调查，养老必是十大热词之一”，这一规律指向了备受诟病的养老制度“碎片化”，企业单位与机关事业单位不同，城市和农村不同，身份歧视暴露无遗，不断被争议也在所难免。“碎片化”，这个概念是郑秉文首先喊出来的，当时还不被学界和官方接受，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制度碎片化的提法逐渐被官方、学界、媒体等广泛使用。

2008年底，郑秉文受原社会保障部的委托，主持《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战略研究》的课题。在这份报告中，课题组明确提出：“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否则，长此以往，碎片化制度的路径依赖将会产生许多后果。”

“碎片化”成为了中国养老制度面临的一大“敌人”。“首先，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待遇差距太大，公共财政对不同群体的补贴相差悬殊。”郑秉文的观点在实际情况中相当明显，纯粹靠财政补贴的公务员退休金是企业职工的两到三倍，这是众所周知的尴尬现实。

“再者，这将阻碍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劳动力的对流。在这种福利制度安排下，社会被撕裂成不同的固定群体，失业群体相对固定，位于底层的获有„坏工作'的群体也相对固定下来，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被„碎片化'制度所无情阻塞。”郑秉文说。这一观点不乏学界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团此前也曾表示：“不同群体如果都有单独的规定，那么，这些制度怎么适应人的身份变化？对个人来说也增加了人员流动的风险和成本，反过来又会约束人员在不同社会角色间的正常流动，这对社会没有什么好处。”

在郑秉文看来，具有“碎片化”特质的养老制度产生的恶果最主要还是表现在，“每个群体的养老有着不同的标准，这造成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失衡，使得被撕裂的不同群体相互攀比的心态加剧，不同阶层的对峙，不但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增加维稳成本，也致使任何养老改革都难以进行下去，被改革群体的抵制情绪成为有形的阻力。”

近日，“人保部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让养老这枚炸弹瞬间爆炸，一份网络调查称九成网友反对该项建议。郑秉文认为反对声音的出现是必然的，“碎片化的养老制度造成的不公平，必然导致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改革遭到激烈反对，甚至就像导火索一点就着。”

“慌不择路”

每一个群体都建立一个养老制度，容易操作，决策者省心省力。”郑秉文研究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多年，他用“慌不择路”四字形容碎片化最初的原因。

改革开放开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重新建立，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开始了碎片化的养老制度。而在新中国初期，养老制度却保持着“统一”的态势。

1951年2月26日，原政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3年1月2日又对该条例进行了修正公布，随后还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这些涵盖了企业职工养老、生育、医疗等多方面社会保险内容，标志着新中国养老制度的初步建立。1958年2月9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将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人、职员与企业的退休养老保险统一化。

“文革”破坏了包括养老制度在内的诸多国家制度。“文革”结束后，庞大的退休人群该怎么养老，成了一个大问题。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经历了分立、统一、再分立的演变过程。1958年之前是分立的制度，1958年统一起来，但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这个制度逐渐瘫痪了，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最终使分立制度确定下来，一直到今天。机关和事业单位沿用旧制度没改革，因为当时机关事业单位和厂矿企业挤压了二百万要退休人员，一下子要解决这么多的人员退休，最容易做的办法就是原定不动，于是，事业单位和公务员退休的退休金还是由财政支付。”恢复正常的退休制度是形势所趋，“在经济体制改革大背景下，国有企业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成为大势所趋。” 1987年，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提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需资金来源于企业和职工共同缴纳的费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制度并没相应改革，“双轨制”由此诞生。

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路，开始被问题推着“走一步改一步”。1991年，《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出台，正式宣告《劳动保险条例》（1951年）为基础的“国家养老保险模式”时代结束。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高歌猛进。1995年，《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1997年，《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发布，至此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养老制度转变完成。

但是，转制过程中，“老人”（2005年年底以前已办理离退休手续的职工）和“中人”（1998年全国统一养老保险制度以前参加工作，2006年以后退休的职工）的“转制成本”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一历史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一直存在争议，最保守的估计是2.8万亿元。由于政府不愿承担这一成本责任；而统筹基金又无法填补这一缺口，所以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采用了混账管理，挤占了个人账户资金，所以绝大部分个人账户都是空的。

“统账结合的模式并没有经过严密的精算，”郑秉文认为，“官方对转型成本从来没有进行过较为全面、完整、细致地进行过测算，没有一个可靠的数据，所以，此后发现问题，都是让问题推着走。”

面对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未来养老金收支缺口大的现状，决策层面不得不有所举动。国务院从2001年开始试点做实个人账户，“落实政策，让统账结合模式有名有实”。其中颇具代表的是，2001年7月，辽宁开始了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试点工作，虽然做实账户试点虽然扩大到13个省市，“但是，令人尴尬的是，但成效甚微，甚至不了了之，濒于流产，因为从2010年开始，辽宁做实账户资金不得不挪用于当期养老金支付；另一方面，空账额逐年扩大，到2011年底，空账额扩大到2.22万亿元，其中，个人账户累计记账额2.49万亿元，其中做实账户仅2703亿元。” 被边缘者

而在农村，被碎片化的养老导致农村养老公共政策多年来，处于被搁置的局面。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政府对农村与城镇养老区别对待，“碎片化”的养老制度露出端倪。

“建国以后，我们要搞工业建设，相对来讲，工人阶级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提高他们的地位，为了要体现出我们要搞工业建设，所以很快建立了劳动保险制度，这里面就有养老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唐钧曾为1951年出台的《劳动保险条例》做出注解。只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惠泽到广大农村。“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之下，家庭供养成为农村老人唯一选择，与几千年来农村养老几无差别。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发生了一系列与农民养老相关的社会变迁。首先是70年代倡导80年代普遍推行的计划生育制度，使得农村家庭成员锐减。此后，外出务工大潮兴起后，一个个村庄被空心化，青年人和中年人多选择外出务工，老人们面临无人可为自己养老的局面。

直到1992年，民政部制定下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简称《基本方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才开始着手建立，这是所谓“老农保”。老农保坚持“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原则，然而，“集体补助为辅”难以落实，“国家给予政策扶持”集中体现在乡镇企业职工参保，农民并没有得到直接财政支持。按照《基本方案》规定农民交纳保险费时，分2元到20元10个缴费档次，对于收入偏低且对制度长期缺乏信心的农民而言，选择每月2元的参保费再自然不过。农村养老保障成为一纸空谈，如同虚设。

海南一位叫余亚英的农村妇女，参加了“老农保”，2009年，她60岁以后，开始领取养老金——每月3元。这个数字，让长期边缘化的农村养老成为中国养老制度建设的笑柄。

当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农村养老保险由民政部门移交给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农村养老保险事业几乎陷入停顿状态。2009年9月，《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姗姗来迟。按照“新农保”政策，农民60岁以上的普惠式基础养老金标准为55元，在100元到500元5个缴费档次中，100元的低档再次成为大多数农民的选择。

从1998年到2009年，新农保这一步迈了11年。在这11年中，城镇化已成趋势，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农民工游离于农村与城市，长期充当着制度缺失的牺牲品。在我国，农民工群体几乎与流动人口同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的绝对数量逐年增长，1980年全国离开户口所在地外出打工的流动人口大约不到200万人，到2009年则发展到约2.3亿人。

那些身在异乡的农村打工者，再次被养老制度忽略。

“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之上的城镇社保制度设计，在城乡二元结构和东西部二元结构的约束下，明显带有国企的烙印，不适合非正规部门大规模流动人口和城镇灵活就业的人口。其中一个最大问题就在于便携性很差，为人口流动带来困难。社保制度就成为了农民工异地打工流动的桎梏。”郑秉文说。

农民工“退保”就成了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现象，然而退保只能获得然而退保只能获得雇主雇员全部养老金缴费的不到1/3，20%的雇主缴费全部留给了当地。郑秉文曾算过一笔账，在2002-2007年的六年间，仅在广东省务工者退保人次高达1000万，遗留下的养老金至少高达700亿元，大约占当时广东省养老保险基金累计余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另一方面，年轻的农民工离乡进城打工之时，并没有为同时期农村养老基金的收入做出贡献，而几十年之后他们回乡养老时又需要当地农村支付一笔养老金。

“农民补贴了城镇职工，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强化了社保制度的二元结构特征，两个碎片发展成两个极端延伸。” 郑秉文评论说。

养老制度长期“碎片化”的固有缺陷，缺乏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信息平台系统，以及对于养老制度的疑惑与安全感的缺乏，农民工养老长路漫漫。

公务员养老改革原地踏步

而无论城镇职工和农民的养老制度如何变迁，另一枚碎片——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问题则永远是解决的最好的。

目前，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和单位负担，个人不缴费，却可以享受高额的财政补贴。一项来自人社部的数据最能点明要害，2010年，全国机关与事业单位参保离退休人数为488万人，占所有参保离退休人员总数量的7.74%，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为1145亿元，占10.85%。7.74%不用缴纳社保基金的人却占有了10.85%的养老金支出，这自然引发社会关于中国养老制度不公平的讨伐热潮。

争议不断，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却重复着“雷声大、雨点小”的怪相。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积极探索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2006年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党的十七大报告更加明确指出，要“促进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然而，十年过去，公务员养老制度变革几乎原地踏步。

早在1992年，原人事部就曾下发《人事部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在云南、江苏、福建、山东、辽宁、山西等省开始局部试点，只是改革以失败告终。此后的1993年，最先步入高龄化的上海市开始进行养老制度改革探索。当年，上海通过了《上海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改革实施方案》，在全市城镇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与企业职工一同采用统账结合的养老模式。

“尽管上海事业单位和部分公务员，他的缴费跟企业一样，养老金计发办法却实行„双轨制'，他的退休待遇不可能按照45%的替代率（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要按照以前的退休政策90%左右。这个钱从哪儿出呢？从当地的社保基金里面出，这个社保基金自然就不可持续。何况个人还缴纳了28%的费用。这次改革„亏‟了，但它要退回去，又没有办法退，往前走，又不愿意。”郑秉文对当年的上海改革记忆犹新。

2009年，上海、山西、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进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寄希望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调至与企业一致。被炒得轰轰烈烈的改革试点，却“没有一个省市改，大家已经吸取了90年代上海的教训，凡是改革不要逞头”。

与此同时，公务员养老制度改革没有任何动静，公务员阶层的身份特征日渐强化。然而，机关与事业单位养老制度不进行改革，中国养老制度“碎片化”就不可能完全得以解决。“除非决策者者有强烈的反碎片的意识，利用他的行政力量去打破碎片化的格局。”郑秉文表示。中国的养老制度属于“政府主导型”，“当制度还有很大改进空间时，政府应该站出来，制定综合的跨部门的更高层次的政策，进行一揽子的改革计划，”郑秉文一再强调，“可是，政府失位了。” 身份的差异导致养老金标准天壤之别 如果你是公务员

公务员的养老金，一般采用的不是养老保险的模式，平时个人和单位不用缴纳相关费用，而是采用由财政拨款的退休金。退休金基本上保持在职时的工资水平。未来会如何呢?《社会保险法(草案)》规定公务员不参加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而是单独规定，可见公务员的特殊养老模式还将持续。财政兜底公务员养老，使的公务员养老金的标准是所有人群中最高的。

如果你是事业单位职工

事业单位目前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和企业一样，参加养老保险；一种和公务员一样，领退休金。未来，随着“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推进，一部分将纳入企业性质，一部分将纳入公务员性质，养老金怎么领，就看你所在单位的归类。大部分人虽然不比公务员，但是也属于铁饭碗性质。当然，如果你的单位效益好，还会有别的补充养老。

如果你是城镇企业职工

有城镇户口的企业员工，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公司给你缴纳工资20%的养老基金，进入统筹帐户；你自己缴纳8%，进入个人帐户。好的企业，比如国企，还有企业年金。等你退休了，个人账户的会分批发给你。统筹帐户中的，要依照当地平均工资和你历年的工资水平、以及缴费年限发给你。因为统筹只到省级，一旦跨省换工作，怎么领就复杂了。

如果你是农民工

农民工也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但是之前基本领不到，因为公司负担不起，能逃就逃。就算办了的，一换地方就取不了，所以农民工纷纷退保。今年初出了个《办法》，要求公司改为交12%，又给了一个异地接续的方法，再不许办退保。但由于没有全国统筹，所以那个异地接续也是超复杂。而且因为农民工无法取得在城市的定居身份，而所在家乡的养老保险制度和大城市又不一样，此问题基本上无解。

如果你是农民，养老金可能每月只有55元

在老家务农的农民，以及干个体没有单位的农民工，将纳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在还是试点，普及有个说法是要10年，但也许更快。基金也是由社会统筹和个人缴纳组成。与城镇不同的是统筹部分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试点地区的基础养老金从每月55元起步。户籍制度和城乡差别还是让农民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许多的困难，而且保障标准低的和笑话一样。我们能不能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国际养老保障制度考察及其比较(2012-07-19 16:41:41)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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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坤

世界各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都比较晚，但发展却很迅速。在19世纪80年代首次立法的有3个国家；到20世纪20年代首次立法的有17个国家；本世 纪50年代首次立法的有48个国家。目前实行社会保险的国家共有141个，其中建立了养老保障制度的国家有130多个。[1]

各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与其经济、社会背景有关，而且与其文化传统也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各国实行的养老保障制度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可以看到，而且在养老保障制度已相当成熟的国家之间也可以看到。这些差别与各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等等都有关系。本文不可能对这些背景情况涉及过多，也不可能对所有国家的养老保障制度作出比较和评价。我们只能选择有代表性的若干国家作一些比较和分析。了解这些国家养老保障制度的异同之处及其面临的问题与发展趋势，以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制度作参考。

一、德、美、日的养老保障模式(一)德国的养老保障模式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养老保障制度的国家。随着德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社会保障措施——如疾病、伤残或年老而丧失工作的补偿，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1889年6月22日，德意志帝国政府颁布了《伤残及养老保险法》，为那些年满70岁的退休者或因伤残而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提供保险，从而形成了现代的养老保障体系。“铁血首相”俾斯麦曾公开声称，伤残和养老保险是“消除革命”的投资。“一个期望得到养老金的人是最守本分的人，最便于统治的人。”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标志着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德国养老保障制度建立的基本原则是“保险费用，部分由雇主、部分由被雇用的职工交纳，而国家仅仅给伤残和养老保险提供补贴”。一个人养老金的多少，不决定于退休前工资的多少，而是决定于个人一生交纳了多少养老保险费。因此，又称作自助或自贡式养老保障体制，即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必须首先对自己的养老、疾病医疗等做出贡献，然后雇主才交纳另一部分，个人也才有享受的权利。它追求的社会目标是通过“人人为大家、大家为人人”的团结互助原则，使多数人不陷入贫困境地，以达到既保护私有财产，从而维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又要尽量保证劳动者的权益，使他们在现存的社会秩序中有所得。美国和日本也基本属于这一模式。

在德国，养老保险分为义务保险和自愿保险两种。根据法律规定，政府工作人员、企事业职工以及农民等中低收入者，都是义务投保者；医生、律师、零售 商等高收入者为自愿投保者。其中，脑力劳动者和独立劳动者，其年收入水平在全国平均水平的1.8倍以下者，必须参加保险，年收入高于这个水平者自愿参加；薪金体力劳动者，无论其收入水平高低，都必须参加保险。政府官员(包括警察、教师等，但不包括政府机关的普通雇员)不参加保险公司的保险，当他们退休时，由国家发给养老金，其支付水平比一般养老保险金高(大约为其原工资的80%以上)。工作时间很短的人及家庭妇女不参加保险。因而，全国大约有90%以上的成年人参加养老保险。

养老金保险主要有职员养老金保险和工人养老金保险。为职员服务的是联邦职员保险机构；为工人服务的养老金保险机构是各州保险机构；另外，还有联邦矿工养老保险机构、海员保险所以及联邦铁路保险机构。除了工人和职员的养老保险机构以外，还有手工业者和农民的保险机构。自1972年以来，也允许所有自由职业者参加工人和职员的养老保险。为了避免过早支付养老金，采取了某些维持、改善和恢复就业能力的措施。这包括医疗措施和鼓励就业措施，为了康复而花费的支出，不计算在今后的养老金上。

德国养老保险金的来源，主要是投保者及其所在的企业交纳的保险金(雇主和雇员各交纳一半保险费)，小部分来自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自从1987年以来，德国义务投保者及其所在的企业交纳的养老保险金，占投保者工资额的18.7%[2]，雇主和雇员各交纳9.35%。1991年的标准是投保者工资的17.7%。自愿投保人和自主经营者如果参加保险，保险费则需本人全额交纳。

德国养老保险机构支付的养老金有三种:达到退休年龄的“正常养老金”、丧失就业能力情况下的“伤病养老金”和死亡情况下的“遗属养老金”。其支付养老金的计算方法十分复杂，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投保者自投保以来的每年收入，投保年限，投保年增长率；所有投保人年平均收入；所有在职职工的年平均收入。只有当投保人参加保险达到一定期限以后，才有权享受养老保险机构的服务。投保人退休后可得到相应的养老保险金。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本人养老津贴，它是根据投保人在投保期间的收入情况和投保年限计算的。另外根据《养老金自动调节法》，每年根据全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的幅度，对养老保险金的数额进行调整；另一部分是未成年子女补助，退休者的每一个未成年子女可得到每月153马克的补助。退休者死亡，除支付一次性丧葬费外，其抚养的遗属可得到每月支 付的遗属养老金。每个年满65岁并且参加保险至少35年的男性投保人，都有权享受正常养老金。妇女则降至60周岁，自从实行灵活养老金之后，男性投保人年满63周岁后，也可以享受养老金。只是每提前一年领取养老金，其金额就少3.6%，每推迟一年领取养老金，其金额就多6%。一般来说，一名投保45年的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相当于其退休前平均工资的70%。各类养老金的支付均是动态的，即每年根据工资和物价变化而得到相应的调整。

除了全国统一规定的保险之外，有些企业还实行企业补充保险。在公法机关中，这一保险是工会经过斗争争取来的，是法律规定下来的。在私营公司中，这种保险完全出于雇主自愿，主要目的是加强其在劳动市场中的竞争性。企业补充保险有三种形式:第一，成立一个基金会，对本企业的退休职工发放一定数额的补充养老金，这笔费用可以从国家财政中得到税收减免。第二，雇主为雇员承担一部分雇员应交给保险公司的保险费。第三，企业出钱为雇员在私人保险公司投保。万一企业破产，这一附加保险金可以从为此建立的基金中提取。雇员转到其他企业，有权得到原企业的养老金，但一般需在这个企业中工作一定年限。德国有专门的社会福利司法审判制度。如果有人对社会保险机构支付的款项以及在战争受害者供养、子女补助费和其他社会保障法规方面发生法律争执，可由社会法院的职业法官和名誉法官裁决。

从以上可以看出，德国的养老保险实行的是“多交费，多受益”的原则。在职时交保险费越多，退休后领取养老金也越多。因此，在计算养老金时两个因素最重要:工资高低和投保时间的长短。工资越高，投保时间越长，做的贡献也就越大，到退休时领取养老金也就越多。1992年改革后，养老金的支取较以前灵活，除了允许提前支取外，还允许部分支取，即支取1/

3、1/2或2/3。支取养老金越少，支取者被允许参加工作的程度也就越大，其目的是鼓励人们延长工作时间，少领取养老金。

在西方国家中，德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历史悠久，经济和社会效果都比较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养老保障事业密切相关的一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发生了变化，其养老保障体系也面临一系列问题: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使居民平均寿命延长，而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又使出生率下降，故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据预测，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到2030年德国20～60岁就业人口占整个 人口的比重将由1991年的58%下降到48%，就业者与退休者人数之比，将由目前的2:1下降到1:0.83；为了支付养老金，到2030年，养老金交纳比率将由目前的17.7%提高到38%～40%[3]。享受保险金的人越来越多，而交纳保险费的人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在工作岗位上的社会成员要负担更多的社会保障费用来维持上一代的退休人员。与此同时，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速度放慢，致使福利费的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福利金过度膨胀，造成收支的恶性循环，保障体系的社会效益下降。各保险机构和政府的福利金开支年年人不敷出，只能用提高保险费和税收来弥补，而这两种手段又加重了投保兼纳税人的负担，从而不同程度上抵销了他们从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的好处。为此，德国政府正在采取一些措施，以抑制弊端，其主要做法是:增加收费和减缓福利费的增长。例如，从1992年7月1日起，养老金的增长改为同职工净工资而不是毛工资的增长率同步，以减缓其增长；计划延长妇女的工作年限，从目前的60岁退休逐步延长到65岁；对提前退休者征收0.3%的税收(实际上就是减少养老金)，并鼓励提前退休者部分参加工作。这些措施将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归纳起来，德国社会养老保险具有以下五方面特征:第一，社会养老保险由法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保险三部分组成，其中以法定养老保险为主(约占社会养老保险的75%)。法定养老保险主要对象是企业的职员和工人，所有的企业员工(雇主除外)都必须无条件参加，具有强制性。保险费由企业从雇员的工资中自动代为扣除。第二，实行现收现付制。即现在在职员工所缴纳的保险费直接用于支付现在退休者的养老金。而当现在职员和工人退休时，再由那时的职员和工人用同样方式支付他们的养老金。第三，覆盖面广，种类层次多。所有雇员，个体(独立)经营者以及农民都或强制或自愿地加入了社会养老保险。在保险类别上分为政府公务人员的养老保险，铁路、煤矿、渔业工人的养老保险，企业职员和工人、个体经营者以及农民的养老保险。其中公务人员养老保险不必缴纳保险费而由政府负担。第四，社会缴纳养老保险由联邦议会立法，政府部门(即劳动部)监督执行；各自的社会养老保险机构(均为自治性的公共团体)具体负责管理和提供服务。第五，规定最低养老金限额。最低养老金不能低于政府颁布的最低贫困线水平，而且养老金将随着经济增长、工资水平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逐步调整。(二)美国的养老保障模式

美国的养老保障首次立法于1935年，这是西方工业国家中最晚的一个。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要使老年人奶出经济活动领域，以便让位给年轻人，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这个向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退休收入的联邦政府养老保障体系，就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社会保障项目。

美国的养老保障一开始就有较强的选择性，强调个人负责。美国社会保障总署前署长Stanford G.Ross先生1988年5月来华讲学时曾指出:“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西欧工业化国家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一般说来，西欧国家的社会保障项目多由中央政府机构管理，其内容广泛。在这些国家中，几乎没有什么私人机构的社会保障项目，并且很少强调个人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我并不是说所有西欧国家都是如此。西欧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确实反映了他们各自独特的历史和政治体制。但一般地说起来，在那里，国家的确具有更显著的作用而缺少强调个人的责任。”[4]Ross先生强调了欧、美之间社会保障制度指导思想方面的差别。那么美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美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以以下7条为原则的:第一，实行强制保障，高收入者不包括在保障范围之内。第二，社会保障是一种与收入有关的制度。第三，养老金发放标准应有利于低收入者。第四，社会保障收入仅是各种老年收入中的一种，它只提供最低水平的保障。第五，社会保障基金来源于专门税。第六，社会保障收入是一种权利，不得进行财产调查。第七，建立退休鉴定制度。上述这些原则至今或多或少地还在起作用。

目前在美国，养老金以四种形式出现:政府退休金、基本养老金、福利养老金和储蓄养老金。政府退休金由政府向各级政府退休人员提供。他们只占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8%。政府退休金较为丰厚，领取者大体上可维持其退休前的生活水平。基本养老金是由政府向剩下的92%的65岁以上的美国老人提供的。这部分养老金的发放标准是:如果退休者退休前的收入在平均水平以上，其退休后每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约为其原收入的42%，可维持中低生活水平。基本养老金是通过征收社会保障税获取的。社会保障税率为雇员工资额的15.3%，其中雇员交纳7.65%。另外，7.65%由雇主交纳。私营业主和农民则要交纳其收入的15.3%，因为他们既是雇主，又是雇员。福利养老金是大企业的雇主向雇员提供的，完全由雇主出资。福利养老金计划许诺:在一家企业工作的工人，退休后每月可享受 该企业提供的一定数量的福利养老金，如每月500美元。目前较流行的一种做法是:在一家企业每工作一年，退休后可享受相当于其退休时工资1.5%至2%的福利养老金。如果在一家大企业连续工作30年，退休时享受的福利养老金相当于其退休时工资的45%至60%。储蓄养老金是中小企业雇主向雇员提供的，其原则是自愿参加，资金由雇主和雇员各出一半。大部分中小企业规定，雇员可将其工资的13%存入公司发起的储蓄养老金计划，公司则为其提供匹配资金，雇员退休时可将积攒的钱全部取走。

联邦政府的养老基金是通过惩收社会保障税获取的。根据联邦社会保障法规定，凡是参加工作的人都要按其收入的一定比例交纳社会保障税。1994年社会保障税税率为15.3%，由雇员和雇主各负担765%，其中6.2%为养老、残疾保险税，145%为医疗保险税。年收入在60600美元以下者都要交养老、残疾保险税，医疗保险税则是对全部收入征收[5]。惩收的办法是直接从个人工资中扣除。社会保障税率随着联邦平均工资的增长比例自动调整，一般是每四年调整三次，但需经国会批准。由于社会保障税来源于工资，故一般也称为工资税。一般情况下，政府征收的社会保障税全部用于政府的社会保障项目，专款专用，结余结转下年继续使用，不足就提高税率和应纳税所得额，从而保证了庞大的社会保障支出。

在养老保障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方面，美国的社会保障税全部记入财政信托帐户，首先用来满足养老保障支出的需要。1993年老年、遗属和伤残保险信托基金收入3556亿美元，支出3088亿美元。1993年该项信托基金累计结余3783亿美元[6]。根据联邦法律规定，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结余只能用于购买(投资)财政部发行或政府担保的特别债券。1993年信托基金购买国债的平均利率为6.1%，而老年遗属伤残信托基金购买国债的利率为8.3%，利息收入为279亿美元，也直接构成信托基金的来源。对基金的管理从理论上讲是，将征收的税金存入基金，基金将这笔钱完全用于投资，用来购买政府的特别国库券，使其增值，到纳税人退休时再从中支付其养老费。但实际做法是，当年征收的社会保障税完全用于支付当年的养老金和其他社会保障开支，不够时增加税收，剩余时冲减政府的财政赤字，做到分文不剩。由于受通货膨胀，人口老龄化以及管理费用上升的影响，如果目前的社会保障政策、法律不加以调整，预计到2029年时信托基金的结余也将被用完。在人口日益老化的情况下，不搞积蓄而完全靠临时增加税收，养老 金的来源将面临严重不足。这就迫使联邦政府不得不调整现行的社会保障政策。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政府对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仍将采取紧缩政策，可考虑的办法主要有两个:即提高退体年龄和降低保障金支付标准。

综上所述，美国的养老保障制度有以下特点:第一，养老保障的多层次性。劳动者除了参加“老、残、遗”保险以外，还可以参加企业的私营保险，私营保险有的由保险公司承办，有的是雇主自己设立的保险基金。另外，还有“个人退休储蓄帐户”，可将年收入的13%存入，政府则给予免交所得税的待遇以示鼓励。第二，美国联邦政府在养老保障管理方面为自己留下了很大的余地，注意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许多保障项目实际上是各州承办的。即使是联邦政府负责的“老、残、遗”保险，也主要是由雇主和雇员双方出资，管理也由雇主、雇员和政府三方出面。这种称为“政府扮演最后出台的角色”的管理方式使美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灵活性。

(三)日本的养老保障模式

日本的养老金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它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退休金、伤病养老金和家属抚恤金。在现行的养老金保险制度体系中，既有政府承办的公共养老金，也有企业主办的企业养老金，还有个人自行投保的个人养老金储蓄。公共养老金用来保障基本的、标准的需要，而公共养老金难以充分满足的个别需要，则由企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储蓄来满足，以力求保证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稳定。

1.公共养老金。公共养老金根据加入者的职业分为厚生养老金、国民养老金和共济养老金。

(1)厚生养老金。厚生养老金保险制度建立于1942年，当时称为工人养老金保险，1944年改称厚生养老金保险。目前与国民养老金保险一起构成日本公共养老金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54年5月，厚生养老金保险制度又根据新通过的《厚生养老金保险法》进行了全面修改。1965年，新设了厚生养老金基金制度，以分担厚生养老金保险的部分机能，配合企业养老金的调整。之后还作了多次修改，如提高养老金支付标准，规定在消费物价超过一定涨幅时，养老金支付额将随物价指数自动调整，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厚生养老金保险以日本政府(社会保险厅)为保险人，但由厚生养老金基金(特别法人)代行部分(如老龄厚生养 老金保险)，则以该基金为保险人。原则规定，凡长年雇用从业人员(5人以上)的事务所和法人事务所均适用该项保险。由这类事务所雇用的65岁以下的职工可成为该保险的被保险人。目前参加厚生养老金保险的人数达3274万人，占整个参加养老金保险人数的51.4%[7]。

1985年以后，日本的养老金来源采用“双层制”，第一层为基础养老金，即政府为保障国民最低限度养老金水平所提供的拨款。第二层为报酬比例部分，即被保险人需按照与自己收入相应的“标准报酬”等级(9.2万元～59万元之间划分为30个等级)交纳保险费。保险费从1994年11月开始，按16.5%交纳，其中被保险人负担收入的8.25%，雇主负担工资总额的8.25%。船员、井下人员按18.3%交纳，其中被保险人负担收入的9.15%，雇主负担工资总额的9.15%。

厚生养老金的发放分下列四种情况:第一，老龄厚生养老金。从65岁起开始支付，发放金额为报酬比例养老金(平均标准报酬月额×7.5/1000×投保月数)加上附加养老金(凡投保时间达20年以上的被保险人，如有需要依靠其维持生计的配偶及子女，可按标准发给附加养老金，金额为配偶每年22.6万日元，有1～2个子女的每人每年各发给22.6万日元，抚养3人以上子女的，从第3个子女起每人每年发给7.53万日元)。第二，老龄厚生养老金特别支付。参加厚生养老金保险但不满65岁者，可在60～64岁期间领取相当数额的“特别支付金”。第三，伤病厚生养老金。因被保险人伤病而支付的养老金，金额为老龄厚生养老金支付额×(1.25-1)加上附加养老金。此外，还可按规定领取伤病补贴。第三，遗属厚生养老金。这是被保险人死亡而发放给其遗属的养老金。金额为老龄厚生养老金支付额×3/4。

(2)国民养老金。国民养老金保险是根据1959年4月《国民养老金法》设立的，它是指农民、自营者和其他公共年金未包括的人员，一般要缴纳保险费。1961年4月正式制定和实行包括全体国民在内的国家养老金体制，1985年5月作了全面修改。1986年4月，日本又将国民养老金改为向全体国民支付的基础养老金，对在国家及企事业单位供职的人则另外再实施厚生养老金制度，形成了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基础养老金制度。主要内容是:国民养老金保险以日本政府(社会保险厅)为保险人。被保险人共分3类:第一类为20岁以上60岁以下的自营业者(1号被保险人)；第二类为厚生养老金保险的被保险人(2号被保险人)；第三类为厚生养老金保险被保险人扶养的20岁以上60岁以下的配偶(3号被保险人)。

国民养老金保险的资金来源是政府的基础养老金拨款和被保险人的保险费。保险费的征收是:第一类人员为每月11700日元(从1996年4月起每月为12300日元)的一般保险费和400日元用于附加养老金的附加保险费。但接受生活救济等无力交纳保险费的困难人员可免除交纳义务。第二类和第三类被保险人因已加入厚生养老金保险，并按规定交纳保险费(即上述第二层的报酬比例部分)，无需再由个人负担。养老金的发放共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老龄基础养老金。投保时间在25年以上，年满65岁的被保险人可领取该项养老金。发放标准为78.55万日元×(保险费支付月数+保险费免除月数×1/3)/480，附加养老金为200日元×附加保险费交纳月数。第二，伤病基础养老金。发放标准为，一级:98.19万日元+附加养老金；二级:78.55万日元+附加养老金。第三，遗属基础养老金。发放标准为78.55万日元+附加养老金。第四，寡妇养老金。发放标准为丈夫的老龄基础养老金数额×3/4[8]。

(3)共济养老金。这是以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私立学校教职员和农林渔业团体职员等工资收入者为参加对象的共济组合养老金。按照参加者的部门类别，分为4种。第一，国家公务员等共济组合，参加者为国家公务员、原公营企业从业人员，如旅客铁道会社、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日本卷烟产业株式会社的从业人员。第二，地方公务员等共济组合，参加者为地方公务员。第三，私立学校教职员共济组合，参加者为私立学校教职员。第四，农林渔业团体职员共济组合，参加者为农协等的职员。保险费依次分别为1744%、15.84%、12.8%和18.54%，其中被保险人和事业主各缴纳一半。共济养老金的发放分下列三种情况:退职共济养老金。从65岁起开始支付，发放金额为平均标准报酬月额×9/1000×加入组合月数加上附加养老金；伤病共济养老金。金额为退职共济养老金支付额×(1.25-1)加上附加养老金；遗属共济养老金。金额为退职共济养老金支付额×3/4。

2.企业养老金。企业养老金是以在该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为对象的企业保障制度。在日本，虽然公共养老金制度已经普及，但是对于某些行业和企业的人来说，他们本人同所在企业共同负担的公共养老金保险费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政府负担的部分最多为1/3。因此，仅靠公共养老金不能满足退休后的生活需要。为适应老年人生活的多样化需求，作为公共养老金的补充，在一部分民间大企业(500人以上)中设立了企业养老金，如厚生养老金基金、煤炭矿业养老金基金。以厚生养老金基金为例，根据劳资双方协商建立，由劳资代表管理，财源由政府免除本该缴付政府的厚生养老金保险费的一部分加上劳资双方的出资构成。作为基金则有义务使基金参加者得到比因少缴保险费而养老金减少部分更多的支付，一般必须确保增加30%以上。到1995年3月底，基金总数达到1842个，参加人数约1205万人[9]。

3.个人养老金。个人养老金是以个人为单位按期缴纳保险费、到一定年龄后由契约对方分批退给本人的一种人身保险方式。民间金融机构办理个人养老金的是人寿保险公司，日本的邮局也办理个人养老金，即所谓“邮政养老金”。此外，还有信托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信托、证券公司的个人养老金规划、农业协同组合的互助养老金及各种蓄财养老金等形式。从其内容来看，有保险型、储蓄型、递增型、定额型、规定养老金、终身养老金、积攒型和一次存入型等。由此看出，个人养老金既能满足不同人的多种需要，形式也灵活多样。它与企业养老金一起，将在老龄化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参加个人养老金保险的人也迅速增加。

在养老金基金的运用方面，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养老金基金必须全部委托给大藏省基金运用部，纳入国家财政投融资计划统一管理使用。养老金基金的运用收入是今后养老金支付的重要财源。与此同时，每年按一定比例从收入中提取相当的数额作为还原融通资金，用于住宅资金贷款和同被保险人的利益密切相关的福利事业(养老金基金的积累状况，见表3-1)。养老金基金的运用，与邮政存款等政府资金不同。它主要用于住宅、生活环境改善、厚生福利(医院、福利设施)、文教、中小企业、农林渔业、国土保全、灾害修复、道路、通讯、运输、地域开发。其中前六项占养老金基金运用资金的62.8%(见表3-2)。从养老金基金运用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取的资金，称为还原融通资金。它主要由养老金福利事业团和地方政府运用。养老金福利事业团的实施项目有:第一，住宅(公司住宅、商品住宅等)、疗养设施及卫生福利设施修建资金贷款。第二，被保险人住宅资金贷款。第三，以养老金作抵押的小额资金贷款。第四，大规模的年金休养基地的建设(见表3-3)。地方政府运用的还原融通资金，称为“特别地方债”，即地方政府的长期 借款。主要用于住宅(地方政府建造的、出租给接受保险的中小企业主或中小船舶所有者的职工住宅；地域居民修建老人或残疾者专用住宅时，也给予必要的贷款)、医院(卫生福利设施、老人休养所、保育所、体育设施等)、一般废弃物处理设施、简易水道、上下水设施等。总之，日本的养老金基金得到了合理的运用。

表3—1 养老金基金的积累状况 单位：万亿日元

年 份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累 计 额 73．4 80．5 88．4 96．3 103．7 110．9 资料来源:[日]健康保险组合联合会编:《社会保障年鉴》(1996)，东洋经济新报社1996年版，第98页。

表3—2 1995年养老金基金的用途分类 单位：亿日元、％

分 类

(1)住宅

(2)生活环境改善(3)厚生福利(4)文教(5)中小企业(6)农林渔业(1)—(6)合计

(7)国土保全、灾害修复(8)道路(9)通讯运输

计 划 额 19 619 6 098 12 596 607 6 400 1 662 46 982 1 494 1 721 3 303

百 分 比 26．2 8．2 16．8 O．8 8．6 2．2 62．8 2．0 2．3 4．4(10)地域开发(7)—(10)合计(11)产业、技术(12)贸易、经济合作(11)一(11)合计(13)资金运用 总 计 773 8 291 0 0 55 273 19 500 74 773

2．3 11．0 0 0 74．0 26．0 100．0 资料来源:[日]健康保险组合联合会编:《社会保障年鉴》(1996)，东洋经济新报社，1996年版，第98页。

日本的公共养老金原有八种，即国民养老金(基础养老金)、厚生养老金(福利保健养老金)、船员保险及五种共济养老金(互助养老金)，日本有关法律规定国民有义务加入到其中的一种保险中。由于这些养老金制度各自独立，每个系统的投保方式、投保金额、支付条件和计算方法有所不同，各种制度间支付金额的差距不断扩大。加之人口老龄化的进展使领取养老金人口逐渐增多，国家的财政补贴金额也随之不断增加，有的制度的支付能力已经达到极限，进而导致制度本身的崩溃。因此，日本于1986年4月开始进行养老金制度改革，计划在最近几年完成改革任务。这次改革就是要实现各养老金制度的一元化，以谋求公共养老金制度长期、稳定、协调的发展。改革的最大焦点是建立以国民养老金为基础的“基础养老金”制度和确立妇女领取养老金的权利。过去的制度虽然规定雇用者的妻子可志愿加入国民养老金，但实际有一半人没有参加。因此，这些人在因伤病成为残疾人时就不能领取到残疾养老金。如果离婚，归女就丧失了领取养老金的权利。为了消除这种现象，新制度规定，只要申报，妻子不用直接交纳保险金也可以领取养老金。

表3—3 养老金基金还原融资计划 单位：亿日元 分 类

养老金福利事业闭

1994年 49 723

1995年 47 515 大规模养老金休养基地

福利设施修建资金贷款

被保险人住宅资金贷款

养老金抵押贷款 资金确保事业 养老金财源强化事业 特别地方债 其他机构

还原融资资金汁划总额

653 18 300 961 10 200 19 500 11 100 2 633 63 456

527 16 083 1 107 10 200 19 500 13 700 3 106 64 321 资料来源:[日]健康保险组合联合会编:《社会保障年鉴》(1996)，东洋经济新报社，1996年版，第99页。

这次改革以原来的国民养老金、厚生养老金(包括船员保险)及共济养老金的定额部分为“基础养老金”，使原有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一元化，然后把新厚生养老金、新共济养老金作为报酬比例部分加在“基础养老金”之上，使公共养老金成为一种“两层楼”形式。基础养老金的对象是在日本居住的20～59岁的全体国民。日本厚生省养老金局官员认为，新的养老金保险制度使全国的养老金保险支付与负担趋向公平合理，改变了国家财政补贴方式。通过这种改革，可以消除养老金制度方面的差距，克服不平等现象，从整个制度来看，不亚于其他发达国家。但是，有学者指出，改革后的养老金制度虽然在受益面上有了扩大，但在支付水平上却低于改革前，因此，可以说这次改革的目的就是降低养老金水平。还有人认为，日本经过的改革的养老金制度虽然从支付水平较高的厚生养老金上看，不低于其他发达国家水平，但如果以全体领取养老金者为对象进行比较，日本的支付水平还不及欧美各国的1/3。就日本国内而言，老年人领取的养老金还不到制造 业月平均工资的30%。因此，日本有关学者估计，仅把原有制度改革为“两层楼”方式，不足以解决养老金方面的差距，很难实现养老金的平等化。

当前，日本养老金制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资金来源问题和养老金支出的迅速增长。一般来说，养老金的资金来源有两种方式:摊派方式和积累方式。所谓摊派方式，即是将养老金的支出费用摊派给各参加者(被保险人)，由参加者通过交保险费的形式承担该时期的所需费用；积累方式是由被保险人通过加入保险期内的资金积累来承担将来的所需费用。日本养老金的资金来源基本上是采取摊派方式，这种方式在当时得以顺利实行的条件是:第一，日本人口的年龄构成较攫，因此，保险费的收入较多，而支出则较少。第二，养老金制度建立的时间尚短，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有限。第三，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入提高较快，即使保险费有所提高也不成为很重的负担。但是，在今天这种方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自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不景气状态，财政压力很大，物价高昂，而个人收入却难以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和经济的低速增长，使上述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相应的对策只能是提高保险费或降低养老金的支付金额。然而，无论是提高保险费还是降低养老金支付金额都有一个限度。目前，已有约10%的人因生活困难而获取国民养老金保险费的免除，如果提高保险费只能增加申请保险费减免的人数。而降低养老金支付金额的数额也将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这是违背日本要建立福利国家目标的。有鉴于此，民间的养老保险在日本迅速发展。但是，公共的社会保障不仅具有稳定社会、提高国民福利的功能，还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而民间养老保险的发展，势必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公共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因为养老金的提前和推迟领取制度导致收入再分配功能的逆向发挥作用。一般情况下，由于往往是高收入者才有条件延迟领取养老金，低收入者迫于生活的压力，通常是提前领取养老金。另外，民间养老保险的迅速发展还将带来其他问题。如企业倒闭时，企业养老金将无法得到支付；又如当企业养老金的加入者调动工作时，企业养老金的延续性就成为一个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养老金制度，以保障老年人稳定的收入和生活，仍是日本急需解决的问题。

归纳起来，日本的养老保障制度有以下特点: 1.根据被保险人是否在职、收入多少实行区别对待原则。养老金保险分为国民养老金保险和厚生养老金保险等，在职人员将来除可享受国民养老金还可享受厚生养老金等。另外在保险费的缴付上规定一个固定比率乘以该加入者的收入，收入高多缴，收入低则少缴；将来在领取时，则多缴多领，少缴少领。这样做，体现了公平原则，既有利于社会稳定，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又不至于背上沉重负担，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2.统一性。日本的养老金制度原来并不统一，除国民养老金和厚生养老金以外，还有各种共济组合的养老金制度，各制度间因其历史、性质、资金来源不同，支付水平也有差异。为了统一养老金制度，日本于1959年制定了“国民养老金法”，从1961年4月开始实施。根据该项法律，所有个体经营者(包括农民)以及无业人员都必须参加国民养老金制度。这样，再加上厚生养老金制度下的全体在职职工和各种共济组合制度下的就业人员，日本的全体国民都能享受某种养老金待遇。为使养老金制度更加合理，1986年厚生省提出了建立基础养老金的设想。即把原先分属8个不同体系的养老金制度一体化，改为基础养老金(国民养老金)和厚生养老金、共济养老金等。其内容是:第一，设立全体国民共同固定的基础养老金，从65岁起发放。第二，现行的国民养老金、厚生养老金、各共济组合的养老金制度继续保留，扣除基础养老金应支付的费用后，其剩余部分作为附加养老金予以支付。第三，将现行养老金收取的保险费交给基础养老金作为保险支付金，不足部分由国库负担。这就把现有的各种养老金制度统一起来，全体国民都有平等的享用权。日本自1961年实行该制度以来已有30多年，实践证明养老金一体化已取得了成功，“国民皆年金”的目标已经顺利地实现。

3.覆盖面广，普遍性强。根据1960年通过的“国民皆年金”的规定，年满20周岁的日本公司都必须加入国民养老金制度，从原则上来说年满65周岁的日本公司都可享受国民养老金，特别是从1986年开始实施新养老金制度后，即使是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也以独立地位加入和享有国民养老金。此外，退休人喘国民养老金的基础上还可享受厚生养老金，厚生养老金的加入者1995年3月末为3274万人，加上共济养老金等的加入者，达到3900万人[10]，而同期全部就业人口为6340万人，覆盖率达61.5%。4.日本的养老金是由政府财政部门掌管的。养老金保险由受保人和雇主分担，政府承担一些补助费和管理费用。其保险基金余额，可用于再投资，主要用于购买国债、地方债、担保公司债、银行保险的贷款等。巨额的基金寄存于大藏省资金部运用，变成国家第二预算的财政投资贷贷款资金。日本的养老保险待遇相对来说是较低的，退休金约为原工资的1/3，私营企业的职工有的还小于这个比例。国家公务员的保险待遇标准较高。

5.养老金保险费负担全民化。日本目前正在致力于完善全民保险制度。即保险费用由全体国民共同负担，家庭之间相互承担抚养义务，下一代人扶养上一代人，这样代代扶养，代代相传，以便迎接21世纪老龄社会的到来。在日本的养老保险制度中，政府负担大约1/3的保险费用，其次是企业和个人，各负担剩余的一半。但政府负担的费用，实际上是靠税收得来的。因此，“国民皆年金”的实质是全体国民共同保障全民的生活，只是在国民收入再分配时向老人倾斜。应当说这是经济发展之后才有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走向公平、合理、更富于互助精神的重要措施。

总结:上述自保公助型养老保障制度，主要实行于德、美、日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它强调养老保险是个人的事，国家只能予以资助。这种模式的特征有四个: 1.政府通过有关立法，作为具体实施的法律依据。

2.以自我保险为主，国家资助为辅。公民个人交纳养老保险金，企业主为雇员缴纳社会保险金。政府福利机构依法拨款和发放。

3.保险制度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公司只在履行交纳养老保险金的义务，取得享受这一制度的资格后，才能领取养老保险津贴。

4.保险基金来源多元化，受国家经济发展形势的影响较小，并以较强的经济基础作后盾。

二、前苏联的养老保障模式

前苏联的养老保障模式是根据列宁1912年提出的“最好的工人保险是国家保险，这种保险是根据下列原则建立的:第一，工人在下列一切场合(伤残、疾病、年老、残废、女工还有怀孕和生育、养育者死后所遗寡妇和孤儿抚恤)丧失劳动能力，或因失业失掉工资时国家保险都要给工人以保障。第二，保险要包括一切雇佣劳动者及其家属。第三，对一切被保险者都要按照补助全部工资的原则给予 补助，同时一切保险费都由企业主和国家负担。第四，各种保险都由统一的保险组织办理，这种组织应该按区域和被保险者完全自理的原则”，于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建立起来的。它的最大特点是一切社会保险费用均由国家和企业负担，个人不交纳保险费。列宁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提出上述理论的。而他提出这一理论的主要依据是当地“雇佣工人以工资形式取得的那一部分自己创造的财富，非常之少，刚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因此，无产者根本不能从工资中拿出一些钱储蓄、以备在伤残、疾病、年老、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时以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的失业时的需要。”1956年，前苏联制定《苏联国家退休金法》，并在宪法中规定“苏联公民在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和患病时享有物质保障的权利。”

前苏联的退休金分职工、集体农庄庄员、科学工作者和有特殊贡献者四类。职工退休金的数额按退休前月工资的比例计算，从50%～100%。工资越高，退休金占工资的比例越少；工资越少，比例越大。从事危险工作、井下高温、有害健康和特别繁重工作的，其退休金比一般职工高5%。科学工作者的退休金为本人职务工资的40%。科学院院士、通讯院士超过退休年龄而继续工作的可领取全额退休金和部分职务工资。对于退休条件的规定，一般来说，男职工年满60周岁并有25年工龄、女职工年满55周岁有20年工龄可以随时退休。对于从事危险性工种和在边远地区工作的工人以及有5个以上子女的妇女，放宽退休条件，可降低年龄工龄要求5～10年。另外，前苏联还实行功勋退休金。这是为建立了特殊功勋的人规定的。凡在革命工作、国家工作、社会工作、经济工作中，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人，或者在文化、科学、技术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男年满60岁，女年满55岁，可以为其颁发功勋退休金，如果是残废者则不考虑年龄。功勋退休金分全苏级、共人国级、地方级(州、区、市)。在各级政府机关内设有功勋退休委员会，审议本级范围的功勋退休金。获得功勋退休金的苏联劳动英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及一级、二级和三级光荣勋章获得者，有50年党龄的老布尔什维克，每年增加两个月的功勋退休金；党龄30～50年的老共产党员，每年增加一个半月的功勋退休金；沙俄时期被流放、1917年以后放回的政治犯，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每年增加一个月的功勋退休金。前苏联的退休金不采用西方国 家由职工在退休前缴纳退休储备金的办法，主要是由政府负担。规定职工不缴纳保险金，企业根据不同的产业缴纳工资总额的4%～9%，由政府负担超支部分。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已提上议事日程，而且成为整个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苏联曾对养老金制度进行过三次改革，目前制定的新的养老金保障法是第四次改革。第一次改革是1918～1922年由列宁直接领导进行的；第二次是30年代初的改革；第三次是1956年的改革，通过了国家养老金保障法。伴随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前苏联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人口日渐老化，劳动经济人口减少，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员日益增多。因此，全面综合地改革养老金制度是当前社会发展的迫切问题之一。

总结:前苏联的养老保障属于国家保险型养老保障制度，这种缺席主要实行于前苏联、东欧各国、蒙古、朝鲜等国。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一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养老保障制度。主要特点是: 1.国家宪法把包括养老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确定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老有所养，险后有保，是公民应享受的权利，它是由公有制作保证的。

2.养老保险受按劳分配原则的影响，养老保险享受条件和待遇标准与工龄有直接关系。

3.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于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劳动者个人不负担任何社会保险费用。

4.通过人民代表机构对社会保障管理施加影响，参与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与管理。

三、瑞典的养老保障模式

瑞典是崇尚平等的高福利国家，瑞典的社会保障被评价为“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制度，几乎无所不包。瑞典的养老保险制度是以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的《贝弗里奇报告》为依据，在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思潮推动下建立起来的。1942年12月，贝弗里奇受政府委托起草了《社会保险和有关的福利问题》的报告，这就是社会保障发展史上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报告认为，享受社会保障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受保障者应按统一标准缴款、按统一的标准领取津贴或救济；发放的津贴或救济应足以维持正常生活而不再需要其他资助。享受救济或津贴的31 时间以需要为准，不受其他限制；保障的范围包括生活必需的各个方面。瑞典的养老保障制度比较彻底地贯彻了贝弗里奇的普遍性原则。

瑞典养老保障首次立法于1913年。1926年加以修改补充，直到1981年仍在执行1926年立法的基本内容。但1946年、1959年、1962年、1976年均做过补充和修改。1981年的养老保障为基本养老金和社会保险双重制度。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基本养老金，这是每个瑞典公民的社会权利。瑞典公民年满65岁即可领取全额基本养老金，年满63岁可以领取养老金的94%，而且无需缴纳任何费用，也无需经过收入情况调查，贫富一视同仁。雇工和雇员不需缴纳保险税，而雇主则要缴纳4.7%的工资税，政府负担基本养老金费用总额的55%[11]。政府在这方面的开支来源于税收。瑞典实行的是累进所得税制度，这一政策不仅为瑞典公民普遍提供了基本的保障，而且其中社会再分配的部分也明显地高于其他西欧国家。

欧美国家的一个传统是:父母有抚养子女的责任，但子女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因此，退休老人的生活几乎完全由国家和社会承担。在瑞典，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主要靠养老金。瑞典的养老金由三部分组成:即基本养老金、附加养老金和部分养老金。基本养老金向所有65岁以上的瑞典公司(包括从未参加过工作的家庭妇女)提供。根据瑞典全国退休金法案规定，所有65岁以上的公民，均可按月从地方社会保险部门领取一定数额的养老金，而不论他们退休前的收入水平如何。基本养老金的数额仅供老年人在瑞典境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这也是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证。附加养老金向所有退休者提供。退休者退休前工龄有长有短，原收入有高有低，因而得到的附加养老金有多有少。一般是以过去30年中收入最高的15年进行评算。部分养老金是指年满60岁的人可以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并能领取因工时缩短而减少的收入补贴。如上所述，在瑞典，按规定年满65岁的人可以退休，但根据本人愿望，退休年龄可以提前到60岁，也可以推迟到70岁，提前退休领取的养老金要少些。上述三种养老金的支付都参照一个“基数”，即与物价升降挂钩，每年进行调整，基本上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一般来说，瑞典人领取的养老金相当于其原收入的70%，但瑞典的养老金必须交纳所得税。瑞典养老金的来源，全部由雇主支付。根据法

律规定，瑞典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每年除支付职工工资外，还得向社会保险部门交付占职工工资总额37%的保险金，其中20%用于养老金[12]。

瑞典的养老保障是西欧国家首屈一指的，其高福利的基础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本世纪70年代以来，瑞典经济一直处于衰退状态，与此同时，人口结构又在老化，尽管政府减少对社会保障的负担比例，但养老金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例大幅度增加。1960年为2.8%，1971年为3.4%，1979年为9.5%[13]。由于瑞典已跨入老龄化社会，拿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而真正创造财富的人数不断减少。这一方面会使国家的税收收入降低，另一方面社会用于养老金和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日渐庞大，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

瑞典的人养老金来源于雇主税，医疗费、护理费等则主要来自税收。雇主税的增加会影响瑞典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至于税收，瑞典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税率最高的国家。1991年，全国征收的各种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而欧共体共12国平均只占到40%。近几年来，瑞典一直在酝酿实行养老金制度改革。执政党和在野党经过反复讨论，已经提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基本改革方案。方案经议会通过后将于1997年实行。

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养老金是公民“工资的延续”，而不是任何人到一定年龄就可以领取的“公民工资”。执政党和在野党一致认为，一个人所领取的养老金的多少，必须同他一生所交纳费用的多少相衔接。目前，瑞典实行的养老金制度类似于一种分配制度，照顾性比较大，“大锅饭”性质严重。改革后的养老金制度仍分为基本养老金和附加养老金，但在计算方法上有相当大的变动。部分养老金制度将取消，代之以灵活的退休年龄。新的基本养老金被称为保障养老金，每一位在瑞典居住40年以上的公民，退休后不论其原来的收入多少，都有权领取。保障养老金按目前的币值计算每人每年可领取740000克朗(约合9487美元)，可以保证基本生活的使用。改革的重点是附加养老金制度。一个人未来附加养老金的多少，将按其一生收入的多少计算，不再像现行的以其在过去30年中工资最高的15年的收入计算。这样的计算方法对半日工作或不得不留在家中抚养子女的妇女不利，对参加进修学习和服兵役的人不利。为照顾妇女、知识分子和服兵役者的利益，新的改革方案规定给这些人以养老基金优待，其中妇女所受照顾较多。改革中的另一个较大的变动是，养老金不再与物价挂钩，而是与

工资变动挂钩，即与经济增长状况挂钩。对新养老金制度议论最多的是养老金来源的变化。目前领取的养老金全部靠雇主支付，改革以后则基本上由雇主和雇员各支付一半。

总结:上述福利国家型养老保障制度，主要实行于瑞典等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它是这些国家借助于财政经济政策的调节作用，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安定，缓解社会矛盾的主要措施。其特征如下: 1.立法把养老保障作为国家福利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并设有主管的专门法院，依法监督、管理和执行。

2.强调福利待遇的普遍性和人权性。所有老年人可普遍领取养老金，退休人员还可以享受与收入有关的养老金。

3.养老金支出由国家财政负担，公民个人不交纳或交纳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4.养老保险基金一般来源于税收。

四、新加坡的养老保障模式

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韩国是亚洲工业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以致于被称为亚洲“四小龙”。这“四小龙”都属于儒家文化，都是在50～60年代新技术革命形成的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中发展起来的。随着工业的发展，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韩国1975年核心家庭已增加到70.6%。但由于人们观念上仍保留着东方传统，家庭仍然起着基本保障作用。与此同时，他们为了降低成本，保持有利的国际竞争地位，避免“福利国家综合症”，除工伤事故由雇主负责保险外，至今尚未建立起完备的社会保险制度。韩国只有医疗保险。台湾省除军政官员外，工人和一般雇员只是退休时发给一次性退职金。香港社会也要求建立中央福利基金会的制度，但港英政府以在港华人80%靠家庭养老，建立中央福利基金会提高企业成本，福利基金一旦形成会影响香港金融市场为由，至今未予批准。而唯独新加坡例外，它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是在经济起飞阶段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社会经济目标建立起来的，是一种独特的、有效的养老保障制度，并得到了社会和国民的认可。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是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50年代初期，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那时，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国民的生活福利水平并没有提高。许多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必须依靠慈善机构捐

款生活，因而不可能有养老金或准备应急的储蓄，生活陷入困境。当时只有少数富裕家庭、政府公务员和一小部分私营企业雇员，才买得起养老保险，或存有养老金储蓄而拥有经济上的保障。大批贫困家庭和人员的存在，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采取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加以解决，但当时的政府又没有强大的财力全部承担贫困人员的养老费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项符合广大国民要求，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计划便应运而生。这就是中央公积金制度。

中央公积金制度于1955年7月建立。它是一项为新加坡受薪人员而设立的养老储蓄基金，是一项强制性的储蓄计划。其主要目的是为职员提供足够的储蓄，以便在退休后或者丧失工作能力时有所依靠。但经过40年的时间，它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全面的，可以满足人们退休、购房、医疗保健及教育等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新加坡，每个就业者无论其受雇单位的性质，都在公积金拥有户口，每月要向公积金缴交一定比例的个人工资。目前，缴交的基数上限是月工资6000新元，会员年满55岁或永远离开新加坡时，就可提走全部公积金存款，存款享有与市场利率挂钩的利息。

公积金的缴交额随着经济发展的情况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在70、80年代经济繁荣的黄金时期，每位职员的公积金缴交额为其工资总额的50%，其中的25%由雇主(在公共部门，雇主即政府；在私营部门，雇主即私营企业主)负担，另外的25%则由雇员(在政府部门，即是公务员；在私营部门，就是劳工)承担。80年代中期，由于经济萧条，市场不景气，因而由雇主缴交的公积金数额减低至10%。雇员的公积金储蓄只能达到其工资总额的35%。1989年以后，雇主的缴交率又有所提高，为15%，1991年提高至16.5%，而雇员的缴交率下降至23%。1994年7月，新调整的缴交率是雇主与雇员各20%，共计40%。

新加坡公积金实行全国统一管理。为此，建立了中央公积金局，统一管理和使用公积金储蓄，还制定了《中央公积金法》，以保护公积金会员的合法权益，规范管理、使用公积金储蓄的行为，雇主和雇员都必须按时缴交公积金，雇员的公积金储蓄由雇主根据缴交率扣除，连同雇主应缴交的数额，一起存入公积金局的会员帐户上。如中央公积金局发现雇主未交公积金存款时，便会通知有关的会员。雇主若迟交公积金存款，必须另付迟交的利息罚款。这笔罚款除了用来负担执法费用外，还将存入会员的帐户，以偿还会员因雇主迟交公积金而损失的利息。

由于公积金制度适应了职员的要求，因而发展很快。会员已由当初的20万名发展到今天的210万名；同一时期，公积金局的累积存款已由当初的900万元增加至今天的400亿元。中央公积金正在向着社会保障体系的方向发展，从单纯的现金储蓄发展为股票投资，从作为家庭所有物的储蓄发展为私人投资或商业投资，从家庭保障保险发展为家属保障保险，从单独的保健储蓄计划发展为保健双全计划。中央公积金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单位取得利息收入发展为取得投资收入，从个人扩展到家庭成员。另外，公积金储蓄已从强制性的参与发展为个人的自愿选择，公积金制度已成为被职员所接受、受职员欢迎的养老保障制度。

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新加坡政府对公积金的内容不断加以补充和完善。个人可以动用公积金储蓄来买房、看病和养老。公积金使新加坡居民在不长的时间里，初步实现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虽然在运用公积金存款方面逐步放宽限制，但政府仍然牢牢抓住公积金最终保障作用的核心。预见到人口迅速老化和平均寿命延长的趋势，从1987年开始，实行公积金最低存款计划，规定会员在55岁领取公积金存款时，必须把一笔钱留在退休户口中，以保障晚年的生活。10年内，这笔最低存款的数额要逐步调高到8万新元，根据政府的测算，只有这样才能在基本生活费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保障会员在退休若干年后仍保持基本的生活水平。

公积金对国家来讲，不仅在于它的社会保障作用，而且在于它也是一笔可调动的巨额资金。在新加坡经济起飞时期，公积金为基本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援，包括当年为实现“居者有其屋”计划，政府大规模地兴建居民住宅时，公积金都发挥了作用。随着人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公积金的总额也相应增大，1991年数字显示，当年公积金占国民总储蓄的24.5%，而公积金的总积累额相当于国内总产值的75.6%。新加坡的这种以储蓄基金制为主体的养老保障制度，节省了大量的财政开支，抑制了消费膨胀，增加了社会积累，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有利于企业开展平等竞争和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虽然在国际上，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专家对此颇多非议，但其仍不失为一种符合新加坡国情的有效的养老保障制度。

归纳起来，新加坡养老保障体系的特点是:第一，实行储蓄保险基金制度，其费用只由雇主和雇员两方负担，政府不负担；其待遇由雇主、雇员交纳的保险

费和一定利息三部分组成，多为一次性支付。第二，具有强制性。其主要目的是为职员提供足够的储蓄，以便在退休后或者丧失工作能力时能获得保障。

五、对四种养老保障模式的比较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各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及运筹资金的方式各有特色，共同的特点则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养老保障基金有确定的资金来源。养老保障基金的来源主要有三种:职工本人按其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交纳的保障税或保障费；企业或雇主按雇员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交纳的保障税或保障费；国家财政提供的费用。几乎所有国家的养老保障基金都来自上述三种中的至少两种。约有半数的国家其养老保障基金由劳、资、政府三方提供，有两种保障基金来源的国家中，保障基金通常由劳、资双方提供，其中大多数国家资方提供的基金比例要大于职工提供的比例。由政府提供的保障基金一般从国家财政总收入中列支，也有少数国家从指定的专门税收中列支，如烟酒税等。政府提供的保障基金主要有以下几种使用方法:第一，支付保障工作开支的一部分，如保障事业的管理费等。第二，弥补保障基金收支之间的差额，如补足劳资双方提供保障费与保障支出之间的差额。第三，提供某项保障的全部费用，如建立在个人财产调查基础上的保障项目支出。由政府、职工、企业或雇主三方面提供保障基金时，三方之间分担的比例各国之间差别很大。但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三方负担比例相同；另一类是按工资高低或工资级别实行累进比例，低工资提供的比例小，国家负担的比例高，高工资收入者则相反，国家负担的比例低于个人负担的比例。

2.实行多层次、多形式的养老保障制度。第一个层次是国家立法规定的，低有保证、高有限额的强制性的基本保险。第二个层次是，各企业自定的企业年保险金。这种保险比政府规定灵活得多，形式多种多样，标准有高有低。第三个层次是，个人养老金保险(在美国称“个人退休帐户”制度，有的称“退休储蓄计划”)。对既未参加公务人员退休制度，又未参加私营企业退休计划的人员，每年可以从自己的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一般为13%存入“个人退休帐户”，以备退休后使用，这笔钱在提取和动用时，都是免税的。政府对企业、社会团体、私人举办的保险项目，只提供法律上的保护和财政上的支持。在美国，除了联邦政府举办全国性

的保障项目外，还有各州政府根据联邦政府的有关规定举办的保障项目以及各州和地方政府自己管理的项目。

3.大多数养老金或退休金业务都由各种半独立性的机构负责，但均受政府的监督。

养老保障支出依法由政府集中安排，在这些国家，尽管具体管理养老保障项目的机构很多，既有政府机构(中央的和地方的)，也有民间团体和私人企业，但从总的倾向上看，养老保障制度是由政府集中管理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实施养老保障制度的一切细节，从资金来源、运用的方向，甚至保障的标准、收支的程序，大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养老保障基金的管理机构通常由受保人、企业或雇主和政府三方代表组成的理事会领导。

4.政府实施养老保障制度有明显的宏观调控动机。由于养老保障的各个方面都是制度化的，养老保障的收支(特别是支出)便与财政收支以及国民经济的运行构成某种函数关系。基于这种联系，养老保障支出随经济周期而发生的反向变化，可能弱化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就曾对养老保障支出的“内在稳定器”作用进行过评论。他指出:“在繁荣的年代，失业准备基金不但增长，而且还对过多的支出施加稳定性的压力。相反的，在就业较差的年份，失业准备基金使人们获得收入，以便维持消费数量和减轻经济活动的下降，其他的福利项目也自动发生稳定性的反周期的作用”[14]。

对于上述四种模式，只要我们分析一下目前世界各国的经济状况，就可以比较客观地分析出它们的利弊。前苏联模式和以瑞典为代表的福利国家模式本质上都是以追求社会公平为目标，忽视经济效益的模式。它强化了社会保障的反功能——增强了社会的依赖性，提高了企业的成本，造成财政负担过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福利国家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成就也曾显赫一时，但终因社会保障制度的失败，在经济衰退中陷入了“福利危机”。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在进行改革之中。

从社会功能分析，前苏联模式和以瑞典为代表的福利国家模式的主要社会功能是维持社会稳定。当然，社会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它终究只起间接作用，而德、日、美模式和中央公积金制度，除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外，还有促进社会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功能。以德国为例，每个工人和雇员工资的18%左右必须用来

交纳社会保险，加上雇主交纳的一半；为工资总额的36%左右，社会消费基金的一部分一手通过工资形式支付出去，一手又通过社会保险收回来；其中，一部分社会消费基金，如养老保险则由“超前消费”变成了“滞后消费”，又促进了人的一生消费结构的合理化。由于它在促使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同时缓解了消费膨胀，为不断提高职工工资、刺激职工积极性创造了前提条件。再有，就是向社会筹集资金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德、日、美模式和中央公积金制度，养老保险本质上是在企业资助下的强制性的个人养老储蓄。它与一般银行储蓄不同，它是一种“零存零取”式的长期储蓄，每个公民都有依照法律存入的义务，而无一次性提款的权利。它不但解决了老年人的经济保障问题，也为国家有计划的使用这笔资金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了条件。养老本质上是靠社会生产力，而不是靠货币。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为了减轻财政压力，都对养老保障制度进行了改革，在限制公共养老保险发展的同时，运用税收杠杆刺激个人养老储蓄和私人养老金的发展，使这一社会功能更加强化。目前西方各工业化国家养老基金已超过3万亿美元，其中美国达18000亿美元，目前美国工商投资的10%来自养老基金。预计到1997年，养老基金将达到3万亿美元，工商投资的50%以上将来自养老基金。

由于德、日、美模式和中央公积金制度的养老保险费用，是由个人和企业共同负担的，与国家负责制的养老保险体制比较，企业成本要低得多，在国际竞争中也处于有利的地位。以前西德的社会保险制度和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为例，西德企业给工人增加1元工资，企业成本只增加1.18元，新加坡增加1.25元，因为企业只交纳工人工资的18%或25%，而且负担到工人退休为止。我国企业给工人增加1元工资，成本则要增加很多，仅养老保险一项就达1.36元(按退休金为工资的75%，平均工作37.5年，领取退休金16年计算)，因为我国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全部是由企业(国家财政)负担的；而且要负担到职工死亡为止。如果按多数人公认的，我国职工各种福利与工资之比为1:1计算，则我国给职工增加1元工资，企业的综合成本要增加2元。增加工资是刺激效率的主要手段。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劳动保险体制下，受企业和社会消费基金的限制，不可能与其他国家以同样的速度增加工资，这样必然导致效率低下，不利于企业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目前，实施各种不同养老保障制度的国家，都分别发生了一些弊端。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少数发达国家福利标准过高，效率下降，有的国家在财政上已经难以为继，因此都在寻求改革。当前世界各国养老保障制度主要面临五大问题:第一，退休的年龄如何划分；领取退休金或养老金的首要条件是受保障者必须达到规定的年龄并交够规定数额的保障基金。法定退休年龄各国从45～70岁不等，大多数国家为60～65岁。许多国家男女受保障者的法定退休年龄相同，但也有不少国家规定男性退休年龄高于女性，一般高5岁左右。很多国家对不同行业或职业的法定退休年龄有统一规定，但对特殊行业则有特殊规定。一些国家实行“服务年资养老金制度”，只要工作年限达到规定标准即可领取退休金。工作年限多为30～40年。第二，退休养老保险金的工资替代率如何确定；许多国家养老金或退休金都按一定的替代率(退休收入与工资的比例)支付。替代率一般在30%～80%之间。但也有的国家不按替代率支付而是按固定数额支付，即退休金或养老金与原来的工资高低没有关系。退休金或养老金一般都是定期支付，也有一次性支付的。后者基本上是那些实行储蓄保障基金制度的国家，老年人退休时将养老金还本加息一次性支付。第三，退休费用如何负担。第四，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养老金如何保值，退休人员如何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第五，多层次的养老保障制度如何协调。

几乎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养老保障制度都有待进行根本改革。如果保持目前的做法，许多国家不久就会陷入危机之中。在上述国家中，用于养老保障方面的开支，多半是从税收中支付的。这形成一种持续占优势的发放养老金制度。这种制度对具有劳动力年龄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十分敏感，因为它所需的资金由这些人提供。最近一个时期，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遇到了困难。在这些国家中，居民的平均年龄在提高。1990年，全世界只有5亿60岁以上的居民，约占人口总数的9%。据世界银行估计，到2030年，60岁以上的居民人数将增至15亿，即占世界人口的16%。在发达国家中，情况更为严重。199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有18%的居民年龄在60岁以上。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增至30%以上，其中高龄(8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6%左右，是现在的两倍[15]。

退休者日益增多，意味着用于支付养老金方面的费用剧增。许多专家估计，如果保持现行的规定不变，在下个世纪的上半叶，几乎所有国家用于发放养老金

的费用都要增加一倍以上(见表3-4)。因而不对养老制度进行根本改革，这种增长是无法满足的。

针对现行的养老制度存在着另一种选择。这就是基金制度，即每个公民在某个养老基金组织中，为自己立户进行养老储蓄。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养老储蓄，常常得到在纳税方面的优惠。它的根本优点是限制政府对经济进行过多的干预，增加投资资本在经济中的总量。基金制度有不同的形式，积极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长期进行储蓄是其基础。养老基金可把这种储蓄用于投资，多半是用于没有风险的投资，如购买国家债券。一旦职工退休，可把总储蓄额发放给他们，供其安度晚年。

目前，只有三个国家实行私人强制性保险。这些国家是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智利。在新加坡，国家依然对养老基金组织的活动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在澳大利亚，职工要么向企业的养老基金组织，要么向部门的养老基金组织缴纳保险金。最有趣的是智利，它在1981年就顺利完成了对养老金制度的私有化。在此之前，它也和其他拉美国家的养老制度相似:老龄人口增多，收入无法满足开支。

智利1980年颁布了全国统一的新的退休养老保障制度法。该法律规定，各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必须每月从职工的工资中扣除10%，以劳动者个人名义存入某个退休养老金管理机构，职工退休后每月可领取退休养老金。在退休之前职工不得提取其业已存入的退休养老基金。目前，除了武装部队和武警以外，全国参加这一退休养老保障制度的人数有470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数90%以上[16]。退休时，凡参加退休养老保障制度(包括以前参加的退休养老保险，并转过关系)满20年，仍未交足最低退休养老金份额者，则由国家替其补上不足部分，以确保每位退休者能够领到退休养老金。智利法律规定男65周岁、女60周岁为退休年龄。与此同时，现行退休养老保障制度规定，劳动者可以提前退休，并能领取退休养老金，还允许继续就业。条件是必须加入新的退休养老保障制度5年，交付或存入的退休养老基金已达到或超过近10年工资的50%，或者已存入的基金达到最低退休养老金份额的110%。

表3-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不同成员国

在养老金开支上的统计

年份 澳大利亚 养老金① 每人缴款② 加拿大 养老金 每人缴款 德 国 养老金 每人缴款 日 本 养老金 每人缴款 荷 兰 养老金 每人缴款 新西兰 养老金 每人缴款 瑞 典 养老金 每人缴款 瑞 士 养老金 每人缴款 英 国 养老金 每人缴款

1984 2000

6．0

6．7 100

6．1 7．7 103

．7 16．4 106

6．0 9．4 115

6．0 9．4 115

8．9 9．3 无

．9 12．1 95

8．8 10．6 无

7．7 7．5 93

2020 2040

9．1 12．4 112 130

11．6 15．2 125 145

21．6 31．1 124 154

14．0 15．7 142 154

14．0 15．7 142 154

13．0 20．3 无 无

15．9 18．0 110 122

16．9 21．1 无 无

8．6 11．2 101

1213 美 国 养老金 每人缴款 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平均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例 8．1

8．2

11．3

14．6

15．1

20．2

10．3

11．4 注:①养老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②15～54岁年龄组，1980年=100。

资料来源:《经济资料译丛》1994年第4期.第10页。

现在，智利全国已有25家相互竞争的私人退休养老基金管理机构。这些机构将退休养老基金用到在国内外法律允许的领域进行投资(到1994年上半年，在国外投资已达1.83亿美元，占其总额的0.95%)，使其不断增值。到1994年6月底，智利全国累积退休养老基金总额已达192.16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17]。这种体制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它使私人储蓄活跃起来，从199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到1991年增至14.3%。智利实行退休养老制度仅15年，年均利润达到15.8%，保证了300万参加者(占智利劳动力的70%)退休后享受到应得的退休金。在新的退休养老制度下退休的工人已达20万，他们的平均养老金要比过去的保险制度支付的养老金高出50%。智利的经验表明，实行养老基金制度是一种可行的途径。

[注释] [1]张海鹰主编:《社会保障词典》，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版，第451页。[2]《参考资料》，1995年5月30日。

[3]张荣刚等主编:《世界市场经济通鉴》，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4]杜亚军著:《代际交换与人类的养老制度》(博士论文)，第303页。[5]财政部国际合作司编:《国外财政考察与借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页。

[6]财政部国际合作司编:《国外财政考察与借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263页。

[7][日]健康保险组合联合会编:《社会保障年鉴》(1996)，东洋经济新报社，1996年版，第14页。

[8][日]健康保险组合联合会编:《社会保障年鉴》(1996)，东洋经济新报社，1996年版，第14页。

[9][日]健康保险组合联合会编:《社会保障年鉴》(1996)，东洋经济新报社，1996年版，第91页。

[10][日]健康保险组合联合会编:《社会保障年鉴》(1996)，东洋经济新报社，1996年版，第14页。

[11]马洪主编:《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页。

[12]《参考资料》，1995年5月30日。

[13]杜亚军著:《代际交换与人类的养老制度》(博士论文)第299页。[14][美]萨缪尔森著:《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07页。[15]《参考资料》，1996年3月13日。[16]《参考消息》，1994年10月28日。[17]《参考消息》，1994年10月28日。国际养老保障制度考察及其比较(2012-07-19 16:41:41)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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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坤

世界各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都比较晚，但发展却很迅速。在19世纪80年代首次立法的有3个国家；到20世纪20年代首次立法的有17个国家；本世纪50年代首次立法的有48个国家。目前实行社会保险的国家共有141个，其中建立了养老保障制度的国家有130多个。[1]

各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与其经济、社会背景有关，而且与其文化传统也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各国实行的养老保障制度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可以看到，而且在养老保障制度已相当成熟的国家之间也可以看到。这些差别与各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等等都有关系。本文不可能对这些背景情况涉及过多，也不可能对所有国家的养老保障制度作出比较和评价。我们只能选择有代表性的若干国家作一些比较和分析。了解这些国家养老保障制度的异同之处及其面临的问题与发展趋势，以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制度作参考。

一、德、美、日的养老保障模式(一)德国的养老保障模式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养老保障制度的国家。随着德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社会保障措施——如疾病、伤残或年老而丧失工作的补偿，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1889年6月22日，德意志帝国政府颁布了《伤残及养老保险法》，为那些年满70岁的退休者或因伤残而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提供保险，从而形成了现代的养老保障体系。“铁血首相”俾斯麦曾公开声称，伤残和养老保险是“消除革命”的投资。“一个期望得到养老金的人是最守本分的人，最便于统治的人。”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标志着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德国养老保障制度建立的基本原则是“保险费用，部分由雇主、部分由被雇用的职工交纳，而国家仅仅给伤残和养老保险提供补贴”。一个人养老金的多少，不决定于退休前工资的多少，而是决定于个人一生交纳了多少养老保险费。因此，又称作自助或自贡式养老保障体制，即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必须首先对自己的养老、疾病医疗等做出贡献，然后雇主才交纳另一部分，个人也才有享受的权利。它追求的社会目标是通过“人人为大家、大家为人人”的团结互助原则，使多数人不陷入贫困境地，以达到既保护私有财产，从而维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又要尽量保证劳动者的权益，使他们在现存的社会秩序中有所得。美国和日本也基本属于这一模式。

在德国，养老保险分为义务保险和自愿保险两种。根据法律规定，政府工作人员、企事业职工以及农民等中低收入者，都是义务投保者；医生、律师、零售商等高收入者为自愿投保者。其中，脑力劳动者和独立劳动者，其年收入水平在全国平均水平的1.8倍以下者，必须参加保险，年收入高于这个水平者自愿参加；

薪金体力劳动者，无论其收入水平高低，都必须参加保险。政府官员(包括警察、教师等，但不包括政府机关的普通雇员)不参加保险公司的保险，当他们退休时，由国家发给养老金，其支付水平比一般养老保险金高(大约为其原工资的80%以上)。工作时间很短的人及家庭妇女不参加保险。因而，全国大约有90%以上的成年人参加养老保险。

养老金保险主要有职员养老金保险和工人养老金保险。为职员服务的是联邦职员保险机构；为工人服务的养老金保险机构是各州保险机构；另外，还有联邦矿工养老保险机构、海员保险所以及联邦铁路保险机构。除了工人和职员的养老保险机构以外，还有手工业者和农民的保险机构。自1972年以来，也允许所有自由职业者参加工人和职员的养老保险。为了避免过早支付养老金，采取了某些维持、改善和恢复就业能力的措施。这包括医疗措施和鼓励就业措施，为了康复而花费的支出，不计算在今后的养老金上。

德国养老保险金的来源，主要是投保者及其所在的企业交纳的保险金(雇主和雇员各交纳一半保险费)，小部分来自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自从1987年以来，德国义务投保者及其所在的企业交纳的养老保险金，占投保者工资额的18.7%[2]，雇主和雇员各交纳9.35%。1991年的标准是投保者工资的17.7%。自愿投保人和自主经营者如果参加保险，保险费则需本人全额交纳。

德国养老保险机构支付的养老金有三种:达到退休年龄的“正常养老金”、丧失就业能力情况下的“伤病养老金”和死亡情况下的“遗属养老金”。其支付养老金的计算方法十分复杂，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投保者自投保以来的每年收入，投保年限，投保年增长率；所有投保人年平均收入；所有在职职工的年平均收入。只有当投保人参加保险达到一定期限以后，才有权享受养老保险机构的服务。投保人退休后可得到相应的养老保险金。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本人养老津贴，它是根据投保人在投保期间的收入情况和投保年限计算的。另外根据《养老金自动调节法》，每年根据全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的幅度，对养老保险金的数额进行调整；另一部分是未成年子女补助，退休者的每一个未成年子女可得到每月153马克的补助。退休者死亡，除支付一次性丧葬费外，其抚养的遗属可得到每月支付的遗属养老金。每个年满65岁并且参加保险至少35年的男性投保人，都有权享受正常养老金。妇女则降至60周岁，自从实行灵活养老金之后，男性投保人

年满63周岁后，也可以享受养老金。只是每提前一年领取养老金，其金额就少3.6%，每推迟一年领取养老金，其金额就多6%。一般来说，一名投保45年的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相当于其退休前平均工资的70%。各类养老金的支付均是动态的，即每年根据工资和物价变化而得到相应的调整。

除了全国统一规定的保险之外，有些企业还实行企业补充保险。在公法机关中，这一保险是工会经过斗争争取来的，是法律规定下来的。在私营公司中，这种保险完全出于雇主自愿，主要目的是加强其在劳动市场中的竞争性。企业补充保险有三种形式:第一，成立一个基金会，对本企业的退休职工发放一定数额的补充养老金，这笔费用可以从国家财政中得到税收减免。第二，雇主为雇员承担一部分雇员应交给保险公司的保险费。第三，企业出钱为雇员在私人保险公司投保。万一企业破产，这一附加保险金可以从为此建立的基金中提取。雇员转到其他企业，有权得到原企业的养老金，但一般需在这个企业中工作一定年限。德国有专门的社会福利司法审判制度。如果有人对社会保险机构支付的款项以及在战争受害者供养、子女补助费和其他社会保障法规方面发生法律争执，可由社会法院的职业法官和名誉法官裁决。

从以上可以看出，德国的养老保险实行的是“多交费，多受益”的原则。在职时交保险费越多，退休后领取养老金也越多。因此，在计算养老金时两个因素最重要:工资高低和投保时间的长短。工资越高，投保时间越长，做的贡献也就越大，到退休时领取养老金也就越多。1992年改革后，养老金的支取较以前灵活，除了允许提前支取外，还允许部分支取，即支取1/

3、1/2或2/3。支取养老金越少，支取者被允许参加工作的程度也就越大，其目的是鼓励人们延长工作时间，少领取养老金。

在西方国家中，德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历史悠久，经济和社会效果都比较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养老保障事业密切相关的一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发生了变化，其养老保障体系也面临一系列问题: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使居民平均寿命延长，而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又使出生率下降，故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据预测，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到2030年德国20～60岁就业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将由1991年的58%下降到48%，就业者与退休者人数之比，将由目前的2:1下降到1:0.83；为了支付养老金，到2030年，养老金交纳比率将由目前

的17.7%提高到38%～40%[3]。享受保险金的人越来越多，而交纳保险费的人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在工作岗位上的社会成员要负担更多的社会保障费用来维持上一代的退休人员。与此同时，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速度放慢，致使福利费的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福利金过度膨胀，造成收支的恶性循环，保障体系的社会效益下降。各保险机构和政府的福利金开支年年人不敷出，只能用提高保险费和税收来弥补，而这两种手段又加重了投保兼纳税人的负担，从而不同程度上抵销了他们从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的好处。为此，德国政府正在采取一些措施，以抑制弊端，其主要做法是:增加收费和减缓福利费的增长。例如，从1992年7月1日起，养老金的增长改为同职工净工资而不是毛工资的增长率同步，以减缓其增长；计划延长妇女的工作年限，从目前的60岁退休逐步延长到65岁；对提前退休者征收0.3%的税收(实际上就是减少养老金)，并鼓励提前退休者部分参加工作。这些措施将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归纳起来，德国社会养老保险具有以下五方面特征:第一，社会养老保险由法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保险三部分组成，其中以法定养老保险为主(约占社会养老保险的75%)。法定养老保险主要对象是企业的职员和工人，所有的企业员工(雇主除外)都必须无条件参加，具有强制性。保险费由企业从雇员的工资中自动代为扣除。第二，实行现收现付制。即现在在职员工所缴纳的保险费直接用于支付现在退休者的养老金。而当现在职员和工人退休时，再由那时的职员和工人用同样方式支付他们的养老金。第三，覆盖面广，种类层次多。所有雇员，个体(独立)经营者以及农民都或强制或自愿地加入了社会养老保险。在保险类别上分为政府公务人员的养老保险，铁路、煤矿、渔业工人的养老保险，企业职员和工人、个体经营者以及农民的养老保险。其中公务人员养老保险不必缴纳保险费而由政府负担。第四，社会缴纳养老保险由联邦议会立法，政府部门(即劳动部)监督执行；各自的社会养老保险机构(均为自治性的公共团体)具体负责管理和提供服务。第五，规定最低养老金限额。最低养老金不能低于政府颁布的最低贫困线水平，而且养老金将随着经济增长、工资水平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逐步调整。

(二)美国的养老保障模式

美国的养老保障首次立法于1935年，这是西方工业国家中最晚的一个。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要使老年人奶出经济活动领域，以便让位给年轻人，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这个向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退休收入的联邦政府养老保障体系，就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社会保障项目。

美国的养老保障一开始就有较强的选择性，强调个人负责。美国社会保障总署前署长Stanford G.Ross先生1988年5月来华讲学时曾指出:“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西欧工业化国家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一般说来，西欧国家的社会保障项目多由中央政府机构管理，其内容广泛。在这些国家中，几乎没有什么私人机构的社会保障项目，并且很少强调个人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我并不是说所有西欧国家都是如此。西欧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确实反映了他们各自独特的历史和政治体制。但一般地说起来，在那里，国家的确具有更显著的作用而缺少强调个人的责任。”[4]Ross先生强调了欧、美之间社会保障制度指导思想方面的差别。那么美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美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以以下7条为原则的:第一，实行强制保障，高收入者不包括在保障范围之内。第二，社会保障是一种与收入有关的制度。第三，养老金发放标准应有利于低收入者。第四，社会保障收入仅是各种老年收入中的一种，它只提供最低水平的保障。第五，社会保障基金来源于专门税。第六，社会保障收入是一种权利，不得进行财产调查。第七，建立退休鉴定制度。上述这些原则至今或多或少地还在起作用。

目前在美国，养老金以四种形式出现:政府退休金、基本养老金、福利养老金和储蓄养老金。政府退休金由政府向各级政府退休人员提供。他们只占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8%。政府退休金较为丰厚，领取者大体上可维持其退休前的生活水平。基本养老金是由政府向剩下的92%的65岁以上的美国老人提供的。这部分养老金的发放标准是:如果退休者退休前的收入在平均水平以上，其退休后每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约为其原收入的42%，可维持中低生活水平。基本养老金是通过征收社会保障税获取的。社会保障税率为雇员工资额的15.3%，其中雇员交纳7.65%。另外，7.65%由雇主交纳。私营业主和农民则要交纳其收入的15.3%，因为他们既是雇主，又是雇员。福利养老金是大企业的雇主向雇员提供的，完全由雇主出资。福利养老金计划许诺:在一家企业工作的工人，退休后每月可享受该企业提供的一定数量的福利养老金，如每月500美元。目前较流行的一种做法

是:在一家企业每工作一年，退休后可享受相当于其退休时工资1.5%至2%的福利养老金。如果在一家大企业连续工作30年，退休时享受的福利养老金相当于其退休时工资的45%至60%。储蓄养老金是中小企业雇主向雇员提供的，其原则是自愿参加，资金由雇主和雇员各出一半。大部分中小企业规定，雇员可将其工资的13%存入公司发起的储蓄养老金计划，公司则为其提供匹配资金，雇员退休时可将积攒的钱全部取走。

联邦政府的养老基金是通过惩收社会保障税获取的。根据联邦社会保障法规定，凡是参加工作的人都要按其收入的一定比例交纳社会保障税。1994年社会保障税税率为15.3%，由雇员和雇主各负担765%，其中6.2%为养老、残疾保险税，145%为医疗保险税。年收入在60600美元以下者都要交养老、残疾保险税，医疗保险税则是对全部收入征收[5]。惩收的办法是直接从个人工资中扣除。社会保障税率随着联邦平均工资的增长比例自动调整，一般是每四年调整三次，但需经国会批准。由于社会保障税来源于工资，故一般也称为工资税。一般情况下，政府征收的社会保障税全部用于政府的社会保障项目，专款专用，结余结转下年继续使用，不足就提高税率和应纳税所得额，从而保证了庞大的社会保障支出。

在养老保障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方面，美国的社会保障税全部记入财政信托帐户，首先用来满足养老保障支出的需要。1993年老年、遗属和伤残保险信托基金收入3556亿美元，支出3088亿美元。1993年该项信托基金累计结余3783亿美元[6]。根据联邦法律规定，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结余只能用于购买(投资)财政部发行或政府担保的特别债券。1993年信托基金购买国债的平均利率为6.1%，而老年遗属伤残信托基金购买国债的利率为8.3%，利息收入为279亿美元，也直接构成信托基金的来源。对基金的管理从理论上讲是，将征收的税金存入基金，基金将这笔钱完全用于投资，用来购买政府的特别国库券，使其增值，到纳税人退休时再从中支付其养老费。但实际做法是，当年征收的社会保障税完全用于支付当年的养老金和其他社会保障开支，不够时增加税收，剩余时冲减政府的财政赤字，做到分文不剩。由于受通货膨胀，人口老龄化以及管理费用上升的影响，如果目前的社会保障政策、法律不加以调整，预计到2029年时信托基金的结余也将被用完。在人口日益老化的情况下，不搞积蓄而完全靠临时增加税收，养老金的来源将面临严重不足。这就迫使联邦政府不得不调整现行的社会保障政策。

第二篇：人口老龄化与养老制度思考

《有你才幸福》

——人口老龄化与养老制度的思考

热播电视剧《有你才幸福》不仅讲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困窘，也讲述了老年人精神生活的尴尬，更引出了关于当下中国在人口老龄化大背景下养老制度的思考。该剧讲述了57岁的“老北京”祺瑞年遭遇系列人生困境，陷入生活和情感的多重危机，聚焦老人的晚年生活，探讨贴近百姓的真实话题。祺瑞年，由李雪健饰演，是个地道的“老北京”，在晚年遭遇了人生的窘境：老房拆迁，补偿款成为儿女们觊觎的对象；子女不孝，不理解老人感情需要反而一味索取。

中国人自古以为就有“养儿防老”的观念，老人奋斗一辈子就想在晚年能享点儿孙福，但现如今，不少家庭都是独生子女，这些孩子从小娇生惯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到了二三十岁没能经济独立，依然靠着父母生活，被称为“啃老族”。正如剧中所言“现在满世界的老人都贴孩子，哪有孩子贴老人？”这般犀利台词，更是赤裸裸撕开了“中国式老人”从养儿防老到养儿啃老的无奈。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分析

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出生率下降与寿命延长并存。中国从1978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出生率不断下降。1978年出生率为18.25%，到1987年出生率达到最高，为23.33%，之后逐年下降，1990年为21.06%，1995年为17.12%，2000年降为14.03%，2005年为12.40%。出生率不断下降的同时，由于经济增长带来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大幅度提高，加之医学技术和医疗服务的飞速发展，个人预期寿命不断延长。

从1978到2005年期间，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基本上呈下降趋势。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生率有所反弹，但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生率有大幅度的下滑趋势。与此相对应，人口死亡率在这段时期内基本上没有很大变化，出生率下降与死亡率基本不变的结果是人口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断下降与预期均寿命不断延长的共同作用是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社会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

二、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

（一）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传统理论的冲击

经济学理论认为，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私人养老保险市场成为不完全市场，而强制性政府公共养老保险能解决这一问题，此外，公共养老保险还能解决私人保险市场不能处理的通货膨胀等风险，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各国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公共养老保险计划。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口老龄化使得世界各国的公共养老保险计划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从而引发了对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人在养老保险提供中各自承担作用的探讨。很多学者认为，养老保险由私人提供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看都大有裨益。从宏观经济上讲，私人提供养老保险可以降低税收和缴款，减少对个人行为的扭曲，从而带来经济的帕累托改善；私人提供能增加养老保险成本—收益的透明度；私人提供使得养老保险基金进入保险公司、金融部门等，这些部门为了规避风险会将资金进行多样化投资，进入金融市场，从而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私人提供能促使个人增加储蓄，储蓄的增加会直接推动经济增长；养老保险的私人提供还能减少老龄化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从微观经济上看，养老保险私人提供更能照顾到个人的不同偏好和选择；个人提供的资金积累可以进行多样化投资，提高投资回报率；个人提供使管理不受政府干预，政府是风险厌恶的，政策制定者不喜欢冒风险不利于革新的产生从而导致政府管理的低效率；私人机构追求利润的动机会使私人提供养老保险的成本更低，至少对参加者而言成本更透明。因此他们认为养老保险更多地由私人提供能导致个人与社会的效率增加和福利改善。

（二）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

人口老龄化减少了人均GDP的数量，也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这些因素与老年人口增加相结合，自然影响到一国的养老保险制度。

1.人口老龄化首先体现在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变化上。

老年人口抚养比或称老年人口抚养系数，或赡养率，是指65岁以上人口数量占工作人口（15～64岁）数量的比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出现，65岁以上老人的数量逐渐增加，而出生率的下降导致年轻的工作人口日趋减少，也就是说，工作人口负担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不管今天的老年人以什么渠道获得资金来源，老年人消费的是现在工作的人所生产但不消费的产品，或者说，老年人始终依赖于其随后的两三代人提供劳动力去生产出他们要消费的物品。大量老龄人口的存在势必对整个社会生产出的经济资源提出挑战，也势必造成人口跨代之间的收入再分配和跨代之间的不平等。胡鞍刚指出，中国在职人员与离退休人员的比例，已由1982年的10:1降到2002年的3.5:1；从中国未来劳动力供给看，15至54岁年龄人口数量2015年后将显著下降，55至59岁和60至64岁人口将成为劳动力重要组成部分。从图5可以清楚地看出，与世界平均老年人口赡养率相比，我国在今后50年的老年抚养负担增长速度更加明显。厉以宁等(1994)在《中国社会福利模型》一书中指出社会的赡养率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1980～2025年间，中国的老年抚养指数都超出了在同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的老年抚养指数的国际平均水平，意味着中国所要承受的老年抚养指数超出了国际上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或者说，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压力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工业化国家早在老年人开始消耗大量国家资源之前就实现了繁荣，而中国在没有实现经济的繁荣之前就面临着严峻的老龄化，即“未富先老”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养老对社会提出的压力更大。

2.老龄人口的增加使得更多的人领取养老保险金，带来了养老保险资金预算的压力。

帕拉柯斯(Palacios,1994)以现行人口发展态势和现行老年保障制度不改变为前提，做了1990～2050年分地区的公共养老金支出预测，到2050年，整个OECD成员国公共养老支出将占GDP的16%以上，而中国这一比例将达到13%～14%。从我国1978年以来离退休、退职人数的变化情况，以及领取养老金的增长情况，也可以看出我国养老金需求额的增长之快，1989年全国离退休人数为2201万人，到2005年已增加到5088.2万人，增长了131.2%。领取的退休金从327.96亿元上升到5308.77亿元，增长了16倍多。周迎春、张双喜(2005)采用统计方法，使用某一城市的数据，对其养老保险的资金收支进行了测算。他们使用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当年企业离退休人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全市平均职工工资和丧葬抚恤费作为影响养老保险支出的主要因素，通过对1996～2002年相关数据的回归测算出影响支出的最重要因素是丧葬费和离退休人数，并以此对将来的支出进行预测，最终发现在离退休人数不断增加的前提下，养老保险资金收入小于支出，存在资金缺口。张明明(2001)对中国1997年实行社会

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以后存在的隐性债务进行了估算，采用1999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按不同的缴费率和不同的退休年龄分五个方案进行测算，结果发现五个方案下都存在隐性债务，债务规模分别是36967、43741、24299、18301、27627（亿元）。董克用、王燕(2000)认为，1997年以后的养老保险制度以城镇职工为对象，单位和职工缴费总额控制在28%以内，如果假设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率有下降的趋势，在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下，养老保险基金从2025年开始出现精算赤字，到2050年，预算赤字将达到16%，说明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缺乏长期偿付能力。

三、人口老龄化冲击下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社会背景下，只有不断进行养老保险制度创新，才能应对养老保险供不应求的社会矛盾。

1.“统账结合”模式下做实个人账户的改革。

一般意义上讲，基金制的养老保险制度比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有更好的优势，我国从1995年开始将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逐步转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但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对个人账户基金设置了部分空账，由于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基金实行“混账”管理，很多地方将职工个人缴费形成的个人账户基金也用于支付当期养老金，从而使个人账户空账不仅没有逐步补实，反而逐年扩大，处于空账运行状态。这个空账规模有多大？根据世界银行测算，约占GDP的40%多一点。有关的几个部门也曾有过不同的估计，都在3万亿元左右。大规模空账的存在意味着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是按现收现付的模式在运行，而且基本养老保险面临资金支付的危机。2000年底，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完善城镇养老保险体系的试点方案》，决定在辽宁省进行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试点，标志着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辽宁试点到2003年年底已经基本结束，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从2004年开始推行辽宁试点模式。穆怀中等(2006)的研究表明，从辽宁试点经验看，这一模式是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有效抵御人口老龄化风险的理性选择。由此可见，做实个人账户，并认真做好个人账户基金的保值增值，真正实现部分个人投资性质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缓解养老保险资金支付缺口、应对人口老龄化风险有重要的意义。

2.鼓励个人缴费与退休待遇挂钩，实施积极的促进劳动和就业的养老保险制度。人口老龄化使得工作人口数量下降，同时退休人口数量增加，带来了社会产出在年青一代和退休一代之间分配的矛盾。推行缴费与待遇相关联的养老保险制度，强调养老保险提供中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对于调动个人工作积极性，从而带来更多的社会产出以应对老龄人口的需求有积极的意义。此外，适度提高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增加退休年龄的弹性也有利于缓解养老保险的资金供求矛盾。随着人均寿命的提高，按原来的退休年龄计算的养老金领取额越来越大，提高退休年龄对于降低养老金领取年限以及增加养老保险缴费年限都会有正面的影响，也是增收节支的办法之一。我国的退休年龄是在20世纪50年代制定的，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女性职工为50岁，女干部为55岁。这一退休年龄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和预期寿命是相适应的。但从当前情况看，个人身体健康状况有了很大改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从养老保险缴费和养老金领取情况看，都具备了延长退休年龄的可行条件。从发达国家的实际运行情况看，提高退休年龄（如德国、英国等）或不提高退休年龄但增加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如意大利等）已很普遍。考虑到我国劳动力市场当前供大于求的现状，选择合适的时期并分阶段的逐步提高退休年龄更可取一些。

3.大力发展补充养老保险。

人口老龄化等原因导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存在严重的供不应求矛盾，而资金约束的存在使得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变得非常困难。根据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目标，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还将逐步降低，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认为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降到56.8%左右比较合适。政府基本养老保险只为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这就为补充养老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补充养老保险能最广泛地调动社会资源，体现不同地区、行业、企业间的经济发展差别，既能缓解基本养老保险扩大产生的财政压力，又能保证个人养老保险待遇总水平不会因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减少而降低。我国最近几年宏观经济的发展为扩大补充养老保险提供了经济基础；从企业的角度看，国有企业在为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时比较积极，但国有企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逐年降低，私营和外资企业的贡献率逐年提高，吸引的劳动力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因此鼓励企业为职工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计划，并从税收等国家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扶持，对于这些企业吸引技术人才、形成企业凝聚力进而促进企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从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储蓄水平看，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和储蓄水平近20年一直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让个人为自己将来的养老承担一定的责任，通过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等私人保险计划建立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也有一定的可行性。

四、结论

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出生率的降低，人口老龄化日益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首先影响到一个社会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使工作人口赡养的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进而对社会产出在不同代人之间的分配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在由政府提供公共养老保险时，人口老龄化自然影响到公共养老保险的供求关系与资金的收支平衡。中国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比世界其他国家更为严重，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挑战也更加严峻。因此，不断进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调整和创新，积极应对老龄人口增加对政府养老保险预算和社会经济的挑战，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第三篇：中国养老

中国养老（崇左）国际高峰论坛在南宁举行南宁讯（记者 方安宁 通讯员 黄巧丽）1月11日，中国养老（崇左）国际高峰论坛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张恺悌、中国老年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张志鑫、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副会长刘长喜，崇左市市长黄克等出席论坛。

论坛分别由自治区民政厅副厅长李明和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副秘书长郑卫华主持。本次论坛是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由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崇左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扶绥县人民政府、崇左市民政局、中国（南宁）五行创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办。

陈章良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陈章良指出，广西地处热带、亚热带、温带，山清水秀，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广西处处是桂林”之美誉。广西长寿老人占有人口的比例在全国排在前列，有世界著名的长寿之乡——巴马，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崇左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风光不亚于桂林，在那里建设一个养老基地是非常合适的，也是大家所愿意看到的。中国（南宁）五行创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中国乐养城”不但是一个产业，而且还是一个保民生的工程，希望通过这个论坛能够有更多的企业关注老人的生活和养老产业，让社会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市长黄克简要介绍了崇左市的基本情况并对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他说，崇左市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是一个具有尊老爱老光荣传统的城市，是一个四季鲜花盛开、适宜养老养生的城市。扶绥县抢抓机遇，发挥优势，大胆创新，先行先试，积极引进民间资本，高标准开发建设“中国乐养城”，打造“中国乐养之都”，为全市社会化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中国养老（崇左）国际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必将对崇左市社会化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黄克希望与会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建言献策，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崇左的养老事业。崇左市将以本次论坛为契机，积极探索新型养老服务模式，培育一批老龄服务产业龙头企业，打造一批老龄服务产业知名品牌，为共同推动我市养老事业迈上新台阶，加快建设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区域性新兴城市，实现“富民强市”新跨越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和领导就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相关问题分别发表了主旨演讲。中国老龄产业协会、扶绥县政府、五行创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三方在论坛上共同签署了《共建全国宜居养老示范基地承诺书》。论坛闭幕后，与会领导嘉宾们还前往扶绥县——“中国乐养城”项目基地进行实地考察。

第四篇：关于中国法官制度的现状与思考

关于中国法官制度的现状与思考

法官制度历来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有完备的法官制度是国家法治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之一。

法官制度包括法官资格、法官的权利义务、法官选任方式、法官保障制度、法官惩戒制度等。

现在担任中国法官，必须经过国家司法考试。国家司法考试是国家统一组织的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初任法官采用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并且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应当从法官或者其他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

法官的义务包括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审判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案，不得徇私枉法；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等等。权利包括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获得劳动报酬，享受保险、福利待遇；人身、财产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提出申诉或者控告等等。

对法官的惩戒处分方式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受撤职处分的，同时降低工资和等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现在的法官制度已经基本形成，我国法官制度改革已呈现出积极、稳妥、扎实有效的发展势头，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官制度实现了法律化，为法官制度奠定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2、法官资格的考试制度，杜绝了选任法官工作的随意性。

3、建立了法官培训体系。

4、各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考试，选拔了一批业务素质较高的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为探索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还审判权于法官进行了尝试。

但是我国的法官制度，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亟待改进完善。

首先，我国法官整体素质还不够高。在法官法实施前，法院在八十年代进行了大规模充实。由于没有严格的选拔制度，许多专业能力及素质不高的人员进入法院，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一直得不到提高。后来，最高法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设立了法律业大，有的分校在后期还与大学联办了自考考试，为法院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法官整体素质得到了提高。但由于师资、学习的时间等因素限制，业大、函授等毕业的学员其文凭与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是不争的事实。现在通过司法考试等，更加严格地把握了对法官的选任，但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

其次，审判职能行政化，法官地位不独立。由于法院未能改变行政化管理的模式，法官难以真正独立行使审判权。在法院工作的人员，无论是政工、后勤、甚至法警都有审判员。审判职称并不是根据审判职业之需，而是作为一种政治待遇分配给了法院各个岗位的人员。法院的审判工作岗位与非审判工作岗位，按现行的体制可以随意调整，今天是审判庭的法官，明天可能是后勤处干部，这与行政管理的一套方法无差别。这样，法官感觉不到其职业的神圣与严肃，无法增强自豪感。对法官管理的行政化还体现在对法官独立办案的干预上，法官之上有若干级别的领导干预或制约着，如审委会、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有的法院还出台内部规定，判决书一律要院长、庭长签发，判处三年以上徒刑的案件要经过审委会讨论等等。这些管理方法与行政管理如出一辙。正因如此，法官们必须顺着领导的意图或思路办案，否则判决书签不下来，左右了办案法官，实际上剥夺了法官独立的审判权。再次，法官的待遇和正常晋升得不到保障。日前，地方各级法院由地方领导，法院的经费由地方财政支出，受地方控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法院正常办案经费，甚至工资难以得到保障。法官的职务迁升，特别是院领导职务的迁升去留，受当地党政机关的掣肘，无法避免审判案件时来自外界的干扰，滋生地方保护主义。

为此，我们对我国的法官制度的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明确法官独立原则

按照西方法学界的观点，司法权不与立法权、行政权分开，则不会有自由和法治的存在。因此，法治的重要标志就是独立的司法。纵观法治国家，其重要的标志就是有独立的司法，司法制度的独立包括法院审判独立和法官个人独立两个方面。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多数人对法院独立表示认可。但对此规定仅理解为法院审判独立，否认法官独立，是理解上的偏差。从审判工作的规律看，没有法官个人的独立，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也影响了审判效率。所以，法官独立原则的明确很重要。

二、改革法官任命制度 我国现行的法官任命制度，除院长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外，副院长、庭长、审判会委员、审判员（法官）均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世界各国的法官任命制度各不相同，但宗观法制完善国家的法官任命规定，其规格都是较高的。改革我国法官任命制度不需照搬国外规定，但可资借鉴。法官任命制度，应在宪法及法院组织法中予以明确，以更好的突出法官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增强法官的荣誉感、责任感，确保法官个人独立和法院审判独立。

三、严格法官选任及任职条件

审判活动主要是通过法官的审判工作进行的，法官不仅在于公正裁判案件，还要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因此，选任法官要高标准、严要求。我国现行法官法规定的主要是学历条件，目前增加了通过司法考试作为法官任职的条件。但地方法院受地方行政领导左右，在任命法官，特别是安排院领导中并未严格执行。再之，没有实际司法工作经验的限制。由于任职资格规定不严，现行法官任命条件还远远不能满足培养高素质法官的要求。因此，完善法官任职资格条件，除规定担任法官必须经过司法考试外，还应规定有一定的司法工作经验，并需通过法官资格考试等条件。这样，有利于培养高素质法官。

相信在国家政府以及所有司法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国的法官队伍讲更加优质和强大，法官制度也讲不断向合理完善的方向发展。

第五篇：中国周刊：被撕裂的养老制度

中国周刊：被撕裂的养老制度

中国周刊：被撕裂的养老制度(2012-07-25 16:43:01)

在中国，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城镇企业职工、农民、农民工有着各自不同的养老制度。这种碎片化的养老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易于操作，“决策者省心省力。”但同样的养老需求被人为碎片化后，不但使得养老制度的公正性大受质疑；对公务员的过度倾斜，又给本就拮据的养老基金戴上了沉重的枷锁。

恶果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才发展不到20多年，为何频频成为‘两会’的抨击对象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喟叹。2012年2月，人民网和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曾联合推出“您最关心的十大热点问题两会调查”，155万人参与网上调查，其中“社会保障”再次排名第一。“每年全国‘两会’前都有一个民意调查，养老必是十大热词之一”，这一规律指向了备受诟病的养老制度“碎片化”，企业单位与机关事业单位不同，城市和农村不同，身份歧视暴露无遗，不断被争议也在所难免。“碎片化”，这个概念是郑秉文首先喊出来的，当时还不被学界和官方接受，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制度碎片化的提法逐渐被官方、学界、媒体等广泛使用。

2008年底，郑秉文受原社会保障部的委托，主持《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战略研究》的课题。在这份报告中，课题组明确提出：“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否则，长此以往，碎片化制度的路径依赖将会产生许多后果。”

“碎片化”成为了中国养老制度面临的一大“敌人”。“首先，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待遇差距太大，公共财政对不同群体的补贴相差悬殊。”郑秉文的观点在实际情况中相当明显，纯粹靠财政补贴的公务员退休金是企业职工的两到三倍，这是众所周知的尴尬现实。

“再者，这将阻碍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劳动力的对流。在这种福利制度安排下，社会被撕裂成不同的固定群体，失业群体相对固定，位于底层的获有‘坏工作'的群体也相对固定下来，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被‘碎片化'制度所无情阻塞。”郑秉文说。这一观点不乏学界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团此前也曾表示：“不同群体如果都有单独的规定，那么，这些制度怎么适应人的身份变化？对个人来说也增加了人员流动的风险和成本，反过来又会约束人员在不同社会角色间的正常流动，这对社会没有什么好处。” 在郑秉文看来，具有“碎片化”特质的养老制度产生的恶果最主要还是表现在，“每个群体的养老有着不同的标准，这造成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失衡，使得被撕裂的不同群体相互攀比的心态加剧，不同阶层的对峙，不但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增加维稳成本，也致使任何养老改革都难以进行下去，被改革群体的抵制情绪成为有形的阻力。”

近日，“人保部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让养老这枚炸弹瞬间爆炸，一份网络调查称九成网友反对该项建议。郑秉文认为反对声音的出现是必然的，“碎片化的养老制度造成的不公平，必然导致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改革遭到激烈反对，甚至就像导火索一点就着。”

“慌不择路”

每一个群体都建立一个养老制度，容易操作，决策者省心省力。”郑秉文研究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多年，他用“慌不择路”四字形容碎片化最初的原因。

改革开放开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重新建立，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开始了碎片化的养老制度。而在新中国初期，养老制度却保持着“统一”的态势。

1951年2月26日，原政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3年1月2日又对该条例进行了修正公布，随后还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这些涵盖了企业职工养老、生育、医疗等多方面社会保险内容，标志着新中国养老制度的初步建立。1958年2月9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将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人、职员与企业的退休养老保险统一化。

“文革”破坏了包括养老制度在内的诸多国家制度。“文革”结束后，庞大的退休人群该怎么养老，成了一个大问题。“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经历了分立、统一、再分立的演变过程。1958年之前是分立的制度，1958年统一起来，但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这个制度逐渐瘫痪了，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最终使分立制度确定下来，一直到今天。机关和事业单位沿用旧制度没改革，因为当时机关事业单位和厂矿企业挤压了二百万要退休人员，一下子要解决这么多的人员退休，最容易做的办法就是原定不动，于是，事业单位和公务员退休的退休金还是由财政支付。”恢复正常的退休制度是形势所趋，“在经济体制改革大背景下，国有企业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成为大势所趋。”

1987年，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提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需资金来源于企业和职工共同缴纳的费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制度并没相应改革，“双轨制”由此诞生。

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路，开始被问题推着“走一步改一步”。1991年，《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出台，正式宣告《劳动保险条例》（1951年）为基础的“国家养老保险模式”时代结束。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高歌猛进。1995年，《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1997年，《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发布，至此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养老制度转变完成。

但是，转制过程中，“老人”（2005年年底以前已办理离退休手续的职工）和“中人”（1998年全国统一养老保险制度以前参加工作，2006年以后退休的职工）的“转制成本”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一历史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一直存在争议，最保守的估计是2.8万亿元。由于政府不愿承担这一成本责任；而统筹基金又无法填补这一缺口，所以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采用了混账管理，挤占了个人账户资金，所以绝大部分个人账户都是空的。

“统账结合的模式并没有经过严密的精算，”郑秉文认为，“官方对转型成本从来没有进行过较为全面、完整、细致地进行过测算，没有一个可靠的数据，所以，此后发现问题，都是让问题推着走。” 面对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未来养老金收支缺口大的现状，决策层面不得不有所举动。国务院从2001年开始试点做实个人账户，“落实政策，让统账结合模式有名有实”。其中颇具代表的是，2001年7月，辽宁开始了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试点工作，虽然做实账户试点虽然扩大到13个省市，“但是，令人尴尬的是，但成效甚微，甚至不了了之，濒于流产，因为从2010年开始，辽宁做实账户资金不得不挪用于当期养老金支付；另一方面，空账额逐年扩大，到2011年底，空账额扩大到2.22万亿元，其中，个人账户累计记账额2.49万亿元，其中做实账户仅2703亿元。”

被边缘者

而在农村，被碎片化的养老导致农村养老公共政策多年来，处于被搁置的局面。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政府对农村与城镇养老区别对待，“碎片化”的养老制度露出端倪。

“建国以后，我们要搞工业建设，相对来讲，工人阶级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提高他们的地位，为了要体现出我们要搞工业建设，所以很快建立了劳动保险制度，这里面就有养老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唐钧曾为1951年出台的《劳动保险条例》做出注解。只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惠泽到广大农村。“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之下，家庭供养成为农村老人唯一选择，与几千年来农村养老几无差别。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发生了一系列与农民养老相关的社会变迁。首先是70年代倡导80年代普遍推行的计划生育制度，使得农村家庭成员锐减。此后，外出务工大潮兴起后，一个个村庄被空心化，青年人和中年人多选择外出务工，老人们面临无人可为自己养老的局面。

直到1992年，民政部制定下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简称《基本方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才开始着手建立，这是所谓“老农保”。老农保坚持“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原则，然而，“集体补助为辅”难以落实，“国家给予政策扶持”集中体现在乡镇企业职工参保，农民并没有得到直接财政支持。按照《基本方案》规定农民交纳保险费时，分2元到20元10个缴费档次，对于收入偏低且对制度长期缺乏信心的农民而言，选择每月2元的参保费再自然不过。农村养老保障成为一纸空谈，如同虚设。

海南一位叫余亚英的农村妇女，参加了“老农保”，2009年，她60岁以后，开始领取养老金——每月3元。这个数字，让长期边缘化的农村养老成为中国养老制度建设的笑柄。当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农村养老保险由民政部门移交给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农村养老保险事业几乎陷入停顿状态。

2009年9月，《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姗姗来迟。按照“新农保”政策，农民60岁以上的普惠式基础养老金标准为55元，在100元到500元5个缴费档次中，100元的低档再次成为大多数农民的选择。从1998年到2009年，新农保这一步迈了11年。在这11年中，城镇化已成趋势，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农民工游离于农村与城市，长期充当着制度缺失的牺牲品。在我国，农民工群体几乎与流动人口同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的绝对数量逐年增长，1980年全国离开户口所在地外出打工的流动人口大约不到200万人，到2009年则发展到约2.3亿人。

那些身在异乡的农村打工者，再次被养老制度忽略。“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之上的城镇社保制度设计，在城乡二元结构和东西部二元结构的约束下，明显带有国企的烙印，不适合非正规部门大规模流动人口和城镇灵活就业的人口。其中一个最大问题就在于便携性很差，为人口流动带来困难。社保制度就成为了农民工异地打工流动的桎梏。”郑秉文说。

农民工“退保”就成了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现象，然而退保只能获得然而退保只能获得雇主雇员全部养老金缴费的不到1/3，20%的雇主缴费全部留给了当地。郑秉文曾算过一笔账，在2002-2007年的六年间，仅在广东省务工者退保人次高达1000万，遗留下的养老金至少高达700亿元，大约占当时广东省养老保险基金累计余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另一方面，年轻的农民工离乡进城打工之时，并没有为同时期农村养老基金的收入做出贡献，而几十年之后他们回乡养老时又需要当地农村支付一笔养老金。

“农民补贴了城镇职工，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强化了社保制度的二元结构特征，两个碎片发展成两个极端延伸。” 郑秉文评论说。

养老制度长期“碎片化”的固有缺陷，缺乏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信息平台系统，以及对于养老制度的疑惑与安全感的缺乏，农民工养老长路漫漫。

公务员养老改革原地踏步

而无论城镇职工和农民的养老制度如何变迁，另一枚碎片——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问题则永远是解决的最好的。

目前，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和单位负担，个人不缴费，却可以享受高额的财政补贴。一项来自人社部的数据最能点明要害，2010年，全国机关与事业单位参保离退休人数为488万人，占所有参保离退休人员总数量的7.74%，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为1145亿元，占10.85%。7.74%不用缴纳社保基金的人却占有了10.85%的养老金支出，这自然引发社会关于中国养老制度不公平的讨伐热潮。

争议不断，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却重复着“雷声大、雨点小”的怪相。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积极探索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2006年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党的十七大报告更加明确指出，要“促进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然而，十年过去，公务员养老制度变革几乎原地踏步。

早在1992年，原人事部就曾下发《人事部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在云南、江苏、福建、山东、辽宁、山西等省开始局部试点，只是改革以失败告终。此后的1993年，最先步入高龄化的上海市开始进行养老制度改革探索。当年，上海通过了《上海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改革实施方案》，在全市城镇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与企业职工一同采用统账结合的养老模式。“尽管上海事业单位和部分公务员，他的缴费跟企业一样，养老金计发办法却实行‘双轨制'，他的退休待遇不可能按照45%的替代率（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要按照以前的退休政策90%左右。这个钱从哪儿出呢？从当地的社保基金里面出，这个社保基金自然就不可持续。何况个人还缴纳了28%的费用。这次改革‘亏’了，但它要退回去，又没有办法退，往前走，又不愿意。”郑秉文对当年的上海改革记忆犹新。

2009年，上海、山西、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进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寄希望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调至与企业一致。被炒得轰轰烈烈的改革试点，却“没有一个省市改，大家已经吸取了90年代上海的教训，凡是改革不要逞头”。

与此同时，公务员养老制度改革没有任何动静，公务员阶层的身份特征日渐强化。然而，机关与事业单位养老制度不进行改革，中国养老制度“碎片化”就不可能完全得以解决。“除非决策者者有强烈的反碎片的意识，利用他的行政力量去打破碎片化的格局。”郑秉文表示。

中国的养老制度属于“政府主导型”，“当制度还有很大改进空间时，政府应该站出来，制定综合的跨部门的更高层次的政策，进行一揽子的改革计划，”郑秉文一再强调，“可是，政府失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