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

第一篇：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

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连载一)

90年代初,一位文艺界人士告诉我:1983年11月初,有人看望丁玲,发现她特别高兴。来人自然感到诧异。丁玲开始笑而不答,后来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来人还是不解,她才神秘地说:“等着看这几天的《人民日报》吧!”来人困惑不解而去。11月6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周扬答新华社记者的文章。该文实际上是周扬对他所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的自我批评。那时,正是党内对周扬的“人道主义与异化论”猛烈批评之际,也是周扬在文艺界大权旁落之时,同时也是丁玲再一次为自己的历史问题结论向中央申诉、中央正在审理之际。

就在11月6日这一天,丁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认真学习,开展批评,整顿文坛,繁荣创作》的讲话——这显然是经过有关人士刻意安排的。讲话中,丁玲指责周扬领导下的文艺界存在着“散发着臭气,污染社会,毒害青少年”的“支流”。为此,丁玲郑重地向文艺界发出了“扫除邪气,整顿文坛”的号召。

以“清除精神污染”为契机,丁玲与周扬以往的“历史碰撞”——此语是丁玲研究专家袁良骏提出的,再一次引起文坛的关注。

丁玲与周扬本无多少交往,但因爱屋及乌,冯雪峰对周扬的看法深深地影响了她

丁玲与周扬从来没有亲密合作过。他们的分歧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这里不能不提到冯雪峰。冯雪峰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1932年,他将在上海寻求革命的周扬吸收进“左联”,并委以重任——“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的主编。但其后两人除了短时间的友好相处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严重对立的状态。1933年冯雪峰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后,周扬继而成为上海左翼文化界的领导人。1936年5月,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返回上海,在上海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但因以前与周扬的对立关系,他没有找周扬,这引起了周扬等人的极大不满;其后因为“左联”的解散、“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的不同看法,两人的关系更加紧张。

而相比之下,冯雪峰和丁玲则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早在1927年,丁玲和同在北京的冯雪峰就相识了。尽管那时丁玲已与胡也频是夫妻关系,但她仍然对冯雪峰产生了超乎朋友关系的感情。她坦率地承认,冯雪峰是她“第一次爱过”的“男人”。之所以没有结合是因为在丁玲看来,冯雪峰缺乏胡也频一样的热情和勇气。不过,没有结合也并未影响两人之间的信任和感情的沟通,彼此的那份深深的牵挂甚至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由于与丁玲有这样的关系,冯雪峰对周扬的看法,客观上也影响了丁玲对周扬的看法。

1942年4月初,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遭到了一些高级干部的批评。在心情郁闷之中,她写了一篇借题发挥的悼文:《风雨中忆肖红》。文中写道:

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过,他对于名誉和地位是那样的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

袁良骏据此分析说:“这段话,明褒雪峰,暗贬周扬,明眼人一看便知。”

除了为学者所说的这一原因外,周扬和丁玲在30年代的“历史碰撞”还有着更深刻的原因。

周扬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丁玲是一个革命作家,不同的价值取向,在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上留下了痕迹

丁玲尽管在20年代末就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与当时的中共党员冯雪峰、瞿秋白等人有很深的交往,但是,丁玲并未想到加入中共组织。“直到„一·二八‟之后,我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在此之前,丁玲大致还是以一个作家的面目出现的。1932年成为党的一员之后,丁玲担任了很短时间的“左联”党团书记,随即被自己的丈夫冯达出卖,被国民党逮捕。直到1936年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陕北。

比丁玲小4岁的周扬,1925年秋季考入上海南方大学,1926年又转入大夏大学。在大学时期,周扬非常醉心于尼采主义。尼采的“上帝死了!”“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名言,使周扬受到鼓舞。在扫荡了“脑筋”中的“传统、权威”的同时,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于1927年加入共产党。

1931年底,周扬加入“左联”领导下的“剧联”,随后又转入“左联”,在冯雪峰的安排下,担任了“左联”《文学月报》的主编。而在丁玲被捕后的1933年5月,周扬则担任了“左联”党团书记。

从时间上来推算,这一段时间,周扬与丁玲应该有所接触。但是,不管在丁玲留下的完整的回忆录中,还是周扬所留下的零零散散的回忆中,我们都看不到一丁点儿双方交往接触的记载。这或许说明,写小说的丁玲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周扬本身就没有沟通。

周扬是首先作为一个革命者而进入中共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他所做的一切,首先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而丁玲在革命队伍当中则首先是一个作家,作家所拥有的创作的欲望,使她所能想到的首先是用自己的作品来为革命服务而不是放弃这种欲望来做职业的革命工作。用美国学者夏志清的话来讲是:“丁玲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一个忠于自己的作家,而不是一个狂热的宣传家。”而周扬恰恰是一个被同时代人称之为的狂热的宣传家。这一点,从他们各自所走过的历史轨迹来看,是十分清晰的。而且,也对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有着深深的影响,并进而会发生“历史的碰撞”。

周扬坦言:延安有两派:以我为首的“鲁艺”派,以丁玲为首的“文抗”派

丁玲是在抗战前夕第一个从大城市到达陕北苏区的名作家。1936年,丁玲初到保安,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对她的到来,给予了极高的礼遇。毛泽东不但在“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而且称赞她是“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样的礼遇也超过后来任何一位来到延安的文艺界人士,包括周扬。

从丁玲的回忆中我们知道,丁玲与毛泽东私交甚好,在毛面前可以无拘无束放谈阔论,她曾是极个别不必相约、通报便闯到毛的住处拜访的人之一。当时毛泽东亲自过问丁玲工作的安排,她想要到军队,毛就亲自写委任状让她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其后,丁玲又调换了多个岗位。到1942年3月离开《解放日报》。此后,丁玲除了有“文协”(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和“文抗”(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副主任的职位之外,基本上是以作家的面目出现,写下了一系列杂文和小说。

周扬是在1937年9月来到延安的。周扬到延安的初期,不但没有丁玲那样风光,而且他还要就与鲁迅之间的矛盾向毛泽东作出解释和自我批评。他首先在中宣部工作了一段时间,也许连职务都没有。但是,时间不长,随着与毛泽东等领导人交往与接触的加深,他所拥有的组织才能和理论素养也被党中央所看重,并被委任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以周扬的年龄而言(不到30岁),以其初次来到中央工作的资历而言,说这项任命是中央对他“委以重任”,是没有夸大成分的。

与丁玲相似的是,周扬也与毛泽东有着很深的私交。周扬后来回忆说:

一九三七年我到延安后,认识了毛主席,此后经过整风到解放之后,我写的文章基本上毛主席都看过、修改过。这不是工作上必须要审查的,而是由于个人的关系,也是一个领袖对工作人员的关系,我很怀念。

当然,周扬所回忆的只是与毛泽东交往的一个侧面。从中至少透露出两个事实:

一、与丁玲回忆中喋喋不休地唠叨与毛的私人交往相比,周扬所看重的是与毛泽东志趣上的一致而不是纯粹的私人交往;

二、周扬之所以要把自己的文章送经毛泽东“看过”或“修改”,是组织上的观念:尽管不是“必须要审查的”,但周扬仍认为,经毛看过后修改的文章,才能体现党的文艺政策。

1938年4月,在发起成立鲁迅艺术学院的名单里,在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之后,周扬也名列其中。1939年11月,周扬担任副院长。从现今披露的史实来看,毛泽东对鲁艺非常重视,他委派周扬担任副院长(吴玉章为院长)并兼任院党团书记也可看出,他对周扬是多么重视。

这两位同样为毛泽东所倚重的人物,因前边所提到的不同价值取向,再一次开始了“历史的碰撞”。

1978年春天,周扬在接受赵浩生的访谈时,谈到了在延安与丁玲的分歧问题:

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对此,当1979年丁玲勉强以党员的身份参加第四次文代会时,即在一个有周扬在场——此时周扬已经回到文艺界的领导岗位上来——的会议上,即对周扬的这种说法公开提出驳斥: 一名外国记者,赵浩生先生写过一篇访问报告,说延安嘛就有宗派,一派是“鲁艺”,为首的是谁谁;另有一派是“文抗”派,“文抗”派是以我为头子,还有艾青。事实上,当时我恰恰不在“文抗”。“文抗”有七个负责人,他们是萧军、舒群、罗烽、白朗、艾青、于黑丁、刘白羽,他们七个人轮流主持,没有我。

周扬的讲话,是从思想上归“派”——即“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而丁玲则回避了思想问题而从组织上归“派”,因而强调的是“宗派”问题。至于当年在延安是否有周扬所说的有“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之争的问题,丁玲则巧妙地回避了。

1982年,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的回忆录中,则对此完全否认:

为了准备这次会,毛主席分别找了很多人谈话,我也是被找去的一个。这次毛主席和我谈话内容只是有关批评的问题。毛主席和其他同志交谈中是不是谈到了后来为一些人所宣扬“写光明”与“写黑暗”,或“歌颂光明派”与“暴露黑暗派”的问题,我不知道。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

事实上,丁玲是完全知道当年对这个问题是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的。这有她在1942年6月写的《关于立场问题我见》的文章为证。

这篇文章是丁玲在学习了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发表的感想。她不但提到了“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争论的例子,而且把这种争论提高到“立场与方法”的高度来认识。

在丁玲去世、周扬也去世后的1993年,丁玲的丈夫陈明又在《丁玲在延安》为题的文章中,对周扬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丁玲“不是主张暴露黑暗的代表人物”。有意思的是,陈明并没有对周扬所说的延安存在“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之争予以否认。

如此说来,抛开丁玲是不是“暴露黑暗”的代表人物不论,周扬所言的延安存在这两个派别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丁玲与周扬对延安的不同的视角

以作家面目出现的丁玲,和以中共在文艺界的领导人面目出现的周扬,对延安的视角迥然不同。

1941年10月23日,丁玲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上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文章《我们需要杂文》。这其实也是一篇杂文,丁玲以杂文呼吁杂文,这本身就是一个号召。在发出这一号召的前后,丁玲身体力行,写出了一系列杂文:《真》(1940年4月)、《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1941年2月)、《战斗是享受》、《反与正》、《材料》、《讽刺》、《“三八节”有感》、《〈新木马计〉演出前有感》、《干部衣服》等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丁玲写出了这么多的杂文,这说明她的确是有意为之的。

丁玲究竟为什么在延安期间如此热衷于杂文?《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似乎就应该是现成的答案:

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生活,伟大的建设。

以当时丁玲的身份和威望,她的号召也的确产生了影响。在此期间,延安一些文艺家,尤其是聚集在“文抗”的一些作家,陆续发表了一些杂文。丁玲主张为了真理而敢于说话,不怕一切。艾青指出作家不是百灵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罗烽也认为在“光明的边区”,同样有“黑暗”、“脓疮”、“黑白莫辨的云雾”。王实味以更激烈的态度表明看法:“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客观地说,在上述杂文中所论述的“歌颂”与“暴露”问题,都在陈述自己的意见时注意了问题的两面性。丁玲也是承认“进步”、“民主”在先,说明她并不否认那些对这种“进步”、“民主”的赞扬。罗烽既然已经承认“光明的边区”,其用意也就只是希望通过批评使得边区更光明。王实味将描写黑暗看得特别重要,那是在他看来,“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王实味也是为了追求光明而主张暴露黑暗的。

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的语境下,显然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如果放在当时延安的历史场景下,放在当年毛泽东所倡导的语境之中,我们恰恰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仔细阅读丁玲延安时期的杂文,多篇都体现曲折的写法,并且其“曲”中所“隐”的东西在延安的语境中显得十分不协调、不入时、不合流。《真》文先是用许多笔墨强调对“没有民生保障,民主自由的地区”(非解放区)的抗日宣传要实事求是,结尾处笔锋突然一转,尖锐地指出:主题、典型都好的作品,也有可能“不是真的东西,不是人人心中所有的东西”,“粉饰和欺骗只能令人反感”。在《干部衣服》一文中,丁玲以典型的杂文方式对延安的等级观念提出批评:“有人告诉我在延安骑马的重要,因为这不只是代步的问题。”再如《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一文则直接提出“到大众里去”和“群众化”不能“取媚群众”。丁玲在文中很小心地回避了究竟是谁要避免“取媚群众”,而代之以含糊的“我们”。但熟悉延安时期语境的人都明白,和“群众化”对应的只能是那些当时被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而在那时毛泽东对文艺工作最重要的提倡话语,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工农兵群众的改造。丁玲倡导知识分子不能“取媚群众”,要做群众的“师长”和“依赖的人”,这和毛泽东所倡导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位置是相左的。

《“三八节”有感》这篇杂文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写作的一系列杂文中最尖锐的一篇。尽管对《“三八节“有感》,丁玲在晚年不仅一再把它解释为普通的、正常的批评活动,甚至轻描淡写地说“那时主要批评它攻击了领导,诬蔑了边区。其实我说的只是一个妇女问题,只不过是离婚再结婚嘛,那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当年延安的语境下,却完全不像丁玲所说的那样简单。

如果考虑到有类似言说行为的知识分子,在延安不只丁玲一个这一事实,丁玲等人的观点深深刺激了毛泽东等高层领导,并受到了普遍的责疑,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而多年后周扬还是以“歌颂”与“暴露”派作为“鲁艺”和“文抗”的评判标准,并把丁玲作为“暴露黑暗”的头头来看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更进一步地说,毛泽东在1942年发动整风运动之际,还特别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也确实不是偶然的。

与丁玲不同的是,周扬一贯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意义,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尤其到了延安以后,他坚持创作内容以“歌颂”为主,这与毛泽东对文学的作用的看法是相一致的——这也是毛泽东倚重周扬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观点也深深地影响了他所领导下的鲁艺。

毛泽东在为座谈会上的发言做准备而广泛征求作家的意见时,对应邀前来的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人说: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的委屈,就是教育还没有受够。毛泽东还分析了为什么会有“暴露黑暗”的问题。他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这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鲁艺”当然是“歌颂光明”派了,这个“派”的头子自然就是周扬了。

毛泽东虽然承认歌颂和暴露同样重要,却体现了强烈的倾向性

毛泽东是政治家,但同时也是文人。作为一个文人,毛泽东很注意与文艺工作者的联络,延安不少重要的文艺团体和单位,像中国文艺家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艺、边区文化协会、抗战文工团等,都是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支持下成立与开展工作的。同时,毛泽东对来到延安的文学艺术工作者都给予应有的尊重。在现今留下的回忆录中,曾经在延安的不少作家和诗人或艺术家,大都津津乐道地谈起过与领袖交往的一些细节,其中所弥漫的温馨与感怀之情是让他们铭记一辈子的。当然,这些回忆录中也提到了毛泽东的另一面,那就是,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更关注的是文艺工作在整个革命队伍中的作用,更注意的是文艺的政治功能而不是纯粹的私人交往。

在毛泽东看来,尽管经过成百上千的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有了蓬勃发展,文艺作为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的政治功能,已在各根据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挥,但是,在欣欣向荣的背后所存在着的诸如“歌颂”与“暴露”的问题的纷争,同样值得引起高度的警惕。

1943年4月22日,延安的党务广播中播发了《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延安整风前文艺界存在的问题:

如对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上,或者脱离政治。如对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如对写光明写黑暗问题,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

这些问题中,关于“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歌颂与暴露”等问题,可以说是主要的问题。正是从解决这些问题的目的出发,毛泽东才觉得整风在文艺界进行是极为必要的。

正因为如此,在1942年4月前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文艺界的关注也多了起来。在4月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康生把“王实味、丁玲的形式”作为需要反对的三种不好的形式之一提出来;在4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建议,对“文协”的丁玲、萧军等,采用个别谈话最好。

由此可见,尽管丁玲、陈明对周扬关于“歌颂”与“暴露”两派的说法加以否认,但是,在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眼中,这两派在延安存在则是不争的事实。而从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提到王实味、丁玲、萧军以及“文协”的问题来看,周扬所谓的“暴露”派丁玲为首的话,则大致是有所本的。另外,尽管丁玲以信誓旦旦的口气说“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但是,从毛泽东在稍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特意将这一问题提出来看,当时“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的确是不容讳言的事实。这也反证周扬的话所言不虚。

毛泽东是这样论述歌颂与暴露的:

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那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

毛泽东的这一论述,似乎是综合了周扬与丁玲等人的观点,承认歌颂与暴露同样重要。从实质上看,毛泽东又体现了强烈倾向,他论述的着重点是在歌颂方面。如果结合《讲话》彻底改造知识分子的整体语境来理解,人们不难感到毛泽东实际上是要求作家们放下知识分子架子,去歌颂人民,歌颂政权,在歌颂方面应当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歌颂与暴露的另两处说明就充分透露了这种意图。其一,他明确划定了写缺点,写反面人物的界标:“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的一半对一半。”因为“一半对一半”的描写,会使得敌我力量显得势均力敌,不利于鼓舞人民的斗志,会使工作中的缺点显得过分而不利于歌颂人民,故在其反对之列。其二,他强调指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这种“非此即彼”式的划分方式表明,作家在歌颂与暴露的立场问题上,任何的游离都是不允许的。对此学者林贤治有着精辟的分析:

一部《讲话》,把文学从发生到接受的全部过程纳入一个政治军事阐释系统。在那里,作家是一支军队,文学描写和新闻记者的对象一样被分为“人民”和“敌人”互相对立的双方,于是“歌颂”和“暴露”也就成了“拥护”和“反对”的同义语了。

对丁玲回忆录中一条材料的辩证:4月初,毛泽东不可能说出“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在延安整风开始后,丁玲担任“文抗”的整风委员会主任,而周扬则在鲁艺担当了这一职务。但是,与周扬在整风中的处境不同的是,丁玲则处于检讨过关的位置。

在丁玲关于这一段的回忆录中,对自己在整风中的处境语焉不详,偶有涉及,其重点往往在毛泽东怎样保护了她,在她和王实味之间作了怎样的区分等等。这样的回忆,一方面让读者难以了解当时的历史真相,另一方面由于掩饰的成分较多,其回忆中不免存在一些错讹,需要进行认真辩证才能搞清楚真相。

这里,我简要地就在4月初毛泽东是否真的说了“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的话作一说明。

丁玲说,自己在整风中受到批评的只有《“三八节”有感》一文。受到了怎样的批评呢?丁玲回忆说: 因为这篇文章,第一次对我提出批评是在4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这时延安各机关已经开始了学习整风。这次会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讲了几句开场白。第一个发言的是曹轶欧。她很有条理地批评了《“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第二个发言是贺龙同志。……最后,毛泽东作总结,毛泽东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丁玲的丈夫陈明补充说:《“三八节”有感》当年受到最严厉的批评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面对面的也仅仅是这次会。

丁玲的很多研究者,都把丁玲这段回忆中毛的话,说成是毛把王实味和丁玲是区别对待的,其意无非在说,毛对这两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而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就目前材料这是关于王实味托派问题最早提出的一次”(陈晋:《文人毛泽东》,第221页)。

但是,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在4月初,毛泽东是不可能说出“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的话的。

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时,毛泽东是主张让群众“大鸣大放”的。这样,很快引出来几个热衷于冷嘲热讽的墙报。由此又引出来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第四版上一些尖锐批评老干部弃旧娶新、生活待遇搞等级制等问题的杂文,诸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三八节”有感》等等,矛头所向,大都也是冲着各级领导和老干部的。这虽然多少符合毛泽东的初衷,却不免在一些领导人当中,包括在一些军队领导人当中造成了很大反感。

这种情况虽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也亲自出面在各种场合批评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和在批评中冷嘲热讽的态度,并同意由党性较强的艾思奇领导《解放日报》第四版,但是,毛泽东最初仍然认为这种“大鸣大放”是正确的斗争形式。即使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他也并没有看得多么严重。在此期间,他还让他的秘书胡乔木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这说明毛对王实味等人的作用是看重的,要其注意提意见的立场和方法,不要走偏,颇有爱护保护之意。

4月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康生提出,王实味、丁玲两人文章风气不正,并且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主张对青年要注意引导,提倡积极的批评,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文章最好不登。对此,领导人之间看法不一,一些人认为暴露暴露有好处,只有乱起来,才便于有目标地开展斗争和教育新干部;另一些人则认为放得太过,搞不好会出现莫斯科当年清党斗争的情况,为托派所利用,闹成分裂,难以收场。即使在这时,毛泽东的态度也仍然明显趋中。他一面强调不能放任自流,肯定新干部发生毛病是必然的;一面仍主张要“放”,强调对工作人员的不平之气,要让他们发泄,肯定各单位墙报的积极作用,相信除个别坏分子外,大多数都是好的,不是反领导的,只要领导得好,先纵后收,揭露问题,不会闹出大乱子的。

会后,中宣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四三决定》,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它一面肯定墙报的作用,提倡讨论;一面要求各机关领导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引导讨论方向。很明显,毛泽东相信,这种办法有利于对领导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有利于揭露问题。

4月上旬,在听到中央研究院领导人对院内墙报的一些激烈批评意见之后,毛泽东专门去中央研究院等单位看过墙报。但直至5月底,毛泽东仍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5月28日,毛泽东在高级学习组作报告时,明确告诉党的高级干部,你们所说到的“所有发生问题的作品,我们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那些同志根本都是革命的,都是在外面或根据地来的,他们在外面城市也是做革命工作的,有许多,时间还很长,现在也是做革命工作的,某些时候或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可以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

当然,毛泽东这时也不能不承认王实味确实比较过分一些,称“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但也仅此而已。毛泽东这时即使在政治局内部也不过就是把王实味称做“落后分子”罢了,不仅还是称其为“同志”,而且特别提醒政治局同仁,不要轻易对过分批评者上纲上线,强调落后的不都是反革命,甚至提出“要争取落后分子”。这也就是说,一直到5月下旬,毛泽东还多少认为,不能因为王实味的问题严重些,就把他推到反革命一边去,更不可能产生“托派”的想法。

从5月底开始,到6月上旬,中央研究院正式召开批判王实味的大会。结果,王实味早已向组织交代过的过去曾与“托派”分子密切往来的历史,被当做新问题“揭发”出来,其问题的性质立即转变。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艺界举行座谈会并形成决议,一致认定:王实味在政治上是敌人。第二天,即6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才明确表示了赞同的意见。他同时指出,现在看来,王实味的有系统不是偶然的,这个人多半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抓住时机,利用矛盾,进行托派活动,向党进攻。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可能在4月初就认为“王实味是托派”的。(未完待续)

摘自：《文史精华》2005年06期 作者：徐庆全

第二篇：探讨人性与历史的碰撞

探讨人性与历史的碰撞

引题：人类几千万年的进化史才造就现在人类所具有的独特的思维及其特立独行的做事风格。但是，人性与历史不断地迸溅出鲜艳的生命之花，但是进化是需要代价的，其代价便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枯萎死去。就像中国与日本的关系，那样微妙的羁绊还有如此多的摩擦。

日本的来历：

过去：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自古以来十分密切，可以被形容为“一衣带水”。从秦朝时的徐福东渡至今的2232年（至2011年）年来中日关系史的特点在于，两国经过“强弱型”关系、“弱强型”关系，现在正向着“强强型”关系发展。

好：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中日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两国经过“农农型”关系、“农工型”关系，现在正向着“工工型”发展。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起初还是个农业国家，中日关系是农业国与农业国的关系；但随着日本迅速推进工业化，逐步成为工业化强国，中日关系也相应变为农业国与工业国的关系，也进一步促使中国向着工业发展。

自1979年以来，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中国的外来援助中有66.9％来自日本。自1979年以来，日本政府已经向中国提供了总额约达27000亿日元（约合2000多亿元人民币）的政府开发援助。

当年日本田中角荣政府打开中日邦交的大门是有诚意的。当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不提战争赔偿先决条件，是要打破美国外交封锁的困难格局。日本以优惠条件援助中国，得以打开了中国的外贸大门，从此在3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取代苏联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是一种双赢。日本的援助有一部分是无息的，是对中国放弃了对日本战争赔偿的要求，以援助方式来作一些补偿。还有部分援助是有息的，是商业贷款。

最终，中日关系还是和为贵。当然，日本应该象当年田中角荣政府、太平正芳政府、如今的福田政府，正确认识和反醒当年侵华历史。

坏：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侵占大片中国国土，实施“以华治华”的毒计，扶植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残酷奴役、杀害中国人民，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产，严重地侵犯、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严重地分裂了中国，使中国国家的统一程度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了严重地削弱。也就是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家的统一程度与抗日战争以前的民国的统一程度相比是大大降低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几个汉奸傀儡卖国政权的存在，是中国的国耻。也是整个中华民族难以愈合的伤疤，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引发第一次教科书事件。1958年5月2日，长崎发生日本右翼侮辱我国旗事件。中日贸易因此中断。7月7日，我提出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日本政府停止反华言行；停止制造“两个中国”；不再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化。

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中敏感的政治问题。如何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问题，早在一九七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就是焦点，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已明确表述，构成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历来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愿意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发展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但前提是必须正视和承认历史。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时，全面、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中方原则立场。日方首次承认对中国的侵略并 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并与中方共同确认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日本极少数右翼势力否定、美化侵略历史的活动仍时有发生。

近年以来，连续发生历史教科书问题和靖国神社问题，对中日关系形成严重干扰。中方对此及时进行了必要斗争，敦促日本政府以实际行动履行在历史问题上的表态和承诺，并对极少数右翼分子严加约束，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国民。今年10月，小泉首相对华进行工作访问，参观了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就在日本侵华战争历史中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道歉和哀悼，强调日本要反省历史，决不再发动战争。

日本民族带给我们炎黄子孙们太多太多的伤痛，但是我们有时又不得不用宽怀的心去包容他，但一次次的，不仅仅更深的伤害了我们，还在我们民族中那一深深的还没愈合的伤口上撒盐。情感与现实的交织在一起，有的只是深深的羁绊。

现在：正如网友在网上热议的中国式碑剧，中国式碑剧是指对“方正县花费70万元为“日本开拓团碑”和“养父母之墓”立碑”的恶搞事件名，“碑剧”音同“悲剧”。该事件发生于2011年7月30日，一条关于“黑龙江方正县为吸引日商投资花了70万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的微博信息在网上迅速传播。有新闻消息认为，黑龙江省方正县花费70万元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是为了GDP和政绩，以求吸引日商投资。2011年8月3日，有宣称“湘军五百”等5名男子到方正县两墓碑处进行砸碑，随后被制止。

长期从事抗联精神宣传的抗联老战士、抗联牺牲将士后代和部分专家学者更是无比愤怒，特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就这一事件发表严正声明。军旅作家、抗联史专家、赵尚志头骨发现者姜宝才具有一腔军人的血性，闻听此事，气愤异常，希望联名发出声明，严重谴责方正的行为，笔者当即表示赞许，并着手写作《关于谴责为日本开拓团立碑的严正声明》。笔者连夜和姜宝才修改推敲文稿不下数十次，通邮数十次，直到凌晨五点。简短休息几个小时后又开始推敲，著名学者、原解放军报高级编辑李庚辰也提出宝贵意见。针对方正县自称以德报怨，让日本人来谢罪的说法，姜宝才指出：“日本人到此不可能来谢罪，只会祭奠军国主义亡灵。日本领事是谢罪来了吗？简直是亡国奴心态、汉奸行为。”

抗联老战士李敏已经88岁，听到此事也十分气愤，她表示：“日本开拓团是拥有武装的军事组织，我就与日本开拓团进行过无数次的战斗。”

抗日将领杨靖宇嫡孙、吉林省靖宇县县长助理马继民，抗日将领赵尚志外甥、李龙 李明，抗日英雄赵一曼孙女陈红，抗联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之子冯松光，也都纷纷表示，坚决反对谴责为日本开拓团立碑的错误行径，不能让先辈的鲜血白流，大家纷纷郑重提出，要求方正县消除负面影响，撤销错误决定，推倒“日本开拓团碑”，尽快完善建立抗联纪念设施。在俄罗斯境内发现的多具抗联88旅战士遗骨的认定和安葬工作，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尽快督促、落实。在“九一八”80周年之际，长期致力于勿忘国耻。

个人评点：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对于日本，大多数中国同胞持有敌视态度。也有明事理如王芸生的大家们，他们持有的态度就十分理智，所有才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之类的总结。但从其中也可以看出中日关系的紧张情绪。这种不合关系是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历史战事对中日关系 的恶劣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在近代，从国家本质上来说，中日关系在往友好发展上很是存在困难。就历史事实来说，对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日本投降，在日本有两种表达，一种叫“终战”，一种叫“败战”。我本来以为这种区别表达的仅仅是日本人不同的历史态度，现在看来并没有这么简单。中日关系发展在历史上一路颠簸，在短时间内也不会有太大突破和飞跃。结合近期经济发展现状，发展好中日经济关系才是上策。

第三篇：历史与现实碰撞情感与知识交融

历史与现实碰撞情感与知识交融

——以《甲午中日战争》一课为例

摘要：传统的教学模式，人们更多地重视了教学的认知领域，重视系统知识的传授与理性能力的开发，而关乎学生思想品德、人生观形成的情感领域常被忽视。现代的教育既重视传授给学生未来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知识与技能，又要视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稳定的情感和理想的人格。这要求我们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将认知与情感有机结合起来，追求知情并举、相互促进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历史现实情感知识

传统的教学模式，人们更多地重视了教学的认知领域，重视系统知识的传授与理性能力的开发，而关乎学生思想品德、人生观形成的情感领域常被忽视，从而使历史这门情感内涵十分丰富的学科变成了单调乏味的知识性的达标课程。显然这是与现代的教育要求不相符的。现代教育既要重视传授给学生未来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知识与技能，又要重视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稳定的情感和理想的人格。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改变教学方法，将认知与情感有机结合起来，以获得知情并举、相互促进的教学效果。笔者在《甲午中日战争》一课的教学中做了一点尝试，现整理如下，拟与各位同仁探讨。

案例陈述

案例一导入

师：放录音资料《冰心的遗憾》：晚年冰心，系于她的人生经历、民族感情与父辈的仇恨，打算撰写一部纪实性的长篇之作，书名就叫《甲午战争》。为此，老人多次提笔，“可是，她竟然一个字都没有留下！”不是因为老，因为病，“而是因为哭，因为大哭，因为一握起笔就禁不住老泪纵横地哭！哭得完全不能下笔，纸上惟有落下的热泪。” „„ “此时此刻的冰心，一边哭，一边说：‘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真可恨！真可恨！’”

师：一代文学大家冰心晚年的遗憾是什么？

生：没能写成纪实性的长篇之作《甲午战争》。

师：为什么没能写成？

生：因为哭、因为气、因为恨。

师：那么,她为什么哭、为什么气、又为什么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近甲午风云，去甲午战争纪念馆看看。

案例二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课件展示虚拟展厅五)

师：掌声有请解说员（学生）为大家讲述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情况。（课件展示有关的文字与图片）

生：操作课件，讲述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情况。

大家好，我是解说员*****，本展厅的主题是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1895年5月，日军在台湾北部的基隆港附近登陆，台湾巡抚唐景菘逃往厦门。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人民发出了誓死捍卫台湾的壮烈誓言。大家请看，右边

这则是《台民布告》，“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表现了台湾人民誓死捍卫台湾的坚强意志。左边这段话是当时台湾一位义军首领徐骧的誓言，表达了誓与台湾共存亡的坚强决心，后来，他在保卫台湾的战斗中牺牲。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两幅图片，左边这位是台湾人民公推的首领刘永福。右边这张是“武装起来的台湾人民”的照片，因为年代久远，有些模糊，但我们仍能感觉到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和保卫台湾的坚定决心。

下面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战争情况。战场从台北一直延伸到台南，1895年10月，日军攻陷台南，台湾全部沦陷。台湾保卫战历时5个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台湾人民共抗击日军5万余人，其中打死打伤3万2千余人，并击毙了日本的一位亲王与一位少将。

台湾保卫战充分体现了台湾人民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坚强意志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谢谢大家!

师：谢谢解说员的精彩介绍。在这展厅，我们感受到了台湾人民誓死捍卫台湾的决心、坚决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坚强意志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现实生活中，台独分子的所作所为与其祖辈是多么的格格不入。现假设在座各位有机会与陈水扁、吕秀莲等台独分子对话，请问你会说些什么？

生：各述己见（略）。

案例三甲午战争经过(课件展示虚拟展厅三)

师：按照展示的地图、图片、战争的有关文字资料，教师充满感情地讲述战争经过。或高亢（邓世昌之死原来是那么的悲壮：“致远”被击沉以后，邓世昌落水，他的随从刘忠抛救生圈给他，被他推到一边；左一号鱼雷艇赶来相救，他拒不上艇，并说“吾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他养的爱犬太阳犬游到他的身边，先是咬住他的手臂不使他下沉，他将犬奋力推开，犬又衔住他的发辫，使他的头露出水面。邓世昌抱定与战舰共存亡的决心，毅然抱住爱犬，一同沉入滚滚波涛之中。）或悲愤（十来个日本兵捉了许多逃难的人，有的砍下一只手，有的割下一只耳，有的剁下一只脚，有的砍下一个头，„„无论男女老幼，没有饶过一个，„„有开膛剖肚的，亦有斩做两段的，那柜台旁边还有一个大钉子钉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小孩，地板上的血，足有三寸厚,死尸重重叠叠堆了起来，零零落落的手到处都有。）播放影片《甲午风云》片段，让学生直观感受战争场面。

生：随着教师讲述掌握战争经过，（丰岛战役——战争爆发的标志；平壤战役——左宝贵（回族）牺牲，战火烧到中国境内；黄海战役——邓世昌、林永升牺牲，日军取得黄海海域制海权；辽东战役——聂士成率军抵抗，旅顺大屠杀；威海卫战役——丁汝昌自杀殉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并从中体验战争的残酷，感受广大爱国官兵的爱国主义精神。

案例四留言厅

师：参观本馆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哭、是气、是恨„„

生：学生述说感受（略）。

师：及时点评学生的感想，并述说自己的感受。哭，我们为牺牲的爱国将领而哭，为祖国的惨痛历史而哭；气，我们气清政府的腐朽与懦弱，我们更气当时

统治者的不反省与继续沉沦；恨，我们恨日本侵略者的无耻与冷血，我们更恨当今日本政府对历史的否认。

案例五结束语

师：同学们，让我们铭记历史、发奋图强，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为建设一个强大祖国而尽献自己的力量，决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

师、生：（全体起立）朗诵诗歌：《甲午风云》

甲午风云

这是一页沉重的历史

记载着一个悲壮的故事

铁甲与热血铸造着民族铮骨

大海和长夜激荡着忠魂浩气

历史不会忘记海战风云

中华民族将记住1894——

分析总结

纵观本案例，以素质教育为导向，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学习历史紧扣现实，把“知”与“情”的教育视作同等地位，贯穿于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中，以情激趣、以境激情、以情动情、知情相融，获得了知情并举、相互促进的教学效果。

1、以情激趣

喜爱与讨厌是人们对事物的外在情感表现，反映了对事物肯定和否定的态度。而往往启发学习之门的钥匙是人的态度，也就是人的情感。正如列宁所说：“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案例一中以《冰心的遗憾》导入，哭、气、恨奠定本课的情感基调，用三个学生很容易回答的问题“遗憾是什么？”、“为什么没能写成？”、“为什么哭、为什么气、又为什么恨呢？”启发学生思维，激发学生学习知识和参与创造的的情感，使学生产生积极的主动的学习动机和欲望。问题的创设符合学生的知识和情感基础，最后一问起承上启下作用，并且设置了一个悬念，从而激起学生探究的兴趣，为课堂教学的顺利展开作好铺垫。

2、以境激情

人们常说“触境生情”，但历史教材的简约性、综合性强，从而使本来生动形象感人的历史内容的情境性大为失色。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根据历史内容的特点和教学目的，多方面创设教学情境，使学生身临其境或如临其境，触“境”方能生情。案例二中，首先营造了和谐融洽的教学环境，体现出“以学生为主体”“师生平等”的教学理念，教师与学生一起“参观纪念馆”，共同学习、探讨甲午战争的历史。其次，创设了学生与陈水扁、吕秀莲等台独分子对话的情境，使历史与现实碰撞。这既是对教材知识的拓展与活化，更是通过古今联系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让学生明确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人民血脉相连、心手相牵，统一是共同心愿，祖国统一必将实现。

3、以情动情

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案例三中教师用或高亢或悲愤的语言，声情并茂地给学生讲述甲午战争的经过，并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辅之以图片、文字、影像，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不仅使学生掌握知识，同时用教师的“情”

震动学生的“情”。在悲愤的气氛中见识日军的残忍，使学生心灵受到震撼；在高亢的气氛中见识爱国官兵的英勇与壮烈，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进一步树立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人生观、价值观，增强爱国情感和历史责任感。

4、知情相融

案例四留言厅的设置，是历史与现实的沟通，让学生明白“以史为鉴”“铭记历史启迪未来”的道理。“是哭、是气、是恨„„”更是在情感上首尾呼应，在学习了知识以后，情感得到升华。案例五结尾的设置趁热打铁，在学生畅谈感想、情绪激昂的基础上师生集体朗诵诗歌《甲午风云》，把本课教学推向了高潮。在对学生再次进行情感熏陶的同时，强调要牢记历史，获得了知情并举、相互促进的教学效果。

参考书目：

《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著；人民出版社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石泉著；三联书店1997年版

《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叶澜；中国教育实验通讯，1997⑸.《情感智商》<美>丹尼尔·戈尔曼；上海科技技术出版社，1997.2

《中小学素质教育新探》彭德昭著；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第四篇：浅谈周扬文学作品

浅谈周扬文学作品

如周海波所说：“周扬正是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位权力话语的主要完成者和主要体现者”，因而“周扬所代表的文学批评就不仅仅是周扬本人的事情，而且也代表了一个时期一种比较典型的文学批评。”[1]因此，无论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还是建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模式，都不能忽略周扬的批评理论与实践。

一、科学化批评理论的建构

周扬建国前的文学批评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作指导，贯穿着自己的现实主义理论原则。周扬坚持的是一种政治与文学的本质同一论，因而他属于中国现代批评史上的政治——艺术模式，从政治角度切入艺术研究，政治意识明显强旺于艺术意识。[2]主要有如下特征：

（一）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

艺术意识形态所具的认识功能，是与艺术真实性分不开的。真实性，是一切优秀文艺作品共同具有的审美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家所特别推崇的一个方面。他们提倡从生活出发，用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观察方法进行创作，要求作家、艺术家“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 [3] 在这方面，最能代表周扬关于文学的真实的描述是其对于文学真实与艺术技巧的认识与结论。在周扬看来，艺术的倾向性总是和真实性密切相联的，因为“党派的文学，就非同时是真实的、艺术的文学不可。”[4]无产阶级文艺到底如何才能达到艺术的真实呢？周扬主张应当给政治“以具体的，艺术的表现”，主张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解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反对作家把政治的概念囫囵吞下去。”[5]在他看来，文学是通过形象来反映客观生活的，“若没有形象，艺术就不能存在。单是政治的成熟的程度，理论成熟的程度，是不能创造出艺术来的。”[6]这句话十分深刻地道出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及其区别。

（二）鲜明的政治倾向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文学作品的倾向性。恩格斯在1885年《致敏•考茨基》的信中明确指出：“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从古希腊悲剧、喜剧之父，到席勒，到俄国、挪威的作家，都是“有倾向的作家”。[7]列宁也强调“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并指出“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8]批判“文艺是政治留声机”论，要求无产阶级政治“勿侵略文艺”，认为左翼文艺由于与无产阶级政治结缘，就走上“目前主义”与“大众化”的道路。在他们看来，这种与政治联姻的文学也就被异化了，“文学不再是文学”，“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变成了煽动家之类”。[9]周扬针对苏汶的文艺反映现实“如镜子之反映人形”不带任何倾向的观点时明确指出，“每个作家都是戴着他自己的阶级的眼镜去看现实的”，[10] 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周扬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宣传者。在关于杂文的思想论争中，他的《文学与生活漫谈》和《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集中体现了他的新的批评的诞生，这时的周扬已经自觉地将文学批评与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正如许道明所说：“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在经往所养就的直逼现实直接性的批评性格也借着新的时代条件，借着解放区新的政治文化环境而得以进一步发展。”[11]

（三）积极推崇文艺的战斗作用

文艺批评是有战斗力的。刚踏入文艺论坛的周扬，其立场是十分坚定的，他明确指出：“在政治斗争非常尖锐的阶段，每一个无产阶级作家都应该是煽动家，他应该把文学当做Agit——Prop的武器。”[12] “一个国家的文学的特点不能离开那个国家的民族的和社会的特点而表现的”。[13]周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做出了精辟而独到的论述，在当时的中国不存在孕育“纯文学”的土壤，更不允许存在离开中国现实而进行的文学批评。

二、政治性批评话语的实践

就建国前的中国文坛而言，政治性强是共识。众所周知，文学活动不可能脱离政治做自我封闭的游戏，无论是对主流政治的顺应，还是反抗，都同时具有不可抹杀、无法掩盖的政治意味。同样，文艺批评也常常以政治术语的形式进行陈述，无论是对政治术语的借用、移用，还是化用，政治术语都己成为一种权威性、广泛性的话语现实。在周扬看来：“批评是实现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14]正如周海波所说，“从周扬步入文坛开始，就注定了他只能成为他人思想的一位阐释者。”[15]但是作为理论家的周扬，在其文艺批评过程中自然会流露出作为文人的特质。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作为政治家的社会政治批评

在《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精神界之战士》两篇文章中，他站在民族解放的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鲁迅进行了评价。他把鲁迅和高尔基相提并论，并认为二者都成了共产主义者。从鲁迅研究的历史来看，周扬的这两篇文章，无疑是1937年毛泽东发表《论鲁迅》之后所出现的重要论著。他的《女神》称得起第一部伟大的新诗集。”[16]周扬对赵树理的创作评价甚高，他从变革的伟大时代，从赵树理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来赞扬赵树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17]充分肯定他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所作的贡献，并把它看作是实践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结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18]周扬对鲁迅、郭沫若和赵树理的评论，成为后来人们经常引用的精辟言论。[19] 全部真理是首先对于共产党、八路军，那末，老百姓是源、是根、是命根、是亲爹娘，然后，再反过来，对于老百姓，那末，共产党员、八路军又给予以伟大的指导与保护的力量”。[20]

（二）作为理论家的审美鉴赏式批评

王培元认为，周扬“对于文艺的形式、文艺的内部艺术规律，以及作家作为审美创造的主体的特点等问题，则较少探讨，或者它们根本没有进入其理论视野。”[21]樊篱先生认为，周扬对《雷雨》的批评明显地借鉴了恩格斯对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的批评手法。对《日出》，周扬所遵循的现实主义批评原则，已经超越了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水平，而包括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内容。[22] 中国所有文艺评论家中之最伟大的一个，因为不管他在政治上是保皇党，在哲学上是观念论者，他的文学见解，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充满了不少深刻的辩证的要素。”[23]讲稿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科学的社会历史批评的特点和优点，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科学的社会学批评与庸俗的、机械的社会学批评的区别。”[24] 《略谈孔厥的小说》一文是他为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而实施的第一例实际批评。周扬在文中首先肯定了孔厥“创作道路”上的“重要的进展”，其根据就在于孔厥小说题材的转变。因为他的小说“写出了农村中的新的人物，新的事情”。[25] 他只是着重写了环境的力量，他虽没有告诉你他的人物转变得怎样，但却叫你不能不相信他们的转变。”[26]另一方面，尽管周扬在人物塑造方面突出了思想先进的“小字辈”，但在言语的描写方面却特别欣赏“老字辈”。他认为小说写三仙姑到区政府去的那一幕“最精彩”。因此，李洁非认为，“他在文学评论中始终不放弃‘形象的个性化’尺度，特别注意分析作品言语。这些都显示着周扬没有完全失去其‘文人’的身份。”[27] 在文艺政策与他自身批评理论建构的双向关系之间，多少存在着作为政治家的理论家和作为文艺家的理论家的矛盾。在前者，周扬唯恐赶不上时代的步伐；在后者，周扬又感到无所适从，身不由己。[28]周扬的批评陷入这种尴尬的境地，极大地浪费了他的才能。刘锋杰指出，周扬批评思维定位在政治上，在与政治展开对话还是与艺术展开对话这一根本对象问题上选择前者而漠视后者，与前者保持极大的亲和性，与后者则有一定的间离性。[29]所以，在文学批评过程中，文学的政治性问题往往被周扬充分讨论，文学的艺术性问题，只在周扬的批评中处于附属地位而被谈及。这不能不说是周扬文学批评的一大遗憾。

注

释

[1] [4周海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 [3] [9] [15]转引自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5] [7] [8] [11]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6] [10] [12]周扬．到底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3] [14]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6]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7][18][26]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9]有论者认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是赵树理在朴素的为农民写作的思想基础上，在鲁迅倡导的文艺大众化影响下和太行文化人座谈会上邓小平《五点希望》为代表的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创作出来的，而更直接的原因应该是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和邓小平的讲话。见张香琪．试论赵树理研究的误区[J]．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4）：． 笔者赞成这一观点，因为1943年10月19日才在《解放日报》正式全文发表《讲话》，而《小二黑结婚》发表于1943年5月，《李有才板话》发表于1943年10月，此前赵树理并没有参加在延安举行的座谈会。

[22]樊篱．周扬现实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嬗变[J]．益阳师专学报，1989，（3）：59-66． [23][24]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J]．文学评论，1986，（1）：20-32． [25]周扬．略论孔厥的小说[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7]李洁非．延安的形式变革[J]．理论与创作，2004，（2）：33-40

第五篇：工作总结-周扬2013

四川威特龙消防设备有限公司文件编号：SJS-T002-2013 消防工程设计所

2013年工作总结及2014年工作计划报告

四川威特龙消防设备有限公司文件编号：SJS-T002-2013 消防工程设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