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发展与雾霾关系的思考(政治论文)

第一篇：关于经济发展与雾霾关系的思考(政治论文)

关于经济发展与雾霾关系的思考

——以上海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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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上海201620)摘要：霾给公众的健康、工作与生活带来诸多危害，也正在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着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雾霾治理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但凡事总有其两面性，人们在认识到雾霾对人们产生危害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雾霾对上海地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本文综合雾霾的成因、现状与危害，以及当前上海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充分利用北京地区雾霾相关数据，分析雾霾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双面性，实施有效的治理措施，最终实现雾霾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目的。关键字：雾霾；上海；经济；阻碍；机遇

Abstract：Haze brings a lot of harm to health, work and life of the public, is also seriously affected and restric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ffe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our country.Therefore, haze governance is particularly urgent and important.But everything has its two sides, people i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haze to people to produce harm at the same time also should be aware of the opportunities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hanghai.The haze of the orig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harm, and the Shanghai area economic development, make full use of haze in Beijing related data, haze of Shanghai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both sides of the analys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effective measures, and ultimately achieve the dual purpose of haze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Keywords：Haze;Shanghai;economy;obstacles;opportunities 引言

近几年，雾霾[1]现象日益严重和频繁，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大，给公众健康、工作和生活带来巨大危害，公众对雾霾治理诉求日益高涨。尤其是作为中国魔都的上海[2]在连续不断的雾霾影响下，不仅给在沪工作生活的人们造成了严重的生理影响。同时上海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雾霾对上海地区经济的影响可谓是各方面的，比如旅游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等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3]；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角度还是从其他方面来看，雾霾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之前的预期，从而演变成了一个更加复杂和重要的课题。因此，雾霾治理是一个十分繁杂的工程。而且雾霾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处理不当，短期内可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研究雾霾治理、经济发展及其关系，具有重大意义[4]。

另一方面，由于雾霾的出现，说明了我们在防止环境污染方面做的还不够成熟[5]，为我国地区的环保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机遇和就业渠道。本文以上海地区为例，结合上海城市发展现状及污染物演变现状对雾霾成因及对经济发展的双面作用做出了详细的分析，探讨了雾霾与上海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可使上海经济实现平稳持续发展的方法和建议。上海经济发展状况

上海，简称“沪”或“申”，中华人民共和国直辖市，中国国家中心城市，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地处长江入海口，隔东中国海与日本九州岛相望，南濒杭州湾，西与江苏、浙江两省相接[6]。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交通、科技、工业、金融、会展和航运中心之一。2014年上海GDP总量[7]居中国城市第一，亚洲第二。上海港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均居世界第一，是一个良好的滨江滨海国际性港口。上海也是中国大陆首个自贸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在地。上海与江苏、浙江、安徽共同构成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成为国际6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经济如此发达的一个魔都，自然在生态方面做的没那么好。生态环境问题产生和发展的根源

面对当今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人们己经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生态危机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危害，于是人们积极采取措施来弥补自己对自然的种种破坏，但这种弥补只是针对自然的表层现象，要想真正的解决问题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束手无策。因此，我们应该追溯其深层原因—观念的危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化危为安[8]。

第一，自然观的缺失。首先，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人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提高了对自然的认识，原始混沌的自然观发生了改变。在西方，人们朴素直观的去理解自然，试图用经验到的事物去解释自然界的构成及其变化，同时人们还认识到人与自然物是同源同质的，人有灵性，自然也有灵性，所以人与自然是有机统一的，这就是当时流行的有机论自然观。在中国，这种有机自然观也被称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早在远古时期中国就追求“天人相通”的宗教仪式，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哲人也不断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如孟子认为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体;老子主张天、地、人都统一于“道”;庄子进一步继续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反对扼杀事物的自然属性，认为人与自然并列同在，自然与人合而为一[9]。总之，在古代，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直观的、思辨的、整体性的，但由于·人的实践能力与理性能力的发展尚未达到把自然界作为实践与认识对象加以研究的阶段，所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也只能停留在直观、思辨、整体性的层面。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希腊人那里—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进行肢解、分析—自然界还被当作整体、从总体上来进行观察。然后，西方中世纪开始形成另一个自然观—神学自然观，这主要是欧洲基督教的自然观，它打破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以宗教神学的立场来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宗教神学自然观认为自然万物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自然界万物的运动过程是由上帝安排的，它不仅否定了人的主体地位，而且也否定了自然的独立性，完全掩盖了人与自然的真实联系。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一种新的自然观应运而生。文艺复兴运动把人从宗教神学的奴役束缚中解放出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被置于新的历史背景之中。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迅速发展，人们开始用科学的方法来认识和对待自然界。培根发出了“知识就是力量[10]”、“驾驭自然，作自然的主人”的宣言，推崇人可以通过掌握知识主宰世界，强调科学技术的巨大力量，笛卡儿和牛顿也分别建立了人与自然相对立的机械论自然观。在他们的机械论自然观看来，世界只是一部永不停滞的运转机器，它由许多实体组装而成，是纯客观的、无生命的，可以用数学语言描述，并任人随意控制和操纵的。这样，人们就把自然界分解为许多部分，分门别类地、孤立地去研究各种自然现象，同时把自己作为自然的主人，把自然当作索取、利用、改造的对象，忽视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自然界的普遍联系性[11]。

第二，文化观的支配。科学文化的支配与人文文化的缺失，使人类丧失了自己的人文精神，变得心灵空虚、麻木不仁，完全陷入了机械、世俗、实用、唯利可图的思维。这种唯科学主义的文化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并且使人们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熟视无睹，这一切无不迫切需要人文文化的复归。

第三，实践观的失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我们大力发展我们的经济，而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上海经济发展与雾霾的关系

4.1雾霾对上海经济发展的阻碍

雾霾是雾和霾的统称。雾是由大量悬浮在近地面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的水汽凝结物。霾是一种由于大量烟、尘等微粒悬浮而形成的浑浊现象，霾的核心物质是空气中悬浮的灰尘颗粒，较为被公众所熟知，危害也较大的就是PM2.5(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雾霾产生的主要原因有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气，燃煤排放的烟尘，交通工具排放的尾气，以及建筑工地和道路交通产生的扬尘等。在此基础上，如果地面空气相对湿度较大，且大气层比较稳定，通过大气辐射降温，空气极易饱和凝结形成雾霾。

首先，雾霾现象日益严重和频繁，范围也越来越大。据调查，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区域的城市群每年出现灰霾污染的天数达到100天以上。受影响区域包括华北平原、黄淮等多个地区，受影响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4。受影响人口约6亿人121。其次，严重危害公众健康。雾霾会造成呼吸、心脑血管等多种疾病，甚至引发癌症。再次，造成巨大经济损失。雾霾会影响交通运输的正常运行；危害个人或公众设施；造成人才流失；久而久之，势必给一个城市乃至国家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动摇外来企业投资信心，损害经济环境以及经济的长久发展。据调研，2010年上海因PM2．5污染分别造成早死人数为2980人。占当年死亡总人数的比例为1.6％，经济损失为23.7亿元。

雾霾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雾霾治理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对于雾霾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应遵循短期求平衡、长期求发展的原则。短期内求平衡首先是因为资源是有限的，要么用于治理雾霾。要么用于发展经济。其次，某些治理措施需要把握力度。如汽车尾气治理力度过激，势必会减少汽车销量，影响经济增长。再如短时间内急剧降低燃煤量，但替代能源不能及时跟进的话，势必影响公众生活质量和工业生产。最后，雾霾治理各项子任务也需要分轻重缓急。形成雾霾的因素很多，如燃煤、交通扬尘等，相对燃煤，交通扬尘对雾霾的“贡献”要小得多，短期内治理燃煤比治理交通扬尘成效更大。雾霾，成因于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盐、硝酸盐和有机碳氢化合物等颗粒。当大气中湿度较大时，这些颗粒物吸附凝聚水汽形成雾；而空气中相对湿度较低时，悬浮于空中的这些颗粒物就形成霾。各种颗粒物的来源大致为来自沙漠化地区远距离输送的沙尘，燃煤排放的烟尘，机动车尾气，以及本地裸露地表造成的扬尘。其中，来自西北、蒙古和中亚的沙尘起因于我国独特的气候地理条件，难以根除，我国广大的黄土高原便是几千万年来的降尘所赐。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对沙尘暴引起的扬尘不会有太好的对策；但强化自然保护、重视绿化、加强对土建工程的管理，可以显著减少本地的扬尘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远程输送的沙尘。4.2雾霾对上海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

随着上海经济的不断发展，雾霾现象越来越严重，空气质量整体上处于重度污染状态，雾霾的惊人“耐力”让人感到可怕。处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营销人更关注雾霾中有哪些商业机会和营销机会。从营销的视角看，问题的背面就是机会，企业应该将成功建立在问题之上。大范围、长时间的雾霾向中国人发出了一个重要警示——城市发展已经严重不生态，我们即将为城市化、工业化的建设付出代价。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同时也表明，在预防和治理空气污染方面，有很大的商业机会[6]。第一，调整产业结构。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我们该做的不只是生产一些防尘口罩、空气过滤器，我们要做的是调整产业结构，通过产业化升级从源头上消减雾霾对城市环境和人们健康带来的负面效应，这就带来巨大的产业升级机会和新产品满足需求的机遇。

第二，完善两大体系。

公交和地铁相当于城市交通大动脉，而公共自行车相当于遍布周身的毛细血管，在上海这样一个大魔都建立一个完善的、具有输血功能的公共自行车体系，在国内尚无可借鉴之例，其难度也可想而知。首先必须要有长远的定位和规划，上海市的公共交通体系正日趋完善，将公共自行车体系与公共交通体系有机融合是加快公共自行车发展的捷径之一。其次，上海市情况错综复杂，各个区县特色不同，需求不一，因此，充分的社会调研是建立公共自行车体系必不可少的一步，只有充分了解市情、民情，才能做好各个环节的具体规划。

第三，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可大大提高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的便利性和舒适性，政府、企业、市民共同参与的社会责任共同体将对北京市公共自行车体系起到很好的助推作用。结论及建议

雾霾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雾霾治理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对于雾霾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应遵循短期求平衡、长期求发展的原则。短期内求平衡首先是因为资源是有限的，要么用于治理雾霾。要么用于发展经济。其次，某些治理措施需要把握力度。如汽车尾气治理力度过激，势必会减少汽车销量，影响经济增长。再如短时间内急剧降低燃煤量，但替代能源不能及时跟进的话，势必影响公众生活质量和工业生产。最后，雾霾治理各项子任务也需要分轻重缓急。形成雾霾的因素很多，如燃煤、交通扬尘等，相对燃煤，交通扬尘对雾霾的“贡献”要小得多，短期内治理燃煤比治理交通扬尘成效更大。参考文献

[1] 钱俊生、余谋昌:《生态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版;[2] 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3] 余谋昌:《生态文化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4]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5] 沈国明:((21世纪生态文明:环境保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6].李明华:《人在原野·当代生态文明观》，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7] 李周、孙若梅:《中国环境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8] 李培超:《自然的伦理尊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9] 解保军:《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0 ]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11] 张密生:《科学技术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二篇：雾霾控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雾霾控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张世秋

我的研究心得和环境问题研究的供需关系

从北大经济系本科毕业后，我就转读环境规划与管理的研究生，很幸运在那个时候能够同时受到一些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教育。那个时候，环境科学还基本上可以划分为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领域。此后，我就一直都是从事环境经济学、环境政策以及全球环境协议相关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北京大学的环境科学研究起步很早，70年代就开始有教员研究水和气的污染问题，并在1972年创建了环境化学专业。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不仅能够受到第一代环境科学的开创者们的熏陶，同时，由于在80年代中期，环境问题尚未引起关注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和研究相关的环境问题，因此，对中国环境与经济、环境与社会的交互影响进程有切身经历和研究体验，更经历了中国的环境问题和环境管理，其中包括制度变迁的历程，这种亲身经历和研究经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环境问题的成因多样性、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解决问题的长期性，这不仅让个体的人生阅历丰富，同时，也会使得我们对变化的中国的环境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方案的寻求，保持长期和高度的兴趣和警觉。

中国环境科学特别是环境经济学、环境管理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与环境问题的演变进程密切相关。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不仅催生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环境问题也伴随经济增长的过程而日趋严峻并引起广泛关注。从中国环境科学相关学科发展、环境相关问题的研究以及从基础研究到决策支持到致力于社会行为（包括政府、组织、企业以及公众）的转变，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环境科学研究在环境问题尚未获得政府和公众关注时期的“学术研究供给有余，而决策需求和社会需求不足”的阶段，到“决策需求和社会需求旺盛，而学术研究和科研成果供不应求”的阶段。因此，早期阶段，环境科学研究和教学人员，在完成本职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之外，致力于研究“环境-经济-社会”的相互影响和运作关系、环境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以及环境和社会变迁的环境影响以及政策和管理手段的作用机制外，同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如何将我们对环境问题及其发展趋势以及解决问题的可能选择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与结论，转化为公众环境意识提高、政府决策关注的公众和政策语言，致力于提高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

到了90年代中期，随着环境问题特别是污染问题已经普遍呈现，环境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则不仅要在基础研究方面不断深化。在推动环境意识的提高的同时，还致力于针对重大环境问题，基于基础研究和政策相关问题研究的进展和结论，推动政府的环境政策、规划、计划的制定、并为政府决策提供必要的支持。应该说，在2000年特别是2010年之前，环境科学及其各分支学科，包括环境经济学、环境管理学等，基本上还处于边缘学科的状态。学者同时扮演着学术探究者和决策以及社会行为改进的推动者的角色。

但2000年以后，特别是2011年PM2.5引起普遍关注之后，环境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特别是最近这些年，环境污染问题毫无疑问已经演变为一个决策者关心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重大的社会热点问题。一个问题一旦演变为社会热点问题，无论是民众还是决策者都迫切和急需解决方案甚至是一个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直接答案。这个时候，学者、学术群体即面临着重大的和庞大的社会需求，一方面，环境科学及相关学科从边缘学科变为热门学科甚至显学，另一方面，由于环境问题本身的综合性、复杂性、长期性和系统性，不可能存在毕其功于一役的解决方案，使得基础科学研究、政策研究以及决策支持常常体现出需求巨大而供给不足的特点。一方面，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了更大的社会应用和实践的可能，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现各种各类急功近利的现象。因此能够在忙碌和杂乱中恪守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服务社会进步的本职之外，同时，能够提供决策者和公众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当今面临的环境问题的建议和研究成果，同时，又避免短期政策和短期效应所可能产生的长期不利影响，是对学术共同体的共同挑战。

环境学者需宽厚与精深并重。环境科学及其学科体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因问题而产生的学科，由于环境问题客观上的成因多样性、影响多重性、解决方案的多主体特征，早期人们致力于从各个不同学科的视角，去研究这样一个摆在人类面前的复杂的环境问题的一个或多个侧面，它势必会产生出两个方面的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你利用多学科视角、多学科的方式对特定的问题从不同的侧面进行研究，必然就会推动一个学科的发展，包括新学科的建设；另一个结果，就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成果，会成为面对复杂性的自然-人文-社会-医学等的综合研究结果以及这些学术研究成果的社会和决策应用。早期阶段的环境问题研究者基本上都是从各个传统学科的视角、学理和方法等致力于环境问题的研究，并进而发展传统学科、并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形成了门类各异的环境交叉学科。因此，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典型的交叉学科的特点，比如说环境经济学、环境管理、环境化学、环境健康等诸多的环境分支学科。

如果我们认识到环境问题以及环境相关学科发展的这些特点和特质，那就意味着，从事环境相关的研究者，除需要具备学者所必备的各种基本素养、操守和能力之外，还需要特别强调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个就是具有多学科的基本学养。我们知道，环境问题不仅是自然环境的演变变迁问题，同时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也是利益冲突和协调乃至公平和正义的问题，与民众福祉和社会进步密切相关，因此社会责任感、人文情怀和关怀以及服务于社会进步使命感是环境学者必需的条件。此外，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就决定不仅仅是要有多学科的这样一种研究视角和学理以及方法，同时，你还要兼具自然科学对问题认识、自然演化规律等等方面的把握，以及对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社会各个不同组织的运作、包括政策执行、经济-社会-环境相互运作关系的了解和认识，没有这样一些了解，不足以清晰把握环境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和系统性特征，以及多主体参与多主体影响的特点。当然，在具体的专业研究领域，不仅仅要在所涉及到的具体学科上的精深，同时，也要有足够的在其他一个或者多个学科上的深入了解乃至精深，方才可以担当能够研究这个复杂性问题的能力。从事环境学科或者环境问题相关研究和实践的人都会发现自己所从事的领域特别有挑战性，这种挑战性不仅因其复杂，也因其不断有新的不了解的东西出现，因此，常常是挫败感和成就感并存，而这恰巧满足了很多人对自己的一种期望和要求。

对于很多环境学科学者、环境研究者和环境实践/践行者而言，它不仅是一个职业也是一个事业，甚或就是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同时，不仅是学者、研究者和实践者，即便任何一个人，对环境的关注都有助于丰富我们个人的人生体验。对环境的关注，势必会引领我们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思考人类应以怎样的方式去追求人类的生存意义，同时也会引领我们思考和践行如何与自然共生共存，并影响我们到底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还是尊重自然并放弃竭泽而渔的方式，寻求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换言之，环境关注有助于人类思考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一个如此庞大的自然生态系统当中，如何扮演一个好的居住者的角色。即便我们不关心我是谁、人类是什么等一些终极或者哲学问题，关注环境、了解环境、了解自然，即便就是从以人类中心站在人类中心的角度，也有助于我们探究人类社会要想长期生存，也需要知道如何善待环境，才能确保一代一代的人类能够持续和永续的存在下去。

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对环境适用吗？如果适用，它揭示了什么？

我觉得这个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在很多语境下有被滥用的情况。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引申自库茨涅茨曲线。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茨涅茨于1955年提出的。库茨涅茨依据推测和经验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变化关系的倒U形曲线假说，亦即：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他基于一些国家的资料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结论：在经济未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将随同经济发展而趋于不平等。而当经济充分发展到一定阶段，收入分配又将趋于平等。

有关研究者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和经验研究发现：通常，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说，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学者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它可能引起的误读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先污染、后治理是不可规避的必然规律；第二，环境质量的改善只能等到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才可实现。上述两个误读都可以概括为宿命论。它会使得我们误以为，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总量、人均收入水平必然决定了环境质量的高低、好坏。而我们知道，第一，不是所有的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换言之，不是要不要追求经济增长的问题，而是追求什么样的经济增长的问题；或者说，环境与经济发展不是必然对立的，各国经验已经表明，即便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有可能通过寻求有利于环境的、有质量的增长而规避环境恶化的趋势；第二，环境质量不会因为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必然转劣为优，而是因为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有效执行以及相应的环境投资和环境污染控制计划和项目的实施。无为——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还是公众不可能解决环境问题。换言之，环境不会因人均收入提高而自动改善，必须有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包括价值观、观念、生产行为、消费行为、决策行为的诸多改进，才能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

因此，在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研究、解读和分析中，关键在于寻求因为什么，哪些行动、哪些政策、哪些因素使得一个国家或者区域或者阶段呈现了不同的发展趋势和特点，进而总结和提炼并借鉴相关的经验和教训，改变增长方式和社会经济行为方式，包括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与执行。

同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其早期发展阶段，环境容量资源相对丰裕，采取先污染后治理的方式，有一定的自然能力的支撑，甚或还可以因为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格局，通过转移污染产业的方式实现经济的增长。而对于中国以及其它的发展中国家和后发展国家，工业化和快速经济增长阶段的环境容量资源本身就已经非常有限，本国的环境容量资源或者说环境承载力处在岌岌可危的阶段；无法容纳污染工业和产业的发展；同时，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也几乎没有可能通过转移污染工业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如上所述，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没有人为和政策干预情况下，环境质量不可能自然反转；第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也无法寄希望于等到人均收入足够高的时候再去改善环境质量，客观上，没有这样的环境容量资源和承载力支撑我们能够安然地增长到人均5000-8000美元的时候再去改善环境。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而言，更重要的就是如何从探究发达国家环境质量演化的进程，吸取其经验和教训，尽早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使得我们不至于走到环境恶化到不仅影响经济发展、更影响人群健康乃至社会可持续发展。同时，更早地采取行动，不仅因为转型不是可以瞬间完成的，同时也因为，我们都知道存在技术锁定效应，早转型可以规避高额的技术锁定效应成本。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第一，环境污染已经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多的影响，它不仅仅体现为直接的经济损失，同时也体现为对经济增长能力支持的下降。第二，采取必要的污染控制政策和措施，乃至环境投资，意味着今天的环境政策和投资，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支出，但另一个方面，它实则是规避未来更大风险和损失的必要支付。第三，尽早进行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不仅可以规避技术锁定效应，同时，还意味着在全球推进绿色发展的趋势下，形成新的国家发展优势和产业优势。

环境保护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存在着物质和能量的流动与交换的关系。探讨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首先要认识到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基本条件。环境之于人类，从其作用上而言，不仅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资产，同时也是一种自然资本。其具体作用体现在：1）对生活质量的直接贡献。环境是舒适性资源，它们作为美丽的景观、休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们所欣赏和享用；2）对生活质量的间接贡献。恶劣的环境给人带来压力并影响人体健康。空气和水污染直接影响人体健康，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人们对生活的享受以及从事经济活动的劳动能力；3）通过环境部门对实际收入或经济增长总量(GDP)的直接贡献。4）作为生产投入对经济活动的直接贡献。自然环境以石油、煤炭、天然气、薪柴、矿物等形式提供原材料和能源。环境消纳并转化废物的能力（环境的自净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5)对维持生命支持系统的整体贡献。例如水域对热带森林的保护功能、湿地对水质的净化功能等，如果没有这些服务功能的话，经济系统本身就无法发挥它们的现有功能。

如果我们认同并深刻理解环境之于人类的上述重要性，就不会轻易认同环境保护会必然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结论。而是应该看到，保护环境的诸多努力，首先是为了保存自然资本，使其即便不增值但至少不应该贬值；第二，控制环境质量不下降，是保护民众健康和社会经济免受环境污染损害的必要行动和支出，换言之，通过保护环境的努力，可以避免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害，进而体现为一种长期的效益；我们还可以罗列出诸多的保护环境不必然影响经济增长的结论，就如同我们不能轻易地得出经济增长必然要以环境和自然资本的损耗为代价一样。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要经济增长，而是寻求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确保不损害环境和自然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式。

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笼统地谈保护环境是否影响经济增长，而是应该追问从谁的角度，从短期还是长期。对于污染者而言，保护环境和限制排放当然会增加其成本，但对于社会而言，保护环境和限制污染排放，会避免其他主体和社会整体蒙受环境污染的损失。从短期来看，保护环境可以因避免了自然资本的耗损、避免了长期的环境健康影响，进而避免了未来的公共卫生的相关开支。

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区分出来，我们是站在一个个体的角度看还是站在社会的角度看，对经济增长是不是有影响。比如说，我们对因环境政策的实施或者因保护环境的需要，对污染产业或污染企业征收排污费，或者限制他的某些工业流程的生产，当然对这个企业会有影响，看起来这个企业是受损失的，但是对社会呢？社会因为这样的政策和措施，避免了这个产品或他的工业流程所产生的污染的损害，所以第一个该问的问题，是谁从环境污染物的排放或环境污染控制当中受益或受损；第二个引起混淆的是，我们讨论的是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还是长期的角度。站在短期来讲，环境污染具有累积性特征，环境污染的后果，也有一个时间的滞后性。这个影响可能是要到5年、10年之后才发生，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去讨论环境控制是不是阻碍了经济的增长，或者对社会是不是有害，那就是看对今天造成的影响对未来带来的长期持续性的影响有多长。也是要看站在谁的角度和站在多长的时间段，因为你今天不计代价，排放的污染物所形成的污染问题，将对健康产生的影响，则要么由后代人自己去支付各种医疗开支，要么，作为公共医疗开支的一部分来支付。因此，不能简单地判断污染控制是否或者必然影响经济增长，或者说必然会影响当代人的福利。

如何推动环境治理以及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和发展？

中国在90年代中期就开始提出和推动产业与能源结构调整，而中国环境政策的制定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2015年1月1日生效的“史上最严”的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以及2016年1月1日生效的修订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中国政府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践行生态文明等，都可以表明中国政府在保护环境方面的政治意愿表达。当然，如何把这种政治意愿以及决策方向体现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并能够有效执行和推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保存和提升环境资产与服务是现代政府的当然责任。良好的环境在现代社会是公众所应该享有的一种普遍福利, 政府有提供这种公共福利的义务和责任。完善政府环境责任既是环境法治的基本要求, 也是环境公共需求变化和环境基本权利发展的客观必然。

1）现代的环境治理必须强调善治（Good Governance），体现多方参与、法治完善、决策和管理透明、有效性-效率-公平以及问责等要义，特别是必须推进行政管理、市场激励、社会制衡这三种调整机制的有机结合，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在对政府的管理责任、管理方式、管理理念和原则方面进行深入反思的基础上，对政府管理进行变革和改进。应不断强调和落实政府作为全社会委托的环境和自然资产管理者的自然资本保育和增值的责任；对政府的公权力有效应用及边界进行明确和规制，强调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率；强调并推动基于科学认知基础上的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及透明度；通过多方利益相关者以及公众的广泛参与，确保利益协调机制的有效运作，并确保社会的环境公平和环境正义底线；强化政府与公民的互动，强化公民对公共管理的监督。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体现和落实政府的环境责任。

2）通过“赋权于民”、“还权于民”的过程实现环境管理制度的根本转变。应在承认环境资源是一种重要的资产及资本的基础上，明确界定有效的环境权益及权益结构，包括公民的基本环境权益，以及破坏这种环境权益的责任承担方式，促进保护环境的责任与享有环境服务的权利的统一。公众的环境权益，不仅包括享有良好的环境质量等方面的权利，也包括环境信息知情权，受到环境损害时的索赔权，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监督权等一系列的权利构成的权利束。

3）通过制定有效政策，纠正市场失灵，有效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体现政府有义务以费用-有效的方式实现政策和管理目标的义务。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有效实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重要环节，环境经济政策是指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保险等经济手段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环境经济政策变革的核心内容是基于污染者、使用者、受益者负担原则，形成有益于环境质量改善、生态系统功能提升的、适宜的价格信号，这个价格信号中，不仅应包括企业的生产成本，还要反映生产和服务提供过程中带来的资源和环境的成本。建立环境资源就是资产的概念，并把这一概念体现到政策制定、社会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创建一个有利于环境友好的企业和技术的市场竞争环境。因此，中国应尽快在“税收中性”的原则下制定和实施环境和资源税收政策（亦即，不增加整体税负水平，增收环境税但降低其他税收水平）。同时，还应充分发挥政府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保证那些为了保护全民环境资产而放弃了经济总量和速度的地区及群体的利益，进而从实质上提高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缩小收入差距，改善社会福利。

4）通过阳光行政、信息公开、确保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权利，并构建政府-企业-公众的联合与制衡关系。如前所述，环境善治要求构建政府-企业-公众的联合与制衡关系，并借此积累中国长期发展的社会资本。践行生态文明、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生态共赢需要发挥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相互制衡、相互激励的正向促进关系。其中，政府做好角色定位，致力于建设良好的制度环境、进行政策引导尤为重要。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如何善用公共权利，致力于构建一个高效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阳光行政和信息公开，是确保公民对环境行政过程和决策过程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监督的基本前提，也是现代政府的基本义务，更是重建社会信任和政府可信度的必要措施。同时，保障公民环境权益，推动公民社会发育是生态文明推进的必要环节。公众权利的保障和有效发挥不仅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要义，同时，也是降低政府监管成本的最好方式。要让公众的环境责任得到落实，政府应该也必须“还权于民”，包括：环境信息知情权，受到环境损害时的索赔权，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监督权等。

上述的变革过程，不仅有助于确保公民的环境权益实现，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有可能通过环境保护这个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尝试和推进中国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为中国向和谐社会的平稳过渡积累必要的社会资本。

雾霾对经济损失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雾霾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分为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和其他无形损失。直接经济成本包括严重雾霾带来的交通损失（主要包括航班延误、高速封路和交通事故）、健康损害（主要包括身体疾病的治疗成本、心理疾病治疗和死亡损失）及其它损害（如建筑腐蚀、清洁成本等等）。

早在90年代初，中国学者开始从全国宏观层面评估空气污染损失的范围约为44亿元到986亿元之间，占全国GDP1.2%-4%。2007年，世界银行评估2003年空气污染物PM10造成的健康总成本为1570亿～52900亿元，约为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2%～3.8%。此后，各研究机构不断更新和补充中国颗粒物污染的经济损失评估实证研究结果。美国MIT大学Matus, K.et al(2012)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中国整体的空气质量在改善，中国臭氧和颗粒物浓度高于背景值造成的经济损失从1975年的220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120亿美元。2012年12月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教授开展的“PM2.5对中国城市居民造成的公众健康危害和经济损失”研究报告显示，如果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个城市2012年的PM2.5浓度停留在2010年水平，由于PM2.5引发疾病过早死亡人数将达8500多人，产生的经济损失达68亿元。

我们研究组（Huang and Xu et al.，2012）研究结果显示2006年珠三角地区由于PM10造成健康损害的经济损失为292亿元，相当于珠三角当年GDP的1.35%。我们针对2013年1月份一个月的“雾霾事件”的经济损失评估结果表明：2013年1月雾霾事件造成的全国交通和健康的直接经济损失的下限值约为230亿元（穆泉、张世秋, 2013），其中损失最大的省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京津冀地区。同样，我们研究组针对京津冀地区实施并达到PM2.5标准可实现的健康效益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能够实现的健康效益总和可达到612-2560亿元/年（均值为1729亿元/年），相当于该地区2009年地方生产总值的1.66-6.94%（均值为4.68%）。

怎么看雾霾产业？

首先我不清楚人们在谈到“雾霾产业”的时候的具体所指。但我想可以分成几个部分，1）降低雾霾形成的污染排放控制产业；2）降低雾霾或者污染形成的污染控制产业；3）防护雾霾危害的防护产业。

毫无疑问，近年来，由于雾霾的严重并为公众关注，上述三类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形成了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空气净化器等。相关行业发展都非常迅速，前两类有效推动了污染防治的进程，后者则有助于防护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但需要注意的是，假如没有空气污染，健康防护产业是否会发展？或者我们该如何看待健康防护产业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民众生活质量提高的作用和影响。

大气十条和最强环保法需要讨论的问题

核心问题是如何执行。此外需要注意的是：

1）法律、标准、环境政策的制定要基于科学认知基础。第一个是对污染源和污染形成的原因，污染各主体可能采取的污染防范的技术、措施和手段，以及各个政策相应的成本、效益、环境效果，这些都是决策必须的科学认知基础。所以，科学认知、学术研究、决策基础是决策的基本条件。

2）基于这样的一些事实判断基础之上的政策有效制定，以及寻求逐渐从低成本到高成本的污染控制战略的选择。

3）制定了政策和法律之后，就是执行的问题，如果有了最严的法律，但疏于执行，不仅会使得政策和法律形同虚设，同时，还会影响政府和政策的公信力，也会创造很多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以及其他的寻租空间。

4）具体到雾霾问题，由于PM2.5和大气二次污染问题，第一个是排放源多而且复杂，其形成过程与气象的、自然的、人为的，物理的、化学的过程都有关系，需要对其污染贡献者的多样性、污染形成的复杂性以及污染影响的长期性有充分的认识。

（完）

第三篇：关于雾霾的思考

关于雾霾假的思考

近些天，我国20省、104市，6亿中国人在雾霾里挣扎，多个城市连续爆表！近日，南京市将雾霾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这是南京今年第一次发布空气污染红色预警。苏皖等地“霾”最严重，预计持续至8日；环保部称汽车尾气、燃煤采暖对空气质量恶化贡献较大。南京发布了大气污染“红色预警”，南京市教育局第一时间下发通知，要求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全面启动污染天气应急处置红色响应，实行停课。

雾霾锁城，此措施一出，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终于不再只是“会呼吸的痛”。而中小学停课，也引发各行各业人士在网上吐槽和发问，PM2.5究竟要多高才能停工停市，享受上一回百年难遇的“雾霾假日”？虽然官方对此没有进行评论，但是网友已经对此各执己见了。

有一部分赞成的网友：

“我志愿加入休雾霾假行列,拥护雾霾假,遵守雾霾假,履行休雾霾假的义务,执行雾霾假的决定,严守雾霾假的安排,保守雾霾假的秘密,对雾霾假忠诚,积极休息,为雾霾假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雾霾假牺牲一切工作时间,永不背叛。”

“雾霾的好处什么的说出话儿来我都不会相信的，除非放雾霾假。”

“公司位于城市雾霾重灾区，听说附近楼都放了假，我们显然是不会放了，不过因为雾霾导致我呼吸道感染，发烧，请了2天带薪病假，哎，还不如直接放假呢。”

而反对此假期的网友则说：

“不支持，雾霾假真没必要！贫道觉得：有假等于无假，不如不放！别开车，少开车，管好烟囱，比假期管用！”

“放假不能解决问题，放假了，只能是不上班了，还会出门，没有意义，还是想想如何治理吧。”

“再污染天气什么时候都好不了，雾霾什么时候都还会存在，放假放多久？都待在家里好了。放假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好吗。”

一些思考：

面对雾霾红色预警，对于未成年人的关照是时分有必要，但仅仅是此措施显然还远远不够。雾霾围城固然不是一日形成的，想要彻底治霾，也绝非一日之功。尽管气象部门也曾研究过人工降雨减霾的策略，但因为各方面原因，仍然无进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面对来势汹汹的雾霾，除了学校放个雾霾假，便束手无策、坐以吸霾。

雾霾的应急预警措施，本身就是临时抱佛脚，到了这个时候才去着急上火，为时过晚。其实放雾霾假也只是一种被动的改变，或者说被迫的改变。抓问题要抓本质，雾霾的形成跟人们日常生活中各种对环境的污染是密不可分的，要主动地面对雾霾问题，最应该注意的就是环境的保护，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每次遇到问题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出现事故才想到整治，这样被动的措施永远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即使难以实现，也应该立刻行动起来，尽量做到防患于未然。而对于雾霾的彻底治理，当然有待长效机制的确立，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防护措施实行，比如提升公民环保意识，减少扬尘生产等。

第四篇：雾霾治理与经济发展的较量

雾霾治理与经济发展的较量

用一个词来描述我国经济发展与雾霾治理之间的关系非“囚徒困境”莫属。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非零和博弈的经典范例，其揭示出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形：明明存在着对各方而言都属最优的选择，但由于博弈方对对方策略的疑虑而只能做出两败俱伤的次优选择。而当前，正呼吁的沸沸扬扬的治霾问题正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囚徒困境。

具体来说，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主要存在着四重囚徒困境。我国最高决策者能否摆脱在经济政策和环境政策之间的囚徒困境，是另外三重囚徒困境能否得以脱困的枢机所在。经济政策和环境政策之间囚徒困境的脱困之道在于让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学发展观走下国家治理的神坛。

众所周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囚徒困境中的这种次优选择属于典型的纳什均衡。而这种两败俱伤的纳什均衡的存在，实际上对当前主流经济学家的市场自由论提出了挑战：按照市场自由论的逻辑，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从利己的目的出发，最终会达到利他的效果；但囚徒困境之类的“纳什均衡”表明：从利己的目的出发，结果也可能是损人害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相对于最优选择而言）。因此，要打破我国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囚徒困境，出路不在于以利己为逻辑起点的市场，而在于以强制利他为逻辑起点的政府。

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四重囚徒困境 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主要存在着四重囚徒困境。第一，经济主体之间在是否严格遵守环保法规方面的囚徒困境。第二，地方政府之间在是否严格执行环保法规方面的囚徒困境。第三，经济政策与环境政策之间的囚徒困境。第四，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囚徒困境。

（一）经济主体之间在是否严格遵守环保法规方面的囚徒困境 这种囚徒困境实际上是愿意严格遵守环保法规的经济主体与不愿意严格遵守环保法规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囚徒困境，也可以说是经济主体想要严格遵守环保法规的心理与不想严格遵守环保法规的心理之间的囚徒困境：在现实中，许多经济主体原本很愿意严格遵守国家的环保法规，但由于不相信作为其竞争对手的其他经济主体也会像自己一样严格遵守国家的环保法规，因而最后也选择不严格遵守国家的环保法规，结果导致市场上的经济主体都以选择不严格遵守环保法规为最佳竞争战略，就像囚徒困境中的囚徒都选择认罪并揭发对方一样。显然，不严格遵守环保法规的经济主体无疑比严格遵守环保法规的竞争对手拥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而严格遵守环保法规的经济主体会面临对手不公平竞争的伤害。

（二）地方政府之间在是否严格执行环保法规方面的囚徒困境 这种囚徒困境实际上是愿意严格执行环保法规的地方政府与不愿意严格执行环保法规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囚徒困境，也可以说是地方政府愿意严格执行环保法规的心理与不愿意严格执行环保法规的心理之间的囚徒困境：在现实中，许多地方政府本来愿意严格执行国家的环保法规，但由于不相信作为其竞争对手的其他地方政府也会像自己一样严格执行国家的环保法规，因而最后也选择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环保法规，结果导致我国的地方政府大多都以选择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环保法规为最佳竞争战略，就像囚徒困境中的囚徒都选择认罪并揭发对方一样。显然，不严格执行环保法规的地方政府无疑比严格执行环保法规的地方政府拥有明显的经济发展优势和政绩优势，而严格执行环保法规的地方政府会面临不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法规的其他地方政府的不公平竞争的伤害。

（三）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在经济政策与环境政策之间的囚徒困境 这种囚徒困境实际上是追求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与追求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之间的囚徒困境，也可以说是决策者在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之间的囚徒困境：虽然二者都认同最优选择是经济发展与环保执法在高水平上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这相当于两个囚徒都拒不认罪的策略选择；但由于二者都对高水平的环保执法之下是否还能保持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怀有疑虑，因而二者都选择边污染边治理的次优选择，即在高经济增长高排污的同时加大治理污染的投入而不是严格环保执法杜绝污染——这相当于两个囚徒各自认罪并揭发对方从而均被判刑8年。

（四）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囚徒困境

这种囚徒困境已从前述国内层面的囚徒困境上升为国际层面的囚徒困境，具体表现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明知在不牺牲环境的基础上开展经济竞争最符合各方利益，但考虑到作为竞争对手的其他国家可能会为了追求更快的经济发展而不惜牺牲环境，从而使所有在经济发展方面不甘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都选择牺牲环境保发展的国家战略。因此，就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恶性竞争——不惜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拼发展。

二、囚徒困境的成因及脱困之道：形成环保严格执法的国家共识

囚徒困境的成因在于彼此缺乏对最优策略的互信和共识，因而打破囚徒困境的关键在于建立对最优策略的互信和共识。如果两个囚徒都能有抵赖到底的互信和共识，就能够采用抵赖到底的最优策略。

就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囚徒困境而言，其脱困之道亦同此理——关键在于建立对最优策略（经济与环保在高水平的基础上兼容互促）的互信和共识。不过，对于不同的囚徒困境，其建立互信和共识的关键点亦有所不同。

（一）经济主体之间的囚徒困境的脱困之道：政府严格环保执法 就经济主体之间在是否严格遵守环保法规方面的囚徒困境而言，要想让经济主体之间形成对方会严格遵守环保法规的互信，关键在于政府在环保执法方面的决心、力度及由此形成的政府在环保执法方面的公信力。只要政府下决心严格执行环保法规，经济主体就会因违法成本的高昂而相互间形成严格遵守环保法规的互信和共识，进而就会摆脱深陷其中的囚徒困境。

（二）地方政府之间的囚徒困境的脱困之道：中央政府严格督察环保执法 就地方政府之间在是否严格执行环保法规方面的囚徒困境而言，要想让地方之间形成对方会严格执行环保法规的互信，关键在于中央政府在环保执法方面的决心、力度及由此形成的政府在环保执法方面的公信力。只要中央政府下决心严格督察环保法规的执行，对不严格执法的地方政府主要党政领导坚决追究其法律及行政责任，地方政府相互间就会形成严格执行环保法规的互信和共识，就会摆脱深陷其中的囚徒困境。

（三）经济政策与环境政策之间的囚徒困境的脱困之道：决策者对最优策略的坚信不疑

就经济政策与环境政策之间的囚徒困境而言，要想让这两种政策形成对最优策略的互信，关键在于决策者尤其是国家最高决策者对最优策略的坚信不疑。只有国家的最高决策者下定不惜短期内牺牲经济也要保护环境的决心，经济政策和环保政策才能形成对最优策略的互信，从而使我国摆脱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个目标之间首鼠两端的囚徒困境。

（四）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囚徒困境的脱困之道：中国率先转变竞争战略

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囚徒困境中，中国的脱困之道只有一条：退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拼环境求发展的博弈，率先转变竞争战略。

第一，中国的环境容量及环境资源已经难以支撑拼环境的发展战略。经过三十多年的拼环境的高速发展，近年来我国以水、空气和土壤为主要指标的环境容量已近乎见底，洁净的水、清新的空气、未污染的土壤已成为稀缺品，在此情形下，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拼环境已经力不从心、难以为继。总而言之，对于拼环境求发展的战略，中国已经拼不起。

第二，庞大的人口数量使环境资源对中国而言更为珍贵。作为人口头号大国，中国人的需求必须要靠自己的环境资源来保障，不可能走某些小国集体移民或购买环境资源求生存的道路。为此，中国更应该加倍珍惜现有的环境资源，更不应该选择拼环境求发展的战略。

第三，文明古国守土有责。中国是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文明古国，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生于斯、长于斯，这片广袤的土地空间是中华文明的故国家园，作为中华子孙我们守土有责。而如果破坏了这里的环境使这方水土不再宜居，中华文明也就失去了故国家园和生长的根基。

第四，负责任的大国不能向国际上输出问题。环境资源是一国满足其国民需求的物质基础。如果一国的环境消耗殆尽，该国的国民需求就无法实现自给自足，从而势必要消耗他国的环境资源来满足其国民需求。这实际上也是向国际上输出问题，有悖于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责任。

上述前四重囚徒困境的脱困之道存在着依次依赖的关系：经济主体之间的囚徒困境的脱困之道有赖于地方政府之间的囚徒困境的脱困之道；地方政府之间的囚徒困境的脱困之道有赖于经济政策与环境政策之间的囚徒困境的脱困之道；而国际上的囚徒困境的脱困之道有赖于国内三重囚徒困境的脱困之道。换言之，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只有地方政府摆脱了囚徒困境，经济主体才能摆脱囚徒困境；只有决策者尤其是最高决策者摆脱了经济政策和环境政策之间的囚徒困境，地方政府才能摆脱囚徒困境；而只有国内层面的囚徒困境得以脱困，中国才能摆脱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层面的囚徒困境。一言以蔽之，我国最高决策者能否摆脱在经济政策和环境政策之间的囚徒困境，是另外三重囚徒困境能否得以脱困的枢机所在。

也就是说，只有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对经济与环境最优策略的坚信不疑，我国才能形成对环保严格执法的国家共识，才能摆脱我国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四重囚徒困境。

三、两种不同学科的发展观：影响最高决策者是否坚信最优策略的关键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并随着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是硬道理”的论断而把发展主要理解为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观实际上是以经济增长或财富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观，也是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所秉持的发展观。

与上述经济学所秉持的发展观不同，笔者所提出的需求溢出理论主张，公共管理学应秉持一种以国民的需求保障为主要目标的发展观。

作为公共管理学的基础理论，需求溢出理论把人的需求作为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并把人的需求依次分为人道需求、适度需求和奢侈需求三个层次——三层次需求的价值或正义性依次递减。需求溢出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公共管理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解决个人的人道需求和适度需求的溢出问题（所谓个人的需求溢出，是指个人的需求超出了其本人和家庭的满足能力——就像水溢出于容器，而那些溢出的个人需求也就是其本人和家庭无法满足的需求）。按照需求溢出理论的逻辑，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的使命，应当是防范和解决其国民在人道需求和适度需求方面的需求溢出问题，以此来保障其国民的人道需求和适度需求。由此，公共管理学所秉持的发展观，应当是建立在需求正义（需求价值）的基础上以国民的需求保障为主要目标的发展观，即寻求需求保障的发展观。

在需求溢出理论看来，公共管理学所应秉持的上述寻求需求保障的发展观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对国民的需求提供更坚实有力的保障；换言之，衡量是否发展的尺度，在于是否对国民的需求提供了更坚实有力的保障。第二，对国民需求的保障要遵循需求正义，也就是说，在国民的诸多需求及诸多国民的需求之中，正义性越强或需求价值越高的需求，越处于优先保障的地位；反之亦然。第三，需求的正义性或需求价值的衡量基准在于传宗人理性，即从身外理性尤其是身后理性这种利他理性的立场来考量各种需求的正义性或各种需求的不同价值。

“作为一种为了长远需求而未雨绸缪的理性思维，传宗人理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关照他人的理性思维，笔者称之为身外理性：公共生活只有靠个体的利他性（身外理性的体现）才能维系，而只有公共生活才能保障个体的长远需求——这种理性思维即老子所说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 二是关照后代的理性思维，笔者称之为身后理性：后代利益是现世人利益的延续，而且后代人的利益高于前代人的利益。

总括而言，传宗人理性就是利他理性。传宗人理性中的身外理性，不过是“利”同世之“他”；而传宗人理性中的身后理性，则是“利”后世之“他”。而且，传宗人理性把“后世之他”置于比“同世之他”更为优先的地位。这样，传宗人理性就意味着每个现世人（即活着的人）的生存意义和最高使命就是努力帮助人类族群更好地传承延续、繁衍生息，进而要以是否有利于后代或族群的长远利益来作为价值评判的基准。简言之，传宗人理性就是后代人眼光或利益（而不是以现世人的眼光或利益）来进行价值评判。基于此，是否或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人类族群的传承延续及族群的长远利益，就成为衡量个人需求价值的客观标准。

尽管经济发展或财富增长是需求保障的重要手段或途径，但经济学所秉持的以经济发展或财富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观，与公共管理学所秉持的以保障国民需求为主要目标的发展观有着本质的不同，从而影响了国家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战略关系的选择。

第一，经济或财富的价值在于其对国民需求的保障意义，不能为国民需求提供保障的经济发展或财富增长没有任何价值。就此而言，经济或财富只是手段，而国民的需求保障才是目的。经济学所秉持的以经济发展或财富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观，实际上是把手段当作目的——本末倒置，从而在逻辑上使国家背离了其本应担负的使命——为国民的需求提供保障。第二，如果经济或财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全方位地保障国民需求的话，在发展观上把手段当作目的（本末倒置）也无所谓，但在现实中经济或财富在保障国民需求方面存在着诸多的局限，从而使以经济发展或财富增长有时不仅不能为国民需求提供保障，反而削弱了国民需求保障的基础，因为经济发展或财富增长消耗或破坏了为国民需求提供保障的资源，尤其是环境及其他不可再生资源。

在现实中，经济或财富在保障国民需求方面存在的局限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需求的保障有赖于特定种类和品质的资源配置，而经济或财富不一定能够转化成该需求所需要的特定种类或品质的资源配置。例如，当年犹太人拥有那么多财富也没能阻止法西斯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当年的科威特那么富裕也没有抵挡住伊拉克的吞并。

二是经济或财富要转化为保障需求所需的资源，通常要经过市场交换。但由于市场存在着诸多风险（如被封锁或匮乏等风险），导致经济或财富在保障需求方面的渠道有可能被被阻断。例如，一国在国际环境不利的情况下，有外汇也买不到所需的战略物资。

三是保障国民需求所需的特定资源转化为财富之后，如果再从财富转化（或交换）为该种资源，其间的损耗有时极其巨大，尤其是环境生态及矿产资源等不可再生资源更是如此。例如，一千多家小造纸厂只需要几年就把淮河彻底污染，但即便把这一千多家小造纸厂几年间全部产值的十倍甚至百倍投入于淮河治污，几十年间淮河水也不可能恢复到污染前的水质。正因为现实中经济或财富在保障国民需求方面存在着诸多局限，经济学所秉持的以经济发展或财富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观根本无法为国民的需求提供足够的保障，这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尤其危险。

受上述经济学发展观的影响，我国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长期以来都偏重于保经济发展。其结果就形成了目前环境容量近乎枯竭的环境危机。在如此严重的环境危机面前，经济学发展观使最高决策者依旧在经济政策与环境政策之间纠结徘徊——从囚徒困境中难以自拔，并依次使地方政府和经济主体也无法摆脱囚徒困境。

只有树立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观，把保障国民需求而不是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最高决策者才会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最优策略坚信不疑，我国才能形成环保严格执法的国家共识，才能摆脱经济政策与环境政策之间的囚徒困境，进而才能摆脱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其他三重囚徒困境。

四、两种发展观之喻：追求“金山银山”的发展观和追求“绿水青山”的发展观

用更形象的说法，以经济发展或财富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学发展观可以被称作追求“金山银山”的发展观，而以国民的需求保障为主要目标的公共管理学发展观可以称作追求“绿水青山”的发展观。

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有了金山银山，可以买来绿水青山。但实际上，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再大的金山银山也买不来能够满足国民需求的绿水青山——要想为中国人的人道需求和适度需求提供坚实的保障，还得靠自己的绿水青山。

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看，有了绿水青山，不愁金山银山。尤其是当绿水青山成了稀缺品，绿水青山就是最大的金山银山。

为金山银山而牺牲绿水青山，是国家的发展观之殇，必然带来国家的灾难。因为牺牲绿水青山即便能换来金山银山，但这绿水青山换来的金山银山换不回原来大小的绿水青山。淮河的污染和治理的现状，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绿水青山能为国民的人道需求和适度需求提供直接的保障，因为人可以喝绿水吃青山，但不能喝金水吃银山；而且，在特定的时候，金银及其所代表的货币换不来吃喝所需的资源。

从这种意义上说，当前我国之所以深陷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多重囚徒困境，根源就在于我们的发展观。要摆脱深陷其中的囚徒困境，就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让追求金山银山的经济学发展观走下国家治理的神坛，让公共管理学发展观——在需求正义基础上以国民的需求保障为主要目标的发展观——回归国家治理的正位，让绿水青山成为国民需求的坚实保障。

所谓在需求正义基础上以国民的需求保障为主要目标的发展观，首先要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即发展的目标是保障国民的需求；其次，对国民需求的保障要遵循需求正义，即将国民各种需求按其正义性（需求价值）进行排序，以此确定各种需求保障的先后次序——把国民的人道需求放在最优先保障的地位，然后是发展需求的保障，最后才是奢侈需求的保障。再次，国民需求的保障归根结底需要依靠三种一级资源，即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空间资源，财力资源等二级资源只有能够转化为一级资源才对国民需求的保障有实际意义。②为此，这种以国民的需求保障为主要目标的公共管理学发展观，就是要把一级资源的养护（增质增量）置于优先于保障二级资源（财力资源）增长的地位，即把绿水青山的养护置于优先于赚取金山银山的地位。这也正是需求溢出理论的公共管理学发展观与主流的经济学发展观的歧路所在。

第五篇：雾霾引发的思考

雾霾引发的思考

陈久霖

2013-03-27 14:55:10来源：中国经营报 2013年03月23日

自今年1月上旬起，持续的雾霾天气席卷了我国大部分地区。而为探寻导致雾霾的罪魁祸首，一些环境学者将矛头指向以化石燃料、尤其燃煤为主的中国能源消费结构，要求加快经济转型、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的呼声不绝于耳。

纵观历史，雾霾现象是与工业化的进程密切联系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关键时期，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和生态形势极为严峻。然而，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对于工业化带来的雾霾天气，要全面辩证地看待，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讳疾忌医。“大道如青天”，发展是第一要务，是不容置疑的硬道理。中国的一切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但发展要有新思路，应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非近年才有的新概念，但至今未有突破性的改观。古人云，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经济转型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不容小觑，岂能在一朝一夕间便取得显著成效？

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和严重依赖燃煤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使非可再生资源本身储量日益匮竭，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加剧，也对濒临极限的环境承载能力构成重大威胁；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愈加明显，生态环境全面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危机将难以避免。能源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正面临着“跋前踬后，动辄得咎”的困境，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以及社会发展这三大压力同时袭来，且彼此间的矛盾愈发难以调和。

其实，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这两个目标，应当并且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如何做到，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首先且最为关键的是优化调整能源消费结构，主要是调整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类传统能源消费的比重。

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的比重极大，而天然气所占的比重极低。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2011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燃煤占到70.5%，石油占17.6%，天然气占4.0%，呈现出“煤炭一头独重，天然气无足轻重”的特点；而同期美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燃煤占27.2%，石油占37.2%，天然气占23.0%，基本形成“三足鼎立、石油稍重”的格局。对燃煤的严重依赖，给中国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压力。我国能源结构调整中应当减轻对煤的依赖，大力推进天然气的利用。天然气是一种“准清洁能源”，其主要成分是甲烷，在充分燃烧的情况下只生成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即使实践中天然气难免含有少量杂质，燃烧也未必充分，但产生的污染依然比煤炭和石油制品要轻得多。相比之下，煤炭和石油的分子结构较复杂，碳含量高，氮、磷等杂质含量也高。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的统计数据，使用燃煤发电，每兆瓦时电力产生二氧化硫13磅，氮氧化物6磅；而使用天然气发电，每兆瓦时电力产生二氧化硫0.1磅，氮氧化物1.7磅。在近段时间的雾霾天气中，对人类健康危害最大的是微粒物质。为产出10亿英制热量单位的能量，燃煤会带来2744磅的微粒物质，而天然气只会带来7磅的微粒物质，差不多是燃煤污染的1/400。

近年来，对天然气的利用已经引起了政府的关注。2004年西气东输正式商业运作，天然气市场需求呈现爆发性增长，当时国内天然气资源不能满足需求，《天然气利用政策》（2007）应运出台，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供需矛盾。随着国内资源的大力开发和进口LNG、进口管道气的全面实施，我国天然气供需形势有所好转。2012年10月，发改委颁布新的《天然气利用政策》，明确提出了“提高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此目标的提出，清晰地表明了国家对天然气发展的鼓励。前不久的《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送审稿中还提出，到2015年天然气消费比重提高到7.5%。

然而，天然气的推广应用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一方面，天然气管网的建设耗资繁巨，有人甚至指出，全面建立天然气的储运系统和城市天然气配送系统的工程量不亚于重建中国的铁路系统；另一方面，天然气在工业领域替代燃煤和重油，需要对现有的技术设备和工艺流程进行重大改造。“溃痈之痛，胜于养毒。” 燃煤经济的持续运行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这一成本，燃煤经济在很多地方实际上已经是“非经济（diseconomy）”了，改弦更张，大力推广利用天然气势在必行。

其次是积极开发清洁和可再生能源，提高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使用中的比重。

开发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不仅可以增强中国能源系统的抗风险能力，而且可以保证在未来的国际能源产业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还可以满足广大农村地区人口的能源需求，减少森林过度开采和植被破坏。目前，我国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还是薄弱环节。中国虽是水力资源大国，但目前的开发率仅为15%，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落后于印度、巴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开发潜力巨大。核能是发达国家重要的替代能源，目前仅占中国能源结构的1.2%，而日本、法国都超过了30%。因此，我国应积极发展核电能源，力争到2020年

使核电装机达到4000万千瓦，占全部发电量的比例提高到4%。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包括小水电、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等）资源基础雄厚，但因成本高、规模小、缺乏激励政策而发展滞后。积极发展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远期可以替代石化燃料，近期则可以缓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边远和农村地区的用能紧张问题。

2006年开始实施的《可再生能源法》规定，“国家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2007年，国家发改委颁布《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5%左右，形成以自有知识产权为主的国内可再生能源装备能力。未来20年，中国应使可再生能源初步形成规模，并为今后更大规模地替代石化燃料奠定基础。

同时，中国还应大力推动海洋能、氢能、燃料电池、生物液体燃料等新能源的开发。由于新能源产业对政策依赖性强，尚未形成连续稳定的市场需求，近年来，新能源行业遭遇寒冬，出现了投资者对新能源企业避之不及的现象。但是不能因为遇到挫折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以致因噎废食，裹足不前。“风物长宜放眼量”，纵观工业革命的历史，任何革命性新技术的应用，总是一波三折。1807年，富尔顿设计的蒸汽船试航时，被人们嘲笑为“富尔顿的蠢物”；1814年，史蒂芬孙的蒸汽机车试车时，有人驾着马车，与火车赛跑。传统能源的应用尚且如此，新能源的应用更不可能一蹴而就。

最后，还需大力开展节能环保，节约能源消耗，实现绿色低碳消费。

传统能源的替代、新能源的开发非一日之寒，当前还应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节能环保。从我国来看，对能源的使用情况不尽如人意，与能源燃烧相关的空

气污染使中国40%的国土受到酸雨的威胁，100多个城市雨水的pH值都非常低。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2020年中国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的排放量将分别超过4000万吨和3500万吨。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力弱、能源利用率低的国家来说，开展节能环保、提高能源效率是当务之急。要贯彻“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的方针，大力实施节能减排，缓解能源消耗强度，合理控制能源消耗总量，降低单位能源消耗。下更大决心淘汰落后产能，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推动节能技术创新与应用，加强基础性、前沿性节能技术研发，力争在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在石油领域，要把节油环保作为国家石油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立环保节约型的石油消费模式。依靠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使单位GDP的石油消耗减少，排放量降低。压缩高耗油产业，淘汰高耗能设备，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推广应用新工艺、新技术。加快制定优惠政策，鼓励节油，抑制无效、低效的石油消费，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曾国藩有句名言，“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磨折，必有浮议摇撼。坚忍力争而后有济”。无论是推行天然气替代燃煤，还是大力发展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以及节能环保，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必然经历**磨折、浮议摇撼；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必将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任重而道远，需要全社会的有识之士着眼未来，坚忍力争。

美丽中国难以在迷雾中前行。虽然北京暂时烟消云散，雪霁天晴，回想那些“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仿佛像一场场噩梦。然而，现实冷酷如铁，如果我们安于故俗，仍然延续燃煤经济的老路，雾霾天气定会卷土重来，这是铁的规律。《左传》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及时采取行动，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积极开发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才能让蓝天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