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的全新界说与释义--caj转换[模版]

第一篇：组织的全新界说与释义--caj转换[模版]

组织的全新界说与释义

张 月1，陆 丹2

摘 要:组织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功能单位，理解组织对理解社会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国内有关组织的研究多以英美学派的组织理论为依托，忽略法兰西学派的组织理论，而法兰西学派的组织理论在研究实际运行的组织方面具有英美学派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与解释效力。本文运用比较的视角对法兰西学派的理论做较为集中的介绍，向人们展示一种无法取代而又极为宝贵的理论资源。关键词:组织;行动者;权力;游戏规则

中图分类号:C9

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08)01-0052-03

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组织是其基本的功能单位。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是由大量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组织构成的，研究组织即是研究社会本身。现代社会学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以科层现象为例，对这一注定会深远影响现代社会生活的组织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系统的研究。作为组织研究的早期开拓者，韦伯为社会学研究开辟了组织这一研究领域，为组织现象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他还为组织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型。罗伯特·默顿与彼得·布劳二人，接续韦伯的科层制研究，从另外一个观察视角考察科层现象，指出科层制具有反功能特征，将科层组织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即为他们研究成果的体现.事实上，不少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皆已意识到了组织的重要性，他们从各自不同的领域，对组织现象进行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提出了诸多理论与学说，逐渐形成了以美英研究者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学派。其中人们较为熟悉的有: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巴纳德的系统组织理论，孔茨、穆尼、纽曼的管理过程理论，西蒙、马奇的组织决策管理理论，梅奥、罗斯利斯伯格的人际关系理论，麦格雷戈、阿尔戈里斯的人性假设理论，卢因、谢里夫、贝尔宾的团体行为理论，斯托格第、沙特尔、利克特、施密特的组织行为理论，本尼斯的组织发展理论，德鲁克的管理实践理论，钱德勒、安德鲁斯的战略管理理论，帕斯卡尔、阿索斯、威廉·大内的企业组织文化理论，沙因的组织文化模式理论，劳伦斯、洛什的权变理论，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此外，诸如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姆森以及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奥尔森有关组织的主张，也日益为国人所熟悉。这些理论被研究者介绍到了国内，不同程度地为人运用，来解释组织现象。

然而，人们在关注以美英研究者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学派的组织理论的同时，却忽视了另外一种极为重要的学术资源，这就是法兰西组织社会学学派的理论研究成果。与前者相比，后者显而易见对组织有着更强的解释力，其所描述与界定的组织，也更贴近实际存在的组织。遗憾的是，这种研究成果在国内却鲜

为人知。

在有关组织的探索之中，法兰西组织社会学学派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不仅其基本概念与传统的组织概念大相径庭，而且其观察视角、研究路径也与以美英学者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学派的组织研究截迥然不同，其研究者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框架、概念工具、分析方法与推论方式。这一学派有着众多的成员，诸如皮埃尔·格雷米翁(PierreGrémion，)、卡特琳纳·格雷米昂(Catherine Grémion)、J.-P.沃尔姆斯(J.-P.Worms)、让-克洛德·托恩尼格(Jean-Claude Thoenig)、C.拉法耶(C.Lafaye)、P.乌法里诺(P.Ufalino)、C.穆赛林(C.Musselin)、R.桑索里厄(R.Sainsaulieu)等，其核心人物则是米歇尔·克罗奇耶(Michel Crozier)、埃哈尔·费埃德伯格(Erhard Friedberg)。这一学派的主要观点，表现于其颇为丰硕的成果之中，体现在其著述的《周边权力》、《被封锁的社会》、《省长及其政要们》、《技术官僚的时代》、《科层现象》、《复杂组织体系的规则》、《法令改变不了社会》、《组织社会学分析》、《法兰西行政管理机构向何处去?》、《综合性大学研究》、《高层行政的决断和优柔寡断》、《劳动社会学》之中，尤其是体现在克罗奇耶与费埃德伯格合著的《行动者与体系》及费埃德伯格著述的《权力与规则》之中。

盎格鲁—撒克逊学派的研究者认为，组织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功能单位，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的系统，分为正式组织(形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前者具有合法性，稳定性强，功能明确，边界清晰;后者是前者的非常态乃至病态的形式，不具合法性，边界模糊，稳定性差，缺乏正向功能。在对组织进行探索时，此学派要求采取规范研究方法，运用量化分析、模型建构，注重演绎与还原。

克罗奇耶与费埃德伯格反对这种两分法的组织观，看来，组织并非是一种自然形成的现象，而是人为的一种建构，人们所以要建构组织，“其目的在于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而其中要解决的最为重要的是———合作的问题”[1]，以完成惟有靠集体行动才能实现的目标。依照他们的观察视角来看，组织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功能单位，抑或具有一定的整体性的系统。组织是一种极为错综复杂的现象，“组织，既是一种容器，又是容器中的内容;既是结构，又是过程;既是对人类行为的制约力量，同时又是人类行为的结果。组织为集体行动实践提供了持久的条件与力量。组织的存在，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具有深邃的意涵。”[2]3 在他们看来，从来也不存在所谓抽象意义上的组织。任何一种组织都是具体的行动组织，都是存在于具体的时间与环境之中的组织，在此，时间的维度与具体的环境背景具有重要的决定性意义，因为它们是组织得以展现的不可或缺的条件，那种抽去了时间因素与背景因素的规范意义上的正式组织抑或形式组织，根本就不具有真实性，而建立在这种组织概念基础上的研究对于现实也就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解释力。组织，作为人的一种建构，始终在时间之中展开，由人们的集体行动所塑造，始终处于不断的建构与解构过程之中。其边界不是清晰的，固定不变的，而是模糊的，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行动成员的地位在组织中不断发生着变化。组织始终处于开放状态，具有权变性的结构，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发

生相应的改变，因此，预先设定的建构组织的最佳途径根本就不存在。

一切组织都是存在于时间进程中的组织，一切组织都是在具体的环境之中形成的组织。要对这样的组织进行研究，必须采取田野调查、临床诊断、具体描述、定性分析、同类归纳、逻辑推论的方法，而不宜使用定量分析、抽象化的模型，运用还原的、规范性、演绎的方法。

克罗奇耶与费埃德伯格强调指出，“人们建立组织，意在解决不这么做就无法解决的问题。”[3]组织的建立是一种集体行动，这意味着一种必然的联合。建立组织就是建立起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然而，这种合作决不仅仅是行动者本着良善的意愿而展开的联合，其实这只是要运用集体的力量，来解决大家所面对的共同的难题。由于存在着集体的共同目标，所以组织中的行动成员具有一种向心的趋势，进而产生一种凝聚力，这为达到共同的目标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然而，在追求达到共同目标的同时，组织中的行动成员又都有着各不相同的利益追逐，其利益目标即使不是相互冲突的，也是彼此分异的，因而他们同时又有着一种离心的趋势，彼此之间存在着分异、冲突、矛盾，相互疏离，其行动有可能使业已产生的凝聚力遭到削弱，令组织变得松散无力，甚至最终解体。这种向心与离心趋势始终使组织处于不断的建构与结构的过程之中。

建构组织源自人们合作的需要，而组织的建构要求人们达成一定的共识，建立对组织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一旦进入组织，其成员就要在某种程度上遵守组织的规则。但是，组织永远也不可能从绝对的意义上，对行动成员的行动进行完全的限定。组织中的行动成员并非是消极的顺应者与遵从者，而是积极的行动者，他始终拥有自己选择的自由与行动的自由。组织永远也不可能运用规则，彻底剥夺作为主体的行动者的自由。不仅如此，组织中的行动者通常有着多种的身份，是多个组织的成员，有着多种可供调动的资源，有着自由的行动能力。当一种组织不利于达到自己追求的利益目标时，他就有可能将自己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从其中撤出，另行投入到易于获利的组织中去。对于行动者来说，选择始终存在。

组织，作为一种行动领域，对行动者既进行种种限制，同时也为行动者提供着诸种机遇。行动者在参与完成组织的共同目标的同时，也在利用组织提供的机遇和有利条件，最大限度地获取权力，获取优势地位，调动可供使用的资源，进而获得其希望得到的收益。

行动者在组织之中获取权力，意味着获取一种能力，一种在不平等关系中占据获利优势的协商能力。与通常使用的权力的概念不同，权力在此并不等同于强制性的力量，也不代表专断与压迫，强权只是权力的极度病态形式与反常的极端形式。权力，在法兰西组织分析学派这里此所指的是，行动者通过自己的活动而创建的协商谈判的能力，抑或是在其他行动者那里能够调动资源、使用资源的能力。一般来说，行动者在组织中主要可从四个方面获取权力，换言之，权力主要有四个主要来源，按照克罗奇耶的说明即是:“权力来源于诸种特殊的技能与职能的专业化;权力来源于对组织与其环境的关系的控制，抑或更为准确地说，权

力来源于对组织与其数种环境的关系的控制;权力来源于对交流与信息的操纵;最后权力来源于对普遍的组织规则的利用。”[4]人们可以利用这四个方面对于权力进行生产，即在特殊技能和专业化职能方面实施某种垄断，进而让自己变成唯一能够胜任某种重要工作的人;设法左右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令对手处于相对不利的境地;让交流变得困难，不通畅，使信息变得不对称，扩大对手的不确定性领域，缩小自己的不确定性领域;利用合法形式，巧妙借用组织的规则获取权力，在不平等的协商关系中获得更多的优势。

依照克罗奇耶与费埃德伯格的理解，权力关系，是人们之间存在的所有关系之中最为普遍的关系形态。由于不同的行动者在组织之中所拥有抑或能够动用的资源分布并不均衡，他们在其中所处的地位便不会一样，有的处于优势地位，有的处于劣势地位，在互动与协商的过程之中有着优势与劣势的双方，即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即是权力关系。然而，作为权力关系的这种人们之间不平等的协商关系，并非是固定不变的，一开始处于劣势的人假如足够聪明，假如他能够把握住组织环境提供的有利的机遇，想方设法地扩大自己的不确定性领域，缩小他人的不确定性领域，就完全有可能占据优势地位，获得较大的权力，在相互的协商过程中争取到更多的利益空间。

法兰西组织社会学派有着一套自己的概念工具，如组织、权力、权力关系、不确定性、自由余地、中继者、游戏、游戏规则、风险赌注、具体行动体系、局部秩序、学习、战略决策、干预等，每一个概念皆有着其特定的意涵，其中不确定性领域是他们通常使用的概念工具之一。在他们看来，不确定性领域通常有着两种形态:一种是所谓“客观上的”不确定性领域，即围绕诸种技术的不确定性建构的领域，围绕市场的不确定性建构的领域，围绕诸多现实制约因素的不确定性建构的领域;另一种是“人为的”不确定性领域，诸如围绕权威力量分布建构的不确定性领域，围绕信息的通道建构的不确定性领域，围绕合法性的限制力量建构的不确定性领域等。这种“人为的”不确定性领域的创建，是组织之中的成员之间进行互动、从事有组织的集体活动的前提条件之一，它使人们之间的讨价还价得以达成，并使行动成员为保留自己的自由余地提供了可能。

与并不重视行动者自由的正向功能的盎格鲁—撒克逊学派不同，克罗奇耶与费埃德伯格十分看重行动者的自由积极作用，他们认为，行动者的这种自由令组织呈现为开放状态，让组织充满生机与活力，使组织不断地得以重组，不断得以更新。然而，他们同时也指出，组织中的行动成员，虽然享有选择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可他并不能够随心所欲，恣意妄为。他的态度与行动必然会受到组织的限制，受到其他行动者的制约与影响，因此，他会考虑到其他行动者对他的行动可能会做出的回应，他会以别人的反应为参照，来做出任何有关行动的决定。这样一来，行动者在组织之中就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彼此在决策方面高度依赖对方，这种在决策上彼此之间高度依赖对方的背景之中所从事的有组织集体行动，即是克罗奇耶与费埃德伯格所称之为的游戏。游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行动者在组织中所从事的最能体现其本质的本真活动。

游戏是克罗奇耶与费埃德伯格使用的核心概念之一。他们认为，游戏构成人类组织活动的主要形式。游戏，作为人类的一种建构，有着极为深刻的丰富意涵。“游戏既是一种政治性建构，也是一种文化性建构。”[2]241这意味着游戏是体现权力关系亦即不平等的协商关系的活动，是体现社会中人们之间的最为根本的关系形态的活动，也意味着游戏具有非自然性特征与人为设计的特征。游戏通过其游戏规则，既对行动者的行为进行规约与限定，也为行动者达到自身的目标提供可能性与条件。游戏与具体行动体系紧密相关，事实上，具体行动体系就是具有一定结构的游戏。

游戏既具有集体的特征，也拥有关系性的属性，游戏让行动者的自由、行动环境的相关制约、利益的冲突、妥协互让、彼此的竞争与相互的合作的理念变得相容，并以一定的方式得以整合。游戏的稳定性，既通过行动者的社会化过程来保证，也通过作为参与者的当事人之间的谈判、协商、讨价还价的行为来维系。游戏制约着进行合作的行动者以及其对手的行动自由，限定着他们进行活动的自主领域，对他们单方面利用对方的可能性进行约束。游戏的暂时的平衡，对权力结构的重组有利，为与其参与者建立可能的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

作为一种整合的的社会机制，游戏强调秩序，强调游戏者的被构造性;而作为游戏者在其中能够进行自主活动的具体行动体系的结构，游戏又是始终呈现为开放状态的，随着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因此也能够被塑造。正是因为游戏具有这种特性，因而游戏的重组与更新是可能的，在其重组与更新的过程中，游戏的规则发生系统性的变化，游戏的具体形态得以重塑，游戏者依照新的规则从事游戏活动，组织的变革随之发生。

显而易见，法兰西组织社会学派有着与盎格鲁—撒克逊学派迥然相异的组织观，他们有着其独特的观察视角，有着对组织的新的定义与理解，他们根据田野调查、经验分析、切合实际的推论，运用自己特有的概念工具建立起了有关组织的理论;他们所研究的组织是实际存在的组织，而不是抽象的组织，是时间进程中在具体环境之中不断变化的组织，而不是抽去了时间和具体环境的固定不变的组织;他们的组织观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他们所分析的是不断解构同时又不断建构的组织，而不是法定的形式组织，他们的推论建立在大量的田野调查的材料之上，而不是依据模型来推论;他们重视描述的方法，反对限定性的规范研究，注重复杂性、具体情境、差异性、时空背景，强调归纳、比较与定性分析，反对简单化，反对单纯的还原，反对逻辑的演绎，反对那种对差异性不加考虑的统计分析，仅将定量分析作为一种辅助的方法加以运用。他们反复强调所获取的有关研究对象的知识的有效性与有限性，不相信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的定则。他们指出任何理论与定理，在置入具体的研究对象的情境之前，都仅仅是一种空壳，皆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解释力。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法兰西组织社会学派独具特色，对组织有着独特的理解与释义，他们依据自己特有的观察视角，运用其概念工具、分析研究路径以及推论方式所建构的有关组织的理论体系自成一体。他们所描绘的组织与盎格鲁—撒

克逊学派所描绘的组织的图示迥然相异，盎格鲁—撒克逊学派所提供的有关组织的图示完整而全面，看似合理，貌似真实，实则虚假，与实际存在的组织相距甚远，其对组织的分析看似科学、严密，实则是缺乏实际价值的研究工艺，彼得·布劳有关组织规模及组织结构分化的研究就是其典型例证，耗时、耗力，投入大量资金，动用多种研究手段，提出许多定则，但却不具有实际的解释效力与应用价值;而克罗奇耶和费埃德伯格依据田野调查、临床诊断、比较、归纳与逻辑推论所提供的组织形象，则是具体、实际、置身于时间进程与背景之中的组织，与存在于现实领域中的组织完全对应，其所使用的方法适用、妥当，其对组织的分析深入而准确，其所提供的有关组织的知识有限而有效。通过他们的研究，他们奉献给人们的是，一种独特的观察视角，一套适用的概念工具，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一种合理的推论方式，一种具有实际解释效力的理论体系。这将帮助人们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理解组织，为人们从实存的意义上认识组织、研究组织提供一种珍贵的、不容忽视、也无法替代的理论资源。

参考文献: [1] CrozierMichel& Friedberg Erhard.Actors and Systems: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Action [M].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1977: 3.[2]埃哈尔·费埃德伯格.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M].张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 CrozierMichel& Friedberg Erhard.Actors and Systems: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Action [M].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1977: 4.[4] CrozierMichel& FriedbergErhard.L’acteur et le systeme:Les contraintes de l’action collective [M ].Edition duSeui，l 1977: 83.(责任编辑 刘海燕)

第二篇：三个代表全新释义

第一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1、当代世界的新变化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1)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由两极走向多极化。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国际形势总体上进一步趋向缓和，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恐怖主义危害上升，一些地区冲突和争端时起时伏，世界还不安宁。世界政治格局的这种新变化对中国共产党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2)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经济全球化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加快发展的良好机遇，但也使这些国家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加快发展，是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3)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了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更为激烈。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如何加快科技进步，全面提升我国的综合 竞争力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

(4)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伴随着多极化和全球化趋势，各种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相互冲击，世界思想文化领域正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新态势。这既有利于在比较中吸收各种优秀文化成果，又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负面影响。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摆在党面前的又一个重大课题。

2、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与“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

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重要历史经验，就是能否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理论创新。社会实践在不断发展，要求理论也要不断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3、国情与党情的新变化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对当代中国发展变化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首先，社会上出现了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活动领域；其次，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出现了多样性；第三，物质利益的多样化日趋明显，群众的不同利益要求越来越多。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对党的现状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首先，党的队伍的结构和数量发生重大变化，表现为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党员的总体素质在不断提高；其次，党的干部队伍新老交替在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第三，党的阶级基础在增强，群众基础在扩大，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加入了党的组织；第四，在新时期，党员干部队伍中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我们党必须解决好的两大历史性课题。总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本节小评 本节命题一般以选择题为主，需要掌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依据。

试题例析

(多选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包括

A.世界出现多极化趋势 B.世界形成了单极化的趋势

C.已经不存在威胁世界和平的问题 D.全球化进程加快

答案AD

解析考查的知识点是：当代世界的新变化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虽然美国企图建立由它主导的单极世界，但它力不从心，国际局势呈现的是多极化趋势。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天下并不太平，除了传统的军事威胁以外，还有恐怖主义等一些新的威胁世界和平的因素。

第二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

1、“三个代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三个代表”的内涵

“三个代表”是指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2)“三个代表”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个代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首先，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先进性决定着文化的先进性，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人民根本利益实现的程度。

其次，先进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灵魂，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和凝聚力，是人类社会不断进化发展、实现自身本质力量的重要手段。先进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的重要方式；只有不断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才能为发展生产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三，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在我国现阶段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改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第四，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目的和归宿。只有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改革和建设才能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才能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来。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其成果的享有者。

总之，“三个代表”之间密切相联，先进生产力是基础和前提，先进文化是灵魂和旗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主体和目的，三者统一于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2、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具体体现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第一，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第二，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拓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第三，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的力量。

第四，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

本节小评 本节命题一般以选择题为主，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是“ 三个代表”之间的关系，贯彻“三个代表”的“关键”、“核心”和“本质”。

试题例析

(2003，单选)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在 A.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B.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C.坚持改革开放 D.坚持执政为民

答案D

解析考查的知识点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胡锦涛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也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因此，正确答案是D。这里顺便指出，2004年选择题第10题又考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键这一知识点。

第三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

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样，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样，都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最崇高的社会理想；第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样，都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它们分析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新的理论概括。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根据实际制定和实施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战略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植根于人民的政治立场，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养分，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

第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在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打开了新的理论视野。

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红线，在许多重大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意义

当今中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关键取决于我们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历史任务做出了新的概括，确定了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形成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全国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导方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

3、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我们的立党之本，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我们的执政之基，进一步回答了党应该怎样执政的问题；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我们的力量之源，进一步回答了党怎样保持先进性和生命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里的“本”、“基”、“源”，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本节小评 本节命题以选择题为主，命题的重点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的关系。

第三篇：成语释义与典故

【汉语文字】出尔反尔【汉语拼音】chū ěr fǎn ěr【英文翻译】1.to go back on one's word;to contradict oneself2.now yes, now no【词语解释】原指你怎样对付人家；人家就会怎样对待你。现多指自己说了或做了后；又自己反悔。比喻言行前后自相矛盾；反复无常。说话不算数。【字词解释】尔：你。反：同“返”；回。反尔 ：意谓你怎样对待人家，别人就会怎样对待你。【成语性质】贬义词

【成语用法】联合式；作谓语、定语、状语；含贬义，用于责备反复无常的人

【近义词】反复无常、翻云覆雨【反义词】说一不

二、言行一致、一言为定

【成语出处】《孟子·梁惠王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典故】战国时，有一年邹国与鲁国发生了战争。邹国吃败仗，死伤了不少将士。邹穆公很不高兴，问孟子道：“在这次战争中，我手下的官吏被杀死了三十三个，然而老百姓却没有一个为他们去拼命的，他们眼看长官被杀，而不去营救，可恨得很。要是杀了这些人吧，他们人太多，杀也杀不完；要是不杀吧，却又十分可恨。您说该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回答说：“记得有一年闹灾荒，年老体弱的百姓饿死在山沟荒野之中，壮年人外出逃荒的有千人之多，而大王的粮仓还是满满的，国库也很充足，管钱粮的官员并不把这严重的灾情报告给您。他们高高在上，不关心百姓的疾苦，而且残害百姓。”孟子在回顾了这辛酸的往事后，接着又说：“您记得孔子的弟子曾子说过的话吗？他说，要警惕呀!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如何对待你。如今百姓有了一个报复的机会，就要用同样的手段来对待那些长官了。” 孟子最后告诉邹穆公说：“所以，大王不要去责怪他们、惩罚他们。如果实行仁政，您的百姓就会爱护他们的长官，并且愿意为他们献出生命。”

【汉语文字】扶老携幼【汉语拼音】fú lǎo xiã yîu【词语解释】扶老携幼中“携”意思：带领。扶老携幼意思是：扶着老人，搀着孩子。形容所有人都出动（老人孩子也不例外）。【成语出处】西汉·刘向《战国策·齐策四》：“夫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

【典故】春秋时候，齐国有一位叫做孟尝君的人，他在家里养了三千个食客，孟尝君把这些人分成上、中、下三种等级。上等的客人每天都可以吃到大鱼大肉，出门的时候还有车子可以坐；中等的客人每天只有吃到鱼和菜；下等的客人每天吃到的就只有蔬菜而已。有一天，孟尝君的朋友介绍一个叫做冯谖(音：宣)的人到孟尝君家，孟尝君问他的朋友：“这个叫冯谖的人有什么专长呀？”朋友想了很久说：“好像没什么专长耶！”孟尝君听了之后，就不怎么理会冯谖，家里的佣人看到孟尝君不理冯谖，以为主人瞧不起冯谖，通通把冯谖当下等的客人招待。冯谖心里很不高兴，天天发牢骚：“既然大家都瞧不起我，我干脆离开算了！”孟尝君知道以后，就把冯谖由下等的客人升为上等的客人，还送给冯谖的母亲吃的和用的东西，冯谖心想：“孟尝君对我这么好，我一定要找机会报答他！”有一次，孟尝君派冯谖到薛地去讨债，冯谖就假装是孟尝君下的命令，叫所有欠孟尝君钱的人不用还钱，替孟尝君买了个“义”的好名声！而孟尝君却不知是为其好，并怪罪冯谖。后来孟尝君被齐王国君解除了相国的官位，回到薛地去住的时候，薛地的人民都热烈地欢迎孟尝君。人们带着老人，甚至连孩子也抱了出来，出城百里相迎。孟尝君笑道：“先生给我买的‘义’，我今天看到了！”

【汉语文字】点石成金【汉语拼音】diǎn shí chãng jīn 【成语出处】汉·刘向《列仙传》：“许逊，南昌人。晋初为旌阳令，点石化金，以足逋赋。” 【近义词】点铁成金【反义词】点金成铁【词语解释】点石成金旧谓仙道点铁石而成黄金，今比喻修改文章，化腐朽为神奇。也比喻修改文章时稍稍改动原来的文字，就使它变得很出色。

【典故】〔原文〕一人贫苦特甚，生平虔奉吕祖，吕祖乃吕洞宾也，相传为道教之祖也。吕祖感其诚，一日忽降至其家，见其家徒四壁，不胜悯之，因伸一指，指其庭中磐石。俄顷，粲然化为黄金，曰：“汝欲之乎？” 其人再拜曰：“不欲也。” 吕祖大喜，谓：“子诚能如此，无私心也，可授以大道。” 其人曰：“不然，吾欲汝之指头也。”吕祖倏不见。〔译文〕一个人特别贫穷，一生虔诚地供奉吕祖，吕祖就是吕洞宾，是道教的先祖。吕洞宾被他的诚意所感动，一天忽然从天上降到他家，看见他家十分贫穷，不禁怜悯他，于是伸出一根手指，指向他庭院中一块厚重的石头。一会儿，石头变化成了金光闪闪的黄金，吕洞宾说：“你想要它吗？” 那个人拜了两次回答道：“不想要。”吕洞宾非常高兴，说：“你如果能这样，没有私心，可以传授给你成仙的真道。” 那个人说：“不是这样的，我想要你的那根手指头。” 吕洞宾忽然消失了。

【汉语文字】东山再起【汉语拼音】dōng shān zài qǐ【词语解释】指退隐后再度出任要职。也比喻失势后重新恢复地位。【成语性质】褒义词【成语用法】偏正式；作谓语、定语。【近义词】 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死灰复燃【反义词】 风流云散、一去不返、过眼烟云【典故】公元383年八月，苻坚亲自带领八十七万大军从长安出发。向南的大路上，烟尘滚滚，步兵、骑兵，再加上车辆、马匹、辎重，队伍浩浩荡荡，差不多拉了千把里长。过了一个月，苻坚主力到达项城（在今河南沈丘南），益州的水军也沿江顺流东下，黄河北边来的人马也到了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从东到西一万多里长的战线上，前秦水陆两路进军，向江南逼近。这个消息传到建康，晋孝武帝和京城的文武官员都着了慌。晋朝军民都不愿让江南陷落在前秦手里，大家都盼望宰相谢安拿主意。谢安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出身士族，年轻的时候，跟王羲之是好朋友，经常在会稽东山游览山水，吟诗谈文。他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名望很大，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挺有才干的人。但是他宁愿隐居在东山，不愿做官。有人推举他做官，他上任一个多月，就不想干了。当时在士大夫中间流传着一句话：“谢安不出来做官，叫百姓怎么办？”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他才重新出来做官。因为谢安长期隐居在东山，所以后来把他重新出来做官这样的事称为“东山再起”。

【汉语文字】东施效颦【拼音】dōng shī xiào pín【释义】效：效仿；颦：同矉，皱眉头。东施：越国的丑女。比喻模仿别人,不但模仿不好,反而出丑.有时也作自谦之词,表示自己根底差,学别人的长处没有学到家.比喻盲目模仿，效果很坏。【近义词】邯郸学步、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亦步亦趋、如法炮制（含褒义）【反义词】独辟蹊径、标新立异、自我作古、择善而从【典故】春秋时代，越国有一位美女名叫西施，无论举手投足，还是音容笑貌，样样都惹人喜爱。西施稍用淡妆，身着衣服朴素，但是不管走到哪里，都有很多人向她行“注目礼”，她实在太美了，没有人不惊叹她的美貌。西施患有心口疼的毛病。有一天，她的病又犯了，只见她手捂胸口，双眉皱起，流露出一种娇媚柔弱的女性美。当她从乡间走过的时候，乡里人无不睁大眼睛注视着她。乡下有一个丑女人，动作粗俗、说话大声大气，却一天到晚做着当美女的梦。今天穿这样的衣服，明天梳那样的发式，却没有一个人说她漂亮。这一天，她看到西施捂着胸口、皱着双眉的样子竟博得这么多人的青睐，因此回去以后，她也学着西施的样子，手捂胸口的矫揉造作使她样子更难看了，可用扭捏作态一词形容。结果，富人看见丑女的怪模样，马上把门紧紧关上；穷人看见丑女走过来，马上拉着妻、和孩子远远地躲开。人们见了这个怪模怪样模仿西施心口疼，在村里走来走去的丑女人，简直像见了瘟神一般。这个丑女人只知道西施皱眉的样子很美，却不知道她为什么很美，而去简单模仿她的样子，结果反被人讥笑。

【汉语文字】大义灭亲 【拼音】dà yì miâ qīn【释义】大义：正义，正道；亲：亲属。为了维护正义，对犯罪的亲属不循私情，使受到应得的惩罚。为维护正义而不惜牺牲亲属间的私情。【近义词】大公无私、不徇私情 【反义词】徇情枉法、徇私舞弊【典故】春

秋时卫国大夫石碏曾经劝谏卫庄公，希望教育好庄公之子州吁。庄公死，卫桓公即位，州吁与石碏之子石厚密谋杀害桓公篡位，为确保王位坐稳，派石厚去请教石碏。石碏恨儿子大逆不道，设计让陈国陈桓公除掉了州吁与石厚。

【汉语文字】乘兴而来 【拼音】chãng xìng ãr lái 【释义】乘兴：乘一时的高兴。兴冲冲地来到 “乘兴而来”这则成语的乘兴失趁一时的高兴。趁着兴趣浓厚的时候到来。比喻高高兴兴地到来。【近义词】败兴而归【典故】王徽之是东晋时的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三儿子，生性高傲，不愿受人约束，行为豪放不拘。虽说在朝做官，却常常到处闲逛，不处理官衙内的日常事务。后来，他干脆辞去官职，隐居在山阴（今绍兴），天天游山玩水，饮酒吟诗，倒也落得个自由自在。有一年冬天，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接连下了几天，到了一天夜晚，雪停了。天空中出现了一轮明月，皎洁的月光照在白雪上，好像到处盛开着晶莹耀眼的花朵，洁白可爱。王徽之推开窗户，见到四周白雪皑皑，真是美极了，顿时兴致勃勃地叫家人搬出桌椅，取来酒菜，独自一人坐在庭院里慢斟细酌起来。他喝喝酒，观观景，吟吟诗，高兴得手舞足蹈。忽然，他觉得此景此情，如能再伴有悠悠的琴声，那就更动人了。由此，他想起了那个会弹琴作画的朋友戴逵。“嘿，我何不马上去见他呢？”于是，王徽之马上叫仆人备船挥桨，连夜前往。也不考虑自己在山阴而戴逵在剡溪，两地有相当的距离。月光照泻在河面上，水波粼粼。船儿轻快地向前行，沿途的景色都披上了银装。王徽之观赏着如此秀丽的夜色，如同进入了仙境一般。“快！快！把船儿再撑得快点！”王徽之催促着仆人，恨不能早点见到戴逵，共赏美景。船儿整整行驶了一夜，拂晓时，终于到了剡溪。可王徽之却突然要仆人撑船回去。仆人莫名其妙，诧异地问他为什么不上岸去见戴逵。他淡淡地一笑，说：“我本来是一时兴起才来的。如今兴致没有了，当然应该回去，何必一定要见着戴逵呢？”

【汉语文字】功亏一篑 【拼音】gōng kuī yī kuì【解释】亏：亏欠。篑：盛土的筐子。比喻一件大事只差最后一点人力物力而不能成功（含惋惜意）。堆九仞高的山，只缺一筐土而不能完成。比喻作事情只差最后一点没能完成。【近义】功败垂成、前功尽弃【反义】大功告成、善始善终【典故】古时，有一个人要筑一座九仞（八尺=一仞）高的山。他堆了一年又一年，不论严寒酷暑，废寝忘食地从远处挖土，再挑土，再堆到山包上，终于有一天，他就要完工了。这一天也如往常一样，鸡刚叫就起床开工，一筐又一筐，眼看着山就要9仞高了，只差一筐土的工夫。但他一摸肚子咕咕叫，天又下起雪来，认为只有一筐土，就回家去了。此后，他总认为只有一筐土而偷懒，所以这一筐土至死他也没堆上，终究这座只差一筐土的九仞高的山还是没有堆成（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第四篇：范式转换与民主协商

范式转换与民主协商：争议性公共议题的媒介表达与社会参与

作者： 陈刚

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来源：《中国传媒报告》

关键词： 争议性公共议题 范式转换 公共新闻 社会参与 公共协商┊阅读：1555次┊

[摘要]：在泛争议的现代社会，争议性公共议题的传播范式由“去公共性”突出极化的传统范式向动员公众参与的对话协商范式的转换，实质是强调传播由冲突转为建构。公共争议的传播，需要大众媒介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原则，透过协商与对话，释放公共争议内在利益与价值取向的多面向，寻求“最广泛的社会合意”，增加公共争议透过社会利益博弈机制得到调试与解决的可能性。

在泛争议的现代社会，争议性公共议题（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主要有两个架构性的元素：一是公众关注、聚焦的或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二是社会、公众对该类议题的认知存在多元意见即富有争议与冲突。在美国的“枪支管制”（Gun Control）、“移民政策”（Immigration Policy）等议题，中国的“医疗改革”、“个人所得税”等议题，以及“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克隆”（Clone）等全球性的争议性公共议题。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大众媒介与社会变迁中出现的富含争议的公共议题都是积极互动的关系。在选择报道对象时，“客观存在的，能引起争议的事件和现象是最值得报道的”（McCullagh，2005:27），一些大众媒介与社会的研究者更是直接将媒体的报道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没有“争议”和“竞争性”的论题，就是那些在传媒看来如此明确以至于没有给反对者回击的空间和重点的事件；另一类就是有“争议”和“竞争性”的论题，即那些存在合理冲突和不同解释的焦点与重点事件（Gamson，1989）。此分类虽笼统、抽象，但却简捷、分明。与此同时，在公共争议的传播与社会化过程中，也离不开“不可爱的新闻界”（unlovable press）。在对公共争议的报道与传播中，大众媒介秉承何种理念，如何组织各方意见与观点的交流、竞争和协商等，影响着公众的认知以及议题的最终走向。

一、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

作为对帕森斯（Parsons）等为代表的强调共同价值观、社会整合的结构功能主义的修正和补充，以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柯林斯（Collins）等为代表的社会冲突理论认为应将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和社会冲突分析模式结合起来。社会现实有两张面孔, 一张是稳定、和谐与共识，另一张是变迁、争议、冲突和强制。对社会变迁、社会现象的认知与研究需要和谐的社会模型，同样需要一种冲突的社会模型（Dahrendorf，1959：10）。因为冲突是人类本性中固有的，“冲突在人类社会中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是复杂社会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种功能。在一定条件下，争议、冲突具有保证社会连续性、减少对立两极产生的可能性、防止社会系统的僵化、增强社会组织的适应性和促进社会的整合等积极功能（Coser，1989：16）。社会冲突与争议本身并不可怕，关键在于一个社会是否有疏通社会冲突、调节社会争议与冲突的机制和渠道。

在美国，对争议性议题的研究相对较早，一些专业的研究机构在“争议性议题研究指导”（Controversial Topics Research Guide）中，将美国出现的争议性公共议题归总为包括堕胎（Abortion）、动物实验（Animal Experimentation）、同性恋（Homosexuality）、种族主义（Racism）、性教育(Sex Education)、政治腐败（Political Corruption）、媒体暴力（Media Violence）以及人权（Human Rights）等在内的62个大主题，近500个小的分类议题。[1]从这些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引起争议的公共议题是一个庞大的清单，几乎涉及国家、社会运转的方方面面。在中国，户籍制度、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个人所得税、房地产市场、廉租房、三峡工程等都是涉及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公共议题。2008年第1期的《中国经济周刊》评出的“2007十大争议议题”，包括“房价‘拐点’是否出现”、“‘中国制造’是质量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华为‘辞职门’是否违法”、“交强险是亏还是盈”、“小产权房是‘转正’还是‘下岗’”、“奥运后股市还‘牛’吗”、“娃哈哈达能谁是谁非”、“取消‘黄金周’好不好”、“星巴克该搬出故宫吗”、“医改方案最终会是什么样”等。这些争议性的议题虽偏重经济领域，但从中也可以窥出，争议性议题在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中的现实与讨论语境。

争议性公共议题其内在涉及的公共利益、价值观、伦理道德等以及话题外在的冲击力、冲突性、争议性甚至是故事性等因素，使其具有高聚焦性和强大的社会动员力以及社会影响。在西方，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将争议性的热点公共议题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和主题，以考察学生认知争议性问题的能力以及面对争议问题时如何收集材料、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等的思辨能力。一些政治学学者，则将争议性公共议题体现的民主价值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等内容作为关注和研究的重点（Gaskell et al, 2004）。而一些传媒社会学的研究者，则更多地将争议性公共议题置放于社会冲突、大众媒介、社会沟通与民主决策等关系框架中，以研究和考察大众媒介与争议性公共议题的关系以及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等主题（Howlett, 2006；Snyderman,1990；Gamson et al., 1989）。在20 世纪70年代，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以约翰•埃尔德里奇（Eldridge）为首的媒介研究小组，就以BBC和ITV为研究对象，对两家公司的电视节目历时5个月的追踪，考察电视新闻是如何在“公平报道”的口号下，组织、构建和报道有争议的新闻议题和事件，以及媒体的报道对争议性议题、公众的影响（Eldridge，2004：4），其研究成果体现在之后出版的《坏新闻》（1976）和《更多的坏新闻》（1980）两部著作中。

在媒介化社会的现实与传播语境中，作为新闻的公共争议，具备这样几个传播特征：一是对于有争议的公共议题，社会影响往往高于其所富含的新闻价值，这是争议性公共议题吸引和动员各方注意力，进而积极参与的内在动力。二是触发争议的议题或社会现象是传播的表征，议题或社会现象背后触及的公共利益、传统道德、伦理抑或社会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以及法律、法规等是隐性本质。公共争议的触发以及短时间内高度聚焦的争议化的扩散与传播，通常源于这类事件表象背后的深层次的公共利益与秩序、传统道德与伦理等遭遇的挑战，并由此造成局部的社会公平失衡、社会秩序失范、社会底线失守或者是集体意识的衰落等社会敏感问题。三是大众媒介及公众对公共争议从表征到隐性本质的解读、认知多元化，存在“争议场”。这是公共议题伴随着争议与争辩广泛传播的源根。四是存在“黑洞效应”，即争议化传播现象，“愈争议愈传播，愈传播愈争议”。这是争议性公共议题传播的一个特点与规律，议题或事件的争议程度与新闻价值、关注程度、传播速度与范围等成正比。

二、深层次的冲突：客观主义的思维捷径与价值多元主义的困境

在大众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中，大众媒介一直被赋予是公众了解、理解与认知社会生活的中介与桥梁的角色，尤其是社会面临冲突、争议或焦虑时。对此，塞伦•麦克莱（McCullagh）和塔奇曼（Tuchman）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大众媒介是取景器，是公众了解世界的窗口，而取景器与窗口的大小、方向等则在提供信息的同时也限制了公众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与认知。20世纪8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关于麻醉药品的使用，曾产生广泛争议。在争议过程中，“公众对受诋毁争议的麻醉药品缺乏直接了解，则新闻媒介与政府的说法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甚至间接影响了之后相关政策的制定”（Douglas，1987：247）。

在争议性公共议题的传播与社会化过程中，大众媒介如何构架和处置争议，搭建公众讨论的多元空间与场域，引导公众理性地参与及对议题的认知，甚至是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民主性，至关重要。在实践中，为了体现大众媒介的客观与公正，长期以来，对争议性议题的报道和处理，大众媒介一直力图坚守客观性原则，采用客观、平衡的处理方法和报道框架，再现争议性议题。美国《纽约时报》就曾将“凡涉及争议性新闻事件，《纽约时报》禁止刊发一切只‘有一面之词’的报道”视为其新闻铁律，主张报道者不做法官也不当裁判。英国的电视台，甚至用“秒表（stop-watch）计时”的方法来平衡报道，即一种观点占30秒时间，而对立的观点也占30秒（Franklin，2008：29）。香港凤凰卫视的谈话节目《一虎一席谈》在涉及争议性议题与问题时也是采取这种“冲突对立”式的处置手法。

冲突式的处置手法和报道范式是大众媒介处理许多报道对象包括争议性议题时常用的一种方法与技巧，这种做法被塔奇曼形象地喻为“两边的故事”，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维持大众媒介客观性形象的需要。美国传播学者纽曼等在其著作《常识：新闻和政治意义建构》中，详细考察了大众媒介对美国政治议题尤其是争议性议题报道与建构中的常识，发现大众媒介采用较多的就是形式上客观的冲突框架，并指出“冲突框架可以说是传统新闻价值判断与平衡报道下的产物，冲突框架常见于争议性的公共议题，并多以平衡对立的形式呈现，是媒体得以维持客观形式的便捷方法”（Neuman, et al.1992：108）。其实，冲突框架的使用，除了维持大众媒介客观性形象外，还是大众媒介避免在报道争议性议题时自身陷入争议与质疑的“面具”（mask）；二是当争议性议题呈现高度复杂与不确定时，容易演变成情绪性的正反对立的情境。冲突框架有助于记者描绘竞争的态势，以及方便将矛盾冲突与对立的说法、观点导入报道中，通过营造争议、竞争的氛围突出冲突性、矛盾性甚至是故事性，以吸引或者掌控注意力资源（Neuman et al., 1992）。在涉及教育改革这一公共争议的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事件中，在新浪网教育频道联合《南方都市报》推出“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引发各界争议”的专题中，以专题的形式报道了该事件，在再现该事件引发的争议时，其处置手法即是平衡式地列举了极化的双方观点：

正方的主要观点：

一是改变一考定终身，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有利于进一步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新模式； 二是有利于北大更好地接受社会的监督，实名提醒校长注意身份和职业道德，提高推荐的公信力； 三是有利于各高校自主招生方案实施，对自主选拔录取政策深化探索，有利于建立和完善教育诚信体系。

反方的主要观点：

一是39所学校评定规则不透明，参与申请的400余所中学都是哪些省份的什么中学，为什么不能将名单公布； 二是北大公示的39所具备推荐资质的中学名单中没有一所农村中学，深化了教育不公，导致名单遭质疑； 三是实名推荐制无疑会扩大中学校长手中的权力，给权力寻租造就空间，容易导致招生腐败。

《光明日报》在《各方热议：“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利大弊大？》（2009年11月10日）的报道中，亦是将各方观点限制在“利大”与“弊大”的两极框架中。对公共争议的对立冲突的报道与讨论框架一直是大众媒介遭受诟病与质疑的关键，这种冲突对立的框架处置手法被认为“并不完全代表大众媒介是一种文化中立或价值中立，只是大众媒介维护客观形象的思维捷径”（Neuman，1992：124）。

究其本质，争议性公共议题通常都是开放性问题，不简单地属于“好与坏”或“善与恶”的二元道德评判范畴，也不是赞成与反对之简单的两极所能解释与承载的。社会生活当中有许多公共争议，看起来是“要与不要”、“黑与白”、“做与不做”的两个争论极端，但在这极端之间仍有许多的可能性。这种可称为“灰色地带”的事情，其中并不是一些黑与白的渐层，而是由许多各种可能性所组成，其组合是因人们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所导致，当拥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对于环境有各自不同的想象，其想象内容就决定了环境被营造的结果（郑晃二，2002：26）。在哲学意义上，价值多元性论(value pluralism)主张，人类的生活世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终极价值，彼此之间常常无法共度也不能兼容，而且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某种无可挽回的损失。因此，价值多元论的代表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Berlin）认为，如果试图用某个特定的“善”(good)或价值来统领所有生活的目标，以求得社会世界的和谐与统一，无论这种企图是出于多么良好的意愿或以多么崇高的名义，都是极为不可取的，在一个充满分歧与争议的世界与社会，伯林告诫我们，应当抗拒诱惑，以自由宽容的态度维护与包容多元的价值追求。(刘擎，2005)

争议性公共议题包含的多面向与内在价值观的多样性，是与文化以及价值多元主义的现实诉求是一致的。大众媒介的这种极化的客观主义思维捷径，在维护自身客观形象以及吸引注意力资源的同时，却限制甚至是绑架了公众对争议的理解与认知，因为作为一种权力资源，大众媒介设定了框架，公民据此讨论公共事务，讨论的质量必然取决于公民所能获知的信息的质量（Tuchman，2008）。“吃什么，补什么”，对公共争议的对立冲突的报道与讨论框架，可能带来对新闻的高关注度，但却让社会缺乏有益信息的滋养，“新闻的主要目标是尽量增强公众对于塑造环境的当前事件和议题的理解，以赋予公众力量”（McManus，2004：8）；另一方面，大众媒介思维捷径的影响还体现在对议题的整合和“贴标签”。大众媒介的报道具有议题整合的功能，争议性公共议题通常都有多个子议题，媒体对议题中各子议题数据的高低，会造成不同的观点被突显，关注量高的会产生扩张现象；反之，关注量低的则会缩小或被忽略。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曾经考察“传媒如何报道有精神疾病的人”，通过对传媒样本的研究，他们确认了传媒报道的五个议题：“对别人暴力”、“对自己暴力”、“治疗和恢复”、“对既有精神病定义的批评”以及“出于喜剧目的对精神病形象的运用”。结果，他们发现占主导地位的主题是“对别人暴力”，他们得出结论，关于精神病的传媒报道主要是“心理变态，疯子和狂乱病人”（McCullagh，2005：19）。大众媒介的思维捷径，致使精神疾病人被贴上“心理变态，疯子和狂乱病人”的标签。最后，在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大众媒介向巨大的媒介市场灌输意见，取代了包含多样性的交流与传播，讨论的范围分散和缩小，臆造信源，意见趋向集中化。这在一定意义上，致使大众媒介在报道与传播争议的过程中，自身也陷入争议（debate）。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争议性公共议题的报道与传播中，公共理性与公众民主参与的忽略、弱化与缺失，不利于甚至是妨碍对公共争议的协商以及决策的公共性与民主化。

由此，大众媒介对公共争议的报道与传播存在着模式固定化、“赛局游戏”、意见群体之间缺乏对话、泛娱乐化与同质化、去情境化、“伪争议”以及忽视公众利益、缺乏理性引导等现实问题与困境，可以说是与大众媒介这种“去公共性”的思维捷径分不开的。

三、公共争议的公共新闻取向：公共协商的可能性

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经大众媒介传播后，成为塔奇曼所言的赋予并强化了其“公共性”的特点，成为公众参与讨论的公共事件。在此过程中“大众媒介的角色就很重要，它必须能传达与议题相关的重要观点与信息给公众，以培养公众对公共议题的辨析能力”（Bohman，1996：35）。因此，在争议性公共议题的传播与社会化过程中，大众媒介被赋予了作为信息交流、意见竞争和求同存异功能的载体与平台，在强调参与、平等与对话的传播精神和语境中，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具有“公共新闻”的取向。

“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作为美国新闻史上“最有组织的、新闻事业的社会运动”，是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被认为是“业界发起，学界助力的一场新闻变革”（Glasser，2010:2）。公共新闻更倾向于是一种立场，主张新闻媒体的角色应由“看门狗”到“公正的参与者”，其值得肯定的是透过民意测验、社会调查和互动等方式对公共意识的肯定。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其公开性、公共性以及在传播中强调参与、对话与协商的诉求以及价值观与公共新闻的核心理念，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共通性。被认为是“民主的工具”和“一种新闻模式”的“公共新闻，主要包含四点基本价值：1.视为公民、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不是受害者和旁观者；2.帮助政治共同体解决问题而不是仅仅了解问题；3.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而不是看着它恶化；4.帮助改善公共生活（Glasser，2010：4）。在实践中，公共新闻更多地象征为对话、协商的方式或一种理念（idea）, 其对重新树立公共意识的一种期望并以此培养公众的思考与认知能力具有重要价值。尽管在新闻实践以及理论研究中，“公共新闻”自身也曾陷入质疑，但其对公共意识的期望以及强调参与、对话与协商的价值观，对当前大众媒介对争议性公共议题的报道与传播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社会冲突理论的研究反复强调，在社会成员内部存在着基本利益与基本原则趋同的情况下，冲突或争议透过协商、调解和仲裁等方式是可以调节的（Dahrendorf，1959），这其中作为社会调节的公共协商机制是重要的方式。公共协商被认为是一种带有特定目标的对话，爱尔兰政治学家Cooke认为，公共协商具有“过程的教育作用”、“过程形成共同体的力量”、“协商程序的公正性”、“协商结果的认识平等”等5个特点和作用（Cooke，2004：43）。

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堕胎（abortion）只是一个涉及医疗的议题，而后在大众媒介的参与、组织下演变为延续至今的公众聚焦的、带有社会运动性质的、具有公共新闻特点的公共争议（George，2004）。争议性公共议题传播的“公共新闻”取向，或者说公共争议籍由大众媒介这个平台与渠道，组织社会与公众参与议题的理性讨论与协商，具有外在与内在的双层可能性。外在基础与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转型与变迁。社会转型与变迁是争议性议题产生的最重要的社会性因素与环境。社会转型使社会进一步分层、分化，社会性的冲突与矛盾更易显现，认同上的失落与冲突增多，对其的报道与传播则是这些争议背后的认知与认同上的冲突与协商在大众媒介这个平台中的折射与反映。二是信息公开。信息公开为公共争议进入社会与大众媒介的视野提供了制度及政策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信息的公开使许多争议性事实或社会现象由过去被忽略或被屏蔽到现在大量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三是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新媒体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其影响力是对社会的全方位的渗透，这为公共争议的传播提供了基于技术便捷的平台和路径，“新媒体是争议传播与扩散的新渠道，其传播速度与范围都无与伦比”（Burnett，2009：184）。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新媒体经常与一定的“社区”关联，线上线下结合紧密，社会动员能力强，把传播活动延伸至更多环节，而且社会化媒体相对更重视讨论有争议的问题。据美国新媒体研究中心的统计显示，在2010年2月，Social Media（包括blog，twitter，facebook等）关注与讨论的争议性公共议题排序依次为：反堕胎的电视广告(Anti-abortion Ad)、医疗改革(Health Care)、同性恋权利（Gay Rights）、性教育和恐怖主义。[2] Social Media对这些争议性的热点话题不仅比主流媒体更多地关注，而且也更加凸显主体性和多元化。

另一方面，促使和驱动争议性公共议题公共协商与讨论的内在可能性主要表现为：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的增强，“参与式社会”的形成和大众媒介自身公共性（publicity）的生长。现代社会，对社会中群体或个体而言，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其变化之一就是公众的参与和协商意识大为提高。公众的参与和协商意识的增强，形成了“参与式社会”（Participatory Society）的现代社会即“社会中的个体成员，能够积极地参与决定他或她自身的命运。这是一个讨论的社会，学习的社会，试验的社会和发展中的社会”（Altschull，1990：56）。公民意识的增强与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公众透过参与关乎社会问题、公共利益等议题与现象，表现作为社会个体与成员的积极性和主体性。大众媒介公共性的增长，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现代社会沟通的基本路径与方式。英国社会学家汤姆森认为“作为公共领域，现代大众媒介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它开放了一个平等、开放和自由的公共对话空间,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透明度’（visibility）这种公共性”（Thompson，1995）。潘忠党教授在《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第6期的序言中对现代大众媒介的公共性及体现进行了研究，认为传媒的公共性为“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形成与表达的实践逻辑”，“其公共性体现为，传媒服务的对象是公众，传媒服务的平台和话语公开，传媒的使用和运作公正”等几个方面(潘忠党，2008)。

在中国，近年一些争议性的公共议题，如“取消‘五一黄金周’好不好”、“先跑（范跑跑）教师事件”以及早期标本性的“孙志刚事件”等，透过大众媒介的报道、参与以及意见的交流与协商，有效地提高了议题的公共能见度，对议题最后的走向以及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修改等都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在西方，透过大众媒介对一些争议性的议题进行公共协商被认为是大众媒介与社会系统互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关于IQ争议的媒体报道就直接影响了公共政策的制定（Snyderman,1990）。这方面另一个典型的事例是近年关于“基因专利权”（Gene Patents）这一公共争议的报道。美国学者Caulfield透过研究发现，施政者通过对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媒体报道的调查与统计，收集各方意见，供公共讨论与协商，以保护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与权益, 推动了政策的议程（Caulfield，2007）。

四、民主协商与社会参与：争议性公共议题传播的范式转换与期待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社会，而且具有泛争议的趋势。在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争议性议题一直都是大众媒介聚焦和报道的重要主题与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争议性议题的内容及涉及的议题主要是以社会现象、社会思潮以及传统道德为主，如“大学生救掏粪工值不值”、“上学是否有用”等等。在进入新世纪后，争议涉及的主题渗透到各个领域，“教育类10大争议新闻”、“经济类10大争议新闻”、“医疗卫生类10大争议新闻”等频繁出现在新闻媒体上。争议与冲突的再现、社会参与以及公共协商等都需要甚至是离不开“不可爱的新闻界”，更为重要的是“大众媒介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键连接，这一角色使大众媒介强烈地影响着政府和社会在公共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Howlett, 2006:102）。

争议性公共议题的“公共新闻”取向与公共协商的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保障了公众及社会对这些公共议题的参与以及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主体性。与冲突对立范式的报道能吸引受众的眼球和注意力相比，对话、协商范式的报道与传播则能够激发公众的参与兴趣。公共争议的传播范式由“去公共性”的冲突对立范式向强调公众参与的民主协商范式的转换，强调新闻报道从冲突转为建构，需要大众媒介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原则和理念，Isaiah Berli认为“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应该考虑它们对谁有利，谁获益最多。这些并非愚蠢的问题”(刘擎，2005)。在此基础上，大众媒介需要从公众的利益出发，不扮演“法官”的角色，发掘最详细的事实，动员社会参与，吸收多元化的社会资源，给予参与的相关主体以充分的表达、讨论的机会，保证其话语权，不回避争议，呈现多元的论证及证据，使报道内容更具辩证性。去标签化（delabeling）以期超越传统的冲突框架，走向公共协商，透过多元价值的协商与交流，培养公众对分歧的包容与理解以及对公共议题的思辨能力，进而界定争议背后的客观问题。

在实践中，关于大众媒介究竟该如何处置和报道公共争议的讨论中，一些研究者在关注相关问题时从各自的视角进行了一定的探索（Neuman，1992；黄惠萍，2005；连水兴，2010，et al.），这些尝试与探索大多只是停留在相关性的研究层面，缺乏真正专注从公共争议的视角展开深入的建构性的研究。对大众媒介而言，由传统范式向民主协商范式的转换，如何组织和磨合报道，围绕议题构建一个“理性”、“合法”的争议区，引导公众参与讨论和协商，释放争议与焦虑甚至是影响公共政策的议程等，是一项复杂的、富有智慧的系统工作。这其中，有三个关键性的程序及方式值得注意和尝试：

（一）建构公共争议的报道程序与路径

与普通、“非争议性”新闻的报道与处理不同，争议性公共议题的报道与传播需要一套相对全面、翔实的操作程序与路径。这方面，一些教育机构以及争议性议题的研究机构的实施方法，值得大众媒介参考和借鉴。美国的“争议性议题研究指导”在尊重、沟通理解和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更为翔实、细致的处置和研究争议性议题的指导性程序和路径：1.选择并确定有争议的议题；2.开展研究，利用各种资源；3.内部组织讨论有争议的事实，形成初步认识；4.收集参与争议的各方的观点以及相关事实材料；5.组织公开地讨论和辩论；6.聆听、交流代表性的几方的意见及证据从研究的角度；7.在辩论中辨识争议的核心；8.确定观点与可能的共识；9.提出解决的参考方案。[3]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操作程序和方案与“公共新闻”的精神与运作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可以成为大众媒介在报道和处置争议性议题时的参考性框架。美国媒体2009年对一些对州、地方政府关于移民政策争议的报道（Burnett，2009）等都是采用这种对话协商式的公共新闻报道方式，做到了社会效果与争议政策议程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融合。

（二）以讨论与协商为主导，透过议程设置呈现公共争议中子议题的多面向

公共争议是复杂的。堕胎是一个在西方一些国家产生广泛争议的议题，此议题折射出道德、伦理、法律、医学、文化等问题，子议题也是多面向的，涉及堕胎与自由权、生命权、价值权等选择的思辨与困境。对大众媒介而言，可以透过议程的设置呈现公共争议中多面向的子议题。一直关注和研究“动物实验”的美国学者Kruse强调，在涉及争议性议题时，“不同的社会行动者都会试图参与意义争夺的过程，但媒体不仅只是将事件报道出来，还需筛选出某些部分来加以论证，以作为报道的主轴”（Kruse，2001）。这需要大众媒介透过调查、座谈、讨论、以及辩论等，辨识议题中隐含的利益冲突或价值分歧等叠合问题，并以此为主轴来组织报道，呈现多面向的子议题，以供公众参考和思考。

（三）大众媒介的独立采访与调查至关重要

“最受羡慕和尊敬的记者往往会捕捉到新闻事件背后和内部的原因。他们虽然也关注事件的矛盾和冲突，却报道出了事件的来龙去脉、结构层次以及事件发生的氛围与基调”（Schudson，2010:133）。公共争议的复杂性决定大众媒介的报道必需经过深入的调查与采访，这也是美国及欧洲一些媒体在争议性议题的报道中坚持的准则。全球科学网络（Global Science Networks）主任鲍勃•沃德，在关于如何向媒体和公众解释争议性的话题时提醒与警告“争议存在陷阱”，媒体应深入调查，做好准备，“既不夸大也不对围绕该问题而产生的争论轻描淡写”，“公开并且真诚地对待争论性的问题。了解到你观众的兴趣和动机是重要的，要明白他们为什么被吸引到特定的争论中来”（Ward，2007）。更为重要的是透过独立采访与调查，大众媒介可以“ 保持独立的判断”，并以此动员社会参与、组织对话和报道。

五、结 语

现代社会已进入利益的冲突与博弈的时代，在一个利益日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协商与妥协应成为化解冲突的常规化形式（孙立平，2006：9）。大众媒介对公共争议的传播由“去公共性”的传统范式向对话协商范式的转移与期待，强调和彰显的是在公共利益优先的框架与原则下，避免“伪争议”以及市场因素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入侵，凸显公众的参与意识和民主协商之精神，在竞争与协商中释放争议，平衡矛盾，调试利益冲突，寻求“最广泛的社会合意”，增加公共争议通过社会利益博弈机制得到调试与解决的可能性。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社会中，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争议与冲突的释放与调试需要尊重、对话与理解。美国哲学家福山在有关社会与文化的分裂与重建的讨论中强调：随着人类生存条件的变化，人类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有一个大的调适过程，只有根据人类物质进步的现实不断进行社会调适，才能建立较为健全的社会秩序（Fukuyama，2002）。

Paradigm Shift and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Media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

Chen G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Wuhan University，Wuhan，430072）

Abstract：Nowadays, the communication paradigm of the 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 shifts its emphasis to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In the past, communication focused on the conflicts whilst at present it calls for construction.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is the essence of the new controversial communication paradigm, which requires the mass media to release diverse values and different interests on the public controversial issue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ocial benefit maximization” so as to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solving the public controversies through the gaming mechanism of social interests.Key words: 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Paradigm Shift;Public Journalism;Social Participation;Public Consultation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09YJC860022)成果之一，教育部211工程项目“中国社会政治文明转型中媒介环境重构与民主化建设”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陈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原载《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2011年第2期 [注释] [1]资料来源：“Controversial Topics in America” [online].Available from: http://.[2011-13-4].[参考文献] [1] Burnett，Andrea Lynne（2009）.Municipal Immigration Ordinances: a Analysis of Newspaper Coverage of A Controversial Issue.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Dissertation of Master’s Degree.[2] Ward,Bob(2008).Explaining Controversial Issues to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Science Daily，(3).[3] Kruse, C.R.(2001).The Movement and the Media: Framing the Debate Over Animal Experimentation.Political Communication.(18).pp.67-87.[4] Caulfield, T.& Bubela, T.& Murdoch, C.J.（2007）.Myriad and the Mass Media: the Covering of a Gene Patent Controversy.Genetics in Medicine,(12),pp.850-855.[5] Altschull, J.Herbert(1990).From Milton to McLuhan: the Ideas behind American Journalism.New York：Longman.[6] Gamson, W.A.& Modigliani A.(1989).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5, pp.1-37.[7] Gaskell, George(2004).Science Policy and Society: the British Debate over GM Agriculture.Current Opinion in Biotechnology, Vol.15,(3),pp.241-245.[8] Cooke, Maeve(2000).Five Arguments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Political Studies, Vol.48,pp.947-969.[9] Snyderman, Mark & Rothman, Stanley.(1990).The IQ Controversy, the Media and Public Policy.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10] Neuman, W.R.& Just, M.R.& Crigler, A.N.(1992).Common knowledge: New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eaning.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1] Dahrendorf, Ralf(1959).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2] Thompson,J.B.（1995）.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Cambridge: Polity Press.[13][英]鲍勃•富兰克林等（2008）.新闻学关键概念(诸葛蔚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Franklin,B.（2008）.Key Concepts in Journalism Studies(trans.by Zhuge weidong, et al.).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4][美]弗朗西斯•福山（2002）.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Fukuyama,Francis（2002）.The Great Disruption(trans.by Liu Bangli, et al.).Beijing：Chinese Social Science Press.] [15][美]盖伊•塔奇曼（2008）.做新闻(麻争旗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Tuchman, Gaye.（2008）.Making News(trans.by Ma Zhengqi, et al.).Beijing：Huaxia Press.] [16]黃惠萍（2005）.审议式民主的公共新闻想象：建构审议公共议题的新闻报导模式.新闻学研究》（台北），第83期.[Huang Huiping(2005).Imagining Public Journalism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onstructing a News Reporting Model for Deliberative Public Issues.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83.] [17][美]杰克•D•道格拉斯等（1987）.越轨社会学概论（张宁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Douglas,Jack D.（1987）.Sociology of Deviance.(trans.by Zhang Ning).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 Press.] [18][美]刘易斯•科塞（1989）.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Coser, Lewis（1989）.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s(trans.by Sun Liping).Beijing：Huaxia Press.] [19] 刘擎（2005）.面对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伯林论题的再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Liu Qing(2005).The Dilemma of Multiple Value Conflicts: Re-examination of Berlin Topic.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11).] [20]连水兴等（2010）.风险冲突的媒介再现：以公共新闻学为应对策略.中国传媒报告,（20）.[Lian Shuixing.(2010).Media Representation of Risk Conflict: Taking Public Journalism as a Strategy.China Media Report.(1).] [21]迈克尔•豪利特（2006）.公共政策研究（庞诗译）.三联书店.[ Howlett, Michael（2006）.Studying Public Policy(trans.by Pang Shi).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2][美]迈克尔•舒德森（2010）.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贺文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Schudson,M.（2010）.Why Democracies Need an Unlovable Press(trans.by He Wenfa).Beijing：Huaxia Press.] [23][美]塞伦•麦克莱（2005）.传媒社会学（曾静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McCullagh,Ciaran（2005）.Media Power：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trans.by Zeng Jingping).Beijing: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4]潘忠党(2008).序言：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传播与社会学刊,（6）.[Pan Zhongdang(2008).Introduction: The Publicness of the Media and Rejuvenation of China’s Media Reforms.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6).] [25][美]西奥多•格拉瑟（2009）.公共新闻事业的理念(邬晶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Glasser, Theodore L.(2009).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trans.by Wu Jinjin).Beijing：Huaxia Press.] [26][英]约翰•埃尔德里奇(2004).获取信息—新闻、真相和权力(张威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Eldridge, John(2004).Getting the Message：News，Truth and Power(trans.by Zhang Wei, et al.).Beijing：Xinhua Press.] [27][美]约翰•H•麦克马那斯（2004）.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张磊译).北京：新华出版社.[McManus, John H.（2004）.Market-driven journalism: Let the citizen beware?(trans.by Zhanglei).Beijing：Xinhua Press.] [28][美]詹姆斯•博曼（2006）.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黄相怀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Bohman, James（2006）.Public Consultation, Pluralism，Complexity and Democracy(trans.by Huang Xianghuai).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9]孙立平（2006）.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Sun Liping.(2006).Games: Interest Conflicts and Social Harmonies in Cleavage Society.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30]郑晃二（2002）.友善空间:创造对话的参与式营造.台北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Jeng Hoang-ell.(2002).Friendly Space : A Dialogical Process through Participatory Design.Taipei: Taipei Garden City Publishers.]

第五篇：进制与进制转换说课稿

《数制及其转换》

尊敬的各位老师：大家好！我说课的内容是《数制及其转换》。

一、说教材

1、教材分析

《数制及其转换》是从人民邮电出版社教材《大学计算机基础》第一章第三节内容，它是理解计算机原理的重要突破点，奠定了学生对计算机处理信息最本质的认识，在大学的计算机基础教程中都有相当篇幅的讲述，要求学生必须彻底理解，记忆牢固，灵活应用。

2、教学目标（1）知识目标：

①了解各种常用数制对应的基数和位权； ②巩固各数制的简单运算及转换方法；

③掌握十进制与R进制之间相互转换的方法。（2）能力目标：

①培养学生的推断能力及归纳总结能力；

②锻炼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3）情感目标：

①养成学生积极思考问题的良好学习习惯； ②增强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

3、教学重点：常用进位计数制的构成方法以及相互转换的方法

4、教学难点：十进制与R进制之间的相互转换

二、说学情

具体授课对象为大学一年级的动画学院的学生，其男生数量普遍多于女生，虽然女生的学习态度较好，但理解接受能力较薄弱，因此要适当放慢上课速度，注重演示、讲解和练习的三结合，耐心讲解，确保学生都能够掌握好该部分内容。

三、说教法

本节课主要采用演示、讲解和练习三结合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充分体现了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通过具体实例，帮助学生理解十进制与R进制之间的相互转换；通过练习，使学生进一步巩固所学到的知识。

除了传统的讲授法之外，应尽可能的选用趣味性的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兴趣。例如，在介绍三种常用进制时，为了避免单纯的罗列知识，采用了比较教学法。利用R进制与十进制数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对比中异中求同，同中求异，把枯燥的、陌生的R进制的学习转化为有趣的、生动的学习，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随时有新的发现，让他们感觉到原来数字之间还有这么多的联系，从而加深学生对R进制及数制转换知识的理解，使学生在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中迅速得到提高，尽快达成教学目标。

四、说学法

对于本节课内容，学生的学法是“建构知识——练习巩固——归纳总结”。

首先结合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例提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听老师讲解相关的知识，在此过程中，指导学生积极思考所提出的问题；然后布置相应的练习，让学生边学边练，实际操作，自我探索，自主学习，使学生在完成练习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实现知识的传递、迁移和融合；最后归纳总结，引导学生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进一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有助于知识的消化。

五、说教学环境与课前准备 一台多媒体电脑及相关的课件

六、教学过程 授课课时：2课时

教学安排：为了更好的突出教学重点和难点，让学生在知识学习中潜移默化的掌握不同进制之间的转换方法，我把第一课时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讲授：引入新课（5分钟）——常用进制的构成方法（10分钟）——十进制与R进制之间的相互转换详讲（20分钟）——课堂练习（5分钟）——公布正确答案、总结归纳、交流心得、布置作业（5分钟）

（一）提出问题，引入新课（预计耗时5分钟）

首先复习数据这个概念，从而提出数据在计算机中用什么表示，进而引出数制的概念。（在计算机科学中，数据是指所有能输入到计算机并被计算机程序处理的符号的介质的总称，是用于输入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具有一定意义的数字、字母、符号和模拟量等的通称。）

介绍数制的时候是通过平时大家能接触的数制开始。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主要使用十进制，但在某些时候也使用其它进制，如十二进制（1年有12个月、1打物品有12件）、六十进制（1小时有60分钟、1分钟有60秒）、二十四进制（一天有24小时）等等。由此，我们引入数制的概念（数制就是多位数码中每一位的构成方法以及从低位向高位的进位规则）。之后，提出问题：1＋1＝？很多同学可能会回答：2，王，这时我公布我的答案是10。学生可能会觉得奇怪，从而引入今天的课题——数制及其转换，并告诉学生通过今天的学习就知道在什么情况下1＋1＝10了。

（二）搭建支架，讲授新课（预计耗时30分钟）

1.通过列举一个具体的十进制数的构成方法来引出R进制中几个重要概念，包括进位制、基数、位权和按权展开式。（预计耗时10分钟）

（1）进位制——是指用一组固定的数字符号和统一的规则表示数的方法。讨论计数制要涉及到两个基本问题：基数和位权。

（2）基数——在计数制中，每个数位（数字位置）所用到的不同数字的个数。如十进制数的基数为10。

（3）位权——一个数字处于不同位置时，它所代表的数值是不同的，其数值等于该数字乘以一个与数码所在位有关的常数，这个数称为该位上的权。如十进制数123，其百位上的权为102、十位上的权为101、个位上的权为100。

以这三个重要概念为方向，通过与十进制数的对比，利用其中的区别与联系，简要介绍二进制、八进制和十六进制数的构成方法。另外，需要说明在计算机内部是用二进制来表示各种信息的主要原因（①二进制数用电子器件比较容易实现。例如，晶体管的导通或截止，电脉冲的有或无，开关的通或断，电位的高或低等恰好都可以表示为二进制数1或0。②二进制数比较简单，这就简化了运算器等物理器件的结构设计）。

2.通过讲述必要性引出十进制与R进制之间相互转换的知识，并将整个转换过程做成动画形式，一步一步演示给学生看，讲解给学生听，这样能更直观的看到一个转换过程。同时，应该针对特殊情况下的进制转换列举相应的实例进行详细的解说和反复的强调，引起学生的注意。（预计耗时15分钟）

注意：在数制运算中，必须指明该数是什么数制的数。（1）R进制转换成十进制 位权法：把各R进制数按位权展开求和。（2）十进制转换成R进制

十进制数分为两个部分：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这两部分转换为R进制数的方法是不同的。

整数部分的转换——除R倒取余法（直到商为0为止）主要采用逐次除以基数R取余数的方法，其步骤如下：

a）将给定的十进制数除以R，余数作为R进制数的最低位； b）把前一步的商再除以R，余数作为次低位；

c）重复b步骤，记下余数，直至最后商为0，最后的余数即为R进制的最高位。

小数部分的转换——乘R取整法（按照精度要求保留一定位数）

主要采用乘R取整法，具体操作是：将小数部分逐次乘以R，取乘积的整数部分作为R进制的各有关数位，乘积的小数部分继续乘以R，直至最后乘积为0或达到一定的精度为止。

3.在每个知识点之后布置一道相应的题目给学生做并掌握时间公布正确答案，让学生通过习题来检查自己对每个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并对开头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预计耗时5分钟）

（三）练习实践，巩固新知（预计耗时5分钟）

即把习题综合起来练习。可以请几个同学上黑板做，其余在下面做，适时公布正确的转换结果，请有错的同学及时改正。这样不但激发学生积极思考问题，活跃课堂气氛，而且能帮助学生检测自己是否真正掌握了该节课内容，熟能生巧，及时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四）总结与布置作业（预计耗时5分钟）

在熟练掌握本节课内容之后，让学生自己归纳出十进制与其他R进制间的相互转换方法（整数部分——除R倒取余法，小数部分——乘R取整法），理清运算思路，掌握转换方法，并结合所布置的作业习题来加深理解、记忆和巩固。

七、说板书

由于本节课内容必须通过做一些典型的相关的练习题才能达到预定的效果，所以为了节省板书时间，预先将所讲内容及练习做成课件的形式，清晰明了，形象生动，让学生一目了然，这个课件除了可以作为上课用还可以作为自学用。

八、教学启示

1、讲练结合。本节课主要讲授的是数制之间的转换方法，除了要求理论上彻底理解和牢固记忆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熟练、灵活的运用，因此，在课堂上要坚持精讲多练的原则。

2、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愉快的学习，并且通过多种学习方式（如自主学习、协作学习等）掌握本节课的学习内容。

总之，根据课程的性质和学生的具体情况，本节课的教学设计力求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着眼于学生的素质发展，通过充分的讲解、演示、练习，让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从目标提出到过程的安排、学习方法的确定，都让学生有更大的自主性和更多的实践性。当然，在学生进步的过程中，还需要老师的爱心和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