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官文化

第一篇：浅析清官文化

浅论清官文化

数日前去慈城旅游，对里面的清风园印象深刻，这里主要展示了中国的一些清官文化，在我的印象中，“清官”二字一直都是民间百姓心目中所追求的，古代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一路看来，清官厅选取了九位有代表性的典型清官进行重点展示，他们是循吏典范黄霸、强项令董宣、护国良相狄仁杰、忧国忧民范仲淹、包青天包拯、铁骨刚峰海瑞、一代廉吏于成龙、两袖清风张伯行、民族英雄林则徐。

这些人物多位世人所熟知，我想在民间人气最高的当属北宋大名鼎鼎的包拯，这个人物在民间被人们神化，充分展现出普通老百姓对清官的尊敬和渴望。但是后来李老师告诉我们历史上真实的包拯远没有民间所形容的那样的正直，因为到了晚年，他也变得圆滑了。每当听到这些，心里难免失落，一个高大的清官形象变得渺小了。但是转念一想，包拯即使晚年变得世故了，也不影响他在我们心目中的清官地位，我们不能因为他的一点小小的瑕疵而否定他一生的价值不是吗？

在清官文化的背后昭示着什么呢？我想还是人们对正义对公平世界的期待吧。细细品味范仲淹的一生，又岂能是“清官”二字一概而论呢，正如李老师所说，他的个人情操已经远远超出清官的要求。最早认识范仲淹应该是初中时的那篇《岳阳楼记》，那个时候只知道他文采非凡，到后来慢慢了解才知道他也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他的那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流传千古，这种情操足以让后人钦佩不已。清官于成龙在二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对于清官于成龙的，我有一点十分佩服，作为大清朝的封疆大吏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史书上说他生活十分简朴，江南百姓为此称他为“于青菜”。估计在当今中国，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像于成龙那样的清廉简朴。

清风园里展示了三十二抬大轿，是明朝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回乡时乘坐的豪华大轿模型。大轿里边有卧室，据说还是两室一厅。护从队伍前呼后拥，场面宏大。李老师说：“张居正留给后世的教训是追求享受，讲排场，奢侈浪费也是一种腐败行为。这位被后世称之为“救时宰相”的政治改革家在其死后，反对派就以其生活作风为口实，攻击他的人品及其主持的改革。结果，张家被抄，其长子自杀，张所任用的官员被罢免殆尽，导致改革失败。”张居正留给后人的多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形象，但是了解到他奢侈的一面后，发现从清官的角度来要求他似乎又缺少一点什么。

林则徐的成名事件当然是虎门销烟，时代造就了他这位晚清的民族英雄，只可惜贤臣未能遇到明君，在我个人看来，道光皇帝的糊涂不仅仅断送了他的大清江山，也让林则徐的一生十分坎坷。

在当今社会里，倡导清官文化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学习古人高尚的情操。这样我们的清官文化才会持久，才会深入人心。

第二篇：古代“清官文化”的启示

古代“清官文化”的启示

包拯、海瑞、于成龙、张伯行、张养浩„„这些古代清官，既给一代又一代人留下难以释怀的廉洁情结，也启发人们思考这样一条千古不变的历史规律：官员清廉则国运兴盛，官员贪腐则国家败亡。对任何一个政权来说，如果不解决官员的贪腐、奢靡、纵欲、享乐问题，必然会导致国将不国。

清官之念

长期以来，在古代史料典籍的文字中，在千千万万的百姓心中，对官员都有这样一种理想期盼：他们心中装着百姓，恪守着“清、勤、慎”为官箴言；他们公正无私、廉洁自律、大义灭亲；他们为了百姓，不惜丢掉乌纱帽，自毁锦绣前程，敢与贪官污吏、豪强权贵做斗争；他们不惜牺牲身家性命，犯颜直谏，抨击皇帝的误国政策、荒唐行为„„这就是历史上的清官，百姓心目中的好官。

从历史上看，“清官”一词出现的时间要比“循吏”“良吏”“廉吏”等词汇稍晚一些。最早见于《晋书?何遵传》中：（何嵩）“宽弘爱士，博观坟籍，尤善《史》《汉》，少历清官，领著作郎。”清官是中国话语中的一个特有概念，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特有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是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是受宋元民间清官文学的影响，由民间用语转而被吸纳至官方法律文书中的。

那么，清官（好官）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官才能算得上是一个清官呢？应该说，不同时期衡量清官标准的侧重点是各不相同的。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秦及汉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标准。汉代中期以后，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但是，教化的成效往往很难考核，所以从三国末年开始，“清、慎、勤”成为衡量好官的标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严于律己、鞠躬尽瘁、言传身教、秉公执法、公正不阿、犯颜直谏„„都是用来形容清官形象和品行的。

在奉行官本位思想的封建社会，“清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官德与廉政文化的重要内容。时光荏苒，时移世易。近代中国，经历了百年的沧桑，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容逐渐式微甚至消亡。然而，“清官文化”却是长兴不衰。在反腐败斗争日渐深入的今天，报刊上在宣传清官，影视剧在热播清官，老百姓也在热切地呼唤清官，充分显示着“清官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表达着中国人心中浓厚的清官情结。

清官之德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也是其治国理政的基本路径。

儒家主张以德治国。早在三千年前，周公就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思想。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同时，儒家还主张以德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儒家文化向来重视个人的道德操守。“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等，这些思想构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传统文化中最闪光的思想内容，也是传统“清官文化”的基因与来源。

清官之德，核心在“清廉”二字。三国时期的司马懿说，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清廉”是为政的首要前提。

一方面，“清廉”乃为政之本。“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汉书?宣帝纪》），“廉非政之极，而为政必自廉始”（《揭溪斯全集》第三卷）。可以说，官廉则政举，官贪则政危。

另一方面，“清廉”是士君子之大德。“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宝也”（《臣规?廉洁》），“士之不廉，犹女之不洁。不洁之女，虽功容绝人，不足自赎。不廉之士，纵有他美，何足道哉”（《西山政训》）。可以说，为政清廉，不以权谋私、不贪污受贿、廉洁奉公都是清官必备的品德。

清官之行

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官吏贪污腐败是官场上的一种常态，但也不乏一些品行高洁、为人正直、处事公道、不贪不虐的清官。像西门豹、赵广汉、黄霸、徐有功、狄仁杰、包拯、况钟、海瑞、袁可立、于成龙等人。他们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铸就了人“清”、官“清”、政“清”、国“清”、民“清”、风“清”的青天寰宇。

北宋时期的包拯，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家喻户晓。明朝的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清代的于成龙，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而蜚声朝野。他天南地北，宦海沉浮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

这些清官，他们做官“清廉”，不只是为了人生的点缀和粉饰；他们做人“刚正”，不只是为了做官的荣誉和名声。他们将“做人”和“做官”融为一体、贯通一片，在“做人”中完成“做官”的责任和义务，在“做官”中完成“做人”的本性和尊严。

清官之思

古代“清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思想宝库，可以为当代廉政文化理论建设提供充分的思想支持。魏徵“犯颜直谏”、包拯“秉公执法”、范仲淹“刚正不阿”、司马光“直言正论”、海瑞“两袖清风”、于成龙“铁面无私”、张养浩“宁屈官宦，不曲小民”„„这些古代清官们所展示出来的是中华民族的魂魄和中国古代官员的铮铮铁骨，已经渗透到“清官文化”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官德的建设。

总书记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我们应该加强对“清官文化”的研究，借鉴传统“清官文化”中的合理因子，弘扬“清官文化”中积极健康且符合时代精神的东西，大力宣传清官的清廉思想和事迹，对于在全社会形成反贪倡廉的社会风气，促进廉政文化建设大有裨益。

清官是人治社会的产物，“清官情结”反映出的是老百姓的一种期盼。正是因为清官具有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所以，若把社会治理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清官身上，那是根本靠不住的。我们进行反腐倡廉建设，法治和制度建设是根本。

为此，一方面，必须大力加强法治建设。“法者，国之权衡也。”（《商君书?修权》）在现代法制社会里，人们依法办事，借用法律保护自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无须乞求于“清官”的庇护。过分强调清官政治，既不利于法制建设，也与民主精神根本相悖。实现国家廉政治理的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通过法度来震慑和要求官员，使其“不敢腐”。

另一方面，必须在健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制度，是遏制腐败、铲除腐败的根本出路。加快形成“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钱”的机制，堵塞各种制度上的漏洞，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遏制腐败产生的源头，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官员“不能腐”。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第三篇：清官如何教子

清官如何教子

王渔洋及其家族的廉政思想，无疑是王渔洋文化当中，最具有现实教育意义的“正能量”

在山东桓台，“遇见”王渔洋。

清初文坛领袖王渔洋，即王士禛，自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新城（今山东淄博市桓台县）人。相较于其在文学史上的名气，王渔洋“一代廉吏”的事迹，知者不多。在王渔洋故居中堂之上，悬挂着康熙御书“清慎勤”匾额，意为“清正廉洁，慎行笃思，勤勉为政”，王渔洋官至刑部尚书，康熙赐匾，是最高评价。

王渔洋的为官之道，从一则轶事说起。一天，王渔洋的妹夫来请教他如何做官。王渔洋夫子自道：“不负民即不负国，不负国即不负所学。”把对“民”负责当作为官的出发点，廉政之基础，这实在是一种先进的官位思想。

“绿杨城郭是扬州”是王渔洋的名句。顺治十七年，王渔洋赴扬州推官任，相当于今天的扬州纪委书记。扬州琼花，天下独绝。扬州府一直以来都有大办琼花观迎花会的做法，铺张浪费，花费民脂民膏。王渔洋到任第二年，建议扬州知府取消会事，以节约物力、杜绝私弊，被采纳。从此琼花会取消，民众称快。

康熙三十七年，王渔洋已是清延都察院左都御史。这年儿子王启汸出任河北唐山县令。教子之心，时时萦绕，于是，王渔洋亲撰《手镜》箴言，教子为官之道。今日捧读，含英咀华，很有营养。归纳起来，大致有三：

一是其身要正。针对“官二代”容易犯的“以门第傲人”的毛病，他叮嘱：“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倍要谨慎检点。见上司，处同寅，接待绅士皆然。”他又嘱咐：“宴会当早赴早散，不可夜饮。”“上司同寅，有送优伶之类者，量给盘费，不妨从优。不可久留地方滋扰，亦不必多留衙中做戏。”

二是小事谨慎。他叮嘱儿子廉洁自律，从小事做起：“日用节俭可以成廉，而下人衣食，亦须照管令其无缺。”不仅自己要节俭，廉洁自律，还要使下人衣食无忧，不致生出事端。又曰：“日用米、肉、薪、蔬、草、豆之类，皆当照市价平买，不可有官价名色。”不能因是官家籴买就压价，损害百姓利益，这样才能取得老百姓的良好口碑。他还细致地提醒不要骚扰百姓：“趠游须减驺从，自备饮食，令民间不惊扰。”

三是大事明白。他叮嘱履职大事：“加派一事最碍官声，最为民害”。“与邻封、同寅、本县绅衿详酌，尽善禀明于府，然后行之。断断不可一毫染指，切嘱，切嘱!”做到不贪不义之财，不变相摊派，减轻老百姓的额外负担。王渔洋教导儿子一个鲜明而深刻的道理：“必实实有真诚与民同休戚之意，民夫有不感动者，不恃智术驾驭。”就是说，你真要与民众打成一片，老百姓能不感动吗?得民心就能受到拥戴，用不着光凭智术使人服从自己。

研读《手镜》，联想今天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体会到古今沟通，心有戚戚。远在300多年前的“一代廉吏”教子之道，道出了官场清廉的千古“规律”。王渔洋慈父心肠，倾心教子，王启汸恪守父训，也有一番作为。父母怜子教子，亘古不变。然而，如何教育孩子，教孩子什么？有人怕孩子在竞争中吃亏，教钻“空子”；有人怕孩子受穷，教赚钱大法；有人更是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成圭臬倾箱传授„„对比王渔洋的教子，实在让人深思。

尚廉治贪的廉政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明珠，凝聚着社会的追求和百姓的企盼，穿越历史，其华烁烁。王渔洋的廉政思想，无疑是王渔洋文化当中，最具有现实教育意义的“正能量”，为当今的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示。

第四篇：政治清明与清官文化异同之辨[范文模版]

政治清明与清官文化异同之辨

在中国古代，曾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政治清明时期，也有推动社会善治的经验积累和浓厚的清官文化思想，也出过包拯、海瑞等清官，这是当下推进廉政建设、实现政治清明的重要思想来源。但人们往往把古代政治清明时期的出现和清官文化联系起来，以致于迷失于清官文化的精彩和政治清明时期的社会景象中，也就可能把当代政治清明的实现寄托于清官文化。显然，这与在新形势下实现政治清明的观念相违背。因而，深入分析政治清明与清官文化的异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政治清明与清官文化之同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不属于同一范畴层面：政治清明偏向于以政治格局、政治大局的角度来理解，是国家对自身政治文化的一种愿景，是一个大概念；而清官文化更多是从民众的角度，从清官本身去解读的一个现象，是一个小概念。但是，由于任何政治都是人的政治，任何清官都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产生、形成和发展，再加上廉洁清明是政治体制和政治官员的共同理想，因此，两者之间还是存在诸多可探讨的共同之处。

（一）依靠力量一致

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形成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多方面力量、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明清两代，由于关于清官的议论、奏折、书籍、传记、话本以及曲目等广泛流传，清官群体及其特征魅力逐渐深入人心，清官文化逐渐被民众熟悉和推崇，可以说，清官是官，但清官形象是百姓塑造的[1]（129～144）。简而言之，政府官员、社会大众和社会监督是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得以形成的主要依靠力量。

首先，政府官员是实现政治清明和形成清官文化的核心力量。一方面，作为公务人员，政府官员处于国家机构的不同部门和岗位上，熟悉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岗位职能，他们无时无刻不受到国家执政理念的影响，有着自己的权力观、法制观、政绩观和义利观等，这是他们推动实现政治清明和构建清官文化的基础。另一方面，政府官员依据一定的行政理念行使行政权力，立足于行政管理机构职能，协调处理不同部门、不同机构、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维持着国家机构的运转。通常而言，当他们的权力观、法制观、政绩观和义利观等契合于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公共利益和民众基本权利的时候，政治清明便可逐渐实现，而清官文化也将深深烙印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之中。

其次，社会大众是实现政治清明和形成清官文化的群众基础。一方面，社会大众对国家政治统治有着美好的期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政治，参与国家治理，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政治清明的实现和清官文化的形成。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分布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对国家法制和公共政策的实施情况与实施效果最为了解，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智慧，对国家治理有着这样那样的建议和意见，而这恰恰是国家政治统治智慧的来源之一。因而，离开了社会大众的参与，离开了社会大众的智慧，政治清明的实现和清官文化的形成都将失去坚实的基础。

再次，社会监督是实现政治清明和形成清官文化的外部力量。一方面，出于实现自身基本权利的需要和改善自身生活处境的需要，民众会通过各种渠道以不同的方式对政府官员和行政权力形成不同程度的监督，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和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和政府官员的行为，使行政权力的运行切合于社会公平正义。可以说，强有力的社会监督是实现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不可缺少的保障。另一方面，在政治秩序混乱、政府官员普遍腐败、权力滥用的时代境遇下，社会大众的普遍监督则成为倒逼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强大外力。

（二）行为主体和客体一致

无论是政治清明的实现，还是清官文化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行为主体和客体。政府官员是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政府官员是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主要造就者，他们践行清官文化，维护政治清明，同时还是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受益者。一方面，政府官员对权力有着清醒的认识，能自觉地正确行使权力，忠诚于岗位职责，在浓厚的爱民、爱国情感驱使下秉公执法，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另一方面，在造就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过程中，政府官员践行清官文化，不仅自己做一个洁身自好的官员，还以实际行动影响官员群体，使政治清明得以长期维持。正如有学者指出：清官之所以能够常驻百姓心间而流芳后世，与其重民、安民、保民的廉政行为密切相关。[2]（61～65）

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是政府官员在治理社会与管理国家事务中形成的。政府官员只有深入各个公共领域，掌握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了解民众的实际需求，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国家治理压力，以敏锐的眼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强烈的家国情怀发现各个领域存在的问题，大胆借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正确使用手中权力解决各个领域的问题，才能在造就、维护政治清明和清官文化的过程中大有作为。

（三）价值追求一致

在清官内心里，有一种高于自己命运和自身幸福的价值目标，他们为民请命，替百姓伸张正义，但绝不在职务利益之外谋求非分的利益，从这里可以看出清官的守道、爱民、无私[3]（106～112），而这恰恰是清官文化的价值追求。政治清明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状态，不仅社会安定有序、政府清廉、而且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公平正义得以实现，民众的基本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清明所追求的价值与清官文化相一致。

第五篇：论传统法文化的清官情结及其启示

论传统法文化的清官情结及其启示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史中，人们对清官的信仰与崇拜一直没有随着朝代的更替而有所衰减。而在当代，我们极力构建法治社会的同时，我们需要正确理性地看待“清官情结”。清官代表的是人治，相对来说关注的更多的是实体正义；法治社会靠的是制度和法律，讲究程序正义。“清官情结”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普遍文化心理，对当今社会发展的扬弃与传承，一直受到国内众多法学学者的关注。关于“清官情结”，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主要有：

（一）清官情结的本质、渊源及背景研究

王申的《对“清官情结”理性把握》对清官情结作了这样的表述：“从文化的视角来看，传统‘清官情结’文化是一种价值探求型（或理想型）的政治文化，它把原属于国家治理结构中的问题寄托于某一‘清官’身上。这种‘清官情结’现象处于封闭状态的封建社会确有其存在的理由。” [1]笔者认为这种政治文化心理在当时相当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存在着，而且备受民众的推崇，确实与当时的环境以及文化背景有关。但是将其全盘添加到现代法治社会中，有不合理之处，应该转变传统的清官情结理念。

王园的《清官思想渊源及其现代化适应性分析》从清官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在现代应如何看待清官思想展开思考，认为清官思想并非不容于现代社会，应区分清官思想本身和清官政治、清官情结等概念。从产生的历史渊源来看，他从两方面分析：“①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治特点是民众呼唤清官的原因。传统的以礼代法和人治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法外特权，给民众带来了灾难，而此时清官通常以封建礼法为依据反对法外施威，为平民伸张正义，所以自然成为了普通百姓所崇拜的对象；②宣扬和褒赞“清官”

[2]也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清官的出现缓和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维护了封建国家的统治。

对“清官思想”的现代适应性分析，王园这样认为首先，中国的清官多是体现在个人道德和个人魅力层面上，实质上并不能反映制度本身的优劣。他指出要对“清官”本身和“清官情结”区分开来。清官本身不是产生人治的原因。清官仅是对官员道德标准的一种描述；其次，法治社会并不排斥道德自律，法治社会不可能剥离人的因素；再者，清官意识隐含着民众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渴望。该论文认为清官思想的产生与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的人治法律环境下，清官顺应民众和最高统治者的心理而出现。但是在现代法治社会中，要正确看待清官思想，摆脱盲目的清官崇拜。在现代社会中将对官员的素质的希冀发展成为一种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意识。

黄汀的《清官政治诉求的学理分析》作者总结出学界对清官政治诉求有两种观点“忠君”和“逆君”。“忠君”是“‘孝君—忠君—爱民’三位一体的结构，但其核心仍然是‘忠君’”这种模式要求“臣无论在政治意识、政治行为、政治价值方面，还是在是非善恶标准等方面，都把君主利益放在第一位”，“逆君说”认为“在君之上安置一个‘理’”，清官是‘理’之代表，为了民众与国家利益，清官理应挑战至高无上之君权”。[3]

作者将清官诉求的渊源等归纳为三个方面：①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清官理念产生和存在的土壤。②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是清官理念产生的温床。③统治阶级的宣扬和教化，农民的呼吁和渴盼，是清官理念滋生繁茂的阳光雨露。文章表明“清官政治诉求”是有一定的精神价值的，社会不断在发展，但是中国古代关于官员修身思想的精华对现实社会仍具有启示价值。笔者也认为一味地盲目地排斥清官情结是没有必要的，正视清官理念与清官政治诉求，继承其精华。作为一段时期内存在的普遍政治文化心理，其具有一定的精神价值。

（二）清官的司法审判方式以及现代意义上的思考

徐忠明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清官司法》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出发，着重对清官司法作了探讨分析。从众多故事以及历史文献中看，清官“运用各种手法诸如‘察情、据证、用谲’等方法来侦破案件，取得定罪量刑必需的有关证据材料”文中也指出“清官听讼断狱，实际上也是能审则审，审不明白就装神弄鬼和求助于刑讯逼供”，[4]通过古代法律的规定我们了解到当时对于案件的判决，必须依据被告的口供以及众证来定罪量刑。涉及的获取口供的方法从五听延伸到刑讯逼供。因为存在以下原因：①中国古代没有“无罪推定”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原则，②惯行“蓄成见而预定罪”的风气，③刑讯逼供不仅在中国古代始终合法，而且成为法律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内容。所以导致刑讯逼供无法避免，清官也不例外。作者认为清官执法具有以下两重性：“一方面竭力捍卫法律的权威，‘按照（法律）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另一方面，又不排斥情理。”笔者也认为这是传统司法审判过程中存在的模式，体现出传统法律文化中“人治”的特点。这种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裁量”在极大程度上，肯定了清官个人的人为因素，但是这种为了情和理而以牺牲法律为代价，是与法治社会建设相冲突的，在现代意义上讲是值得思考的。

侯欣一的《中国传统社会轻视程序法原因再探》系统探讨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重实体轻程序的特点。作者从史料归纳出当时的司法审判活动的特点：①主观臆断现象普遍，“片言折狱”备受推崇；②根据内心和现实需要来断案；③公开逃避法律与规则。

与以下原因有关：①与整个社会对法律和诉讼的偏见有关。传统观念里重道德轻法律，官吏限制诉讼，民众厌讼阻碍了程序制度的形成与完善；②与官吏的法律素养欠缺有关。最高统治者重视实体方面，程序方面基本不作要求，官吏普遍忽略程序；③与官府和民众以及对人的认知能力和人性的乐观判断有关。中国传统社会将人群严格界定并分类，同时官吏被赋予非凡的本领和智慧，民众对清官的判决深信不疑；④与中国人重直觉的思维方式有关。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在宏观上把握事件，倾向于综合型整体意向性的思考模式；⑤与熟人社会亲情意识和害怕因果报应思想有关。传统社会以农为本的基础导致人口的固定性，熟人社会排斥程序观念；⑥与中国古代的实体法内容有关。[5]中国传统法律成为当时推行儒家伦理的工具后，一直与社会生活存在联系，因此法律本身不能独立，缺乏逻辑严密性，也就不能形成一套固有的程序规则。

（三）传统理念与当代程序正义的追求

戴谋富的《程序正义与法治》一文指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程序正义只有在能够保障实体内容实现时才是正义的，程序正义是通过实体正义表现出来的，没有实体正义就没有程序正义；第二种观点认为程序正义独立于实体正义，程序正义与经过程序所产生的结果正确与否无关，程序有其自身内在的价值，只要能够实现这些价值，程序就是正义的；第三种观点认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同是程序追求的目标。[6]

人类实际活动中，程序、实体之间可能会出现四种类型：第一种程序和实体都是非正义的，第二种实体上实现了正义，但程序非正义，第三种程序是正义的，但实体上不一定导出正义，第四种程序和实体都是正义的。由此作者推论出程序正义是人们追求正义的必要但非充分要件。

罗洪洋的《程序正义与中国─从传统的视角观察》，作者认为中国法律程序正义的因素非常稀薄，其原因归结于历史传统的影响，包括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缺乏平等观、注重个案正义、对真实的过分追求以及强调社会稳定和安全第一等因素。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梳理，指出现代程序正义与传统存在的问题所在。①最高统治者权力至高无上，不受任何限制。②平等观的不同。③过分看重个案正义。④传统法律追求真实。⑤传统中国的法律主要是维护统治秩序。[7]笔者认为关于其中的第二点平等观的论述，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轻程序关系不大，比较牵强。

高娟的《现代中国走向法治的必然选择-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理念转变、如何确立程序正义优先理念来展开论述。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程序理念属于工具型程序理念”，“是以结果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取向的程序理念，其价值依附于结果的有效性，” [8]作者归纳出程序正义有以下基本要求：①法官中立；②当事人平等；③程序参与；④程序公开；⑤及时终结；⑥判决附理由；⑦形式正义。笔者认为上述几点要求对于我国法治进程的发展是有利的，关于第七点的“形式正义”，笔者认为针对我国尚未确立健全的判例法体系的前提下，并不应完全采纳。

（四）程序正义的进一步思考

林文清的《析刑讯逼供犯罪产生的原因及制止对策》主要论述了刑讯逼供的原因以及遏制这种现象采取的措施。作者指出刑讯逼供的历史原因中主要是与传统的司法制度有关。“封建法律一直授予司法官吏刑讯之权”。“法律把刑讯制度化，是封建时期证据制度的重大特点”，[9]长期以来的封建司法审判中，各官吏包括清官，一直把使用刑讯作为获取口供的方式。关于对策，作者从意识、机制以及法律规定等方面作了详细阐述。在完善法律规定这一项上，作者建议排除非法取得证据的采用。笔者认为这种若以立法形式加以确定，效果是直观的，笔者觉得应该转变有口供到物证的模式，重视物证。

陈明静的《论我国确立沉默权之必要性》主要阐述了沉默权与如实陈述的关系、沉默权与刑讯逼供的关系以及我国立法上确立沉默权的必要性。文章没有单纯地论述沉默权，而是讲与之相关的刑讯逼供联系了起来，讨论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作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沉默权的实施是出于保障公民权利，防止刑讯逼供的需要。”[10]笔者在此也认同这一观点。文章第三部分重点阐述了确立沉默权的必要性，主要有：①保障公民权利；②防止冤狱；③在诉讼程序上具有一系列的制度功能。作者在第三点中讲到“从举证责任负担的角度而言，沉默权规则还有助于改变我国目前关于口供的自愿性举证责任倒置的不合理现象，”作者认为沉默权能检验供述的自愿性，并且保障了供述的真实性。笔者也赞成这一观点。

参考文献(注意要求的格式)：

[1]王申．对“清官情结”理性把握[J]．检察风云,2005 ,(13): 56-57．

[2]王园 ．“清官思想”渊源及其现代适应性分析[J]．科教文汇，2007，（8）：149． [3]黄汀．“清官政治诉求”的学理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3）：107－109.[4]徐忠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清官司法[J].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3）：108－116.[5]侯欣一.中国传统社会轻视程序法原因再探[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5）：77－81.[6]戴谋富．程序正义与法治[J].邵阳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2）:154-157.[7]罗洪洋．程序正义与中国─从传统的视角观察[J].贵州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2):1-7.[8]高娟．现代中国走向法治的必然选择-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J].法制与社会，2007，(2)：740-741.[9]林文清．析刑讯逼供犯罪产生的原因及制止对策[J].闽江职业大学学报，2000，（3）：48-50.[10]陈明静．论我国确立沉默权之必要性[J].辽宁警专学报，2003，（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