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网络传播》2011第10期:信息公开透明化与网络谣言的博弈
信息公开透明化与网络谣言的博弈
刘鹏飞
网络媒体兴起以后,普通人也可以成为信息发布者、意见表达者,随着QQ、MSN等即时通讯工具、SNS社交网络、尤其是微博和3G手机等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网络舆论空前活跃的时代,由网络舆论引发或推动的大量热点事件层出不穷。
但与此同时,网络“双刃剑”的作用也不断得以显露,网络谣言的产生就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常见问题。近年来社会各界纷纷就网络谣言话题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和激烈的争论,并对网络谣言产生的原因、危害和对策基本形成了初步共识:
一方面,网络谣言的产生具有复杂的社会和市场背景,甚至包括社会管理机制、思想观念、媒体素养和社会监督不完善等深层原因,难以避免和完全根除;其次,网络谣言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社会正常信息传播秩序。如2010年“金庸逝世”谣言就惊动了全国媒体。
另一方面,对于克服谣言危害的对策,多数观点认为,首要对策在于推动信息公开透明化,建立健全权威信息发布机制,压缩谣言滋生和蔓延的空间;其次要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和执行;最后,提高政府部门、企业、媒体和网民的责任意识和媒体素养,完善社会立体式监督体系和自律机制。
“谣言止于公开”。在互联网的生态治理中,信息公开透明化是克服网络谣言的有效手段。网络谣言整治的过程,也是我国信息公开制度规范发展的过程。
在信息公开透明化和网络谣言的博弈中,政府可以通过权威信息的及时公开,维护政府公信力。企业能够在舆情应对和及时准确的信息发布中,实现品牌价值的维护。网民则争取通过网络表达,表达观点看法和利益诉求。
这种博弈的乐观成果是最终将有效监督贪污腐败等社会丑恶现象,抵制网络谣言的滋生,打击非法商业竞争和行为等。但如果信息公开的推进过于迟缓,事实往往不能赢得与网络谣言的赛跑,这种博弈的消极后果就是谣言满天飞,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丧失公众的信任;企业品牌形象和市场经营一蹶不振;网络商业行为大行其道,社会真实意见构成和网民合法权益在恶化的互联网环境中受到冲击。因此,我们要预防出现消极的后果。
一、信息不透明将滋生网络谣言
在人类历史中,“谣言”是“一种关于事件的未经验证的叙述或解释,它传播于人与人之间,并与公共关系中特定的对象、事件或议题相关。但是,网络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工具和技术手段,和网络谣言并没有与生俱来和根本的联系。谣言也几乎与人类历史同龄。在古代社会中,信息传播手段落后,信息常常不透明,口头舆论场占据优势,政治谣言和战争谣言等屡见不鲜。“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每则谣言都有听众”,可见谣言具有惊人的威力,发布谣言者或有意而为,或不知所为,或为其所害。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谣言更为常见。网络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匿名性和互动性的平台,排除了当面交流的诸多障碍性因素,但却获得一种强烈的现场感,由此更关注信息内容本身,增强了人们获知真相的期待。社会监督的链条缺失,降低了防备心理,使谣言更容易在未经验证的情况下迅速扩散并产生大范围的社会影响,可能导致“破窗效应”和“群体极化”现象。因此,信息不透明产生的真空给谣言的滋生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而网络传播加剧了这种可能性。
从社会心理学分析,通常而言,人们转发小道消息的动机包括:排解情绪、警示危机、分享信息、寻求真相、引起注意、摆脱尴尬沉默、满足好奇心和娱乐等,也可能是源于日常习惯和从众行为。
莫斯科维奇的《群氓的时代》、勒庞的《乌合之众》认为群体行为的根本特点就是非理性,容易陷入到一种无意识的混沌状态当中,群体也可能变得非理性和野蛮。自由开放的网络使人们拥有了更多表达和影响他人的可能性,放大了人们个性表达、传播和反馈的心理预期。谣言传播不再受制于低效的人际传播,任何人都可以使一条谣言在瞬间传遍全世界。正因如此,网络谣言才呈现出不同于一般性谣言的广泛性和社会影响力。
综上所述,网络谣言的散布处于不同的原因,主要有四种:第一种,因个人情绪,或嫉妒,或愤世嫉俗,或仇视他人等不良情绪,而 发表的谣言;第二种,出于对新鲜事物的猎奇心理而产生的谣言;第三种,面对现实的某些重大灾难和不稳定的天气变化等引发的谣言;第四种,出于恶意指责,相互攻击而故意发表的谣言。
尚且不管谣言是出于那种动机,其危害都是可怕的,小则被眼泪淹没,大则拿生命澄清清白;小则心有余悸,大则人心惶恐;小则内部一笑了之,大则颠覆政权;小则官员引咎辞职,大则社会**„„这其中,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
二、信息公开与网络谣言博弈态势
近年来的多数网络舆情热点,一旦涉及贪污腐败、“官二代”、“富二代”等敏感话题,一些未经证实的以讹传讹的猜测,导致更多人信以为真,如河北大学交通肇事案、郭美美事件、“7.23”甬温线动车事故中等均出现过大量未经证实的信息。这一方面说明,在社会转型期,我国改革发展中面临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另一方面,信息不透明和网络传播能力从不同方面放大了社会矛盾隔阂。
前几年网络上充斥着“俯卧撑”、“被自杀”、“被就业”、“华南虎照”等网络“罗生门”事件,还有“躲猫猫”、“鞋带上吊死”、“喝粥死”、“喝开水死”等令人啼笑皆非的网络流行语。这集中凸显了权力背后公众知情权的社会焦虑,也暴露出地方有关部门“信息公开透明化”误入歧途,歪嘴和尚念错了经。
另外,一些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由于权威信息发布不及时,网络谣言随即滋生蔓延,混淆公众视听,误导受众,甚至可能造成社会恐慌,如非典疫情、河南钴60事件、云南曲靖铬污染事件等。
近年来不少网络谣言和炒作,还来自于“网络推手”的一手包办和策划。网络推手、网络打手和网络公关,善于策划和包装,通晓网络的操作规则,熟息大众的接受心理,利用网民人气,在兼并扮演导演和意见领袖的角色,利用网络把关力量,对网络舆论产生影响,并逐渐走向组织化、规模化和商业化,如“以丑为美”,打造各种网络红人、制造热点话题等。网络推手还巧妙地借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心理环境,急功近利地以透支公信力为代价,有目的地实施短期行为,如2010年农夫果园砒霜门事件、霸王洗发水致癌事件、章光101事件等,都被媒体指出疑似竞争对手在幕后攻击。
2011年以来,在全国范围产生影响的网络舆情和网络谣言多发地区分布也不尽平衡。较多分布于东部、中部、西南、华北地区,而这些地方也是突发舆情高发地区。据初步分析,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利益群体多元化,本地网友表达诉求更频繁。浙江省今年连续出现多起重大舆情事件,其中伴有未经证实的流言出现,政府公信力受到质疑。
而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网络舆情与谣言多发并存,在一些突发事件信息发布中,还出现很多无效、甚至适得其反的信息发布,激化了矛盾,因之而起的谣言,本身就反映出对相关部门的长期不满。另外,近年来,涉外舆情在互联网上多发,一些未证实消息“出口转内销”,也引起舆论关注。
随着网络舆论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互联网环境逐步得到治理,我国政府和企业部门对于网络舆情的逐步重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促进了信息公开。尽管网络谣言仍时有发生,局部领域和地区仍然很严重,但整体局面有所改观,在涉警舆情和党政机构微博领域的迹象最为明显。以“抢盐”事件为例,全国各地的网络舆论和微博上的网友言论却多以辟谣为主,不少人认为网络具有“自净”功能。另外,民间辟谣力量的出现,也引起舆论关注。这些也是信息公开透明化的有一个重要方面。
三、信息公开透明的常态化趋势
近年来,网民通过自媒体发布各种信息和言论,有关部门、企业、组织和媒体,随即对消息真实性进行验证、调查或“辟谣”,已经成为、并将长期成为社会监督的常见现象。这种趋势也改变了过去传统媒体时代的社会舆论格局。
在新时期,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和参与权将受到更充分的尊重和保障。与之相对,权利与义务也要实现法律上的对等,如果网民的自由表达可能伤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甚至严重伤害了公共利益,这种自由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合理制约。
如3月份“抢盐”事件发生后,一时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市民跟风地加入抢盐队伍中去。最终各地政府和盐业公司紧急调运存盐,稳定市场,及时发布各种辟谣信息。浙江杭州警方和广州警方先后逮捕了多名谣言制造者,平息了这场**。但这起引起社会恐慌的谣言 **,不禁让人想起江苏响水县化工厂爆炸谣言事件、2011年蜱虫咬死人事件等。
而值得肯定的是,我们也从近年来的大量案例中,看到政府和企业信息公开透明化的努力。迟报、瞒报的情况逐步减少,政府、企业、媒体和网友的观念、心态和媒体素养也不断提高。
“速报事实,慎报原因,持续发布,再报进展”,有效避免重蹈以往频频“失语”和“雷语”的覆辙。网络舆情应对和突发事件处置相结合,网上问题在网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妥善解决,理顺信息发布和舆情沟通机制,将从根本上改善我国互联网生态,避免网络谣言的危害,进一步提升创新社会管理水平。
今年8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再次强调信息公开的重要性。面对网络监督的常态化,政府和企业应该逐步改变被动应对的状况,面对网络舆情,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应该更加积极主动,使信息公开成为常态。
四、信息公开进入公共关系时代
为防控网络谣言的不利影响,政府和媒体机构主要通过加强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密切跟进网络热点议题;针对可能引发社会恐慌的谣言,及时发布官方权威信息,消解公众的疑惑和不安等。但整治网络谣言又往往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社会各界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在互联网制度建设、媒体自律、法律监管、各种新技术手段和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等方面共同加大力度,才能有效预防网络谣言的产 生,防止其对社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营造和维护更加规范有序的互联网环境。
2010年7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设立公共关系领导小组,将以“公众、公平、公开、公信、公益”为支撑点,与社会和公众进行真诚、公开、及时的信息沟通,从而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化解社会矛盾。这种迹象表明,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都已经开始逐步设立“公共关系局”或“公共关系部”推动信息公开透明化。
2011年09月16日,中央决定,把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赋予协调和指导社会管理工作的职责,充分体现了中央对社会管理工作的高度重视。这标志着我国政府和企业开始从单维度“外宣”和“维稳”进入了新的多维度“公共关系”管理时代。信息公开透明化的有序推进,不但有利于克服网络谣言,更将会提高创新社会管理水平,使我国互联网更加健康和有序,社会更加繁荣进步。
(作者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
第二篇:打击网络谣言与网络言论自由
打击网络谣言与网络言论自由
当今,互联网的开放性、时效性、信息的共享性极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与此同时,互联网也成为某些造谣者肆意散播谣言的平台,诸如“军车进京,北京出事”,“抢盐**”,“艾滋病患者滴血传播艾滋病”等没有事实根据的谣言大肆传播,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导致了民众的恐慌和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政府有关部门要严厉打击网络谣言,加强网络信息的监控,促进互联网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网络的形成确实给大部分网民带来了一个可以说话、交流的机会,很多牢骚可以通过网上和匿名的网友之间进行倾诉。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可以用骂人的话来发泄,因为你的话别人能够看到,不是你一个人在房子里面自己对自己说话,任何传播一旦影响到别人的时候,就有一个基本的传播道德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网络给了每个人表露心声的机会,但是,表露心声本身要有所克制,因为你的自由不能影响别人的自由。
面对约束与管理,一些人喜欢拿个性、权利说事。殊不知,个性的张扬必须以公认的道德与价值观为底线,主张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勿以恶小而为之,个人对事物对错的判断、积极或消极的应对、效仿或抵制的抉择,很可能成为“蝴蝶效应”的起始。低俗发泄不仅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最终还可能反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面对网络“低俗文化”,理智清醒的人没有理由随波逐流。面对某些人对现实的不满与困惑,社会也没有理由袖手旁观。积极疏导、解决矛盾,本就是构建和谐、权益维护的应有之义。虚拟与现实,需要的是相辅相成,绝不是互为掣肘。
流言止于智者,每个人都有自觉抵制网络谣言的义务。网络进入寻常百姓家以来为人们自由发表言论带来了无限便利,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人们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时常苦恼于网络谣言所带来的种种伤害。谣言在口耳相传时期是一传十十传百,可现如今谣言以网络为传播媒体,它的传播速度、波及范围、危害程度程无上限增长,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精神困扰,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为了保证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环境,必须严厉惩处网络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
除了网民这一网络组成之外,新闻也是极其重要的成分。怎么样才能有效的利用网络发挥新闻的舆论导向作用,又如何把握好这个言论自由的度呢?
首先,作为网络新闻监管者,应当增强本身的政治敏感性和自身的专业素养。很多情况我们看的是,网络监管人员本身的素质不够,不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识别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新闻,只是一味的维护自己网站的点击率,就可以不顾一些虚假低俗的东西出现在自己的网站,因此加强监管人的素质培养是规范网络新闻自由度得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其次,网络的使用者也应该注意正确的使用文明用语。网络自由并不代表着可以随便说话,网络新闻也要追求新闻的真实效果,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他所承担的是新闻的承载和传递,但是很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能够从自身认识到言论自由的度,就会各自发表意见,百家争鸣,而不是相互谩骂,互相诋毁。
最后,网络的新闻采写者是新闻的把关人,很多时候网络新闻的采写者为了争取量大快速而忽视了网络新闻的质量,一旦听到什么风吹草动,根本没有去亲自的考证就直接写稿子上头条,有的根本就是胡说乱扯。这样的网络新闻的言论自由的如果没有控制好就相当于变相的人身攻击。
总之,新闻自由的权利很多方面的问题,即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自由
权利,这些中都包括新闻记者,新闻监管,和新闻发布者的言论自由,不管是什么样的权利,不管怎么受到法律的保护都应该把握好自己的一个度,言论自由是公民和新闻工作者得普遍享有的权利,言论自由中又包含了表达权利自由和知情权利自由,在采写新闻和获得新闻之后都需要发表评论,而这些应该是一种正确的引导不应该是一种伤害人的武器。网络作为一种新型媒体是一种特殊的媒介就更应该加强法律意识,合理的处理政府、人民和媒体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党的耳目喉舌,帮助国家正确的引导人民。
现在上网的网民中未成年人的比重是相当高的,而网上这类行为很可能诱发对未成年人去模仿。随着他们的成长,这一代人如果习惯于无法无天地在网上随意搜寻他人的隐私材料,那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认识就会大大降低。孙立平有一本书叫《论道德底线》,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守卫底线,守卫底线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就是要尊重其他人的隐私。你尊重其他人的隐私,别人才有可能尊重你。一个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也最值得称道的美德,第一就是宽容。因为随着社会越来越开放,中国人的个体意识正在觉醒,个人的选择多了、自由度大了,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上以及生活态度上的矛盾,惟有宽容之心可协调。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并且以宽容之心看待这种差别,应是和谐之本义。
回顾网络言论自由所促进的社会变化不难发现,在依法治国的建设中,很多决策的制定变化都与网络言论自由有着密切关系。由此可见,网络言论自由是个好东西。但是,自由从来不是绝对的,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因此,人们遨游在虚拟空间享受它带来快乐的同时,亦要牢记网络言论责任,这样才能使他人与自己一样自由!
化学1101刘阳41166007
第三篇:抵制网络谣言倡议书
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倡议 抵制网络谣言依法文明
办网
4月8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出倡议,呼吁互联网行业履行社会责任,加强行业自律,自觉抵制网络谣言传播。倡议书说,网络谣言的传播成为一大社会公害,严重侵犯公民权益,损害公共利益,也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希望互联网业界采取有力措施抵制网络谣言,营造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推动互联网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倡议书呼吁互联网业界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自律公约,不为网络谣言提供传播渠道,配合政府有关部门依法打击利用网络传播谣言的行为。积极响应“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制作和传播合法、真实、健康的网络内容,把互联网建设成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的平台。
倡议书希望互联网企业增强社会责任感,承担社会责任,加强对论坛、微博等互动栏目的管理,积极引导网民文明上网、文明发言,坚决斩断网络谣言传播链条。建立、健全网站内部管理制度,规范信息制作、发布和传播流程,强化内部监管机制,加强对网站内容的甄别和处理,对明显的网络谣言应及时主动删除。
倡议书强调,要加强对网站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提高从业
人员对网络谣言的辨别能力,督促从业人员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号召提供互动信息服务的企业,遵守国家有关互联网真实身份认证的要求,同时要做好保护网民个人信息安全工作,提醒各类信息发布者发布信息必须客观真实、文责自负,使每个网民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倡议书提出,互联网企业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设置听取网民意见的畅通渠道,对公众反映的问题认真整改,提高社会公信力。希望广大网民积极支持互联网企业抵制网络谣言的行动,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不助长谣言的流传、蔓延,做网络健康环境的维护者,发现网络谣言积极举报。
第四篇:网络谣言治理调查报告
网络谣言治理调查报告
8月20日,公安部启动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谣言的专项行动。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简称“两高”)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舆情调查实验室对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等5个城市进行了关于此次整治网络谣言舆情的专项调查,并发布《合力构建聚民心尚理性的网络舆论空间》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九成以上受访者认为有必要整治网络谣言。
主要数据
1.多数受访者认为网络谣言已成公害。
调查显示,超过七成受访者(71.4%)表示自己接触过网络谣言;超过八成受访者(80.4%)认为目前我国网络谣言传播情况比较严重或非常严重。在关于谣言危害性的认识上,80.4%的受访者表示网络谣言具有危害性。多数受访者认为“社会治安类谣言”和“灾难类谣言”的危害性最大。其次是食品类、民生类和金融财经类的谣言。其他列举的谣言类别,如“娱乐类谣言”“历史文化类谣言”等,被认为危害性较小。从年龄段来看,接触网络谣言比例最高的是18—29岁年龄段的群体,为80.3%。从接触渠道来看,通过微博、社交网站、微信等社交媒体接触网络谣言的比例,18—29岁年龄段的群体在各年龄段中都是最高的。
2.九成以上受访者认为有必要整治网络谣言。
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受访者(93.6%)认为有必要整治网络谣言。认为“非常有必要”的比例超过半数,达到54.4%。而认为“没必要”和“完全没必要”的比例仅为4.6%。调查显示,76.0%的受访者认为此次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比较及时。有24.0%的受访者认为整治不够及时或严重滞后。近七成受访者认为此次网络谣言专项治理行动会取得较好效果。六成受访者认为整治网络谣言不影响民意表达。调查显示,48.8%的受访者认为整治网络谣言“不影响民意表达”,是各选项中比例最高的;另有13.0%的受访者认为整治网络谣言能“促进民意表达”;两项相加,即累计61.8%的受访者认为整治网络谣言对民意表达有益无害。
3.多数受访者认可“两高司法解释”。
八成受访者认为该解释对于网络谣言治理比较重要,且各年龄段对解释的知晓度都超过70%。近八成受访者对“两高”出台司法解释的作用持肯定态度,认为该解释对于整治网络谣言和网络诽谤“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
“两高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一项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即可以视为诽谤罪。调查显示,七成以上的受访者(72.2%)认为该量刑标准比较合适。
问题分析
1.网络谣言的传播渠道极其多样,论坛和微博是主渠道,微信正在成为谣言传播的新渠道。
调查发现,公众接触网络谣言的最主要渠道是网络论坛(70.2%)和微博(63%),其次是QQ聊天(45.2%)、微信(35.8%)、人人网等社交网络(33.8%)、手机短信(33.8%)、海外网络(13%)。这说明,网络谣言传播渠道极为多样,论坛和微博是网络谣言传播的主渠道。不可忽视的是,微信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谣言传播渠道,且有后来居上之势。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有13%的受访者接触到的是海外网站的谣言。
2.对于什么是“网络谣言”多数人并不清楚。
调查发现,自认为对网络谣言清楚的受访者仅占14.6%,“比较清楚”的占48.2%,而
“不太清楚”的则占37.2%(“不太清楚”29.2%,“不清楚”2.6%,“不好说”5.4%)。由此可见,尽管公众对网络谣言深恶痛绝,但由于关于网络谣言一直缺乏科学清晰的界定,造成公众对于网络谣言的认知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这无疑会给治理网络谣言带来一定的难度。
3. 网络谣言是一个难以杜绝的长期性复杂问题。
调查中,认为网络谣言“有可能被杜绝”的受访者仅占一成(10.4%),认为“也许有可能”的占三成(33.2%),而认为“不太可能的”占四成(40%),认为“不可能”的占一成多(14.6%)。这表明,多数人认为,网络谣言不可能被杜绝,网络谣言治理将是一个需要长期应对的复杂工作。
4.一部分人对集中整治网络谣言是否会影响民意表达心存担忧。
对于此次集中整治网络谣言行动,有超过六成的人认为整治网络谣言不影响而且会促进民意表达。但同时,也有一部分人表示了担忧,担心整治网络谣言会在执行中存在扩大化,尤其是可能会影响民意表达。因此应当及时解疑释惑,消除群众疑虑,回应部分网民的关切,让他们意识到网络谣言和自由表达观点的区别,让网络谣言整治的效果落到实处。意见建议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网络谣言治理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难以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政府与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广大网民互动,合力构建聚民心尚理性的网络舆论空间。
1.进一步完善网络管理的法制化建设,健全常规化的管理机制。
整治网络谣言要做好顶层设计,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即以法制和常规管理为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和违法必究。这样的网络谣言治理成本低,也可以减少舆论阻力,有利于网络善治的可持续性。此次“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标志着我国在网络法规建设方面迈出了一大步,符合依法治网的原则性要求。
2.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挤压谣言滋生的空间。
在诸多重大时政事件和突发事件中,相关信息的不公开或公开不及时、不充分,不仅是谣言产生并泛滥的主要原因,也容易导致党和政府公信力的降低,给谣言传播提供土壤和时间。10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要尽快出台贯彻这一意见的执行细则,对各级政府机构落实该意见提出刚性要求。尽快做到最大程度的信息公开,这是治理网络谣言的关键。
3.针对不同类型谣言,应采取不同措施消除其危害。
网络谣言多种多样,谣言治理应该分级、分层、分类。一般而言,运用科学知识能够澄清的谣言,是最易净化的谣言;涉及食品安全、医疗健康及环境污染等与百姓生活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谣言,虽流传快、传播广,但辟谣信息也传播快,容易被接受和认可,属“可控型谣言”;与政府部门、权力机构、一些利益阶层相关的谣言,属于“顽固型谣言”,比较难以净化,需要尽可能透明、公开地处置,并着力解决现实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涉及自然灾害、交通事故、刑事犯罪、教育问题、违反常伦、民族宗教冲突的谣言,很容易被某些人与政府失误、官员腐败等联系起来,对于此类“潜伏式谣言”,更应侧重即时追踪判别,防患于未然。
4.加快行业规范化进程,鼓励社会化媒体“阳光营销”。
社会化媒体营销是新媒体时代市场竞争的新形式,这是一种发展趋势。由于社会化媒体营销还处于初级阶段,各方面的规范和管理还很不到位,通过社会化媒体营销手段传播谣言和诽谤信息的行为确实时有发生,也给一些企业带来不良后果。在整治网络谣言中,应避免把网络谣言传播与社会化媒体营销混为一谈。建议由相关机构或媒体牵头,主要互联网企业、社会化媒体营销企业通过共同签署“社会化媒体阳光营销共识”等方式,对现阶段的社会化媒体营销进行自律。从长远来看,社会化媒体营销还应有相应的法规出台来规范。
5.转变观念,对于网络谣言治理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充分认识。
一是转变认为能用“堵”和“删”的办法控制网络谣言的观念;二是转变网络谣言只是网络管理的问题的观念。我国的网络谣言泛滥现象发生在社会转型关键期和互联网快速发展期,有着特殊的社会土壤和传媒发展背景。因此治理网络谣言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单一的网络治理只能治标于一时,难以达到治本于长远。因此,既要对网络谣言进行整治,也要关注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消解谣言滋生的土壤。
6. 研究构建网络谣言治理与防范的社会化管理体系,把政府管理网络的这只“看得见的手”变成“看不见的手”。
互联网管理应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让主流媒体、新闻网站和门户网站的协同作战,巩固网络辟谣的阵地。同时,培养和鼓励一批各行业的专业人士参与到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来,通过他们的专业知识及时发现和揭露虚假不实信息,帮助网民正确辨识谣言,增强网络的自净化功能。2012年4月,在北京网媒协会“抵制网络谣言共建网络诚信”的呼吁下,新浪、搜狐、网易等7家开设微博客的网站,组织自律专员参与举报网络谣言,一些政府网站和法人微博也积极建立辟谣平台,一些网民也自觉成立了辟谣网站和辟谣小组,这些都是社会协同抗击网络谣言的积极尝试。
第五篇:网络谣言
三人成虎,指鹿为马;众口烁金,积毁销骨。古今中外,屡见不鲜。
而今,随着现代网络传媒业的迅速发展,给谣言的制造与传播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因为,“在网上谁也不知道你是一只狗。”所以一些人可以不负责任、无所顾忌地造谣传摇,而网络本身的通讯“及时性”,又使它的传播速度更快、受众范围更广、连锁效应更强,有时几成铺天盖地之势。
网络谣言是“社会毒品”,是为了吸引一些网民眼球造出来的“阴暗新闻”。而这些“阴暗新闻”又毒化一批网民,使他们更想看“阴暗新闻”。这种“网上心理毒品”容易使人“上瘾”,越看越想看,越看越沉迷,深陷其中,欲罢不能,其社会危害不亚于“网上黄赌毒”。
网络谣言之所以能够产生和传播,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尤其是一些涉及官员的谣言,之所以甚嚣尘上、屡见不鲜、屡禁不止,并非偶然,概由多种因素使然。
其一,人民群众的“信任缺失”。不可否认,由于一些政府工作的不到位,由于一些官员的漂浮作风、嚣张之言、腐败之行,造成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与对立,干群关系成了蛙水关系,甚至是水火关系,互相对立,互相仇视。碗里的沙子多了,米就少了;人看到的阴霾多了,阳光就少了。在官员负面形象、官民关系负面报道屡见报端的背景下,只要出现关于官员的负面传言,老百姓倒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老百姓对政府、对官员队伍的“信任缺失”,是导致涉官谣言加速传播的一个重要心理诱因。当然,这决不是容忍、纵容造谣传谣的理由。
其二,挟私报复的“卑劣手段”。客观地讲,网络是现代社会民主监督的一种“有力武器”。但是网络的发展,也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一种算计、攻击别人的“便捷工具”,于是以小夸大,无中生有,使人真假莫辨。而第一时间发出的讯息往往又容易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第一印象”,往往使对方陷于被动的地位,如若缄口不言,等于默认;如若出面澄清,有时又会“越描越黑”,结果是又口难辩,跳下黄河也洗不清。
其三,无聊随便的“恶搞心态”。一些人无意识地传播或膨化这种谣言,而他们本身,只是报着一种“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一般的恶搞心态,像在街上看别人打架一般地凑热闹、瞎起哄,无意识拖动鼠标、复制谣言,助长其加速传播与发酵。
其四,政治攻击的“新式武器”。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人民有选择自己社会模式、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自由。而某些国外势力,总想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总想解救中国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借助网络散播谣言藉以丑化官员的形象,来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歪曲说明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多么的缺少合法性和稳固性,中国的执政阶层是多么的缺乏民主意识和悲悯之心。而这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连其本土的有识之士,也会对其做法不耻甚至拍案而起、大胆反驳。明智的国人,只要静下心来仔细思一思、想一想、量一量,还是能一目了然、洞察其狼子野心的。
假作真时真亦假。当网络谣言满天飞的时候,不去主动参加传播,需要一种素养;要保持一种“任它风狂雨骤,我自岿然不动”的冷静,不为所动,需要一定勇气;而能以敏锐的头脑抽茧剥丝、看出端倪、明了真相,则需要一些智慧。
而要从根本上治理网络谣言,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官员形象的“美誉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提高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另一方面,还要从制度上、法律上、应对机制上不断健全完善,对那些利用网络造谣传谣、横生事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者,予以迎头痛击、严惩不贷。从而不断强化网民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从自身做起,弘扬“真善美”,抵制“假丑恶”,不断净化纯化网络生态环境,充分利用网络这种现代传媒,不断开拓网络时代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社会关系和谐发展的新境界。
网络不应是谣言疯长的“伊甸园”近期,一些谣言借助网络流传,有关部门依法处置了谣言制造者,引发网上网下反思。作为现代科技对人类的伟大馈赠,网络的神奇魔力迅速改变着世界。人们享受网络的诸种便利同时,也不时遭遇网络衍生物———网络谣言的侵扰甚至伤害。从“抢盐**”,到“地震谣言”,再到“艾滋病人滴血食物传播病毒”,等等,屡屡“发作”的网络谣言,不仅构成舆论的纷扰,也加重着社会转型期公众的焦虑与不安。
谣言并非始自网络,作为畸变形态的“信息”,谣言自古即有。汉时孔融做诗谓“谗邪害公正”,宋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也慨叹“忧谗畏讥,满目萧然”,其中“谗”即谣言。鲁迅一生备受“流言”陷害,更痛陈其“杀人不见血”。或可说,谣言作为一种社会病,始终与人类社会相伴,但网络谣言,因借助了现代媒介的传播因子,其危害性与杀伤力甚于以往任何时候。
网络是奇妙的世界:鼠标一点,环球风云尽收眼底;拇指一摁,指点江山,议论时局。一个论坛就是份报纸,一个微博就是家电视台。网络改变着舆论生态,“言论自由”获得了空前的沃土。人们身着马甲在隐形世界“潜水”“拍砖”,欣悦于这个公共平台的自由、开放和平等,却不知自身已成为媒体传播的一环、一分子。
由是而论,网络并非普通的公共信息交流平台,更兼具媒体的某些强大功能。而这一点,恰恰被许多人忽略。从善意角度讲,不少人将网络视作意见表达的场所,直抒胸臆,甚至发发牢骚也无妨,但一切应以事实为依据,这是公共场合发言“呛声”的底线。与此同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也确有好事者或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恶意编造谎言谣言以惑众。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现实的不确定性及预见的模糊性,谣言作为社会意识和情绪的“浮标”,极易在网络上病毒般快速蔓延,加剧社会的不安和恐慌。对此,公众已有太多的教训。近年网络暴力时有发生,很大程度上正是谣言始作俑者瞅准公众情绪的软肋,将谣言贴上各种“标签”,轻者对某个人造成人身伤害,重者误导舆论,造成社会割裂阶层对立,危及社会安全。谣言与真相有时就是一纸之隔。人们常说“谣言止于智者”,但网络传播瞬间暴发的“病毒”特征,已然打破这一定规,世间固有智者,但等到谣言被证伪时,病毒已伤及无辜。若放任谣言无所顾忌地漫游于网络,现实中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正因为此,依法加强网络管理,惩治网络谣言,这已成为目前世界各国的通例。连最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最近也有报告称,“数字世界将不再是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疆域”。
网络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在这里,人人都可当记者,做“意见领袖”。在这个百花园里,谣言不能像野草般疯长,理性的社会也不能被谣言牵着鼻子走。作为网民,当你到网络上发声,事实上已扮演起“记者”角色,那就请说真话,至少不传播谎言谣言。作为网络经营者,更应承担起媒体的社会担当和职责,“秒杀”谎言,做谣言“粉碎机”,这应是网络社会的基本准则和公俗良序。
对策:首先,网站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清楚自身的定位与义务。互联网虽然是虚拟世界,但充斥其中的各类网站却是现实世界的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组织,就应该以有利于社会的方式进行经营和管理,这其中不仅包括法律和经济上的义务,还包括“追求对社会有利的长期目标”的义务,也就是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社会道德和公共利益。网络谣言与社会道德无疑是背道而驰的,对此,作为企业的网站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其次,网站要有法律意识,对网络谣言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网络谣言产生必须要借助一定的传播工具,论坛、博客、微博等都有可能被造谣者所利用,网站也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间成为造谣者的“ 帮凶”,对此网站应时刻警醒。《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有明确的管理处罚规定,作为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除知法守法外,更应敬法畏法,在法律的框架内,谨慎对待处理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
最后,网站要提高技术应用管理水平,筑造防范网络谣言的第一道“防火墙”。要想铲除网络谣言,对其加强监测、识别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只有将网络谣言封堵在产生之初,才能避免其酝酿扩散。网站在为公众提供信息的同时,更需保证这些信息的无害性、合法性,因此,提高网站技术水平、加强对网站内容的监测,是责无旁贷的义务。也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扩大网站的社会影响力。
精彩开头:网络的迅猛发展在给信息交流带来快捷方便的同时,也使谣言“插上了翅膀”。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手机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和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崛起,网络谣言也呈激增之势。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网络谣言不仅限于特定人群、特定时空、特定范围传播,其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呈几何级数增长,危害巨大,后果十分严重,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高度警惕。
措施:建立全面防堵网络谣言的机制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网络谣言会随着网络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而存在,要完全杜绝网络谣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网络谣言又是可以防堵的,如果能够建立起有效的防堵网络谣言的机制,网络谣言的生存空间便会被大大压缩,其危害会降至最低。
首先,要建立完善的依法查实、惩处网络谣言传播者特别是造谣者的机制。
第二,建立高效的信息求证、查实和反馈机制。
第三,建立全网络系统的协调机制。
第四,建立防堵网络谣言的工作机制。
第五,实施基于网络技术特性的防堵措施。
第六,夯实防堵网络谣言的民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