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的格式

第一篇：《中国法学》的格式

《中国法学》的格式（来源培培同学和金池同学提供在群里的资料）

正标题：黑体，小二，加粗，两端对齐。（副标题：暂不知道，求解）

作者：楷体，四号，加粗，右对齐（去掉姓名二字、作者简介在文章后面英语部分写上）

内容提要与关键词：宋体，五号，加粗

里面具体内容：仿宋，五号，不加粗（整体左右各缩进两个字符）——用上下双横杠（格式边框与底纹里面）（来稿请在正文前加列“内容提要”与“关键词”。内容提要为文章主要观点之提炼，字数一般控制在300字以内;关键词一般为3至6个。）

一级标题：黑体，四号，居中，不加粗

二级标题：黑体，小四，两端对齐，不加粗

三级标题：宋体，小四，不加粗

正文：宋体，小四

脚注与页眉：宋体，小五

英文部分：Times New Roman 小四（摘要加粗、关键词不翻译）

【注释体例】

(一)本刊提倡引用正式出版物，出版时间应精确到月;根据被引资料性质，可在作者姓名后加“主编”、“编译”、“编著”、“编选”等字样。

(二)文中注释一律采用脚注，全文连续注码，注码样式为：①②③等。

(三)非直接引用原文时，注释前加“参见”;非引用原始资料时，应注明“转引自”。

(四)数个注释引自于同一资料时，注释体例为：前引①，哈耶克书，第48页。

(五)引文出自于同一资料相邻数页时，注释体例为：……，第67页以下。

(六)引用自己的作品时，请直接标明作者姓名，不要使用“拙文”等自谦词。

(七)具体注释体例：

1、著作类

①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0页。

2、论文类

① 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

3、文集类

①[美]J.萨利斯：《想象的真理》，载[英]安东尼·弗卢等著：《西方哲学演讲录》，李超杰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6月版，第112页。

4、译作类

①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2月版，第55页。

5、报纸类

① 刘均庸：《论反腐倡廉的二元机制》，载《法制日报》2004年1月3日。

6、古籍类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7、辞书类

①《新英汉法律词典》，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4页。

8、外文类

依从该文种注释习惯。

（鉴于有些同学格式有点小问题，小编整理如上，一起分享。有哪位同学有更精准的格式，望指正！）2013/11/6

第二篇：《中国法学》的格式

《中国法学》的格式

正标题：黑体，小二，加粗，两端对齐。

内容提要与关键词：宋体，五号，加粗

里面具体内容：仿宋，五号，不加粗（整体左右各缩进两个字符）——用上下双横杠（格式边框与底纹里面）。内容提要为文章主要观点之提炼，字数一般控制在300字以内;关键词一般为3至6个。）

一级标题：黑体，四号，居中，不加粗

二级标题：黑体，小四，两端对齐，不加粗

三级标题：宋体，小四，不加粗

正文：宋体，小四

脚注与页眉：宋体，小五

【注释体例】

(一)本刊提倡引用正式出版物，出版时间应精确到月;根据被引资料性质，可在作者姓名后加“主编”、“编译”、“编著”、“编选”等字样。

(二)文中注释一律采用脚注，全文连续注码，注码样式为：①②③等。

(三)非直接引用原文时，注释前加“参见”;非引用原始资料时，应注明“转引自”。

(四)数个注释引自于同一资料时，注释体例为：前引①，哈耶克书，第48页。

(五)引文出自于同一资料相邻数页时，注释体例为：……，第67页以下。

(六)引用自己的作品时，请直接标明作者姓名，不要使用“拙文”等自谦词。

(七)具体注释体例：

1、著作类

①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0页。

2、论文类

① 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

3、文集类

①[美]J.萨利斯：《想象的真理》，载[英]安东尼·弗卢等著：《西方哲学演讲录》，李超杰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6月版，第112页。

4、译作类

①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2月版，第55页。

5、报纸类

① 刘均庸：《论反腐倡廉的二元机制》，载《法制日报》2004年1月3日。

6、古籍类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7、辞书类

①《新英汉法律词典》，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4页。

8、外文类

依从该文种注释习惯。

第三篇：中国法学流派

中国法学流派浅论 郑州大学 付承为

提到中国法学流派一词，目前学界尚无系统明确的论述，或者说，在大多数学者看来，中国不存在法学流派。笔者以为，多数学者对“流派”一词的定义还是局限于目前的西方法学流派的定义，即有系统的自圆其说的理论，有许多学者的支持和完善，有大量的独立性标志，有自己明显的甚至于偏激的观点，有较长的时间跨度和较宽的空间跨度„„

笔者以为，这是一种形式上的界定。所谓流派，应是从不同角度来阐释法、理解法、宣扬法，促进法与社会的同步接轨（尽管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解决实际的法律问题，解放人们的思想，从而实现法律的最主要功能——提供稳定的、可预测的秩序，以便人们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合理预测未来，安排自己的人生。这是笔者认为的实质意义上的可以被称之为流派的标准。

在确定了实质意义的标准之后，笔者将阐述中国法学四大流派——权利本位论流派、法条主义流派、法律文化主义流派、本土资源论流派，下面一一阐述各个流派的核心观点，以及笔者的个人意见。

权利本位论流派

本流派着眼于中国法学的发展方向，即强调中国法学的应然。此流派以张文显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法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权利义务关系，而在这个关系中，权利是本位性的，即是说权利是中国法学的核心、追求和着重点。张文显先生提出此观点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特别强调义务、强调阶级斗争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提法无疑是需要的，但这种提法给他本人带来了很多麻烦，毫无疑问，他遭到了许多的批判，甚至他的导师都公开反对他。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行，中国学界接收了许多的西方思想，权利本位论的价值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肯定，张文显先生也就成为了中国法理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但是，这种观点的正确性笔者持怀疑态度，笔者更倾向于英国学者哈特的观点，即法律规则理论。哈特认为，法律规则可以分为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第一性规则即是义务性规则，它是根本性的规则，第二性规则是权力性规则，是附属性规则，因为权利的享有依赖于相对应的义务的履行，未有义务，权利便无从谈起。笔者进一步认为，义务本位论是基于逻辑和哲学意义而言的，而权利本位论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口号，是一种类似于启蒙运动的号召，它的学术性价值其实并不是太高（相对于解放思想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对学界的冲击，是一种对中国法律人和普通民众的启蒙，而且，它的作用已经出现，因为目前学界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强调公民的权利，批判国家机关的绝对权力，而且，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增强，我国诉讼案件急剧增多，法律工作者也大大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价值是非常大的。

中国一直以来强调义务，致使我国形成了义务大于权利的法律体系，义务大于权利必然会导致人们对法律的规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社会的许多潜规则，而权力本位论有利于冲破这种规避法律的现象（虽然它带有一种矫枉过正的意味），使我国形成权利义务相

平衡的法律体系，树立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形成公民对法律的忠诚，而不仅仅是将法作为一种工具。这对我国法律的发展无疑是最重要的。

法条主义流派

该学派没有什么理论，基本上说它是一种态度，即不讨论法的应然问题，不涉及政治性的敏感问题，将法学的研究局限在对法条的解释和归纳上，以法条为基准、中心。此流派可以说在中国很早就已经出现，在当代，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知识分子都变得谨慎，只能在非政治非现实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尤其是法学这样一个和政治挂钩很强的学科，要想“保住自己”，就要注意自己的言论。这种惯性一直延续到今天，是今天仍有许多这样的学者。再者，有些学者们要想做出点“成绩”，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发一些违心的文章，当然这些文章都是严格的遵守“法律规定”的。

应该指出，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其实非常糟糕，许多法条之间存在着矛盾，基本法和司法解释存在矛盾，法和“适用办法”之间的矛盾就更为突出。因此，首先，在中国，法条主义注定会因法条本身的不完善而陷入困境，以致不会有什么研究成果；再者，中国法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将法律这种工具变得在国民心中神圣起来，培养国民对法律的忠诚，减少规避法律现象的发生。而法条主义显然对这个问题于事无补。因此，笔者对法条主义的存在必要性很是怀疑。

法律文化主义流派

法律文化主义的出发点是来自西方的法律是否可以和来自中国的文化相融合。这一流派的提出者是梁治平先生，他的核心观点就是文化决定论，即每个民族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基本相同，但是却会形成不尽相同的处理方法，而这种不同的根由就是文化类型或者说文化式样。而法律就是一种典型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因而法律的不同从根源上来讲，是文化式样的差异造就的。也就是说，中国法律就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西方法律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将西方的法律用到中国的文化土壤上的尝试的合理性是很小的，或者说，或者说中国要想建成和西方那样的法治，需要从文化层面着手。

法律文化主义可以说是对近年来我国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效果却不尽人意的一种思考和一种试图的回答。首先，法律文化论对法的不同的原因的分析止步于文化，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探索；再者，此论是一种严重的对中国文化的不自信为基点的，这就导致其结的必然失真性。但是此论的最主要价值体现在于，将文化列入的法学家研究的范畴，但这种价值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那就是泛文化论——几乎将所有的社会现象的原因都归于文化，将文化一词的含义无限夸大。

法律文化主义的最大弊端在于将中国今年来的学习西方法律的努力和进路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将在已经对传统法制失去信心的中国法学界不知去路，再次陷入迷茫。

本土资源流派

本流派注重西方所谓“普世法律”的中国化问题，或者说将两者加以结合，实现中国的法治。本论不像某些传统的学派用中国传统的

理论来附会西方理论，从而论证我国古代法律的先进性，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并在主观上否认西方法学的强势（我不认为强势就是先进）。朱苏力提出本土资源论，其本土资源指的是“民间法”，即一种区别于国家制定法的民间的通行规则，简而言之就是习惯。苏力在法律规避的语境下引出了这一概念，他的核心论点就是强调立法对这些民间法的适当吸收，从而减少公民尤其是农村公民对法律的规避。从更深的层面讲，一个导致诸多规避的法律体系是一个恶的法律体系，这样的法律体系绝对不可能培养公民对法的信仰和忠诚，而对法的忠诚和信仰是中国法律在目前的环境之下最需要的东西，或者说中国法律的“幼稚”就是源于忠诚和信仰的缺失。

笔者对本土资源论很推崇。近代以来，由于整个民族的狂热学习西方，导致了严重的对传统中国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一直延续到现代，以至于目前法学界的真理都止于西方，当我们问到“什么是正确”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许多回答都是“西方国家就是这样做的”。这种不信任严重妨碍了中国法学的发展，或者说我们目前的中国法学中几乎没有中国的概念。理论界基本的研究就是批判我国目前立法和司法然后用说教性的语言解说西方的相关情况，而实务界则以鄙视的眼光看待理论界，他们将理论界看作是只会说空话的书呆子。

在这种背景下，强调中国的本土对法律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将使法律和中国现实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是中国法学真正成为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法学，这将不仅培养公民对法律的忠诚和信仰，而且有利于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和解，这对中国法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笔者以为，无论是哪个流派，无论其从哪个角度来探究中国法学，对中国法学理论的丰富化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国法学流派同时带有相同的通病，他们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哲学基础，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呼吁。这是中国自百家争鸣以来就有的通病，中国所谓的学者，就是提出自己的理论，然后博取统治者的赞同和施用，从而将自己“送入孔庙吃冷猪肉”。中国法学流派的观点也带有附和政治的色彩，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角度——美其名曰实用主义哲学。其实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的通病，若是期望找到真理，我们只能希望中国的政治色彩不在这样浓烈，给法学一个真正自由的空间。

第四篇：《中国法学》格式要求

《中国法学》的格式

正标题：黑体，小二，加粗，两端对齐。（副标题：暂不知道，求解）

作者：楷体，四号，加粗，右对齐（去掉姓名二字、作者简介在文章后面英语部分写上）

内容提要与关键词：宋体，五号，加粗

里面具体内容：仿宋，五号，不加粗（整体左右各缩进两个字符）——用上下双横杠（格式边框与底纹里面）（来稿请在正文前加列“内容提要”与“关键词”。内容提要为文章主要观点之提炼，字数一般控制在300字以内;关键词一般为3至6个。）

一级标题：黑体，四号，居中，不加粗

二级标题：黑体，小四，两端对齐，不加粗

三级标题：宋体，小四，不加粗

正文：宋体，小四

脚注与页眉：宋体，小五

英文部分：Times New Roman 小四（摘要加粗、关键词不翻译）

【注释体例】

(一)本刊提倡引用正式出版物，出版时间应精确到月;根据被引资料性质，可在作者姓名后加“主编”、“编译”、“编著”、“编选”等字样。

(二)文中注释一律采用脚注，全文连续注码，注码样式为：①②③等。

(三)非直接引用原文时，注释前加“参见”;非引用原始资料时，应注明“转引自”。

(四)数个注释引自于同一资料时，注释体例为：前引①，哈耶克书，第48页。

(五)引文出自于同一资料相邻数页时，注释体例为：„„，第67页以下。

(六)引用自己的作品时，请直接标明作者姓名，不要使用“拙文”等自谦词。

焦宝乾(七)*(八)(七)具体注释体例：

第五篇：中国法学院校师资

有道是“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无非是龙争虎斗”,开书!

话说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之下的高等教育,早已告别了此前时代中那种各大高校之间相安无事、礼敬有加,学校、学人面对世事流俗心无所动、意有所安、仙游世外、随性发展的理想状态,而不论你情愿与否,都被或迟、或早、或情愿、或被迫地卷入到那种百舸争流、千帆竞渡、弱肉强食、此兴彼亡,大规则套小规则,明规则隐暗规则的激烈竞争的现实之下。具体到国内的各大法学院、校,要么在无视这种形势之下被别人裂土分疆、瓜分豆剖而渐渐地由强变弱,要么向别人攻城略地、尽下城池而慢慢地自弱转强!欲知一所院校莫测命运的翻转浮沉、经营光景的兴衰荣辱、办学实力的强弱利钝,莫如观其在校教师的行止去留、嬉笑怒骂,毕竟一校名声显达、实力强劲其根本在大师而非大楼,何为一流名校,盖因有一流名师存焉,是以教师实力实为一校强弱之晴雨表。

在这场波及全国、于今未止、攸关校运、惠泽学生的惨烈战争中,几多名校因为处措失当而纷纷损兵折将、大败而归,而又有几多名校征战功成、凯歌得奏。限于本文所谈学科门类,此处仅以人文学科,且主要是法学人才争夺战为主,来讲述相关高校间在“大师”方面的博弈情况。

若要想真切、中肯地评价法大在这场人才鏊战中的成败得失,就必须先看一下其他昔日法学强势院校在这场征战中的诸种表现:

北大作为与清华并肩的学界泰山北斗,上得国家政策、资财倾侧,下得社会大众仰慕、资助,加之百年字号、金字招牌,营谋日久、经验丰富,本可据此雄资裕如而战,不说其可以从容招贤纳士、广揽庞收,总可保疆卫土、片瓦不丢吧!然而倘若我们细细分析这个“学界双峰有其一”的顶级学府在此次战役中的表现,却只能说它屡屡遭袭、苦苦迎战,最终成果不过差强人意罢了!何出此言,有例为证:一是可称之为学界大牌、院之柱石的贺卫方先生两次险些为人挖走。

第一次“老鹤”欲离北大之事发生在1998年,当时与北大比邻而居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正值初建,为了尽快完成其开疆拓土、搭台建殿的前期准备工作,不惜动用权位、金钱、名望等等各种因素,针对国内各大法学院校栋梁之才频频偷袭且屡屡得手,到了后来其“贼胆”越来越大,竟然不顾“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先贤古训,而将手脚伸向了邻家的府库欲得其宝,好在北大学子发现及时、封堵得力,一封令人动容的挽留信使得贺卫方续留北大,而使清华法学院此次偷袭未成,大败而归;

第二次卫方出走事件发生在据此“清华挖墙行动”十年之后的2008年,这次是拿到了台商1亿元人民币,号称要实行“教授治校”、重建“东吴法学”的浙江大学对北大发起的新一次进攻。此次的进攻令北大更显其窘,一是此次成功偷袭的对手已非与它并肩而立的清华,而是实力远比其弱并且地处京外的浙大;二是作为事件主角的贺卫方任谁挽留、任何说辞,就是铁心要走、坚决不留,为表其诚,还特意在2008年北大法学院学生毕业典礼仪式的送别讲话中,并同国内知名媒体《南方周末》上连连表明心迹,以示去意已坚,而令北大这个向来“店大欺客”的“百年老字号”生生地、深深地、真真地尴了一回尬!虽然事后因为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贺卫方最终又回到了北大,但是其走完了全部辞职程序确是不假。二是北大法学院人才屡屡为人成功挖走,而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才远走高飞、欣然他顾而奈何不得,因此使其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失分不少。

此处稍举三例,以示其真:第一例是作为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的著名宪法学教授蔡定剑被法大成功引进,这次成功引进蔡教授使得法大好好地回敬了一下当年北大从法大挖走贺卫方一事;第二例是与强世功、郑戈并称“北大法理三剑客”之一的赵晓力被清华大学偷袭得手,此次偷袭成功使得清华大学终于在对贺卫方挖墙不成后的第六年通过此事找回了昔日所失之颜面;第三例是作为民法学界后起之秀,并为北大大力培养以期日后挑起北大民法大梁的张谷被浙大收入麾下,以使其因为慑于政治压力而痛失贺卫方,进而失信于法学士林之后,终于在院校博弈间扳回了一局。三是诸如张千帆这样可称为北大宪法、行政法学代表人物的名家,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200万重金的诱惑之下,已然明里暗里脚踩两只船而随时都有出走的可能。所以说,虽然北大此前分别从法大、人大、南大、西政引进过贺卫方、陈兴良、张千帆、尹田等教授,但是鉴于其在国内人文社科领域强大无匹的综合实力和诸种其他学校无法比拟的优裕条件,其在这场人才之战中呈现出如今这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局面,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二、中国人民大学

人大的法学号称全国第一,在2009年的最新一次教育部法学评估排名中,其仍以高于法大6分的优势而居于排行榜的榜首。人大素有“第二党校”的“美称”,其与中央各大政治权要部门以及各大实权人物,有着种种可以拿到台面和种种不可以拿到台面上来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法学领域的表现就是其既可以轻松通过在人大常委会中的人事安排,而影响到《民法典》、《刑法典》这种关系到国民生计和人身自由的基本法的立法方向,又可以对法大直言“对于中欧法学院的争夺,你们不要再枉费心机而可早日退出以便节省点资源,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某位中央领导人支持我们中标的批条了”,还可以通过高铭暄这样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在教育部国重基地的评定工作中轻轻一句“我认为在当今社会,国际法门类还不宜归入重点基地的建设行列”而使得自己扬长避短轻松拿到了民法、刑法的国重基地建设权,同时又让以国际法类学科名世的武汉大学有苦难言、自存自灭,可见其“强”也!然而,即便作为如此强势之学校,即便不论此前其法学名将方流芳转投法大、陈兴良入会北大等小事,单论2005年被全国媒体热度报道的“人大法学家集体跳槽”这一单独事件,也足可已让这所具有着各种莫测“关系”的社科强校颜面无光了。

2005年8月26日,《检察日报》以“人大部分法学家集体跳槽考量高校教学科研体制”为题对此事予以报道,报道中称“5月12日下午,人大法学院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产生,原院长曾宪义卸任,王利明出任新院长;副院长为赵秉志、韩大元、叶秋华(兼)、龙翼飞、郑定。在当天的会议上,王利明代表新一届领导班子讲话,表示要为实现‘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的奋斗目标‘迈出决定性的步伐’。有此强大的阵容,人大法学院完全有资格踌躇满志地向世人宣称‘向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法学院的目标胜利前进’。仅仅三个月之后,法学院即出现以赵秉志教授为首的‘集体跳槽’。在不谙法律界内情的人看来,这条消息再普通不过了,但无论是当时在场还是事后得知消息的法学界人士,无不感到震惊,并在私下里或者网络上议论纷纷,有人甚至将其形容为‘中国法学界的大地震’。

该消息最敏感之处在于,赵秉志教授此前的身份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而该研究中心是1999年11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的首批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中心以国家级重点学科刑法学为龙头,涵盖了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与证据法、刑事侦查与刑事物证技术、刑事法律史等刑事法律学科群中的主要领域,由赵秉志教授担任主任,高铭暄教授担任专职顾问,卢建平教授担任执行主任,并且聚集了何家弘、黄京平、郑定、冯军、刘志伟、王秀梅、阴建峰等一批刑法学界的老将新锐。而此次,与赵秉志一起从人大法学院‘出走’加盟北师大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还有卢建平、阴建峰、刘志伟等4名业务骨干(也即中心的11名学者中,这次走了5个,规模不可谓不大)”。正因为如此,更加之赵秉志在整个“出走”事件中的种种表现,才引得人大掌门人纪宝成校长大为光火,以至于在赵走后的下一期人大品牌法学刊物《法学家》杂志中,就不见了与赵有关的一切学术挂名,甚至坊间还传出在赵回人大取资料时,因为学校保安的阻拦一度惊动了110的事情。这个一贯强势的学校终于在人才大战中被北京师范大学狠狠地阴了一下,从而着着实实的“弱”了一回。

三、吉大、武大、山大.此三者作为国内的老牌著名大学,要么学校规模最大、要么校园面积最大、要么校园景色最美、要么招生人数最多,这三所大学不仅仅在其各自所在省内首屈一指,而且在其各自所在地区也是如果属“二”就没有学校敢称为“一”的超有实力的大学。同时,这三所京外名校的法学院多年来在法学界圈内也是大大的有名,各学院培养出的众多高徒皆能纵横学界、独步法坛,往昔实力不可谓不强也!然而,在这场法学人才的争夺战中,上述几所名校只能说是江河日下、眼见其衰。

倘若列为看官不信的话,我们不妨从头一一数来:先说吉大法学院,这个当年培养出“法理三剑客”(徐显明、张文显、郑成良)的东北法学重镇,在国内其他院校,尤其是后起之理工院校法学院的轮番攻击之下,早已败下阵来,网上曾有人对吉大法学院人才流失具体情况做过统计“法学理论:郑成良教授去上海交通大学;民商法:崔建远教授去清华大学;石少侠教授(商法学会副会长)去国家检察官学院;申卫星教授去清华大学;申政武教授去中国海洋大学;国际经济法:车丕照教授去清华大学;刘世元教授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刑法则后继乏人。后果分析:民商法、国际法、刑法专业,从此一蹶不振!”。这份名单还只是当年情形的略览,后来吉大为振兴自身法学(主要是理论法学),还曾大力引入了起初为学界所重、后来褒贬不一,一度还与桃色、绯闻有染的邓正来,以期能使吉大的法理学起死回生,然而随着张文显成为吉林省高院院长,邓正来为复旦大学招安之后,可以说吉大在法学界的分量愈显其弱,能拿得出手的学者也是日见其少了;

再说武大法学院,“珞珈法科”时至今日已有80余年的历史,1946年蒋介石选定派往东京参加国际审判的法官、检察官和顾问的3个人中就有两人与武大法学有关(法官梅汝璈曾经担任过武大法律系的教授,顾问吴学义当时正是武大法律系教授),而王铁崖、李浩培曾在这一时期的武大法律系任教,端木正、王名扬、陈安明等曾在这里读书„„所以说,武大法学历史可谓久矣。然而,近些年武大法学院的建设情况却是难以让人认可,除了“著名”的“周叶中剽窃事件”以外,武大法学院人才流失也很严重,武大校友这样叹息“据说刑法专业就剩马先生(作者注:此为与人大高铭暄并称刑法学“北高南马”的马克昌先生)和莫洪宪老师两位博导了,林亚刚老师去了西北政法,刘艳红老师和行政法周佑勇老师两口子好像是去了东南大学,李希慧老师老早就离开到中南大学了,刘名祥老师被人大挖走,康均心老师也离开了我们的法学院,国经那边左海聪老师也跳槽了,余劲松去了人大,就连我们的院长曾令良教授也弃法学院于不顾去澳门大学当院长。不到一年的时间,真真正正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听到风烛残年的法学院,像一个被抛弃的老人,守着冷落的门庭哭了。树未倒,猢狲散”,真可谓悲矣;

最后说一下山大法学院,山大法学院是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重点建设的法学院,由于乔伟教授、徐显明教授等前任的大力建设,使其法学本科教育一度被国内权威评价机构认定为最高等级的A++,而与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并列。然而,自徐显明教授走后,虽有梁慧星这样具有真才实学的名教授出任院长,但由于人权、财权为他人牢牢把持,而使得梁老先生回天乏力,致使山大法学院一天不如一天。以至于后来某位心爱母校的山大学子终于忍无可忍,不顾“家丑外扬”而写出了令人动容的系列文章“山大法学院之伤——十问山大法学院”,以求引起山大有关部门、有关人士的警醒。而其中第五篇文章“山东大学法学院近年来人才流失一览”也使人看到了山大法学院的伤重几何，其文曰“孙新强,山东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国际法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去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刘宝玉,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民商法学科博士生导师,去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范进学,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理论学科博士生导师,去向:首都师范大学;刘远,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刑法研究所主任,去向:南京师范大学;齐延平,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去向:中国政法大学;刘士国,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原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去向:复旦大学;徐祥民,去向:中国海洋大学;徐显明,原山东大学法学院院长,去向:中国政法大学;郭庆存,去向:青岛海信集团副总裁;谢望原,教授,去向中国人民大学”上引乃是当年的资料,现在徐显明教授已然回任山大校长,而齐延平教授虽在法大人权中心挂职,但也被迎回山大做了法学院的院长,其余除范进学教授好像最终没走以外,别人都已成功外逃,说其“外逃”却无调侃之意,不信诸君可以再看一下上述人员简历,光副院长(国内通常将院长助理视为副院长)就跑了四个,还不论各具有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等学术官职或头衔的教授,足见当年山大法学院乱象之深!而且,虽有徐显明、齐延平两员大将回护山大、双双救市,但是山大法理学术名家谢晖教授仍然在2009年毅然决然地离开山大而转投北理,要知道他可是当年与另一法理名家陈金钊先生一同被徐显明教授礼聘而来的人才,是否这些年其在山大法学院的遭遇带给他的伤害太深,那就不是我们这些外人所能真正知晓的啦!

四、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

上面说完了综合性大学中的法学院,下面着重说一下以法学名世的各大法科学校,这里主要说的是昔日法学名校西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当年之所以称为“法学界的黄埔军校”,一是因为其地处西南“僻壤”,而使学校大量优秀师资未有遭逢政治中心人士所受身心之痛苦,进而得以较好保存,二是因为它在1978年先于国内大部分法学院校招生,而且其法科招生人数全国居冠,要知道那可是全中国积压了十年的宝贵人才!此后这种“名师得英才而教之”的教育界最为理想的模式,终于打造出了让西政人至今仍然引以为傲的“78级”法律神话。

可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这种最为理想的模式正在该校一天天的消失,一方面西政既有名师纷纷跳槽,外校名师过门不入、绕道而行,使其出现了一种只出不进的师资困顿局面;另一方面成为省属院校的西政生源地方化倾向越来越重,再也难现当年五湖四海的优秀生源济济一堂的骄人盛景,加之地理位置不佳、政策支持不足、教育经费有限、校政迟滞怠惰等诸多不利因素,其衰落也正日甚一日的明显起来,当年繁华恐怕是只能存于美好的回忆之中,而再也难以重复了。

以下着重点明其教师“雪崩”的情况,西政已流失的教授从九十年代初的王卫国到后来九十年代末的张卫平、朱福惠、尹田,连同于本世纪的王人博、程燎原、吴晓秋、卓泽渊、邱兴隆、谢佑平、龙宗智、胡光志、张绍言、许明月、汪太贤、陈刚、吴越、赵明、曹明德、陈忠林等二十多人,遍布法理、宪法、民法、刑法、民诉、刑诉、经济法、知识产权法、环境保护法等各大重点学科,而且最近“西政教授徐昕上书陈彬校长”一事,使得在校教师齿冷者更增,有些老师已在同学生的对话中,明言下学期即走,而在学生间又一次引发了人才流失的猜测和恐惧,毕竟大部分学生辛辛苦苦考入这所昔日法学名校,不是看中这个学校近年来新建的众多“大楼”,而是看中了其在招生宣传中屡屡提及的“大师”。所以有人说“‘法学名校’四个字是凭借一个又一个在全国有着影响力的老师作为纽带和‘西政’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的,西政是否称得上是法学名校那完全取决于粘合着二者的教师的数量,当这个总量越大我们越不可辩驳、名副其实的占据着带头大哥的地位,当这个总量越来越小时不论我们如何拒绝承认现状,我们都不再拥有曾经的辉煌。司法部下面的五大高校,法大基于各种原因,我们必须承认其龙头老大的地位,可现在连中南都在公共论坛上叫嚣着已赶超了我们,我们天天希望211能够临幸我们而重振辉煌,但看看现在这情势,随着又一位具有着全国‘十大青年法学家’称号的曹明德教授出走中国政法大学和具有着全国影响力的赵明教授的出走北航,我们的实力进一步看衰,在全国的排名又一次下降。有了他们我们当之无愧法学界的航母,可没了他们,而只有新校园的空壳和对以往的回忆,那么我们什么都不是。现在我校除正在准备随时弃舟登岸的赵万一外,只有孙长永、李祖军、徐昕、刘想树、文正邦等不足十位人才可挖,而除文校长等不可能离开的官员和李昌麒等已上年纪的教授外,即便加上李龙、孙鹏等已没十个可以被人看上眼的老师了。只要北大、清华、人大、法大、北师大、北航、浙大、上交大、厦大这几个学校同时用力,只一轮,我们必将歇菜。有上述各位教授在的西政确称得上是法学黄埔军校,可是没有他们呢?如果把这几个人再悉数挖走,那西政和法学名校之间将再无什么媒介相连。那时,西政是西政,法学名校是法学名校,二者再无任何关系,而现在‘法学名校’正在与西政渐行渐远”。

西政人才“雪崩”的情形,经当年《南方周末》那篇“西南政法大学:风雨五十年”的文章而大白于天下后,其境况并未得到有效改观。按照那篇文章所言,新任校长龙宗智出台政策最高拿出50万元引进高层次人才,以便“重建西政曾有的对中国法学界、法学教育界的重要影响”。可事实是,按照西政人自己的后续报道文章《西南政法大学:黄叶翻飞的的秋天》(作者:菊东篱)所言“近期,西南政法大学发生了大规模人事变动。现任校长龙宗智教授即将离任。胡光志教授已经于2006年6月调任重庆大学教授;现任民商法学院院长赵万一教授已经担任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高一飞教授已经调任湘潭大学教授;公司法及欧盟法研究中心主任吴越教授将担任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赵明教授即将调任上海三联书店。此前,同样是在龙宗智主政期间,先后有谢佑平教授调任复旦大学教授;张绍彦教授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以上教授在调走前同时都为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年龄均在45岁以下,是西政急需的骨干学者”。而对于校长龙宗智最高拿出50万元引进高层次人才一事,其如此评论“首先,以50万元这么一个极小的数字‘引进高层次人才’本身说明引进人才的力度不大,有作秀之嫌。

另外,我们来看看到底引进了一些什么样的人才:龙宗智主政后引进的第一位人才,也是他经常在大会上说引进的一位‘具有实践经验的人才’吴,实际上是一位引进时只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论回扣、手续费、折扣、佣金的概念与法律性质,现代法学1994年第6期。参见中国期刊网),只有学士学位、50多岁的中级法院女法官,此人是龙宗智大学同学,如果继续在法院工作,即将面临退休,这样的引进是不符合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的要求的,在有众多硕士博士希望进高校当教师的前提下,引进此人完全是给关系人找一个养老的地方。另一位是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留动站因违纪行为没有出站的江博士。当然,也引进了如徐昕博士这样的优秀人才。但是,在引进政策上不经学术组织严格考察,专断轻率,是对高校资源的严重浪费”。更让人觉得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主持人才引进工作的龙宗智校长在2006年届满卸任后,竟然被川大成功引进而成为了该校的在职教师,其在西政仅只学术挂名而已。

至于说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南政法学院,在九十年代就先后走了张明楷(去清华)、徐国栋(去厦大)、郑永流(去法大)、江山(去清华)等学界大牌人物,此后的2006年又走了徐涤宇(去湖南大学)、易军(去法大)、张泽涛(去厦大)、李扬(去华中科技大学)等学校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新秀,以使其元气再次大伤;西北政法大学的几位名教授,如葛洪义出任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刘作翔到社科院任博导,来小鹏转会于中国政法大学出任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所长一职,使得其校内本就不多的人才储备更显凄惶。

值得一说的是,这些被各大高校挣来抢去的人才,就是各个学校学术水准和学界地位的代表和标志,或者说是各自能够得以称霸学林的“法宝”,有了这些才俊充实的高校在任一学术场合,皆可理直气壮、说一不

二、轻松地陈言、获利,而没了这些贤达的学府,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连最起码的话语权都被剥夺,只能跟在他人之后唯唯诺诺、点头称是,至于要为自己的学校争取什么资源、荣誉,就凭那几个派出代表的能为、资历,还是趁早想都别想的好,这就是古往今来人力比拼过程中最最基本的现实,任谁都是无法抗拒,这也正是各大高校全力拼抢人才的关核所在!您 所查看 的帖 子 来 源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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