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

第一篇：《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

2000年10月30日 09:46 文正邦

内容提要

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对我国主要部门法学理论（法理学、法史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婚姻法学、经济法学、刑法学、劳动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国际法学，以及“一国两法”理论）的成就和矛盾运动的崭新概括和深入分析，特别是对其中的新观点、新理论、新学说、新流派、新方法、新体系的探究，并跟踪考察其未来发展趋向，力求科学、准确、全面地总结我国法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探寻其客观规律，着重揭示跨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的未来走向，展望其发展的远景。

序 言

张友渔

中国法学应当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一书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和探索。

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都会有更大的发展，在这世纪交替的时期，国际国内形势都给我们提出了更加重大的历史任务，要求我们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而努力奋斗，中国法学也理应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来科学地总结法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揭示法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展望它的未来发展趋势和方向，无疑是法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通过对我国十几门有重大影响的法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道路的论述，力求深入系统地来回答这一重大课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法学这一宏伟目标而积极思索。尽管这种努力不一定能完全达到上述目的，其中的见解和论断也不一定都十分准确，但毕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作出了很有益的开拓性工作。

有鉴于此，特撰数言，是为序。

1991年11月20日

前 言

大凡面临时代转折、社会发展将迈出新的历史步伐之时，往往都会激励起人们巨大的创造性精神以及理论探索热情，本书虽然不是对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的方方面面所作的毫无遗漏的理论描述，而是从一个特定的范围和视角，即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十几门法学理论来进行典型考察--但这种典型性研究只要是合乎科学性要求，就可望成为对中国法学走向21世纪的一种浓缩。所以本书的书名以及内容也就不回避这一重大主题，并把注意力集中于通过作者们的共同努力以期达到上述目的和效果。正由于本书给自己规定了如此艰难的任务，所以其创作和形成过程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准备，而且是艰辛的理论积累和苦心思虑的产物，是奋力探索的结果。在这整个过程中，都得到了重庆出版社有关领导和编辑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并使得本书由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特别是本书得到了法学界前辈张友渔先生的热情支持，他在逝世前为本书写的序言，成为了他一生鼓励后学者的最好证明。对这些我们都深表感谢。

本书作者是由一批在各门法学中有所造诣、且思想敏锐的中青年学者组成。作者们在写作过程中均经过了潜心研究和反复推敲、数易其稿，可谓是其心血的结晶。但由于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以致要紧紧追随信息的“爆炸”和知识海洋的奔腾扩展，即使殚精竭虑也很难做到，加上水平所限，疏漏之处恐在所难免，因此恳切希望法学界前辈和同仁们热情批评教正，我们当视此为对自己的最大爱护。

本书由文正邦主编。作者们的具体分工情况如下：

导论：文正邦；法理学：文正邦、程燎原、吴家如；法史学：耘耕、王人博；宪法学：文正邦、付子堂、田培炎；行政法学：杨海坤；民法学：赵万一；婚姻法学：曹诗权；经济法学：石慧荣；刑法学：姚辉、李永昇；劳动法学：杨显光、顾雪飞；民事诉讼法学：张卫平；刑事诉讼法学：龙宗智；行政诉讼法学：王棋国；国际法学：佟小鄂；“一国两法”理论：文正邦。

全书由文正邦设计、组织、统稿。同时，耘耕对其中数门法学，陈里程对国际法学，于安、姚辉对行政法学，佟小鄂对“一国两法”理论，赵万一对婚姻法学，王人博、刘霞对宪法学，鲁天文对导论等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并由韩德云将本书目录翻译成英文。盛时动、王斌也作了文字性工作。在此，对这些同志都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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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世纪中国观后感

不屈的中国

——《世纪中国》观后感

近来观看《世纪中国》，感慨很深。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将军当天向全世界通电，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在东北将原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宣布拥护国民政府的政治行动，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

张学良说：“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碍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求中国的真正统一。”

张作霖被炸死后，东三省议会于1928年7月2日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7月4日，张学良正式主政东北。他受命于危难之时，集国难家仇、内忧外患于一身，面临的军政形势十分险恶。日本要他实行”自治“，扬言如蔑视日本警告，日本将自由行动；南京国民革命军则敦促他早日易帜，实现全国统一。由于张学良将军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在当时全国各地高涨的反日浪潮推动下，于1928年12月29日，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以青天白日旗替换共和五色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张学良将军当天向全世界通电，宣布这一消息，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挫

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国东北的阴谋。国民政府至此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这仅仅是形式而已。旧军阀是被消灭了，但是新军阀随之产生了。中国当时被外国占领的地方有：澳门-葡萄牙，香港-英国，台湾-日本，外蒙古。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从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顶峰，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自古以来，有国必有防，无防国不立。强烈的国防观念，既是衡量一个民族生存的重要标志，也是构成一个国家综合国防实力的重要因素，全民国防观念强，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观念就强。一般的情况下，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以唤起人民抵御外患的国防意识；而在和平时期，人民最容易滋长无敌国外患的麻痹思想和苟且偷安的心理。古今中外的事实教育着人们：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是走向衰落的民族；国防观念淡

漠的国家，是走向灭亡的国家。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就一定要增强全民的忧患意识，把我们的国防建设搞好。

悲惨的历史，我们不敢忘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我们时刻铭记。为此，我们要从现在做起，努力学习文化知识，锻炼强壮的体魄。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的更加繁荣富强！

第三篇：2018法学考研毕业生走向何方

2018法学考研毕业生走向何方

内容来源：凯程考研集训营

近些年，北大清华、人大、中财、中国政法、外经贸的法学专业一直比较热门，薪资令人羡慕。各个公司、企业、政府部门和行业部门需要大量的具有法学背景的人才加盟。北师大的学生则大多数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公检法机关、公司企业、律师事务所、金融机构等工作。

如何成为吃得开的法学人?

想靠个人之力在艰难的就业环境下破局，学习法学专业的人才就要在成长上下足功夫。

史诗认为，首先，学法学，学术基础和能力要扎实。很多学生觉得上大学就是为了找份好工作，所以一入学就开始忙着实践，忽略了专业基础的巩固和扎实。其次，要看重相应的社会能力，如提升英语水平，参加司法考试及时拿到资格证，参加其他方面职业资格能力的考试，获取更全面的能力，而非只钻研法律方面的事情。之后，学法律最终会走向社会从事实务工作，实习经验和求职能力也必不可少，但前提是已经具备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并且有重点地找几个行业、几家单位，进行一段比较固定、长时间的实习。走马灯式的实习看似能增加履历，却起不到积极的培养作用。

虽然学法学不是必须参加司法考试，但作为选拔优秀法律人才的必要途径，通过司考也是法学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在就业环节，司法从业资格证书不但是硬性门槛，往往也被视为成才指标。即便是北大这样的名校，在培养法学人才的过程中也很重视与司考能力要求的恰当结合，以此对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能力加以训练，让学生能真正掌握发现、分析、解决问题及参与法律事务的能力。

解廷民认为，从我国加强依法治国的远景来看，优秀法学人才未来将拥有更广阔的就业空间。同时，未来建设高素质法律人才队伍这一趋势，将对法律人才标准提出更高要求。在专业院校接受过系统培养，并且具有司法从业资格，两者兼备的法律人才在就业时将更有优势。

法学专业就业方向有哪些?

中国政法大学就业中心主任解廷民介绍，目前法学专业就业方向比较多元，除了中央、省市、地方三级党政司法机关和律师事务所等传统领域外，各类企事业单位也需要法务方面的专业人才。

对于很多想学法学的人来说，律师是一个梦寐以求的职业。在某律所工作的法学毕业生周一文(化名)介绍，高端的律师工作确实很有吸引力。本科在北京某律所实习期间，他获得的收入和不少人的工资相当，每天伙食补助就有50元，工作环境极佳。“第一天实习为了给大家留下好印象，我主动申请打扫卫生、整理杂物，结果被大家嘲笑，因为这些工作都有专人负责。”

高薪与职场上的纵横捭阖，的确让很多人羡慕律师行业。周先生后来正式工作才发现，律师行业非常看重资历和业绩。不同的事务所，不同级别、领域的律师收入差别很大，新人入行要熬很长一阵子。但无论级别高低、能力大小，共同的特点就是累，常常要把工作带回家里，出差也是家常便饭，好不容易熬出头，又要整天应酬，挣的也是辛苦钱。

各类企业目前是吸纳法学本科毕业生最多的领域。除了法务部门外，还有不少人从事与法律沾边的企业核心业务。在一家投资银行工作的法学专业毕业生张航介绍，目前金融领域也受到很多法学毕业生的青睐，虽然不是和专业直接对口，但同样会用到不少所学知识。

法学为何就业难? 为何北大清华人大中国政法就业不难？

法学专业给人就业难的印象，客观上主要来自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目前开设法学专业的学校数量已高达600多所，人才培养规模过大。传统的法学强校在就业市场通吃，而弱势院校人才培养能力不足。很多学校长期以来的优势并不在法学上，往往也会开设这一专业，其办学素质和基础比较薄弱，导致人才培养质量难以满足社会尤其是一线城市对于法律人才的需求。

另一方面，法律行业共同体(公、检、法人员，律师等)具有较高的准入门槛。“逢入必考”，当律师就要考难度很高的国家司法考试，当公务员更要考百里挑一的公务员考试，这便挤压了很多法学毕业生的就业空间。很多法学毕业生都有这样的经验，想从法律行业共同体转入其他就业领域往往游刃有余，而想从其他领域转入法律行业共同体则很难。这是因为与法律相关的核心行业对于能力有着很强的硬性要求，而不少法学专业毕业生达不到这一标准。如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司考首次通过率在70%左右，这一数字看似不高，但其实不少院校本科生司考通过率尚不足10%。其门槛之高可见一斑。

法学专业就业难，也包含一定的主观原因，如很多法学专业学生自身学习方法和能力存在不足，对专业和未来职业的认知度也存在一定误区等。想要挤过求职大军，获得那些让其他专业学生羡慕的法律高端岗位，就要避开影响成才就业的负面因素，成为一个吃得开的法学人。

学法学到底哪家强?

作为广泛开设的专业，考生在报考法学时也有很大的选择空间。总体来说，开设法学的院校可分为政法类院校和综合类院校，两者在人才培养上各具优势。目前，政法类院校虽然也拥有各类其他专业，但呈现法学专业一家独大的局面，学科地位占据绝对优势，具有丰厚的教育资源，师资队伍更雄厚，法学专业学科方向齐全。而且法学专业学生数量多，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学生占全校总数的60%以上，这便让校园具有了浓厚的法学学术氛围和学习气氛。在校园里和人萍水相逢，寒暄两句就会聊到法学上。像中国政法大学这样的院校，在法学之外同样拥有不少其他专业，提供跨专业、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在就业方面，政法类院校毕业生在社会和行业上具有更广泛的认可度，拥有一定的品牌优势。目前我国知名度最高的政法类院校有五所，也就是所谓的“法学五院”：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教育部学科评估结果来看，法学专业居前十的学校里，“五院”就占了4席。

一些以法学为优势专业的一般院校，尤其是综合类大学，也不示弱。史诗说，一流的综合类大学更有利于培养跨专业跨领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不同学科可融会贯通、互相交流，更容易让学生培养出对社会多角度的观察理解能力。法学是一个社会学科。学生不仅要具有法律知识和能力，还要用到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方面面的综合性知识，判断分析法律问题和法治现象。在人文、社会学科丰富的综合类院校，学生拥有更便利的条件开拓学识视野。

不过，综合类大学法学专业的实力和社会认可度往往也和大学自身的名气挂钩，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

第四篇：中国会计世纪名师

中国会计世纪名师:

王化成 1963年2月生,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全国会计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副会长,中国会计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成本研究会理事,英国卡迪夫大学中国会计、财务与管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会计研究》、《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等杂志特邀编审。研究方向及主讲课程为财务管理、财务分析、预算管理等。主要著作:《国际财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企业财务学》。

谢志华 1959年10月出生,现任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目前主要从事金融市场、企业改制、国有产权运行模式、出资者财务、所有权监督、母子激励与约束机制、预算体系与预算机制、财务管理、审计和投资管理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至今已发表论文16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有《审计管理》、《会计报表结构分析》、《货币商品经营论》等四十多本,其中专著七本。已完成和正进行的国家、省部级和大集团公司课题十余项,主持了二十多家企业的改革设计和体制设计。

汤谷良 1962年生,普纳思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著名财务学家,博士生导师,北京工商大学会计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企业财务的研究,在集团公司财务、资本结构、财务政策、公司预算管理、财务体制等方面有所创建,是公司“经营者财务”学说的倡导者。现已出版《公司财务政策》、《汤博士点评中国财务案例》等专著3部,主编《预算管理的构造与运行》,合著《高级财务学》,《企业财务学》等30部财务专著,发表论文40多篇,并多次获得国内贸易部、北京市、中国会计学会、北京商学院等有关单位的奖励。近年来,汤教授在财务咨询、策划方面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

伍中信 1966年生,湖南衡阳人,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伍中信是我国会计学产权学派的发起人和重要代表人物,作品被誉为“中国会计学产权学派的奠基之作”,“财权流”已成为我国财务学的主流观点。近年来,在《光明日报》、《会计研究》、《管理世界》、《财政研究》、《国有资产研究》等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在国家专业一级刊物发表20余篇。主要专著有:《财务治理结构论》、《产权理论与中国会计学》、《现代财务经济导论——信息、产权与社会资本分析》、《财务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资本市场机构财务运作》、《高级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资本经营财务概论》等。

杨雄胜 1960年2月生,南京大学会计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会计学会学术委员、管理会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学会秘书处副秘书长。曾在《会计研究》、《财政研究》、《金融研究》、《财贸经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经济问题》、《中外管理》、《财务与会计》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已出版《现代成本管理》、《会计学概论》、《会计咨询与服务》等十余部专著、教材。连续八年获中国会计界最高学术奖--中国会计学论文奖,曾直接参与财政部《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货币资金》、《采购与付款》、《销售与收款》、《工程项目》等五个全国性规范文件的研究、起草。

张为国 1957年1月生。任中国证监会监首席会计师,并继续兼任上海财大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评估协会常务理事、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成员。主要研究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会计研究方法、会计思想史、财务及会计与证券市场关系研究等;主要著作有《会计目的与会计改革》、《当代中国会计问题研究》(英文)、《租赁会计》等。

陈毓圭 1961年生于江苏。在财政部会计司工作。主要从事财务会计改革方案设计和会计准则制定,并在联合国国际会计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担任中国代表,进行国际会计协调工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调查报告和专著。主要著作:《宏观财务与会计准则》、《宏观财务论》、《论财务会计改革》、《论改进企业报告》等。

曲晓辉 1954年生于吉林伊通。中国第一位会计学女博士和第一位会计学女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财务会计和国际会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会计准则建设、会计国际协调、物价变动会计、集团会计与财务等领域有所建树。先后主持国家项目3项、部级重大项目2项、部级重点项目3项,其他部级及国际项目4项。出版著作《论物价变动会计》、《会计准则研究--借鉴与反思》等14部(含主编、合作);发表论文60余篇,入选国际会议论文7篇。

陈信元 1964年8月出生,经济学(会计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院长;《会计研究》、《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编委;中国会计学会学术委员,中国会计教授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财务会计。主要著作:净权益会计论》、《合并会计报表》、《新中国会计思想史》、《高级财务会计》、《会计学》、《财务会计》等。

孙

铮 1957年生于上海市,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会计理论、财务理论、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在《会计研究》、《实务税务》(台湾)等境内外期刊杂上发表论文累计80余篇,在境内外公开出版的专著、主编、合著的书籍13本,参编的书籍21本,其中专著《论证券市场管理中的会计规范》(96年版)1998年获国家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经济学三等奖。

魏明海 1964年3月出生,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会计信息与投资分析、财务理论与公司治理、国际会计。出版《盈利管理研究》、《财务战略:着重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公司高管的会计责任:前世通公司CEO法庭审理分析》、《管理激励、业绩评价与会计研究》、《会计理论基本结构》、《我国会计协调测定与政策研究》等6部著作。主编《会计理论》、《比较会计概论》、《基础会计学》、《工商企业会计》、《股份公司财务管理与会计》等7部教材。在《管理世界》、《中国会计与财务评论》、《会计研究》和《审计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刘

峰 1966年2月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现为中山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现代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主任。目前的研究内容为:我国会计准则制订与实施效果的验证等问题、资本市场信息披露与监管的案例研究、珠江三角洲区域专业化下中小企业的生存模式与成本战略。在《会计研究》、《管理世界》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会计理论》、《会计准则研究》、《会计准则变迁》、《市场经济下财务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等著作、教材近20部;关于会计基本理论、会计准则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张先治 1957年2月生,现任东北财经大学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会计学院副院长。中国成本研究会理事、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企业财务管理与绩效评价。主要著作:《经济效益研究》、《企业资本经营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研究》、《财务分析》、《企业重组财务与会计问题研究》。

刘明辉 1964年5月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东北财经大学杂志社主任、《财经问题研究》常务副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曾在《会计研究》等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译文共320余篇,其中60余篇被权威杂志转载,37篇论文获政府有关部门或学术团体的奖励;近年来先后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项、财政部、教育部等部级以上科研课题16项;作为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组的资深专家,参与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第一至第六批共42个项目的研究、起草和修订工作;先后编著、主编、参编各种学术专著、教材、教学参考书及工具书共62部,其中本人独立撰著或主编共31部,个人累计著述字数约1200万字;其主要代表作有《独立审计准则研究》、《审计学概念与方法》、《公司财务理论》、《审计》、《走向21世纪的现代会计》、《企业会计设计导论》、《独立审计学》、《财务管理》、《管理咨询》等。

于增彪 1955年7月出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执业注册会计师。主要研究兴趣: 管理会计、行为会计、预算及管理控制系统、成本管理、薪酬与激励制度、职业道德、管理会计与流程优化。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著作10余部。主要著作有《管理会计》、《行为会计基础研究: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在我国行为会计、成本控制和预算管理等学术领域具有重要影响。

王立彦 1957年2月出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际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科学》副主编。研究领域:会计信息与价值分析、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成本管理、环境核算和业绩等。主要著作:《官方统计与国际比较会计》、《宏观核算整体化构架研究》、《股份公司会计、财务、国际化》。

罗 飞 1952年5月生,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院长,会计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会计学博士后联系导师。其主要研究方向在财务会计、成本会计、国际会计、财务管理等方面。公开出版各种著作20多部,发表论文百余篇。科研成果多次获得政府部门和各级学术团体的奖励。主要著作:《企业成本学》、《企业特种会计》、《成本会计》。

赵德武 1963年10月生,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资本市场下财务理论研究。先后独著或参著出版专著5部,发表论文80余篇,主编、副主编、参编教材及工具书20多部;承担完成各类课题16项;获奖项目20多项。主要代表作:《中国会计管理模式研究》、《会计计量理论研究》、《财务管理》、《财务经济行为与效率分析》。

孟 焰 1955年8月出生,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学术研究方向和兴趣: 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企业融投资中的财务与会计问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企业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中西方会计比较。迄今已在世界著名学术刊物英国《管理会计研究》和我国《会计研究》、《财政研究》、《审计研究》、《金融研究》》等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独著、主编、参编了《西方管理会计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管理会计学》、《西方审计学》、《会计英语》等著作10余部。

薛云奎 1964年3月23日生,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导。现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和中国会计教授会秘书长。薛云奎教授从事会计与信息技术的理论研究,在财务会计理论、会计准则制定等领域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多项教学与研究成果获得各种奖励。主要著作:《会计大趋势:一种系统分析方法》、《会计准则制定的方法论研究》、《会计频道》。他提出的网络环境下的管理集成与会计频道概念,已得到国内外会计学界的普遍认同。薛云奎教授是我国会计与信息技术领域的开拓者,他致力于缩短与国际上的学科差距,注重会计学科领域的拓展和新兴学科的创建。

宋献中 1963年9月出生,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其研究领域主要是企业社会责任会计、财务理论与机制、资本运营与财务战略、税收筹划等。出版《企业社会责任会计》、《财务理论与机制》、《税收筹划与企业财务管理》个人专著三部,出版《财务理论与公司政策》译著一部,主编和编写《财务管理》、《公司理财》、《中级财务管理》、《重组财务》等教材和其它著作十余部。在《中国工业经济》、《会计研究》、《财政研究》等杂志上公开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财政部、中注协和省有关部门课题10余项。

耿建新 1969年出生47岁,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教授、博导。国研室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策年鉴》总编辑、“中国政策网”创始人。主要从事政策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的研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研究;地方财源建设、效益财政和政府采购研究;后勤产业化、社会化研究;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企业改革、改制方案及实证研究;县域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研究;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研究;能源安全与行业发展研究;信息产业、汽车产业等产业研究;“三农”问题研究。发表论文70余篇,撰写、主编、参编著作20余部。主要著作:《现代公司会计管理》、《企业集团会计管理》、《高级会计学》。

孙菊生 1964,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20篇,代表性成果:《经营者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研究》、《目标成本规划解析》、《表外筹资会计问题研究》等。

傅 磊 1951年12月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财务管理实务。在主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5部,出版教材9部。主要著作:《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回顾与思考》、《财务管理》、《财务会计学》等。

王建忠 1957年生,天津财经学院教授。现任天津财经学院会计系主任。天津市审计局特约审计员,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成员、秘书,中国中青年财务成本研究会理事,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编委,天津珠算协会理事兼大学工委主任。主要著作:《会计全书》、《中国会计简史》、《中国审计简史》等。

张杰明 1954年1月生,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审计理论与实务。主要著作:《现代审计基础结构研究》、《当代审计学》、《当代西方审计》等。张杰明,经济学博士。历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广东省信宜市副市长、广州市审计局副局长,2003年5月就任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王光远 1962年出生,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其研究涉及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乃至经济学各相关领域。在《会计研究》、《审计研究》、《经济评论》、《管理科学学报》、《中国经济问题》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百余篇论文,独著、合著、主编著作10余部。主要著作:《制度基础审计学》、《现代财务结构》、《管理审计理论》、《决策会计学》等。

李若山 52岁,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MPAcc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MPAcc项目中心主任、财务系主任、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致力于会计、审计理论及财务方面的研究。已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200多篇,出版专项教材等15本。主要著作:《审计案例》。

黄世忠1962年9月出生,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厦门大学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报表粉饰、财务舞弊、合并报表和国际会计等方面的教研工作,发表近百篇学术论文、出版著作十部、译著四部,主持和参与了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十余项,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主要著作:《长期股权投资会计与合并会计报表》、《股份制改组中的资产评估理论与实务》、《中级财务会计学》等。

张龙平1966年2月出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我国知名青年审计专家。曾在《会计研究》、《中国注册会计师》等全国一级刊物上发表有影响的论文数十篇,在经济科学出版社、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有影响的专著二十余部。主要著作:《注册会计师审计控制系统研究》《审计》、《独立审计准则导论》等

龚清浩(1909-2001)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博导,著名会计学家。主要著作:《会计辞典》。

第五篇：中国法学流派

中国法学流派浅论 郑州大学 付承为

提到中国法学流派一词，目前学界尚无系统明确的论述，或者说，在大多数学者看来，中国不存在法学流派。笔者以为，多数学者对“流派”一词的定义还是局限于目前的西方法学流派的定义，即有系统的自圆其说的理论，有许多学者的支持和完善，有大量的独立性标志，有自己明显的甚至于偏激的观点，有较长的时间跨度和较宽的空间跨度„„

笔者以为，这是一种形式上的界定。所谓流派，应是从不同角度来阐释法、理解法、宣扬法，促进法与社会的同步接轨（尽管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解决实际的法律问题，解放人们的思想，从而实现法律的最主要功能——提供稳定的、可预测的秩序，以便人们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合理预测未来，安排自己的人生。这是笔者认为的实质意义上的可以被称之为流派的标准。

在确定了实质意义的标准之后，笔者将阐述中国法学四大流派——权利本位论流派、法条主义流派、法律文化主义流派、本土资源论流派，下面一一阐述各个流派的核心观点，以及笔者的个人意见。

权利本位论流派

本流派着眼于中国法学的发展方向，即强调中国法学的应然。此流派以张文显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法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权利义务关系，而在这个关系中，权利是本位性的，即是说权利是中国法学的核心、追求和着重点。张文显先生提出此观点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特别强调义务、强调阶级斗争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提法无疑是需要的，但这种提法给他本人带来了很多麻烦，毫无疑问，他遭到了许多的批判，甚至他的导师都公开反对他。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行，中国学界接收了许多的西方思想，权利本位论的价值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肯定，张文显先生也就成为了中国法理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但是，这种观点的正确性笔者持怀疑态度，笔者更倾向于英国学者哈特的观点，即法律规则理论。哈特认为，法律规则可以分为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第一性规则即是义务性规则，它是根本性的规则，第二性规则是权力性规则，是附属性规则，因为权利的享有依赖于相对应的义务的履行，未有义务，权利便无从谈起。笔者进一步认为，义务本位论是基于逻辑和哲学意义而言的，而权利本位论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口号，是一种类似于启蒙运动的号召，它的学术性价值其实并不是太高（相对于解放思想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对学界的冲击，是一种对中国法律人和普通民众的启蒙，而且，它的作用已经出现，因为目前学界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强调公民的权利，批判国家机关的绝对权力，而且，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增强，我国诉讼案件急剧增多，法律工作者也大大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价值是非常大的。

中国一直以来强调义务，致使我国形成了义务大于权利的法律体系，义务大于权利必然会导致人们对法律的规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社会的许多潜规则，而权力本位论有利于冲破这种规避法律的现象（虽然它带有一种矫枉过正的意味），使我国形成权利义务相

平衡的法律体系，树立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形成公民对法律的忠诚，而不仅仅是将法作为一种工具。这对我国法律的发展无疑是最重要的。

法条主义流派

该学派没有什么理论，基本上说它是一种态度，即不讨论法的应然问题，不涉及政治性的敏感问题，将法学的研究局限在对法条的解释和归纳上，以法条为基准、中心。此流派可以说在中国很早就已经出现，在当代，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知识分子都变得谨慎，只能在非政治非现实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尤其是法学这样一个和政治挂钩很强的学科，要想“保住自己”，就要注意自己的言论。这种惯性一直延续到今天，是今天仍有许多这样的学者。再者，有些学者们要想做出点“成绩”，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发一些违心的文章，当然这些文章都是严格的遵守“法律规定”的。

应该指出，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其实非常糟糕，许多法条之间存在着矛盾，基本法和司法解释存在矛盾，法和“适用办法”之间的矛盾就更为突出。因此，首先，在中国，法条主义注定会因法条本身的不完善而陷入困境，以致不会有什么研究成果；再者，中国法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将法律这种工具变得在国民心中神圣起来，培养国民对法律的忠诚，减少规避法律现象的发生。而法条主义显然对这个问题于事无补。因此，笔者对法条主义的存在必要性很是怀疑。

法律文化主义流派

法律文化主义的出发点是来自西方的法律是否可以和来自中国的文化相融合。这一流派的提出者是梁治平先生，他的核心观点就是文化决定论，即每个民族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基本相同，但是却会形成不尽相同的处理方法，而这种不同的根由就是文化类型或者说文化式样。而法律就是一种典型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因而法律的不同从根源上来讲，是文化式样的差异造就的。也就是说，中国法律就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西方法律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将西方的法律用到中国的文化土壤上的尝试的合理性是很小的，或者说，或者说中国要想建成和西方那样的法治，需要从文化层面着手。

法律文化主义可以说是对近年来我国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效果却不尽人意的一种思考和一种试图的回答。首先，法律文化论对法的不同的原因的分析止步于文化，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探索；再者，此论是一种严重的对中国文化的不自信为基点的，这就导致其结的必然失真性。但是此论的最主要价值体现在于，将文化列入的法学家研究的范畴，但这种价值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那就是泛文化论——几乎将所有的社会现象的原因都归于文化，将文化一词的含义无限夸大。

法律文化主义的最大弊端在于将中国今年来的学习西方法律的努力和进路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将在已经对传统法制失去信心的中国法学界不知去路，再次陷入迷茫。

本土资源流派

本流派注重西方所谓“普世法律”的中国化问题，或者说将两者加以结合，实现中国的法治。本论不像某些传统的学派用中国传统的

理论来附会西方理论，从而论证我国古代法律的先进性，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并在主观上否认西方法学的强势（我不认为强势就是先进）。朱苏力提出本土资源论，其本土资源指的是“民间法”，即一种区别于国家制定法的民间的通行规则，简而言之就是习惯。苏力在法律规避的语境下引出了这一概念，他的核心论点就是强调立法对这些民间法的适当吸收，从而减少公民尤其是农村公民对法律的规避。从更深的层面讲，一个导致诸多规避的法律体系是一个恶的法律体系，这样的法律体系绝对不可能培养公民对法的信仰和忠诚，而对法的忠诚和信仰是中国法律在目前的环境之下最需要的东西，或者说中国法律的“幼稚”就是源于忠诚和信仰的缺失。

笔者对本土资源论很推崇。近代以来，由于整个民族的狂热学习西方，导致了严重的对传统中国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一直延续到现代，以至于目前法学界的真理都止于西方，当我们问到“什么是正确”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许多回答都是“西方国家就是这样做的”。这种不信任严重妨碍了中国法学的发展，或者说我们目前的中国法学中几乎没有中国的概念。理论界基本的研究就是批判我国目前立法和司法然后用说教性的语言解说西方的相关情况，而实务界则以鄙视的眼光看待理论界，他们将理论界看作是只会说空话的书呆子。

在这种背景下，强调中国的本土对法律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将使法律和中国现实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是中国法学真正成为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法学，这将不仅培养公民对法律的忠诚和信仰，而且有利于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和解，这对中国法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笔者以为，无论是哪个流派，无论其从哪个角度来探究中国法学，对中国法学理论的丰富化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国法学流派同时带有相同的通病，他们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哲学基础，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呼吁。这是中国自百家争鸣以来就有的通病，中国所谓的学者，就是提出自己的理论，然后博取统治者的赞同和施用，从而将自己“送入孔庙吃冷猪肉”。中国法学流派的观点也带有附和政治的色彩，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角度——美其名曰实用主义哲学。其实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的通病，若是期望找到真理，我们只能希望中国的政治色彩不在这样浓烈，给法学一个真正自由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