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和法制

第一篇：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和法制

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和法制 作者：朱苏力 来源：公法评论 来源日期：2000-2-5 本站发布时间：2009-12-10 0:00:29 阅读量：270次

近年来，在国内学术理论界，“后现代”一词已经颇为流行。然而在法学界，我所看到的、真正算得上后现代法学的文章大约只有冯象先生的一篇短文，而且还不是发表在法学杂志上。[注释]尽管我在评论波斯纳的著作时提到了后现代思潮，但仅仅是作为波斯纳的学术背景而论及，并没有展开。[注释]在这样的背景下，季卫东先生的新作《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法与社会》一文[注释]从现代主义的角度(我将在后面论证我的这一判断)简要地谈及了后现代对法学的影响，并针对中国法制[注释]建设分析了后现代法学的意义和局限。在一定意义上，季文中所提及的三个问题都具有后现代性(当然，这也就意味着现代主义者同样可以处理这些问题)，他介绍了一些后现代法律观点和论文，这对中国法学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季文对后现代思潮所作的某些概括、分析和判断，我却有一些不同看法。现在在中国引进后现代法学有意义吗?对中国当代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会产生什么影响?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现在谈后现代是否太早，甚至是否有利于当代中国法制的建设和法学的发展?季文中明确提到中国不能“等现代化功告垂成之后再来谈后现代主义”，并认为“后现代法学与发展中国家的法治现代化并不矛盾”;但与此同时，季文“并不认为中国可以跨过法制现代化的阶段，来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大跃进”。文章认为“后现代法学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为了解决现代化的构造难题而划的一条辅助线”，首先是要“补课”，因此文章认为应当“考虑和戒备”“法制现代化过程导入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妨碍对传统的批判和变革”;季文对中国大陆目前学者的关于法学研究的本土化和中国特色的“丝丝缕缕的乡愁”表示了一种适度的怀疑，认为“以‘现代化之后的’理论美酒来浇‘现代化落后’的实践块垒”，是无法一醉方休的，认为弄不好后现代法学在中国就会落入“托古改制”的窠臼。

季文的担扰不无道理;在这一前提下，我觉得有四个基本问题可以进一步澄清。

首先，什么是“后现代思潮”，什么是后现代?从文字上来看，季文认为“一般而言，先有‘现代’，然后才有‘后现代’”，因此这也许容易使人以为，后现代思潮是“现代化之后”的理论，仅仅解决后现代社会的问题。而且由于季文认为中国不可能跨过法制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因此文章在很大程度上隐含地沿用了一种单线进化的时代观。而我将在本文中论证，对后现代思潮也许不能作这种现代主义的概括;至少在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看来，历史固然不是随意创造的，他也决不是一种单线进化发展的。

其次，季文的判断中隐含了这样一种观点：后现代思潮对于中国目前的法学发展和法制建设可能是弊大于利，因此应当有警惕的必要。在这一点上，季文所体现的现实感、社会责任感，以及不承认跨越时间的普适真理，我完全赞同;但就在同时，基于上面所说的单线进化的阶段论，季文针对中国法制现代化开出的药方是中国现在应当更多一些现代主义，似乎现代主义的法学对当代中国就一定是利大于弊。在这里，季文无意中流露出一种几乎是无保留地认可现代主义具有跨越空间的普遍真理性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季文似乎未能保持其学术逻辑上的一致性。的确，后现代思潮存在问题，但现代主义同样存在问题。抽象意义上的、脱离语境的更正确的理论并不存在。因此，尽管在本文中我的结论与季文的结论相似：中国法制会拒绝后现代思潮，但我的论证与季文不很一致。我认为这种拒绝不是由于学者的警惕，而是由于后现代思潮本身的弱点和法制本身的特点。

第三，假定后现代思潮法学不能普遍适用，并因此假定它会对中国法学界研究后现代思潮的学者产生不良影响，那么，它是否一定会对中国的法制建设不利?季文之所以认为要警惕后现代法学，固然有其实践的考虑，但一个潜在的预设也许是他过分强调了法制和法学的联系和同一。但我担心这一本来是正确的强调却容易强化“法制主要是法学家的创造”这一在中国目前法学界中颇为普遍的观点，而支撑这种观点的是一个多年来被当作理所当然的理论命题：即法学的价值在于并且也仅仅在于其对现代法制的构成性的价值。由于这一命题隐含规定了法学研究不存在其独立的阶值，因此很容易变成并且在许多时候确实成为一个限制法学学术发展的理论。尽管季文并没有主张这些观点，但鉴于对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考虑，我将在本文中略加借题发挥。

最后，季文倾向于将中国目前学界关于本土化的思考〖ZW(〗中国当代学界关于本土化的学术思考，可参见《中国书评》1995年总第3期起至1996年各期。〖ZW)〗归结为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我认为这种概括或者判断是不够准确的。我认为，关于本土化问题可以成为一个后现代思考的问题，但并不必定是一个后现代的问题。我将在本文第一部分的基础上分析指出，如果中国当代学术界和法学界一些学人的研究转向本土化包含了后现代化的因素，那也仅仅由于后现代并不是一个现代之后才出现的问题，而是一个从来就有的问题。本文的结构也就如此构成。

但在转向问题讨论之前，我必须再次强调，季文是一篇学术评述，而并非对后现代法学思潮的全面论述;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本文的“较真”无论对这篇评述或对作者本人也许都不够公开。但是，本文目的并不在于争个对错，而在于就季文进行的讨论本身对法学研究和发展可能具有的意义。在这一层面上，本文可以说是“借题发挥”。不当之处，还请季卫东先生和其他学界朋友批评指正。

二

尽管“现代”在许多学者和普通人那里都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并因此往往根据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用法而习惯于将“后现代”理解为现代之后的一个时代，但细心阅读一些后现代学者的作品可以发现，对后现代的这种界定实在令后现代学者无法接受。尽管后现代思潮真正形成一种学术气候并获得这一标签也许比较晚近，[注释]也尽管直到目前对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后现代”不同于“后工业社会”之类的概念。后现代甚至主要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指近代以来某些学者大致共享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对待世界的态度。从这些学者的学说本身来说，至少其中有些人就反对包括这种“后现代”加“主义”的标签;而尽管分享了这个标签，他们各自思想的差别也很大，仅仅具有一种“家族相似”。其中有些被称为后现代的学者(例如季文中提到的卢曼、阿多诺和塞尔兹尼克，甚至哈贝马斯)——由于其具有强烈的制度设计和理性主义倾向，强调宏大理论和历史阶段(而不是理想型)在一些人看来可能与现代主义者有更大的家族相似。但一般说来，后现代思想家都有一个倾向，即反对“时代化”的历史界定方式。

例如福柯就曾指出，我们不应当将现代性仅仅视为位于日历上的处于前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而更应将现代性视为一种态度，一种与今日现实相关的态度，是一些人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受的方式，一种活动和行为的方式。[注释]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并不是直接的年代顺序”，[注释]并不总是理解为继现代之后，而且可以指与现代同时，甚至“先于”现代，“是现代主义的初期状态”。[注释]

对于这种近乎语言悖论的界定，只有在理解了后现代学者对时代化的分析批评之后才能消解。在后现代学者看来，时代化是一种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主义的产物。现代被用来指的是从历史上的某一时期或某一点至目前的一个时期，是在缺乏更加明确的描述时作为“场所维护者”而起作用的。历史时代化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预设是，一个时代是一个自我包含的统一体，或是一个保持了一贯性的整体。根据现代主义的观点，今天的西方被视为17、18世纪启蒙思想、理性或资本主义的展开，今天的所有原则和思想都在这一时代起点的基因中就存在了，此后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只有变形而没有变异，有变化而没有断裂，因此一切变化都是一个范式中的重复。[注释]

但是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这种观点并非是不证自明的，而仅仅是一个现代主义的预设，并且在实践上压制了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和变异。福柯就以大量的著作表明近代以来的那个“历史”是一种虚构，因此，他反对传统的那种基于因果论的历史学，认为那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构造;他把他自己的著作称为“考古学”，不是试图构造世界发展的总体因果关系，而是努力展现历史的谱系，其中充满了断裂、错位、变异、偶然性，充满了一种知识型对其他知识的权力征服。[注释]也正是因此，尽管福柯已于12年前去世，他却被公认为是一位极其重要的后现代思想家。也正是如此，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曾指出，并非所有的人都生活于同样的现在。[注释]而另一位学者则指出，说福柯是后现代思想家并不意味着他的同时代人和幸存者同样也是后现代主义者或必须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历史的中断不是同时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也不是同时发生在所有的地方的。同一个人、同一学科或设置在某些方面可以是传统的，在某些方面可以是现代的，在另外一些方面还可以是后现代的。[注释]

尽管话让学者们一说就有点玄，但后现代的这一思想其实对我们并不陌生。只要我们观察一下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难以同其他一些人沟通。尽管在时间和地域上，所有这些人似乎是处在同一个“时代”，但理解、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思路完全不同。因此，所谓的世界并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场所，而是有人参与的主观创造。由于社会分工、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等因素，许多人实际上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人们看的似乎是一个东西，但看到的却又不是一个东西，因为他们所理解的意义很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现代主义者轻易抹杀这种实际生活世界的非齐一，将这种状态解释为人们启蒙程度的不同，进化程度或文化(作动词用)程度不同;表面似乎认可多元，实际隐含了单一的框架和对自己思维方式的过分自信。而后现代学者认为这种不齐一的状态就是生活世界的本来状态，是现代之前——即思想家开始强调时代的整体性之前——的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后现代是现代之前或现代主义的初期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生活世界以它自身的丰富性和众多的可能性而呈现着，并不存在一种必定的汇合、整体性和终极目的。

因此，如何界定后现代，有一个由谁来界定的小问题：以现代主义对后现代思潮的界定为准，还是以后现代学者的自我界定为准。我认为，应当尊重后现代学者的自我界定。这并不是因为我个人希望尊重作者的自我偏好。更重要的是这个定义之争关系到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正如一位著名美国学者所说的，谁控制了定义，谁就控制他人的生命。[注释]如果放弃了这个自我界定的权利，后现代学者对现代主义的一切批判性反思和分析都从根本上成为无稽之谈。

比如说，后现代学者所反对的现代主义的要点就是前面提到的时代化，而如果接受后现代为现代之后，那么后现代学者的思想就显然与现代无关，他们的思想对于现代社会或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的相关性就在其受孕之前(而不是在摇篮里)被轻易扼杀了。又比如说，时代化假定历史的自我统一性，因此为了构造历史就必然要压制、征服那些与这一统一之预设不和谐的声音，而后现代学者就是要拆散这一虚构的统一体，他们希望象考古学家一样把压在地层中的、进入不了那种因果化的和整体化的历史的林林总总全都展示出来。再比如，现代主义假定时代是一个必然的连续体，因此其中没有断裂、没有变异，一切不符合他们的因果化历史和整体化历史的事件都是偶然性的事件，因此都无关紧要，最多也只能作为一个趣闻秩事而成为这种历史的一个小注，而后现代学者就是要以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个必然性的连续体其实并不是那么必然，而是充满了变异、断裂、错位和偶然性。因此，由谁来定义，这样一个小小的问题，决定了后现代思潮出现是否有意义。

也正是出自这种反对连续统一体和自贯整体的时代化，在后现代思潮看来，历史从来不是单线发展的，历史不存在那种本来仅仅作为便利的分析工具、而如今已带有强烈意蒂牢结功能的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之区分，因此也就不存在一种现代主义者认为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当然，对这一命题必须要加以解说，后现代思潮认为社会变迁没有不可跨越的阶段并不等于说社会变迁是不需要具体条件的，相反，后现代思潮非常强调的、经常被指责为相对主义的就是语境论(contextualism)。它们并不是一般地认为“阶段可以跨越”(借用一个现代主义的短语)，而是努力去发现具体的知识、地方性的知识，促成这种“流变”。他们指出现代主义之虚妄，至少让人们不盲从，不会将一个社会的完善建立在某一个基础或本质问题上或某几个理论原则的基础上，它使人们理解社会的复杂性，理解人的理性的有限性。

就我个人来说，我赞同后现代学者对现代主义的这种分析批评。因此，假定历史真是时代化的，历史是单线进化的，时代不能跨越，而必须补课，人们就会发问，西方又是如何在17、18世纪之后一下子超过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呢——而有些非西方地区和国家的古代文明在时间上发生得更早，地域上更广阔，社会也曾经更富有(从后现代观点来看，文明是无法置于一个发展单线上加以通约比较的，因此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虚假的问题)?也许现代主义者会指出西方社会的发展才是历史发展的正宗和典型(例如“中国文明早熟”的论点)，其他文明都是正宗的变形。也许情况真是如此，可是要建立这样一个宏大理论和中心话语又隐含了或会隐含着多少暴力、恐怖和征服。希特勒不就是这样一种理论的产物吗?反过来，如果社会真的是单线进化的、并且是必然性的，那么作为其他民族的人们又何必努力呢(反正最终都到达同一个目的地)?又能怎样努力呢(努力也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

相比之下，我认为后现代关于知识、历史的观点可能对我们更有启示。后现代让我们看到和谐中的不和谐，连续中的断裂，理性中的非理性。例如，它提醒我们至少从一个角度可以并且应当将历史平面化，因此，我们可以自由地汲取一切我们希望并认为应当汲取的经验和知识;它提醒我们将人类其他社会的经验平面化，理解到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并不必然就没有我们可学习的东西，而经济发达的国家的一切也并不必定都应当学习，而是要根据我们的需要而学习。这是平面化，同时这也是非中心化。又例如，从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出发，我们可能进一步理解中国的法制建设是一个多方面的磨合形成，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观念或做法就可以完成。从视角主义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世界上没有任何绝对好的制度和理论，其意义是阐释者赋予的，因此不会发出诸如“外国的好东西，中国人拿来一件糟踏一件”的慷慨陈词。从非哲学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理解那种玄而又玄的理论也许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具体的分析，重要的是懂得如何做。

当然，人们可能会反驳说，你说的很好，也很容易，但后现代思想并不是那么容易把握、有效地并有利地付诸实践。在此，我想举几个实际例子，例证所谓的后现代思想及其实践并非那么遥远，而是自古以来就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世界中——尽管后现代思潮这个词出现得很晚，而且让一些学者说得挺玄乎。例如，近代的语言再现理论，中国古代思想家就概括地表述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要求人们“得意忘形、得意忘象”。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曾从他自身的治学经验中得出古代学者的当时就是我们的未来这样一个令现代主义者瞠目结舌的命题，他认为把修昔底德的世界标记为“古代”，而把我们的世界标记为“现代”的记载历史的方法毫无意义;他认为在哲学意义上说，他自己的世界和修昔底德的世界是同时代的。[注释]波普则认为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而只有对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他认为历史解释从来不是客观的而都是出自实际问题和决策中所产生的需要，因此历史没有人类注定要走的线索或历史的意义。[注释]这些思想都是与后现代思想家的一些观点相通的，而说出这些话的学者本人却并不是后现代思想家，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词。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后现代思潮不是一种远不可及的新学术，而是一种普通人也人人可能得到的人生经验;只要不是过分为现代主义的理性思想框架所笼罩，只要是认真对待、表述自己的生命体验，即使那些主要受现代主义影响的思想家也会得出某些后现代思潮相通的结论。后现代思想家的贡献也许仅仅在于将这些先前为现代主义的理性压抑的知识表述出来。

而且，后现代思潮也并不仅仅是一种人生的感悟，它也存在于社会实践之中。例如在美国，司法制度和法律教育的核心是遵循先例，而这种制度的优点并非由于它总是坚持先例，[注释]而是它体现出一种对历史和前人智慧的平面化和非中心化;在这种平面化、非中心化的司法实践中，判例不是根据其时间先后、判决结果本身是否公正来引证的，而是法官从任何他认为(当然要受到一种职业传统的限制)有关的判决中(而不论其多么古老，这个判决的实质结果以后看来是否是个错误)抽象出适合手边案件的法律。这同时也体现了哲学阐释学和视角主义。这表明即使在西方国家，即使在法律制度中也从来不是现代主义的一统天下。

不仅在法律制度上是如此，而且许多从整体上属于现代主义的法学家、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实际上也是巴赫金所说的“复调”。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罗尔斯。他无疑是一位现代主义者，试图重建一个康德式的正义理论。但在1980年和1985年为自己立论基础辩护时，[注释]罗尔斯认为作为公平的正义所唯一要加以考虑的，就是辨识那些包含在一个民主社会的政治制度解释传统中的基本直觉观念。他依据的不是某种确定不移的“事实”——历史的或现实的，而是他和他的同伴的内心确信和基本直觉。这种辩解在传统理性主义者或现代主义者看来是太不充分了、太可疑了，会使许多基础主义者感到失望，但这却恰恰反映了后现代哲学观对罗尔斯的影响，尽管也许罗尔斯本人未必一定乐意承认。[注释]在另一篇文章中，我还曾提到哈佛大学法学院宪法教授劳伦斯·却伯的一篇论文，[注释]他主张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定理为指导重新调整对美国宪法的研究和实践，主张法律家应当也可以从现代物理学中学会一种新的理解法律和法律实践的观点。而另一位美国法学家波斯纳，作为一位极力推动法律经济学分析的学者，可以说是一位非常激烈的现代主义者。可就是这位波斯纳以尼采和霍姆斯为榜样，对权利所作的谱系学分析，对规则与裁量权之比较分析，以及他对法律的定义，等等，又同时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后现代风味。''>[注释]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注释]

既然后现代体验在任何社会都是从来就存在的，是我们生存的状态或成分，这也就意味着后现代思潮并不只是少数敏感学者的天才创造。从接受美学上看，之所以存在接受者或者接受者之所以能够接受，并不是因为接受者从传授者那儿学到了这些经验，而仅仅是由于传授者的出现引起了他们对被自我忽视的自身经验的重视，他们能从传授者那儿学到的是也仅仅是对这种感受的表述。换言之，在一个他人普遍没有后现代体悟的社会中，根本不可能出现后现代思潮。这也说明为什么一些现代思想家，哪怕是强烈的现代主义者、理性主义者，也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带有后现代的思想。

因此，我认为，季文侧重于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概括后现代思潮，这种做法对后现代“主义”是不公正的;如果不是试图通过定义将后现代思想击败的话，那么至少也是没有理解和尊重后现代思想家。

三

尽管后现代思想家有所贡献，但一般说来，后现代思想家的著作中的确体现了一种对现存知识的否定，强调非中心化、历史的平面化、知识的破碎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和多元性。仅从这一点看，后现代思想家的著作是摧毁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似乎与肇始于笛卡尔的那种以肯定和建设为特征的现代主义哲学传统形成一种鲜明强烈的对比;人们很容易因此得出结论，后现代思潮的引进将不利于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但我认为这种看法多少有些皮相。只要回顾现代初期，现代主义思想家不也曾以现代主义为武器对中世纪以来的传统不断否定和摧毁吗?因此，如果现代主义仅仅以本身就值得争议的“破坏性”来否定后现代思潮对现代社会、包括对中国这样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的作用，那么现代主义就有维护既得利益的嫌疑。

而且，即使假定后现代思潮有破坏性，那么我们首先应关注的问题也并不是它有没有破坏性，而是有没有研究它的必要，在多大程度上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践，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践的问题。

首先，并不存在是否要引进后现代思潮的问题。我在上一节已经指出，后现代现象和思想一直都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并且或多或少地曾为我们体悟;尽管我们有时曾试图用理性主义来压制它，排斥它，将之归于非理性，反理性，但我们无法将之从我们的生活经验中清除。

我们也不能对其置之不理。既然它存在，并在无形中或无意中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影响我们的法学和法制，我们是否可以采取鸵鸟政策(据说这是对鸵鸟的强加，因此有可能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而否认它呢?否认它是否比承认它、研究它有更大的好处?问题在于对谁有好处，以及由谁来界定这些好处?我认为应当对此加以研究。因为研究它对我们的法学发展和法制建设有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我们以前不理解的问题，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以前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我在读孟宪范女士等人的关于农村女童受教育权利意识研究的文章时，[注释]发现女童在受教育问题上有比男童更强烈的权利意识，而不是如同我们通常所预设的那样更弱。为什么?我很自然联想到的解说之一是波斯纳对权利的谱系学分析。波斯纳认为权利意识是人的一种生物本能，没有这种本能人就不能够存在;“权利的内容„„会随着变化的社会环境而变化，但这种拥有权利的感觉将是一个常项”。[注释]当然我还不敢说，波斯纳的这种解释一定就对。但如果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我们以前关于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弱的论断和命题也许就要修正。也许我们以前关于中国公民权利意识弱的判断是一种误解;也许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衡量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示标，不足以显示中国社会中公民权利意识;也许我们应当研究是什么东西压制了或掩盖了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显示。当然，我的这种分析已经不是后现代性质的了，但启发是来自后现代思潮。

又如，霍姆斯对“迪奥单”(或对物诉权)的谱系学分析，[注释]给我们的启发是：一种初始荒谬的设计并不必然导致荒谬的结果，而在社会演化过程中可能蜕变成一种合理的制度;而相反一种初始设计完美的制度则不必然导致合理的、正当的和理性的结果。正如尼采所说的，一件事的起因和它的最终的用途、它的实际应用以及它的顺序总是会一次次按照新的目的而改写。[注释]这从正面提醒了我们、又从反面告诫了我们法制建设的复杂性，“更注意提防那种设计了一个‘纯粹、无欲、无痛、无时的认知主体’的危险的古老的观念虚构”，因为这些虚构和概念总是要求有一只常人无法想象的上帝之眼。[注释]这种思想对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都不无意义。

又如，对法学的解构使我们理解到法学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自主的学科，因此，社会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和法学的交叉研究就不可避免。也正是在这种冲击下，法学才从其他学科获得了更多的活力。

因此，重视后现代思潮与法学关系的研究很有必要。那么应当在多大程度上研究。我认为前一个问题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人为设计的问题。理由我将在下一节中深入展开。

问题也许在于法制建设应在多大程度上实践后现代的一些思想，但我认为更重要的问题也许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践。我个人的看法，后现代思潮尽管言之有理，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但是就总体上来看，也许是无法全面付诸法律实践的。这并非因为我不是后现代主义者，因此自觉警惕或抵制后现代思潮对法制的影响;而是由于我认为，法律作为一种制度、一种社会实践将拒绝后现代思潮的全面实践。我们只要看一看，后现代思潮主要是发生在文学、历史、哲学和社会理论中的一种思潮，尽管这些学科也有社会实践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思考活动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但它毕竟不同于法律的实践。法律的实践性和社会性，以及由此要求它所必须具有的有序性和合法性都使得作为一种制度的法律无法全面进行后现代主义实践。人们不可能也不愿意不断摧毁现有的制度，并重建制度(否则的话，那还能称作制度吗?);社会也不可能接受一个律师或一个法官在法庭上不断提出他的新理论、不断摧毁已有的观点。即使法官或律师想这样实践，他也会被他必须服务的人们所拒斥;即使为了个人的生计或其他无法抗拒的利益，他们也只能将后现代思考作为一种个人的偏好。人们需要法律或法制主要是需要它的确定性、可预测性，尽管人们看到了这种确定性的法制不是没有缺点(甚至会出现象辛普森案件这样的结果)，但人们仍然会、或不得不容忍。因此，在我看来，后现代思潮对法制的影响必定较其对思想学术领域要小。但这并非是由于法律界和法学界人士更为保守，而是由于制度的限制、权利的限制、传统的限制。这也表明，即使同样是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也并不是同等的，各个学科有自己的特殊性。制度的约束力要远远大于个人甚至是个别思想家的力量，这难道不正是我们主张法制的根本理由吗?

我的这一结论与季文的观点很近似，但我却不能同意季文关于中国当代法制首先要现代化，然后再谈后现代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季文是在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即中国目前的状况不能强调后现代思潮。但文章并没有将这一原则坚持到底。当文章以中国具体情况为由而反对后现代思潮普适一切历史阶段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将现代主义的法制观当成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普适产品。这在论证逻辑上是有问题的。论证了后现代思潮不是普适的，并不等于论证了现代主义就是普适的，现代主义并不是否定后现代思潮后的“自然替补”;论证了后现代思潮不是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是普适的，并不等于现代主义在“同一历史阶段”(而且中国目前和欧洲19世纪的同一吗?不要想当然，而是真正想一想并且看一看)的任何国家都是普适的。季文似乎没有将它的反普适主义逻辑坚持到底。

当然，这并不意味我否定季文中的实质性判断。从上面的论述和分析来看，可以说我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作为一位法学研究者，我的职业要求我并限制我，我不能也不愿成为仅仅是不断摧毁的后现代主义者，但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开放的实用主义者。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不仅同意季文关于中国的法制不能全面实践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而且同意季文的阶段论中所隐含的关于法制发展是一个过程的思想。

四

细心的读者应当注意到，我在前面始终将法学和法制作了一种区分。这种区分是重要的，而我认为季文没有对这种区分给予充分的关注。季文倾向于假定中国法学家关注和研究了后现代思潮就一定会受其不良影响，并且文章过份强调了法学研究同法制建设相联系——如果不是等同的话，因此隐含了中国的法制建设主要是法学家的创造的判断。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我不认为有什么“本质上”不好的学术思想。只要真正是学术的思考，就无所谓好和不好，好坏的评价往往是从结果来看的，是一种由果到因的反推理。在这一点上，后现代思潮和现代主义都同样有这样的问题。的确，后现代思潮中也有不少在我看来可能是虚妄的梦，例如，批判法学的昂格尔教授就强调从理论上看社会制度具有无限的可塑性，批评那种认为社会制度必须采取确定形态的观点的“虚假的必然性”;[注释]而罗蒂也曾设计过一个非常天真的乌托邦。[注释]对此，我们当然应当警惕。但是这种虚妄并非后现代所独有，更不是它的全部。现代主义的虚妄决不亚于或少于、在我看来甚至——至少到目前为止——更多于后现代思潮。例如启蒙、理性，例如自由、平等的千年王国;在法学上，只有西方社会有法治，而非洲人是没有法律的野蛮人的流行观点;在法律实践上，我们也看到自然法一直被用来禁止安乐死和人工流产，而希特勒是民主制度选举出来的，等等。

何况历史上从来都有误读(这种说法也是可疑的)，从阐释学上看也许没有什么误读的问题)的传统。尼采不是被希特勒“误读”了吗?也许一个人读《威尼斯商人》和《雾都孤儿》会因此成为反犹太主义者，可是应当让莎士比亚或狄更斯对此负责吗?[注释]对法学界来说，研究后现代思潮并不存在产生坏影响的必然性;而且即使对中国法制建设产生了不利影响，也不是由于后现代思潮的过错，而可能是实践者的过错。我倒认为，只有在了解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之后，中国法学界便可能对现代主义法制理论有更深的了解，也较少可能“误读”后现代思潮。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这是一句老话，可道理是新的。

而且，为什么我们就不怕中国当代法学学者误读现代主义呢?事实上，多年来，我们不是确实多多少少误读了一些吗——例如我们更多赞美洛克、卢梭等的理性主义的传统，而不提伯克、托克维尔的保守主义，许多著作甚至标明伯克是反动派。法学界许多人欣赏美国的司法制度，但在美国人看来他们最重要的法学家的著作，除了《联邦党人文集》外，几乎都没有中译;而我们又常常是拿着洛克和孟德斯鸠去演绎附会美国的法律制度。说到底，我以为，季文的判断是出于这样一个前见(伽德默尔意义上的，因此不带贬义)——现代主义比后现代思潮更有价值(危险性小，所以即使误读也不会出大乱子)。价值是无法争辩的，因为价值与主观偏好相关，一个人的垃圾可能是另一个人的财宝。但也正因为与个人偏好有关，我更认为这种判断应当是人们自己研究之后的判断，这就是选择的自由。

季文的另一个前见也许是担心中国法学界会走火入魔。这种担心是有前车之鉴的，但也许现在是过份了。应当看到，尽管中国法学界近年来的发展还不尽人意，但学术空气和学术辨识能力已不是昔日，不会因为一个口号化的观点或命题便以为发现了终极真理。而那种状况的出现，恰恰是由于了解西方学术发展太少，而不是太多。

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季文在此将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而我认为两者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紧密。在我看来，即使紧密关注实际的法学研究对当代法制的影响也主要是一个正当化的过程，最多只能对法制的形式结构和正当化论证产生一些影响。而法制是从社会中生发出来的，其实际运作可能符合、但不必然甚至不必须符合某个或某些法学研究成果。它可能引用某一法学研究成果来为其运作正当化，但也仅此而已。因此，如果不是将法制视为一种法典的集合，不是把法制视为某些机构的设置，那么所谓法制只是一种规范性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从根本上看是形成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磨合并体现出来的，而不是按照理论构成的。法制或秩序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法学家是否雄辩，是否有理论，而在于它自身的存在、有效的动作和人们接受。这就正如维根斯坦所说的，我不需要论证这种颜色是红色，而仅仅指着它说这就是红色。

只要回顾一下许多国家的法律变化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并不是因为当年的美国宪法作了这样的规定或是美国国父们有过这样的原旨。而仅仅是马歇尔法官这样做了，然后才有法学家和法官为这样的做法作了论证。美国的许多所谓里程碑的案件也都是这样形成的，并且推翻了先前对有关法律条文的解释。[注释]相反的例子是在英国，边沁曾反复论证普通法之弊端，成文法典之良善，不可谓不周全、雄辩;但英国普通法仅仅凭着它的存在，而无需一位比边沁更雄辩的思想家，就轻而易举地战胜了边沁这位伟大思想家关于英国法法典化的全部文字。普通法国家是如此，大陆法国家又何偿不是如此呢?法国大革命颁布了最早的《人权宣言》，可就在这一大革命中，人权受到践踏，而此后法国也仍然在非洲进行殖民地压迫。概念、命题与现实并不是对应的，因此不可能规定生活，思想对社会的影响如果有，也非常有限。

假如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那么人们可能要问法学的功用是什么，是否就无用了?我们也许应当重新审视关于法学研究的价值之判断标准。我认为其价值也许主要不在于它能够直接地改造世界。如果坚持那种绝对的学术功利主义，那么文学理论、历史学、哲学和神学之类的学科都可能属于无价值之列。因此，在变革的中国，也许我们应当适度区分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看到这实际是两个联系并不紧密的领域，有其各自的衡量标准。这种区分并不是降低了法学研究的价值，而恰恰是重新肯定了法学的学术研究具有不完全依赖于法律实践的独立价值。从哈贝马斯和库恩的理论来看，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它的交流(包括思维的训练)这种形式，而不在于其交流的信息本身。法学家的作用也许正是通过他思考、对话(包括学术批判)的过程和形式对社会共同体和职业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一种促成作用。由于(当然不仅限于)这种话语的联系，人们逐渐被联结在一起了(中国人说，“不打不相识”，这其实是很有后现代意味的)。只要想一想，当年我们在学校学习的许多实质性内容、许多具体论点都忘记了，但我们通过这一学习而获得的能力却留存下来了，这才是对我们的社会生活真正起的作用。

作了这一番分析之后，我们也就可以看到所谓后现代法学可能阻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命题是一个很难成立的命题。因为法制不是法学家的产物，而是人民的社会生活的产物，所有的法律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律师、立法者、执法者——在这一过程中都起作用，但司法活动说到底主要不是一个理论论证的过程，而是一种职业判断。从这个意义上，我要说，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注释]

最后，我还需要指出，无论如何，中国也不会有很多人专门从事后现代的法学研究。首先，社会需求会限制一些因时兴而卷进来的同路人，一旦人们发现从事这一研究的边际收益不足以支付其边际成本时，他们就会离开，后现代法学研究就会削减。而现在还远不是这样一种情况。因为这个事业——如果还算是一个事业的话——不是每个人都干得了的，更不是人人都愿意干的。不仅在法律界，而且在法学界也不会有多少人愿意研究诸如断裂、平面化、非中心、时代化这样一些乍看起来不知何处下手、而与他的直接生活似乎完全无关的概念或命题。尤其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能坐下来搞学问就不错了，会有几人真正把这些相当“脱离实际”的问题当成个事业来作呢?这仍然是制度的约束，而这种约束是比任何学者的告诫更为有力的。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季文可能有些过多的担心。坦白地说，如果我有些担心的话，那倒是相反：现在中国法学界能有几人有兴趣、有毅力同时有能力作一番这样的研究。也许10年后，有人会说中国又多了一个空白——尽管这种惊呼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五

季文把中国目前国内学界的本士化努力视为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产物，这是一个挺大的误解。粗略说起来，之所以谈起本土化，恰恰是因为许多中国学者发现自己对西方的理论挺熟悉，而对中国的问题却不那么熟悉，因此希望把学习来的理论化入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之中，而并非想摒弃外来文化，试图从孔孟老庄那儿建立起一个纯粹的中国的理论和制度。我很难想象有这样的人。我们这几代人身上已经受到外来文化的很大影响了。举个例子，现在中国30、40岁以下的法学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中，能用外文写一封信的人可能要远远多于能用古汉语写信的人。我们怎么可能摒弃外来文化呢?外来文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传统的一部分甚至主要部分了。

中国学者主张本土化，还针对了其他一些当代学术的问题。例如，从外国引进的概念、术语、命题不完全适用于研究中国，中国缺乏具体的实证研究;而中国的中青年学者是希望弥补这些缺陷。不可否认，中国学者中有关心后现代理论的，但这种关切在我看来，也许恰恰是一种更加注意反思、自我怀疑和理性思考的标示，而不是为了显示一种时髦(如今学术又有多少时髦可说呢，时髦的是“经商”)，是为了充实自己，为了中国的发展，为了中国学术的发展，为了中国学者能在同外国学者相遇时进行多层面的交流。也许有些观点有激烈之处，也许表述有欠缺之处，甚至难免个别人走火入魔，但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者与现代主义者的态度区别在于，前者是怀乡的，而后者是摒弃乡愁的，[注释]那么我可以说，这一代学人都是现代主义者。

第二篇：《乡土中国》读后感：浅谈"乡土社会"与"后现代社会"

《乡土中国》读后感

——浅谈“乡土社会”与“后现代社会”

在阅读《乡土中国》的同时，正在学习有关社会学的内容。故将两者结合起来，粗浅的谈一谈个人的一些感悟。中国从农耕社会发展到如今的现代社会，某些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已经带了些许“后现代社会”的意味。最纯粹的“乡土社会”与发展完善后的“后现代社会”几乎是从封建社会到现在，这个社会的最初与最末。所以，它们在社会特点、家的概念、秩序维护和个人价值观等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异。通过对比两者，我们这些社会学的初尝者能体会到社会发展的剧烈性。接下来我将从社会特点与家庭观念来进行对比。

1.社会特点

《乡土中国》中写到“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受到土地的束缚”.乡土社会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大部分的百姓从事农业耕种。他们直接取资于土地，生活、工作都围绕一块土地展开。他们之中，除非是通过科举，大多数人一生都将奉献给这一片土地。根据贝克的抽离和嵌入理论，我暂且将这样的工作方式称为不再“抽离”的“嵌入”.而后现代社会，却是“流动的再嵌入”.首先，可供人们选择的职业形形色色，人们可以自由的在这些职业见进行转换，导致“流动”的发生。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自由的追求的高度达到了历史以来的最大化。比起高薪，人们更注重职业的自由度，比起，传统的，所谓的“正经”职业，人们更愿意从事自由职业。自由职业在保障人们与传统职业相差不大的薪酬的基础上，给予人们更多私人化的空间，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比起第一现代进一步模糊，就工作与生活的关系来看，与乡土社会的耕种的工作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所谓自由职业，自由当然是核心，这也是人们长期“抽离”甚至可能不再“嵌入”的原因。

由于土地的固有属性，农民们难以发生流动。祖祖辈辈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对于周围的不管是环境还是人，都无比的熟悉，这样的看来，乡土社会又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人们之间都有一种天生的联系。但后现代社会却是典型的“陌生人社会”.由于后现代社会“流动性”,“个人化”趋势的发展，人们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关系。虽然后现代社会存在许多公共空间，但这些空间是“公共但不公民”的。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将现代的“公共但不公民”的空间分为四种类型——排异之地、噬异之地、非地之地、不存在之地。这四种类型的公共空间都有多人参与，且都是为相似的目的而聚集，但参与的人之间却没有也没有太大必要产生关系

从以上两点来看，乡土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它是一个极度稳定甚至固化的社会；后现代社会是个典型的陌生人的社会，它具有流动性的特点。

2.家庭观念

乡土社会的家族观念极强，大部分事情都在家族内部解决，官府一般会止步于家族门前，将更多的自由空间留给家族内部。上文提到，在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活动围绕土地展开，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当一个家的人数不断增多，原来的土地已经不能满足一个大家庭的维持，家中的人将会发生小范围的流动。这种流动使家庭的范围在当地扩展开来，家变成了族。由此，家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如今，我们如经常听到的“衣锦还乡”的字眼就是乡土社会家族观念的投影。家族中的每个人受到祖训的约束，并竭尽全力，为自己家族的振兴而奋斗。若是家族中一个人犯错犯罪，根据“连坐”甚至“诛九族”的制度，整个家族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家族与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当时大部分人的人生的价值都在于为家族而奋斗，这种强烈的家族感支撑他们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很难出现没有精神支撑的情况。

后现代社会的极度个人化，让家庭观念逐渐消失。首先社会上，大部分都是一个个的小家庭，家族的概念几乎已经消失。其次，特别是在西方社会，人们更注重自我生活的品质，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和照顾基本止步18岁。之后，孩子会搬离家庭，通过国家贷款继续学习和生活。中国社会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习惯的影响，现代家的观念虽然远不及乡土社会，但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和约束相较于西方强了许多。但许多社会学家观察到，现在中国的家庭观念有向西方靠近的趋势。一方面，许多孩子远离父母到其他城市生活；另一方面，有些父母不在长时间帮子女做家务，带孩子，而是更多的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如继续学习或者周游世界等。

几年前，许多学者批评中国家庭观念太强，限制了个人的发展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倡导大家学习西方模式。但近年来，随着家庭化的消解，个人化的发展，人们开始反思，家族观念真的无可取之处吗？

在我看来，家族观念增加了社会的温情，·让大多数人不至于失去奋斗的意义。个人化增加了社会的自由度，满足了人们个性发展的需要。但极度的个人终将让社会失去温情，这样的社会就像失去润滑油的机器，能继续运转下去，却难免发出沉重的哀鸣声。我们无法说出到底哪种模式更好，但在个人化趋势无法阻挡的现状下，我们至少要有意识地去维护家庭的温情，不要让自己变成仅为自己的“机器”.仅谈及社会特点和家庭观念，已经可以看出乡土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极大差异。但此处人有许多领域值得探讨，过程中你将获得极大的惊喜。

处于向后现代社会发展的浪潮中的我们，再次回望“乡土社会”,每个人都将有不同的思考。

本文作者：刑司1704班 罗悦阳

第三篇：女权主义与后现代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与后现代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或称女性主义，是指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之外，许多女性主义的支持者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妇女的权利、利益等议题。

女性和女权都包含维护女性权益的意思,但现在女权主义这个概念一般人不太喜欢用,觉得太张狂,要夺男人的权。但是如果把女权理解成为女性的right而不是理解成为power,还是可以接受的。

女性主义诉求最早缘起于18世纪思想启蒙时代的欧洲，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著的《女权辩护》，便是最早阐述女权问题的专著。她提出，社会是根据最明智的方式建立的，它的构成以人类的天性为基础，但是，把陈规惯例当作为剥夺人类(包括男人和妇女)的自然权利辩护的理由，却是一种违背常识的荒谬诡辩，像依赖性被认为是女人的天性，为了保持身体的美和女人的光荣，就用比中国人的裹脚布更坏的东西束缚她们的四肢和官能.她认为抚爱和纵欲并不能代替夫妻之间的友情，德行若没有自由来培养，将永远得不到应有的力量，而一个人若服从除理性权威外的任何权威，就不能被称为有理性的或有道德的。“让妇女分享权利，她们将和男人在品德上竞争”，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最著名的女性主义口号。

其后也出现了个别先觉醒的女性的声音。如早在1729年,英国的克雷弗特(Mary Woll-stone Craft)就发表了题为《女性权力》的论著。有组织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萌芽在19世纪开始出现,1848年,第一届女权大会在美国纽约州召开。20世纪初期,“男女平等”的主张得到了包括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某种程度的响应,例如,1920年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1928年英国妇女获得选举权。一直到这个时候,西方的女权主义声音都是和社会主流的“民主”、“人权”运动相呼应的。而在战争年代,大批男人走上战场,各参战国劳动力奇缺,国家以“爱国”和“男女平等”的名义动员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战后,从战场上回来的男人需要工作,国家又以做“贤妻良母”为由,要求女性为男人让出她们已经在社会占有的工作岗位,而且以往以女性战友面目出现的男性同路人也大都如是说。这迫使女性重新思考女性与男性的权力关系和性别角色内涵。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殖民制度瓦解，各种矛盾层出不穷，女权主义在这个大动荡的时期也更加派别林立，主张各异。既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也有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阶段以后，随着各种后现代问题的出现和后现代思潮的涌现，后现代女权主义也应运而生。女权主义批评家托斯尼曾将女权主义批评比喻为“花被褥”。琳达·哈奇恩提议说:“我认为我们再也不能谈论

单个女权主义，而应讨论多种女权主义，因为有多少种妇女便有多少种女权主义。”这说明，女权主义不仅与后现代主义共时，而且就其多元性而言，也与后现代主义相近。然而我们不可因其相近而将二者等同，这是哈奇恩在讲那句话之前首先强调的内容。但是，如果我们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人文知识分子看待自己文学作品与整个社会之方式的明显变化”，那么我们便有理由认为女权主义是后现代主义多元理论中之一元.约翰·麦高恩就明确地将女权主义列为“四种最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之一。在女权主义者当中，也有不少人注意到了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这种相近性(affinity)，如弗格森、弗拉克斯、弗雷泽、尼科尔森、赫克曼、米斯和欧文斯。这一事实本身亦说明，女权主义是后现代主义大氛围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受后现代主义思潮解构思想的影响，后现代女权主义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批判了以前的三大女权主义流派；批判已有的社会主体、历史、真理等理性的产物，指出女性地位的人为性和可争取性。同时，存在着争取女性平等地位的艰巨性。

首先，后现代女权主义首先是从否定传统女性主义的“男女平等”的概念进行批判的。在男权结构中，女性的自然作用和社会作用都是通过男性标准制定的。建立在“两性平等”的理论上的一百多年的女权运动认为，女人要取得社会政治权益就要进入男性的领域，用男性标准要求自己，把达到男性标准认为是女性的解放，这就掉进了男权单线型思维的陷阱。后现代女权主义要求在“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平等，才能构成真正条件和结果的平等。如在理论上，女性应该有自己的话语权力，有不同于男性的思维模式；在现实中，女性的就业应是考虑生理需要差异上的平等；在家庭领域内，女性应有主体化与客体化的权利。

其次，后现代女权主义对以往女权主义流派总体进行了批判。在当代，女性主义有三大主要流派，包括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这些女性主义只是反映了在欧美发达国家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反对性别歧视的愿望，只局限于反对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实质上只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潮。进而指出，女性主义当中存在忽视妇女由于阶级、阶层、种族、地区、文化背景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以及把自己的认识和行为模式全盘推广到第三世界的做法，所以女权主义应该是全世界妇女，包括第三世界妇女的产物，不该仅仅是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妇女的特权。这就把女权主义提到了政治的高度，不单单局限于两性之间，也包含了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批判。而且，在批判的过程中，后现代女权主义指出，推行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只不过是发达国家的“中心主义”的辐射，女权主义试图不顾国情以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模式的生产领域所提供的充分就业来寻找摆脱其它国家女性的奴役状况是一种浪漫的幻想。所以，各民族、种族、国家、地区、阶层的女性应根据差异来不断寻找适合她们自身的解放道路

最后，后现代女权主义对各流派不同观点的批判。自由女权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在于男性对妇女的偏见造成的，通过将妇女排斥于某些特定的生活领域之外而体现出来的。这里，自由女权主义说明了女性正由于被排斥于生产领域之外造成的。在这里，女性把矛头直接指向对立面的男性，有失偏颇。其实，男权正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男女性的二无格局应该说是几千年文化模式的产物。马克思女权主义认为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可以看作是资本家统治工人的必然结果。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它批判的只是社会中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只适合于特定的资本主义，并没有说明女性受压迫的真正根源和指明摆脱的途径。因为有资本主义存在之前，性别分工和妇女的从属地位已经形成，经济关系并不是唯一的因素，而且在受压迫的群体当中，也包括男性工人群体，在同类群体当中，女权仍是属于被奴役的对象。后现代女性主义指出单单的生理决定论、社会性别论等是不全面的，应考察女性从属地位的全过程，明了女性史不但是性史、生育史，更应是与人类社会并行的一部完整的妇女史。激进的女权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是父权制度的结果，在这样的制度下，男人群体拥有统治女人群体的权力。在权力的问题上，激进女权主义认为权力就是权威，是统治和剥削所有个人的权力，是统一的、是永恒的。后现代女权主义则主张权力是分散的、弥漫的，不应是集中于某个机构或某个群体，进而指出，妇女内部应实行“模式转换”，应从关注历史地位转换到关注更为具体的事物如女性的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家庭暴力等上。

后现代女权主义在解构了现存的一些被视为合法的理论之后面临着与后现代主义相似的最大问题是在于如何建构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有人批判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理论是不能够自圆其说的。如后现代大师利奥塔德在批判哲学不能成为社会批判的前提下，得出批判本身也当作局部的、非合理的结论，其间步子走得太快了。结果，他把玄学话语倒掉时，把大型历史叙事也倒掉了；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剔除时，把大规模的不平等社会理论分析也倒掉了。正是如此，后现代女权主义在批判主体、历史、真理，解构了它们的终极意义的同时，却又在苦苦寻求女性的主体意识、女性的历史地位、女性存在的合法性，如此，仅存的一点点贫乏的批判资料是不足够对这一切进行批判的，无奈之际，后现代女权主义者只得在最低限度上重新拾起有关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大型话语；有关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有关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性别理论„„

这一切，使后现代女权主义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第四篇：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思潮评析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课程论文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06级博士生 刘旻 学号：200611030004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思潮评析

内容提要：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世界的两大突出思潮，二者的运动与冲突，重塑着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在它们的作用下，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正发生着深刻的调整和变化。一方面，民族主义思潮作为反全球化的一支重要力量，呈现出与全球化思潮相悖的本质特征；但同时民族主义思潮的迅猛发展又与全球化的发展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从而使国际社会表现出时代特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本文将着重阐述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差异性与关联性，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思考。

关 键 词： 全球化 民族主义 思潮

哪怕只是为了自尊，我也决心岛这世界体制开枪，打尽最后一颗子弹。我的血源在西亚．我不喜欢炎黄子孙这个狭隘的词，但我是黄河儿子中的一员，我不愿做新体制的顺奴。日本的商人，美国的太兵，已经在准备出发了。”张承志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是当前众多热门话题中的一个，每个国家、民族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仅就我国而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关系，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等，这些重大问题一方面与全球化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我们的民族意识、民族尊严、民族地位、民族前途都有非常重要的关联。

今日的全球化潮流或趋势，其实可以看成是过去世界主义思潮和社会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

冷战结束后，在全球范围内有两种力量表现得尤为明显：一种是全球化，它以强劲的发展势头，冲击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呼吁着人类共性的全球观念、全球意识。与此同时，另一种力量——民族主义，也以强调民族差异性、独特性为口号，再次形成世界性浪潮，与全球化的发展相伴而行，表现出特有的逆反性功能。在同一历史发展阶段，全球出现特征相悖的两股主要潮流，这一国际现象是值得认真思考的。本文试图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思潮与民族主义思潮本质特征的差异性、二者的内在联系，以及二者相互作用对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态势的深刻影响等问题作以探讨和分析。

一、全球化思潮与民族主义思潮

（一）全球化思潮

全球化是当代国际社会不争的事实，更是人类面临的最富挑战性的趋势。但是关于全球化的理论界定及其本质似乎仍然是一个争论中的课题。就其基本含义来看，全球化是“指人类从以往各个领域、民族与国家之间彼此阻隔的原始闭关状态走向全球化社会的变迁过程，是一种超越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和复杂多样的相互联系和结合的现实运动”①。这种把全球化视作一个历史进程的方法，可以使得全球化的进程追溯至15世纪地理大发现，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扩张相联系，直到19世纪末，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最终得以形成。

但与历史上的全球化不同，当代全球化特别是冷战以来兴起的全球化是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提供的通讯与交往手段，打破了人类交往的时空约束，揭开了人类历史的“地球村史”，其内容更加丰富。它虽然以经济全球化为主题，但政治、文化和一般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已被人们所感知。其中，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进程的主流，是当代全球化进程的基本动因，它使“公司企业的经营者能够利用世界范围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和劳动力等各类资源，在所选择的最佳地区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销往有市场需求的地方，由此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使企业经济、一国经济最大程度地摆脱了地区资源和市场的束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竞争，实现发展”②。政治全球化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各国政治交往的扩大是经济交往扩大的伴生物，国内政治国际化、国际政治国内化与日俱增，超国家权力日益强化，传统的主权观念、国家安全理念等开始受到强烈影响 ①② 俞可平，黄卫平：《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246页。

卫灵：《全球化与当代民族主义》，《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1期。和冲击，谋求多边、全方位的互利与合作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文化全球化是一种更为感性的全球化，它是指不同生活方式、消费方式、观念的相互认同、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过程，既表现为文化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的传播与交流，借助这种交流出现了一种全球文化景观，也表现为新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后冷战时代信息技术、通讯手段的革命性变革开辟了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的新时代，打破民族、地域阻隔的全球性文化现象开始出现。

虽然在许多层面看来，全球化是一种令世界各国欢欣鼓舞的促进全球进步的一剂良药，但是它又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资本主义各国全力推行全球化的首要和最大目标，是在世界上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赚取财富，并把自己的价值观推广到全球各个角落，建立所谓的资本主义优势文化。这种全球化在经济方面加剧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使南北差距加大。比如1997年夏季爆发的金融危机便是近代以来第一次遍及第三世界各大洲的金融危机，“据保守估计，截止1998年11月，亚洲危机国家和地区近50%以上经济化为乌有的另一面是7000多亿美元转入美国，这种金融危机无疑是西方全球化的一个杰作。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这种突如其来的危险是由美国以及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门徒制订的极端自由化市场准则造成的”③。此外，过度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剧烈恶化自然生态环境，压低工人福利待遇等都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衍生物。全球化也对民族国家政治、文化产生着冲击，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现有的国际组织，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中起重大协调作用的国际组织都被发达国家所控制，它们制订国际规则、建立国际制度往往在客观上有利于自身的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发言权及其作用微乎其微，当代贸易、金融、环境、人权等领域都反映出这一特点。后冷战时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日益明显，尤其是美国的文化渗透日趋加速，弱势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信仰遭到动摇和冲击，民族理念和身份认同开始引起人们的矛盾和困惑，“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麦当劳化”仍然是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现象。

（二）民族主义思潮

从历史考察，近代民族主义早已产生，但民族主义一词直到1884年才出现于社会文本中。其基本含义是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 ③ 王新刚：《全球化进程与当代民族主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11月。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④。民族主义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严格说来，民族主义是一种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在内的极为复杂的人类现象。从表层上看，民族主义体现为人们对本民族的经济、政治、地理等的情感认同；从深层次上看，自发的民族情感背后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主义曾发挥着对整个国家和地区的精神动员作用，在本国处于殖民地阶段时，它动员人们为本民族的独立努力奋斗，民族主义的情绪一旦被激发，就会崩发出宗教般的热情和魅力，引导着人们勇往直前、赴汤蹈火。在民族国家取得独立后，他们又以民族主义为精神联系纽带，维护主权独立地位、为本国争取最大的经济、政治利益推动本国现代化的同时，20世纪上半期英国自治领的独立及发展便深深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下半期以来，特别是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出现以来，国家主权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国际冲突和**的焦点，民族主义似乎有被历史消解之势，但局部的民族主义仍然存在，且大都以暴力出现，如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国家之争，长期使英国头疼的北爱尔兰问题等，这些都是民族主义的典型表现。今天，民族主义已成为支配现代世界政治的主导力量之一。

冷战后的民族主义浪潮，被认为是20世纪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它席卷范围之广、发展势头之猛烈超乎人们的预料。它的崛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错综复杂的现实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正是全球化的潮流，全球化使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加深，各国在整个交往体系中获得了与其他民族加以比较的坐标体系，从而使得自我认识程度加深。与发达国家相比的不平衡状态，使后发国家面临全方位的生存危机。强烈的生存危机不仅会使后发国家对外在不平等交往对象形成强烈的排斥感，而且还会使其形成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巨大力量。这种由全球性交往所引发的生存危机，最终导致了后发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情绪的高涨。多种历史和现实矛盾的交织使得民族主义表现出不同的形式，特别是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给国际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解体和剧变是大规模民族分离运动的产物，而此后该地区民族问题仍是干扰国家正常社会生活的棘手问题，如俄罗斯车臣战乱、格鲁吉亚内乱、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战乱等。在世界其他地区还有南亚的印巴克什米 ④ 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0页。尔争端，中东不断激化的巴以冲突，跨越国界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制造的恐怖活动，非洲索马里的部族骚乱，尼日利亚的民族冲突，卢旺达的部族仇杀，西欧北美发达国家的民族分离倾向以及不断发生的暴力排外事件，最近两三年来的一系列事件，如沙特、摩洛哥、印度尼西亚、印度、土耳其、伊拉克、西班牙等多国连环爆炸案、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颜色革命”，乌兹别克斯坦爆发的武装骚乱等。形态各异的民族主义汇聚成潮，对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对地区及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构成重大威胁。“这个在两极霸权时代曾一度被认为是已经或趋于消失的现象，现在不仅重又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而且显然已成为国际政治画屏的最重大的焦点之一”。⑤

二、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内在关系

在对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内涵作以大致的考察之后，我们不难得出，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相互抵触的，两者呈现出相当的差异性。当代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各国政治对话与合作，孕育着全球化意识。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全球化又导致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加剧了南北差距与矛盾，当代民族主义的再兴起就是当代全球化的反命题。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曾指出：“全球化是一种辩证的过程,因为它不是把一系列变化总括起来，按照一个统一的方向来行动，而是由相互对立的趋势构成的”⑥。正是由于全球化的推进触动了民族国家传统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人们的习俗和观念，引起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碰撞与摩擦，从而导致民族主义滋生和蔓延，于是出现了全球化加速与民族主义勃兴的二律背反。尽管西方国家一再鼓吹“全球时代”已经到来，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横加指责，但事实上它们对民族利益的本位意识也是极其强烈的。所不同的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勃兴在一定程度上是它们被动地成为全球化代价的承受者所做的必然反应。

具体讲来，首先，全球化进程以西方国家为主导，体现西方价值观，而民族主义往往与西方价值理念相背离。民族主义在民族及民族国家的整合中，作为维护民族利益的思想武器，不可避免地强调本民族的价值理念。同时，也必然与外 ⑤⑥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转引自吴玉军、宁克平《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现代性审视》，《理论与改革》，2004年2月。来文化与价值理念发生碰撞，其结果是一方面在碰撞中实现某种程度的融合，另一方面则更顽强地体现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因此，与全球化以西方为主导的本质特征不同，民族主义往往具有非西方和反全球化的倾向，偏离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运行轨道。其次，全球化强调利益的共同性和融合性，而民族主义凸显利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全球化是在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下，为了实现一定范围内的国际合作或更高层次的利益共享，世界各国或主动或被动地都在寻求相互间的合作，体现一种共存意识、全球意识。而民族主义体现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强调民族意识、民族特征和民族利益。在现实社会中不同民族生长的历史背景和发展道路各异，面临的实际问题有很大差别，各自的利益需求有很大不同。同时，全球化对各民族国家具有兼容性、渗透性和吸纳性，它使国际社会更加开放、联系更加广泛，从理论上讲全球化的发展将趋向世界的一体化；而民族主义则表现较强的排他性、分离性，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狭隘性。此外，以保持、净化、强化民族文化为目标的文化民族主义，亦具有固守文化传统和对外来文明排斥的特征。如不发达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既有阻遏西方文化模式的强行输入、反对霸权文化的一面，又有排斥外来文化、保持社会孤立性的一面。在发达国家，如日本以天皇制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对内虽不乏强大的民族感召力，但在对外关系中却常表现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致使日本在亚太地区外交形象的树立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展受到制约。

尽管民族主义以一支主要的反全球化力量，与前者在价值观念、利益目标、影响后果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两者也同时表现出一定的依存性和关联性。首先，如前所述，具有不同发展趋向的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有着相似的历史发展起点。纵观历史，全球化的全面展开是民族主义极力推动的结果，民族主义自近代产生以来，从其发源地欧洲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民族主义参与并纠正了全球化。全球化进程起始于近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交通工具的改进和资本原始积累的需求，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的扩展提供了条件和动力。而民族主义亦“兴起于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时期，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效应，对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建立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⑦。

⑦卫灵：《全球化与当代民族主义》，《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1期。在发展过程中，全球化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一个自我认知、自我意识的中介。全球化把人类社会看成一个整体,把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为每个民族的自我把握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外在参照系。全球化从否定的方面,也可以说是从负面刺激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来说,其独立性特别是它的文化价值、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遇到了空前的挑战。他们的文化价值在全球化的洪流中几乎面临被同化、被取代的危险。这种危机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民族情绪的高潮,促成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从而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勃兴。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讲，不能说民族主义是全球化的产物，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和领土主权、国家独立、民族利益以及共同的历史、文化风俗等要素联系在一起的。但今天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的确是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而兴起的一种思潮。全球化使以前各个互相隔绝的民族互相接触、交流和碰撞，并从中认识到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相似性及差异性，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民族意识。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全球化促成了当代民族主义的勃兴，且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一个自我认知、自我意识的中介。另外，全球化理念中包含有关注全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即“整个世界的总问题”或“人类的陷阱”，如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毒品扩散、恐怖主义等，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符合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利益，因而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认可、推崇和尊重。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构成当今世界相互矛盾的两大景观。二者在相互对立的同时又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不能简单地将全球化理解为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绝对一体化或同质化，人为阻断“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也不能简单地将民族主义视为狭隘主义的产物，从而缺乏反思和批判民族主义矛盾和冲突背后的症结。或许正是全球化才使得民族主义的固有价值倍增，而正是民族主义才造就了全球化的生机和活力。

三、两大思潮下的国际社会及引发的思考

当今世界是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共存的世界，我们既要看到全球化浪潮的不可阻挡之势及全球化的大国强制推行特征，又要明了民族主义本身的优缺点及其对全球化的巨大贡献，在看到两者分歧的同时更要努力将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引向深入。

全球化引起了各民族和地域间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与碰撞，融合与冲突，并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结果：一方面带来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以及国际合作机制的加强；另一方面导致民族冲突和战争，地区持续动荡，极端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趁机活跃。前者谋求有序、和平、互利及合作，后者迈向无序、战争、对峙和分裂；前者需要国际社会的积极推动，后者需要国际社会携手解决和治理。这两种结果的同时作用，使我们看到的国际社会充满矛盾，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经济全球化已形成浪潮，但并非一帆风顺，只能在曲折中发展；世界多极化已呈不可改变之势，但仍遇到单极化的阻遏和挑战；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天下仍不太平。时代的复杂性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对经济发展落后的民族国家而言，如果说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不同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走向融合的过程，不如说更是一个各民族国家在优胜劣汰的社会环境中改造自己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里必然充满矛盾、冲突、痛苦和抉择。对经济发达国家而言，迄今为止全球化并没有带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元格局，相反，由于贫富分化的加剧，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南北二元格局。全球政治在这一经济结构的影响下不安全因素上升，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因这一结构受到一定阻碍。而发达国家是二元经济结构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应该在推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抑制冲突及缓解贫困方面处于主动地位。

从一定角度讲，民族主义反映了世界的多样性，与全球化向共存共荣方向发展是不矛盾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产生良性互动。这里实际上又涉及民族主义的性质问题，即民族主义是否有积极意义的一面。如何看待民族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价值或道德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好与坏的问题。许多的研究者认为，虽然民族主义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民族主义还是一种无法被取代的宝贵精神资源，是民族精神的支柱和民族意识的摇篮。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值得珍视的，应当得到积极地肯定。为此，有专家指出，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脱离特定文化传统的纯粹经济模式。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交往，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经济生活的文化背景为代价。相反，特定的文化传统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有可能矫正引进的经济模式的缺陷。但重要的是，人们必须学会在经济交往中保持足够的文化自觉。“民族意识既是天使又是恶魔，关键看它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出现和怎样发挥作用”⑧，民族主义在不同条件下将产生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效能。我们应当促进民族主义良性功能的发挥，抑制其消极作用，并借助民族主义的积极因素，努力消除或弱化国际社会存在的不平等关系。创造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是抑制极端民族主义、增强国际安全因素的重要途径。

在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的情况下努力使之在更加理性和文明的状态下运行,倡导不同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共赢共存，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打破地域界限和民族壁垒，促进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和沟通，谋求世界经济的普遍繁荣与世界政治的持久和平。这样，我们才能把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集中化与分散化、求同性与存异性、全球化与本土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全球化不应该是谋求某种经济政治发展模式上的统一，而是争取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共存，所以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努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⑧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第五篇：当代世界文化与思潮

第一讲 从尼采开始 ——幻灭后的质疑与拯救

一、理想的破灭，诞生了当代世界及其文化与思潮： 先从我们自己说起„ „ 再从我们国家说起„ „

最后说到世界：启蒙主义的乐观——雪莱、贝多芬

结论：当代精神之诞生与古典精神之诞生的根本不同是——当代精神是在理想破灭这个大前提下诞生的；古典精神是在确立理想这个大前提下诞生的。

当代伟大的思想家们：尼采、海德格尔、萨特、柏格森、弗洛伊德、马尔库塞、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福柯、毛泽东„ „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洞察——我们的处境和困境。

当代世界文化与思潮要回答的问题是：理想破灭人生向何处去？

二、上帝死了：尼采——一个全新的哲学家（上）

有一个疯子大清早手持提灯，跑到菜市场，不断地大喊：“我找到上帝了！我找到上帝了！”由于四周的人均不信上帝，遂引起一阵骚动；怎么搞的！他失魂了吗？其中一个说道。他是不是走错了路了？另一个说。还是他迷失了自己？他害怕我们吗？他在梦游吗？人们议论纷纷，哄然大笑„„ 尼采：《快乐的哲学》 1844年10月5日：尼采诞生 童年：软弱背后的坚定 壮年：死亡面前的意志

幸或不幸：失恋与孤独中诞生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1889年1月3日：尼采疯了

1900年：尼采死了，在新世纪的曙光中 但是，上帝先于他而死

为什么“上帝死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什么“上帝死了”是对西方传统的根本颠覆？

先说一个词：形而上学传统

再来谈“上帝死了”究竟意义何在：它彻底颠覆了2000多年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它同时也就是说理性死了、本质死了、人类的目标和信仰死了，再也没有什么超越与具体现象、生活、个体之上的本质、信仰、共相了。

上帝死了——我们怎么办？

当我们把地球移离太阳照耀的距离之外时又该怎么办？他现在移往何方？我们又将移往何方？要远离整个太阳系吗？我不是在朝前后左右各个方向赶吗？当我们通过无际的空无时不会迷失吗？难道没有宽阔的空间可以让我们呼吸与休息吗？那儿不会更冷吗？是否黑夜不会永远降临且日益黯淡？我们不必在清晨点亮提灯吗？„„ 尼采：《快乐的哲学》 ——勇敢地面对现实，不要企图在现实面前建造任何“防火墙”

——破除一切精神奴役：“神是一种假想，但我希望你们的假想别超过你们创造意志的范围。” ——准备迎接失落、空虚、虚无

三、从“世纪末”思潮到波西米亚、摇滚：

“上帝死了”是19世纪末“世纪末思潮”的重要标志。“世纪末思潮”包括了颓废主义、虚无主义、唯美主义——悬置了“明天”的放纵：轻松、发泄、叛逆、恐惧、空虚、创造„ „ “唯美主义”发展中的著名诉讼案件：1877年惠斯勒案件，灰和绿的和谐；1895年王尔德事件 ——如今是这样的年代，读得太多而没时间欣赏，写得太多而没时间思想。——男人啊越变越老，绝不会越变越好。——什么东西我都能抵抗，除了诱惑。

——女人对许多事情生来就很精明。除了显而易见的东西，什么也瞒不了她们。——昨晚她胭脂搽得太多而衣服又穿得太少，这在女人向来是绝望的表示。

——坏女人给我麻烦。好女人使我厌烦。——（英）王尔德，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

1、王尔德：一个集天使与魔鬼于一身的矛盾人物，既世故又纯洁；既虚伪又真实。玩世不恭的才情造就被法院判罪的《道林·格雷的画像》

——这里面记录的不过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私下的感想和印象，所以呢，是准备出版的。——生活模仿艺术，胜过艺术模仿生活。

——我们竭力压抑的每一种欲望都在我们的心中作怪毒化我们。而肉体一旦犯下罪恶，也就摆脱了作恶的念头，因为行动是一种净罪的方式。事后留下的只是甜蜜的回忆和悔恨的快感。摆脱诱惑的惟一方式是向它屈服。

——男人结婚是因为疲倦，女人结婚是出于好奇。结果双方都大失所望。

——一生中只恋爱一次的人才真正是浅薄的。他们称作忠诚、坚贞的品质，我认为是习惯的昏睡病或缺乏想象力。情感生活中的忠实就同理性生活中的一贯性一样，无非是承认失败。无比优美的心灵孕育出无比优美的童话：《快乐王子》、《自私的巨人》

2、唯美主义与印象派艺术 美在无功利——有用的都是丑的

美在细节——挑战注重整体统一性的本质主义

唯美之美，不是普遍公认的美，而只是自己心中此时此刻在此部作品上要达到的使自己愉悦的效果，它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所以艺术家眼中的唯美在一般人看来可能并不美。

自由引导人民——德拉克罗瓦；塞尚：帘子、罐子、坛子；凡高：《加歇医生的肖像》；（奥地利）克利姆特：《阿德勒·布洛赫-鲍尔夫人的肖像》

世纪末、唯美主义思潮孕育出的印象派绘画摆脱了对神话、历史、宗教题材的依赖，而走入自然、走入日常生活，将清新生动的观感放在了首位。它分为前后两期，开启了后来的立体派、现代派艺术。毕加索：《朵拉肖像》，波洛克：《1948年第5号作品》 印象派音乐的代表：德彪西与拉威尔 ——创立标题音乐，扩大音乐题材 ——音乐与日常生活、现代生活相结合

3、颓废主义、虚无主义到波西米亚、嬉皮士法国诗人魏尔伦1886年创办《颓废者》杂志反对将文艺与现实相联系，提出“为艺术而艺术”。

颓废在西方并非贬义词——波西米亚：Bohemian，一般译为波西米亚，原意指豪放的吉卜赛人和颓废派的文化人，波西米亚是一个地名，后来成为一种象征，它既是指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那个放荡不羁、以歌舞以生的民族，也指那群视世俗准则如粪土的艺术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纪末思潮所包含的颓废唯美与虚无精神又多次形成影响广泛的文化运动。

“一战”之后——迷惘的一代：得名于海明威《太阳照样升起》封面题词：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汉佛莱·鲍嘉扮演的孤 独、低沉、相信自己、愤世嫉俗的银幕形象，代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迷惘的一代。嬉皮士（英语Hippie的音意译）本来被用来描写西方国家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反抗习俗 和当时政治的年轻人。“嬉皮士”这个名称是通过《旧金山纪事》的记者赫柏·凯恩普及的。公社与流浪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

反对——国家权力的专制；垄断公司的贪婪；传统道德的狭隘；正义战争的残酷

四、超人，幻灭后的拯救：尼采——一个全新的哲学家（下）

上帝死了，人必须自己双脚站在坚实的大地上，成为超人——这就是尼采思想的第二个核心点。我给你们讲授超人，人是一种应该被超越的东西。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以便超越呢？

迄今，一切生物都创造了某些超越自身的东西。难道你们愿做这涨潮中的落潮，宁愿退化为动物而不为超人吗？

对人而言，猿猴是什么？一种可笑的动物，或一种痛苦的羞耻，对于超人而言，人也是可笑之物，或痛苦的羞耻。

灵魂曾经轻蔑地注视肉体：当时这轻蔑是高尚无比的——它希望肉体孱弱、丑陋、衰迈，企图以此逃脱肉体和尘世。

啊，这灵魂本身才是孱弱、丑陋和衰迈呢，这灵魂的极乐便是残酷啊！

但是，弟兄们，请告诉我：你们的肉体是怎样在说你们的灵魂呢？你们的灵魂难道不是贫乏、龌龊、一种可怜巴巴的惬意感？

真的，人是一条肮脏的河流。为了接纳这条脏河，人们必须是海，且本身并不变脏。

在这一时刻，你们说：“我的理智算得了什么！理智对知识的渴望如同狮子渴求食物一样吗？它是贫乏、龌龊、一种可怜巴巴的惬意感！”

闪电,用火舌舔食你们的闪电在何方?给你们注射疫苗的疯狂在何方? 看呀,我给你们讲授超人:超人就是这闪电，就是这疯狂！

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是一座桥梁，而非目的。人之所以可爱，是因为他是一种过渡，一种毁灭！

间或存在一点点毒素，这制造了安逸的梦；但毒素过多又造成了安逸的死。人人需求同一，人人都是一个样，谁若感觉不同，谁自动进疯人院。人们内心必须混乱，方能诞生一颗舞蹈着的明星。

当你们把我全盘否定之后，我才会重来你们处，我将用另一双眼睛寻找我失去的人们，我将用另一种爱来爱你们。

尼采的超人说，便似乎是晴天一个雷，大家都觉得诧异得很，以为是创举；其实从前也是有人感到的，不过有了尼采的雷声和电光，前人的喇叭声和烛光便给盖住了。——茅盾 超人——强力意志——生命意志，为了实现强力意志，尼采特别推崇酒神精神。

存在类似思想的一批哲学家形成了一个被称为“生命哲学”的思想派别。

这些哲学家中包括比尼采更早一些并直接影响了尼采的叔本华，以及柏格森、狄尔泰等人。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及其《创造进化论》： ——生命不是一种实体，生命是一种活力。

——直觉高于理性，情意高于认知，直觉可获得理性之外的体验，又超过一般感性，是一种生命的集中放射，而不是随便的感知。

——只有用生命去理解生命。生命只有通过内心体验和直觉去把握，自己通过自己的体验和直觉去把握自己。

——体验是人意识到自己存在的基本方法，体验也是对他人的存在加以理解的基础。由此，生命之间才得以联络，生命之间才得以沟通，对生命的研究也才成为可能。以尼采为代表，标志了西方哲学开始了由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由认识论哲学到生存论哲学的重大转向，标志了人类精神生活在理想幻灭后，抛弃了老问题，提出了新问题，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文革”以后，尼采再一次吸引了刚刚经历了乌托邦破灭的中国人，对80年代以后的文学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讲 精神分析学说与人类自我认识的新拓展

郭沫若的小说《残春》，“我”（爱牟）与白羊君，还有看护妇S姑娘之间的微妙情愫

——通过一个梦„ „ ——显现出了人性深处的分裂„ „ ——告诉了我们人存在潜意识„ „

一、弗洛伊德：从梦开始，揭去无意识的面纱 弗洛伊德之前的两种解梦方法：相似法与密码法

1、弗洛伊德提出的解梦原则：梦是愿望的达成——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达成，可以算是一种清醒的精神状态的延续。在人的心灵里，存在两个心理步骤，一个是梦中表现出愿望的内容，第二个则扮演检查者的角色，对梦进行“改装”。

2、梦的来源与材料：

梦总是以近几天印象较深的事为内容，选择材料的原则和清醒时不同，专门找一些被忽视的小事，同时受儿时的最初印象影响，往往将那段日子的细节，那些醒时不可能记住的东西搬出来。

“没有单纯坦率的梦”存在，“一个看来单纯而坦率的梦，只要你肯花时间精力去分析它，结果一定是一点也不单纯的。用句较露骨的话来说，梦均表现出兽性的一面。”

3、童年经验在梦中的出现与“改装”：梦的显意与最近的经验有关，而其隐意却与很早的经验有关。两个典型的常见的梦：（1）赤身裸体的梦（2）关于亲友之死的梦：关于俄狄浦斯情结

4、梦的精神内容的形成过程：

（1）凝缩：将多种隐义集中简化以一种象征出现。

（2）、移置作用或译作转换，指将被压抑的观念或情调换成一种不重要的观念，而在梦中却居主要地位。

（3）戏剧化，将抽象的隐义变换成具体的形象。

（4）润饰或叫加工改造。即将无条理的东西，精心制作改造为有条理的梦境，以便蒙混过关。结论：梦的隐含意义源于人们的“潜意识”，而这种潜意识与人们沉思默想中的“思想意识”有很大不同。他关于意识和潜意识的区分对于重新看待人类的精神世界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潜意识与意识的划分强化了人们看待世界、看待自我的非理性态度及倾向，打破了最牢固的“自我”本质的统一性。潜意识和意识之间的关系并非“本质”和“表象”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平行、分裂的关系。

尽管其研究方法具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但是它得出的结论却是反形而上学的、反本质主义信仰主义的。

5、弗洛伊德随后还出版了《精神分析引论》等著作，最终创立了精神分析学派。

偏执的弗洛特先生宣传了”精神分析”之后，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剥去了，撕碎了——鲁迅 精神分析的两大原则：

（1）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意识仅仅是分离的、部分的动作。

（2）性的冲动——广义和狭义的，是神经病和精神病的主要起因，并对人类的文化艺术成就作出了最大贡献。精神分析的涵义：

（1）精神分析的第一重涵义是1890年由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创立和发展的一种治疗神经症方式。（2）精神分析的第二重涵义是一种解释神经症的产生以及精神的发育过程的心理学理论。（3）精神分析第三重涵义：广义地讲，所有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等及其追随者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都可以称之为精神分析。主要内容：（1）梦心理学；（2）过失心理学；（3）变态心理学；（4）人格心理学：“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分别按照快乐原则、现实原则、道德（理想）原则；（5）儿童心理学

6、文明及其缺憾:医生、精神病学家、科学家、心理学家——这就是弗洛伊德。但他远不止于此，他还是一位哲学家，一位社会批判家。

我们的痛苦要由我们的所谓的文明负责，如果我们背弃了它，复返于原始的情境，我们将远较幸福了。——《文明与缺憾》 关于利比多的转移：

但是，它们与满足粗野的原始的本能冲动相比，就显得很微弱了。它不能震撼我们的肉体。这种方法的弱点是不能广泛应用，它只适用于某些人。它的先决条件是具有特殊的性格和能力；从实际角度讲，它是阳春白雪。即使那些确实具有这些条件的少数人，这种方法也不能使他们完全免于痛苦。它不是能抵挡命运之箭的不可刺透的盾牌„ 关于文明与爱欲的关系：

所以说人类的群居生活有两重根基：一是参加劳动的强制性，这是出于外部必然性；二是爱的力量，这一力量使男人不愿意自己的性对象——女人被夺去，也使女人不愿意被夺去自己的亲骨肉——孩子。

但是在爱的发展过程中，爱对文明的关系失去了它的明确性。一方面爱反对文明的利益；另一方面，文明以众多的限制威胁着爱。

此外，妇女很快就站在文明的对立面——正是这些妇女最初通过对爱的要求奠定了文明的基础。妇女所代表的是家庭利益和性生活的利益。创造文明的工作日益成为男人的事，使他们面临更为艰巨的任务，不得不实行本能的升华，而这在妇女是几乎不可能的。

由于一个男人没有无限的心理能量可供使用，所以他必须恰当地分配自己的利比多以完成自己的使命。为了达到文化的目的，他在很大程度上要与女人和性生活保持距离。

他与男性的频繁交往，以及他对他与他们的关系的依赖，更加使他不胜任做丈夫和父亲的义务。因此妇女发现，正是由于文明的要求，她们才被置于次要的地位，所以她们就产生了对文明的敌对情绪。

最初的图腾阶段就有反对性对象选择中乱伦行为的禁律，也许这是一切时代中人类的性生活所经历的最激烈的打击。禁忌、法律和风俗习惯强加了更多的约束。

文明是服从效益需要（ecoAnomicnecesity）的法则的，因为文明用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大量心理能量必须从性欲中节省下来。在这一方面，文明对于性欲的做法就像一个民族或是一个阶层的人所做所为一样，使另一方遭受到剥削。由于害怕被压迫的因素起来反抗，压迫一方就制定了更为严格的预防措施。

从心理的角度来看，一个文化集体完全有理由从一开始就禁止各种形式的儿童性生活。因为如果在儿童时代没有为约束性欲打好基础的话，在成年人中就没有希望来约束性欲了。对于性发展已成熟的个人来说，对象的选择只局限于异性，并且大多数超出生殖器以外的满足被认为是性反常行为而加以禁止。这种禁律所表明的要求是一切人只能有同一种性生活，而毫不考虑在人类的性素质方面所存在的先天或后天的差异；这一要求使相当一部分人失去了性的享受，所以它成为严重的不公正的根源。

但是，对异性的生殖器的爱恋虽然已经不再被宣布为非法，它本身却由于合法婚姻和一夫一妻制的主张而受到了进一步的约束。如今的文明表明它只承认一男一女在一个唯一的、不能撤销的契约基础上的性关系；它赞成性行为成为快感本身的来源，只准备容忍性行为，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能代替性行为来作为人类繁殖的手段。

二、荣格：集体无意识——对弗洛伊德的超越 性格决定命运。

思想的动摇并非正确与错误之间左右不定，而是一种理智与非理智之间徘徊。

当爱支配一切时，权力就不存在了；当权力主宰一切时，爱就消失了。两者互为对方的影子。适用于一切的生活处方并不存在。

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没经过激情炼狱的人从来就没克服过激情。I+We=Fully I，（我+我们=完整的我）。

外向直觉型个性适合于当今许多革新领导人物。

1、荣格与弗洛伊德的会面和分裂：

重建心理世界和外部世界的联系，重建精神世界的统一性。

从童年时代开始，荣格就是，并且以后一直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他不可能沾沾自喜于成为某人的门徒、长子或‘王储’，他要追循他自己的思想线索。

2、荣格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是人格——也就是人的精神世界，其结构包括：意识的自我、个体潜意识、集体无意识的人格面具、阴影、阿妮玛、阿妮姆斯等组成，此外还有个核心，自性。他认为构成精神世界的大多数内容都是潜意识的，有些内容是个体经验的产物，是个人的，有些内容是全人类所普遍具有的，而成为“集体无意识”。

3、集体潜意识是荣格最伟大的发现。

“集体无（潜）意识”，即人类世代遗传下来的“民族心理积淀”，潜藏在人类心灵的深处，以各种原型、象征的形式在人类生活中表现出来，是人类据以做出特定反应的先天遗传倾向。集体潜意识的主要内容是本能和原型。

本能是受潜意识决定的生理内趋力，而原型是心理内趋力。

几种基本原型：（1）自性（2）人格面具（3）阿妮玛（4）阿妮姆斯（5）暗影

4、关于心理类型的理论：心理倾向（外向与内向）与心理功能（思维、情感、感觉和直觉）的组合形成八种不同的心理类型。

外倾思维型。客观、冷静，善于思考但固执己见。内倾思维型。极端聪明却又不顾实际，不体谅别人。

外倾情感型。理智屈从于情感，强烈地依恋他人但情感并不执著。内倾情感型。文静多思，敏感忧郁，恬淡宁静。

外倾感觉型。追求欢乐、善于社交、浅尝辄止，具有恋态和强迫行为。内倾感觉型。爱好艺术，沉浸在自我主观感觉中，沉静、随和，不够深沉。外倾直觉型。异想天开，喜怒无常，情感转移快。

内倾直觉型。能产生一些新奇观念，自视甚高，自以为是不被理解的天才。

5、荣格与弗洛伊德的不同之处：

首先对里比多概念的解释，弗洛伊德认为里比多是性能量，早年里比多冲动受到伤害会引起终生的后果。荣格认为里比多是一种广泛的生命能量，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第二点分歧在于荣格反对弗洛伊德关于人格为童年早期经验所决定的看法。荣格认为，人格在后半生能由未来的希望引导而塑造和改变。

其三，以上分歧的发展导致两人对人性本身看法上的原则分歧。荣格反对弗洛伊德的自然主义立场，认为人的精神有崇高的抱负，不限于弗洛伊德在人的本性中所发现的那些黑暗性。在荣格最重要的著作《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中，荣格认为他和弗洛伊德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弗洛伊德的许多观点是通过病理分析出来的，过分强调缺陷，不是健全人的心理学。

三、精神分析学说的文化影响

1、精神分析学说何以产生影响？

——将人类对自身精神世界的复杂程度认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

——弗洛伊德对人的潜意识中的种种隐秘欲望的揭示极大颠覆了传统道德观念和信仰。——荣格关于集体无意识、人格等的研究将向内的心理学研究重新转向外部世界，进一步拓展了精神分析的应用领域。

“自从精神分析完全转向民间神话、传说和文学以后，艺术和精神分析之间便产生了紧密而富有成果的接触。” ——黑塞 2.产生影响

首先是意识流小说，是直接受精神分析的影响而形成的重要文学流派。

一刻什么缺德钟点哟我琢磨中国那边人们现在正起床梳辫子准备开始一天的生活了吧我们这里修女们快敲晨祷钟了她们睡觉倒没有人进去打扰除非偶尔有一两个教士去做夜课要小鸡叫时候隔壁的闹钟当啷啷啷的简直要把它自己的脑袋都震破了我们试一试看是不是还能睡一会儿一二三四五他们发明的这些像星星的东西算是什么花哟隆巴德街的壁纸好看多了他给我的围裙也是那种花样只是我不过我只用了两„ „ 其二是以性的冲突为主题的小说。其三是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其四是促进了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的文化思潮的发展，使我们重新衡量人与文明的关系，重新评价现代文明对于人类的意义，正视各种社会压抑的存在从而有可能努力消除之，使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人的身心自由和谐发展的可贵和重要。

第三讲 革命与造反：新马克思主义、毛主义与新左派

引子：马克思—被异化的劳动使人成为动物年轻的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与经济学手稿》写道： 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变成越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今天那些陶醉于中国所谓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人真应该看看这句话！

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像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这是对社会两极分化的最精辟揭露。

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因此，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这是对雇佣劳动的最无情的批判。

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这就是对劳动异化的最精辟的阐述，所谓异化，就是使人由对象的主人变成奴隶，由自由的创造者变成机械的苟活者的这样一种情形。人同自我的本质相异化同时还导致了人同人相异化，形成了压迫与仇恨。

一、莫斯科日记：苏联——一个理想的幻灭

苏联的建立是人类社会20世纪政治经济文化的最富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它给全世界的人们带来希望和纯洁的理想。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主义、理性的理想破灭后，人类似乎最终发现了真理。红色的三十年代„ „

苏联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是向剥削者的旧世界的挑战，对被剥削的各国人民来说，苏联是他们的典 ——罗曼•罗兰（访苏之前）范和希望„„我自己毫不犹豫地站在苏联一边，它是代表新的劳动世界的唯一堡垒。目前这些政策包含着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打算都不可能没有错误（犯错是人所固有的）。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积极的东西远远超出所有消极的东西。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罗曼·罗兰（访苏后矛盾中）身为国家和民族卫士的伟大的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人，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身变成一种特殊阶级，并且比什么都严重的是，变成特权阶级„„这绝对是失控的专制制度，人类正义最神圣的法则，最基本的自由已无任何保障。我的内心在发出痛苦的呼号，我要反抗。我在抑制自己要说、要写的欲望......——罗曼•罗兰（访苏之后）无产阶级专政并非无产者的共同专政，也不是苏维埃的专政，而是独夫的专政。斯大林什么时候都是对的，不可能不对。——纪德：《访苏归来》

二、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影响

1923年，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了一个研究社会问题的研究所——法兰克福研究所。其宗旨是“独立于政党——政治的考虑之外”研究社会问题。它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在苏联的实践。但是和正统的共产党人不同，他并不受共产党的组织纪律的约束，而是站在独立的立场上评价和研讨共产党的思想、政策和实践。

1、法兰克福学派和正统共产党人的区别：

首先是对待阶级专政的态度问题上：民主集中制与专政造成了新的独裁。

“列宁所开的药方（取消民主）本身比用它去治疗的病症更需要治疗。” ——阿多尔诺 其二，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最富有活力和现实指导意义的思想不是关于无产阶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的理论，而是关于异化的思想；并进而提出了“总体化”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人的全面解放，是深层的“文化解放”。

2、法兰克福学派的关注重点是西欧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在“总体性”思想的指导下，发挥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并结合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精神分析的思想，——探索更深层次的人类心灵的异化问题，提出了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盛行着一种舒适、平稳、合理、民主的不自由现象，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 真实的需求与虚假的需求

︾ 社会控制 ︾ 单向度的人

（“单向度的人”就是由现代社会的新型社会控制所造就的失去了批判能力、造反能力、超越能力的人，他们的生活永远只有肯定的向度，只有对现行社会的认同的向度，而缺乏否定的向度）如何理解现代社会的不自由？

现代社会的自由就是向左还是向右的自由，买这个牌子还是买那个牌子的自由，其实都 是一回事，是虚假的自由。马尔库塞认为传统的自由概念已经不能使我们在现有的社会 存在中获得一个人应有的生活，当代社会需要新的自由概念。新的自由便是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存在方式的否定：

摆脱经济力量和关系的控制、摆脱日常的生存斗争、摆脱谋生状态、摆脱被大众文化和舆论宣传所同化的思想、摆脱人们个人无法控制的政治。

《爱欲与文明》：人的真正本质是“生”本能，“生本能”就是爱欲。解放爱欲的核心： ——解放劳动，使劳动成为自由，使人整个身体的爱欲器官享受到真正的自由消遣，体现出人追求快乐的本质。

——进行“本能革命”、“意识革命”，改变人的心理结构，摆脱社会控制。

3、本能革命与意识革命：

这是改变人的心理结构，摆脱社会控制，而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政治经济革命。这种革命包括意识、语言、价值、本能、欲望和需要的各个方面，打破虚假的需求，打破被强加的追求，打破自卑与负罪等等，这种革命首先要人们自我改造，成为具有新意识的新人。

新的革命主体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处于社会金字塔的极端：“不幸者”与“幸运儿”。“不幸者”——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受排挤的“少数民族”，特别是黑人，以及“嬉皮” 和“垮掉的一代”。

“幸运儿”——技师、工程师、专家等中上等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还有青年知识分子大学生。

青年知识分子的反抗运动是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能把“不幸者”和“幸运儿”的革命特性和优秀品质集于一身：既具有高度的科学文化知识，因而“能看破科学技术的面纱”；另一方面能像少数民族和“嬉皮”那样，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人性遭受摧残的处境，无私无畏地与这一制度作斗争。

4、总结：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三大批判：其一，对现代社会“消费主义”的批判。其二，对“科技主义”的批判。其三，对“极权主义”的批判。

三、毛主义——造反有理，来自第三世界的希望

毛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区别——毛主义的核心是“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打破等级制度的尝试：鞍钢宪法：

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这个报告，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 ——毛泽东（1960年）关于文化大革命——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1967）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何谓资产阶级？非看其名，而看其实。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泽东（1975）毛主义的灵魂：反潮流反权威的造反精神。而且这种造反精神不是像水浒里的英雄一样去反某个具体的贪官，而是反对整个的现存的制度——不仅是政权，更包括支撑政权的整个的社会存在——生活方式的、政治的、军事的、思想的、文化的等等，而其实现方式不是精英自上而下的引导和控制，而是群众自下而上的自我发动和教育。3M—革命的象征 革命的圣徒——格瓦拉

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 ——1968年巴黎学生印在胸前的格瓦拉的一句名言 我想，革命是不朽的——1967年10月8日，格瓦拉被政府军击伤并被捕。审讯者问：“你现在在想什么?”切如是说。

哪里有贫困，哪里就有我！——切为了追求心中理想，放弃拥有的一切，和卡斯特罗诀别后出走。请听听人民的声音吧！——切一生反对官僚主义，热爱人民。

我怎能在别人的苦难面前转过脸去。——切是一个真正为了理想而活着的人。

只要世界上任何地方有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使人产生最强烈的愤怒。——切是真正的世界公民。再见了，我的唯一不要在饿狼面前颤抖也不要在思念的草原上冷的发抖我把你放在心里我们将在一起，直到旅途的尽头——这是切给妻子的诀别诗...四、从“五月风暴”到朋克艺术

1、五月风暴

五月风暴不是一场夺取政权的革命，而是一场文化批判的革命——其根源是青年一代对社会控制的不满。

从寝室造反运动开始—— 1968年情人节的斗争—— 狂人派与学生苏维埃——

拒绝任何政党的“领导”，拒绝整个社会权力结构——

西方世界以“五月风暴”为象征的左翼文化思想运动在流行文化上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朋克文化”的兴起。其核心是“自己动手”和“独立”观念。“朋克”在字典里的愿意上小流氓、不良少年、废物、胡言乱语。它最早体现在音乐上，是对摇滚乐的革命。

2、PUNK 1975年Virgin 唱片公司所签下的label – “SEX PISTOLS”(性枪手)是PUNK的起点。他们完全的发泄心里一腔的愤恨, 无论对途、社会都是一种控诉。这就是PUNK的诞生。

PUNK的出现, 不只在于音乐世界, 还影响了时装、平面图像、视像及室内装潢。比方说朋克服装的特点是鲜艳、破烂、简洁、金属、街头。

3、达达主义与波普艺术

达达主义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艺术运动，它试图通过废除传统的文化和美学形式发现真正的现实。达达主义由一群年轻的艺术家和反战人士领导，他们通过反美学的作品和抗议活动表达了他们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绝望。

20世纪50年代初萌发于英国，50年代中期鼎盛于美国。美国波普艺术的出现略晚于英国，在艺术追求上继承了达达主义精神，作品中大量运用废弃物、商品招贴电影广告、各种报刊图片作拼帖组合，故又有新达达主义的称号。

玛丽莲·梦露的头像，是沃霍尔作品中一个最令人关注母题。在1967年所作的《玛丽莲·梦露》一画中，画家以那位不幸的好莱坞性感影星的头像，作为画面的基本元素，一排排地重复排立。那色彩简单、整齐单调的一个个梦露头像，反映出现代商业化社会中人们无可奈何的空虚与迷惘。

第四讲 回归传统：二十世纪的保守主义思潮及文化表现

引子：激进后的回归

我认为，看待人类的处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以一系列问题开始：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它在什么地方吸引我们？我们如何越已知的事物？生活所能达到的极限何在？以这些特征和其它问题为特征的态度我们可称为前瞻的、实验性的、想象的、无畏的态度；它通常是缺乏形式的，因为它并不停留于某地，它总是寻求着表达新幻想的新形式。

还有一种基本态度以另一系列问题开始：过去给我们什么启示？我们与已逝的前辈们共有些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概括过去、现在和未来？什么是永恒的自然真实的面貌？在这里，我们有一种更理智、更综合、更稳定的思考方式，它倾向于系统化，倾向于接受那些已被证实是有价值的东西，倾向于利用那些代代相传的形式。——塞克里坦

一、保守不是退步——什么是“保守主义”

柏克：《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保守“自由的秩序”，“我所指的自由，是与秩序联系起来的自由，自由不仅与秩序和美德并存，而且没有后两者就没有自由。”

在政治上，保守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和“自由主义”是同义语，它坚持自启蒙以来的反国家主义、反极权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传统。

文化上，保守主义就是关心社会整体的道德生活与道德面貌，不愿承认人的非理性、意识潜意识层面，反对将人看作是现代社会压力下的精神心理分裂者，主张构筑人的“统一性”。“每个人都有荣耀之神的形象，没有谁生来应该是主人，而另外一些人应该是奴仆„„美国不会装模作样地默认被关押的异议者自我选择了枷锁,也不会默认妇女成为可耻的代名词,看着她们变成奴仆,同样不会默认任何人类的一员仰人鼻息地生活”、“美国和你们的关系取决于你们对本国人民的态度” ——布什：2005年连任就职演讲 在宗教上，保守主义就是宗教保守主义，体现为对比较激烈地维护自己信仰的纯洁性，维护符合宗教正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同时努力影响政府将特定的宗教价值转化为实际政策。总之，一般来说，西方文化中的保守主义虽然反对剧烈的社会变迁，却并不排斥自由民主，也不是一味地维持现状，它并非一个严密的文化思潮流派，而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包含了许多实际上彼此间存在重大差异和矛盾的思想流派，不过它还是有一些基本信条和原则： 其一，相信存在着客观的超越性的道德秩序。

其二，认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反对任何的颠覆、断裂。其三，强调传统的重要性，强调经验和模仿。

其四，审慎的原则，强调人的认识的局限性，反对一时的宣泄而强调长远后果，其五，多样性的原则。认为多样性是自由基础，强调社会对国家的自主性、强调权力在社会中的分散，反对权力集中。

其六，不完善的原则。人性与社会秩序总有不完善的地方，我们只能期待一个可以容忍的有秩序而自由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难免会存在某些弊端，保守主义在激烈变革的当代社会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实际地主宰我们的信念或行为，主要是由于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是激进的批判性过强、建设性不够，不足以真正颠覆传统，因此难以让人看到具体的实效。其二是人的本性中本来就同时存在着释放与破坏的冲动、稳定与保存的愿望这样两种相反的心理趋向。

其三是保守主义作为一种人类既往生活积淀的体现，渗透到生活、文化的方方面面，在许多地方无形地存在。而激进作为新的创造，所涉的人类生活领域相对有限。其四是在许多国家，激进最后导致的动荡、不稳定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

那么激进的意义何在？

二、哈耶克与新自由主义

一位偶像级的大师一位超越经济领域的经济学家——代表作《通向奴役之路》

1、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自由对自由的不同理解： 欧洲大陆与英国的自由主义：

欧洲的自由主义更注重个人通过参与民主政治实现其自由，而不是通过不受政府约束实现其自由。英国的自由主义比较注重消极的自由，欧洲大陆则比较注重积极的自由。

2、新自由主义与传统自由主义的两点区别：（1）针对的问题不同（2）自由相对于平等的优先

3、新自由主义：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继续强调以自由放任为原则，强调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自发作用，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并且将自由与平等对立起来，将自由置于平等之上，以自由为最高原则。代表人物即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

4、哈耶克的学说

（1）哈耶克自由理论的出发点是进行市场竞争的个人。对他来说，侵犯个人在市场制度中的买卖权利必然会逐步侵蚀自由。因此无论保护个人免遭市场力量的损害，还是对竞争施加违反市场规律的限制，其结局都是灾难性的。（如何看待我国农村土地问题？如何解决土地问题上的腐败问题？）

（2）社会平等的无意义：“社会正义原则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市场对货物和劳务的分配无所谓公平不公平，因为其结果并非有意造成的，而是取决于大量机遇„„”

（3）政府干预的有害性：“政府的道义行为究竟应该怎样去评判与选择呢？显然利用一种平衡的力量使这种行为不至于造成另一种不道德的结果，无疑是有效的方式。”

（4）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私人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制度是迄今为止所能选择的最好制度，这种制度存在的基础在于完全的个人自由的存在。

（5）理性人的假设（人是理性的，不是指他会按照大多数人所设定的最大利益方式行动——而是指他会向自我设定的最大利益方向努力）与对集体主义的批判。（6）对新自由主义的评价问题：非道德主义的社会哲学。

三、新自由主义的文化表现

（1）个人奋斗与“创业”文化的流行（2）非政府组织（NGO）的发展。

总体来说，在中国，新自由主义一方面破除传统的封建文化、官场文化、鼓励创新，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在事实上宽容不择手段，造成官商勾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