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法制意识培养与党校法学教育

第一篇：领导干部法制意识培养与党校法学教育

领导干部法制意识培养与党校法学教育

党校课研组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重申：‚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看我们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在新的时期较强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已成为干部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接受培训轮训主渠道的党校，在领导人才的培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给党校教育，尤其是党校法学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

一、新形势下领导干部法制意识的培养对党校法学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业，要求党校必须把培养党政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党提出在21世纪中叶建成法治国家的政治目标，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党在新世纪执政的基本方略。为适应治国方略对执政党提出的转变执政方式、加强法律意识和提高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要求，对党政领导干部进行法律教育培训，使其牢固树立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意识，提高他们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尤其重要。江泽民同志指出：‚领导干部学习和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努力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的本领，这是新时期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保证深化改革开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要求。‛提高党政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实施治国方略过程中，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

系的关键所在。

（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熟悉国际国内经济法律规则并运用全球化的思维方式。领导干部法律意识的提高，不仅表现在依法办事、以法律己方面还应当熟悉与其管理工作相关的经济法律知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影响到我们的经济活动，而且必将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WTO 的一整套规则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其最终目标是要求各国政府完全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运作，促进贸易的自由化。在 WTO协定所包含的规则体系中，涉及到大量的有关政府的管理行为，规定了由其实施的诸多权利和义务。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了解国内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而且对包括WTO协定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法律规则和国际惯例有所了解；用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并改变那些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模式，提高领导和管理才能。

（三）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法律知识的更新和素质结构的调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识经济是建立在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它更加突出知识和信息作为战略性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21世纪的党政领导干部，不仅要具有过硬的政治素质、较高的党性修养，而且要具备丰富的知识，要懂法律、懂外语、懂网络，尤其要懂法律。因为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创新促使更多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出现。如果作为领导干部不懂知识产权法，不懂反不正当竞争法，不懂如何保护发明创造、驰名商标，不知道网络版权等法律问题，在知识经济的发展中就不能处于主动地位。新时期领导干部要奉行法律的政治职能与社会职能的统一，要把人类文明、社会进步和法律精神融为一体。这些对领导干部人才素质，也对党校教育

尤其法学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新世纪新形势下党校法学教育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确立以来，党校法学教育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加强了法学师资力量，增加了法学相关专题的设置等。但同新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对我们党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提出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因此，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和改进。

（一）应提高对党校法学教育与提高领导干部法制意识关系重要性的认识。首先，各级党委应提高认识。党校是党委直接领导下的一个重要工作部门。我们党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倡导者和具体实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因此，各级党委提高对党校法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无疑从源头上给党校法学教育奠定了思想基础。其次，各级党校应提高认识，加大对党政领导干部法学教育的培训力度。‚十一五‛期间，党校系统的教学改革与时俱进，逐步形成了以具有时代精神和党校特色的 ‚三基本五当代‛必修课程为主的教学体系。在学科建设方面，大力发展以‘五当代’为主的新兴学科；加强教学急需的知识学科如政治学、法学、管理学、金融学、战略学等。但是，面对‚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新课题，仅设置一个必修专题远远不能满足学员对法律知识学习的要求。因此，各级党校应审时度势，加大法学专题课程及原理课程的设置，力争使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学习之后，不仅懂法律知识，而且在法律意识、自律方面也有提高。再次，党校法学教育工作者要有历史使命感。党校法学教育工作者的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直接影响到学员的学习效果。因此，面对建设法治国家的伟业和中化民族复兴的重任，党校法学教育工作者应具有紧迫的历史使命感。应学习邓小平理论（包括法治思想）、谙熟专业知识、了解本专业的发展动态。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提高职业道德，做建设法治国家伟业的坚定信仰者和勇敢实践者。

（二）党校法学课程内容的设置应与经济发展同步。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短期的培训不可能使学员系统地学习每一门法律科学，而只能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发展的要求因时制宜地向学员讲授他们所需的法律和法学知识。因此，在加大法学课程设置的同时，在教学内容上应增加经济法律知识，包括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知识以及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法律，如 WTO协议等；应增加有关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法律知识，如网络和电子商务法、著作权法、维护公平交易和保护商业秘密等方面的法律，使各级领导干部面对网络时代和信息革命的挑战而应付自如；还应增加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法律知识，特别是环境法学、资源法学、人口法学等方面的知识，使学员了解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保护，并制定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相一致的适合本单位、本部门情况的发展战略。

（三）理论联系实际，加大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理论联系实际，是党校教育的根本方针，也是提高党校教学质量的关键。党校的法学教学，应突出特色和优势，研究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及难点、热点问题，尤其是加大对我国、我省及各地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带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问题（如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法律保障、加入WTO与依法行政、腐败行为的法律规制等）的研究力度，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与对策，为教学服务，为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要加强法学教学的研究性，使教学过程成为教师与学员一起研究理论及现实问题的过程，要注重对问题的实际调查，从实践中获得第一手资料；要在各级党校法学教学内容上区别层次性和类别性。

（四）进一步加强党校法学教材建设。当前，法学学科的教学在党校系统相对薄弱，还没有形成教材体系。这样容易使学员在学习法学知识中，不能融会贯通、系统地去理解法律科学。因此，要加强党校法学教材的建设，针对目前法学教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抓紧编写一套具有严格科学性和时代精神的、多层次的、高水平的规范化、系列化法学教材，以适应新世纪党校法学教育的需要。新形势的发展，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党校法学教育来说，既是发展的大好机遇，又是挑战。作为党校教育工作者，只有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输送一批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为建设法治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篇：强化法制意识培养良好习惯

强化法制意识培养良好习惯

——2011年秋季入学教育总结

2011年9月，我们对新入学的七年级学生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入学教育。除了以《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学生守则》等中学生在校基本行为准则为教育内容外，今年的一大特色在于加入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违纪学生处分规定》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法规教育。通过对新生进行法制讲座，训练新生遵守行为规范，使得新生树立法制意识，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由小学跨进中学大门，是新生接受教育，学习和成长道路中的一个重要的起点，一个质的飞跃。这些学生对中学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感到陌生和新鲜，尤其是他们的生理和心理都处于骤变而急剧发展的阶段。所以，在主观上重视，在客观上改善对新生的入学教育，就显得非常重要和必要。这一工作做好了，以后的教育便少、快、好、省，否则，可能出现多、慢、劣、费有艰难、窘迫的局面。我们以上述原则为指导，从法制意识、心理准备、环境适应等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入学教育活动。

一、法制意识教育

对学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学校整个教育工作的中心，是德育为首的具体表现形式。七年级是中学的起始年级，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初生牛犊不怕虎”，因此，我们特别注重对新生的思想政

治教育。法律法规乃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规章，条文，经验告诉我们，德育教育必须在法制社会的背景下，强化国家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在学生中的熟悉度、影响力，使得学生知法、懂法、守法，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维护法律的权威。在入学教育期间，集中时间组织新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违纪学生处分规定》，并列举大量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进行教育、引导；同时对新生开展安全教育和自护自救教育；组织各班张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违纪学生处分规定》的全部内容；组织新生讨论，撰写学习后的感想，利用班会安排学生作典型发言；开展法制知识竞赛，强化守法意识的影响。通过上述举措，新生的法制意识得到了很大的强化，为今后养成教育的逐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心理准备教育

心理准备教育是指教育新生作好中学阶段接受老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方式、方法的心理适应准备。在入学教育中，我们向学生比较中、小学阶段教学原则、方法的异同，着重使学生认清六种心理准备：小学以直观、形象教育为主，中学则有所不同，作好培养逻辑、抽象思维能力的心理准备；小学课业负担轻，而中学则重，作好培养预习、自习习惯，培养坚强的毅力和持久的耐力的心理准备；小学教育时间松懈，中学的时间长而紧凑，作好培养自我控制力的心理准备；小学以传授知识为主，中学以运用知识、培养技能、发展智力为主，作好加倍勤动脑、勤动手和积极参与的心理准备；作好接受新

事物、积极配合和主动协调老师先进的教育方式、手段的心理准备。事实证明，我们实现了在心理上使学生明白中学教育战略的这一步骤，大多数新生都较快地进入了中学生角色，适应了学段的“断乳”，有利于他们在今后的学习中主动、积极、创造性的学习。

三、环境适应教育

新学期伊始，很多新生对新环境感到短期的孤寂、不自在，这些都是正常的、暂时的现象。因此，我们有针对性的组织新生打扫环境卫生，装扮布置好教室，做到窗明几净、绿意融融、热情洋溢，力图使新生较顺畅步入舒适的学习和生活的新环境中。教育心理学有“先入为主”、“定势效应”之说，这就要求我们在入学教育中不仅要使新生适应新与美的自然环境、校园环境，更重要的是要适应新与美的社会环境。在开学典礼上，我们教职工全体参与，所有人员特别注重自己的仪表和举止。在入学教育中，班主任让本班学生逐一作自我介绍，尽早消除了同学间陌生的感情隔膜，使他们尽快地相互熟悉，增进团结，成为学友。实现了这一目标，也就使新生尽快适应了新的环境，进入角色，改变了因陌生感而带来的学习注意力不集中、懒散的精神状态，培养了他们热爱学校、热爱老师的思想感情，使他们具有为在这样好的中学学习、生活而骄傲的自豪感。

通过一个月的入学教育，不仅新生的思想认知、心理状态受到了教育，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教师自身的思想教育水平也得到了一次宝贵的锻炼与提升。入学教育启示我们，中学的德育工作应该充分依托法制社会的背景，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违纪学生处分规定》的落实，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为在长期内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高素质人才打下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

第三篇：党校教育和公仆意识教育

主要观测点4.1.4：党性教育和公仆意识教育

要求：党性教育和公仆意识教育通过入学教育、课堂教育、党性分析、警示教育、参观考察等5种（含）以上教育形式进行，内容丰富，针对性强。（1分）

自评等级：A

情况记录：党校作为学习、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阵地和党性锻炼的熔炉，在用集中培训轮训方式系统地提高领导干部素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加强学员党性教育、提高学员党性修养方面，更具有其独特的优势，肩负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党性教育是党校的必修课，是党校教育的一大突出特点和真正优势，是党校教育的核心和灵魂。

我校一贯把加强对学员的党性教育和公仆意识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通过入学教育、课程教育、党性分析、警示教育、参观考察等多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育方式，结合冷水江的具体实际，针对学员的具体特点，来加强对学员的教育，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一、强化入学教育，寓党性教育于严格要求中

我们非常重视入学教育，把入学教育作为学员在党校接受党性教育的基础之课，通过开学典礼市级领导讲话、校级领导布置任务和成立班临时支部等方式来加强。每期出席开学典礼的党校第一校长（市委副书记兼）或组织部部长或分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组织部副部长在开学典礼的动员讲话中都会专门就加强党性修养和公仆意识修养对学员提出具体的要求（开学动员报告附件），要求学员既要学好理论，提高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要加强党性锻炼，自觉实现从工作到学习、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学员、从家庭生活到集体生活的转变。学校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向学员宣读“主体班学员考核办法及实施细则”，（见主体班学员考核办法），要求学员将学习当做一项政治任务高度重视，把学习作为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要手段，自觉自愿努力加强学习；党校副校长还对学员宣布纪律要求（见附件），要求学员模范遵守学校各种规章制度，将其作为加强党性修养和公仆意识的实践点；开学后，在班主任的组织下，在充分发挥民主的基础上，由学员推荐成立班委会和临时党支部，在班支两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在不断的实践中努力锤炼党性。

二、丰富课堂教育，寓党性教育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之中

我们开设了多门党性教育课程，着重从理论上加强对学员的党性教育，比如《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树立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江泽民文选>学习辅导》、《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题辅导》《中国共产党章程学习辅导》、《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于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规划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冷水江党史教育》、《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辅导》、《理想与信念》、《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基层民主与公推直选》、《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与教育监督》电教课《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执政问题研究》、《毛泽东的人格魅力——生活中的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若干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执政规律和执政党建设问题研究》社会调查：《干部作风整顿》等。（见教学计划附件）积极引导学员把学习理论与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结合起来；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结合起来和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提高政治敏锐性、辨别力结合起来。

三、多渠道警示，寓党性教育于直观感受中

警示教育比理论教育更直观，能强化理论教育的效果，长时间引起学员的共鸣，我们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对学员的警示教育：

一是党校教师讲授警示专题课。如《反腐倡廉警钟长鸣》

（见教学计划）等{做}

二是邀请是纪律等部门的领导专家给学员上警示教育课。如《关于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规划学习》（见教学计划）三是观看警示影片。《被金钱毁灭的人生》（见教学计划）四是参观警示基地。

四、参观考察，寓党性教育于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 为增强党性教育的现实感和时代感，把课堂教育和第二

课堂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我们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建立起立了多个校外培训基地，为党性教育，近年来，我们先后建立了江西井冈山，广东珠海，浙江绍兴、山东青岛、江苏苏州，湖南农大，韶山毛泽东故居、宁乡刘少奇故居、锡矿山革命烈士纪念碑，锡矿山陈列室等校外培训基地，根据学员的不同特点和需求，每期主体班都会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两个培训点，送学员去培训考察（见教学计划和培训基地考察照片），这种鲜活的培训方式效果非常好，学员纷纷表示，灵魂得到了净化，思想得到了升华，党性得到了很好的锤炼，比如在井冈山中共吉安市委党校井冈山干部培训中心学习中，当曾志的后代石金龙讲述了其奶奶鲜为人知的故事后，都被曾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那深情的爱感动得痛哭流涕，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课后纷纷表示这样的课值得一学，对净化自己的心灵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

五，认真解剖，寓党性教育于严格的组织生活之中。

我们充分发挥主体班临时党支部的作用，以党员学员为主体，邀请非党员同学列席参加，从实际出发，组织学员每周选一到两个主题，组织好党性分析活动，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让党性在严格的组织生活中得到锤炼。每期主体班都为学员安排一堂党性分析材料撰写课，辅导学员写好党性分析材料，总结自己在党性修养上的认识和收获，认真剖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思想交流，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政治素质。并要求学员将党性分析材料上交学校存档保管（见主体班学员党性分析材料附件）。

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集中专业的党性教育，学员的党性得到了很好的锤炼，学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公仆意识更加强烈，作风更加优良，思想更加纯洁，工作更加主动，积极。

第四篇：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和法制

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和法制 作者：朱苏力 来源：公法评论 来源日期：2000-2-5 本站发布时间：2009-12-10 0:00:29 阅读量：270次

近年来，在国内学术理论界，“后现代”一词已经颇为流行。然而在法学界，我所看到的、真正算得上后现代法学的文章大约只有冯象先生的一篇短文，而且还不是发表在法学杂志上。[注释]尽管我在评论波斯纳的著作时提到了后现代思潮，但仅仅是作为波斯纳的学术背景而论及，并没有展开。[注释]在这样的背景下，季卫东先生的新作《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法与社会》一文[注释]从现代主义的角度(我将在后面论证我的这一判断)简要地谈及了后现代对法学的影响，并针对中国法制[注释]建设分析了后现代法学的意义和局限。在一定意义上，季文中所提及的三个问题都具有后现代性(当然，这也就意味着现代主义者同样可以处理这些问题)，他介绍了一些后现代法律观点和论文，这对中国法学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季文对后现代思潮所作的某些概括、分析和判断，我却有一些不同看法。现在在中国引进后现代法学有意义吗?对中国当代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会产生什么影响?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现在谈后现代是否太早，甚至是否有利于当代中国法制的建设和法学的发展?季文中明确提到中国不能“等现代化功告垂成之后再来谈后现代主义”，并认为“后现代法学与发展中国家的法治现代化并不矛盾”;但与此同时，季文“并不认为中国可以跨过法制现代化的阶段，来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大跃进”。文章认为“后现代法学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为了解决现代化的构造难题而划的一条辅助线”，首先是要“补课”，因此文章认为应当“考虑和戒备”“法制现代化过程导入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妨碍对传统的批判和变革”;季文对中国大陆目前学者的关于法学研究的本土化和中国特色的“丝丝缕缕的乡愁”表示了一种适度的怀疑，认为“以‘现代化之后的’理论美酒来浇‘现代化落后’的实践块垒”，是无法一醉方休的，认为弄不好后现代法学在中国就会落入“托古改制”的窠臼。

季文的担扰不无道理;在这一前提下，我觉得有四个基本问题可以进一步澄清。

首先，什么是“后现代思潮”，什么是后现代?从文字上来看，季文认为“一般而言，先有‘现代’，然后才有‘后现代’”，因此这也许容易使人以为，后现代思潮是“现代化之后”的理论，仅仅解决后现代社会的问题。而且由于季文认为中国不可能跨过法制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因此文章在很大程度上隐含地沿用了一种单线进化的时代观。而我将在本文中论证，对后现代思潮也许不能作这种现代主义的概括;至少在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看来，历史固然不是随意创造的，他也决不是一种单线进化发展的。

其次，季文的判断中隐含了这样一种观点：后现代思潮对于中国目前的法学发展和法制建设可能是弊大于利，因此应当有警惕的必要。在这一点上，季文所体现的现实感、社会责任感，以及不承认跨越时间的普适真理，我完全赞同;但就在同时，基于上面所说的单线进化的阶段论，季文针对中国法制现代化开出的药方是中国现在应当更多一些现代主义，似乎现代主义的法学对当代中国就一定是利大于弊。在这里，季文无意中流露出一种几乎是无保留地认可现代主义具有跨越空间的普遍真理性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季文似乎未能保持其学术逻辑上的一致性。的确，后现代思潮存在问题，但现代主义同样存在问题。抽象意义上的、脱离语境的更正确的理论并不存在。因此，尽管在本文中我的结论与季文的结论相似：中国法制会拒绝后现代思潮，但我的论证与季文不很一致。我认为这种拒绝不是由于学者的警惕，而是由于后现代思潮本身的弱点和法制本身的特点。

第三，假定后现代思潮法学不能普遍适用，并因此假定它会对中国法学界研究后现代思潮的学者产生不良影响，那么，它是否一定会对中国的法制建设不利?季文之所以认为要警惕后现代法学，固然有其实践的考虑，但一个潜在的预设也许是他过分强调了法制和法学的联系和同一。但我担心这一本来是正确的强调却容易强化“法制主要是法学家的创造”这一在中国目前法学界中颇为普遍的观点，而支撑这种观点的是一个多年来被当作理所当然的理论命题：即法学的价值在于并且也仅仅在于其对现代法制的构成性的价值。由于这一命题隐含规定了法学研究不存在其独立的阶值，因此很容易变成并且在许多时候确实成为一个限制法学学术发展的理论。尽管季文并没有主张这些观点，但鉴于对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考虑，我将在本文中略加借题发挥。

最后，季文倾向于将中国目前学界关于本土化的思考〖ZW(〗中国当代学界关于本土化的学术思考，可参见《中国书评》1995年总第3期起至1996年各期。〖ZW)〗归结为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我认为这种概括或者判断是不够准确的。我认为，关于本土化问题可以成为一个后现代思考的问题，但并不必定是一个后现代的问题。我将在本文第一部分的基础上分析指出，如果中国当代学术界和法学界一些学人的研究转向本土化包含了后现代化的因素，那也仅仅由于后现代并不是一个现代之后才出现的问题，而是一个从来就有的问题。本文的结构也就如此构成。

但在转向问题讨论之前，我必须再次强调，季文是一篇学术评述，而并非对后现代法学思潮的全面论述;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本文的“较真”无论对这篇评述或对作者本人也许都不够公开。但是，本文目的并不在于争个对错，而在于就季文进行的讨论本身对法学研究和发展可能具有的意义。在这一层面上，本文可以说是“借题发挥”。不当之处，还请季卫东先生和其他学界朋友批评指正。

二

尽管“现代”在许多学者和普通人那里都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并因此往往根据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用法而习惯于将“后现代”理解为现代之后的一个时代，但细心阅读一些后现代学者的作品可以发现，对后现代的这种界定实在令后现代学者无法接受。尽管后现代思潮真正形成一种学术气候并获得这一标签也许比较晚近，[注释]也尽管直到目前对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后现代”不同于“后工业社会”之类的概念。后现代甚至主要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指近代以来某些学者大致共享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对待世界的态度。从这些学者的学说本身来说，至少其中有些人就反对包括这种“后现代”加“主义”的标签;而尽管分享了这个标签，他们各自思想的差别也很大，仅仅具有一种“家族相似”。其中有些被称为后现代的学者(例如季文中提到的卢曼、阿多诺和塞尔兹尼克，甚至哈贝马斯)——由于其具有强烈的制度设计和理性主义倾向，强调宏大理论和历史阶段(而不是理想型)在一些人看来可能与现代主义者有更大的家族相似。但一般说来，后现代思想家都有一个倾向，即反对“时代化”的历史界定方式。

例如福柯就曾指出，我们不应当将现代性仅仅视为位于日历上的处于前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而更应将现代性视为一种态度，一种与今日现实相关的态度，是一些人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受的方式，一种活动和行为的方式。[注释]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并不是直接的年代顺序”，[注释]并不总是理解为继现代之后，而且可以指与现代同时，甚至“先于”现代，“是现代主义的初期状态”。[注释]

对于这种近乎语言悖论的界定，只有在理解了后现代学者对时代化的分析批评之后才能消解。在后现代学者看来，时代化是一种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主义的产物。现代被用来指的是从历史上的某一时期或某一点至目前的一个时期，是在缺乏更加明确的描述时作为“场所维护者”而起作用的。历史时代化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预设是，一个时代是一个自我包含的统一体，或是一个保持了一贯性的整体。根据现代主义的观点，今天的西方被视为17、18世纪启蒙思想、理性或资本主义的展开，今天的所有原则和思想都在这一时代起点的基因中就存在了，此后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只有变形而没有变异，有变化而没有断裂，因此一切变化都是一个范式中的重复。[注释]

但是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这种观点并非是不证自明的，而仅仅是一个现代主义的预设，并且在实践上压制了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和变异。福柯就以大量的著作表明近代以来的那个“历史”是一种虚构，因此，他反对传统的那种基于因果论的历史学，认为那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构造;他把他自己的著作称为“考古学”，不是试图构造世界发展的总体因果关系，而是努力展现历史的谱系，其中充满了断裂、错位、变异、偶然性，充满了一种知识型对其他知识的权力征服。[注释]也正是因此，尽管福柯已于12年前去世，他却被公认为是一位极其重要的后现代思想家。也正是如此，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曾指出，并非所有的人都生活于同样的现在。[注释]而另一位学者则指出，说福柯是后现代思想家并不意味着他的同时代人和幸存者同样也是后现代主义者或必须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历史的中断不是同时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也不是同时发生在所有的地方的。同一个人、同一学科或设置在某些方面可以是传统的，在某些方面可以是现代的，在另外一些方面还可以是后现代的。[注释]

尽管话让学者们一说就有点玄，但后现代的这一思想其实对我们并不陌生。只要我们观察一下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难以同其他一些人沟通。尽管在时间和地域上，所有这些人似乎是处在同一个“时代”，但理解、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思路完全不同。因此，所谓的世界并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场所，而是有人参与的主观创造。由于社会分工、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等因素，许多人实际上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人们看的似乎是一个东西，但看到的却又不是一个东西，因为他们所理解的意义很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现代主义者轻易抹杀这种实际生活世界的非齐一，将这种状态解释为人们启蒙程度的不同，进化程度或文化(作动词用)程度不同;表面似乎认可多元，实际隐含了单一的框架和对自己思维方式的过分自信。而后现代学者认为这种不齐一的状态就是生活世界的本来状态，是现代之前——即思想家开始强调时代的整体性之前——的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后现代是现代之前或现代主义的初期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生活世界以它自身的丰富性和众多的可能性而呈现着，并不存在一种必定的汇合、整体性和终极目的。

因此，如何界定后现代，有一个由谁来界定的小问题：以现代主义对后现代思潮的界定为准，还是以后现代学者的自我界定为准。我认为，应当尊重后现代学者的自我界定。这并不是因为我个人希望尊重作者的自我偏好。更重要的是这个定义之争关系到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正如一位著名美国学者所说的，谁控制了定义，谁就控制他人的生命。[注释]如果放弃了这个自我界定的权利，后现代学者对现代主义的一切批判性反思和分析都从根本上成为无稽之谈。

比如说，后现代学者所反对的现代主义的要点就是前面提到的时代化，而如果接受后现代为现代之后，那么后现代学者的思想就显然与现代无关，他们的思想对于现代社会或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的相关性就在其受孕之前(而不是在摇篮里)被轻易扼杀了。又比如说，时代化假定历史的自我统一性，因此为了构造历史就必然要压制、征服那些与这一统一之预设不和谐的声音，而后现代学者就是要拆散这一虚构的统一体，他们希望象考古学家一样把压在地层中的、进入不了那种因果化的和整体化的历史的林林总总全都展示出来。再比如，现代主义假定时代是一个必然的连续体，因此其中没有断裂、没有变异，一切不符合他们的因果化历史和整体化历史的事件都是偶然性的事件，因此都无关紧要，最多也只能作为一个趣闻秩事而成为这种历史的一个小注，而后现代学者就是要以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个必然性的连续体其实并不是那么必然，而是充满了变异、断裂、错位和偶然性。因此，由谁来定义，这样一个小小的问题，决定了后现代思潮出现是否有意义。

也正是出自这种反对连续统一体和自贯整体的时代化，在后现代思潮看来，历史从来不是单线发展的，历史不存在那种本来仅仅作为便利的分析工具、而如今已带有强烈意蒂牢结功能的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之区分，因此也就不存在一种现代主义者认为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当然，对这一命题必须要加以解说，后现代思潮认为社会变迁没有不可跨越的阶段并不等于说社会变迁是不需要具体条件的，相反，后现代思潮非常强调的、经常被指责为相对主义的就是语境论(contextualism)。它们并不是一般地认为“阶段可以跨越”(借用一个现代主义的短语)，而是努力去发现具体的知识、地方性的知识，促成这种“流变”。他们指出现代主义之虚妄，至少让人们不盲从，不会将一个社会的完善建立在某一个基础或本质问题上或某几个理论原则的基础上，它使人们理解社会的复杂性，理解人的理性的有限性。

就我个人来说，我赞同后现代学者对现代主义的这种分析批评。因此，假定历史真是时代化的，历史是单线进化的，时代不能跨越，而必须补课，人们就会发问，西方又是如何在17、18世纪之后一下子超过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呢——而有些非西方地区和国家的古代文明在时间上发生得更早，地域上更广阔，社会也曾经更富有(从后现代观点来看，文明是无法置于一个发展单线上加以通约比较的，因此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虚假的问题)?也许现代主义者会指出西方社会的发展才是历史发展的正宗和典型(例如“中国文明早熟”的论点)，其他文明都是正宗的变形。也许情况真是如此，可是要建立这样一个宏大理论和中心话语又隐含了或会隐含着多少暴力、恐怖和征服。希特勒不就是这样一种理论的产物吗?反过来，如果社会真的是单线进化的、并且是必然性的，那么作为其他民族的人们又何必努力呢(反正最终都到达同一个目的地)?又能怎样努力呢(努力也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

相比之下，我认为后现代关于知识、历史的观点可能对我们更有启示。后现代让我们看到和谐中的不和谐，连续中的断裂，理性中的非理性。例如，它提醒我们至少从一个角度可以并且应当将历史平面化，因此，我们可以自由地汲取一切我们希望并认为应当汲取的经验和知识;它提醒我们将人类其他社会的经验平面化，理解到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并不必然就没有我们可学习的东西，而经济发达的国家的一切也并不必定都应当学习，而是要根据我们的需要而学习。这是平面化，同时这也是非中心化。又例如，从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出发，我们可能进一步理解中国的法制建设是一个多方面的磨合形成，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观念或做法就可以完成。从视角主义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世界上没有任何绝对好的制度和理论，其意义是阐释者赋予的，因此不会发出诸如“外国的好东西，中国人拿来一件糟踏一件”的慷慨陈词。从非哲学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理解那种玄而又玄的理论也许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具体的分析，重要的是懂得如何做。

当然，人们可能会反驳说，你说的很好，也很容易，但后现代思想并不是那么容易把握、有效地并有利地付诸实践。在此，我想举几个实际例子，例证所谓的后现代思想及其实践并非那么遥远，而是自古以来就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世界中——尽管后现代思潮这个词出现得很晚，而且让一些学者说得挺玄乎。例如，近代的语言再现理论，中国古代思想家就概括地表述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要求人们“得意忘形、得意忘象”。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曾从他自身的治学经验中得出古代学者的当时就是我们的未来这样一个令现代主义者瞠目结舌的命题，他认为把修昔底德的世界标记为“古代”，而把我们的世界标记为“现代”的记载历史的方法毫无意义;他认为在哲学意义上说，他自己的世界和修昔底德的世界是同时代的。[注释]波普则认为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而只有对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他认为历史解释从来不是客观的而都是出自实际问题和决策中所产生的需要，因此历史没有人类注定要走的线索或历史的意义。[注释]这些思想都是与后现代思想家的一些观点相通的，而说出这些话的学者本人却并不是后现代思想家，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词。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后现代思潮不是一种远不可及的新学术，而是一种普通人也人人可能得到的人生经验;只要不是过分为现代主义的理性思想框架所笼罩，只要是认真对待、表述自己的生命体验，即使那些主要受现代主义影响的思想家也会得出某些后现代思潮相通的结论。后现代思想家的贡献也许仅仅在于将这些先前为现代主义的理性压抑的知识表述出来。

而且，后现代思潮也并不仅仅是一种人生的感悟，它也存在于社会实践之中。例如在美国，司法制度和法律教育的核心是遵循先例，而这种制度的优点并非由于它总是坚持先例，[注释]而是它体现出一种对历史和前人智慧的平面化和非中心化;在这种平面化、非中心化的司法实践中，判例不是根据其时间先后、判决结果本身是否公正来引证的，而是法官从任何他认为(当然要受到一种职业传统的限制)有关的判决中(而不论其多么古老，这个判决的实质结果以后看来是否是个错误)抽象出适合手边案件的法律。这同时也体现了哲学阐释学和视角主义。这表明即使在西方国家，即使在法律制度中也从来不是现代主义的一统天下。

不仅在法律制度上是如此，而且许多从整体上属于现代主义的法学家、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实际上也是巴赫金所说的“复调”。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罗尔斯。他无疑是一位现代主义者，试图重建一个康德式的正义理论。但在1980年和1985年为自己立论基础辩护时，[注释]罗尔斯认为作为公平的正义所唯一要加以考虑的，就是辨识那些包含在一个民主社会的政治制度解释传统中的基本直觉观念。他依据的不是某种确定不移的“事实”——历史的或现实的，而是他和他的同伴的内心确信和基本直觉。这种辩解在传统理性主义者或现代主义者看来是太不充分了、太可疑了，会使许多基础主义者感到失望，但这却恰恰反映了后现代哲学观对罗尔斯的影响，尽管也许罗尔斯本人未必一定乐意承认。[注释]在另一篇文章中，我还曾提到哈佛大学法学院宪法教授劳伦斯·却伯的一篇论文，[注释]他主张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定理为指导重新调整对美国宪法的研究和实践，主张法律家应当也可以从现代物理学中学会一种新的理解法律和法律实践的观点。而另一位美国法学家波斯纳，作为一位极力推动法律经济学分析的学者，可以说是一位非常激烈的现代主义者。可就是这位波斯纳以尼采和霍姆斯为榜样，对权利所作的谱系学分析，对规则与裁量权之比较分析，以及他对法律的定义，等等，又同时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后现代风味。''>[注释]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注释]

既然后现代体验在任何社会都是从来就存在的，是我们生存的状态或成分，这也就意味着后现代思潮并不只是少数敏感学者的天才创造。从接受美学上看，之所以存在接受者或者接受者之所以能够接受，并不是因为接受者从传授者那儿学到了这些经验，而仅仅是由于传授者的出现引起了他们对被自我忽视的自身经验的重视，他们能从传授者那儿学到的是也仅仅是对这种感受的表述。换言之，在一个他人普遍没有后现代体悟的社会中，根本不可能出现后现代思潮。这也说明为什么一些现代思想家，哪怕是强烈的现代主义者、理性主义者，也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带有后现代的思想。

因此，我认为，季文侧重于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概括后现代思潮，这种做法对后现代“主义”是不公正的;如果不是试图通过定义将后现代思想击败的话，那么至少也是没有理解和尊重后现代思想家。

三

尽管后现代思想家有所贡献，但一般说来，后现代思想家的著作中的确体现了一种对现存知识的否定，强调非中心化、历史的平面化、知识的破碎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和多元性。仅从这一点看，后现代思想家的著作是摧毁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似乎与肇始于笛卡尔的那种以肯定和建设为特征的现代主义哲学传统形成一种鲜明强烈的对比;人们很容易因此得出结论，后现代思潮的引进将不利于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但我认为这种看法多少有些皮相。只要回顾现代初期，现代主义思想家不也曾以现代主义为武器对中世纪以来的传统不断否定和摧毁吗?因此，如果现代主义仅仅以本身就值得争议的“破坏性”来否定后现代思潮对现代社会、包括对中国这样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的作用，那么现代主义就有维护既得利益的嫌疑。

而且，即使假定后现代思潮有破坏性，那么我们首先应关注的问题也并不是它有没有破坏性，而是有没有研究它的必要，在多大程度上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践，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践的问题。

首先，并不存在是否要引进后现代思潮的问题。我在上一节已经指出，后现代现象和思想一直都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并且或多或少地曾为我们体悟;尽管我们有时曾试图用理性主义来压制它，排斥它，将之归于非理性，反理性，但我们无法将之从我们的生活经验中清除。

我们也不能对其置之不理。既然它存在，并在无形中或无意中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影响我们的法学和法制，我们是否可以采取鸵鸟政策(据说这是对鸵鸟的强加，因此有可能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而否认它呢?否认它是否比承认它、研究它有更大的好处?问题在于对谁有好处，以及由谁来界定这些好处?我认为应当对此加以研究。因为研究它对我们的法学发展和法制建设有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我们以前不理解的问题，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以前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我在读孟宪范女士等人的关于农村女童受教育权利意识研究的文章时，[注释]发现女童在受教育问题上有比男童更强烈的权利意识，而不是如同我们通常所预设的那样更弱。为什么?我很自然联想到的解说之一是波斯纳对权利的谱系学分析。波斯纳认为权利意识是人的一种生物本能，没有这种本能人就不能够存在;“权利的内容„„会随着变化的社会环境而变化，但这种拥有权利的感觉将是一个常项”。[注释]当然我还不敢说，波斯纳的这种解释一定就对。但如果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我们以前关于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弱的论断和命题也许就要修正。也许我们以前关于中国公民权利意识弱的判断是一种误解;也许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衡量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示标，不足以显示中国社会中公民权利意识;也许我们应当研究是什么东西压制了或掩盖了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显示。当然，我的这种分析已经不是后现代性质的了，但启发是来自后现代思潮。

又如，霍姆斯对“迪奥单”(或对物诉权)的谱系学分析，[注释]给我们的启发是：一种初始荒谬的设计并不必然导致荒谬的结果，而在社会演化过程中可能蜕变成一种合理的制度;而相反一种初始设计完美的制度则不必然导致合理的、正当的和理性的结果。正如尼采所说的，一件事的起因和它的最终的用途、它的实际应用以及它的顺序总是会一次次按照新的目的而改写。[注释]这从正面提醒了我们、又从反面告诫了我们法制建设的复杂性，“更注意提防那种设计了一个‘纯粹、无欲、无痛、无时的认知主体’的危险的古老的观念虚构”，因为这些虚构和概念总是要求有一只常人无法想象的上帝之眼。[注释]这种思想对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都不无意义。

又如，对法学的解构使我们理解到法学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自主的学科，因此，社会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和法学的交叉研究就不可避免。也正是在这种冲击下，法学才从其他学科获得了更多的活力。

因此，重视后现代思潮与法学关系的研究很有必要。那么应当在多大程度上研究。我认为前一个问题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人为设计的问题。理由我将在下一节中深入展开。

问题也许在于法制建设应在多大程度上实践后现代的一些思想，但我认为更重要的问题也许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践。我个人的看法，后现代思潮尽管言之有理，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但是就总体上来看，也许是无法全面付诸法律实践的。这并非因为我不是后现代主义者，因此自觉警惕或抵制后现代思潮对法制的影响;而是由于我认为，法律作为一种制度、一种社会实践将拒绝后现代思潮的全面实践。我们只要看一看，后现代思潮主要是发生在文学、历史、哲学和社会理论中的一种思潮，尽管这些学科也有社会实践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思考活动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但它毕竟不同于法律的实践。法律的实践性和社会性，以及由此要求它所必须具有的有序性和合法性都使得作为一种制度的法律无法全面进行后现代主义实践。人们不可能也不愿意不断摧毁现有的制度，并重建制度(否则的话，那还能称作制度吗?);社会也不可能接受一个律师或一个法官在法庭上不断提出他的新理论、不断摧毁已有的观点。即使法官或律师想这样实践，他也会被他必须服务的人们所拒斥;即使为了个人的生计或其他无法抗拒的利益，他们也只能将后现代思考作为一种个人的偏好。人们需要法律或法制主要是需要它的确定性、可预测性，尽管人们看到了这种确定性的法制不是没有缺点(甚至会出现象辛普森案件这样的结果)，但人们仍然会、或不得不容忍。因此，在我看来，后现代思潮对法制的影响必定较其对思想学术领域要小。但这并非是由于法律界和法学界人士更为保守，而是由于制度的限制、权利的限制、传统的限制。这也表明，即使同样是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也并不是同等的，各个学科有自己的特殊性。制度的约束力要远远大于个人甚至是个别思想家的力量，这难道不正是我们主张法制的根本理由吗?

我的这一结论与季文的观点很近似，但我却不能同意季文关于中国当代法制首先要现代化，然后再谈后现代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季文是在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即中国目前的状况不能强调后现代思潮。但文章并没有将这一原则坚持到底。当文章以中国具体情况为由而反对后现代思潮普适一切历史阶段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将现代主义的法制观当成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普适产品。这在论证逻辑上是有问题的。论证了后现代思潮不是普适的，并不等于论证了现代主义就是普适的，现代主义并不是否定后现代思潮后的“自然替补”;论证了后现代思潮不是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是普适的，并不等于现代主义在“同一历史阶段”(而且中国目前和欧洲19世纪的同一吗?不要想当然，而是真正想一想并且看一看)的任何国家都是普适的。季文似乎没有将它的反普适主义逻辑坚持到底。

当然，这并不意味我否定季文中的实质性判断。从上面的论述和分析来看，可以说我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作为一位法学研究者，我的职业要求我并限制我，我不能也不愿成为仅仅是不断摧毁的后现代主义者，但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开放的实用主义者。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不仅同意季文关于中国的法制不能全面实践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而且同意季文的阶段论中所隐含的关于法制发展是一个过程的思想。

四

细心的读者应当注意到，我在前面始终将法学和法制作了一种区分。这种区分是重要的，而我认为季文没有对这种区分给予充分的关注。季文倾向于假定中国法学家关注和研究了后现代思潮就一定会受其不良影响，并且文章过份强调了法学研究同法制建设相联系——如果不是等同的话，因此隐含了中国的法制建设主要是法学家的创造的判断。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我不认为有什么“本质上”不好的学术思想。只要真正是学术的思考，就无所谓好和不好，好坏的评价往往是从结果来看的，是一种由果到因的反推理。在这一点上，后现代思潮和现代主义都同样有这样的问题。的确，后现代思潮中也有不少在我看来可能是虚妄的梦，例如，批判法学的昂格尔教授就强调从理论上看社会制度具有无限的可塑性，批评那种认为社会制度必须采取确定形态的观点的“虚假的必然性”;[注释]而罗蒂也曾设计过一个非常天真的乌托邦。[注释]对此，我们当然应当警惕。但是这种虚妄并非后现代所独有，更不是它的全部。现代主义的虚妄决不亚于或少于、在我看来甚至——至少到目前为止——更多于后现代思潮。例如启蒙、理性，例如自由、平等的千年王国;在法学上，只有西方社会有法治，而非洲人是没有法律的野蛮人的流行观点;在法律实践上，我们也看到自然法一直被用来禁止安乐死和人工流产，而希特勒是民主制度选举出来的，等等。

何况历史上从来都有误读(这种说法也是可疑的)，从阐释学上看也许没有什么误读的问题)的传统。尼采不是被希特勒“误读”了吗?也许一个人读《威尼斯商人》和《雾都孤儿》会因此成为反犹太主义者，可是应当让莎士比亚或狄更斯对此负责吗?[注释]对法学界来说，研究后现代思潮并不存在产生坏影响的必然性;而且即使对中国法制建设产生了不利影响，也不是由于后现代思潮的过错，而可能是实践者的过错。我倒认为，只有在了解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之后，中国法学界便可能对现代主义法制理论有更深的了解，也较少可能“误读”后现代思潮。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这是一句老话，可道理是新的。

而且，为什么我们就不怕中国当代法学学者误读现代主义呢?事实上，多年来，我们不是确实多多少少误读了一些吗——例如我们更多赞美洛克、卢梭等的理性主义的传统，而不提伯克、托克维尔的保守主义，许多著作甚至标明伯克是反动派。法学界许多人欣赏美国的司法制度，但在美国人看来他们最重要的法学家的著作，除了《联邦党人文集》外，几乎都没有中译;而我们又常常是拿着洛克和孟德斯鸠去演绎附会美国的法律制度。说到底，我以为，季文的判断是出于这样一个前见(伽德默尔意义上的，因此不带贬义)——现代主义比后现代思潮更有价值(危险性小，所以即使误读也不会出大乱子)。价值是无法争辩的，因为价值与主观偏好相关，一个人的垃圾可能是另一个人的财宝。但也正因为与个人偏好有关，我更认为这种判断应当是人们自己研究之后的判断，这就是选择的自由。

季文的另一个前见也许是担心中国法学界会走火入魔。这种担心是有前车之鉴的，但也许现在是过份了。应当看到，尽管中国法学界近年来的发展还不尽人意，但学术空气和学术辨识能力已不是昔日，不会因为一个口号化的观点或命题便以为发现了终极真理。而那种状况的出现，恰恰是由于了解西方学术发展太少，而不是太多。

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季文在此将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而我认为两者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紧密。在我看来，即使紧密关注实际的法学研究对当代法制的影响也主要是一个正当化的过程，最多只能对法制的形式结构和正当化论证产生一些影响。而法制是从社会中生发出来的，其实际运作可能符合、但不必然甚至不必须符合某个或某些法学研究成果。它可能引用某一法学研究成果来为其运作正当化，但也仅此而已。因此，如果不是将法制视为一种法典的集合，不是把法制视为某些机构的设置，那么所谓法制只是一种规范性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从根本上看是形成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磨合并体现出来的，而不是按照理论构成的。法制或秩序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法学家是否雄辩，是否有理论，而在于它自身的存在、有效的动作和人们接受。这就正如维根斯坦所说的，我不需要论证这种颜色是红色，而仅仅指着它说这就是红色。

只要回顾一下许多国家的法律变化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并不是因为当年的美国宪法作了这样的规定或是美国国父们有过这样的原旨。而仅仅是马歇尔法官这样做了，然后才有法学家和法官为这样的做法作了论证。美国的许多所谓里程碑的案件也都是这样形成的，并且推翻了先前对有关法律条文的解释。[注释]相反的例子是在英国，边沁曾反复论证普通法之弊端，成文法典之良善，不可谓不周全、雄辩;但英国普通法仅仅凭着它的存在，而无需一位比边沁更雄辩的思想家，就轻而易举地战胜了边沁这位伟大思想家关于英国法法典化的全部文字。普通法国家是如此，大陆法国家又何偿不是如此呢?法国大革命颁布了最早的《人权宣言》，可就在这一大革命中，人权受到践踏，而此后法国也仍然在非洲进行殖民地压迫。概念、命题与现实并不是对应的，因此不可能规定生活，思想对社会的影响如果有，也非常有限。

假如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那么人们可能要问法学的功用是什么，是否就无用了?我们也许应当重新审视关于法学研究的价值之判断标准。我认为其价值也许主要不在于它能够直接地改造世界。如果坚持那种绝对的学术功利主义，那么文学理论、历史学、哲学和神学之类的学科都可能属于无价值之列。因此，在变革的中国，也许我们应当适度区分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看到这实际是两个联系并不紧密的领域，有其各自的衡量标准。这种区分并不是降低了法学研究的价值，而恰恰是重新肯定了法学的学术研究具有不完全依赖于法律实践的独立价值。从哈贝马斯和库恩的理论来看，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它的交流(包括思维的训练)这种形式，而不在于其交流的信息本身。法学家的作用也许正是通过他思考、对话(包括学术批判)的过程和形式对社会共同体和职业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一种促成作用。由于(当然不仅限于)这种话语的联系，人们逐渐被联结在一起了(中国人说，“不打不相识”，这其实是很有后现代意味的)。只要想一想，当年我们在学校学习的许多实质性内容、许多具体论点都忘记了，但我们通过这一学习而获得的能力却留存下来了，这才是对我们的社会生活真正起的作用。

作了这一番分析之后，我们也就可以看到所谓后现代法学可能阻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命题是一个很难成立的命题。因为法制不是法学家的产物，而是人民的社会生活的产物，所有的法律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律师、立法者、执法者——在这一过程中都起作用，但司法活动说到底主要不是一个理论论证的过程，而是一种职业判断。从这个意义上，我要说，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注释]

最后，我还需要指出，无论如何，中国也不会有很多人专门从事后现代的法学研究。首先，社会需求会限制一些因时兴而卷进来的同路人，一旦人们发现从事这一研究的边际收益不足以支付其边际成本时，他们就会离开，后现代法学研究就会削减。而现在还远不是这样一种情况。因为这个事业——如果还算是一个事业的话——不是每个人都干得了的，更不是人人都愿意干的。不仅在法律界，而且在法学界也不会有多少人愿意研究诸如断裂、平面化、非中心、时代化这样一些乍看起来不知何处下手、而与他的直接生活似乎完全无关的概念或命题。尤其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能坐下来搞学问就不错了，会有几人真正把这些相当“脱离实际”的问题当成个事业来作呢?这仍然是制度的约束，而这种约束是比任何学者的告诫更为有力的。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季文可能有些过多的担心。坦白地说，如果我有些担心的话，那倒是相反：现在中国法学界能有几人有兴趣、有毅力同时有能力作一番这样的研究。也许10年后，有人会说中国又多了一个空白——尽管这种惊呼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五

季文把中国目前国内学界的本士化努力视为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产物，这是一个挺大的误解。粗略说起来，之所以谈起本土化，恰恰是因为许多中国学者发现自己对西方的理论挺熟悉，而对中国的问题却不那么熟悉，因此希望把学习来的理论化入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之中，而并非想摒弃外来文化，试图从孔孟老庄那儿建立起一个纯粹的中国的理论和制度。我很难想象有这样的人。我们这几代人身上已经受到外来文化的很大影响了。举个例子，现在中国30、40岁以下的法学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中，能用外文写一封信的人可能要远远多于能用古汉语写信的人。我们怎么可能摒弃外来文化呢?外来文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传统的一部分甚至主要部分了。

中国学者主张本土化，还针对了其他一些当代学术的问题。例如，从外国引进的概念、术语、命题不完全适用于研究中国，中国缺乏具体的实证研究;而中国的中青年学者是希望弥补这些缺陷。不可否认，中国学者中有关心后现代理论的，但这种关切在我看来，也许恰恰是一种更加注意反思、自我怀疑和理性思考的标示，而不是为了显示一种时髦(如今学术又有多少时髦可说呢，时髦的是“经商”)，是为了充实自己，为了中国的发展，为了中国学术的发展，为了中国学者能在同外国学者相遇时进行多层面的交流。也许有些观点有激烈之处，也许表述有欠缺之处，甚至难免个别人走火入魔，但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者与现代主义者的态度区别在于，前者是怀乡的，而后者是摒弃乡愁的，[注释]那么我可以说，这一代学人都是现代主义者。

第五篇：案例教学与党校法学函授教育

案例教学与党校法学函授教育

案例教学法近几年来在我国的教育方法改革中被广泛地提及，一些高校的法律专业已开始尝试用案例教学法来讲授法律课程。我们党校的函授教育也面临着教育方式改革的问题，我们有必要重视一下案例教学法，将其运用到我们的函授教育中去。

一、案例教学的概念和特征

（一）案例教学的概念

案例教学法，是指在教学中，通过教师引导学员自主分析和研究现有案例，释解相关理论内容并培养学员实际应用能力的教学方法。法学教育领域的案例教学法，是指在法学教学中，通过教师引导学员自主分析和研究现有案例，释解成文法内容并培养学员实际应用能力的教学方法。

从广义上讲，案例教学可界定为通过对一个含有问题在内的具体教育情境的描述，引导学员对这些特殊情境进行讨论的一种教学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与讲授法相对立的。在传统法学教育中，教师也常常讲到案例，其模式是：教师系统讲授法理论、法规则后，举出典型案例并加以分析，让学员进一步理解法理论、法规则。因此，传统法学教育中的案例演示只能称为举例。这种举例不是学员讨论，正如潘维大先生所述：“虽偶有发问可形成师生互动，但教师通常背负教完课程的压力，因而无法作深入的探讨。”在教学的方式上仍然是教师讲、学员听，因而其目的也仅仅是解释法理论、法规则，而不能培养学员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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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以对具体事实的观察和分析为前提，主张透彻地观察个别事物，深入剖析它的一切方面，注意研究教育事实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它所关注的不是教育的共性和一般性，而是教育的特殊性和多样性，用以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提炼理论分析的基础。因此，案例教学是一种演进分析，得到的是一种分析规律。

（二）案例教学的特征

1、案例的运用

案例教学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案例的运用，它是案例教学区别于其他方法的关键所在。案例是包含有问题或者说疑难情境在内的真实发生的典型性事件。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实际情境的描述，在这个情境中，包含有一个或多个疑难问题，同时也可能包含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教学案例描述的是教学实践，它以丰富的叙述形式，向人们展示了一些包含有教师和学员的典型行为、思想、感情在内的故事。案例展示的都是一个又一个的事件，作为事件，就不能是对事物的静态的描述，而应展示事件演进的过程。事件中包含有问题或疑难在内。换言之，只有那些含有问题、矛盾、对立、冲突在内的事件，才有可能构成为案例，简单的“白开水式”没有问题在内的事件，不能称之为案例。同时，通过这个事件，可以反映一定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类似的情况，可以给案例阅读者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启示。此外，事件必须是真实发生的。案例读起来生动有趣，像一个故事一样，但这样的故事必须是真实发生的，杜撰出来的故事即使再有趣，也不能称之为案例。

2、教学互动

与传统填鸭式教学不同的是案例教学法重视的是师生之间的互动。就教师来讲，他有责任去选择和组织所要讨论的材料，要从大量的资料中选择出适当的案例，并且，如果手头没有现成的可以覆盖所 ２

要教学内容的案例的话，他还要自己动手撰写出这些案例，并以一定的程序把它呈现出来。就学员来讲，他也担负着一定的责任，要对教师所提供的具体事实和原始材料进行分析、讨论，并从中得出对自己日后的办案工作有用的结论来。这也意味着学员必须要做好课前准备。在课堂上，每一个个体都需要贡献自己的智慧，没有旁观者，只有参与者。学员一方面从教师的引导中增进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及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从同学间的交流、讨论中增进对问题的洞察力。

3、时代感强

为了更好的将法律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在选案例过程中，必须要挑选与当代社会紧密结合的案例，这些案例必须能够反映出现实生活，这样才能通过案例的分析，引发的思索，思考一些现实问题，解决当前人们的困惑。一部成文法是相当稳定的，修改程序甚为严谨，所以它不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及时变化，要想让大家的学习、思想跟上时代步伐，只有不断更改教学中的案例，让人们了解成文法怎样和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如果还使用几年前的案例而无视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生活，那人们思考的、领悟的也只是几年前的社会，那这样的教学也是失败的教学。因此，案例教学是紧跟时代步伐的教学法，具有很强的时代感。

二、党校法学函授教育的特点

党校法学函授教育和一般全日制教育和党校其他专业函授教育比较起来，在学员和课程安排上有很多自己独特的地方。

（一）学员特点

1、来源相对集中

党校法学专业的学生大多来自公、检、法、司及行政执法部门，有很多甚至是一个工作单位。虽然这几年生源有分散的趋势，例如很 ３

多政府行政部门、党务部门、各级政府派出机构甚至自由职业者来党校学习法律，但从整体上来讲学员结构并未有大的变动。这种来源相对集中的特点，给我们设计课程内容，选择案例提供了方便。

2、实践经验丰富

学员大都来自公检法司工作第一线，有很长时间的工作经历，并在长期的工作中总结出了一定的工作经验，这些经验反过来又指导着他们以后的工作实践。学员对于怎样把一条条的法律运用到具体案件中去掌握的很透彻，但这也给我们的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学员由于理论功底不深厚，对法律的认识不到位甚至是偏差，当讲授理论知识与他们办案不一致时，他们往往迷信经验而否定理论，丰富的办案经验有时会成为他们接受先进理念的障碍。

3、价值观、世界观已形成党校函授学员大都是在职学生，他们都已工作多年，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有自己独特的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角度和方法。这一点不象是普通院校的学生价值观世界观还未形成或正在形成中，犹如一张白纸。但通过和学员交流会发现并不是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正确的，或者说他们有些人的价值观虽已形成，但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了困难，产生了困惑。这需要我们在教学中有针对性的安排内容，变换教学方法，不能像教小学生一样灌输价值观。

（二）课程安排的特点

党校的函授教育和普通高校教育比较起来在课程安排上有很大特点。因学员的在职性，我们安排课程是采用集中授课，面授和自学相结合的方法，而不同于普通高校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的方法。每门课程只有三十几个课时，甚至更少。所以一定要合理安排课时，设置内容，要主次分明，详略得当，让学员在短时间内领会精 ４

髓，并能融会贯通于工作实践。

三、案例教学在党校法学函授教育的运用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被运用于商学、医学和法学中，但要想运用于党校的法学函授教育，还要和党校法学函授教育的自身特点结合起来。

（一）案例教学与学生特点相结合上述我们分析了党校学员的特点：他们工作经验丰富，价值观、世界观已形成。我们在安排案例教学时就要充分注意这一点。

首先看他们的工作经验。学员们虽然工作经验丰富，但一个现状不容忽视，即他们法律专业知识水平不高，对法律的理解尝浅而止，一些工作经验是建立在不规范运作上的。这就需要我们在安排案例教学时首先要把理论讲解清楚，因为案例教学是建立在对法律理论有正确认知基础之上的。在有了一定的理论功底之后，开始挑选案例。学员们普遍对一些自己在工作实践中遇到的棘手的案件比较感兴趣。他们都希望通过教学过程找到解决的办法，想借课堂讨论之机和同行交流。选那些他们工作实践当中曾经遇到的，解决困难的案例会激起他们的积极性，有了积极性，一堂案例教学课就成功了一半。另外这些经验有的是建立在违法操作的基础之上，但学员有时并不自知，他们会很自然的在讨论案例中把以往的工作经验用到课堂上来，发现这些违法的办案方法时，我们要及时纠正并指出错误所在,让其印象深刻。

其次看他们的思想体系。党校学员都是成年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同样的法律条文，同样的案件让不同文化水平的人，或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更甚者通过更深层次的挖掘还会得不出结论，这都是正常现象。我们老师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握好大的方向，在大家讨论徘徊不前时适时的给与提示。此外一些学员他们长期工作在权力机关，多少 ５

带有一点官本位思想，这种思想在讨论中也会出现，我们要及时发现给予更正，及时灌输法治理念，改变他们思想体系中与法治相违背的观念。

（二）案例教学与课时安排特点相结合我们党校函授不同于全日制高校，采用的是集中授课，一门课程集中几天讲授，我们在安排案例教学时也要注意这一点，在选案例时应注意一个案例的知识覆盖面，尽可能多的通过一个案例讲解不同的法律理论。既节约时间，又能锻炼学员们的理论运用水平。这就需要我们准备案例时下一番功夫。此外在讨论过程中在知识切换的关节上也要注意引导，及时提醒。

要想采用案例教学，我们老师必须首先摆平位置。案例教学不同于讲授法，教师实际上更多地从讲台前站到了学生的背后，这既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也可使学生有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教师不再主导课堂，仅起一个方向性作用和理论提示的作用，真正的主角应是学员。也许通过案例的学习，学生不一定把所学到的东西一一罗列或用书面的形式展现出来，但他逐渐学会了如何处理众多的疑难问题。学以致用，在做中学、学中悟是我们案例教学的最大目的。

当然，我们国家案例教学法才刚刚起步，我们党校函授教育因自己的特点在案例教学中也有自己不同之处，我们还要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地探索教学方法的改革使其更加适应党校函授教育，使我们的党校函授教育事业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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