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流派

第一篇：中国法学流派

中国法学流派浅论 郑州大学 付承为

提到中国法学流派一词，目前学界尚无系统明确的论述，或者说，在大多数学者看来，中国不存在法学流派。笔者以为，多数学者对“流派”一词的定义还是局限于目前的西方法学流派的定义，即有系统的自圆其说的理论，有许多学者的支持和完善，有大量的独立性标志，有自己明显的甚至于偏激的观点，有较长的时间跨度和较宽的空间跨度„„

笔者以为，这是一种形式上的界定。所谓流派，应是从不同角度来阐释法、理解法、宣扬法，促进法与社会的同步接轨（尽管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解决实际的法律问题，解放人们的思想，从而实现法律的最主要功能——提供稳定的、可预测的秩序，以便人们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合理预测未来，安排自己的人生。这是笔者认为的实质意义上的可以被称之为流派的标准。

在确定了实质意义的标准之后，笔者将阐述中国法学四大流派——权利本位论流派、法条主义流派、法律文化主义流派、本土资源论流派，下面一一阐述各个流派的核心观点，以及笔者的个人意见。

权利本位论流派

本流派着眼于中国法学的发展方向，即强调中国法学的应然。此流派以张文显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法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权利义务关系，而在这个关系中，权利是本位性的，即是说权利是中国法学的核心、追求和着重点。张文显先生提出此观点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特别强调义务、强调阶级斗争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提法无疑是需要的，但这种提法给他本人带来了很多麻烦，毫无疑问，他遭到了许多的批判，甚至他的导师都公开反对他。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行，中国学界接收了许多的西方思想，权利本位论的价值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肯定，张文显先生也就成为了中国法理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但是，这种观点的正确性笔者持怀疑态度，笔者更倾向于英国学者哈特的观点，即法律规则理论。哈特认为，法律规则可以分为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第一性规则即是义务性规则，它是根本性的规则，第二性规则是权力性规则，是附属性规则，因为权利的享有依赖于相对应的义务的履行，未有义务，权利便无从谈起。笔者进一步认为，义务本位论是基于逻辑和哲学意义而言的，而权利本位论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口号，是一种类似于启蒙运动的号召，它的学术性价值其实并不是太高（相对于解放思想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对学界的冲击，是一种对中国法律人和普通民众的启蒙，而且，它的作用已经出现，因为目前学界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强调公民的权利，批判国家机关的绝对权力，而且，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增强，我国诉讼案件急剧增多，法律工作者也大大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价值是非常大的。

中国一直以来强调义务，致使我国形成了义务大于权利的法律体系，义务大于权利必然会导致人们对法律的规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社会的许多潜规则，而权力本位论有利于冲破这种规避法律的现象（虽然它带有一种矫枉过正的意味），使我国形成权利义务相

平衡的法律体系，树立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形成公民对法律的忠诚，而不仅仅是将法作为一种工具。这对我国法律的发展无疑是最重要的。

法条主义流派

该学派没有什么理论，基本上说它是一种态度，即不讨论法的应然问题，不涉及政治性的敏感问题，将法学的研究局限在对法条的解释和归纳上，以法条为基准、中心。此流派可以说在中国很早就已经出现，在当代，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知识分子都变得谨慎，只能在非政治非现实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尤其是法学这样一个和政治挂钩很强的学科，要想“保住自己”，就要注意自己的言论。这种惯性一直延续到今天，是今天仍有许多这样的学者。再者，有些学者们要想做出点“成绩”，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发一些违心的文章，当然这些文章都是严格的遵守“法律规定”的。

应该指出，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其实非常糟糕，许多法条之间存在着矛盾，基本法和司法解释存在矛盾，法和“适用办法”之间的矛盾就更为突出。因此，首先，在中国，法条主义注定会因法条本身的不完善而陷入困境，以致不会有什么研究成果；再者，中国法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将法律这种工具变得在国民心中神圣起来，培养国民对法律的忠诚，减少规避法律现象的发生。而法条主义显然对这个问题于事无补。因此，笔者对法条主义的存在必要性很是怀疑。

法律文化主义流派

法律文化主义的出发点是来自西方的法律是否可以和来自中国的文化相融合。这一流派的提出者是梁治平先生，他的核心观点就是文化决定论，即每个民族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基本相同，但是却会形成不尽相同的处理方法，而这种不同的根由就是文化类型或者说文化式样。而法律就是一种典型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因而法律的不同从根源上来讲，是文化式样的差异造就的。也就是说，中国法律就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西方法律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将西方的法律用到中国的文化土壤上的尝试的合理性是很小的，或者说，或者说中国要想建成和西方那样的法治，需要从文化层面着手。

法律文化主义可以说是对近年来我国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效果却不尽人意的一种思考和一种试图的回答。首先，法律文化论对法的不同的原因的分析止步于文化，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探索；再者，此论是一种严重的对中国文化的不自信为基点的，这就导致其结的必然失真性。但是此论的最主要价值体现在于，将文化列入的法学家研究的范畴，但这种价值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那就是泛文化论——几乎将所有的社会现象的原因都归于文化，将文化一词的含义无限夸大。

法律文化主义的最大弊端在于将中国今年来的学习西方法律的努力和进路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将在已经对传统法制失去信心的中国法学界不知去路，再次陷入迷茫。

本土资源流派

本流派注重西方所谓“普世法律”的中国化问题，或者说将两者加以结合，实现中国的法治。本论不像某些传统的学派用中国传统的

理论来附会西方理论，从而论证我国古代法律的先进性，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并在主观上否认西方法学的强势（我不认为强势就是先进）。朱苏力提出本土资源论，其本土资源指的是“民间法”，即一种区别于国家制定法的民间的通行规则，简而言之就是习惯。苏力在法律规避的语境下引出了这一概念，他的核心论点就是强调立法对这些民间法的适当吸收，从而减少公民尤其是农村公民对法律的规避。从更深的层面讲，一个导致诸多规避的法律体系是一个恶的法律体系，这样的法律体系绝对不可能培养公民对法的信仰和忠诚，而对法的忠诚和信仰是中国法律在目前的环境之下最需要的东西，或者说中国法律的“幼稚”就是源于忠诚和信仰的缺失。

笔者对本土资源论很推崇。近代以来，由于整个民族的狂热学习西方，导致了严重的对传统中国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一直延续到现代，以至于目前法学界的真理都止于西方，当我们问到“什么是正确”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许多回答都是“西方国家就是这样做的”。这种不信任严重妨碍了中国法学的发展，或者说我们目前的中国法学中几乎没有中国的概念。理论界基本的研究就是批判我国目前立法和司法然后用说教性的语言解说西方的相关情况，而实务界则以鄙视的眼光看待理论界，他们将理论界看作是只会说空话的书呆子。

在这种背景下，强调中国的本土对法律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将使法律和中国现实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是中国法学真正成为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法学，这将不仅培养公民对法律的忠诚和信仰，而且有利于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和解，这对中国法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笔者以为，无论是哪个流派，无论其从哪个角度来探究中国法学，对中国法学理论的丰富化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国法学流派同时带有相同的通病，他们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哲学基础，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呼吁。这是中国自百家争鸣以来就有的通病，中国所谓的学者，就是提出自己的理论，然后博取统治者的赞同和施用，从而将自己“送入孔庙吃冷猪肉”。中国法学流派的观点也带有附和政治的色彩，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角度——美其名曰实用主义哲学。其实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的通病，若是期望找到真理，我们只能希望中国的政治色彩不在这样浓烈，给法学一个真正自由的空间。

第二篇：法学流派[范文模版]

法学流派 是最容易忽视的，分析介绍得少，重要性就不多说了，翻翻历年真题就知道了。

注释法学派

注释法学派 glossators 西欧11世纪末到15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而产生的一支与神学法学相对抗的新的法律思想派别。该派以研究罗马法为中心，并以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university of Bologna）大学为中心，因而又称意大利法学派或博洛尼亚法学派（the school of Bologna）。

中世纪初期，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527~565在位)编纂的法律文献,已很少为人所知,特别是其中最重要的《学说汇纂》曾湮没达几个世纪之久。从11世纪末，西欧各国以意大利为中心，开始对罗马法广泛研究，因为罗马法的适用不仅有利于以王权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和加强，而且也为商品生产的各种法律关系提供了极为详尽的规定。当时这种广泛研究，意味着法学正从神学中分离出来。与此相适应，一个独立的、世俗的法学家阶层逐步形成。

他们主要代表新兴市民等级的利益，与代表封建制度的神学或教会法学家相对立。注释法学派的出现和发展，同西欧近代大学的兴起也有密切联系。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是近代欧洲第一所大学，它主要就是从研究罗马法开始的，并长期成为传播罗马法的基地。西欧其他国家和意大利其他地区都有学者到博洛尼亚学习罗马法。12世纪中叶，在该校研究法律的学生有一万多人。该校创始人就是前期注释法学派奠基人伊尔内留斯（约1055~1125）。继博洛尼亚大学后创立的一些著名大学也都将罗马法的研究作为一门主要学科。

自然法学派

自然法学派当今世界范围内居主流地位的法学学派。代表人物为如格劳秀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潘思、杰斐逊等。

自然法学派是指以昭示着宇宙和谐秩序的自然法为正义的标准，坚持正义的绝对性，相信真正体现正义的是在人类制订的协议、国家制订的法律之外的、存在于人的内心中的自然法，而非由人们的协议产生的规则本身的法学学派。自然法学派主张有一个实质的法价值存在着，这个法价值乃独立于实定法之外，且作为检定此实定法是否有正当性的标准。自然法学说认为，在自然，特别是在人的自然本性中，存在着一个理性的秩序，这个秩序提供一个独立于人〔国家立法者〕意志之外的客观价值立场，并以此立场去对法律及政治的结构作批判性的评价。自然法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意味着由自然，也就是说由人的本性、由社会的本性、以及甚至由物的本性中，可演绎出某些法则，这些法则可供给一个整体而言对人类行为举止适切的规定。自然法学派起初的权利观念更多带有“天赋”权利的色彩，人生于自然，人的权利也来自于自然。

自然法学派特别重视法律存在的客观基础和价值目标，即人性、理性、正义、自由、平等、秩序，他们对法律的终极价值目标和客观基础的探索，对于认识法的本质和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在法学研究中表现为一种激进的理想主义情怀，以诸如正义、平等、自由等抽象价值来构建自己的批判武器，在破解传统法律理念，重塑时代法律神圣性的历程中，功勋卓著。但自然法的方法论如天空之流云，绮丽却飘渺，它宣言法的未来，但无力构筑通达未来现实的路径。更令人忧虑的是，自然法的自大与泛滥还有可能使法学笼罩于空泛与虚幻之中而难以成长与成熟。

在17、18世纪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和革命斗争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以强调自然法为特征的一个法学派别。一称自然法学派。所以称“古典”自然法学派，是为了与其它时代(古代、中世纪或20世纪)的自然法学说相区别，并表示自然法学说在17、18世纪最为盛行。

历史法学派

法律的历史解释，泛指以历史的观点和历史的方法来研究法律科学。在内容上一般，我们一般将其区分为德国的历史法学和英国的历史法学，在德国的历史法学中，又可以分为强调罗马法历史的萨维尼和强调日耳曼历史的艾希霍恩，英国的历史法学有梅因、波洛科和梅兰特，用进化论观点解释法律的斯宾塞有时也被视为一种历史法学。提出学说的背景

拿破仑在统治区内对部分德意志邦进行的针对封建制度的诸项改革，大大激发了人们对这位年轻的天才皇帝的敬慕。好景不长，1806年法国占领者在不来梅施行思想专制，特别是拿破仑在占领区推行法语，打破了德国知识界和年轻人对于拿破仑者为“和平王子”的天真幻想。法德文化问题伴随着民族矛盾遽然爆发。人们要求摆脱法国人救世主式的民族主义，而代之以对于自身民族生活和政治活动的自主安排。

1814年3月31日，第六次反法同盟联军攻入巴黎，拿破仑第一次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反法同盟旋于维也纳召开会议，重商建立欧洲秩序。翌年，由于英、法、俄等欧洲大国担心德意志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后如虎在侧，聚集在维也纳的政治家们遂决议建立一个松散的“德意志邦联”，作为德意志统一问题的暂时替代性解决方案。

拿破仑以《法国民法典》为利索而束缚各国，并将其强制施行于德意志各邦。在1814年拿破仑被推翻之后，该法典已经在多数省份施行。北莱茵各省保留实行该法，并且一直如此。在德意志其他部分，该法作为一种政治落魄的标志，几乎很快遭到抛弃。以何种形式取而代之的问题，随即浮现。在当日德国，整个思想学术领域都正在从事对于往日民族生活的历史考察。不仅在法的研究中，而且在民歌、民间童话、民间话本、民间习俗以及语言、诗歌和宗教等等一切领域的研究中，民族意识均如沛然春水般涌流

19世纪三大法学流派指的是新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和社会学法学派这三个在现代西方影响较大、占传统地位的法学流派。

一、新自然法学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新自然法学是西方自然法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自然法思想的意识可以追朔到西方文明的起源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被人们在不同的时期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它的形式不断翻新，内容不断完善。产生于20世纪特殊社会环境的新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马里旦、富勒、罗尔斯和德沃金等等。他们的新自然法学说（或价值论学说）各有侧重点，各不相同，然而却共同的体现出自然法观念的思维形式。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法律应当关注某种应然性，法律的发展应当遵循一定的价值原则并体现一定的价值要求。无论是马里旦的神学自然法、富勒的“程序自然法”、还罗尔斯的正义论或德沃金的权利论，无不“注重研究法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或基础，法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法应追求的理想境界”③ 他们的手中都有一份“价值表”，为应然的法律之制定和评价提供了所依据的标准。新自然法学派强调法本身是一个价值系统，必然反映一定的价值关系，极为重视法的合理性和道德性。他们通过总结、抽象和思考，为法律的建构铸造了理想的框架和模型。

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

分析法学在现代主要以凯尔森和哈特为代表，它基本上继承了传统的分析法学的理论，严格地区分“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律”和“应当是这样的法律”，着重对实在法进行逻辑分析而不作有关的价值判断，否认价值和道德的必然联系。凯尔森指出，价值判断在性质上是主观的，因而只能是相对的；人们不能用理性认识来回答有关法的普遍和最高价值这一命题；对于自然法学中的绝对正义，他认为这“是一种自欺或者等于一种意识形态”。④ 既然对正义持道德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态度，⑤ 于是凯尔森认为，正义只能是一种“合法性”，应当建立与价值无关的纯粹研究法律结构的法律科学（即所谓“纯粹法学”），“就其对象实际上是什么来加以叙述，而不是以某些特定的价值判断的观点来规定它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⑥ 哈特给法下的定义是“法律是

一种特殊的规则”，这是他的“语义分析法学”的基本原理，他以奥斯丁的分析实证法学作为重要的理论渊源，主张法律与道德有联系但“并无必然联系”，法律应当采用“广义的概念”，即将法律的效力和法律的非道德性区分开来，以体现除了道德之外法律的所有其它复杂的特征。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把我们从自然法学家法律的“理想国”中拉回到实证的 现实世界，在对法律形式的逻辑分析上运用了更多的新的方法，继承了传统分析法学对实定法的重视和研究，也吸收采纳了其它法学流派的合理成分，内容丰富，颇具影响。

三、社会学法学

社会学法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在社会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实证主义的法学思潮，“它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认识和研究法律问题”⑦ 社会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狄骥、埃利希和庞德。狄骥提出了“社会连带主义”学说，体现出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关注社会的整体利益，强调社会义务。埃利希则以提出“活的法律”的观点而闻名于世。他认为，这种“支配社会本身的法律”，尽管并不曾被制定成法律条文，但“即可预防纠纷的出现，在纠纷出现后，也可以籍以解决而毋需求助于国家的法律机构”。⑧ 他让人们注意到国家制定法之外的其他行为准则（如习惯、职业道德、行业规定等等）对于社会秩序的意义，摆脱了“纯粹”法律规范分析僵化的法学研究视角和方法，将法律分析的重点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环境。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理论。他提出“法律是一种'社会功能'或'社会控制'”，用法律的功能性概念来取代逻辑性概念，主张“有用即是真理”。他还提出了法律社会学的基本纲领，启示人们关注法律制度和法律学说的实际效果，强调以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法律，关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抽象内容；并且注重法律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总之，社会法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担负起了打破'法律关门主义'禁锢的历史重任”，⑨ 它社会本位的立场，法律社会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于法律的发展和一定社会的变革，其重大的启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篇：中国当代文学流派

1.荷花淀派：指以孙犁为首的文学流派。因以孙犁的《荷花淀》代表的一批充满浪漫主义气息、乐观精神语言清新朴素描写逼真心里刻画细腻抒情味浓富有诗情画意的小说而得名。主持《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发现并培养刘绍棠、丛维熙、韩映山等作家群，孙犁《山地回忆》、刘绍棠《蒲柳人家》。2.山药蛋派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批山西作家，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文学主张、创作风格（新短通）、创作方法(革命现实主义)相似，创作成就较高。生活内容与传统叙事手法相结合，情节典型、细节生动，讲究艺术构思、语言通俗,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三里湾》、《锻炼锻炼》、《三年早知道》.3.伤痕文学：以文革造成人们心灵上的创伤为主要内容。昭示了“恢复”和“复归”现实主义的新鲜内涵。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郑义《枫》。、特点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想倾向/善良人受损害的情节模式/宣泄义愤的情感模式局限：止于“问题小说”模式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观念浅直，艺术粗糙伤痕是反思的源头，反思是伤痕的深化.4.反思文学：继伤痕文学的情感宣泄与政治批判进入到历史深层的理性思考，以中篇小说为重点。社会**的世相图，历史反思,民族创伤和国家苦难反思,启蒙式地突出了极左政治路线与封建思想如何二合一地造成社会和人的深刻异化。王蒙《蝴蝶》、高晓声《陈奂生上城》、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特点：艺术表现方式更加灵活，主题深度比伤痕文学进了一大步。局限：艺术形式单一，反思不彻底，缺乏自省与忏悔。5.改革文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描写新时期出现的社会改革以及改革引起的人物命运人际关系心灵纠葛为主要内容与现实生活十分贴近，明显地具有与历史同步，回答时代问题的特点。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贤亮《龙种》6.寻根文学：在八十年代“文化热”的背景下产生的。作家们试图汲取本土的生活内容，借助西方的文学技法，表现中国的文化特色。核心观点是中国文学应建立在广泛文化开掘之中，要用文学表现民族文化，寻文化之根。韩少功1985《文学的“根”》(宣言)。阿城《棋王》、韩少功《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局限：返祖心态猎奇心理/作家自身的文化积累不够/概念化倾向。7.先锋文学：80年代，作家根据“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引进被忽略的、遭禁忌题材，向传统文化的教条和信念发起挑战。表现了新的价值立场和表达方式，扩大了小说艺术的表现力。马原《拉萨河的女神》、余华《现实一种》、苏童《妻妾成群》《红粉》、格非《迷舟》。特征：否定意识、文的自觉、叙述实验。局限非理性倾向、形式至上、整体模仿、疏离了中国现实生活环境与大众。8.新写实小说：在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回归现实”的一种创作潮流。是不满先锋小说的解构，对先锋小说的批评和反驳，以写实为主要特征，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内容上主张表现生活的本色而非本质，塑造平民而非英雄形象采用客观的叙述态度以自在和散在的生活单元形成一种扩散性结构。池莉“新写实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方方“三白”系列（《白梦》、《白雾》、《白驹》），刘震云《一地鸡毛》。局限：庸常化、片断化、零散化与主题性暗淡；缺失现实批批立场，丧失批判能力。8.归来诗“归来”，是一种诗人现象，也是一个普遍性的诗歌主题。“归来”诗人主要包括：50年代反右派运动中的右派诗人艾青、公木、吕剑、公刘、白桦、邵燕祥；在1955年“胡风集团”事件中罹难者，如牛汉、绿原、曾卓、冀汸、；因与政治有关的艺术观念，在50年代陆续从诗界“消失”的诗人，如辛笛、陈敬容、郑敏、唐湜、唐祈、杜运燮、穆旦、蔡其矫等9.朦胧诗：朦胧诗：是新时期新诗潮中涌现的代表性诗歌流派，也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潮头。因当时的评论家指责起朦胧、晦涩而得名。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梁小斌。特征：表现了一代青年从狂热、迷惘走向觉醒、沉思的精神状态和心路历程，具有强烈的怀疑意识和叛逆精神。现代主义的倾向和艺术技巧很明显追求含蓄朦胧之美。体现了人性和艺术的苏醒。意义：思想解放：启蒙主义的人文精神；审美革命：艺术探索的创新精神；诗体实验：现代主义诗歌的中国化。11知青文学：新时期文学中出现的脱胎于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批知青作家写知青生活的作品和文学现象。特征：体验和阐释的多向性：伤痕、反思、寻根阶段与主题模式：早期：青春祭：受苦受难——知青作为受苦受难的形象中期：记忆重构：青春无悔——知青作为英雄化身的形象；诗化农村——知青作为田园诗人形象。后期：文化寻根——文化批判，知青作为文化批判者的化身。意义：新时期文学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局限：缺乏自我反省与批判。代表作家与作品：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张承志《绿夜》、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路遥《平凡的世界》

第四篇：中国法学家流派_1_3

中国法学家流派(一）红派

所谓红派法学家，就是学术上走红，学术理论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政治上得到宽容，三十来岁就能当上博导的一批法学家。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赵秉志、陈兴良，北京大学的武树臣，武汉大学的黄进，等等。

北京的主要法学杂志，《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法学家》、《中外法学》、《政法论坛》等等，几乎成了红派法学家们的私人刊物，来稿必发。他们都是特别能写作的人，加之有足够的阵地，因此，他们便成了“制造论文的机器”。文章多而不滥，篇篇皆有创见。一般以专业性的学术问题为主，不涉及重大原则问题，至少不率先涉及重大原则问题的探讨。故既能在学术上走红，又能获得政治上的宽容。

王利明的代表作有《国家所有权研究》，《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研究》，等等。赵秉志的代表作有《犯罪未遂的理论与实践》，《妨害司法活动罪研究》，等等。陈兴良的代表作有《共同犯罪论》，《正当防卫论》，《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刑法哲学》，等等。武树臣的代表作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法律思想史概论》，等等。黄进的代表作有《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研究》，《区际冲突法研究》，等等。

（二）黄派

所谓黄派法学家，就是能将法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极有价值的改革建议，从而有力推动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的的法学家。他们善于联系实际，善于运用法学原理进行现实批判，关注民生，力主改革。他们不仅著述丰富，而且分量沉重。在他们的代表作中，往往以黄金般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主要观点和主要主张。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中国法学》杂志社的郭道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梁慧星，等等。

黄派法学家的主张不仅在学术界很有影响，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有影响。他们的理论和主张往往比改革进程快一步，且往往是在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比改革快一步，故在政治上既受重视，又不是很走红，总是给人一种沉重感。他们的文章并非都能公开发表，越是沉重的文章越是不能公开发表，不过也不是不能流行。他们往往通过“报告”、“讲座”、“会议交流”等形式发布自己的理论主张。

江平曾经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八十年代末离职后继续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至今。最有影响的一篇报告是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六日在中央党校的报告，题目是《市场经济的法律机制》，受到高度欢迎和重视，并通过录音、录相等形式广泛传播，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中央党校报告选》一九九七年第一期也全文发表了这个报告。该报告的理论基调虽然没有完全被《十五大报告》吸纳，但许多观点已经受到政界、法学界以及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其基本内容无疑会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经济立法的指导性理论，其基本精神估计在三五年之后就会成为中国高层领导的理论基调。江平的基本主张就是不以所有制性质来划分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与现行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的理论有相当的差距。

郭道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工作后改行学法律，曾长期担任《中国法学》总编。改革开放以来，他“不断有新观点问世”①，最有代表性的理论主张是“以法治代替法制”。对此，他是得着机会就讲，不厌其烦，不怕风险，诲人不倦，诲国不倦。1 不仅自己讲，还组织同仁在《中国法学》上一起讲。终于，在郭道晖和其他一些法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张被中共《十五大报告》所吸收。

（三）紫派

所谓紫派法学家，是指那些比红派法学家更多一层红色的法学家。

紫派法学家的特点是，参与改革但不首倡改革，对已有的改革措施和改革理论常从较正统的角度进行解释、论证和宣传。在他们身上往往环绕着一层紫色光环。他们在政治上颇受重视，经常参与重要法律的起草；他们在薛术上也很有地位，大多有博导、会长、理事长等等的学术职务，全国性的教材也常常由他们主持编写。

紫派法学家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对于别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探索常持批评态度，而他们的批评往往又是以政治批评为主，以学术批评为辅。一九九六年的所谓“晓南**”正是这一特点的重要表现。②

最有代表性的紫派法学家是张光博。

张光博是大连海事大学经济法律学院教授，主攻宪法学和法理学。八十年代初曾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以及司法部统编教材《宪法学》的重要撰稿人之一。八十年代后期主编过颇有积极影响的《简明法学大词典》。九十年代以来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引导法学沿着正确道路向前发展》，发表于《中国法学》一九九五年第四期；《法学研究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发表于《当代思潮》一九九六年第一期；《制度、体制和法》，发表于《当代法学》一九九六年第二期；《评“权利本位论”》，发表于《当代思潮》一九九七年第一期；《关于法学中“29个多”问题的理论是非》，发表于《当代法学》一九九七年第四期；《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将法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峰》，发表于《当代法学》一九九八年第二期。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政治批评和学术批评兼而有之，但政治批评多于学术批评；学术上常常发现对方的自相矛盾，政治上往往能得出对方“违反马克思主义”等等结论。在《制度、体制和法》一文中甚至认为法学界存在着“各种‘西化’阴谋”。有学者在评论《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引导法学沿着正确道路向前发展》时，很形象地说：“猛一见这个标题，以为是《中国法学》发表社论”。③

张光博教授之所以敢于在法学界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严厉的政治批评，是因为他的身后有一个比较强大的紫色的法学家流派作他的坚强后盾。

紫派法学家虽然观点较左，但能一以贯之，并能自圆其说。这是他们值得钦佩的长处。他们那种一以贯之的精神，雾派法学家和白派法学家是绝对没有的。

无论是政治批评还是学术批评，紫派都具有紫外线一般的严厉，这就是紫派之所以要被认为是紫派的道理。

（四）灰派（经院派）

所谓灰派法学家，是指那些埋头于学术研究，不太关心现实生活，较少进行现实批判，不提具体改革建议的法学家。他们在法学界很出名，但在法学界之外的知名度明显不如黄派 2 和彩派，甚至也不如蓝派和绿派。

灰派法学家学术功底深厚，著述甚丰。他们虽然回避现实政治问题，但他们的学术成果往往成为红派人物和黄派人物的学术依据。

北京大学的龚祥瑞早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比较宪法和行政法》一书中，就认真地论述过法治和法制的区别，但由于他没有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现实批判，所以就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灰派与黄派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此。

灰派法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北京大学的龚祥瑞，张国华，沈宗灵，赵震江，姜明安，等等。

龚祥瑞的代表作有《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文官制度》，《英国行政机构和文官制度》，等等。张国华的代表作有《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等等。沈宗灵的代表作有《比较法总论》，《现代西方法律哲学》，《美国政治制度》，《现代西方法理学》，等等。赵震江的代表作有《法律与社会》，《分权制度与分权理论》，《中国法制四十年》，《科技法学》，等等。姜明安的代表作有《行政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等等。

（五）蓝派

所谓蓝派法学家是指那些竭力主张充分开放、充分借鉴和移植西方法律和西方法学的法学家。走向蓝天和大海是蓝派的基本特点。`

蓝派法学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思想活跃，思路开阔。他们倾心于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有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他们大多出生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与红派法学家是同龄人。与红派不同的是，他们一般不考虑在学术界的社会地位问题，不重视博士、博导等头衔。与红派相同的是，他们一般也不进行太多的现实批判。

蓝派法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南京大学的张中秋，苏州大学的周永坤，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梁治平，等等。

张中秋的代表作有《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法律与经济——传统中国经济的法律分析》，等等。梁治平的代表作有《新波斯人信札》，《法辨》，《法律的文化解释》，等等。

（六）彩派

彩派法学家是指那些同时具有多种色彩的法学家。

彩派法学家的代表人物有：南京师范大学的公丕祥，吉林大学的张文显，南京大学的范建，华东政法学院的曹建明，苏州大学的杨海坤，杭州大学的胡建淼，中共中央党校的石泰峰，等等。彩派法学家不仅学术成果丰富，而且学术组织能力十分突出，社会交往面十分宽广。他们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所有的学派皆能宽容，也为所有的学派所宽容。因此，3 他们总是五彩缤纷的。在他们身上，黑派可以看到黑，红派可以看到红，紫派可以看到紫，蓝派可以看到蓝，灰派可以看到灰，黄派可以看到黄，白派可以看到白，雾派可以看到雾，绿派可以看到绿。

彩派与红派大体上也是同龄人，学术地位略次于红派，政治地位却强于红派，大多兼任高等院校的行政领导职务，不是校长，就是院长，至少也是个副院长什么的。

公丕祥的代表作有《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犯罪社会学》，《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述论》，等等。张文显的代表作有《当代西方法哲学》，《中国步入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法律社会学》，等等。胡建淼的代表作有《行政法学原理》，《人事行政法概论》，《十国行政法比较研究》，等等。

（七）黑派

黑派是指那些被认为是主张全盘西化，在法学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政治上犯过严重错误的法学家。近年来，他们很少发表论文或出版论著。主要代表人物有群众出版社的于浩成，北京大学的袁红兵，中国政法大学的陈小平，等等。

于浩成曾担任群众出版社的主编，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著述较多，现留居美

国。代表作有《我国的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民主·法治·社会主义》，等等。袁红兵在一九九二年曾经主编《历史的潮流》一书，猛烈批左，轰动一时，后被调往贵州某地任教。

（八）白派

法学界的白派人物的主要特点有二：其一是头脑一片空白，在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中，以及在他们的课堂上，没有任何属于他们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更没有改革或不改革的意见和主张；其二是以赚钱为主要目的，白花花的银子不赚白不赚，赚了不白赚，学术、学位、职称等等，无非是赚钱的手段而已。

但平心而论，白派法学家在普及法律知识方面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九）雾派（变色派）

所谓变色派，就是无一定色彩，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法学家流派。该派就象水蒸汽一样，一会儿灰色，一会儿白色，一会儿黑色，一会儿蓝色，一会儿发红光，一会儿五彩缤纷，什么时髦他们就变成什么。他们和彩派的区别是，彩派在任何时候都是五彩缤纷的，雾派只在极少的时候才是多彩的。雾派除了在不同的时候制造不同的声势以外，对法学研究和改革事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理论贡献。

雾派和白派在外表上有些相似，但始终有实质性区别。白派的目的是经济，雾派的目的在于政治。

（十）绿派

绿派，也可以叫做草派。该派法学家就象绿草一样，一方面生机盎然，另一方面不引人注目，不被法学界重视。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山大学的刘星（一正），江苏省行政学院的刘大生，等等。

草派的特点是，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一律采取超越的态度，不屑于参加各种“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讨论和争论。

他们在学术上的追求是：哪里有荒漠，就向哪里挺进；哪里有废墟，就在哪里扎根。他们的文章在政治上不受器重，但也不受批判；在法学界很受冷遇，被认为无足轻重。中国权威的法学刊物从来不发表他们的文章。

刘星的文章大多发表在非学术刊物上，法学专业刊物和其他学术刊物上几乎见不到他的任何文章。

刘星曾在《南方周末》上开辟《打官司秘笈》、《西窗法雨》、《古律寻义》三个专栏，常常在不经意的生活小事中挖掘出深厚的令人惊叹的法学义理，向大众进行高级别的普法教育。学术代表作是《法律是什么——二十世纪英美法理学批判阅读》。

刘大生的文章大多发表在党校系统和社科院系统的综合性学术刊物上，此外，《南方周末》等有影响的大众性报纸也偶尔发表一些他的短文。除了《福建法学》以外，中国的其他法学专业刊物（包括台湾的法学专业刊物）上也见不到刘大生的任何文章。

刘大生的代表作有：《法律层次论》，《宪法语法缺陷考》，《世界法学七大奇观》，《西方产权学说质疑》，等等。刘大生的主要观点有：党主立宪论，有限游行论，规范生育论，无民法论，白马非白马论，法人人权论，等等。刘大生在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经济学、人口学、水利学、医学、史学、政治学等多种学科都有如绿草一般的新观点发表，其新观点之多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是十分罕见的。④刘大生也是一个善于挑毛病的学者，能在《宪法》中挑出一百多个语法缺陷，能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英文原著中发现严重的治学态度问题。当然，刘大生对于真正做出贡献的学者们也从不吝惜赞美之词。

草派法学家的理论更受初涉法海的青年学生和法学界之外的读者欢迎。青年和外行的青睐，正是草派法学家的希望之所在。

法学界对草派法学家的态度，目前还比较冷淡，对于草派法学家的学术理论观点或视而不见，或不以为然。在红派、黄派、灰派看来，草派法学家的学术观点没有理论根据，没有师承，有莽撞胡闹之嫌疑；在蓝派和黑派看来，草派法学家没见过世面，不了解世界，对西方的东西没有认真的学习过，有狂妄无知之嫌疑；在紫派法学家看来，草派法学家没有明确的革命方向，有盲目愚昧之嫌疑；在白派和雾派看来，草派法学家太固执，纯属不识时务；在彩派法学家看来，草派法学家太好高务远，有不切实际的弊病。

但在草派自己看来：草可以净化空气，可以涵养水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可以为高级生命提供原始食物和原始材料，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草派将为中国法学乃至世界法学的繁荣作出重大贡献。

第五篇：中国七大教学流派[范文]

中国七大教学流派

“观点鲜明，操作程序具体，语言表达清楚，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切合中国实际”，对中小学教学产生一定影响的教学流派的共同写照。这些自成一体的教学流派既学习了当代西方教学理论的长处，又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本土特色，是广大教育研究人员和一线教师智慧的结晶。

一．卢仲衡自学辅导教学

从对“程序教学”的反思开始，到“三本教学”模式的确立，以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为主的“自学辅导教学”实验前后坚持了近40年，在中小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从反思“程序教学”开始

2在实验基础上萌生新思想

3实验紧密跟随时代发展

二． 邱学华：“尝试教学”让学习成为学生自身需要

尝试教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学生能尝试，尝试能成功，成功能创新”，特征是“先试后导、先练后讲”。

从设想到自成一体的理论升华 明晰具体的课堂操作

第一步是准备练习。第二步是出示尝试题。第三步是自学课本。第四步是尝试练习。第五步是学生讨论。第六步是教师讲解。第七步是第二次尝试练习。

三、黎世法异步教学：课堂成为学生个性化学习场所 1 基于“学情理论”并且不断发展

“六段教学方式”揭示了一条教学活动的基本规律，即教学方式一定要适合学情。根据这条基本规律，黎世法在“学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学情为条件的最优化教学方式和教学理论。“六步”实现“个体化学习”

在异步教学实践中，学生的“个体化学习”是一条主线，教学过程就是教师指导学生按照“自学-启发-复习-作业-改错-小结”等阶段进行学习的过程。实施异步教学理论不能忽视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异步教学理论正在不断对自身进行着完善和补充。然而，异步教学要取得更大的发展，以下几个问题不容忽视：

第一，要正确理解“最优教学方式”中的“最优”二字的科学含意。

二，异步教学的源头是学情理论。

三，认为“认识规律，并按规律形成一套简洁的教学操作模式与方法，四，异步教学对学生的自觉性要求程度较高，五，实施异步教学不仅仅涉及课堂教学问题，还涉及到学校教学管理和要求按需组织教学等问题。

四、张熊飞与诱思探究教学

诱思探究教学：教师要引导学生独立思考 诱思探究教学发展历程

实验经历了18年共四个阶段的探索：

第一阶段（1981年9月至1987年8月），调查体验阶段 第二阶段（1987年9月至1990年8月）实验摸索阶段，第三阶段（1990年9月至1996年8月）筛选深化阶段。第四阶段（1996年9月至2001年1月）验证升华阶段。2 诱思探究学科教学论内涵

诱思探究学科教学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诱思教学思想论、探究教学模式论和三维教学目标论。要达到“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五、李吉林的情境教学

情境教学：创设充满智慧和情趣的空间

以“情”为经，以“境”为纬，通过各种生动、具体的生活环境的创设，拉近了学科教学与学生现实生活的距离，李吉林为学生的主动参与、主动发展开辟了现实的途径—— 为儿童的学习探索

让情感与认知结合 独特的理论体系与操作模式

情境教学的原则为诱发主动性、强化感受性、着眼创造性、渗透教育性、贯穿实践性，并具有五项操作要义：以美为突破口，以情为纽带，以思为核心，以儿童活动为途径，以周围世界为源泉。

六、王敏勤和谐教学：帮助学生从学习中找寻规律 1 从学习“两法”到“自成一法”

“三阶段八环节”的课堂模式，2 从教学过程的和谐到整体建构

所谓和谐教学就是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在教学活动中，力求使教学过程诸要素之间以及教学过程与教学环境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协调、平衡的状态，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自学能力，使学生的基本素质和个性品质得到全面、和谐、充分地发展。从课堂教学的“三段八环”到“四环节”

最初，和谐教学的课堂教学模式分为三个阶段八个环节，即：

一、准备阶段，包括身心准备和知识准备两个环节；

二、导学阶段，包括明确目标、自学讨论、艺术精讲三个环节；

三、应用评价阶段，包括激活练习、达标测试、推荐作业三个环节。

在新一轮的课题实验中，王敏勤又提出了四环节的课堂教学模式：一是导入新课，明确目标。教师在导入新课后，要向学生出示或说明这堂课的学习目标。二是自学指导，整体感知。三是检查点拨，探寻规律。四是练习达标，拓展提高。“四环节”的教学模式与原来的“三段八环”相比，更便于教师操作，强调课堂教学的整体性原则，注重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七，顾泠沅青浦实验：来源于实践的有效教学 “尝试指导、效果回授”教学策略

青浦实验经验概括为4条有效的教学措施，它们又分别对应了四条教学原理。诱导-尝试-概括-变式-回授-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