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严格的制度防止权力滥用

第一篇：用严格的制度防止权力滥用

用严格的制度防止权力滥用

腐败问题是当今社会各界议论的热点，也是国人最为纠结的心病，近年反腐的举措不可谓不多，惩治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令人感到吊诡的是腐败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反而在一定层面上形成愈演愈烈的态势，之所以出现这样令人诧异的悖论，本人认为最关键、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缺少能够将权力关进笼子的有效制度。

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人具有滥用权力的天性，越是掌握着巨大权力的人越是有可能滥用权力。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用来为人类谋福祉，也可以成为反人类的武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灭顶之灾，20世纪的历史已经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须用权力来制约权力，建立起严格的制度将权力关进笼子。反观我国目前反腐败的现状，所缺少的正是能够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体制、机制和举措。中国传统社会统治者提倡官德主要是靠自身的修养，即使有一些对官员的权力制约制度，也要视最高统治者的情绪而定，从未真正严格地执行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则靠发动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来解决权力滥用和腐败问题，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效果，但并未从制度上解决权力的制约问题。改革开放后，在摒弃了传统的群众运动方式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将教育作为反腐败的主要手段,我们认为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只要通过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再配置以刑法的震慑就能够做到拒腐蚀、永不沾，就能遏制腐败的蔓延。但事实却证明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将廉洁的希望寄托在官员的思想觉悟上是靠不住的，必须将制度建设放在首位，用严格的制度来将权力关进笼子。使人感到欣喜的是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近年来不断地根据新形势下腐败的新特点及时调整反腐思路。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反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严肃性作了充分的强调，并提出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提出了“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的反腐思路和举措。“三个更加”和“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的三个机制、体系的提出，可以看作是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由注重教育反腐向注重制度反腐，注重惩治向注重预防、注重治表向注重治本转变的信号。但要将三大转变落到实处、三大机制、体系得以真正建立，可谓任重道远，路途艰辛。需要我们冲破重重阻力，不懈奋斗，需要有风雨无阻，至死方休的精神和勇气，需要有借鉴全人类政治文明的魄力和胆识，需要有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作风和毅力,在这当中笔者认为最关键的是要建立起严格的权力运行监控机制，这是治本之策，也是制度反腐，注重预防的路径依赖。

当前，我们应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建立起严格的权力运行监控机制：

第一、尽快制定和出台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让全社会来监控官员的财产

阳光是腐败的克星，世界各国反腐败的成功经验证明，公布官员的财产让全社会来加以监督，是防止官员腐败的有效手段。尽管各国对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称呼不尽相同，内容上也存在差异，但世界上清廉指数名列前茅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实行了严格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让官员的财产收入和财务开支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而我国现行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200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虽然对官员起到了一定监督作用，但总体上仍是形式大于内容，与世界各国公认的财产申报制度仍存在着较大差距。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的终端利剑，近年来，对于出台与世界接轨的严格意义上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要求在理论界和民间日益强烈，呼声日趋高涨，但令人遗憾的现实却是雷声大、雨点小，财产申报制度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迟迟不见庐山真面目。如今，出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及其配套制度的时机与条件业已基本成熟，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因势利导，以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来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把反腐败的终极利剑彻底剔除腐败这颗毒瘤。

第二、必须改革现行的纪律检查制度

我国现行的纪律检查制度的权力运行体制是中央纪委受中央委员会领导，各级纪委在受上级纪委领导的同时受同级党委的领导的双重领导体制，监察局作为政府部门与纪委合署办公，纪委实际上是一个党政高度合一的部门。这样的一种制度设计和工作机制其长处是能够保证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对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权，便于整合党政各类资源对案件进行高效快速地查处，但这种体制同时也蕴含着其重大的缺陷，这就是各级纪委缺少独立自主的查处决定权，尤其在地方，查处官员必须得到地方党委的同意和授权，纪委对同级地方党政班子领导的腐败问题的查处更是显得力不从心，难以有所作为。正如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所坦言的那样：在泰安，如果省委不来监督，是没有其他人可以监督我的。这充分暴露了这种体制在对地方党政班子领导，尤其是党政一把手监督上软弱无力的缺陷，为解决这一弱点，近年来中央已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强化纪委的职能，赋予纪委更多的独立办案的权力，如将中纪委派驻国务院各部委办局的纪检小组由双重领导改为中纪委直接领导，但从总体上双重领导的体制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俄共在领导体制上曾实行决策、监督、执行三权分工、相互制约的制度，现在看来列宁的思路和尝试对我们今天仍有启示作用。这样说，并不是机诫地照搬列宁时期的模式，而是借鉴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来改革我国现行的纪律检查体制，具体来说就是要由纪委受双重领导改变为只受上级纪委垂直领导，只对上级纪委负责而不对地方党委负责，从而克服现行纪律检查体制的根本缺陷。

第三、必须尽快建立和健全全方位的对官员权力的监督体系

没有制约的权力意味着腐败，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这已是被人类政治文明实践无数次证明的定律和名言。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先进的社会制度只是为反腐败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并不能解决官员对权力的滥用问题。关键是要有严密的、刚性、全覆盖的监督制度才能做到将权力关进笼子。

必须将权力机关与非权力机关监督、上级监督与下级监督、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领导监督与群众监督紧密结合起来，尤其应该充分重视和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快制定和颁布实施《新闻舆论监督法》，保障新闻监督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第二篇：当前权力滥用的表现

当前权力滥用的表现、危害及原因浅析

腐败主要有两种突出表现，以权谋私和官僚主义。以权谋私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如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中饱私囊、挥霍公款、玩忽职守、徇私枉法、卖官鬻爵等。官僚主义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做官当老爷。权力的官僚化，看似不是以权谋私，实际上使公共权力未能按照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正确有效的行使，仍然属于一定意义上的权力滥用行为。当前，权力滥用的突出表现有以下几种。

1、权力观的扭曲。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把权力作为获利的工具，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二是独断专行，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三是工作中不负责任，失职渎职；四是利用职权讲享受、摆阔气。

2、权力的商品化。有些人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当作一种商品，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物交易、权色交易，凸现商人本性，用公共权力捞取个人最大私利。

3、权力的特殊化。有些人为了获取特殊利益，超越组织所赋予的职权，侵犯集体的或他人的权益，搞政治上的特殊化；或者利用职权为家属亲友在经商、就业、提干等方面，谋求制度规定以外的特殊利益，搞生活上的特殊化。

4、权力的官僚化。有些人手中握有人民的权力，但不履行或正确履行国家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他们既不为人民办事，也不向人民负责，而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

权力滥用是严重的腐败行为，其危害：一是严重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二是危害社会的稳定，制造不安定因素；三是破坏社会资源的优化配臵，导致国家资产的大量流失；四是导致公众法律信念的淡漠和社会风气、道德水准的降低。

二、权力滥用的原因透视

1、封建社会权力观在人们意识中根深蒂固，是权力滥用的思想根源。我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治的国家，由于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封建官吏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巧取毫夺、中饱私囊、卖官鬻爵的现象司空见惯。可以说，一部中国封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滥用职权的腐败历史。封建社会许多滥用权力的腐朽思想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朝权在握，便把私来谋”，在一些人的头脑意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封建主义特权观念、“官本位”观念、等级观念、裙带观念等积习，在现实生活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以至直接成为一些党政干部以权谋私腐化变质的思想病灶。

2、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监督工作中出现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是权力滥用的客观原因。在我国，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政治体制改革也在逐步进行。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客观上要经历一个艰难的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在这一体制转换过程中，一整套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制度、行为规范不可能一下子完善起来，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法律规章制度又不能沿用，这样在对某些行为的约束和管理方面就有可能造成空档和漏洞，从而被某些人用来“打擦边球”，搞权钱交易等腐败活动。新旧体制并存所产生的矛盾和碰撞，客观上为某些以权谋私腐败消极现象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3、执纪不严、监督乏力，是权力的滥用的直接原因。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在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权力的滥用就会在更大的范围内衍生开去。近些年来的反腐败斗争表明，对权力监督的乏力仍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一些党员

干部对监督的认识比较淡薄。有的认为监督有损于领导威信和单位形象，不利于领导和单位开展工作；有的认为监督影响经济的发展，是消极的东西；有的认为监督是找岔子，捅漏子，束缚人的思想和手脚。许多人对监督顾虑重重，下级对上级的监督，怕穿小鞋，不敢监督；同级之间的监督，怕伤和气，不想监督；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怕丢选票，不愿监督。二是监督职能不明确，操作性不强。虽然党内制定了一些准则和各种规定如《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收受礼品登记制度》，但如何抓落实，责任由谁负，落实不了如何处臵，都缺乏明确的规定，具体执行起来很难。三是监督不力，惩处不严。有些地方、部门和单位的党组织缺乏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意识，对所辖范围内的违法违纪现象漠然视之，甚至姑息迁就、包庇纵容。上述现象的存在，使一些以权谋私者更加胆大妄为，肆无忌惮。

4、思想道德领域中的权力拜物教，是权力滥用的重要诱因。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有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各种利益的诱惑，党性观念不强，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当正常的渠道难以得到所渴望得到的东西时，就把政治权力赋予像商品一样的价值在社会上流通起来，产生滥用权力行为。

第三篇：用严格的制度体系保护环境

尊敬的党组织：

《决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非常重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中的地位，把资源产权、用途管制、生态红线、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管理体制等内容充实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内容。

一、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制度保障

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是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的根本原因。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心在“文明”，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的硬指标，先进的制度体系是生态文明的软实力

当今世界，生态环境问题的表现形式十分复杂：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水土流失、自然灾害、荒漠化、生态系统退化、海洋环境问题、新型污染物、农村环境问题、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事故、环境社会性群体事件等。同时，造成这些问题的来源也十分复杂：工农业生产、资源开发、城乡居民生活、物流交换、国内外贸易等。加上这些活动所涉及的主体也非常多：各级决策者、生产企业、社会大众、资源开发者等。对各类环境问题制定相应的制度，累计起来就会达到极大的数量，庞大而全面，再加上生态文明建设还涉及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经济的发展，这都需要有力的制度保障。因此，生态文明制度必将是一个系统和完整的体系。

生态文明制度是指在全社会制定或形成的一切有利于支持、推动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引导性、规范性和约束性规定和准则的总和，其表现形式有正式制度(原则、法律、规章、条例等)和非正式制度(伦理、道德、习俗、惯例等)。

可见，生态文明制度有“硬”和“软”两个方面，而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制度都是写在纸上的硬性规定。事实上，那些刻在人们心中、成为人的价值观念的“软性”规则，往往起到更坚定、更持久的约束人行为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强化生态伦理道德这样的制度建设是更基本、更优先的任务。

经常有人把建设生态文明与保护生态环境等同起来，认为建设生态文明主要就是防治污染、修复生态，只要环境质量改善了，生态文明水平就提高了。其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心是在“文明”上，更多的是反映人类行为的进步。当我们投入几千亿元治理环境，环境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如果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和环境法律法规标准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那么可以说生态文明水平并没有得到大的提高。因此，制度是否系统和完整，是否具有先进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生态文明水平的高低。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的硬实力，先进的制度体系是生态文明的软实力。

二、制度体系建设的3个层面

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须围绕提高对建设生态文明的政治领导力、提高生态文明制度的执行能力、提高全社会的生态文明自觉行动能力等3个主要层面展开，有机结合，互为支撑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总体上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建立科学的决策和责任制度，这包括综合评价、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空间规划、责任追究、管理体制等，主要是针对各级决策者的。

第二类是建立有效的执行和管理制度，包括管理制度、有偿使用、赔偿补偿、市场交易、执法监管、资源产权、用途管制、生态红线等，主要是针对全社会各类当事主体的。

第三类是建立内化的道德和自律制度，包括宣传教育、生态意识、合理消费、良好风气等，主要是针对全社会成员的。

三、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主要从3个方面展开：

完善科学决策制度，提高对建设生态文明的政治领导力。改革党政干部考核评价任用制度，加大对各级党政领导者生态文明建设的问责力度，特别是把生态文明建设实绩作为任用干部的依据。只有改变唯GDp论英雄的政绩导向，指挥棒的导向正确了，生态文明建设才能成为普遍行为。

强化法治管理制度，提高生态文明制度的执行能力。我国环境保护法制不健全问题比较突出，“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当前，急需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立法进程，特别是地方人大应加快出台生态文明建设的地方条例。按照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推动现有各种法律的生态化调整。加强资源环境等部门的执法力量和软硬条件，提高执法水平。加大司法力量对建设生态文明的保障作用。可以预见未来生态文明法制建设将迎来一个快速发展期，力度前所未有。

形成道德文化制度，提高全社会的生态文明自觉行动能力。将生态价值观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执政观、政绩观。培育公众的现代环境公益意识和环境权利意识，对企业家进行环境知识启蒙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一定要改变人的行为和观念，要使这一代中国人成为最具有绿色意识的一代人。同时，将公民环境权明确地确立在宪法中，加大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力度。

四、环保体制需在实践中检验

环境管理体制创新，关键是要理清不同主体的不同责任。目前，全国各地已经做了很多尝试，但具体采用什么样的管理体制才能最好地解决问题，没有唯一标准，要因地制宜，并且通过实践进行检验

环境管理体制不顺、能力支撑不足，这是造成我国环境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环保工作涉及部门很多，许多职能出现交叉重叠，环保队伍薄弱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环保监管力量与日益繁重的环保任务越来越不适应。

当前，环保职能可归纳为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核安全三块，其中生态保护涉及到环保、发展改革、国土、林业、海洋、渔政等许多部门，存在多头管理、职能交叉的情况，也容易造成管理盲区、产生内耗、降低管理效率。

《决定》提出，“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

我认为，环境管理体制的创新，关键是要理清不同主体的不同责任。对于负责资源开发的开发者而言，必须实现维护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责任，在开发的同时做好保护;对于资源开发的监督管理者而言，就必须切实维护好公共利益，履行好监管责任。只有职责得到澄清，才能理顺环境保护的管理体制，从而有计划、有步骤、有条件地推进大部制改革，逐渐减少职能交叉分散的现象。

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这对于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对环境监管和执法的干扰，将发挥重要作用。有些基层环保部门的人财物管理权都要受制于地方政府，甚至在有些地方还存在“污染企业反成环保部门衣食父母”的尴尬。要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需要探索包括垂直管理在内的各种体制模式。

汇报人：xiexiebang

第四篇：警察权力滥用的预防以及避免

论警察权力滥用的预防和避免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真理。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人民警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之一，与军队共同构成保卫国家安全的两大支柱。人民警察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它在国家政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警察一方面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大量而艰巨的任务；另一方面又是国家其它权力得以顺利行使的后盾。也就是说，国家法律赋予警察机关和人民警察相当大的行政权力和刑事司法权力，其中许多权力直接关系到公民的基本权益和自由。由此可见，警察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警察权力运行与公民权益保障密切相关。警察权力依法运行，则维护社会稳定和公民的自由和权力，少部分警察的特权思想突出和滥用权力，则使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警察机关的形象受到损害，国家政权和人==专政的根基受到动摇。因此，如何有效地预防和避免警察权力的滥用历来就是各国统治者和广大公众普遍关心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在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障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已成为时代主流的新的历史时期，十分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地探讨和研究，以便防微杜渐、标本兼治，确保警察权力的健康和良性运行。

一、警察权力的内涵、外延及法律渊源

（一）警察权力的内涵 所谓警察权力，通常是指警察的职责和权限，具体就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的人民警察的职务责任和为履行职务责任所享有的相关权力，简称为警察职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却自然不自然、有意无意地将警察职权混同甚至等同于警察权。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因为两者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的两个概念。一般的说，警察权是一种国家权力，包括国家制定警察法规、规定警察职责权限、领导和使用警察力量的权力。在我国，警察权属于人民，属于国家。而警察权力（又称警察职权）则是国家通过立法赋予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的，是与警察职务密切相联的责任和权力。因此，警察权力与警察权既不能混同，更不能乱用。

（二）警察权力的法律渊源 由于警察权力的相对特殊性，世界上许多国家均通过法律形式予以确定。对此，我国也不例外。关于警察权力问题，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则称其为警察职权，并作出明确规定，从而使警察职权具有法律的规定性。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简称《人民警察法》，下同）的规定较为详尽具体，而宪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则相对原则和笼统。《人民警察法》不仅明确规定了人民警察的具体范围，而且还专章规定了人民警察的职责和权限，从而使==机关的人民警察和其他机关的人民警察在履行各自的职责，行使各自权力方面进一步明晰和细化，具有很强的的可操作性。

（三）警察职权的特征 当今世界的警察，从其阶级属性上来划分，主要有两大类：社会主义国家的警察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警察。我国是人==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这就决定了我国的警察属于社会主义的人民警察，其权力来自于人民，反过来又服务于人民。总的来看，我国人民警察的职权大致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主体的特定性。警察职权是国家通过立法赋予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的，是与警察职务密切相联的责任和权力。因此，警察职权的行使主体只能是人民警察，只能是国家依法设立的人民警察机关和通过法定程序获得警察职务的人员。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行使警察职权。在此，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虽然==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以及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警察和检法系统的司法警察机构都可统称为警察机关（构），他们所属的警察人员也可统称为人民警察，但由于各自的工作分工和岗位职责不同，相互之间只要未经法定程序授权，就不能代替其它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行使法律赋予该部门的职权。即是在同一警察机关内部的不同警种之间，也应严格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行使权力，否则一律视为越权和滥用权力。二是内容的法定性。也就是说人民警察职权的内容是上法律确定的，具有法律的规定性。具体表现在：（1）人民警察的任何职权都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授予的。人民警察行时职权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只能按照法律所界定的范围（即法律所提供的行为模式、标准、条件或方向）行使。否则要承担相应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2）未经法律许可，人民警察无权擅自变更、转让或放弃权力。（3）人民警察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一经作出，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被改变或撤销。三是权责的统一性。人民警察的职责与权限密不可分，有多大的职责，就有多大权限；职责是权力的前提和基础，权力是履行职责的保证；二者在实施的过程中达成统一，职责的履行伴随着权力的行使，权力的行使过程就是履行职责的过程。如果放弃权力就意味着放弃职责，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四）警察职权的界定 《人民警察法》在第二章专章规定了人民警察的权限。根据该法规定，作为警察主体的==机关的人民警察被赋予了十四项职责，而且在第七条至第十七条还专门规定==机关人民警察的具体权限，而其他警察机关的人民警察则依据《人民警察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分别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职权。由于《人民警察法》对==机关的人民警察的职责权相对详细具体，而对其他机关人民警察的职权规定较为原则性。因此，笔者仅就==机关人民警察的职权作如下重点阐述。

1、行政强制措施权。《人民警察法》第七条规定，==机关的人民警察对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个人或者组织，依法可以实施对人身、财产等行政强制措施，包括劳动教养、强制戒毒、收容教育、收容教养、强制传唤、强制治疗、强制遣送以及时没收、查封、扣押、冻结、划拨、扣缴和责令停产、限期消除隐患等。

2、行政处罚权。《人民警察法》第七条规定，==机关人民警察对违反治安管理或其它==行政管理的个人或组织，可以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包括警告、罚款、拘留、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限期出境和驱出逐境等。

3、人身强制权。《人民警察法》第八条规定，==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或危害==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依法予以拘留或者采取法律规定的其它措施（如《集会==示威法》所规定的“对非法举行集会、==示威的人员，可以命令解散、强行驱散”等）。

4、当场盘问权、当场检查权和留置盘问权。《人民警察法》第九条规定，==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的人员，可以在嫌疑发现地当场盘问、检查或者将其带至==机关继续盘问。

5、使用武器权。《人民警察法》第十条规定，遇有拒捕、**、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它暴力行为的紧急情况，==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主要指《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可以使用武器。

6、使用警械权。《人民警察法》第十一条规定，为制止严重违法犯罪活动的需要，==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等国家规定，可以使用警棍、催泪弹、高压水枪、特种防暴枪、手铐、脚镣、警绳等警用器械。

7、执行刑事强制措施权和搜查权。《人民警察法》第十二条规定，为侦查犯罪活动的需要，==机关人民警察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执行拘留、逮捕或其它刑事强制措施（如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羁押看守等）和搜查。

8、优先乘坐权、优先通行权和优先使用权。《人民警察法》第十三条规定，==机关人民警察因履行职责的紧急需要，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遇交通阻碍时优先通行。与此同时，该条还规定，==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必要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优先使用机关、团体、企事业组织和个人的交通工具、通信工具、场地和建筑物。

9、约束权和强制监护权（看管权）。《人民警察法》第十四条规定：==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全或其它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可以采取保护性的约束措施。需要送往指定的单位、场所加以监护的，应当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机关批准，并及时通知其监护人。

10、限制通行权、限制停留权和交通管制权。《人民警察法》第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机关，为预防和制止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可以在一定的区域和时间，限制人员、车辆的通行或者停留，必要时可以实行交通管制。

11、技术侦察权。《人民警察法》第十六条规定：==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

12、现场管制权。《人民警察法》第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机关，经上级==机关和同级人民==批准，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突发事件，可以根据情况实行现场管制。==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于管制的现场，有权采取必要的手段强行驱散，并对拒不服从的人员强行带离现场或者立即予以拘留（指刑事拘留）。由此可见，==机关人民警察在行使法定职权时，既要符合法定要件，又要经过相应的法定程序。而且某些特定职权只能由特定主体行使，如限制通行权、限制停留权、交通管制权和现场管制权等特定权力只能由县级以上人民====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行使，其它==机关（如铁道、民航、森林等专门==机关）及其人民警察非经授权或委托，则无权行使。否则，一律视为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

二、警察权力滥用的概念、具体表现及其危害

（一）警察权力滥用的概念 虽然有关法律、法规对警察权力滥用未做出明确解释和界定，但透过《人民警察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警察权力的概念及特征阐述的综合分析，就不难看出，所谓警察权力滥用，主要是指警察权关或其警察人员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偏离或超越了法律所界定的职权范围，未能严格按照法律所提供的行为模式、标准、条件或方向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以及未经法律许可擅自变更、转让或放弃权力的行为。

（二）警察权力滥用的具体表现 尽管警察权力滥用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从具体司法实践来看，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非法定主体越权行事。众所周知，警察职权的行使主体只能是法定警察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而且，人民警察的任何职权都具有法律授权属性，只要未经授权或法律许可，即使法定的警察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也不得行使该项权力。然而，在现实生活和工作实践中，却有那么一些警察机关或其警察人员无视上述“刚性规定”，悖道而行。有的超越本机关、本部门、本警种的职权范围行事，滥用管辖权；有的随意参与诸如催粮派款、扒房拆屋、刮宫引产等非警务活动，滥用警察职权；有的擅自变更、转让法定职权，动用非警察人员从事警务活动。二是无视法定要件行使职权。根据《人民警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任何警察职权的行使都必须以法定要件的存在为前提。而有的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却根本不考虑法定要件是否具备这一事实，任经验和感情办事，动辄采取严厉手段，随意使用武器警械，滥用人身和财产强制措施，既侵犯了群众利益，又亵渎了法律的尊严。三是消极不作为，弄权渎职。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受特权思想和“法律虚无主义”观念左右，在执法办案和曰常管理过程中，工作作风简单粗暴，耍特权，抖威风，动辄以“管人者”自居，对待群众“冷硬横推”，漠视群众疾苦和公民合法权益。有的对群众的报案求助翟积当要求敷衍塞责，消极应付，能推则推，能拖则拖，给群众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甚至导致严重后果；有的利用职权，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吃请索贿，弄权渎职，袒护、包庇、放纵不法行为，使一些理应受到法律追究的违法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继续危害社会；有的与不法分子称兄道弟、拉拉扯扯，对违法犯罪行为漠然置之，充当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后台和“保护伞”，甚至与他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鱼肉百姓”。四是违反程序行使职权。根据《人民警察法》、《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人民警察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相应程序。而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由于程序意识缺乏，重实体轻程序，在行使职权时，视程序规定为“儿戏”，该请示的不请示，该履行审批手续的不履行审批手续，该告知权利的不告知权利，凭个人主观意志行事，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动摇了警察权力行使工作的严肃性。五是注重行使职权忽视人权保障。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由于思维方式陈旧落后，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过分强调专政和打击职能，忽视服务和人权保障职能，甚至将用权与服务、执法与维权对立起来，不尊重人权，不注意维权，采取粗暴野蛮的行为，随意剥夺或限制公民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当事人和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六是执法处罚权力异化。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受利益驱动，把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的原则渗透到行使权力和执法办案活动中，把法律赋予的权力当作是一种“特殊商品”，视权力为“摇钱树”和“聚宝盆”，把执法用权与经济利益挂钩，以解决办案经费为由违规收费，乱罚滥罚，把查处赌博、卖淫嫖娼等罚款数额较高的案件，当成创收的“法宝”，甚至将减刑、假释、解教、取保等行为当成“敛财”的渠道，严重偏离和违背了法律精神。七是自由裁量权滥用乱用。由于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不尽相同，法律、法规在规定各种处罚手段、年限、数额等方面给执法者留有一定的裁量空间。然而，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在行使法律赋予的裁量权时，不是依据违法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违法犯罪嫌疑人的个人情况，选择处罚种类和幅度，而是依据关系的亲疏、人情的厚薄以及金钱的多寡作出裁量，致使以罚代刑、以罚代处、因情废法、因钱废法等降格处理现象时有发生。

（三）警察权力滥用现象的危害 人民警察是人==专政国家意志的忠实执行者和捍卫者。如果一旦放任法律赋予的权力的滥用，就势必会脱离群众，失去人民的信任，进而动摇人==专政政权的根基。其负面影响和作用不可小视！一是亵渎了法律的尊严。由于从警察权力的授予到各种权力的行使都具有严格的法律属性。因此，警察机关及警察人员在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过程中，必经严格依法办事。只要不是依法行使职权，不论是超越法定范围用权，还是滥施权力处分权，擅自转让和放弃法定权力，消极不作为，都属于滥用警察权力。这种滥用权限力现象的最终恶果，就会使法律的权威性失落，法律的尊严受到亵渎。二是人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由于“以人为本”观念的缺失，在行使职权和执法办案活动中，过分强调专政和惩罚职能，而忽视了服务和维权职能，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重惩罚轻保护、重管理轻服务、重实体轻程序、重权力轻义务、重维护轻救济”的误区和泥潭，人治思想、特权思想恶性膨胀，没有切实将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凭主观臆断干工作，凭个人好恶用权力，对群众的正当权益和要求熟视无睹，对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漠不关心，甚至随意剥夺和限制，缺乏起码的人文关怀，致使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滥用警械以及强制措施等现象时有发生，不仅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严重损害了警察机关和人民警察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而且影响的党和==的声誉，甚至危及了社会稳定。三是成为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任何权力的滥用都极易导致腐败，警察权力的滥用都不例外。从以往查处和披露的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严重违法违纪案件情况来看，无一例外的存在着权力滥用的问题。比如，权钱交易、权情交易、权色交易的必然恶果，就是最终导致徇情枉法、徇权枉法、腐化堕落；消极应付、执法不作为，必然导致玩忽职守、包庇和纵容违法犯罪活动；滥用自由裁量权、管辖权、处罚处置权，必然导致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甚至是执法犯法。由此可见，警察权力的滥用，不仅不利于人==专政的巩固，而且还可能导致既害人又害己的严重后果。

三、导致警察权力滥用的主客观因素 之所以发生警察权力滥用的现象，原因多种多样，主要还在于少数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权力观念、法律意识、权力监督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的偏差和误区。

（一）权力思想错位。受社会上一些消极和负面因素的影响，一些警察机关尤其是基层一线执法所队思想政治工作弱化，重业务轻教育，重使用轻管理，致使部分警务人员在繁重的工作面前放松了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是非观念颠倒，理想信念错位，精神支柱倾斜，价值观念扭曲，特权思想、人治思想恶性膨胀，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私利和捞取“好处”的工具，对待群众态度冷漠粗暴，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甚至动辄“以管人者自居”，耍特权、抖威风，随意指责训斥、打骂体罚群众，人为造成对立情绪，导致人民群众对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缺乏起码的信任和支持。

（二）法律意识淡薄。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受“法律虚无主义”意识左右，过分强调自己的“执法者”身份，却淡忘了“执法的前提是守法”这一基本常识，错误的认为法律是管老百姓的，片面要求老百姓守法，只要能让老百姓守法，即使在执法中打点儿“擦边球”甚至犯规逾矩也无大碍。正是在这种错误执法思想和观念的支配和驱使下，无视法律对职权行使的相关规定，想当然办事，随意执法，滥用权力，导致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受损，最终走上了“执法者犯法”的歧途。

（三）人权观念缺失。警察机关及其警察人员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警察权力行使的目的，在于代表人民群众意识行使国家权力、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利。这里所说的“人民群众”，理所当然包括那些因违法犯罪受到法律追究的人员。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却错误地认为违法犯罪人员是打击和专政对象，而不属于人民群众之列，无端地将他们列入“另类”，对他们的缺乏必要的人文关怀，不闻不问违法人员或犯罪嫌疑人的合理需求，甚至随意限制和剥夺他们的应有权利，使他们的人格尊严得不到尊重，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最终损害了这些人员对法律的期望值和客观评价。

（四）权力监督不力。关于加强对警察权力监督的问题，近年来已经引起了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围绕立法监督、执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以及内部监督的方面做出出不懈努力和尝试，而且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监督体系和监督运行机制。但由于监督体制不够顺畅、监督力量量少质弱、监督措施不尽到位，特别是缺乏必要的监督保障机制，而且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中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出现了权限力监督工作中的漏洞和“盲区”，致使实际监督效果被弱化，给权力滥用现象提供了可乘之机和可钻之空。

四、预防和避免警察权力滥用的方法和途径 上述种种警察权力滥用现象，虽然仅发生和存在于个别警察机关和少数警察人员身上，但其危害和后果却不容忽视。如果一旦听任这些问题的继续发展蔓延，最终结果必然是要诋毁广大警察用巨大的牺牲和奉献所赢得的成绩和荣誉，降低党和==的威信，损害了警察机关的声誉和警察队伍的形象，更为严重的是影响了警民关系，腐蚀和消解了警察队伍的整体战斗力，动摇了警务工作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群众基础，进而影响和制约警察队伍的健康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进程。因此，必须下大决心、花大功夫加以预防和避免。依笔者之见，具体方法和途径大致如下：

（一）法律至上和以人为本观念的确立是防止权力滥用的前提和基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新世纪、新阶段，人民警察作为国家重要的执法机关和执法主体，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才能从根本上清除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法律虚无主义、人治思想等传统权欲观和传统执法理念中不合时宜的成分，才能牢固树立“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思想和公平正义的执法理念。为此，各级党委、==和警察机关都要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采取过硬的措施和手段，切实重视和加强对警察队伍的思想教育和法治教育工作，千方百计地教育和引导广大民警切实端正执法思想，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决抵制和反对“尚权废法”和“用权扰民”等不良行为，努力提高“人民警察为人民”的自觉性，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忧为民所解，事为民所办”的工作导向，进一步明确“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真正在思想上打牢固“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根基，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多些爱心，少点私心，多份责任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好警察权力滥用方面的问题。

（二）严格依法履行职责是预防和避免权力滥用的有效途径。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保护国家利益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是法律赋予人民警察的基本职能，更是法律赋予人民警察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因为，一切违法犯罪活动都是违背人民群众意志、危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对犯罪行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群众的残忍。只有坚决对其打击，才能真正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才能真正巩固==的执政地位，才能真正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在此，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法律赋予人民警察的各种权力属于强制性规范，既可以依法行使，又必须依法行使，既不能转让又不能放弃，更不能滥用，否则就意味着失职和渎职。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严格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就能够最大限度地预防和避免权力滥用的现象发生。

（三）牢固树立执法与服务相统一的观念是预防和避免权力滥用现象的治本之策。人民警察肩负着大量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刑事执法职能，而且每一项工作和权力的行使都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换而言之，人民警察的行政管理活动和执法活动，本质上就是一种特殊的服务，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和依法行使权力就是对人民警察服务质量的要求。因此，必须认识警察工作的本质，把握警察工作的规律，把“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作为警察工作的中心环节和基本建设来抓，不断强化服务意识，寓管理于服务，寓用权于服务，并将各项管理活动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不摆架子，不抖威风，甘当警察事业的“孺子牛”，甘当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服务社会、服务公民的目的，才能真正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才能有效地预防和避免警察权力的滥用。

（四）加强对警察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预防和避免警察权力滥用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六大把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当前，警察权力滥用现象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监督不力造成的。因此，如果不加强对警察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容易造成滥用职权，公民、法人和其它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很容易受到侵害。所以，按照十六大精神牢固树立制约监督权力的观念，加强警察法治建设，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权责明晰、内外统一的制约监督体系，建立规范明确、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警察行政立法到行使权力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限力真正用来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只有这样，警察权力滥用的预防和避免才不致成为一句空谈。

第五篇：用监督规范权力

用监督规范权力

（新观察〃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系列报道③）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中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是重要一环。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近年来，我国始终坚持加强对行政权力、司法活动的监督，构建结实的权力笼子，让权力的运行始终处于阳光之下。一套集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于一体，相辅相成、相互配合的监督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行政监督

规范行政权力运行

今年上半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听取了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所做的《关于2013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报告指出，2013审计共发现并移送涉嫌重大违法违纪案件314起，涉及1100多人，暴露出群体性腐败问题严重等突出特点。比如，审计署在审计各级财政安排的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时发现，38个单位共骗取套取棚户区改造资金15.41亿元，有237个项

目或单位将78.29亿元挪用于市政设施、园区开发等。“审计风暴”近年来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审计报告中指出的问题越来越明确、越来越透明，相关部门的整改措施也越来越有效、越来越有力。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监督手段，完善审计制度也被写入了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之中。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表示，《决定》要求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有助于排除审计监督中的干扰因素，促进审计成为依法治国、保障经济健康运行的利器。

审计作用从弱到强，体现了政府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的决心。长期以来，在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问责不彻底等情况常常导致这些领域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实际上，近年来纪检监察机关打的老虎、拍的苍蝇与这些领域存在颇多瓜葛，中央巡视组在多份报告中均指出，有的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插手工程招标、土地转让、国有企业转制、矿产水电资源出让等问题突出。

为了把权力装进制度笼子，政府以简政放权为抓手，持续加大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力度，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使“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成为政府行使权力的准则，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不断提高行政效能和服务水平。

司法监督

司法天平的守护者

今年3月15日，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公安局将一起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请顺平县检察院批准逮捕。但顺平县检察院受理此案后，案件承办人、侦查监督科科长蔡文凯对公安机关报捕材料和证据进行审查时发现，犯罪嫌疑人供述前后存在矛盾，“对作案工具的供述就有斧子、锤子、刨锛三种，但每种都不能与死者伤口作同一认定。”在两次提讯后，犯罪嫌疑人最后哭着告诉检察官，自己并未实施杀害王伟，王伟身上的伤是被公安人员打的，一开始未向检察官说实话，是害怕再被打。

据此，顺平县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可能存在非法收集证据和以连续传唤的形式变相拘禁嫌疑人的违法行为，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同时，检察官还提出了补充侦查意见，建议改变侦查方向，扩大侦查范围。随后，公安机关重新确定了13名重点嫌疑人员，并最终发现其中一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人民检察院是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这句话常常被检察官用来描述自己的职责。按照法律的规定，从批捕到申诉，检察机关的职能几乎涉及法律全流程，对每一个环节、每一处节点都负有法律监督的神圣使命。检察机关既是“肩扛公正天平”的诉讼参与者，也是“手持正义之

剑”的法律监督者。

事实上，司法监督体系的框架中并不仅仅只有检察机关一家的身影，司法公开、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等也都是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着力司法公开：围绕公开，最高人民法院开设了法院庭审直播网、裁判文书网，四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的生效裁判文书全部上网；围绕公开，最高人民检察院实现了当事人通过网络实时查询举报、控告、申诉的受理、流转和办案流程信息；围绕公开，公安部建立互联网执法公开平台，全面公开执法信息，开展开门评警活动。

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对司法实行更严密的监督，司法活动才能摆脱人为因素的干扰，使法律成为司法天平的唯一砝码。

严密监督

绝不能出现空白

“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如果说治标是打老虎、拍苍蝇，那么治本就是构建严密的法律监督体系，打造权力的制度笼子，让行使权力者永远都在各方注视下工作。

无论行政执法，还是司法，都离不开对法律实施的强力监督。只有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才能防止腐败，纠正以言代法、恃权凌法、徇私枉法之风，才能防止和纠正有法不

依、执法不严之风，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尊法守法之风，社会主义法治才会有权威性，才会有生命力。

四中全会的《决定》既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提出了具体举措，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也对加强司法活动提出具体举措，坚决破除各种潜规则，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这些要求都是针对目前我国监督的薄弱环节有的放矢。

通过对权力缺乏监督的典型样本——冤假错案进行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在张高平叔侄、于英生、李怀亮、徐辉的悲剧中，权力是罪魁祸首，是由任意羁押、刑讯逼供、久押不决等无视法律规定的行为造成的，这与缺乏法律实施的监督或者监督疲软有很大关系。实际上，在绝大多数冤假错案中，如果法律监督能够更加有力有效，悲剧本来可以避免。“法治监督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关系到法律能不能很好地实施，关系到公权力机关能不能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使权力，关系到组织、公民能不能遵守法律、信仰法律。因此，法治监督体系必须以法律为前提，任何机关、组织或个人都不能干扰、阻挠甚至破坏法律的实施，这是法治监督必须遵守的前提和原则。”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胡建淼表示，之所以在法治监督体系前加上定语“严密的”，就是对法治监督体系提出的具体要求。严密，意味着监督必须是全方位的，监

督主体之间必须衔接到位，必须明确规定各职能机构的监督权、监督范围、内容和程序等，明确监督机构的分工和相互关系，绝不能出现法治监督方面的空白。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这是四中全会提出的要求，也是严密的法律监督体系所必须达到的效果。我们已经朝着这个目标迈出了一大步，但还远远不够。在法律监督的道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