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没有广东模式有生命力（合集5篇）

第一篇：重庆模式没有广东模式有生命力

重庆模式没有广东模式有生命力

重庆模式短期占优势 “广东模式”更具生命力 作者：曾实 来源：联合早报 来源日期：2011-6-6 本站发布时间：2011-6-7 0:05:40 阅读量：3609次

2009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庆模式”首度被提出，解读这一模式，并将之与广东等模式进行对比，是近年来中国学界讨论热点之一。

对此，本报专访了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肖滨教授。肖滨长期在广东从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祖籍四川的他，有着广东与四川两地的生活经历与观察视角。2008年，他主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下的广东政治发展30年研究项目，完成《为中国政治转型探路》一书。

重庆模式：着眼

体系的维系与巩固

“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均可视为中国模式下的典型范本，短期内，基于各种原因与气候，“重庆模式”可能在中国大陆占据某种优势，但长远来说，中国政治学者肖滨认为，“广东模式”将更具有生命力。

概括言之，重庆模式重视“对体系的维系与巩固”，广东模式则“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在评价两个模式时，长期在广东任教与做研究的肖滨，显然更倾向于“广东模式”。

近年来，相对于西方模式，中国模式的概念开始被提出，但学界对是否存在这一模式向来存在争议。肖滨认为，如果借用丁学良教授关于“中国模式”的一些说法，“中国模式”当中必然包含六项基本元素，首先是列宁式政党、军队、国家政权，这三者共为威权的权力架构，此外，还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支撑政党国家的意识形态、受控制的市场经济，这六项元素缺一不可，在“中国模式”的框架下扮演重要角色。

“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其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两种模式中，以上六项元素无一例外都具备。在政党国家体系内部，两种模式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并未超出中国模式的框架。”

但另一方面，两种模式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与特点。肖滨指出，在经济领域，重庆与广东都重视经济发展，也关注民生问题，但前者突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后者则更重视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机制。

他指出，重庆的经济发展中有鲜明的民生导向，如中共重庆市委书记***提出建设“五个重庆”（宜居、平安、森林、健康、畅通），同样，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的“建设幸福广东”，也体现出对民生的重视，“不过，广东和重庆还是有区别，广东更看重市场机制，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更突出。”

在涉及意识形态的价值领域和舆论空间，肖滨表示广东一直尝试在体制和价值中增添法治、民主、公民权利等新元素，当局也确有一些具体工作，包括广州近年推进依法治市，实已产生一定效果。另外，在全国各地的媒体中，广东媒体的表现有目共睹，最能体现开放、理性、宽容、竞争与批评的态势。

重庆则强调价值重建中的红色话语，试图以“唱红歌”之类的活动来重建民众的价值观。对此，肖滨认为，红歌本身有时代的土壤环境，而且并不孤立，它与狂热革命年代的红色标语、红色口号等连为一体，构成一套具有历史印迹和时代特征的红色话语。他指出，在过去的革命年代里，“红歌的精神基调是革命与造反，哲学基础是斗争哲学，价值内涵是阶级斗争”，这与今日市场经济要求的法治秩序、权利平等、有序参与、协商妥协、竞争共赢不一致，“两者之间互为紧张与对立”。

肖滨也指出，重庆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社会控制中主动出击，集中体现在重庆近年的强势“扫黑除恶”。而广东模式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体系机制的不断改革，一直在为中国的城市治理与改革开放提供具有创新意义的选项。在广东历任的省委书记里，大多视改革为己任，从早期的习仲勋、任仲夷，到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不仅改革风气一脉相承，而且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让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包括最近汪洋强调要加强法治建设，努力把人情社会变成法治社会，就是坚持这一改革取向的印证”。

肖滨强调，广东近年在不同层面的改革值得关注，包括广州政府的预算公开化、顺德的“党政联动”大部制改革、河源与惠州的网络问政、深圳党内民主的试点以及广东各地推行社会管理中的多元共治等，都是广东近十年政治行政层面改革的亮点，“广东这些试点可能会连成线，最后连成面，为中国政治改革探路”。

他总结说，在政党国家体系里，重庆模式的着眼点在对体系的维系与巩固，而广东模式是尽量增添新的元素与机制，强调改革与创新，以适应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

广东模式：缓解

内部紧张性

肖滨也表示，在中国模式框架之下，隐含着两个正在运行的逻辑，其一是政党国家奉行的权力和资源的垄断逻辑，其二是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两者看似矛盾，但目前在中国模式中交织、混杂为一体”。

他解释说，市场经济有自身逻辑，要求权利与机会均等，除规则之下的经济竞争机制以外，必须有法治民主的政治机制与之相适应，另外，也必须有配套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价值体系与话语形态等，“这就造成中国的这两个逻辑存在紧张性、甚至互相排斥”。

两种模式：为发展路径提供选择空间

而就广东模式而言，虽然也在中国模式的框架之下运行，但这一模式的重点并非固守旧有的元素，而是试图增加新的元素，肖滨认为，相比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更因循市场逻辑的发展，并试图去缓解中国模式内部的紧张性，推动中国模式按照市场运行的逻辑向前发展。

自中共重庆市委书记***治渝以来，吴邦国、习近平、李长春等中央高层近年轮番到重庆视察，中共政治局九名常委中就有五名曾经到访。中共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李源潮也曾高度赞扬重庆“出现了欣欣向荣大发展的景象”，指重庆经验对于破解中国科学发展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

中央领导人的密集性考察与调研，并给予重庆建设经验以肯定，令外界有不同版本的解读，民间更出现“中国向左转”的言论与猜测。

肖滨认为：“目前看来，‘左’的势力与声音确实是在放大。”不过，他强调说，迄今为止并无证据显示中央最终肯定哪个模式，虽有重量级人物对重庆给予肯定，但也无事实表明有谁在公开否定广东模式，目前作出判断为时过早。

他也指出，距中共十八大（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还有一年多时间，关于两种模式的争论，不仅为十八大的人事布局埋下伏笔，也将影响中共高层对下一步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和确立，为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发展方向、发展节奏的调整提供选择空间。

肖滨不排除短期内重庆模式可能会因为特殊或暂时原因占据上风，但他对广东模式持有更坚定的信心：“这是更能体现市场经济逻辑的发展模式，长远来看，无疑更具有生命力”。

第二篇：重庆模式

伟：与欧盟智库专家谈“重庆模式”六大特点及“蛋糕论”

2011年09月21日 19:09:44 分类：未分类

2011年9月16日，“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第一个泛欧思想库）执行主任马克o莱昂纳德（Mark Leonard，代表作有《为什么欧洲会领跑21世纪？》、《中国在想什么？》）等三位欧盟智库专家拜访了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及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赵亮，就“重庆模式”进行了交谈。苏伟及其助手王涛博士将会谈内容整理如下，供参考，请批评。

问题集锦：

--为什么会出现“重庆模式”？

--什么是“重庆模式”？有哪些特点？

--“重庆模式”与***、黄奇帆的个人关系是怎样的？

--“重庆模式”能持续下去吗？

--“唱红”的内容是怎么确定的？

--毛泽东与邓小平谁更伟大？

--***与汪洋的政策有什么区别？

正文

--为什么会出现“重庆模式”？

苏伟：2007年中共召开十七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改革开放30年了，成就极其伟大，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重庆城从外表看，也比你们欧洲这个现代化的老家更“现代化”。但中国这些年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官方话语叫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用我们学者的话来讲，就是“以钱为本”的问题，就是社会两极分化、道德滑坡、贪污腐败严重的问题，就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内需与出口五大矛盾激化的问题，也就是中共中央之所以提出科学发展观，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各个地方都在努力探索如何科学发展。沿海的广东、天津、上海，西部的内蒙、四川，还有我们重庆等，比较出彩，都有一些独特的创造。重庆的探索，可能由于旗号更加鲜明、措施更为有力、体系更为完整、效果更加显著，所以影响也就更大一些，被海内外媒体称为“重庆模式”。

--什么是“重庆模式”？有哪些特点？

苏伟：概括地说，我认为“重庆模式”就是中共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地区的实践模式，它至少有以下几大特点。

第一，重庆模式的意识形态特征要更鲜明一些。

重庆模式把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提得非常鲜明，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把它们作为“唱红”的核心内容，作为引导重庆前进的旗帜。同时，重庆模式还发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优良品质以及重庆人民艰苦奋斗、勇于拼搏的精神，也把它们作为“唱红”的精神内容。此外，重庆模式还汲取了你们西方文明的精华，尤其是科学、民主、法治精神，《读点经典》一开始就选了美国老总统林肯讲“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在葛底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的演讲》嘛。

重庆“唱红”，首先把干部队伍和重庆人民的“精气神”唱起来了，这几年，重庆的干部们干劲特别大，有个“5+2”（每周五个工作日加上两个休息日）、“白加黑”（白天加黑夜）的口号，这样只争朝夕、踏实苦干，带领群众取得现代化建设的显著成绩。

但是，也有人说重庆模式 “左”倾，说“唱红”是“文革”那一套。这些人不是很多，然而议论集中，影响不小。这样说的人，大概有两类。

一类是不了解情况，对“文革”心有余悸的人，他们说重庆模式尤其是“唱红”“左”，这可以理解，耐心解释清楚就是。这些人最好亲自到重庆来看看，“咬两口梨子，才知道梨子的滋味”嘛。而且，他们来了重庆还会发现，重庆“唱红”，正像是一群“棒棒”抬着巨石爬坡上坎，像一群纤夫拉着上水船一样，必须要喊号子一样。你总不能指责这群“棒棒”和纤夫“为什么喊号子，而不哼小调”吧。

而另一类，是极少数别有用心有的人，即便他们很了解情况，仍指责重庆唱红是“左”。这是因为，他们想让中国“向右转”，走解体苏联那样的“右车道”。站在“右车道”上，看走在正道上、在他们左边的重庆，当然就会说重庆“左”了。

正因为重庆“唱红”，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唱响了，把“民生为导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唱响了，把党的领导唱响了，所以，才一方面得到重庆和全国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另一方面，又得到小部分反对或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反对或不赞成社会主义，反对或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人士的强烈反对。

作为朋友，你们理解、赞成还是疑惑、反对重庆“唱红”呢？

第二，重庆模式的改革开放特点非常鲜明，措施也非常有力度。

这几年，重庆通过努力改革创新，已经成功地把自己打造成为中国最大的一个内陆开放战略高地，而且，是直接与你们欧洲大开放的大平台。今年1月，一列货运专列从重庆出发，由“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经新疆进入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直达德国的杜伊斯堡，将来还要延伸到荷兰的鹿特丹。今年4月，一列货运专列反向由德国的杜伊斯堡直达重庆。以前，这条铁路在物理上是相连的，可是，国家的分割，体制机制的分割，却使得直达专列“难于上青天”。重庆深化加工贸易体制机制、交通运输体制机制、海关体制机制、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机制等“连环”、系统的改革、开放，终于打开了以重庆为大门的中国与欧洲的开放通道。

除了要直通你们欧洲那边的大西洋，重庆之前就直通了我国沿海的太平洋，还要从西南方向直通印度洋。请想想：中国腹地的重庆（重庆是中国的地理中心）联通“三大洋”，将会给中国的经济格局、物流格局等，带来多么巨大的变化！这就是“畅通重庆”的深层次内涵。这说明，重庆模式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改革开放型模式。

莱昂纳德：噢，“五个重庆”不仅仅是口号啊。

苏伟：是的。“五个重庆”的政策内涵都丰富得很、具体得很哪。

此外，重庆模式中的“国（国有经济）进民（民营经济）也进”、大规模公租房建设、大规模户籍制度改革、大规模发展微型企业、大规模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交巡警平台、“三进三同”等干部作风建设等等，尤其是缩小城乡、区域、居民收入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12条战略措施，都是率先于全国的改革开放新措施。重庆模式充满改革开放精神。不但有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有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比如“三进三同”推进的干部制度改革，比如“扫黑除恶”推进的民主法制建设等等。

第三，重庆模式的“民生导向”特点非常突出。

改革开放，中国早已经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但养老、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不少地方一度认为靠“市场化”机制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因而不少地方的政府放弃了自己主导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把它们全部推向市场，结果使它们成为老百姓愤怒地称之为的“新三座大山”。而重庆模式率先强调政府应该承担起主导性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这几年，不但市级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直接用于民生，更创新了一系列体制机制，如大规模建设公租房、在农村建立合作医疗、向贫困地区儿童提供免费午餐、给全部农村老人提供养老保险、解决基层群众“文化民生”问题等措施，尤其是，重庆模式提出了“民生10大工程”和“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12大措施”，它们将有效地解决许多已经很急迫、很尖锐的民生问题，使得重庆模式得到了重庆人民的广泛支持。

在这里，我也想向欧洲的朋友们提一个问题，你们的市场经济已经搞了好几百年，积累了不少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你们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的呢？

第四，重庆模式“天人合一”（人与自解和谐）的特点非常突出。

重庆模式也是一个积极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同时积极应对它们带来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模式。

在近代史上，作为工业化中心的伦敦曾长期为污染问题困扰，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中国人也都熟悉。那种重污染的背景下，原始资本主义的黑暗更叫人难受。后来你们把重污染治好了。重庆跟伦敦一样，也被人称作“雾都”，又是一座重化工重镇。如何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治理工业污染，我们很愿意向你们学习。实际上，重庆也因中国要修建世界最大的水库--三峡水库--而直辖，所以直辖之初中央给重庆的“四大任务”之一，就是既要工业化，又要生态安全。近几年的“五个重庆”中的“宜居重庆”尤其是“森林重庆”，就是要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的。搞了快三年的“森林重庆”，一年就种下过去10年的树，主城区的污染企业都搬迁、改造、升级了，生态也开始“平安”了。

第五，重庆模式的鲜明特点，是集中体现并弘扬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理想。

重庆人民、整个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是实现现代化。实现现代化离不开精神的力量。全世界争论了一百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现代化为什么只在西欧发端。德国学者马克思o韦伯给出的答案，是由于新教伦理起了决定性作用。就是说，资本主义现代化得益于新教伦理的精神支撑。中国包括重庆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要靠什么做精神支柱？其实我们自己就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就是毛泽东讲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就是毛泽东讲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和“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从邓小平到胡锦涛，强调的也都是这些。但是，共产党坐江山坐了60几年了，改革开放，又强调利益驱动，所以，很多共产党人把“为人民服务”变成

了“为人民币服务”；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了“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群众、表扬与自我表扬”；把“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变成了“骄傲自大、贪图享乐”。这样发展下去，肯定亡党亡国。

中共中央清楚这些问题，要求加强党建，解决这些问题。重庆模式中的党建创新，主要是著名的“三项活动”，即“大下访”（变群众上访政府为干部下访群众）、“三进三同”（干部与贫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结穷亲”（干部与困难群众结成帮扶对象），就是弘扬与发展党的宗旨与作风，解决政治精英宗旨、作风问题，保持执政党内部纯洁性问题的有效方法和途径。正如新教伦理能催生资本主义现代化一样，由重庆模式部分而鲜明体现的中共伦理，一定能催生一个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六，重庆模式自觉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特点非常鲜明。

你们欧洲搞市场经济有几百年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大概是1825年爆发的吧，到2008年由美国传过来的经济危机爆发，周期性确实突出，危害确实大，现在来找社会主义的中国来帮忙，确实有意思。

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30几年，大的经济波动，已经出现过几次，将来会不会出现经济危机？谁也不能断定。所以我们要学习你们搞了几百年的经验，也要注重吸取你们的教训。中国有后发优势啊，一开始就强调要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紧紧握起来，当然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事，但地方政府也大有可为呀。重庆在这方面就做了多方面卓有成效的创造，例如，把这个结合的核心问题--公有制怎样与市场机制结合、怎样与非公有制共同发展，就有一个开始成功的解决，与其他地方激烈争辩的“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不同，重庆创造了一个“国进民也进”的模式，使“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成为一个伪问题。又例如，重庆“促进共富12大战略措施”正在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按劳分配、共同富裕怎样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还例如，重庆的“唱红”，还在解决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又一个重大问题--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怎样与个人利益的价值观相结合。如此等等。

正因为重庆模式有这个特点，所以，即便是中国的“右派”，在激烈批评重庆模式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甚至欣赏其中体现“市场经济”的那些内容；即便是中国的“左派”，在热烈赞扬重庆模式的时候（当然他们赞扬的只是重庆模式中的社会主义成份），也不得不回避甚至批评其中体现“市场经济”的那些内容。这，也可以说是重庆模式引起如此巨大争议的一个内在原因吧。

我介绍的时间也到了。以上概括，挂一漏万。下面请各位提问。

--“重庆模式”与***、黄奇帆的个人关系是怎样的？

苏伟：唯物史观认为是整体的人民群众决定历史趋势，但个别的历史人物可以决定历史事件。重庆模式的出现，是一个历史事件，当然离不开***、黄奇帆个人的关键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这两位中共精英被香港媒体称之为“稀奇组合”，确实是绝配，有点像我们中共领袖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绝配组合（再次强调是“有点像”），因此高明的创新理念能通过高超的创新操作，化为实践和现实。但是，即便是其他同志这几年主政重庆，也会努力改革开放、科学发展，也可能会形成一套较系统的方针、政策、措施，即什么什么“模式”的。这是中国的大趋势，是重庆的大趋势。正如二战中如果你们英国没有“丘吉尔模式”，英国人民、世界人民会停止反法西斯战争吗？肯定会有另外一个“张吉尔”或“李吉尔”等，出来领导反法西斯战争。有可能会困难得多，暂时失败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最后胜利肯定是英国和世界人民的。道理都一样。

--“重庆模式”能持续下去吗？

苏伟：美国罗斯福总统当年去见上帝了，反法西斯战争就不胜利了吗？一方面，大的社会实践启动之后都会有历史惯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重庆模式给重庆3200人民带

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得到他们衷心的支持和拥护。重庆的书记、市长经常到各类普通群众中去，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和欢迎啊！中国有句古话叫“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们总是流动的，“人走茶凉”的情况多的是。但是，“五个重庆”会凉吗？内陆大开放会凉吗？统筹城乡、民生10条、促进共富12条会凉吗？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唱红”会凉吗？弘扬中国共产党人宗旨和作风的“三进三同”会凉吗？至于“扫黑除恶”，已经打掉几百个黑社会组织并且开始治本了，我们正希望它不（大规模）持续了。但是今天早上中国电视新闻讲，国家正式在全国范围部署“扫黑除恶”，这是重庆模式扩展到全国的一个重要方面。之前，中共的政法委书记***已经要求全国政法系统，就是包括公检法司和武装警察等在内的国家重要强力部门的所有单位和人员，都要“唱红”；今年以来，中国的湖北、广东、陕西、山西等省都大规模地开展了类似于重庆的干部联系群众活动。所以，即便是重庆模式中社会争议最大的内容--唱红打黑和党建创新，也得到了中共党内普遍的支持和效仿。因此，重庆模式，不但将持续，而且已经在扩展了。

--“唱红”的内容是怎么确定的？我们注意到《读点经典》甚至包含了马克o吐温的作品，请问这些经典是根据什么标准由谁来选择的呢？

苏伟：是的，《读点经典》这套书既包括中国古今的经典，也包括西方古今的经典。我随手给你们翻一本，你们看目录，既有中国孔子、孟子的语录，又有马列主义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中共领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语录；既有中国诸葛亮讲“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诫子书》，也有美国老总统林肯讲“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在葛底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的演讲》，等等。我们的这个活动实际上继承了毛泽东的一个思想：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批判地继承；西方的先进思想，也要学习。邓小平也是这样要求的。

莱昂纳德：由谁来选择篇目呢？

苏伟：古今中外的理论、文化经典，早有公认，中国、各国早已出自了好多种。重庆号召人们读的都是一些大家早已公认的经典，编的《读点经典》，做的是精选、综合的工作。这些工作是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与西南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

--毛泽东与邓小平谁更伟大？

苏伟：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很有兴趣知道你们对毛泽东的基本看法，以及毛与邓关系的基本看法。

莱昂纳德：不可否认，毛泽东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他领导人民革命，建立起一个新中国，又搞了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中国。邓小平在毛之后扮演了一个建设者的角色。

苏伟：我请问你对毛泽东的这个认识来自哪里？

莱昂纳德：来自香港的甘阳（译音）先生的介绍。

苏伟：我认为这个认识的前半部分是对的，后半部分则不对。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但说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中国，则与历史相悖：文革中的1967年，中国成功爆炸了氢弹；1970年，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东方红号”，后来成功收回卫星；1970年还成功试航了第一艘核潜艇；1972年，成功培育出杂交水稻；1974年，中国军队海陆空联合作战，一举从美国全力支持的南越手中收复西沙群岛，国威、军威达到鼎盛，谁敢在我们国家的门前庭院撒泼耍野？何来“中国被摧毁”之说？当然，这些都不但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劳，反而是在中共犯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全局性错误的情况下，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惯性力量”，由于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的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而取得的成就。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新中国的成就会大得多。

回到“毛泽东与邓小平谁更伟大”的问题，中共中央（十五大）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出了三位伟大人物，就是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是并列的。邓小平自己在1978年说

过：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也就是说，他是把自己也看成是毛主席的学生的。他在著名的1992年南方谈话中讲：他就是相信毛主席的实事求是，过去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当然，“弟子不必不如师”，但毛主席和邓小平的关系，似乎相当于中国儒家领袖孔子和孟子的关系，孔子创立儒学，孟子继承发展为“仁政”理论；也有点像中国汉朝的汉高祖刘邦与汉文帝刘恒的关系，刘邦开国，但纵容夫人干政，杀功臣，刘恒则进行改革，开创“文景之治”。哎呀，说了这些比喻我自己也想否定它。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何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拿封建主义思想家和封建帝王来比，真是亵渎我们的领袖了！

--***与汪洋的政策有什么区别？

苏伟：一句话：大同小异。所谓大同，有两层意思。一是因为他们都是中共党内最坚定、最积极地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坚人物，所以虽然率领的军团不同、面对的改革攻坚堡垒不同，但共同点是都自觉地当了“先锋将”，共同在奋力为继续开拓这同一条道路而冲锋陷阵。二是因为他们各自都有“一整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政策、措施，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而且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重庆的叫重庆模式，广东的当然叫广东模式了。然而，重庆模式也好，广东模式也好，大家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模式中，百花齐放的小模式。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大模式”的共性，去谈论各个“小模式”的个性；更不能夸大各个“小模式”的差异，挑起“内斗”；尤其不能用一个“小模式”的个性去否定别的“小模式”的个性，去攻击、否定“大模式”的共性。

所谓小异，也有两层意思。一是***和汪洋的领导风格是相异的。作为我们重庆的新老书记，我观察的感觉，汪洋的风格有中共领袖周恩来和中国元帅刘伯承那种“举轻若重”的特点，也有“诸葛一生唯谨慎”（这是毛泽东对诸葛亮的概括）的特点，而***的风格有中共领袖邓小平那种“举重若轻”的特点，也有“魏征有胆敢作为”（这是苏某人对魏征的概括）的特点。二是由于汪洋主政的广东与***主政的重庆发展差距巨大，可能比你们欧盟内部的德国和波兰发展的差距还要大，所以具体的政策肯定有、也应该有差异，但能说德国和波兰的政策有原则上、方向上的差异吗？

莱昂纳德：我们听说***与汪洋有不同的“蛋糕论”？

苏伟：确实，他们有不同的“蛋糕论”。***认为：只有分好蛋糕才能做大蛋糕，因此要一边分好蛋糕，一边做大蛋糕；而汪洋认为：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但我觉得这个不同，仍然是“大同小异”的那个“异”。这个“大同”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都是在强调我们中共同一条基本路线的同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提出有差异的“蛋糕论”的。相同的基础--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什么会有有差异的“蛋糕论”呢？我觉得，关键在于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键词--“经济”--的不同解读上。在讲我的看法前，我想请问一下，你们是怎样理解“经济”这个概念的？

莱昂纳德：您是说“经济”这个概念吗？我认为，从狭义上讲，“经济”就是GDＰ的增长；从广义上讲，“经济”还包括社会的发展。

苏伟：确实，对“经济”概念不同的解读，会引出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不同理解，会得出不同的“蛋糕论”。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解读，“经济”，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讲的，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以此理解“经济建设”，就是要不断扩大社会再生产，保持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大环节不断发展的良性循环。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命题本身，就既包括了“做大蛋糕”的内容，也包括了“分好蛋糕”的内容，二者是统一的，应该强调一边做大蛋糕，一边分好蛋糕。

不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从亚当o斯密到保罗o萨缪尔森等，也都认为“经济”既包括生产，也包括分配和消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互联网为载体，因而影响很大的“百度百科”对“经济”的解释，却讲：基于西方经济学，可以对“经济”概念给出很多定义，而第一种定义“就是指财富”；进而认为，“经济”“就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果，就是如何在各种可能的选择中，即在各种主观与客观、自然与人际条件的制约下，选取代价最小而收效最大的那种选择”。

从这种对“经济”的解读出发，“经济建设”，就只有“做大蛋糕”--增加财富--的内容，而没有分配财富--“分好蛋糕”--的内容。或者，更确切地讲，是也有“分蛋糕”的内容，但没有“分好蛋糕”的内容。因为，“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果”，就是以最小的物质成本和人力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也就是给“做蛋糕”的人们分最少的“蛋糕”，从而让剩下的“蛋糕”“最大化”。这样的逻辑再进一步，就会将“分好蛋糕”与“做大蛋糕”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就会将“分好蛋糕”排斥于“经济建设”之外；就会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同于“以做大蛋糕为中心”。然而，这样的理解，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符合西方经济学对“经济”范畴的主流观点吗？作为西方学者，请你们也“帮我们”谈谈“蛋糕论”吧。

莱昂纳德：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很遗憾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了，以后有机会继续探讨。谢谢苏教授！

第三篇：教学模式有哪些

教学模式有哪些

不同的教学理论、教学目标、教学策略及对师生活动不同安排，就构成不同的教学模式。

一个完整的教学模式，其基本结构应包含以下六个基本要素： 1．教学理论或教学思想

教学模式都是在一定的教学理论或教学思想指导下建立的。“每一个模式都有一个内在的理论基础”。教学模式的方向性和独特性是由一定的教学理论或思想决定的。例如：程序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结构主义教学模式（布鲁纳的概念获得模式）的理论基础是认知心理学；非指导性教学模式的理论依据是人本主义心理学。

2．教学功能目标

任何教学模式都要指向一定的教学目标，即教学模式是为了完成特定的教学目标而设计构建的。教学目标是教学模式构成的核心要素，它影响着教学模式的操作程序和师生的组合方式，也是教学评价的标准和尺度。例如，合作教学模式的功能目标是使学生具有民主精神、独立人格、交往能力和创造才能。

3．教学结构及活动程序

任何教学模式都有一套独特的教学结构和体现教学活动的逻辑过程的操作顺序。教学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合理处理教学过程诸要素的相互关系和合理确定按照时间流程从逻辑上展开的各个教学步骤（即教学过程结构）例如，加涅的累积性教学模式的活动程序是：注意→知觉→获得→保持→提取→迁移→反馈→强化，八个步骤。它包含了教材内容的展开顺序、师生复杂心理活动顺序、教学方法的运用顺序这三个方面的整合。

4．师生交往系统

在教学中，师生交往的方式、方法、地位、角色、关系、相互作用等的不同配合是构成一定的教学模式的重要要素。主要有四种类型：⑴高度集中型（如讲授模式），即教师是活动的中心，是信息的来源，是教学的组织者和协调者。⑵温和型（如“探究──发现”模式、合作模式）。即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相当，教学民主，教师通过启发引导学生自主进行意义建构，主动获取知识、发展能力。⑶放任型（即松散型，如自学辅导模式、活动教学模式），即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教师只提供一些帮助和辅导，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具有较大的弹性。⑷管理型（如程序教学模式），这是高度集中型和温和型的中间类型。

5．反馈方式

反馈方式指教师如何看待学生，如何对学生的外显行为作出反应。不同的教学模式对教师的反馈方式有不同的要求。

6．支持条件

任何教学模式都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发挥效力。教学模式的支持条件包括环境、设施、媒体（计算机及其网络等）、教学手段、教学的时空组合等。例如，布卢姆的掌握学习模式的支持条件包括认知前提行为、情感前提特性和教学信息结构三大变量。随着教学手段现代化，教学对于物质条件的依赖程度愈来愈大，各种媒体在教学过程中的运用，对于实现教学模式的功能起到不可或和缺的作用，认真研究并保障教学模式的实现条件，可以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教学模式，成功达到预期目的。

以上六大要素各有不同的地位，起着不同的作用，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彼此联系，相互蕴含，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缺一不可，构成一个完整的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从不同的基点出发有不同的分类。例如，美国学者乔伊斯和韦尔把众多教学模式归纳为四种基本类型：

第一类是信息加工教学模式。这类教学模式依据信息加工理论，把教学看作是一种创造性的信息加工过程。它着眼于知识的获得和智力的发展。主要有以信息处理能力的发展研究为基础的模式（皮亚杰）；以学习理论为基础的模式（加涅）；概念获得模式（布鲁纳）。

第二类是个性教学模式。这类教学模式的理论依据是个别化教学理论与人本主义的教学思想。其核心是强调学生在教学中的主观能动性，着眼于个人潜力和人格的发展。如罗杰斯的非指导性教学模式，杜威的“活动教学模式”。

第三类是合作教学模式。这类教学模式依据的是社会互动理论，强调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相互影响和人际交往，着眼于人的社会性品格的培养，如前苏联戈盖巴维利等一批学者创立的合作教育学。

第四类是行为控制教学模式。这类教学模式依据的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它把教育看作一种行为不断修正的过程。它通过操作方法的自我控制并驾驭自己的环境，来提高目标行为质量和减少不适应的行为。如程序教学模式（斯金纳），以“智力行为多阶段形成理论”为基础的教学模式（加里培林）等。

在国内，教学模式的分类也有多种。有人按师生活动的不同强度把教学模式依次分为注入式、启发式、问题式、范例式和放羊式等五类。第一类教师活动强度最大，学生最小，依次递减（递增）至第五类则表现为教师活动强度最小，学生最大。

有人从教学意义的生成方式把教学模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替代性教学模式”，即学生通过教师呈现教材来掌握现成知识的一种教学模式；第二类是“生成性教学模式”，其教学策略倾向于建构主义学习的理论观点，认为学生是认知的主体，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对教学意义的生成起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第三类是“指导性教学模式”，它是“折衷于前两者之间的产物”，它在前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扬长避短，使前两者的优点相得益彰。再如，有人从教学活动特征可将模式分成以下五类：“指导──接受”模式；“自学──辅导”模式；“探索──发现”模式；“情趣──陶冶”模式；“示范──模仿”模式；

用分类的方法来考察教学模式，实际上有割裂各种相关理论和模式并勉强予以界定等缺陷，但它毕竟有助于教师从整体上把握不同模式的特点，有利于更好地认识和掌握现有的教学模式。对每一个具体的教学模式，教师可以从纵向去追寻它的来龙去脉，从横向去进行相互间的比较分析和取长补短，从而有利于教师的理论素养和实践水平的提高。

第四篇：重庆模式的启示

重庆模式的启示

重庆模式有无普遍性与推广价值，是一个地方特色还是具有一定普遍特色，是必须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相对于依托香港崛起的深圳模式、交通便利的浦东模式，‘重庆模式’更具广泛的可复制性。这种复制性的科学基础在于，作为内陆城市，重庆有着其它内陆省份同样的地域和民情，面临的社会矛盾也较为类似。

这个问题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丰富和完善：第一，重庆发展模式所蕴含的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第二，重庆发展模式深化和丰富了中国模式；第三，重庆发展模式体现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哲理；第四，重庆发展模式所体现的软实力内涵。通过重庆发展实践增强中国发展模式的世界影响力和吸引力，在国际社会通过宣传重庆发展实践和中国模式，向世界表达中国人民的社会理念和奋斗目标，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重庆发展模式就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不断解决发展难题、破解发展瓶颈过程中形成的，其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重庆发展模式可以从多个角度、多种视野进行解读，归结起来就是制度创新与以人为本，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 多年来所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经验所在，也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走出困境、实现现代化的根本路径。

重庆发展模式紧紧扣住制度创新这个主题，在经济建设中，处理好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关系，把民生问题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连续三年民生投入在 50％ 以上，这一点非常不容易，许多发达国家也只达到 15％，可以说真正走的是一条“民本经济”之路。

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开展“五个重庆”建设和“扫黑除恶”斗争，把人民群众幸福安康放在首位。在文化建设中，开展“唱读讲传”活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人、引导人、激发人。特别是在党的建设中，开展了“三进三同”、“三项制度”、“大下访”、“结穷亲”等活动。这就形成了在全国少有的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人民为本特色。从单一的经济改革向社会综合改革转变，是全方位的，集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四位一体；由过去单纯追求 GDP 增长向关注民生转变，这其实回答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究竟是为什么的问题。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重庆聚焦了这个核心，坚持做到以人民群众为本，凝聚民心、推动民富、解决民生，把发展观和执政宗旨融为一体，这是一个创新思路。重庆发展模式中的制度创新，紧紧抓住以人为本这个归宿，把民生幸福作为发展的根本。有人认为重庆的制度创新是在搞政绩工程，重庆确实是在搞政绩工程，但这些政绩工程都是民心工程。五个重庆、唱红打黑、公租房等......重庆发展模式体现出的制度创新与以人为本诠释着现代性，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理想目标与价值追求，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重庆实践具体地深化了对科学发展观和中国发展模式的认识，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能力优势，在新阶段和新的历史背景下再次昭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90年的光辉历程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发展统一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展民生幸福的伟大实践中，这也是重庆发展模式所体现的根本意义所在。

重庆实践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民生导向发展路子的成功探索，是有重庆特色的科学发展模式，是求真务实作风成效显著的实现。

重庆的经验告诉我们:人心重于天。“五个重庆”、“民生10 条”、“促进共富 12条”，真正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根本观点，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1.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地区区情结合起来 2.始终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3.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4.始终坚持在惩治腐败和黑恶势力的过程中实现风清气正的廉洁发展 5.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硬

1.我国正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而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受政治体制束缚过于严重。“重庆模式”从根本上来讲，并不是推进宏观调控下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是强化了政治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功能，由政府主导和决定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这对经济体制改革本身而言是一种倒退，这不是在鼓励自由经济，而是“大跃进”式的政府主导式经济。

2.打黑过程中，是否存在公平公正呢？如果做到了更好。如果没有做到的话，一些民营企业家有没有因为为了改革的目标而被当做“黑”来打呢？进而没收财产充公，提高政府财政收入，为改革的顺利进行奠定厚实的资金基础。如果存在这种情况，就无异于建国初期的私有财产社会化和后来的“文革悲剧”了，这对企业家的积极性和自由经济的发展是致命的摧残。长远来看，不适合我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3.“重庆模式”与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建立自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相左，很难真正建立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的发展不是依靠百姓的创业，百姓不是经济前进的主导者，而是依靠政府，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在经济中的职能，更改了改的大方向，从历史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倒退。短时间内在一个小地方并不会显出它的弊端，但是如果推广至全国范围并长期发展，这将是非常危险的，历史悲剧重现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

4.改革的大方向绝对不能改，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因为这条路是经过历史的重大挫折所检验出来的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具有实践性意义的道路。市场化进程要软着陆，政府对经济干预的职能只能限定于宏观调控和引导的层面，而政府插手自由经济体，依靠手中权力对经济实行全面的控制，推动经济在短时间内出现“大跃进”式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这是行不通的，是不可取的。

第五篇：生态产业的广东模式

生态产业的广东模式：顺德先行

酝酿一年的《顺德西部生态产业新区规划》通过专家评审，今日正式出台。顺德将选择光伏产业、环保科技、新型材料、机械装备等重点产业打造顺德西部生态产业新区。

产业园建设注重生态环保

据介绍，顺德在2009年开展了顺德区西部生态产业新区规划工作，通过整合顺德工业园C区（杏坛片）、容桂马岗片、穗香片区、勒流富安工业区总面积约83平方公里的区域，吸收国内外高科技园区规划建设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建设珠三角最具竞争力的综合产业城，打造生态环境优良、功能完善、配套齐全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生产型服务基地。

产业新区是经济再生的“发动机”，“生态、低碳、创新、融合”是本次规划的理念，并贯穿园区规划的各个环节。规划的基本空间范围分为二个层次，分别为顺德西部生态产业新区规划区和规划协调区。顺德西部生态产业新区规划区位于顺德区中南部，南抵中山市，涉及大良、容桂、杏坛和勒流四个街镇的土地，区内现状主要包含富安工业区、杏坛工业园C区、穗香片和马岗片。规划区范围南至马宁水道，北至良龙公路，西至杏坛二环路和昌教村，东至德胜西路和四基居委会，总面积约83平方公里。

规划协调区范围为：国道G105—珠二环高速路—甘竹溪—西江—东海水道—鸡鸭水道所包围的范围，总面积约150平方公里。划定协调区范围主要是考虑形成相对独立的生态单元和相对独立的城市功能区。规划根据生态产业园区建设需要，对协调区范围内城乡发展提出生态、环保和功能等方面的控制要求。

“两轴三区七片”打造重点产业

规划指出，西部生态产业的空间结构是“两轴三区七片”，两条功能轴一条是东西向的综合服务轴，沿线布置商贸办公、总部大厦、文化娱乐等设施，联系德胜新城、马岗绿心、研发区、园区综合服务中心、胜江围绿心和杏坛镇，延伸容桂水道一河两岸景观和城市中心服务职能；另一条是南北向功能轴，依托伦桂路和规划的龙海路（暂命名，由龙眼村到海凌村），联系卧蚕岗绿心、新富安园片区中心、马岗科技园、胜江围绿心、园区综合服务中心和万塘园，沿线布置各片区的服务设施。在两条轴线交汇处，是胜江围绿心和园区综合服务中心，布置商贸办公、酒店、休闲旅游等设施，形成容桂水道拐弯处重要的景观节点。

根据《顺德产业规划》所提出的设想，结合园区的特点和发展目标，选择光伏产业、环保科技、新型材料、机械装备、智能家电、汽车家电等为重点产业。规划形成北、中、南三个功能区，北部产业区、南部产业区和中部综合服务区。北部产业区以现状工业为基础，通过植入新的具有带动性的企业，完善配套设施，带动原有产业升级；南部产业区以发展新兴工业为主，是顺德新兴产业和现有产业集群创新拓展的主要载体；中部为综合服务区，以研发、教育、旅游和生活居住等综合服务职能为主。

三个功能区在空间上被河流和干路划分为七个主题片区。每个片区均滨江，邻接或者内部设有大型开敞绿地；秉承多元融合的理念，规划每个片区在土地利用上均保持一定的混合性。北部功能区包括新富安园和杏坛园两个片区，其中新富安园在勒流和大良现状工业区基础上发展，杏坛园在现有杏坛工业区基础上改造提升。南部产业区包括万塘园和穗香园两个新开发片区。中部综合服务区包括中心服务片区、马岗科技园和糖厂片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