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李白的爱国主义思想

第一篇：浅析李白的爱国主义思想

简析李白的爱国主义思想

1.引言

李白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贺知章称其为“谪仙人”，后世尊称李白为诗仙。他的诗歌想象瑰丽、感情奔放，诗中多引用神话传说和道教典故，经常表达对权贵的蔑视和渴望求仙问道的归隐情怀。但不容我们忽视的是他部分诗歌中的爱国忧民的情怀，他之所以不同于现实主义诗人的地方就在他描述人民的苦难和政治的黑暗往往用典故或者比喻隐晦地表达出来，再加上他强烈的浪漫主义诗风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让后世的人往往无法看到他诗歌中的爱国情怀。

本文将从李白的生平入手，结合其儒道兼修的思想和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背景，从他的作品和行径中寻觅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争取还原一个真正的李白，更要为李白浪漫主义诗人名号前加上“爱国”二字。

2.李白的生平、思想和历史中形象

2.1 李白坎坷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作品是文学之流，生活是文学之泉。我们要分析李白诗歌中的思想就要先了解李白的生平。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出生于中亚碎叶，五岁随父迁居绵州昌隆的青莲乡，因以号之青莲居士。少时“通诗书，观百家”，吟诗作赋，轻财任侠。二十岁前后，漫游蜀中，登临峨眉、青城诸名山，此生就有了求仙问道的思想。二十五岁，李白“辞亲远游”与友人吴指南经江陵，入洞庭，登庐山，下金陵，历扬州。后复回西上，漫游云梦，寓居安陆，与高宗时宰相许圉师的孙女结婚。继而北上太原，东至齐鲁，游踪遍及大半个中国，对社会生活有所体验。天宝元年，经道士吴筠的推荐，李白应玄宗诏征赴长安，为翰林供奉。终因抱负不得施展，且遭权贵馋毁，于天宝三年春被赐金放还，开始了第二次漫游。同年，在洛阳遇到了杜甫，两人相见恨晚，诗酒唱和，结为至交。随后，杜甫进京谋取功名，而李白则辗转于河北、东鲁、梁宋等地。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隐居于庐山。永王李璘起兵平乱，李白受其邀请出任幕府，他自己写下了一组《永王东巡歌》，倾诉了自己老当益壮，渴望为国效力的壮志豪情。可惜好景不长，李璘因图谋割据反叛，兵败被杀，李白也为之受到了牵连，流放夜郎。途经巫山时，遇赦得还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早发白帝城》。李白的爱国之情丝毫没有因为永王之事而受到打击。上元二年，李白听闻李光弼率领大军讨伐史朝义，他又由当涂北上，请缨杀敌，不幸的是，至金陵染病折还。翌年，病死于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家。[1]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一生中充满着入世出世的矛盾，为官时渴望归隐，归隐时渴望报国。究其根本，还是在于诗人经纬天地的才华无以施展，正如梁任公称赞陆放翁的诗中所云：“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2] 2.2 左右李白一生分类繁杂的思想 2.2.1儒家思想

李白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涉猎广泛，除了当时必读的儒家经典之外，他还饱览诸子百家和史书典籍，他自称：“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3] 他还自称：“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

区大定，海县靖一。”[4]从其散文中就流露出“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更体现了李白的爱国主义情怀，渴望建功立业，通过自己的才智辅佐帝王开创太平盛世。从古至今，文人墨客在初露锋芒之时都饱含着从政热情，直到后来屡遭挫折才渐渐心生归隐之意，陶渊明如此，孟浩然如此，李白亦如此。儒生们孜孜不倦，皓首穷经的目的是什么？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无非是为了求取功名，博得封妻荫子，施展一番抱负；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是为了奋己智能，“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5]李白终其一生都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也是他诗歌中爱国主义的源泉，更是他渴望追求功名的指导思想。在仕途受阻之时，李白看似潇洒离去，实则饱含着不甘心和失落，只是他自己心胸旷达，既然政治黑暗，何不将这满腔抱负寄托于山水之间，用诗歌为自己筑建一个精神家园，在归隐中等待时机。而这也恰恰符合了孟子所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6] 2.2.2 道家思想

李白的道家思想可以说是伴随着儒家思想而生的。他年轻时在蜀中戴天山过着读书隐居的生活，经常和戴天山的道士往来，《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这首早期的代表诗作便是与道士们交游时所作。诗中李白着力描述戴天山道士们的居住环境宛如世外桃源般，上光水色，清幽雅静，惹得李白好生羡慕。可以说李白喜爱名川大山和游山玩水的雅号正是从这个时期就开始形成了，而这也促进了他潜意识中道家思想的萌发，他渴望自由和宁静，不喜欢受到俗务缠身，他的诗歌也开始沾染了道家的仙逸之气。后来李白又前往绵山和一位名叫东岩子的隐士学习道术，多年潜心研习，卓然有成。

李白东游经过江陵时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司马承祯。司马承祯何许人也？其人学得了一整套道家法术，诗风飘逸如仙，道篆书写得精美绝伦，由此受到了唐朝三代皇帝的召见，唐玄宗甚至派遣胞妹玉真公主随其学习道法。李白遇到了这样一个唐朝皇室身边的大红人，他的命运当然要随之改变了。

司马承祯非常赏识李白的才华，又见李白生得器宇轩昂，便称赞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司马承祯阅人无数，可是从没有看到像李白这样才高志大，却又不汲汲利禄的人，于是又用了道家最高的称赞词来褒奖李白，说他有“仙根”，也就是说先天有神仙的风骨。李白受此高评，在激动欣喜之余写下了最早让他名扬四海的《大鹏遇希有鸟赋》。后来在又在另一位道士吴筠的推荐下，李白得以见到了玉真公主，继而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天宝三年，李白被赐金放还，他于年末到达齐州紫极宫请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箓，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道士。可以说，李白的一生因儒而起，因道而名。随之李白漫游吴越，在安史之乱爆发后隐居于庐山，此时他出世入世的矛盾达到了顶峰。他虽然过着安逸的隐居生活，但还时刻忧心时局，最终还是出山相助李璘进行平叛。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李白虽然有逃逸遁世的思想，而给我们的感觉是他的一生在不断地放浪形骸、游山玩水，但实际上他却在不断的忧国忧民，对于国家和人民的热忱完全不亚于杜甫，只是他用他的诗歌和某些行为含蓄地表达了出来。

2.2.3 纵横思想

“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7] 李白自称“十五好剑术”（《与韩荆州书》），又有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托生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唐朝有三绝，李白的诗歌，张旭的草书，董旻的剑舞。董旻的剑法是当世一绝，但是李白的剑法也不遑多让。大部分人只看到了李白在诗歌文学上的成就，往往忽略了他的侠肝义胆和精绝剑术。李白十分向往游侠们的生活，他也极度尊敬古

代的侠客，因为从他们身上李白看到了“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扼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8]而这正是李白除了儒道思想外最重要的一种思想，之所以羡慕敬佩的原因就是他自己也想成为古代游侠那样纵横四海、仗义行事的人。

侠客中最为人称道的精神还是爱国主义，而李白深受纵横思想的影响，也试图效仿侠客们的行径建功立业，他所为之效力的对象自然是唐王朝，这更加激发了贯穿他一生的爱国情怀。2.3 李白在历史中的形象

“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十岁通诗书，既长，隐岷山。州举有道，不应。苏颋为益州长史，见白异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学，可比相如。”然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沈饮，号“竹溪六逸”。天宝初，南入会稽，与吴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靧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擿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白浮游四方，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9] 这是《新唐书》中对李白的部分记述和描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李白的出生就异于常人，少年早慧，通达诗书，不慕名利，被人看作是司马相如一般的人物。李白交游广泛，分别是“竹溪六逸”和“饮中八仙”的一员。更难能可贵的是李白天性率真，对权贵不阿谀奉承，流露出自己超凡脱俗的本色。纵观千古文人墨客，能称得上“仙”号的也只有李白一人而已，其他的最多不过是称“圣”，如“诗中之圣”曹植、“诗圣”杜甫、“文圣”欧阳修。李白无愧于我国继屈原之后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而他的爱国情怀丝毫不亚于屈原。

3.爱国思想作品浅析

3.1 《蜀道难》

《蜀道难》是李白的古体诗代表作，也是李白早期重要作品之一，李白在长安遇到贺知章时曾请其观阅，贺知章大为赞赏，惊呼李白是谪仙人下凡，并解下佩戴的金龟请李白痛饮。这首诗也入选了高中人教版语文教材，但通常我们学习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其中饱含的爱国之情。

开篇李白极力描写蜀道之难，行走难，开国难，飞渡难，攀援难，仿佛没有一处不难。其实李白真正担忧，真正认为难的地方却在接近末尾的地方。那就是“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李白对于剑阁守卫的担忧，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李白的担忧绝对不是杞人忧天。唐朝地方节度使权力过大，中央集权逐步弱化，而掌控剑阁就等于掌控了进入蜀中的门户，掌控了蜀中就相当于打开了长安的西门，一旦蜀中反叛或者异族入侵，剑阁的争夺必定是首当其冲的。唐玄宗统治中期已经形成了奢靡之风，后来安史之乱爆发也印证了李白的先

见之明。李白的诗风虽然激昂奔放，但他的爱国思想却含蓄地隐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中，从不轻易地被人发现。3.2 《远别离》

李白擅长写乐府诗，更擅长写古乐府诗，这首《远别离》就是李白古乐府诗的代表作。李白用比兴的手法，先描述舜帝的二妃娥皇与女英生离死别的场景和“尧幽囚，舜野死”引出了他所要讨论的话题。李白又在诗中自问来表述一腔悲愤“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我们通过这句诗完全可以看出李白的爱国之情，就连皇天也不能明鉴他的忠诚，他表达出来却要遭受上苍的怒气，可以说冤屈到了极点，悲愤到了极点。看到这里，难道李白在爱国层面上还不能和屈原、杜甫、陆游、辛弃疾他们划统一吗？我想是完全可以的。这时的李白已经深刻看出了唐朝的政治危机，那就是权力下放太过严重，统治阶层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来自地方的威胁，李白引用上古传说想借此提醒统治阶层，但却招来一阵非议和排斥，诗人的爱国热忱竟遭受到了人神共愤的打击。此时的李白就是千年前的屈原，“信而被谤，忠而见疑。”[10] 3.3 《战城南》

《战城南》一诗中李白表达了对唐玄宗在西北地区穷兵黩武的不满和批判，李白看到国家屡次兵败边陲却又不知道休养生息，致使民生凋敝，国力衰微，他在悲愤、同情、压抑等复杂的心情下写下了这首《战城南》。开篇“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极言战争之多，战争之频繁。“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又点出了唐朝军队战线之遥远，时间跨度之长。“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指明了唐朝军队敌人的骁勇剽悍，不易对付。“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又化用《六韬》中的语句，借此讽刺唐玄宗并非真正的圣人明主，在李白的心目中只有体恤百姓、以民为重的君主才是圣明的。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沉郁苍凉的，这也是李白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爱国忧民，谴责战争，心系天下苍生。

4.结论

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而在其浪漫主义色彩下，最为动人的颜色还是他内心所属的赤色，也就是爱国主义。李白之所以能流芳千古，备受后人推崇和景仰，不单单是他的诗风飘逸传神，也不在于他的一生饱含传奇，而是在于他从青年时期至去世之前都饱满的爱国热情。他的爱国之情不同于屈原那么悲壮，不同于杜甫那么沉重，更不同于辛弃疾那么痛心。因为他是李白，是谪仙，是乐观旷达、胸怀天地的伟大诗人。为此，我们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更应该注重李白的爱国主义，要将他伟大的人性和诗性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孙家富，文学词典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2]梁启超，饮冰室文集 中华书局 1915 [3]李白，李太白集 中华书局 2011 [4]李白，李太白集 中华书局 2011

[5]杜甫，钱注杜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6]杨伯峻，孟子译注 中华书局 2008 [7]欧阳修，新唐书 现代教育出版社 2011 [8]司马迁，史记 岳麓书社 2012 [9]欧阳修，新唐书 现代教育出版社 2011 [10]司马迁，史记 岳麓书社 2012

第二篇：浅谈基督爱国主义思想

浅谈基督爱国主义思想

——洪丽英

神学院校的学生，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爱国是应尽的本分。在将来的教牧工作中，我们的思想、言行将对广大信徒产生重要影响，所以能否树立坚定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中国教会、对国家和人民都非常重要。

爱国主义是历史形成的热爱和忠诚于自己祖国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集情感、思想和意志于一体的社会共识，是团结国民，推动历史进程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调节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基本规范，无论一个人的国别、民族和信仰如何，都有爱国的要求。爱国主义，因为其内涵是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因此它随着民族国家的演进而演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如今，我们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的内涵就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代表的是包括基督徒在内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人民爱国主义意志的最高体现。

但是生活中，很多神学生不知道如何在基督生活中培养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不知如何去增长宗教学识和学术意识。以下是对广大神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一些措施：

第一、挖掘圣经和教义的传统内涵，阐发爱国主义思想。圣经是一部属灵的经典，在信仰上深切地指导着教会实践，同时也是一部很好的爱国主义经典。第二、树立正确的中国教会史观，坚定爱国主义思想，我们应认识到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重要性。第三、继承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学习众前辈爱国事迹。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基督徒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事迹，一些基督徒更是英勇殉国，壮烈牺牲，这些都是中国基督徒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第四、系统介绍中国基督教的爱国运动历史。体会中国基督徒在爱国运动中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第五、全面阐述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着力开拓创新。上述五个部分内容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希望和要求广大神学生成长为爱国爱教的新一代教牧人员，担当起维护教会、传播福音的历史重任。

正如耶稣教导门徒：“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且在升天前吩咐大使命时仍然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从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对自己民族国家的深爱，正因为耶稣对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深爱，所以在他即将走上十字架前。深情地远望自己的同胞，并为耶路撒冷哀哭，耶稣之所以会哀哭，正是因为他爱国家、爱他的人民爱得深沉。

作为神学生的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实行爱国爱教，努力增进团结，大力落实“三好”。在各岗位上做出美好的见证，各地两会和教会也要做好社会服务，关爱弱势群体，尽心尽力服务社会，造福人群，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也应当关注世界和平，生态环境。我们的如此作为、如此爱国爱教思想定会赢得越来越多的海外教会领袖，神学家和基督徒的支持及肯定。

——洪丽英

第三篇：杜甫的爱国主义思想

杜甫的爱国主义思想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在那个繁盛的大唐，那个终究遭受不幸的朝代，那个人民由幸福到遭受流离颠沛的时代，诗人感人之所感，受乱世之累赘，所谓时势造英雄，在中华文坛，也存在这样一则定律，在经历了三国魏晋南北朝以及隋的洗礼之下，中华民族进入了伟大唐时代，也正是中华民族繁荣之极的时代。终究，一代“诗圣”脱颖而出。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财富。

杜甫，中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乃父杜闲。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杜甫创作艺术手法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杜甫生当乱世，先有安史之乱，后有吐蕃入侵，他东西飘泊，颠沛流离。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化的时代里，他看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残酷现象，目睹了这种**给国家带来的创伤和给人民所带来的苦痛，胸中郁结着无穷无尽的忧国忧民之情，所以他诗中的思想感情沉著、深厚、浓郁、忧愤，这种思想构成了他诗歌的特定内容。杜甫一生，许身稞契，忧国忧民，坚强乐观，热爱生活，为英雄之人也；杜甫之诗，忠厚诚实，真挚含蓄，淋漓酣畅，悲愤慷慨，乃郁结而发也。

所谓伟大的诗人背后必定有着不平凡的际遇，杜甫的一生是唐朝由胜转衰的真实写照，纵观杜甫的一生，其独特的生命历程，为日后其诗歌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杜甫在现实中体会世道冷暖，人间百味，其四个历史时期也为我们研究杜甫诗歌及其蕴含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一生不得志，只做过一些左拾遗等小官，虽然后世被称为“诗圣”，诗歌被称为“诗史”，可在唐朝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其中在其三十五至四十四岁以及四十五之四十八岁，是其诗歌成型以及达到巅峰的主要时期，在目睹了国衰山河败，军阀割据分裂，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情况下，杜甫用他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利器，为我们谱写了一首首、一幅幅让人气动山河的画面，让我们不禁为之汗颜，为之敬佩。

天宝五年（746年）是杜甫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参加了由李林甫操纵的一次考试，落入骗局。第二年他参加了由唐玄宗下诏的应试，由于奸臣李林甫从中作梗，全体应试者无一人录取。从此进取无门，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这也使他看到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和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

直到天宝十四年（755），才得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职，负责看管兵甲仓库。同年，“安史之乱”爆发，此时杜甫正在奉先（陕西蒲城）探家。第二年他把家属安顿在富县羌村（陕西境内），只身投奔在灵武（甘肃省）即位的肃宗。途中被叛军所俘，押到沦陷后的长安，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叛军杀戮洗劫的暴行和百姓的苦难。直到至德二年（757）四月，他才冒险逃到肃宗临时驻地凤翔（陕西省凤翔县），授官左拾遗。不久因上疏救房琯，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他屡遭贬斥，更深入地了解了百姓的疾苦。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为他创作《春望》、《哀江头》、《北征》和“三吏”、“ 三别” 等提供了素材，并使他的诗达到了现实主义高峰。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揭露和批评。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为解救人民的苦难做出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

杜甫一生写下了一千多首诗，其中著名的有《三吏》、《三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春望》等。杜甫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充分展示，这一点使他的诗具有很高的人民性。杜甫的这种爱国热忱，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得非常充沛。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的歌颂，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出自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怀有强烈的憎恨。这一点在不朽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现。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

杜甫诗中爱国思想的内涵

（一）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歌颂

杜甫的大部分诗中歌颂了祖国山河的美，战时怀念民族存亡的命运。但它高度的概括性，内容的广阔性、深刻性、真挚性都有着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成为后世的楷模。

杜甫的诗中有很多描绘祖国美丽河山，名山大川的诗篇。从二十岁起，先是南

游吴越，后又北游齐赵，过了八九年“裘马清狂“的生活，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年寄寓京华，晚年漂泊各地，足迹所至均有诗作。岱峰的高耸，剑门的险峻、锦江的秀丽、山峡的奇峻，尽在笔下。

杜甫赞颂祖国不同于其他诗人，在赞颂祖国山河的美丽之中，结合社会现实，抒发对祖国命运的悲切之情。在《登高》一诗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悲壮景色，引述了诗人万里离乡，多年漂泊，暮年多病，国事不宁，返乡无日的忧伤。另如《秋兴》八首从孤城日暮的情景联想到长安昔日的繁华，那低沉的音调深表诗人的爱国之情。又如长安“春望”，则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没有对祖国执着的爱慕之情，这些诗句是写不出来的。

（二）战乱中对人民的同情

杜甫一生仕途不顺，生活在社会的低层，饱受贫困和流离之苦，他以忧郁的目光目睹了统治者的奢华无度，劳苦人民的悲惨生活，战乱中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使人民经历了九死一生、妻离子散的痛苦。

杜甫前期诗中有很多斥责了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同情百姓疾苦的诗篇。如“黄门飞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写出杨氏姐妹显赫的地位和繁华的宴饮（《丽人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对统治者进行了鞭挞，对平民百姓充满了同情，客观上反映了贫富悬殊对立的社会现实。安史之乱以后，杜甫曾沦为胡虏，颠沛流离于各地，亲眼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疾苦。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为优秀之作，是杜诗灵魂的主体。作者路过石壕村，见证了征兵给人民带来走赴边疆、家破人亡的惨痛；新婚夫妇成婚一日之后竟成永别的悲惨，花甲老人拜别老妻的无奈，士兵们战场上九死一生的遭遇，“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中对返京的思念。杜甫是第一个如此真实地写“民”的诗人，有着一种患难与共感同身受的共鸣，同样的遭遇使他的诗中对人民有了深刻的同情。

杜甫创作的诗，大部分是反映安史战乱、军阀混战、反对外族入侵的诗篇，极为深刻的再现了战乱给诗人的家庭和广大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

（三）杜诗中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

杜甫是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主张民族团结，反对侵略、反对战争。他的诗作既反对李唐王朝对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的侵略和压迫，又反对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对中原的侵扰和掠夺。诗人赞同民族和睦友好的这种态度，符合各民族利益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很大的进步性。

杜甫后期的作品多写安史之乱，或者是吐蕃、回纥之祸。这些诗中有恢复李唐江山，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外来入侵的民族精神。如：《北征》中，诗人缅怀军家大事，终结以复兴希望。在这首诗中，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军政大计的谋划，战乱中人民的苦难疾苦以及诗人本身的遭遇都真实，鲜明地反映出来了。

杜甫的诗，有着如此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最根本的原因在于

诗人在动荡的社会中，诗人的生活面广，接触到下层人民，认识到社会的某些黑暗，从而在诗中予以真切的反映。此外，《诗经》和《汉乐府》中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屈原等爱国诗人的情怀也深深影响着杜甫，熔铸成他独有的风格。他继承前人的一切形式又有所发展。各种诗集他都能纯熟运用。他的五言古诗善于描写社会的**，民生的疾苦和个人的漂泊。他的七言古诗长于抒写情怀，申述政见；他的五律和七律感情深厚，格调精深，在唐代很少人比得上；他的绝句数量不多，质量上乘，堪与唐代绝句名家媲美。

杜甫诗的真价值，在于他能深刻地反映出“唐代社会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达到尖锐化时所爆发的连年战争中，人民所遭受的痛苦生活，喊出了当时人民的要求；同时揭露了统治阶级不顾人民死活、日夜追求享乐的腐朽生活，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现实性。

总之，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诗人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杜甫在那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伟大作品与深深的爱国之情是我们整个民族的自豪与骄傲，也是中华民族送给世界国家与人民的宝贵财富。

第四篇：论李白思想的复杂性

论李白思想的复杂性

学生：漆露

摘要：李白(701--762)，字太白，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称。他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又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等人的气质。儒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在他身上都有体现。“功成身退”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关键词 ：李白

思想

复杂性

一、导语

李白留给后世人九百多首诗篇。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术写照。李白一生都怀有远大的抱负，他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功名事业的向往。《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书情赠蔡舍人雄》等诗篇中，对此都有绘声绘色的展露。李白自少年时代就喜好任侠，写下了不少游侠的诗，《侠客行》是此类诗的代表作。在长安3年经历的政治生活，对李白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胸中淤积了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愤懑。愤怒出好诗，于是，便写下了《行路难》、《古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一系列仰怀古人，壮思欲飞；自悲身世，愁怀难遣的著名诗篇。李白大半生过着流浪生活，游历了全国许多名山大川，写下了大量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优美诗篇，借以表达出他那种酷爱自由、渴望解放的情怀。在这一类诗作中，奇险的山川与他那叛逆的不羁的性格得到了完美的契合。这种诗在李白的诗歌作品中占有不小的数量，被世世代代所传诵，其中《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最杰出的代表作。诗人以淋漓挥洒、心花怒放的诗笔，尽情地无拘无束地舒展开想象的翅膀，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历险和追求，让苦闷、郁悒的心灵在梦中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而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更把诗人的一身傲骨展露无遗，成为后人考察李白伟大人格的重要依据。下面将从他的政治观，人生观，宗教观，文学观来议论。

二、思想复杂性的表现

1、政治观

李白是一位“欲献济时策”、“敢进兴亡言”的伟大诗人。他生活在儒、释、道、侠均相当盛行的唐代，之家思想都会对他产生影响，然而儒家积极用世思想对诗人尤为深刻。这种影响与诗人的家庭教养、时代精神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诗人的主导思想，即建功济世，有献于国家和人民的意愿。诗人的政治思想是“事君安民”。

诗人自幼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有浓厚的忠君观念。在诗人看来，从忠君到事君，这是他一生追求的美好愿望之一，诗人晚年在《赠张相镐》中曾云：“一生欲报主，百代思荣亲。其事竟不就，哀哉难重陈。”他希望自己能像管仲、诸葛亮那样，由草野一举而为国相，辅佐君王，为安定天下做出贡献。对于先秦策士鲁仲连和东晋谋臣谢安，在国家危难之时屡建奇功，辞爵谢金，心中慕之，赞叹不已：“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心中慕之，赞叹不已：“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未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尝高谢太傅，携妓东山门。楚舞醉碧云，吴歌断清猿。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余亦爱此人，丹霄冀飞翻。”诗人一生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愿为辅粥”，而当其辅助君王安邦定国的宏愿不能为世人理解时，他的济世思想变化为内心深沉的痛苦：“欲献济时策，比心谁见明”，“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

诗人的政治观既有忠正爱君的一面，又有忧民爱国的一面。诗人热衷于“事君”，其目的在于安民定国，如何才能安民定国，儒家坚持“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原则，李白基本上继承了儒家“爱人”和“推恩及民”的思想，在治国问题上主张安民以仁，反对苛政重刑。他在《任城县厅壁记》中明确指出，治民之事应“宽猛相济，弦韦适中”。这样，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使整个社会早出现“百里鸡犬静，千庐机杼鸣。浮人少荡析，爱客多逢迎。”的和乐局面。

建功济世是贯穿诗人一生的主导思想，然而这并不意味在诗人思想中就不存在矛盾。实际情况是，在诗人思想中始终存在人世与出世、济世与独善的矛盾。诗人由于受到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的影响以及道家超脱尘世、追求绝对自由思想的熏陶，其出世、独善思想的产生是由来已久的。二十岁以前就和一些隐士、道教徒在岷山隐居，修炼道术。安陆时期和东鲁、梁园时期，在长达二十八年时间里，他经常栖隐山水，寻仙访道。诗人声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愿游名山去，学道飞丹砂”。据宋代葛立方云：“李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篇，身欲为神仙则殆十三四”。诗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求仙学道，这个问题是要做具体分析。安陆时期，诗人隐居学道绝非出于迷信、消极遁世，而是为了养望待举，把它作为政治前途打开出路的一种特殊手段。东鲁、梁园时期，当济世思想蒙受沉重打击之后，诗人求仙访道，一是为了寻找寄托，正如诗人所言：“人间不可托些，吾将采药于蓬丘”；二是为了挥斥幽愤，这在《暮春江夏送祖监丞之东都序》中说的很清楚：“吁咄哉！仆书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三是为了求得绝对自由的遁世生活，摆脱权贵大臣的陷害、诽谤，诗人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悲愤地写道：“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究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由此可见，诗人人世与出世、兼济与独善的思想矛盾极其尖锐化，主要产生在济世理想遭到沉重打击之后。兼济与独善是贯穿于诗人一生的思想矛盾，但必须看到，兼济思想则是这对思想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在诗人的毕生追求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诗人自青少年时期就萌生建功济世的思想，所谓“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宜”。即使到了暮年，其经国济世的愿望也未能泯灭，请听诗人的心声：“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在处理兼济与独善问题上，诗人观点鲜明：“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为了解决这一思想矛盾，诗人真诚的提出“功成身退”的办法。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首次谈到这个愿望，所谓“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华，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此后在不少作品中反复申述：“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旁”、“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从诗人功成身退的表白中可以看出，诗人是把功成、兼济作为自己思想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在诗人看来，只有功成才能身退，只有兼济，才能独善。功成、兼济是身退、独善的前提条件。事实正是如此，不完成功成、兼济大业，他绝不甘心独善其身，为了实现功成、兼济宿愿，诗人甚至晚年，仍有两次投笔从戎之举。

2、人生观

李白的人生观也是十分复杂的，其组成因素，既有积极方面，又有消极方面。

诗人天资聪明，加上从小经过严格的家庭教育和刻苦的攻读，才华横溢、出类拔萃，对自己的才能高度自负。他坚信自己“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因之，“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他的人生目标就是成为帝王之师，辅佐君王“解世纷”、“安社稷”、“济苍生”。为此，他最大的宿愿就是希望当朝君主能像周文王赏识、重用姜太公一样，使其由布衣一举而为卿相，发挥其济世之才。正如诗人自述：“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 秉烛唯须饮，投竿也未迟。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与此同时，诗人在不少作品中还经常以张仪、苏秦这些纵横家自况，热烈歌颂乐毅、鲁仲连这些纵横家的扶危济困之举，并对自己的王霸之略不为君王重视表示满腔的悲愤：“试涉王霸略,将期轩荣，时命乃大谬,弃之海上行。”，“徒有献芹心，终流泣玉啼。只应自索漠，留舌示山妻。”要说李白是一位颇具济世才能的政治家，恐怕大多数人是不敢苟同的，但是诗人一生坚持济世理想，坚持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奉献人生，这是不应该怀疑的。有人曾经给诗人扣上追逐功名富贵的大帽子，其实，对此应做具体分析。诗人对于济世功业，执着追求，至老不衰。对于个人名望，青少年到十分关注，对九十诵古文的“济南生”不以为然，希望“功名早著”，留世“清芳”。然而随着仕途坎坷，人生体验增加，对个人名望亦追逐淡化，诗人深有体会地说：“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甚至对个人虚名完全采取否定态度：“且乐身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对于荣华富贵，诗人一向将它看得很淡，从来没有将其当做追逐目标。诗人认为：“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富贵非所愿，为人驻颓光”诗人对个人虚名和荣华富贵采取否定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诗人对奉献人生的追求。

诗人的人生观中既包含积极方面，这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同时又包含消极方面，这就是追求欢愉人生，主张及时行乐。

李白作为士大夫知识分子，剥削阶级的烙印是不可抹杀的，作为寄生阶级的贪图安逸追、求享乐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残存在他的思想深处，一旦碰到适宜的“气候”，就会自然的流露出来。李白的人生轨迹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诗人一生追求济世理想，希冀体现人生价值，可以说经历坎坷，顽强执着。然而，当诗人的奉献之举倍受打击之时，其追求眼前享受的思想显露出来。尤其是诗人天宝三年被赐金还山之后，他的享乐思想一下子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我浮黄云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却忆蓬池阮公咏，因吟渌水扬洪波。洪波浩荡迷旧国，路远西归安可得。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

诗人在失意的极度痛苦中，从两个方面悟出了要及时行乐的道理。一是痛感人生短促，应及时行乐。诗人认为天地日月长，而人的一生就像闪电一般，转眼就是百年，对此无奈，应及时行乐：“浮生速流电，倏忽变光彩。天地有凋换，容颜有迁改。对酒不肯饮，含情欲谁待？”有时，诗人感叹天长地久，人生短促，不禁悲从中来于是更加热衷于眼前的享受：“悲来乎，悲来乎。天虽长，地虽久，金玉满堂应不守。富贵百年能几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坟上月，且须一尽杯中酒。”二是总结历史上追逐功名的惨痛教训，从而悟出及时行乐的道理。据《晋书·张翰传》载，西晋吴人张翰为齐王冏辟为大司马东曹掾，他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莼菜、鲈鱼脍，便命驾而归。不久，齐王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张翰因早已离开而不受株连。李白从此事中得到启发，追求功名难免要遭受到政治上的陷害，还是看重眼前享乐为好，便对张翰大加称颂：“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诗人在现实生活中为自己找到了及时行乐的理论依据，便恣意的追逐起眼前的享乐来。或嗜酒狂饮：“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或载妓逐乐：“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或纵情山水：“尝试饮酒逐风景，壮心逐与功名疏”；或放任情欲：“高堂月落烛已微，玉钗挂缨君末违”。

总之，在诗人的人生观中，积极奉献的思想与消极享乐的思想同时存在，当然。刻意追求奉献人生，则是李白人生观中的主干部分。

3、宗教观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社会开放，儒学与道、佛被奉为“三教”，均相当盛行。李白深受儒学传统思想的影响，这无需阐述。对于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道教与佛教，也是采取取之所需，为我所用的谦卑态度，这样又增加了诗人思想的复杂性。

道教与佛教是两种独具教理、教义的宗教：道教宗旨主张乐生、重生、适情养性，最终实现得道成仙、长生不死的人生目的；佛教主张“寂死空灭”的禁欲主义，引导信徒消灭一切欲念，把人生希望寄托于极乐的彼岸世界。李白不拘泥道佛某一种宗教思想，而是兼收并蓄。

（一）道教观

诗人一生与道佛均结下不解之缘，然相对而言，他与道教的关系更密，受其影响更深。幼年时期从西域来到道教发源地巴蜀，即能“诵六甲”，少年时期曾到戴天山访问道士，青年时期在江陵受到著名道士司马承祯“有仙风道骨”的称誉，后来又与道士元丹丘等人相识，结成莫逆之交，同访过道士紫阳真人，并在蜀山一起隐居、学道、求仙。天宝元年，也是因为持盈法师、元丹丘、吴筠等道界朋友推荐，被玄宗召入京城。政治上受到打击之后，正式加入道教，直到晚年，在严酷的现实下才对道教所宣扬的宗旨大失所望。

（二）佛教观

中国佛教发展到唐代，虽没有取得国教的资格，但也达于鼎盛时期，一些著名的文人作家差不多都是佛教的信奉者。李白在崇佛的社会风气感染下，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结交和尚，学习佛道禅理。中年时期，由于济世之举受到严重挫折，便注重从玩味佛道禅理中获得超然世外的脱俗情趣。到了晚年，当他意识到济世理想在当时黑暗社会中已无法实现时，就把美好的希望寄托于来世，从而进一步投进了佛教的怀抱。可见，诗人信奉佛教主要是想从佛教的教理教义中求得对黑暗现实的解脱以及精神上的寄托。为此，诗人在三十余篇的诗中，对佛教的苦空观、无我观、出世观念作了较全面的领悟与认同。

哭空观念是佛教的根本观点。该教为了使佛教徒实现人生为苦海，便竭力引导人们对现实世界有一个“空”“无”的认识。李白经过与僧友们反复研讨，对佛门的苦空之说有了深切体会，他认为，世上一切事物“无自性”空幻不实，就好像水中月影，“非有非无”，“了不可执”。为此，他希望自己能在禅境中渡过千年，来关照大千世界的“空无”。试看诗人在《同族侄评事黯游昌禅师山池二首》其一中云：“远公爱康乐，为我开禅关。萧然松石下，何异清凉山。花将色不染，水与心俱闲。一坐度小劫，观空天地间”。

无我观亦是佛教的重要观点。在佛门看来，世上本“无我”，如果世人耿耿于“我体”的存在，就会形成种种欲念。因而要排除烦恼，脱离苦海，就必须清心无欲，进入一种“无念”“无我”的境界。诗人在《地藏菩萨赞》中明确的宣扬了佛门“无我观”：“本心若虚空，清净无一物。焚荡淫怒痴，圆寂了见佛”。诗人认为，人们应该“自性清净”摆脱一切欲念，使自己进入空灵状态。如果消除了“淫怒痴”这些欲求，心灵就能进入佛门“空寂死灭”境地，顿悟成佛。

佛教把现实世界视为苦海，把人生看做痛苦的代名词，这就决定了佛门超脱尘世的“出世说”。李白在接受神仙道教同时，也接受了佛教的出世观。他希望自己能以名誉为榜样“了然绝世”，“虚舟世间”，度过人生苦海，进入悠然永生的西方乐土。

诗人与道佛两教关系十分紧密，对道佛两教理想追求极为热烈，然而世人却不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或佛教徒，这使诗人的思想又呈现出另一种复杂性。由于道佛教义、教理经不起实践检验，诗人对宗教神活的信仰一次次受到冲击，是他对两教逐渐产生怀疑，以至于有时采取否定态度。面对宏伟政治理想一再受挫，诗人便将得道成仙作为追求目标，或作为解除精神痛苦的一帖良药。可是，这一切均没有实际成效，相反，常常带来更大的烦恼。由此，诗人就逐步发现道教理想的虚幻性：“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另外，诗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更加深了对神仙世界虚幻性的认识：“秦皇少六合，虎视何雄哉。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银台金阙如梦中，秦皇汉武空相待”。诗人对秦皇汉武入海求仙，采集不死之药之事予以辛辣嘲讽，说明诗人对“银台金阙”的神仙世界没有信以为真，而是采取了怀疑否定的态度。诗人对佛徒所向往的“寂灭为乐，江海而闲。逆旅形内，虚舟世间。邈彼昆阆，谁云可攀”？

诗人既信道教，也奉佛教，忽而对两教热烈追求，忽而对两教又持怀疑否定态度，这就使人们对他的思想把握不定。如果我们认识到诗人对宗教坚持的是为我所用的原则，重视的是宗教社会功能的发挥，实际上是把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视为有利于实现从政理想、有利于解脱人生痛苦、有利于追求精神自由、有利于延年益寿的工具，那么诗人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兼奉态度及其摇摆性，就容易理解了。

4、文学观

李白一生没有文学理论专著，但是以诗论的形式分析评述诗坛形势，诸家诗歌创作得失的作品为数不少。他大力提倡天真自然诗风，强调学习文学传统。这些文学主张对唐诗的繁荣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他既强调批判，又强调继承的文学观点，又使他的思想呈现丰富多彩的复杂内含。

文学领域内的批判和继承问题，是两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问题。对于这两者及其相互关系，李白没有专门文字概括，但是诗人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已经鲜明地体现了他的观点。诗人痛斥齐梁诗风，这表明了诗人对文学遗产的批判态度。诗人主张用继承《诗经》、《楚辞》以及建安文学优良传统的办法来批判残存的齐梁余风，建立天真自然的新诗风，这又表明了诗人对优秀文学遗产的继承态度。

齐梁浮艳的形式主义文风，并没有随齐梁政权的覆没而寿终正寝，直至三十年后隋文帝登基，统一中国后，它在文坛、诗坛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到了初唐，朝中文臣多半是深受齐梁影响的前朝遗老，他们热衷歌功颂德的应诏奉和之作。初唐“四杰”力求摆脱齐梁诗风，诗中显示出诗歌创作的健康方向，然而，由于历史条件和他们本身生活的局限，其作品都没有彻底洗净齐梁习气，诗坛大多数作家作品依然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继“四杰”之后高举诗界革命的陈子昂，坚决反对“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的齐梁诗风，主张在复古旗帜下，以“风雅兴寄”、“汉魏风骨”的传统作为创作榜样，把诗歌推上现实主义道路。陈子昂倡导的复古运动揭开了诗坛革命的序幕，而李白就是紧步陈子昂后尘，给予齐梁诗风以毁灭性打击的伟大诗人。他首先在《古风·其一》中论述了自周代以来诗歌发展的曲折道路，认为《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能继承发扬，特别是建安以后，浮艳的诗歌创作日趋脱离现实，根本不值得推崇：“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其次，尖锐地指出了齐梁诗风统治诗坛的严重性：“梁陈以来，艳薄斯极”；其三，对扫荡齐梁余风充满历史的责任感，他曾直率地自谓：“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同时也真诚地希望有更多朋友拿起批判武器，与他协同作战，及早实现荡尽齐梁余风的历史任务。诗人在《古风·其三十五》中深沉地写道：“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安得郢中质，一挥成斧斤”，这里诗人用《庄子·徐无鬼》中“运斤成风”的典故，清晰地表明了自己铲除齐梁余风的心迹。

诗人在批判齐梁浮艳文风的同时，也不忘继承优秀的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具体将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楚辞》的爱国主义传统。明人胡震亨在《李诗通》中说：“太白宗风骚，薄声律”。这个分析是颇为中肯的。二是质朴刚健，慷慨多气的建安诗歌传统。李白厌恶齐梁诗风，而对刚健雄浑，慷慨悲壮的建安诗歌倍加称赞，所谓“蓬莱文章建安骨”，就是诗人对建安文学特色的高度概括。此外，诗人对“二谢”（谢灵运、谢脁）尤为器重，十分喜爱他的清新天真的艺术风格，诗人曾经指出：“诺为楚人重，诗传谢脁清”，“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诗人认为，在齐梁靡靡之音风行之时，小谢这种清新自然的诗风是值得提倡的。三是清新质朴的民间创作传统。李白认为，扫除齐梁余风，建立天真自然的新诗风，除了借鉴于古代优秀文人创作之外，还要从民间诗歌中吸取营养。为此，诗人十分注重学习古乐府民歌的创作传统，并且亲笔作乐府诗，据统计，在李白全部诗作中，乐府诗和其他歌行诗共有六卷，约占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其中乐府诗一百四十九首，约占全诗的六分之一。

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既注意批判形式主义的糟粕，又强调吸收文学传统中的精华，这样又使他的诗歌创作理论异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

三、复杂思想的形成原因

李白思想的复杂性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家庭教育和个人经历、秉性等方面的原因。

1、客观原因

李白所生活的唐代，执政者为了巩固封建社会的基础，在文化、教育诸方面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政策和措施，大力提倡封建学术研究，对宗教、学术问题采取兼收并需的主张。就儒学而言，唐太宗即位前，就定房玄龄等十八人为秦王府学士，留意儒学，讨论经文。称帝后，即命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学，又叫孔颖达撰写《五经正义》，此外对陆德明所撰《经典译文》予以奖励，并令其通行于世，供世人学习。此后，儒学经典一直被历代统治者列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总之，儒家学术思想从南北朝以来渐次式微，而自唐代以后又获新生，为世人所重。就道教而言，被尊为国教，历代各朝君主都十分注重对它的挟持，玄宗一朝尤甚，据记载，唐高祖竟借道教抬高自己，认定老子为李氏宗祖，建立太上老君庙，亲自前往拜，并宣布道教为三教之首。唐玄宗封老子为“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亲作《道德真经疏》，诏两京及各州置玄元皇帝庙一所。与此同时，竭力封赏一些有名道士，比如赞誉诗人有“仙风道骨”的道士司马承祯，就曾被玄宗两次召见，并亲授法箓，同时给他在王屋山建造一座阳台观，还令其亲妹玉真公主前去道观“修金箓斋”。由此不难看出，道教也备受统治者的亲睐。就佛教而言，由于统治者的关注、提倡，也得到了新的发展，佛经大量传入，译经工作成就卓著。太宗时，玄奘留学印度十余年，携回佛经六百多部；高宗时，义净又从南洋到印度，携回佛经四百多部。此后，佛教又得到武后、宪宗的大力提倡，致使佛教宗派林立，僧侣无数，佛典充斥于世，佛刹精舍比比皆是。由于唐朝历代君主对儒、道、佛采取关注、扶持态度，致使“三教”在社会上均相当兴盛，对文人作家思想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深刻影响。据李白自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又说“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十五好剑术，偏干诸侯”。可见，诗人自幼学习条件良好，涉足范围异常广泛，深受儒、道、释、侠、纵横等诸家思想的熏陶，这是造成诗人思想复杂的社会、历史和家庭原因。

诗人深受百家思想的影响，其中儒家积极用世思想影响为最，然而，诗人又决不混于儒家学派的思想。这种复杂性的情况也只有在诗人所处的时代中找到真正的原因。李白青少年时期正直唐帝国最繁荣富庶的年代，国家昌盛，人民生活安定，社会各方面都呈现奋发向上的氛围，加之武后玄宗早年，礼贤下士，励精图治，实行一条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极大地鼓舞了中小地主知识分子建功立业，参与国家大事的积极性。李白出生一个“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的家庭，唐王朝这个时期实行抑制豪族地主及广开才路的政策，也会使这个家庭看到光明的前景。诗人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和时代精神的感召下，逐渐孕育了建功济世的雄心壮志。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思想必然对诗人产生尤为深刻的影响，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到了玄宗执政的后期，他日益沉湎于酒色，大权逐渐旁落至李林甫一伙之手，黑暗的社会现实又迫使李白从积极用世转向消极出世的人生旅途，从而使遗世独立的道家思想在诗人头脑中逐渐占据上风，与济世宏源产生尖锐矛盾。总而言之，诗人思想中交杂着用世与出世、兼济与独善的矛盾，这与社会历史的演变发展不无关系。

2、主观原因

诗人思想的复杂性还来自于主观方面的因素：

其一是复杂的社会经历。

李白思想如此丰富复杂，与其自身的社会经历也有密切关系。诗人五岁随父从中亚碎叶迁居四川彰明县。二十岁之前，就和一些隐士、道教徒、佛教徒有过密切交往。据记载，这个阶段，诗人曾拜隐士赵蕤为师，在岷山隐居数年，聆听其纵谈古今盛衰治乱，品评历代英雄豪杰；又曾跑到戴天山去拜访老道，学习道家经典；又和大明氏的长老交上了朋友，在那里学习佛教经典及和尚参禅打坐。二十岁以后，开始在蜀中游历。这一切表明，诗人从青少年时候起，就开始接受儒道佛诸家的思想学说，并逐渐树立经国济世的理想。至二十六岁，诗人“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此后，走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上至帝王大臣，下至处在社会底层的劳苦民众，诸如铜匠、船工、征夫、弃妇、商妇、宫女、歌妓等等。据统计，就目前留下的近千首诗作而言，应人际交往只需而创作的馈答之作就占全部诗作的一半以上，涉及各类人员近四百人。广泛的社会交往必然对诗人的思想产生不同的影响，使其思想形成错综复杂的状况。

其二是酷爱自由的秉性。

诗人秉性热爱自由，在诗人看来，坚持独立自由的人格，是人生最大的乐事，最高的境界。他希望自己能像大鹏一样“扶摇直上九万里”，自由驰骋于天地间。刘全白指出，诗人“性倜傥”；范传正认为，诗人“慷慨自负，不拘长调”。正因为诗人不愿受世俗繁文缛节的羁绊，他始终坚持“吾不凝淤物”的信条，一切按自己的好恶行事取舍。在京城待诏，他不愿意“摧眉折腰事权贵”，宣称“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在山林隐居，他“混游渔商，隐不绝俗”，声称“不树矫抗之迹，耻振玄邈之风”。这样自由地主宰自己的言行，又使诗人的思想显示出复杂性来。

参考文献：

李白 《古风·其九》 李白 《书情题蔡舍人雄》 李白 《赠范金乡》 李白 《落日忆山中》 李白 《梦游天姥吟留别》

李白 《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李白 《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

李白 《留别王司马嵩》 李白 《赠韦秘书子春》

李白 《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 李白 《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 李白 《赠卫尉张卿》 李白 《为宋中丞自荐表》

刘全白 《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 李白 《赠钱征君少阳》

李白 《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李白 《鲁郡叶和尚赞》 李白 《梁园吟》 李白 《悲清秋赋》 李白

《古风·其三》 李白 《秦皇扫六合》 杜甫 《春日忆李白》 李白 《赠张相镐》 李白 《悲歌行》

李白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李白 《与贾少公书》

李白 《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 李白 《上安州裴长史书》 李白 《拟古·其三》

李白 《送赵判官赴黔府中丞叔幕》

李白 《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一作倍侍御叔华登楼歌）》

李白 《月下独酌(二)》

李白 《行路难》 李白 《将进酒》 李白 《江上吟》 李白 《白纻辞》 李白 《长歌行》 李白 《短歌行》 《老子·十四章》

第五篇：李白诗歌的思想特征

李白诗歌的思想内容及儒 道对李白思想的影响

代治洁

摘要：李白从小接受的就不是严格正统的儒家教育，却又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并试图用老庄的自然之道来认识天地万物、指导人生，从而形成了豪放不羁、孤傲的性情。他恃才自傲，与黑暗的朝政势力毫不相融，所以空有一身抱负，却被权贵扼杀。一生周游名山大川，深受各地人情民风及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现实状况影响，用诗歌抒发对现实朝政的不满和抨击，表达对老百姓压迫的悲愤，讴歌对大好河山的无比热爱之情。

关键词：李白

诗歌

思想特征

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是每个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可当发现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在现实的生活中却是那么迷茫时，就会产生悲天自悯的心底感触。转而远眺大好河山，人民却在权贵的压迫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不感叹世势的黑暗，人的渺小，只能用行云流水的诗歌来表达出内心无比的悲愤，抒发自己对正在受着无比痛苦煎熬的老百姓的同情。正是在这种现实的生活驱使下，基于自身的豪放性格，李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一生，思想也随之开始变化。

一、讴歌理想，抒发悲愤。

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以“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3］的功业自许，一生始终不渝地追求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他以大鹏、天马、雄剑自比：“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天马来出月支窟„„神行电迈蹑恍惚。”（《天马歌》）“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其二）渴望建立惊世骇俗的功业。他要仿效谢安“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书情赠蔡舍人雄》），希望像“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的诸葛亮那样，得遇明主，驰骋才能，然后追踪鲁仲连“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旁。”（《赠张卫尉卿》）但那时的唐玄宗，已不再励精图治。李白报国无门，理想破灭。他强烈抗议社会的不公：“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2）；尖锐地揭露统治者“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其15）；愤怒地控诉奸邪当道：“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劳”（《古风》其37）。《行路难》其一集中地表现了他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诗中交织着失望和自信，既有愤怒的抗争，又有执着的追求，是他的崇高理想与黑暗现实相撞击后发出的电闪雷鸣，具有惊心动魄的力量。

二、蔑视权贵，追求自由。

他觉得凭借自己的才能，可以“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对于那些靠着门第荫封而享高官厚禄的权豪势要，他投以强烈的卑视，表现出傲岸不屈的性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他蔑视封建等级制度：“榆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邵元参军》）他不愿阿谀奉迎，也不屑于与俗沉浮：“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其12）现实的黑暗使他理想幻灭，封建礼教等级制度的束缚使他窒息，他渴望个性的自由和解放，于是采取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来挣脱桎梏、争取自由。其表现方式或纵酒狂歌：“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将进酒》）；或学道求仙：“世道日交丧，浇风散淳源。不采芳桂枝，反栖恶木根。„„归来广成子，去人无穷门。”（《古风》其25）他“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富„„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范传正《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然而，酒既无法销愁，神仙更虚无飘渺，于是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把美好的大自然作为理想的寄托、自由的化身来歌颂：“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他笔下的峨嵋、华山、庐山、泰山、黄山等，巍峨雄奇，吐纳风云，汇泻川流：“峨嵋高出西极天，罗浮直与南溟连。”（《赵少府粉图山水歌》）“西岳峥嵘何壮哉„„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庐山谣》）那是诗人凌云壮志的象征；他笔下的奔腾黄河、滔滔长江，荡涤万物，席卷一切：“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谣》）表现了诗人桀傲不驯的性格和冲决羁绊的强烈愿望。

三、揭露现实，抨击时政。

李白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玄宗：“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羊满中野，菉葹盈高门。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古风》其51）他反对玄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古风》其14）揭露将非其人，致使百姓士卒白白送死：“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同上）由于玄宗的骄纵，宦官权势炙手可热：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古风》 其24）”

虽然宦官擅权迟至中唐才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而其祸根则是玄宗天宝年间种下的，李白则是最早予以揭露、讽刺的。玄宗晚年服食求仙，废弛政务。李白在《古风》其3、43、48及《登高丘而望远海》中，以周穆王、秦始皇、汉武帝为例，借古讽今，予以针砭规谏。

通过对政事朝纲的分析，并到幽燕的实地观察，李白以诗人的敏感，洞幽烛微，在当时诗人中他和杜甫最早揭示祸乱将作，如在《远别离》中，他提出“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的警告。在《古风》其53中，用“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果然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这一史实，隐喻现实。“安史之乱”爆发，他的爱国热情因此升华，摆脱了用藏出处的矛盾：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云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草莱，豺狼尽冠缨。（《古风》其19）”

他愤怒谴责战乱造成的浩劫：“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乱如麻。”（《扶风豪士歌》）“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表达了他报国杀敌的志向：“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2）“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在水军宴》）这使他的反抗性格和叛逆精神具有深刻的爱国内涵，并富于社会意义和时代特征。

李白对王侯权贵傲岸不屈，对他们的骄奢淫逸，予以揭露抨击，而他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则深表关心同情。“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丁都护歌》）“田家秋作苦，邻女夜春寒。”（《宿五松山下苟媪家》）他用诗歌表现他们的劳动生活：“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秋浦歌》其14）。歌颂他们深明大义，勇赴国难：“岂惜战斗死，为君扫凶顽。精诚石没羽，岂云惮险艰。”（《豫章行》）在饱尝了官场的世态炎凉之后，他深为劳动人民粗茶淡饭相待所表现的真挚淳朴所感动：“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媪家》）对于广大妇女的命运李白寄予极大关注和同情。他在诗中成功塑造了许多身分、性格各异的妇女，有宫女、使女、织衣女、采莲女、当垆女、商妇、思妇、怨妇、女冠、村姑等。诗人描绘她们的天真：“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长干行》）赞美她们的纯情：“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子夜吴歌》其3）歌颂她们的刚勇：“捐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东海有勇妇》）同情她们的悲苦：“寒苦不忍言，为君奏丝桐。肠断亦绝，悲心夜忡忡。”（《怨歌行》）揭露和谴责统治者对她们的玩弄和摧残：“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妾薄命》）对朋友，李白任真纯情，《沙丘城下寄杜甫》、《送孟浩然之广陵》、《赠汪伦》、《闻王昌龄左迁》等诗，都写得情真意挚，深切感人。

四、儒家、道家对李白思想的影响 李白豪放不羁，从小接受的就不是严格正统的儒家教育，又有习剑任侠、学道求仙的经历，所以他的思想极其驳杂矛盾：“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 [1]（龚自珍《最录李白集》）这在历代诗人中，也是极为突出的。的确，年少时的博学，导致了他思想的复杂，但儒家思想对他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学而优则仕”、“安社稷”、“济苍生”、“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的政治抱负，并为这理想而奋斗一生，最终未能实现这一抱负。这在他早年的诗歌可看出这一理想：“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怒无所搏，雄无所争” [2]（《大鹏赋》），“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送外甥郑灌从军》）。他被放还山后，他仍高唱：“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三首其二）。直至临终绝笔,他虽已如大鹏“中天摧兮力不济”，却还坚信其“余风激兮万世”。可见他的抱负气概，老而不衰。儒家思想造就了李白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当他直面现实的人生和生活现实时 “俯视洛阳川”，看到“茫茫走胡兵，流血涂草莱，豺狼尽冠缨”（《西上莲花山》）的情景，痛心疾首地呵问：“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并怒斥公卿将帅的无能“长戟三十万，开门纳凶渠。公卿如犬羊，忠党醢与菹，二圣出游豫，两京遂丘墟。”（《赠江夏韦太守》）他再也无法逍遥世外，也早已捐弃了个人的恩怨得失。安史之乱升化了他的爱国主义热情，而且给了他几十年等待寻觅而不得的施展抱负才能的机会，可以断言，即使不参加永王麟的兵马，也会参加别的平叛队伍。在参加平叛军队后所写的诗歌都充满着昂扬的爱国激情：“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也表达了必胜的信心：“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这些诗歌既有高昂奋发的盛唐时代精神，又有李白豪迈自信的个性特征。

李白的儒家思想，经自身变形走样，已带有他鲜明的个性色彩。他对自己才能的自负自信，对不世之功的渴求以及他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游说干谒方式，都有纵横家的印记。为了讨好玄宗，他曾做了《清平调》三首来夸赞杨贵妃，这也是为了实现他的理想而走的一条捷径。可高力士曲解此诗，引来了杨贵妃的憎恨，她向玄宗进谗言，让玄宗疏远了李白。他所向往的儒家至治境界“宽猛相济，弦韦适中，„„然后青衿向训，黄发覆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颦哦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任城县厅壁记》），也杂有道家无为而治的成分。他尊孔，却是借以自许自慰：“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书怀赠南陵常赞府》）而他的嘲圣讥儒似乎更多，如“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鲁叟谈五经，白发 死章名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嘲鲁儒》），这些离经叛道之处，是他对儒家传统束缚的突破。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对李白自然有不小的影响。他的“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的人生价值观念就来自儒家用世济时的思想。为实现“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理想，李白“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赠江夏韦太守书》）。他实现理想的努力虽屡遭挫折，却矢志不渝：“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二首》之二）直至晚年他还壮志不衰，希望为平叛靖乱效力。所以刘熙载认为：“太白云‘日为苍生忧’，即少陵‘穷年思黎元’之志也。”（《艺概·诗概》）

可以这样说，儒家思想造就了李白，让李白成为了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这也是他继承了先秦时“忧国忧民”的传统和屈原的风范。爱国和爱民都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不同点在于屈原是为忠君而爱国，而李白则是为爱国而爱国。正是这一点，才让李白敢于讥讽玄宗、肃宗二位皇帝，才敢于傲睨权贵，蔑视封建等级。

李白思想又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并试图用老庄的自然之道来认识天地万物、指导人生。

《月下独酌》诗义谓：天上既有酒星，地下复有酒泉，是天地亦爱酒，故人之爱酒无愧于天，与天地相通，饮酒既合于自然，与道相通。

在李白使用“自然”的诗里，《日出入行》一诗最应引起我们的注意，此诗反映出李白十分重要的自然观：此诗首言天地，次言万物，贯穿了天地万物以自然运行的思想。这种理论以自然之道否定了自然界外还有任何超自然的神力的存在。此诗深受庄子思想影响，在描绘了日出日落、终古不息的天象之后，对六龙载日的传说提出了质疑：所谓六龙载日的说法，不过是妄语而已，哪里有什么六龙停留的地方？诗的第二段由天体运行而及自然界的四时变化。“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是互文。此段意谓：花草树木，每当春风吹来，就会生长，就会繁荣；每逢秋天降临，就会凋落，就会枯萎。它们自生自衰，并非外力，既无须因新生而感谢春风，亦不应衰落而怨恨秋天。这是因为时序的变迁，草木的荣歇，非由某超自然的外力主宰，它们与天体运行一样，皆乃自然之道，即“万物兴歇皆自然”也。

李白对道教的兴趣终生不衰。他不仅早年在蜀中即开始学道，出川后周流四方，先后居于嵩山，剡溪学道，表现出一派“仙风道骨”，并已经和一代道教宗师司马承桢有所接触；天宝初他和吴筠同隐会稽，吴筠当时已以道术著名于时，他们在学道方面是相互影响的。初盛唐士人满怀政治热情，渴望建功立业，李白也是有这种梦想的。要澄清天下，拯救苍生，必然要步入仕途。李白没有选择科举一途，而是希望通过漫游博名，借隐而求名，投诗干谒等方式以求得不平常的重用。后来吴筠被征召，他随后也被特征，即与吴 筠的推荐有关。李白后来被玄宗所器重，他有好道的名声也应是原因之一。到他被朝廷斥逐出京，求仙访道的活动也更进入高峰期。他曾于青州紫极宫从北海高天师受道篆，又访道安陵，遇盖寰，为造真篆。就是说，他这时通过入道门的形式已成了真正的道士。出京后他漫游四方，给人的印象是“仙药满囊，道书盈箧，宛如神仙”[1]。他晚年所作的《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说：……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也，素受宝泱，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遗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而尝采姹女于江华，收河车于清溪，与天水权昭夷，服勤炉火之业久矣……这里“姹女”“河东”是道宗炼丹术中时对汞、铅的称呼，是说自己曾以铅、汞合炼金丹。文章的最后自称“酒仙翁李白”。他对“谪仙人”的称呼十分满意，在诗里一再提到，如“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等。他的友人如杜甫、魏颢、李阳冰等也都这样称呼他，他的诗风更是飘逸不群，被后人称为“诗仙”，作品则被称赞为“天仙之词”。道教的神仙思想对他的生活和创作影响确实是十分巨大的。但另一方面，在李白的神仙观念中，还寄托着诗人追求超越、追求理想和幻想，蕴含着要求积极发扬个性、发挥精神自由的意念。

追求精神自由、不拘礼法正是道法自然的体现。他的不慕名利、不屈权贵正是道家清静无为思想的体现。他的作品中神奇的意象、虚幻的物镜，又是道教神话世界的艺术再现。他的抒情方法的宣泄式、爆发式和感情的强烈性、随意性、也是道家张扬个性、突出主体地位精神的具体反映。这些特征都可以看成是道教文化对诗人的积极影响。

李白的思想极为复杂，情绪起伏宕荡。他的诗歌也充满着矛盾，他既有清高傲岸的一面，又有庸俗卑恭的一面（当然这不是主要方面）：“一忤容色，终身厚颜，敢昧负荆，请罪门下”（《上安州李长史书》）。“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他的理想和自由，只能到山林、仙境、醉乡中去寻求，所以在《将进酒》、《江上吟》、《襄阳歌》等诗中流露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齐一万物、逃避现实等消极颓废思想，这在封建社会正直孤傲的文人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参考文献】

[1]龚自珍.最录李白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李太白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 [3]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4]王许林.论李白山水诗的内在意蕴.中国李白研究.1990.[5]张家骐.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简论李白山水诗 齐鲁学刊.1992年 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