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贞观长歌》中李世民形象分析（5篇）

第一篇：小说《贞观长歌》中李世民形象分析

小说《贞观长歌》中李世民形象分析

摘要：小说《贞观长歌》中的贞观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拥有独特魅力的时期，也是一个充满浪漫与激情的时代。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伟大的封建政治家李世民的形象, 表现出李世民不同于其他时代的思想追求和精神风貌。他那鉴古知今的历史意识，坚持以人为本，克己纳谏的治国方略，最终开创了贞观盛世，并且他确立的依法治国的原则，“夷汉一家”的民族团结政策也影响至今。

关键词：《贞观长歌》；李世民；形象

由周志方著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是一部中华民族励精图治的宏伟诗篇；是一副气象万千的壮丽画卷；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激越长歌；是

[1]一部中国人和平崛起的灿烂篇章。它以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题材，在充分尊重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形象地再现了唐太宗——李世民经历“玄武门之变”登上帝位主政后唐朝初期二十三年的历史，塑造出一代英主的光辉形象。

一、迥异的思想追求和精神风貌

小说《贞观长歌》的作者成功地借鉴并吸收了古代中国传统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经验，将历史史实与艺术性创造相统一。虽然取材于历史史实，但是它对“贞观之治”所做的并非是历史的如实诠释，而是主体化的艺术创作。虽然呈现出一些特别能打动人的浪漫主义特质，但我认为它实质上是一部写实与浪漫相结合的作品，或者说是一部浪漫主义外壳包裹下的写实主义作品。

小说《贞观长歌》的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大群丰富多采、栩栩如生地历史人物形象，他们有北方草原上的可汗、领军的统帅与将领、普通的侍卫、商人，又有皇帝、后妃、藩王、朝臣以及刺史等大批的地方官吏等。而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唐太宗——李世民是作品中的主要中心人物。在作品中集中展现了初唐李世民及其大臣们克服困难、励精图治使国家由乱到治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处处表现了李世民不同于其他帝王的治国方略与性格特点，将一代雄主、伟大的封建政治家李世民积极向上的一面充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李世民作为一个皇帝，他面临的主要对象，无非是对民、对下、对自

第 1 页（共 8 页）己。对民，以民为本，重视民意，重视民众利益；对臣，能够用其所长，听从他们的正确意见，让他们的付出有所回报；对自己，尤其要克制私欲，以身后名声为重。[2]

评判一个皇帝的好坏，需要看很多方面。就武功而言，很多时候要看历史是否给这样的机会。不是生逢乱世，再高的军事才能也没有用武之地，而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更需要的是文治上的功夫，毕竟战乱的时间属于少数。小说《贞观长歌》中的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地历史功绩，其原因首先就是李世民能够作到克己纳谏善始善终，其次就是李世民能够坚持以人为本，抚民以静，偃武修文，提倡“夷汉一家”的民族政策，做到以史为鉴，鉴古知今。而这些也更多的是融入在李世民治理国家中所贯彻的正确理念与立场，所推行的主要政策和方略。

(一)克己纳谏的明主风范

在小说《贞观长歌》中，我们可以处处看到李世民鼓励群臣进谏，自己乐于纳谏，勇于改过的情节。将克己纳谏做到了真正的从善如流，这既是李世民身上最大的优点，也是李世民一生美德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一点李世民的充其量不过和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等人一样，是一名开国之君而已。[3]李世民的克己纳谏，大都集中表现在魏征的进谏，李世民的纳谏上，而魏征一生进谏二百余次都能使李世民接受，就在于魏征善于“一礼制主之情”，促使纳谏制度化。

小说《贞观长歌》的第四章“苍狼”节中，李世民在长孙无忌押着魏征、韦挺、王硅等人赴刑场的路上碰时，李世民问魏征“汝离间我兄弟，何也？”征曰：“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4]李世民认为魏征是个敢言的忠臣，便释放了他们，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魏征便进谏说；“改礼葬隐太子。” 李世民沉思片刻，便下诏：“追封建成为息王，元吉为海陵王，按礼制厚葬。”[4]并亲自扶起魏征说：“只有礼葬隐太子，才能安天下百姓之心，全朕仁悌之义，你的劝谏，可抵十万精兵。”接着，又任命其出京宣慰山东，从而稳定了山东二十州的局势。为李世民刚登基，稳定山东局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还有在小说《贞观长歌》的第三十一章“谏风”节中，魏征劝谏李世民不要大兴土木，超规制修建乾元殿。认为“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残创之人，袭亡国之弊，臣恐陛下之过，甚于炀帝矣。”以桀、纣喻皇帝李世民。李世民听说大怒。回到内宫吃饭时，皇后问是谁顶撞了

第 2 页（共 8 页）陛下，李世民说：“一定要杀了这个田舍翁。”于是皇后便回宫穿上朝服，向太宗祝贺说：“臣妾听说主明而臣直，如今魏征刚直，是因为陛下贤明的缘故。自古进谏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之。”李世民听后便原谅了魏征的无礼，因为魏征的无礼恰恰显示出李世民的贤明。虽然既是没有皇后的巧妙解围，魏征也不会有掉脑袋的危险，但这件事说明李世民以有初期的重金求谏，乐于纳谏，变成了勉强纳谏。但终其一生，李世民在克己纳谏上还是作到了善始善终。[3]李世民还下诏命让五品以上官员三人以后都上一道奏章议论朝政得失，以后每半年上书一次。在多数奏章都充满赞扬之声声，李世民发现常何有门客起草的奏章将二十多项朝政评论的项项切中要害，还纵论古今兴亡下事。将马周由庶人升为监察御史，要求大臣们要向其学习，鼓励进谏，最终使进谏制度化。

贞观十七年，一代诤臣——魏征去逝，李世民站在凌烟阁魏征的巨幅画像旁，流着泪自言自语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4]这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不正说明了李世民克己纳谏吗？同时也成就了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纳谏与进谏的美谈。

(二)民本思想和“依法治国”理念

所谓的“以人为本”，就是我们所说的“以民为本”。也就是以前“民为邦本”的一种新的说法。“以民为本”的思想并不是李世民发明的，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已经存在了，比如孟子就特别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也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后人就把它们简单地概括为“民贵君轻”思想，而这种思想也成为了儒家的一个代表性观点。“民贵君轻”思想，在小说《贞观长歌》中李世民也多有阐发，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都建立在治国应先养民的前提下，李世民也成为了“民贵君轻”思想的忠实实践者。

小说《贞观长歌》中李世民“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主要集中在李世民无论是对待各族百姓，还是对待朝廷的官吏，都能一律平等。在治国中，坚持“抚民以静”“偃武修文”的策略，以史为鉴，为百姓计，重视百姓在国家中的地位，认真地实践着儒家的“民贵君轻”思想。

在小说《贞观长歌》的第三十五、三十六章“血狱”“雾散”两节中，集中给我们讲述了因刺史赵士达贪污腐败被人检举出来，有长孙顺德、侯

第 3 页（共 8 页）君集等人为了维护个人以及太子集团利益而勾结赵士达构陷裴氏父子为“隐太子党”企图密谋叛乱的“泽州冤狱”。李世民给群臣讲：“隋于士澄捕了两个盗贼，牵连了两千多人，让人人都恨隋的暴政，长孙顺德去泽州才几天，就把七百多人打成谋反之贼，无辜冤死百姓，让多少人妻离子散。”当赵士达被杀之后，泽州百姓走出恐惧的阴影，开始翻供，使泽州冤狱真相大白，最终为“泽州冤狱”中的百姓平反，以律从轻处罚了长孙顺德、侯君集、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着力褒奖了在“泽州冤狱”中殉职的泽州别驾郑仁基、司马闵国器，依律处罚了杀害泽州司马闵国器的裴加鼎，告戒群臣不要忘记隋亡的教训，对百姓要怀着一种敬畏之意、怜悯之心。要以古为镜，以史为鉴，避免这样的冤狱以后再次发生，维护好百姓的自身利益。

在小说《贞观长歌》的第四十章“曲终”一节中。李世民晚年，教太子李治如何爱惜民力：在吃饭之时，他便指着饭食对李治说：“耕种田地，春种秋获，都要经过辛勤劳动。只有爱惜民力，不夺农时，才能常有饭吃”；见其乘马，便说：“马能代人步行，节省体力，如果使用得当，不尽其力，才可以常有马骑”；见其乘舟，便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百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你将来就会成为君主，想想水与舟的关系，能不畏惧吗？凡是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治国的时候，一定要心里存着天下苍生，如临深而以朽，善始慎终才是。”[2]还有李世民提拔了范兴、马周、闵国器等一大批寒门士子为官，在并省官员中优先留用经过科举考试而做官的人等。李世民的这些举措就蕴含着民本思想和依法治国理念，处处为百姓着想，处处为百姓计，将儒家的“民贵君轻”的思想运用和阐发的恰到好处，使“民贵君轻”“依法治国”的思想理念在贞观一代得到了真正的实践，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同时也将抚民以静、依法治国思想表现的淋漓尽致。

(三)鉴古知今的历史意识

一个皇帝的好坏，取决于这个时代的历史创造，取决于他所取得的历史成就。李世民作为一个皇帝，他的言行每时每刻都可能对国家的未来产生影响，如果整天都只知道吃喝玩乐，那么国家的治理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这就要求李世民要清醒地知道国家的现状，知道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这种鉴古知今的历史意识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不断的交流和学习获得的。

第 4 页（共 8 页）在小说《贞观长歌》的第二十九章“暗潮”节中。在魏王李泰与李世民对“汉朝最了不起的君主是谁？”的讨论中。李世民深刻地认识到武帝开疆拓土，封狼居胥，国家版图无限地扩展，他只善战，而不懂得战的目的是止战，而他的功业又是建立在汉文帝、汉景帝开创的“文景之治”基础之上的，兵戈不止又岂是国家之福，百姓之福。而武帝之后，汉之基业日渐衰微。李世民认为武帝是个了不起的君王，但他天天沉浸于战争狂飙，不顾百姓疾苦，打胜了战争，打弱了国家，打贫了百姓。他要向汉文帝、汉景帝学习，使百姓富足，国家富强，打好坚实的经济基础，最终弃募兵制，使从定襄前线归来的府兵解甲归田，发展农业生产，储富于民，既是百姓富足，有巩固了皇权的地位。还有李世民同长孙无忌之间对秦始皇的讨论等，将其偃武修文的国策表现地十分突出。

在小说《贞观长歌》的第二十章“大徙”一节中。在赢得定襄大战的胜利后，李世民在处理二十多万草原饥民的问题上，力排众议，坚持各民族平等，摒弃中原王朝历代封建统治者“自古皆贵华夏而贱夷狄”的传统，实行“夷汉一家”的民族团结政策，大胆地将处于荒灾中的数十万颉利部众迁徙到内地，将良田、草场划给他们耕种、放牧，使这些草原灾民绝地逢生，使因多年兵戈相见而积淀下来的矛盾得到化解，各族百姓在唐朝广阔疆域内和睦相处，共同开拓建设强盛国家，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共同繁华富强的赞歌。李世民因此而被各草原民族共同尊奉为“天可汗”，使多民族国家日趋稳固。李世民自己不断的向历史学习，坚持以史为鉴，争取成为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封建君主。

李世民的种种举措都蕴含着鉴古知今的历史意识，通过这些讨论李世民充分地认识到了古之君主的优点与不足，然后对照自己，取长补短，避其不足。只有更好地向历史学习，以史为鉴，才能更好地创造未来，取得辉煌的成就。

二、李世民的性格魅力

有一段记载，弥足珍贵，“太宗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6]简要地概括了李世民的性格特点。聪明那就不用说了，关键是“玄鉴深远”，就是说李世民的见识很远，能够为自己或国家长远计；

第 5 页（共 8 页）“临机果断”则说明李世民在处理突发事件上有很强地应变能力；而“不拘小节”则是说李世民精神高尚，待人平和。这些性格特点，对于一个人的长远发展而言，特别是对李世民成就帝王事业而言，的确是非常必要的品质。

（一）玄鉴深远

李世民“玄鉴深远”的性格特点，集中表现在李世民处理二十多万草原饥民的问题上以及自己死后对国家稳定的考虑。在小说《贞观长歌》的第二十章“大徙”一节中。在赢得与颉利可汗战略决战的决定性胜利之后，面对草原大旱，如何安置几十万草原饥民的问题摆在了李世民的面前。在处理民族关系上，魏征提出历史上：“晋永嘉五年，内迁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直接导致了西晋走向败亡。为防止再发生这类事件，从那时起，历代汉政权都没有大臣向皇帝提出让胡人内迁的主张。”但李世民更知道“饿虎伤人”的道理。他认为魏征对“永嘉之乱”怀有戒心没错，但是却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会有这场**，李世民认为晋怀帝内迁胡民并不是乱源，真正的乱源在于边吏对胡人的百般虐待，使他们“怨恨之气，毒欲骨髓。”若大唐反晋之道而行之，对胡人真正的爱之如一，他们未必不会怀德相附，所以最终采纳了温彦博的主张，内迁草原饥民。摒弃了中原王朝历代封建统治者“自古皆贵华夏而贱夷狄”的传统，实行“夷汉一家”的民族团结政策，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共同繁华富强的赞歌。李世民因此而被各草原民族共同尊奉为“天可汗”，使多民族国家日趋稳固。贞观十七年，为了保证贞观路线的延续，避免“玄武门之变” 骨肉相残的再次发生，不得不在晚年废太子承乾，囚魏王泰，诛齐王佑，立晋王治，以保全诸皇子的性命。在小说《贞观长歌》的第四十章“曲终”一节中，李世民在去世前还不忘为太子选一镇国良将，以李绩贪功冒赏为由贬为叠州都督，让太子即位后施恩于他，李世民以其长远的目光与见识，最终延续了“贞观之治”，成就了另一个著名的治世“永徽之治”。

（二）临机果断

李世民“临机果断”的性格特点，集中表现在李世民处理左屯卫军哗变以及成功地实施马邑突围上。在小说《贞观长歌》的第八章“哗变”节中。左屯卫军因为吃了霉米死了人而引起众怒，士卒们围住了中军大帐，吴庆等人借题发挥挑起旧怨，欲引发变乱为隐太子复仇。形势万分危急，第 6 页（共 8 页）在城中其它各营禁军都在北苑操练，无兵可以调遣的情况下，李世民拖着病体，领着马宣良和几个侍卫，突然来到左屯卫军营门前，用皇帝的威严，镇住左屯卫军，对他们恩威并施，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使乱军的心理防线顷刻间崩溃，放下武器回营，成功地推延了时间，等到了禁卫军前来护驾平乱，最终使国家转危为安。还有在小说《贞观长歌》的第十三章“龙困”节中。在李世民秘密北上与夷男、突利可汗、契必诃力进行四方会盟的途中，不料被颉利可汗无意间围于马邑城中。被围的李世民镇静自若，根据胡兵每天都干打雷不下雨的特点以及对围城敌兵兵力布置的分析，果断地决定从北门突围，最终转危为安，安全地完成了此次北上进行会盟的目的，为日后的北伐成功奠定了基础。

（三）宽厚仁德

李世民“宽厚仁德”的性格特点，集中表现在对颉利可汗、阿史那思摩叔侄的处理态度上。在小说《贞观长歌》的第二十章“大徙”节中。李世民在赢得与颉利可汗战略决战的决定性胜利之后，颉利可汗被俘。在如何处理颉利可汗的问题上，魏征讲“颉利乃一代奸雄，陛下万勿纵中山之狼，遗东郭之恨。”而李世民则回顾了汉武帝对草原征而不服的历史，阐明让草原安定下来的重要性，认为如果让数百万的草原民众都来仇视我们，我军的阵亡人数将不断地增加，这对我大唐来说将是一场噩梦，驳回了魏征的上疏，下令赦免了颉利可汗，对其厚而待之，拜为右卫大将军，虢州刺史。贞观八年，颉利可汗病死长安，李世民追封其为归义王，并以王礼将其安葬。还有在小说《贞观长歌》的第二十一章“木马”节中。阿史那思摩叔率兵夹杂在灾民中奇袭长安，刺伤李世民之后，兵败被俘。李世民认为阿史那思摩有胆有识，乃忠义之士，希望阿史那思摩能辅佐其清天下，使国家不再战乱不已，不再生灵涂炭，并亲自给阿史那思摩斟酒，为其牵马，阿史那思摩最终被李世民宽广的胸怀所感动，愿意誓死追随李世民左右。李世民扶起阿史那思摩说；“吾得阿史那将军，如刘备得关云长耳，封其为右武侯大将军。”赢得了草原英雄的心，草原百姓的心。

贞观时期，成为唐朝的一个榜样而被后人迭加称赞，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是：“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7]凡是有太平景象，无不用“贞观”表述，李世民也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第 7 页（共 8 页）皇帝，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李世民树立的“民为邦本”的治国理念，反复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确立依法制国的原则,崇俭尚廉，执行“夷汉一家”的民族团结政策，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对我们处理民族问题依然具有颇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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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贞观长歌观后感

七十二集的《贞观长歌》吸引了我，我一连看了七八天，从中也学会了很多。

唐太宗不仅有卓越的带兵之策，开始了贞观元年，还有杰出的治国策略，形成了清明的政治，快速的经济发展的“贞观之治”，这种局面的形成，自然不能仅靠他自己，应该归功于他的会发现人才，善于利用人才，有名的“房谋杜断”，杰出的谏臣魏征，英勇的武将李靖……

会

用人的不仅是唐太宗，他善用的这些人也会用人，忘记了在第几集的时候，侯君集初任吏部尚书，他的到来肯定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一个带兵的会打仗，但不一定会做文官，于是很多的人不服气，第一天上班伊始，侯君集是第一个到了尚书省，很多的官员到了就在议论纷纷，看他会怎么治，他说：我们吏部都是卯时开始上班，我是第一个到的，现在辰时已过，还有很多没来的，上班的第一天，我只罚最后一个到的三个月的俸禄，等明天，谁比我后到我一准罚谁。就简单的几句话，明天谁还敢迟到。紧接着，他带领着朝庭由吏部选拔的一批官吏让皇帝面试，但这批官吏没有具备真才实学的人才在其中，于是皇帝让他重选，第一次选出来的没有人才不关侯君集的事儿，但若第二批仍然如此定不会让皇帝失望这位初上任的吏部尚书的，他召开了会议，负责选人的吕品相道出了这次选人的难处：所选人员全部都是达官显贵的亲戚，选了张三，不能不选李四，也不能不选王五，于是侯君集免除了他的职务，他让其他的人员自荐主持选官，说出自己的意见。第二天，大多数的人都自荐提出了不少和意见，惟独这个吕品相没提荐，于是侯君集又问他，他却说自己已经犯了一次错了，若再犯一次错，那么朝庭就会不再相信吏部的选拔了，他不想再给吏部抹黑，侯君集听说之后，表扬他能知过，能知过则必能改过，于是又重新启用了吕品相，果然第二批选拔的人才是个个出类拔萃。

从这儿我似乎学到了治班之道，我们现在治理的是一个班级，虽比不了唐朝的吏部那么大的级别，但也有许多的道理在其中，我们作为一个班主任，也是领导了一群人的一个“官儿”，在这群人中我们也得选拔负责不同事情的“小官儿”来治理，当学生犯了错误时我们也得从严，虽然我们没有“罚俸”之权，但我们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让学生再也不敢重犯了，同样，对待犯过错误之后有“知错”的学生，我们不也得相信他定会“能改”的，重新用看待好同学的眼光去看待他，这样“改错”后的学生定会有不凡的表现的。

还有其中的一个人物马周，他是一个小官末吏，本没有什么大官可做的可能，可他有机遇，机遇造就了他遇到了一个公主，机遇又让他遇到了一个“大字不识”的主子，机遇又让他遇到了一个愿意广泛纳谏，所有官员必须进言的皇帝，这才让他有替主子进一言的机遇，这才让他有机会被明主发现他这个人才，但当皇帝提拔他做个个户部的六品官儿时候，他去上班也遭到了众官的论议，说他既无战功也无功名，更无朝庭的荫蔽，是皇帝一时高兴的破格提拔，他却善于给自己找到机遇，初始提拔，他苦等了一天，找到了当初让他有一习之地的安康公主，感谢她的赏识让他得到提拔，让不记得他的公主想起了他，看到他的寒冷，公主赐衣一件给他挡风，第二天他又一次光临了公主府，说是来告别的，他没有军功，也没有功名，家里也是三代不为官，所以户部的所有官员都瞧不起他，他很快就会被他们挤兑走的，为了让自己不会遭到罢免，能在此之前光明正大的离开为好，有了他的这番话，他紧接着又一次得到了提拔，由六品变成了四品，原来瞧不起他的官员谁还敢瞧不起，于是各种阿谀奉承就紧跟而至了。

从这儿似乎又看到了一个为人之道，我让们不是做官，我们也不指望也得到个什么升迁，但我们也得学会利用身边的机遇，当一些机遇到来的时候，我们不要看不到，也不要不去利用，自然不能是攀个什么“公主”，但我们也得让自己的能力得到利用与锻炼，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充实，更有意义。这样不也是一个为人之道吗？

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了刘墉写的一部书《世说心语》，在其中也结合生活中的实例告诉我们为人之道，不要说废话，要学会既不撒谎也不说实话，这样才是会做人，做个快乐的人。

第三篇：《贞观长歌》观后感1

《贞观长歌》观后感

《贞观长歌》在充分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形象艺术地再现了唐太宗李世民主政后唐朝初期二十三年的历史。武德九年（626年），唐高祖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经过玄武门之变，登上大唐王朝的最高统治地位，成为唐朝第二代皇帝。当时，位于北方草原强大的阿史那部首领颉利一直窥视中原千里沃野，乘太宗甫立根基未稳之际，亲率十余万铁骑骤然南下威逼长安，欲与李世民逐鹿中原号令天下。在唐朝面临战乱再起、山河破碎的危急关头，李世民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力排众议，做出了倾其府库与颉利媾和以换取生养发展时间的艰难战略抉择，从而使唐朝避免了兵连祸结，一蹶不振的危险。经历这次耻辱，胸怀大志、性格坚韧的唐太宗决心尽快带领广大军民战胜颉利，一统草原各部，实现天下和平。为此他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一方面发展生产，增强实力，另一方面加强军队训练，提高唐军战斗力。三年后，唐军对荒漠枭雄的反击战终于打响。饱含统一天下热情的大唐将士同仇敌忾，前仆后继，终于赢得了著名的定襄大捷，平定了北方，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贞观长歌》在重现这段历史时，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保卫和平，实现民族大融合锲而不舍、永不屈服的伟大精神，洋溢着崇高的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感，慷慨激昂，令人感奋。

在赢得与颉利可汗战略决战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太宗李世民为了让大唐王朝迅速走向和平建设的轨道，摒弃了中原王朝历代封建统治者“自古皆贵华夏而贱夷狄”的传统，实行“夷汉一家”的民族团结政策，大胆地将处于灾荒中的数十万颉利部众迁徙到内地，将良田草场划给他们耕种放牧，使这些草原民族灾民绝处逢生。此外，李世民还重用草原民族人才，对各族精英一视同仁。这些举措让各族人民深为唐太宗对各民族爱之如一的博大胸怀所感染，使得因多年兵戈相见而积淀下来的矛盾得到化解，各族百姓在唐朝广阔疆域内和睦相处，共同开拓建设强盛国家，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共同繁荣富强的赞歌。唐太宗因此而被各草原民族共同尊奉为“天可汗”，中国的疆域也因此而空前辽阔。对民族团结主题的准确揭示和生动表现是本剧成功之笔，通过对初唐时期的这次民族大融合的史诗般的描写，作品向观众展现了中华民族形成历程的一段缩影，体现了中华民族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华夏各族儿女共同组成的一个民族大家庭，讴歌了各族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相互交融，和平共处，促进了人类文明发展这一重大主题。

贞观初期的唐朝，国家历经多年战火，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李世民富有远见地选择了“抚民以静”、“偃武修文”的和平建设道路，推行了一系列开明的治国方略，坚定不移地把治国的重点放在发展农桑，繁荣经济之上，他大胆裁减官吏，精简军队，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虚心纳谏，集思广益，重视文

化建设，发展学校教育，推行科举制以扩大统治基础，实施均田制以安定民众生活，同时加强制度建设，改善统治方法，从而使唐王朝走上了一条快速发展之路，一幅用智慧热血和汗水描绘的盛世鸿图，开始展现在这块曾经多灾多难的辽阔大地上。《贞观长歌》用充满激情的笔调表现了中世纪世界最强盛的帝国如何从离散弱小中团聚兴起的历程。曲折迭宕充满冲突和悬念的故事中，除了对初唐那些永载史册的战役、宫廷斗争、政治事件的追述，更多的是融入了李世民在贞观之治中所贯彻的正确理念与立场，所推行的主要政策和方略，用这种艺术手法对千古一帝李世民治国之道和唐代和平崛起历程进行解析，并且由此总结出民族融合，以和为贵，分则俱损，和则共荣的伟大历史经验，让人深思，发人深省，对现实颇有借鉴意义。（以上与锦的重复）

情节曲折 扣人心弦

在初唐这个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天下由动荡走向安定的特殊历史时期，涌现出了大批不凡人物，他们之间既有为了共同理想抱负和衷共济的奋斗，也有为了不同阶层利益剑拔弩张的较量。贞观年间一批著名的政治人物在本剧中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如历史上享有盛名的 “房谋杜断”中的房玄龄、杜如晦，著名的谏臣魏征，机心缜密深富韬略的长孙无忌、岑文本等，旷世名将李靖、李绩等。他们性格鲜明，遭际各异，彼

此间关系错综复杂，有的还结有恩怨，但是对太宗李世民绝对忠诚，对国家绝对忠诚，对大唐百姓绝对忠诚。唐太宗以惊人的领导力，举重若轻地驾驭着这些身负超凡智略的英才，做到了治国与治人的完美结合。本剧对这些人物进行了深入刻画，对他们智慧的展示和人性的挖掘精彩纷呈，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厚度和艺术的张力。

《贞观长歌》是唐初战争与和平的雄浑史诗，在此背景下，一代雄主唐太宗的皇室成员之间也随着历史脉络的跌荡起伏，经历着一次次悲欢离合。本剧根据李世民几个儿子争夺储位的真实历史事件，艺术地编织了他废立皇储的曲折故事，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封建政治文化的特征以及与国家安危的关系。庶出皇子李恪、李佑等人与长孙一脉的三个嫡出皇子李承乾、李泰、李治间的储立之争，设置了大量悬念，渲染了重重疑团，故事生动一波三折，环环相扣，矛盾冲突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国家重任的寄托，民族未来的选择，让李世民经历了深重的情感炼狱，他长期在封建君王的责任和父子之情间徘徊，不断承受着心理的折磨。不过，理智最终战胜情感，通过长期的考察和反复的比较，他选定了沉稳仁厚的皇九子李治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扶助他继承了帝位，使得贞观一朝确立的政治路线得到延续。李治继位后，唐朝又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个著名的治世“永徽之治”。

《贞观长歌》是一部历史正剧，但是它又抒写了以太宗爱

女安康公主的情感经历为代表的几段爱情故事，或浪漫或壮美或悲情。剧中还巧妙地安排了有确切记载的唐太宗与郑姓女子的婚姻**。在情与法之间，太宗做出了理智的选择，虽留下了有情人未成眷属的遗憾，但却捍卫了礼法的尊严和国家政治的稳定。这些爱情故事有机地融入到紧张尖锐的宫廷斗争之中，让作品平添了几多绚丽色彩。通过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手法的结合，《贞观长歌》既向观众展示了一幅英雄辈出风云际会的壮丽画卷，又让人们领略到了处在民族大融合时代里和谐开放、浪漫多彩的盛世唐风。

第四篇：贞观长歌-小描感想

你给的两篇贞观长歌我反反复复看了几遍，感想不少，不知道要怎么用文字描述出来，暂时先给你看看我下面的想法，我说的不全（我的意思是我下面写的没完全表达我的想法），你就先理解着过目过目，不过别笑，要笑的话也要笑出声，别憋着，呵呵，有什么想法随时交流好了

看了安康公主的爱情历程，感触确实不少啊，很欣赏独孤谋的忠贞不二，尽管一开始安康对他狠排斥，但他并没有因为这点而放弃什么、而记恨什么，相反，他始终坚持着自己坚持的，爱着自己所爱的，并毫无怨言地为之付出为之努力，我相信当李世民将安康嫁给她的时候他应该很激动甚至不敢相信吧，当自己一直想得到的人终于属于自己时，他也没有因之前安康的排挤而对她怀恨在心从而进行一系列的报复举动如施暴施辱、明着对她好暗地里虐待，尽管安康此时一心想着的还是慕一宽，“而独孤谋呢，就一直在旁边默默的付出，默默的奉献，他包容安康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包容安康公主的大小姐脾气，包容她的蛮横无理无理取闹，可以说是对安康公主无微不至”这些足以说明他对安康的真心吧，真心爱一个人，不论她多不在乎自己，他还是默默地付出，这样的爱真的是很伟大，就像《独自等待》里面那个女的，她何不是自己默默地在付出呢，她图什么，她什么都不图，她只要夏雨过得好，她还帮夏雨追李冰冰，这样的爱其实是在伤自己吧 但他们还是觉得值得，一如既往，实在感人，这样的人啊…真的很欣赏这样的人儿。

试问当今社会还能找到这样的爱吗，人们都说爱是不要回报的，可打心底问问爱真的不要回报吗，真正有多少人能做到呢，没有，或者说少之又少。现在的爱情都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上的，就算2个人彼此很相爱，但他们最终也不一定能走到一起，这很现实的，童话里的爱情只能让人憧憬憧憬，没事的时候想想便罢了千万不要当真，那种青春偶像肥皂剧都是毒瘤，侵蚀着青少年单纯的心灵。一些历史爱情，像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杰克和罗丝等等无一不教人欣羡，但有多少人还能做到呢，现在为了爱而赴汤蹈火那叫傻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观点，都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呵呵。也许时代变了的缘故吧，不过现在也有那些为爱殉情的人，虽说这样的行为有点傻，但确实是有一定勇气跟胆量的，估计是爱到极致了。

另一方面，安康公主最终是被独孤谋感动了，也许之前她是真的讨厌独孤谋，真的想和慕一宽在一起，但正如你所说年轻时候经历过的所谓的爱情很多是经不住时间考验的，因为只有同欢乐，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共患难，我们得强调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因为一些看似的共患难一些所谓的共患难其实都不能算。不过我觉得吧要是慕一宽不是前隋太子的话兴许安康跟慕一宽在一起他们也会幸福，因为慕一宽也是爱她的，不然他就不会得知自己的身世后遁入佛门了，是这样吗？或许是安康对“爱情”的定义太肤浅了，她一开始坚定地以为自己和慕一宽是真心相爱的，任何事情都无法分开，可她自己的这种感觉这种爱恋没经住时间的考验，当他多年后再见慕一宽时除了怀念别无他求。此时此刻她已经确定独孤谋才是自己想要的男人，才是自己的依靠。

感情真的是可以培养的，一开始的不喜欢一开始的讨厌或许真的是误解，是第一印象的错觉，只要一方坚定不移得付出，另一方一定会感觉出TA的好，感觉出TA的诚意，不过这也要看，万一那个安康需要的不是一分依靠，那么估计她也不会选择独孤谋了，不过话说回来，正像你说的现在的人谁不希望找个爱自己的对自己好的而不是自己爱的让自己痛苦的，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希望找到一份真实的依靠，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所谓的爱情。贫贱夫妻才是经得住考验的，说得很好呀，欣慰的是独孤谋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安康的回报，两个人终成有情人。

不过我觉得年轻时候经历的爱情到了后来也没必要去觉得后悔啊什么的，毕竟那是当时那个年龄段自己想法的表达，自己亲手经营的，没人逼我们，只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处境的变化，对爱情有了重新的认识跟追求，过去的只能当它过去了，每个人都是这样走来的，这世上也不是没有那种初恋就终成眷属的，有些人还就谈一次恋爱就成功了，其实感情是要靠双方经营维护的，一旦一方放弃，那便不是完整的了，曲终人散在所难免。

我明白你要给我讲的道理了，不过最后一句话我不是很同意，“千万别伤害那些追求你的人”那如果那个人真的很讨人厌呢，是一直以来都很讨厌的那种，如果不踩TA或者就算睬TA也是言语很冲很争锋相对的那种，这算过分么 看了李恪的经历，是不难热血沸腾，难怪你当他偶像，那种果断坚毅、敢作敢为、坚持主见、永不服输的精神很叫人仰慕吧！但其却一生不得志，看来真是生错了年代。他爱着阿史那云，但为了皇位跟自己的嫂子有染，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李恪的异人之处，确是一个敢做大事的人。当李世民选中李恪到突厥为婿，阿史那云的做法也的确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说她奇女子一点都不为过，我相信现实中还是有很多人会像她那么想，但真正能像她那么做的像她那样付诸于行动的人数估计要打个大折扣，谁不想和自己爱的人永远在一起呢，更何况当时李恪也想入赘过去和阿史那云在一起，阿史那云真是太伟大了哈哈，我的偶像。

真爱不是和自己花前月下庸庸碌碌，真爱应该是互相尊重，这话我批了，呵呵。哥哥对真爱的理解很深刻嘛，解释得头头是道，不错，感触颇深了我。不过吧，当今社会像李恪、阿史那云那样的爱还能找到多少呢，我怎么感觉当今世界的真爱就像稀世珍宝啊，所谓的真爱不过是一些对经历了些许波折后终成眷侣的人之间爱情所加的一种修饰，貌似现实中很多爱情很多婚姻都是建立在一定金钱跟地位的基础之上的，也不知道这样的爱算不算真爱（懂我意思哇），估计不算。不喜欢这样的爱情但这确实是现实社会给我留下的一点认知。

第五篇：严歌苓小说女性形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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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

现代远程教育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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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严歌苓小说女性形象的分析

【摘要】：笔者在系统阅读严歌荃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作品之后，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之上，拟集中探究她在不同时期创作的本土题材小说，以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为切入点，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解读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以及在不同时期因创作主体外在和内在因素的变化所体现在女性形象上的变化。

【关键词】：严歌荃；女性；形象；主体

严歌荃是执著于女性书写的歌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以来，不论生活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作者始终坚持关注不同环境中女性人物，以自身的女性经验为基础，对女性的思想观念、情感心理、生存处境等多方面进行书写，表达出对女性理想生存状态的美好愿望。

一、女性主体的失落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经历了70年代未的“思想解放”大潮之后，对人自身的关注取代了60、70年代对阶级、阶级斗争的强调。作家们开始反思“文革”，揭露“文革”对人的摧残对人性的扭曲。对“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讨论和批判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和文学创作领域的重要事情。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说：“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踊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转。”

（一）对政治的抵触与迎合

《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是严歌等描写一批同龄年青人对事业、爱情、生活追求中的矛盾与仿徨，在迷雾中探寻和挖掘人性的作品。女性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在作品中表现为：年青的女性基于女性的浪漫、感性特质对政治表现出一定的抵触和反感，然而，同样因为年青又对政治表现出一定的迎合和顺从。

《绿血》中，当过兵的出版社编辑乔怡因为一部书稿踏上了寻找作者的路程，同时也开始了对过往岁月中所经历的人与事的回忆以及与当年的战友在现实生活中的接触。作品中，不同家庭背景的十几岁的少男少女，因了几位热衷看“样板戏”首长的机缘得以聚集到部队； ①①

②沈红芳.在苦难中升腾一一论严歌荃小说中的女性意识[J]当代文坛，2008(5)②李文杰.论严歌荃的女性书写[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

转业后，在现实生活中经历过岁月的磨难之后，已经成年的他们仍然高扬着理想主义的信念和奉献牺牲的精神，这是部队政治教育的结果。如同徐教导员一样，军旅生活“统治着他们的意识和下意识”。乔怡最后对本想挽回爱情的无奈放弃，是她人性向善的表现，也是她为所受到的崇高理想教育做出的牺牲。这是严歌荃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应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之邀创作的作品，因此作品中那种与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的契合就不难理解了。

女性与政治的关系不外乎有女性依附政治、女性掌控政治、女性扰乱政治这三种模式。而这三种模式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女性与男性的关系。古今中外，政治是男性的疆场，具有“男性化”特征的，绝大多数政治家都是男性。这就是所谓的父权制的政治体制。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女性是留守在政治之外的，一旦越界，试图成为政治的主导者，控制者，她就侵入了男权的领域，成为僭越传统的野心家，而为社会和舆论所不容。而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女性参与投身政治和争取政治权利的近半个世纪的过程，打破了传统对于女性价值的诉求，被普遍认为具有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意义。然而从某种角度讲，这个过程又是女性“男性化”，两性差异日渐消除的过程。两性差异消除的过程，实质上与在父权制社会下女性服从被规定的各种功能的角色一样，是女性被男性所规定和塑造的过程，是另一种不平等。“争取平等的权利，实际上就是要获得男性已经有的权利，解放妇女实际上是以解放了的男性为标准”，“妇女要么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男性；要么固守于传统的女性道德和行为规范，努力调节自己的行为以便适应社会。某种意义上说，解放了的女性其实是一种男性化的女性，一个‘准男人’”，“泯灭男女性别差异的背后，掩盖着的是对人性的无视，是对权威话语的绝对遵从，是以新的菲勒斯专制代替和抹杀了性别平等。”

（二）对感情的渴盼与压抑

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女性与政治的矛盾是其他一切矛盾的基础：要追求政治上的进步就不得不压抑对爱情的渴望、对亲情的依恋，因为这些不符合主流政治观念的要求。严歌菩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塑造的女性人物无一例外地都是为了某一政治目的在矛盾和犹疑中无奈地放弃爱情、亲情，最终放弃了自我。

年轻、敏感、早慧是严歌荃塑造的这些女性形象的共有特质，她们都有一个追寻纯美爱情的梦：初到部队的乔怡(《绿血》)与个性张扬的杨焚在不断的交往中产生了纯洁的爱情，并且在多年后她依然想找回这份让她念念不忘的爱；陶小童（《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在十四岁时爱上了救她于危难之中的军人后，毅然决定到部队中寻找爱情，并找到了与她心有灵犀、气质相近的徐北方；陷入乱伦之爱的小点儿(《雌性的草地》)内心也有一份难以接近又不忍 ③④

③

④周晓阳.良性轰炸人类文化—~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简介[J]全国新书目，2000(3)陈振华.扑朔迷离的现代性叙事—严歌荃小说叙事艺术初探[J]华文文学，2009(10)

破坏的与骑兵营长的纯美之爱。只是她们心中的爱情在那个荒谬的年代特殊的环境里是难以实现的，并最终变得支离破碎。为弥补荒唐的时代带给黄小慢的伤害，乔怡忍受着巨大的失落，放弃了心心相印的爱情；陶小童爱上了在精神上相通的徐北方，却因为害怕徐北方的不符合部队价值标准的行为影响自己进步，也害怕恋爱不符合部队的要求而不得不违心地放弃；自感下流轻贱的小点儿远远望着不可及的骑兵营长在想象中享受了美好的爱情体验也陷入了精神和肉体的挣扎之中。她想：“如果她有牧马班任何成员那副纯洁身心，当时她不会放走他的。对于他那样的正派男子，她感到她们傻呵呵的五大三粗的形象远比她优越。川小点儿的自轻自贱和对正常爱情的不敢靠近，归根结底是被已经内化的男权标准束缚了。恋爱应该是正常的年龄里最正常的一件事情了，可是理想信念、政治进步、传统的道德伦常使她们无法勇敢地、主动地追求爱情。

二、异质环境下的女性形象

严歌荃在异域的时空之下对女性的关注并没有改变。当高扬的理想主义和强大的意识形态淡出她的创作视野之后，她关注更多的是女性在“文革”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如何生存以及女性对生存环境和父权伦理做怎样的抗争。

“文革”对于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人来说，是民族苦难和个人苦难相互交织的创伤性记忆。经历过那个反常年代的严歌荃在她的创作中没有间断过对“文革”的书写，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创作环境下有不同的表达。她出国后创作的以“文革”为时代背景的作品《天浴》、《白蛇》、《人寰》及《穗子物语》与早期的军事题材三部曲在创作方法、视角、关注焦点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小说《大浴》就讲述了一个正值花样年华的女知青的青春与命运覆灭的悲剧故事。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纯真漂亮的知青文秀从都市来到荒凉的西藏大草原牧马。可是当知青开始返城时，文秀却被遗忘在草原上。一心想回成都却毫无门路的文秀只能以自己的身体与场部的众多男人交易，而这些男人却没有一个真心帮助她实现返城的愿望。绝望中的文秀选择了死亡，以决绝的方式对命运作最后的抗争。小说简洁而富有诗意的讲述呈现出令人震撼的凄美。

在严歌苓的代表作品《天浴》中，正是演绎了在现实中无法存在而只有在死亡中实现的纯粹理想的爱情。故事中的文秀是老金从知青里拣出来学放马的，而老金是一个可以让文秀只管“放心”的人，因为老金的东西早给下掉了，在老金十八岁的时候，他的冤家“在他的腿裆间来了一刀，从此治住了老金的凶猛”。就这样，知青文秀和老金很“安全”的生 ⑤⑤吴宏凯.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一一严歌荃和谭恩美为例[J]华文文学，2008(11)

活在一起。虽然为了不搂老金的腰（因为要骑一匹马）而放弃了看电影，可却喜欢老金专门为她唱的歌。一种纯粹的感情在他们不知不觉的相处中滋生起来。文秀为了返回城里，不得已向多个男人出卖自己的肉体，老金只能做着最无可奈何的反抗：晚上把那个男人的鞋偷偷扔掉或者对那禽兽不如的人做出最微弱的咆哮。严歌苓并没有让故事落入爱情的俗套，比如文秀被老金淳朴的善良所感动，和他过起“世外桃源”般的隐居生活。很明显，这基于理想的爱情，只能以毁灭或者牺牲的形式出现，当文秀“忽然扑过来，抱住老金，嘴贴在他充满几十年旱烟苦味的嘴上”，并用“几乎是深情脉脉的地看着他”时，老金明白了“她永诀的超然”，老金把枪端在肩上，最终枪响了。而文秀倒下去的时候，“嘴里是一声女人最满足时刻的呢喃”。文秀与老金，只有在最后的时刻，在最终面对毁灭或者死亡，才为他们的爱情寻找到了最决绝的出路。

严歌苓认识到，不掺杂任何欲望的爱情，就是她曾经讲到的“古典的，为爱而爱的，理想主义的爱情”，在我们当代的现实生活中，似乎没有这样的爱情，是超越性欲的凌驾于性爱之上的，高于一切的爱情。这样，我们就更能理解在《雌性的草地》中，严歌苓对里面的人物命运的安排：小点儿和骑兵营长有过一场暗恋，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但双方对彼此心灵的索取和折磨，使这爱情完全不需要肉体的参与，可最后，这刻骨铭心的爱情却是毫无出路。严歌苓曾在《弱者的宣言》中有过这样的看法：她很支持安徒生给小美人鱼安排的结局，就是小人鱼最终化成了海里的泡沫，而没有和王子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而反对好莱坞对结局粗暴的更换。或许，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在童话中都难以实现的理想爱情，在现实生活中，或许也只是一个美梦罢了。

三、女性主体的确立

（一）对政治、现实的独特思考

在这一阶段，作家在叙事技巧上己经十分圆熟，少了以往对创作技巧的刻意追求。在作品中，作者以女性主人公的视角讲故事，看历史。在“她们”眼里，革命、运动、战争只是日常生活的背景，她们关注更多的是以自己为圆心以与自己相关的人和事为半径的日常生活。她们以退为进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完成对历史的参与，人们通过她们看到历史进程中的重大转折：从抗日战争，民族解放到新中国的成立，从各种政治运动到新时期改革开放。在严歌等的笔下，她们的生活不是对各种政治事件的补充或阐释，而是为更好的活着而过的实实在在的生活。

《第九个寡妇》主要讲述了被买来的童养媳王葡萄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从死人堆里救出 ⑥

⑥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被打成恶霸地主的公爹孙怀清，并将他藏在地窖二十年间的故事。在物资贫乏、动荡不安的年代，一个寡妇活着已经不易，何况还要冒着杀头的危险救一个侥幸死里逃生的恶霸地主，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然而，王葡萄总是对生活充满热情和希望。在她眼里，什么事都不算事，只有活着才是大事。在她看来，政治就是“打”，就是她家后院满院子的腿；历史就是“一拨人把另一拨人打跑了，再过两天，又一拨人打回来”，就是“同样的人腿，不过是绑腿布不一样罢了”。她也搞不明白“阶级”、“右派”、“进步”等充满政治含义的词汇。就这样，历史、政治的神圣性被一个蒙昧的农村妇女通过自己的女性经验给消解了。她似逍遥的局外人，轻轻祛掉了政治和历史带来的沉重感和压迫感。在别人眼里，没有觉悟、不通世事人情的她完全依着自己简单直接的想法判断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而不受历史教训、政治观念的影响。她不参加对打成“恶霸地主”孙怀清的批判，并冒着杀头的危险救出孙怀清；她同情在运动中被打瘸腿的李秀梅的丈夫“老虎”，主动帮他打水；而这些是生活在史屯的男男女女们唯恐避之不及的事。

《小姨多鹤》中，朱小环的生活因了历史的进程有了诸多的变化：抗日战争将要结束时，丈夫张俭买了日本女人多鹤为张家生子育女，于是她多了一个暗里和自己共有丈夫的“妹妹”；四八年村里解放，为了躲避新生政权的审查，她随张俭带着多鹤离开家搬去鞍山。“文革”中，张俭因工作失误误杀工友石惠财的事故被判死缓；改革开放后，多鹤带着出狱后的张俭和女儿丫头一家回了日本，家里只有一只老狗伴在暮年的她左右。然而，有如此坎坷经历的朱小环对政治，对历史有着同王葡萄相似的理论。她用一种“凑合”的人生哲学面对历史带来种种变故和磨难。其实，这种“凑合”和王葡萄的“躲躲就什么都过去了”的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不等于“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消极应付，而是一种积极的“凑合”：在生活困顿时，朱小环想方设法给家里人物质上的供应；为了她疼爱的张俭、为了悲惨的多鹤，她竭尽全力去维护家中一男二女的平衡生活；在张俭被捕之后，她又凭一己之力支撑起几近崩坍的家庭。这种对自身生存境遇的自觉担承是女性主动把握命运的体现。同时她对政治、权力的不敏感性使她在苦难的生活面前，保持一份乐观的心态。一些在别人看来非常严肃应该上纲上线的问题她总是嘻嘻哈哈的对待。因与多鹤偷情被逮到的张俭在厂部保卫科接受审问，面对被扣以“生活作风腐化”严重的问题，朱小环尽管因为感到被骗心里疼痛，却在充满智慧的嬉笑言谈之间把问题解决了。

这些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以拒绝进入主流政治的姿态言说对生活以及由生活构成的历史的认识。女性人物以一贯的达观和一点善良的世故，从容应对历史中大大小小的漩涡。作家 ⑦

⑦王卉.从个人化的体验出发指向时代的荒诞和人性的压抑[J]南京仁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4)

在表达女性对历史、政治不是以积极的姿态介入而是以疏离的形象出现的。这种对历史、政治疏离的参与使我们对历史中的女性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有别于其他女性形象的女性主体得以彰显和确立。

（二）对爱情的主动追求

对美好爱情的希冀是任何一个时代女性的梦想。然而女性因其在历史生存中的边缘化境遇，在爱情上一直处于被动接受和屈从的地位。不论历史还是现实中，女性对爱情多是以一种矜持等待的姿态存在的。她们等待爱情的降临，即使面对自己心仪的男人，也不敢立即表白、主动追求。

《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是一个例外。她在青春惜懂期卷入革命的洪流，不期然地遇到了自己心仪的男人欧阳英，于是主动展开进攻：为他偷偷拆洗被子，在还他的书里夹“我想嫁给你”的小纸条，并打破所谓的“名正言顺”的传统伦理，在婚前与欧阳英有了夫妻之实，并且怀了孕，就这样和一个“不爱自己而自己深爱”的男人走进了婚姻。田苏菲的爱情经历打破了社会传统的“男追女”的情感模式，彰显了她对爱情的主动性。虽然她明知欧阳英不爱自己，但“她这个人天生知足，有一点就抓住一点”，于是果断地放弃了另一个“事事都为她想，把她看得比他自己重”的男人都汉，追随自己内心深处的意愿嫁给了自己深爱的却“没有实际益处”的欧阳英。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无论是与都汉的情感纠葛还是与欧阳英的爱情历程，田苏菲既是男性追求的欲望对象，也是主动追求男性的主体。

结语

严歌荃三个时期的本土题材作品正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女性主体生成过程：女性从无力抗拒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压抑自身情感和身体欲望的需求，到对生存环境与父权伦理做出无奈的抗争，再到自觉远离历史、政治的漩涡、主动追求爱情、正视自我欲望，使得女性主体呈现出一个缺失、觉醒、生成的过程，最终得以全方位的确立。

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表达除了能通过女性人物的语言来表现以外，还能从她们的处事表现中清楚地找到自主独立的主体标签。严歌荃最终确立的女性主体就是面对各种事情敢于采取果断的行动。她们一旦认定了为人做事的准则，就决不会为追随主流意愿而做盲目的改变。这种在意识上惜懂无知的女性在行动上行使了个人主体的权利，不同于其他作家笔下的有着明确女性主体意识的女性人物。在难以突破的到处体现男权意志的社会中，有着明确主体意识的女性如果在现实中不能达成所愿，难免会碰得头破血流，并产生巨大的挫败感。可是，严歌荃笔下的理想中的女性主体不会这样，她们因为僧懂反而能更好的溶入社会之中，用符合自己意愿的实际行动表达相对独立自主的主体标签。她小说中的女性主体不是完整统一的，也不是和父权文化体制完全隔绝的，这就避免了没有现实基础的女性主体虚假论述，也

避免了落入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

【参考文献】

[1] 沈红芳.在苦难中升腾一一论严歌荃小说中的女性意识[J]当代文坛，2008(5)[2] 李文杰.论严歌荃的女性书写[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3] 周晓阳.良性轰炸人类文化—~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简介[J]全国新书目，2000(3)[4] 陈振华.扑朔迷离的现代性叙事—严歌荃小说叙事艺术初探[J]华文文学，2009(10)[5] 吴宏凯.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一一严歌荃和谭恩美为例[J]华文文学，2008(11)[6]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7] 王卉.从个人化的体验出发指向时代的荒诞和人性的压抑[J]南京仁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