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军旅小说中军人妻子形象解读

第一篇：当代军旅小说中军人妻子形象解读

新时期军旅小说中军人妻子形象解读

摘要：新时期军旅小说中的军人妻子形象基本可以分为三个类别，劳动妇女型、知识女性型、强人精英型；这些女性形象在塑造军人形象中起到了补充和修饰作用，客观上也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

关键词：军人妻子 劳动妇女型 知识女性型 强人精英型

前苏联有位作家说过：“战争让女人走开”，女人显然不是战争的宠儿，她们的娇柔秀丽和枪炮的血腥格格不入，历来军旅小说表现的对象也主要是战火中洗礼的或和平时期成长的男性军人，在这些男性军人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了众多的军人妻子形象，虽然这些妻子形象的塑造大多是躲藏在男性角色以后，是男性形象的补充和修饰，但也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关注点，构成了一个值得的研究和关注的文艺现象。

自从女性形象进入军旅小说领域后，为军事文学增加了新鲜的气息，也是人本主义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的是实际化，体现了文学对人基本情感的一种尊重和理解。但就军旅小说而言，军人妻子形象的塑造始终处在配角和丛书地位，是男性军人形象的陪衬，一定程度上是为诠释“男军人”作为普通人存在的完整性和合理性。新时期军旅小说不管是是革命历史题材的“以人写事”还是军旅生活题材的“因事写人”，着力表现得还是军旅生涯中的“男军人”，表现“男军人是怎样的人”这个主题，军人妻子形象也就成为男军人形象塑造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经意间就形成了军人妻子这个值得关注的群体形象。

形象是以虚幻而逼真的人生画面和意象世界高度概括地表现深邃的人生、具有生动的艺术感染力的审美形式，形象绝不是生活原型的感性色彩的简单再现，也不能单纯是装作主体审美意识和情感的单纯呈现，它应该是生动鲜活的生活画面映射到创作主体（也就是艺术家）的心理意识中，渗透着艺术家的审美情感的艺术形象。形象应该是独特的、具体的、“不可重复”的，又是一个复杂而不单一，变换而不凝固的。而在“十七年”时代的军旅小说中，军人尤其是军人中的英雄人物被涂上了油彩，戴上光环，加以神圣话，剥离了英雄们作为人的属性，尤其是自然属性，不能写他们恋儿女私情和贪家庭之爱，他们的妻子永远退到了历史的后台，失去了形象的“生活真实性”。随着艺术创作中英雄向生活本源的朴素美学的回归，英雄重回了人间。我们的英雄除了看到战场和训练场的军人豪情之外，也看到了军人回归家庭后的温情，小说在“生活真实性”的基础上尊重“艺术的真实”，以虚幻而又逼真的人生画面和意象世界表现男军人深邃的人生、具有生动艺术感染力的审美形式，军人的妻子形象成了军旅小说中一道虽然光芒不大却不能忽视的亮色，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命运的交响曲。

一、劳动妇女型

她们是善良、无私的化身，默默地支持自己的男人，也许她们不会说深刻的道理，甚至没有姣好的容颜，但他们为了自己的男人除了默默承受生活的重担外，更有忘我的牺牲。《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的妻子韩玉秀身上典型的体现了中国女性忍辱负重、值得大书特书的传统美德。韩玉秀是“那样的好媳妇”“要模样她有模样，要针线她有针线。家里的事她拿得起，外面的活她拢得下。她脾气好，性子温，三村五疃都夸俺命好有福”，她爱梁三喜爱得那样无私，那样纯真，那样深沉！在梁三喜牺牲后依然独自承担起还债、养育孩子、赡养老人的责任，孩子没有奶粉嗷嗷哭叫，步行一百多里路到驻地，卖掉家里的猪为梁三喜还债，她对那个名为丈夫实际生活在一起不过九十天的男人，没有任何怨言，她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所有传统美德。《兵谣》中古义宝的妻子林春芳，这个乡下姑娘“心眼死，一定亲，她就贴了心，把自己这一辈子跟古义宝拧到了一起”，面对着婚后古义宝在男女关系上犯的大错，她选择了原谅，甚至不计较古义宝对她的那只有责任没有真爱的家庭，但她却见不得古义宝“心里苦”，随时准备着牺牲自己的成全古义宝这个她过去、现在、以后唯一爱的人。《亮剑》中李云龙第一位妻子秀芹对李云龙说：“你没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担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俺给你垂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她们甚至用浅显的话语表达了朴素却深刻的道理：“多简单的事，有啥弄不明白的，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抗战不胜利，你就不娶媳妇了？要俺说呀，你更应该娶俺，俺给你生儿子，让儿子也打日本，日本人还不走，儿子的儿子继续打。”秀芹的大胆、坦率、执着、坚持，敢爱敢恨。我想现实中，很少有男人不会被这样的大胆表白所感动吧？ 这些女性作为军人的妻子他们的付出和无私令人感动，小说在塑造这些女性形象时，以男性军人为参照，并没有把这些女性放在独特的精神文化处境中，虽然她们身上不乏坚韧、执着、甚至豪放，但她们身上没有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身上更多是人们心目中“军人妻子应该有的”品质，她们的女性意识被规范在社会意识之下，成为军人牺牲和奉献精神的必要补充，没有作为独立审美角度的“人”的立场关注她们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变迁。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中有着他的局限性，“其一是将做人与做女人、人的眼光与女人的眼光割裂开来，其二是以社会的人代替遮蔽消融作为女人的人，其三是将男人和女人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⑴，这是因为这些女性长期受到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压抑，作为男性配偶是她们存在的最大意义，作品塑造军人形象时候自觉不自觉的遮蔽和压抑了女性生命中与男性需求无关或不和谐的某些方面，这些军人的妻子展现给读者就是和军人含义相同的奉献与牺牲，人物性格虽有不同，但都是一个符号。

二、知识女性型

战争年代，在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为主要生活方式的背景下，知识女性的婚姻选择或者说被选择成为她们政治意识和革命精神的一种表现方式，他们自愿或被安排成为英雄军人或军队中领导者的妻子，美丽、细腻的知识女性往往和比较粗俗的男军人配对，这些夫妻们从感情的隔阂到相亲相爱，这些妻子身上展现出另一种复杂的形象内涵。《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的妻子褚琴，她和石光荣之间从头到尾都流淌着爱情，一种我们并不熟悉的爱情。“从前，有这么一个特别不是东西的人，他叫石光荣，骑着一个破马，挎着一个破枪，满脸胡子拉碴的，他抢走了一个傻丫头，她就是褚琴。”老将军石光荣躺在病床上心脏停止了跳动，年老的女主角褚琴呼天抢地之后，喃喃地念出了这几句民谣式的话。从这几句令人内心为之动容的话中，不亚于周星驰“一万年”的经典爱情台词。褚琴是个想要追求一般生活的女人。她有文化，所以追求更小资的生活品位，这本来没有什么错，但是她却碰到了军人的石光荣，石光荣却不是关注这样的小资生活品位的人，他经历了身边粗粗拉拉的大兵生活，不习惯细腻的城市生活。这造就了他们爱情和婚姻生活的不和谐。直到最后，小柳子点拨她，她才开始理解军人的石光荣。刚开始，她不想懂石光荣，后来就是无法懂，到最后才做到了初步懂。作为军人的石光荣，也许更习惯了服从，这种服从不是他服从家庭，而是让家庭服从他，而知识分子都是重视尊严的，褚琴作为知识分子女性，不会去服从任何人。也许她要的更多的也是尊重和平等。矛盾就这样开火，这样的家庭闹剧，不但没有使感情稀释，反而每次的开火，更象是不打不相识的理解，让每个人都接近对方的生活，更去改变自己妥协爱情，所以才有了越吵越有感情的局面。《亮剑》中李云龙后来的妻子田雨，一个敢爱敢做的人。她爱李云龙，从对李云龙疯狂的崇拜到结婚，婚后的摩擦，分居，最后去监狱看望李云龙喊出：“老李，要是有一天你不在了，我绝不苟活在这世上，云龙啊，你是龙，我是云，龙和云是分不开的，我们生是夫妻，死也是夫妻，谁也不可能拆散我们……”。看了非常的震撼。尤其是《历史的天空》中姜大牙的心上人东方文英，她以知识女性的性格感染力，美的化身促使姜大牙不断摒弃身上的种种恶习，最终从一个流氓无产者成长为共产党的高级将领。

石光荣、李云龙、姜大牙……，这些男军人不无例外的是农民成长起来的，带有农民身上根深蒂固的“劣根性”：文化程度不高、大男子主义、粗鲁、甚至不讲卫生，而他们的妻子接受过较高的文化教育，身上不可避免的带上了“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敏感、多情。或与丈夫的浪漫邂逅中相爱，或在组织的安排下成婚，他们的婚姻都经历了生活习惯的磨合和思想感情的碰撞，在丈夫的成长中，妻子也变的成熟，他们的婚姻谈不上什么志同道合，更多的是相互的包容，很大程度上这些知识分子妻子形象在小说中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是男军人的“精神辅导员”、“政治导师”，成为男性军人人格成长中的生动助推器，这些知识分子型的军人妻子在革命道路与自我解放道路的上经历了种种曲折，成长为男军人不离不弃的精神伴侣。

三、强人精英型

九十年代的军旅文学作品在展现新时代军人新的生活和矛盾的时，突出了面对新时代的英雄军人的焦虑，这些作品的男军人在军营的历练和成长中，几乎都有婚姻和情感危机，然后都在绝望中获得新生。他们的妻子要么是行业的楷模，要么是高官的后代，要么是商场的精英，在这些军人妻子身上没有了“玉秀”般的沉默，没有了“褚琴”般的隐忍，她们更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体现出女性更加独立的人格，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多年来军旅小说中军人妻子角色描写的传统理念和审美习惯。但是在描写她们和男军人之间两性关系和感情的冲突环节，基本延续的还是原来的套路，即聚少离多——感情危机——误会产生——和解。

《DA师》中龙凯峰的妻子韩雪这个海边长大的渔家姑娘，幼年丧母的经历使她柔弱的外表下有一颗刚强的心，在与龙凯峰的相识阶段，她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展现出她大胆、执着的性情；在接收父亲的事业后在商海叱咤风云，但是她和龙凯峰的爱情婚姻遇到了挑战，那就是林晓燕的出现，在一系列的误会和冲突中，她们的爱情经历了洗礼和升华，最后二人和好。在婚姻爱情的冲突中，韩雪既有商人的精明也有女人的敏感，既有争强好胜的心理也有割舍不断的牵挂，展现出女强人坚毅外表下一个女性共有的柔弱的心。

另一部引起很大反响的军旅小说——《导弹旅长》中，军人婚姻生活的挑战同样来自那个可能存在的“第三者”。江昊的妻子林静误解了新型导弹总设计冯媛媛，忿然向江昊提出离婚，但仍激情满怀编创着反映火箭兵生活的水上芭蕾，军人妻子形象展示中爱情、友情和事业的矛盾纠葛紧紧交织在一起……，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无论经历了怎样的误会、冲突，甚至婚姻解体，他们都在心底深处深爱着对方，这个谜底往往在小说的结尾部分进行阐明或暗示。林静在身患绝症，离开江昊是她最不舍而她觉得必须做的事情，离开也成了一种爱的方式，在林静这个芭蕾舞专家的身上，展示给我们是另一种坚强和对爱情的坚守。

《突出重围》中范英明的妻子方怡——部队高干子女、商场女精英、曾经的军人，这些身份都给她这个人物形象赋予了很多内容：将门之女不自觉的优越感，商场女强人显现的魄力，军人身上无法褪掉的勇敢，当她和范英明的婚姻亮起红灯的时候，她不愿意在外人面前放下自己的骄傲，但背后也留下了伤心地眼泪；挖掘朱海鹏的过程中，也有向范英明敲响警钟的意思，借爸爸身体的原因试图和范英明和好如初，所有一切都是这个女强人为婚姻做的示弱的努力，似乎验证了一个理论，那就是任何一个成功的女人其实最渴望的成功不是事业而是她的婚姻。

这些有血有肉的军人妻子形象，为铁血残酷的战争和直线加方块的军营增加了一丝亮色，增添了一份浪漫，使那些棱角分明的男军人形象变得丰满圆润，更符合人情人性之美。这些军人妻子群体在军旅小说创作中展现了它独特的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的关注。

参考文献：

[1]荒林：《世纪之交的中国女性文学——回顾与重建》《文艺争鸣》，1997年第1期

[2]朱光潜：《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 [3]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4]都梁《亮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1年出版

第二篇：论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

论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

仇国胜 200403003232 内容摘要：鲁迅一生著作很多，但从小说而言，不过《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部小说集，而在一共三十余篇小说中，他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而小说就是来塑造人物形象的，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表达作者的观点。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关系着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鲁迅的小说中，注重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就有十五篇，显示了他对中国近代与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热切关注。而鲁迅自己就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之一，他对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情感等等，有最深切的体验和感受。但是他超越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能够更深刻、更冷静的分析知识分子的形象。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以反映他的思想，体现他的人格，展现他的艺术风格和内涵。关键词：鲁迅、小说、知识分子形象 知识分子形象的不同类型

孔乙己、陈士成之类——封建祭祀品型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陈士成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们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辈子受“八股取士”的毒害，完全是旧式知识分子。孔乙己终因养活不了自己而沦为窃贼，最后被丁举人打折了腿，在人们的笑声中悄然地离开了人生的舞台。陈士成这个连续考了十六次都未考中的老童生，也在“金榜题名”的幻想中耗尽了青春，以至精神完全失常，在想象中的财宝的白光的引诱下淹死在河里。

吕纬甫之类——苟延残喘型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曾是一个觉醒者，青年时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改革中国方法以至和别人相打起来，他在反封建和神权的时候态度鲜明、敏捷精悍的，但他在十多年后，由于对社会前途的绝望，变的行动迟钝，处事敷衍，神态也变的颓唐了。于是，成为了人生道路上不如意的独行者，只能做些自己也觉得无聊的事来消磨日子，消磨意志。他为死去数十年的幼弟迁葬，在衣服、骨骼、头发都找不到的情况下，包一包黄土装进棺材，以骗取怀旧的迷信和母亲的安心。一个那么勇敢坚定、敏捷精悍的战士成为了一个敷衍偷生的庸人。

魏连殳之类——自暴自弃型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就是这类中的典型，他接受过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饿教育和新思潮的洗礼，有比一般民众较多的自觉自主意识。他对旧中国的社会黑暗强烈不满，经常以无所顾忌的言论和举动，对传统的封建意识和习惯势力进行抗争，对宗法社会里的制度和习俗表示极大的轻蔑和愤慨，也对青年一代、对未来怀有信心。但是，在现实的逼迫和环境的重压下，他的孤身反抗越来越无力，精神上越来越感到孤独和无望，一方面找不到改造社会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为社会所不容，终于一反常态，采取自暴自弃、玩世不恭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报复，当了军阀部队里的一个师长的顾问，自己也成了黑暗的一部分。他从此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排斥先前所崇拜、所主张的一切，最后在孤寂和冷漠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子君、娟生之类——爱情悲剧型

《伤逝》中的一对恋人子君和娟生，是“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他们的饿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争取婚姻自主和妇女解放，是“五四”时期广大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也是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当时思潮的影响下，在反封建、争取个性解放的斗争中，男女主人公要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蔑视封建礼教，冲破牢笼，大胆相爱，并建立了小家庭，他们对封建势力的种种迫害和压力进行的抗战是坚决的。但由于缺乏远大目标，他么只能把自己束缚在个人奋斗的小圈子里。因此，一旦自由结合，达到了“婚姻”自由的目的，就沉默于短暂的“安宁和幸福”中，忙于家庭琐事为生计劳碌，逐渐变的消极颓唐、无所作为了。终于在顽固的封建势力严酷打击下，陷入绝境，走想失败，走向爱情的悲剧。

丁举人、鲁四老爷之类——封建走狗帮凶型

《孔乙己》中丁举人、《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等形象，都这种类型的代表，鲁迅先生并没有详细的刻画，只是一笔带过，但对于这些人，都是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揭露的。他们代表了吃人的封建社会、封建礼仪。孔乙己偷丁举人建立的东西而被打折了腿，表现了丁举人一类封建统治者对孔乙己这种下层知识分子的野蛮摧残。鲁四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封建礼教的积极维护者，非常迷信，虽然他从未打骂过祥林嫂，也没有克扣过祥林嫂的工资，但是，他所信奉的和宣扬的理学，却是从灵魂上拷问并处死祥林嫂的杀人不见血的罪恶力量。塑造知识分子时所抱的态度

鲁迅对他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究竟主要抱什么态度，是否如一些评论者所说的主要是批判或批评？我们可以先考察一下鲁迅创作的用意和目的。鲁迅在谈到他怎样做起小说来时曾说是：“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出于此，他小说的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是说，他小说的主人公多选取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痛苦，生活十分不幸，鲁迅希望儆醒人们起来改革这痛苦的人生。毫无疑问，鲁迅对赵大爷、假洋鬼子、赵七爷、丁举人以至鲁四老爷、高老夫子、四铭这些人，是毫不留情地给予揭露和批判的，因为正是他们代表了吃人的社会制度，批判的矛头不指向他们又该指向谁呢？就是对那些保守愚昧的人，诸如未庄的男女和城里围观阿Q杀头的“许多张着嘴的看客”，吉光屯那些怕自己变成泥鳅的老小，鲁镇上又冷又尖的人们，《示众》中爱看热闹的小市民„„，虽然他们并不是统治阶级，但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观点看，他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持旧的社会秩序，所以鲁迅抑制不住愤懑的情绪，对他们也给予了严厉的鞭挞。至于涓生、子君、吕纬甫、魏连殳以至孔乙己等知识分子，鲁迅以他们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正象选中了阿Q、闰土、祥林嫂、七斤等贫苦农民一样，虽然对他们也有批评，但更多的是同情。即便是对待孔乙己、陈士成这样一类思想毛病比较严重的知识分子，鲁迅在深刻批评他们的同时，也不掩饰自己对他们遭遇的同情，愤怒地控诉毒害和葬送他们的黑暗制度，替他们大声喊出了“封建礼教吃人！” 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社会意义

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都刻划得深刻生动，有相当的典型性。他们都表现了巨大的社会意义，有以下几点：

首先，他们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一个人的思想感情与其生活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遭遇和命运必然反映他所处的社会和时代。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从孔乙己、吕纬甫、魏连殳到子君、涓生，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喜怒哀乐，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深深带着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的印痕。毫无疑问，在历代封建社会，只要科举制度还被作为一种控制知识分子的手段而存在，孔乙己和陈士成的悲剧就不可避免。读鲁迅这些作品，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认识新旧民主革命交接时期的中国社会。

其次，作品告诉读者，不容知识分子的社会是没落的社会，折磨和摧残知识分子最厉害的是封建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他的上升阶段，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最大限度地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同时，也给劳动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以使劳动生产得以继续和发展。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脑力劳动者。为了鼓励知识分子进行创造，以便吸取他们脑力劳动生产的成果，甚至给予知识分子比体力劳动者略为优厚的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能够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封建主义则不然，它实行的是专制主义，以一人或一家之利害为利害。为了维护其统治，对生产力最活跃的部分——人，采取各种各样的压制手段。特别是对待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比较有知识，能思想，这对专制独裁构成最大的威胁，统治者便采取能诱之以利禄则诱之，以把他们变成封建阶级的分子或奴才，对大多数知识分子则实行严厉的思想统治，在精神上倍加摧残和打击，在生活上把他们逼向绝路。因此，在封建主义统治下，知识分子即脑力劳动者几乎不可能有正常的生活。这样一来，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也就得不到发展，长期陷于停滞状态，而社会也日趋没落。

第三，形象表明，知识分子需要进行世界观的改造，要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投身于社会斗争的广阔天地，这样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吕纬甫，魏连殳，以及子君，涓生们生活的时期，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尚未广泛开展，现实还没有提供给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结合的广阔舞台。但是，历史毕竟指出了和工农民众结合的方向。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意识并努力地在实际行动中加以贯彻。我们不应否认当时知识分子普遍感到苦闷的原因，但也应当承认我们主观上的原因。孔乙己，陈士成和后来的知识分子不同，是封建社会最后一批知识分子，在这点上就不用说了。至于吕纬甫，魏连殳，或是子君，涓生，他们不都有一个跳出个人的小天地，投入社会的大熔炉去的问题吗？吕纬甫显得是那样的形只影单，魏连殳则更是名符其实的“孤独者”。就是子君和涓生不也是那样靠自己个人的力苦撑苦战吗？最多他们相互鼓励和支援，也不过如“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到头来连这点“沫”也无济于事时，子君只好回到老路上去，而涓生也还是梦想着个人的奋翅高飞。这样，他还能有什么希望和前途呢？的确，小说表现的客观意义说明知识分子如果孤军奋战必然遭到失败，只有和工农大众的解放斗争以及全社会的解放斗争联系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鲁迅小说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编：史志谨

4、《读鲁迅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主编：何满子

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作者：黄正清

转贴自：双石镇中学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主要塑造了两类人物形象，一类是辗转于社会底层，受尽压迫和蹂躏的贫苦农民，另一类则是命途多舛，穷愁潦倒的知识分子。作者对这两类人物的态度本来是十分清楚的，即认为他们都是“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对他们的悲惨遭遇寄予了深刻的同情；与此同时，也看到他们身上存在的这样那样的弱点、缺点，对他们作了诚恳的并且也是深刻的批判，希望他们能够摆脱现状，奋发努力地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行。应该说，对这两类人物，鲁迅表示的同情和给予的批评尽管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基本认识和态度是一致的。长期以来，评论者对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所显示的意义及作者对他们的态度，总的说来分析切合实际，即认为作者通过这些人物揭示了封建制度对劳动人民的摧残和迫害，以艺术的方式替他们喊出了内心的痛苦，博得了读者的同情。但是，对于知识分子形象，大多数评论者却认为他们的命运固然说明了封建礼教对他们的压迫和毒害，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但主要是显示了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和缺点，即追求功名、个人奋斗、脱离群众、软弱动摇等，鲁迅刻划他们，就是要指出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改造。努力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作者对他们的态度虽有同情，但主要是批评。这种看法是否正确理解了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否符合鲁迅作品的实际？今天我们可以重新作一番探讨。

（一）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在旧社会，由于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有本身就是统治阶级或极力为统治阶级效劳的知识分子，有靠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也有被压迫被剥削的知识分子。总的说来，本身就是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少数，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被称为自由职业者的依靠自己的知识和劳动谋生的知识分子，更不用说那些穷愁潦倒的知识分子）都和劳苦大众一样处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他们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虽然由于知识分子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处于较劳苦大众稍好的状况，但是，也由于他们思想活跃，反应敏感，统治阶级对他们的思想统治和政治压迫就较之一般群众为烈。而知识分子对所遭迫害又感受格外深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更多感到精神上的痛苦。在革命到来前或革命退潮后，在未能投身于人民群众的斗争中时，他们便在反抗、追求、失望、挣扎的状态下生活。他们的人生呈灰暗色，缺乏鼓舞人心的光彩。这不是什么“世纪病”，而是黑暗社会在这一阶层人们身上的投影。塑造他们的形象，表现他们的生活，正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刻划“病态社会”，让人们看到这些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痛苦和不幸。

在鲁迅的小说中，真正以表现知识分子生活为主题的作品有《孔乙己》、《白光》、《幸福的家庭》、《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塑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虽由于所受教育和自身经历各不相同，生活和结局很不一样，但他们的命运大致相同，几乎都十分凄苦，在贫病和屈辱中悲惨死去的亦有其人。《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陈士成是同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辈子受“八股取士”的毒害，完全是旧式知识分子。孔乙己终因养活不了自己而沦为窃贼，最后被

第三篇：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和农民的形象

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和农民的形象

知识分子的形象

（一）觉醒反抗的知识分子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一个真战士。他既是一个在半封建社会中因受迫害而致精神失常的患者，又是一个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叛逆者。“狂人”生活在封建大家庭中，耳闻目睹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罪恶，从“满页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中，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毫不留情地剥去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标榜的“仁义道德”的假面具，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吃人和被吃的真实历史和现实。“狂人”是因二十年以前要“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受到以赵贵翁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们的迫害而致狂的战士。他在被迫害发狂以后，反复思考自己被迫害的原因，经过观察现实、研究历史，认识了旧中国是吃人的社会，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并识破了吃人者的各种伎俩，勇敢地起来同他们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虽遭失败，仍不退缩，而是总结经验，同旧社会、旧家庭和旧我彻底决裂，最后找到了从“救救孩子”入手的新的革命途径，成为一个彻底反封建的战士。因而，从实质上来说，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在战斗中逐步成长的彻底反封建的“精神界战士”。它真实地写出了一个彻底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战士思想性格成长的过程。作品揭示出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揭穿了封建统治阶级种种吃人的“老谱”，提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社会理想，并向整个社会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战斗呼唤。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意识流程，展示出知识者自我认识能力逐渐增强的过程。狂人发狂之始，感到“精神分外爽快”；而以前的三十多年则“全是发昏”。这样，他就把自己从过去的常规性现实世界中分离出来，以迫害狂患者的视点来观察客观外界，从而有一种陌生感。路人那铁青的脸色，怪眼睛的目光，母亲打儿子时要咬几口的话语，狼子村吃人的传闻等，使他隐隐地感到不安，产生了人们是不是想吃自己的疑惧。在他冷静的观察和清醒的反思中，逐步觉察到他们是要吃人。在对历史的研究中，又从仁义道德中看到吃人的字眼。当他联想到自己也将被吃时，就产生出一种无比恐怖的意识。这种恐怖正是从麻木中清醒过来后的一种情感体验，也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处境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同时，也逐步认清了食人者的手段：不敢直接杀了，怕有祸祟，而要逼他自戕。由此，也达到了对客观现实的清醒认识。对此，狂人并没有消极的顺应，而是力图改变这吃人的状态。于是，便去“劝转吃人的人”。但对大哥的劝告却换来疯子的恶名。从大哥的态度中，狂人进一步思索出妹子死掉的原因，并领悟到自己也许在无意中充当了吃人者的角色，也是这人肉宴席上的帮凶！这是何等残酷的现实，心情又是何等的悲愤沉痛：“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这悲愤的呼声冲破了中华民族在自我认识上的蒙昧状态，使人们认清了“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本质。狂人从吃人认识的确立，到自己也将被吃的预感，再到发现自己也是一个食人者，这是一个从对现实的发狂到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是一个自我认识能力逐渐增强的过程，是一个从不安、疑惑、恐怖到绝望的情感体验过程，也是一个从自我肯定到自我否定的过程，终究还是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致死。

（二）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

《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等，都是在狂人的呐喊声中最早觉醒的知识者。涓生和子君只是希望获得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愿望，但那些“仁义道德”却容不下他们的叛逆，他们需要的是奴隶。一个“忠诚”的奴隶，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们，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屋子”里出现叛逆者！在那间“铁屋子”里，人们永远地维护着他们认为是无法替代，无法逾越的礼教精神。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诸如节烈、孝道。“以不情为伦理，都是吃人”的东西，最低限度也是压制人的个性的东西。涓生和子君在追求自己爱情和婚姻的自由的时候，便触动了“仁义道德”者们。在他们的眼中，青年男女之间是没有爱情自由可言的，有的应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旦脱离了他们的准线，那就是“叛逆者”，当然，他们是不会让那些“叛逆者”好过的。于是，涓生和子君便生活在一个众人白眼的环境里。涓生和子君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成功地同居了，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在他们自己看来，一切都是幸福的。但在那些封建卫道士的眼里，他们这些坏纲乱常的“激进分子”是不允许存在的！“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人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破坏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同的“道德”。封建的伦理道德沉重地压在每一位生活在“铁屋子”里面的人们身上，他们一旦脱离了这些准则，在社会上就难以走动。男女之间如果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结合，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在社会里很难抬得起头来。一不小心便要落个身败名裂，更有甚者连命都保不住。但是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子君和涓生，都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有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和婚姻自主的新思想。为了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敢于同旧势力进行较量，勇敢地背叛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高傲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子君反封建专制的战斗宣言。她和涓生同居，表现了她对封建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的反抗。涓生和子君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他们以强烈的批判意识重新估价现存的一切，发现和肯定人的价值，力图从过去的蒙昧状态中挣脱出来。他们谈论自由平等、婚姻自主，冲出封建家庭，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自觉反叛和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勇气。这不仅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时代的觉醒，更是民族的觉醒。

（三）彷徨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觉醒的自我意识同社会现实的矛盾对立,必然带来情感体验上的巨大痛苦。鲁迅在小说中, 往往把主人公放在极其痛苦的境地,来审视其灵魂颤栗、痉挛的过程,从而创造出具有深刻历史感的心理真实。《头发的故事》中的N 先生那愤世嫉俗的话语中,压抑着多少悲愤的情愫；《在酒楼上》吕纬甫那平静的叙述中,又凝聚着多少难以言传的痛苦。他把自己的做法视作无聊,就说明他的认识还未从以前所达到的高度上退下来,内心还有所不安,是一种不甘于此而又不得不如此的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孤独者魏连殳,要求平等自由,却被寒石山的村民看作异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房东的孩子,却被认为低声下气；要求获得独立的人格,得到的却是冷眼、流言和失业。在现实的沉重压力下,自我意向进行反思他要寻求一种对现实的报复。他认为只有利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等级观念,作为自己向社会报复的手段,才能成功。于是,他当上了师长的顾问,获得了尊敬,也失去了自我人格。这一转变伴随着痛苦的折磨,他在给申飞的信中,流露出无限的沉痛和悲哀,他意识到自己这样做是堕落、失败,无异于精神自戕、个性毁灭。他更加趋于内向,将本来的面目隐藏起来,而将玩世的态度示给人们。结果他胜利了,频繁的应酬取代了以前的孤独寂寞,众人的捧场慰藉着空虚的灵魂。如果他能心安理得于这捧场和颂扬的话,也许能保持心理的平静而免除痛苦，然而恰恰相反,他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真的失败”,失去了往日的理想,失去了个人的尊严和人格。那“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的长嗥里,既包含着对人的尊严的呼唤,也裹藏着巨大的痛苦和悲愤。这一切是难以靠精确的定量分析所能测定的,只能从心理趋向上来体验揣摸这痛苦的巨大容量。魏连殳徘徊于新旧势力之间。从行为方式上看魏连殳做军阀的顾问是向旧势力的妥协；但是，魏连殳的倒戈只是表面现象,在思想意识上他还能清醒地意识到这样做是失败了,还能感知到失败带来的痛苦。他那求自我实现而不得的痛苦,在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中无法解脱的悲愤,对于社会的失望,汇成了一种绝望的情绪。这种情感效应使他在自暴自弃中寻求一种对社会的报复,在报复中求得发泄这种情绪的快意,因而这是一种绝望的抗争。他在宾客应酬、打牌纵酒中求得一种自我麻醉,在对房东一家的耍戏中获得一种报复前仇的精神快慰。这是觉醒的个性意识在与社会争斗中败下阵来之后,经过自我调节达到与社会环境的一种表面的平衡和谐, 谁也不理解的孤独和悲哀依然存在于心底,外在的放浪形骸掩饰不住内心的痛苦。他彻底绝望了,对理想、对社会,也对他自己。因而不能说他的行为是对社会的消极顺应,而是一种变态的反抗。他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而活下去”,在结算往昔仇隙的快意中发泄郁结在心头的悲愤,在游戏人生中嘲弄黑暗的社会和愚昧的庸众。

农民的形象

（一）民愚昧的农民

阿Q是国民劣根性的典型代表。“精神胜利法”是阿Q性格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不敢正视自己的奴隶地位，用自欺欺人、妄自尊大的方法麻醉自己，在强者面前敢于忍受屈辱，自轻自贱，麻木健忘，对于弱者则加以欺辱，还自鸣得意。

在未庄这个生活环境中，阿Q尽管受尽剥削和奴役，但是，在被压迫和被剥削时，阿Q不思通过现实的反抗和斗争，夺取本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是用“精神胜利法”来减轻痛苦，在虚幻的想象中获得一点儿心理上的自我安慰。例如，在赵太爷不认阿Q是本家，给了他一嘴巴之后，他心里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如此一想，仿佛是阿Q统治着未庄的赵太爷，在这片刻时间内真的是他的儿子一样。然而，在另一方面，正是这个处于社会最底层、深受剥削和压迫的阿Q，在性格深处却又积淀着一种近乎残暴的“奴隶主”意识，一旦有条件或者面对弱者的时候，这种残酷就会表露无遗。“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的晦气，原来就因为你！”在被“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打后，在酒店门口看到迎面走来的静修庵的尼姑。阿Q走过去就是一口唾沫，还伸手去摸尼姑新剃的头皮，呆笑说“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他看到尼姑满脸通红便觉得自己的勋业得到了赏识，听到尼姑带哭的声音更十分得意的“哈哈哈”大笑。被抢者压迫，他又反过来欺压更弱者。阿Q在幻想要参加“革命”，他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呀要投降革命党了。”阿Q的革命是什么呢？他真的只想通过革命争取属于自己的自由、平等吗？不是。“这是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扰民。’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

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以留，但也不要了。„„”“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 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用赵家的吧。”“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这就是阿Q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爱情革命吧！报私仇，捞一把、选美人。做了“强者”，就欺负“弱者”。阿Q很容易满足，当然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而是通过他的“精神胜利法”满足了他自己，以获得心理上的安慰。阿Q本来是给地主当牛做马，只是游艺会有个老头子称赞他“真能做”，他听了便很喜欢，很满足。阿Q头上长了癞疮疤，这是一个缺陷，但当别人开他玩笑时，他却怒目而视，说，“你还不配„„”于是觉得在他头上长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了。有一回，阿Q赌博，本来赢了很多洋钱，却在混乱中全不见了。他感到了失败的痛苦，但他在自己脸上用力的打了两个嘴巴，似乎打的不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人，片刻，他又转败为胜，心满意足了。甚至在已经面临被杀头的片刻，他还羞愧于自己在画押时画对的不圆，但他又立即自我解嘲：“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

在鲁迅的小说里，阿Q可以作为一个最为独特的形象而独自作为一个类型人物。我们可以看到，在鲁迅略带嘲讽的语调中，阿Q的身上可以说是没有一点可亲的特质。他的“自欺欺人”、“精神胜利法”，他的“欺软怕硬”、“自我作践”，都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作为改造“国民性”的理想中的一个最大的成果，鲁迅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把中国人的深层人物性格揭示得淋漓尽致，这是他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二）麻木的农民

鲁迅小说中的另一个被迫害的形象便是闰土。闰土是鲁迅小说中唯一一个从少年写到中年的农民形象。中年时期，他朴实憨厚但精神麻木，生活窘迫，完全被封建社会吞噬了，没有反抗，反而维护着封建等级制度。闰土这个朴实憨厚的农民，见了多年阔别的童年朋友，也是百感交集。他心头撞击着复杂的矛盾，“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自然有许多话要奔涌而出，但也只是“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这矛盾反映了一个饱经沧桑的农民，感情上虽然是牵挂着童年真挚的友谊，但壁垒森严的阶级对立的现实是严酷的，最后还是选择了身份和社会需要的“老爷”的称呼，接着便是拉水生给“老爷”磕头。封建主义的等级被称为“老爷”的革命知识分子感到“气闷”，而闰土反而认为是合理的并去维护它。所以“我”的母亲要闰土还是“哥弟”相称时，他几乎是吃惊地说：“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这“规矩”不但扭曲了闰土的性格，污染了他的灵魂，而且也毁灭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的友谊。对于闰土的苦难，“我”和母亲曾感叹地说：“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象个木偶人了。” 闰土从少年到中年的深刻变化，凝结着他大半生受尽封建社会压迫和剥削的苦难经历，也铭记着封建传统观念在精神上给他带来的巨大的负担和影响，使他“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而传统的宗法观念在此也成了“吃人”的元凶，他不仅吞噬着人的外貌，更吞噬着人的精神。

鲁迅对农民的关注立足于封建社会丑恶的现实生活，并深入到封建社会的本质灵魂深处，挖掘出病根，展示病态，积极寻求疗病的良药。他了解中国的农民，关怀中国农民，默默而又是赤诚地爱着中国农民、这种情感，在中国历史上，只有鲁迅是最无虚饰而又最热烈，最厚重，这种感情，贯穿在鲁迅描写他们形象的一个生活中的片段，或者半生事迹，或者是从童年写起，直到二、三十后的一切中。鲁迅不仅描写了封建时代农民生活上的贫困，而且描写了他们精神上的痛苦，揭示了他们的愚昧和麻木，揭示了造成他们困难的社会根源。他意在“重造国民灵魂”，唤起作为民族中大多数——下层人民的觉醒。

总之，鲁迅小说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封建道德观念，封建的等级观念的怎样窒息人的灵魂、戕害人的内体。揭示了中国社会思想的冷酷和虚伪、愚昧和麻木、沉滞和落后。在表现这种社会思想状况的过程中，突出了对知识分子问题和农民问题的表现。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直接联系着中国整个社会思想的改造，没有一个全民性的反封建思想启蒙，他们的个性解放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彻底实现的；农民是中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他们不但在政治、经济上受到最惨重的压迫和剥削，在精神上也受到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的严重束缚和无情摧残。在这样的现实下，鲁迅把希望寄托于未被封建思想污染的孩子身上。所以说，鲁迅小说中塑造的知识分子和农民的人物形象不仅全面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实关系，真正做到了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人物与环境的统一，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还把自己的、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其中。

第四篇：浅析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男性形象

中国现当代文学心理研究·浅析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男性形象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无论哪一种类型都是不可爱的，让人深恶痛绝，甚至是令人绝望的。张爱玲在创作过程中总是用批判意识将男性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冷漠的一面冷酷而彻底地揭露出来。本文将试从作家的角度出发探讨张爱玲代表作之一——《金锁记》中的男性形象及其成因。

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创作的视角不再是以男性为中心，张爱玲是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关注社会，描摹世态人生，女性成为张爱玲小说创作的主体，男性退居到次要地位。

我们不妨看看这种独特的女性叙事在小说中的具体体现。小说中，本该是一家之主的姜老太爷早已不在人世，姜家大少爷又一直未曾露面，可以视作虚拟存在，姜家二少爷又天生残疾，三少爷却又终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于是完全统治姜家的便是有着绝对权威的姜老太太这样一个强势的女性，没有人敢件逆她的意志。姜老太太一死，姜家就分崩离析了，姜家的少爷们没有一个能站出来支撑家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就在于张爱玲具有很强的女性意识，她反对男权主义。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新女性，张爱玲从小就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教育和影响，她蔑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传统的男权文化，她的这种叙事方式是种反叛男权的女性叙事。张爱玲当时所处男权主义的中国，男性一直是社会的主宰，国家和家庭的兴衰主要看的是男人的成就。然而自从帝国主主义的洋枪洋炮打开国门之后，中国的主权几乎丧失。在整个旧的社会体系濒临崩溃的时代背景下，从旧式大家庭中走向没落的男性已经丧失了以前辉煌荣耀的光环，懦弱无能却又虚伪自负，男性群体日渐衰落。小说中可以代表男权势力的九老太爷可谓是封建家长的典型形象。从小说中的描述来看，九老太爷是原本是有很高的声望与权威的。主持姜家的分家大局时他独当一面而坐，说话前还要要咳嗽一声肃场，架势十足。然而可悲的是小说中这样唯一一个男权代表的威严也被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给无情破坏了。九老太爷被曹七巧气得吹胡子瞪眼，最终拍桌子踢椅子走人，丧失了宗法父权的传统尊严。

浅析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男性形象

中国现当代文学心理研究·浅析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男性形象

为了达到彻底反对男权主义的目的，张爱玲还从躯体外形、心理人格及精神层次全方位地丑化笔下的男性形象。

张爱玲有着显赫家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任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但当张爱玲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父亲是封建遗少、游手好闲的浪子，后来张爱玲的母亲不堪忍受丈夫的陋习与之离婚。再后来张爱玲又遭遇了不淑的继母，因得不到父爱和母爱逃离家庭，后与胡兰成的婚姻也以失败告终。因此，张爱玲对遗老遗少社会的谙熟加上父亲与丈夫这些本该带给她家庭温暖和甜蜜爱情的男人却给了她灰色的阴影使得张爱玲看到了男性丑恶的一面。张爱玲还深受《红楼梦》的影响，她在对待男性的态度上基本承袭了“男子是污浊的”这一观点。综上，张爱玲便在作品中用批判的笔描绘了一组或有身体残障或有精神残障的男性。

我们不妨来看看张爱玲在《金锁记》中描绘出了一些怎样的男性形象。首先看看姜家的二少爷：二少爷患有骨痨病，整天躺着，难得坐起来时脊梁骨直溜下去，死活也坐不住，张爱玲借曹七巧之口以极其厌恶的语气把二少爷这样的一个男性批评得一无是处。而姜家的三少爷姜季泽身体倒是健全的，甚至风度翩翩，却具足了没落遗少的风范，成日里混迹于烟花柳巷，不务正业亏空了家产，分家后如一条丧家之犬靠老娘留下的残余屋舍度日，最后竟伪劣地盯上嫂子曹七巧的银钱，企图以出卖自身去赢取曹七巧的宠幸，结果被曹七巧识破。曹七巧的儿子姜长白作为姜家之后，本该为男性一雪这种奇耻大辱，然而我们看到的姜长白却是：对母亲言听计从，把自己和妻子的隐私和盘端出，整夜陪同母亲吸食鸦片，以满足母亲变态的心理需求，眼看着母亲把自己的两个妻子一步步通上死路，不仅毫无反抗，反而起了推波助们的作用。同样的，即使是留洋归国的童世舫又能好得到哪儿去呢？他在西方读过几年书，曾试图寻找新式爱情，但稍受挫后便自觉地回归传统婚姻，认定妻子还是旧式的好。他欣赏长安身上的古典风韵，但七巧只用预谋颇深的几句话就摧毁了他对长安的所有仰慕。借助外来文化的力量，也始终无法改变根深蒂固的意识和观念。

总的来说，张爱玲以反叛男权的女性叙事塑造出了小说《金锁记》中男性人性中的千疮百孔，这与她的生活经历与自身修养是密不可分的，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

第五篇：诗经中的男性形象解读

“彼其之子，美无度”——论《诗经》婚恋作品中的男性形象

【摘要】《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较为集中地反映了社会群像，人间百态，而其中的婚恋诗更加为人称道。提起婚恋诗，人们想到的大多是敢爱敢恨，热情奔放的女性，对其中的男性形象则并无太多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些作品的分析，简单概括《诗经》中男子的独特风貌。

【关键词】《诗经》；婚恋诗；男子形象

《诗经》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诗歌共305篇。作为最早的现实主义诗歌总集，它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其中的婚恋诗内容尤为丰富。《诗经》中的婚恋诗大多以女子口吻来自述，使得或热情奔放或温婉窈窕的女子形象深入人心，而男子形象却鲜少有人涉及。固然，《诗经》中女子自述的手法有相当的主观性，这使得男子形象稍显逊色，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男子形象也有其自身的独特魅力，并且通过男子形象的适度挖掘，显然有助于对女子形象的进一步塑造。本文试图通过对《诗经》文本的分析，力求对男子形象进行粗浅的塑造。

一、暗恋中的男子形象

作为追求女子的男子们，在这些诗中大多作为抒情主体而存在。《诗经》的首篇《国风·周南·关雎》就是表达了男子对窈窕淑女的爱慕之情。这首诗可以当做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他所写的爱情以明确的婚姻为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而这种负责任的婚姻更为社会所接受。这首诗的突出特点的“格言其情”（1），它为我们描述了一种纯洁而含蓄的爱，一种典雅中正的柏拉图式爱情。柏拉图认为：“真正的爱情，就是要把疯狂或是近于淫荡的东西赶得远远的。”这种爱情也符合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观点。从诗中的描写可以看出，诗中的男子温文尔雅，风流倜傥。他对采摘荇菜的姑娘产生爱慕之情，却并没有采用不道德的手段，而是日复一日的“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和这首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诗经·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体现诗旨；“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重叠三唱,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对在水一方的“游女”,瞻望勿及,企慕难求的感伤之情。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在《汉广》这首诗当中，这种纯洁的感情，对爱情的追求非常完美的诠释了“无邪”的意义。《诗经》当中大多是爱情诗，朱熹说《诗经》是淫词艳曲，这显然是欠妥的。在“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当道的时代，人们的思想被各种纲常伦理所约束，自然认为男女之间的情爱是所谓淫荡的东西。当今早已破除这种思想，从今人的角度来考虑，《诗经》中的爱情诗都是赞颂了人类对美好感情，对幸福的追求，是非常朴素和单纯的。这首《汉广》也正是如此。因此有着一种纯洁的美。而诗中的男主人公内心丰富，他钟情于一位美丽的姑娘，却始终无法实现自己的心愿，只能面对浩渺的江水倾吐自己的愁绪，每章结尾的四句将那女子的形象，江面上浩渺迷茫的景色以及诗人心中思慕痴迷的心情，一唱三叹地表达出了诗人的绝望。

二、热恋中的男子

在《诗经》中，大多数的爱情诗歌都是以女性口吻来写的，所以《邶风·静女》以男子口吻来叙述更加能体现古时男女恋爱的情趣。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姑娘按照约定在城角楼等他，偷偷躲在别处看着他搔首踟蹰，在他急不可耐时突然出现、并送他彤管以表达自己的情意，幽静的墙角，情侣之间的柔情，一派温情脉脉的场景。热恋中的男子心思细腻，在约会后余兴未尽，认为女子送的嫩茅草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这也许就是对“爱屋及乌”的最完美的诠释。全诗共三章，依次从约会、赠物、回忆等三个方面抒写，逐层深入，生动形象的表现出静女聪明善良、天真活泼的美好性格，也表现出了男子对静女的爱恋之情，流露出青年男子沉浸在幸福、满足的热恋之中。相比之下，《邶风·静女》中的男子固然细腻温情，恋爱中患得患失的心情也展露无遗，但深情款款的痴恋之心用《王风·玉葛》中的“一日不见，如三秋矣”表现得更为贴切。“夫良友情亲，如同夫妇，一朝远别，不胜相思，此正交情浓厚处，故有三月、三秋、三岁之感也。”①这首诗中他的恋人去采葛，只是短短一天，对这位热恋期的男子而言都如三年一般难以忍受。开始“如三月兮”，继而“如三秋兮”，最后“如三年兮”，这种逐步推进层层递进的心理时间，形象地描绘出男子对小别的爱人的思念和深切的爱恋。

《诗经》的婚恋诗中除了描写恋爱中男女之间的相互爱慕和思念外，更加着重于描写对恋爱这一美好情感的忠贞不二。《郑风·出其东门》中的男子在“有女如云”“有女如荼”中只独倾心于“缟衣綦巾”的朴素女子，以城门云集的众多女子陪衬自己的爱人，以色彩描绘出女子的形象，鲜明突出，表现出心中对女子爱慕之深刻。在美女如云的诱惑下能够保持清醒头脑，足以表现出其对爱情的忠贞。所以紧守男女大防的朱熹也叹曰“是时淫风大行，而期间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谓能自好而不为习俗所移矣。”②

三、婚姻中的男子形象 婚姻中的男子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薄情寡恩，始乱终弃的负心汉形象，另一种则是琴瑟和鸣，夫唱妇随的君子形象。下面笔者将对这两类人物做进一步分析。

一、负心薄幸的渣男（？）

这类男子形象与上文中提及的忠贞专一的男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他们的形象大多是通过弃妇诗中被抛弃的女子自述中刻画出来的。

《邶风·谷风》中被抛弃的女子悲痛的自述：“不我能畜，反以我为仇。既阻我德，贾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女主人公被丈夫遗弃，她满腔幽怨地回忆起旧日家境贫困时，她辛勤操劳，帮助丈夫克服困难，丈夫对她也体贴疼爱；但后来生活安定富裕后，丈夫就喜新厌旧，另觅新欢，忘恩负义地将她抛弃，因此她唱出这首诗以谴责她只可患难而不能同安乐的丈夫。作品一唱三叹，反复吟咏，从首章的“黾勉同心，不宜有怒”、“德音莫违，及尔同死”，到第二章的“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从第三章的“毋逝我梁，毋发我笱”，到第四、五章的前后对比，再到第六章的“不念昔者，伊余来墍”，在反复的述写中，淋漓尽致的表现弃妇沉溺于往事无法自拔的复杂心理，作品中一再出现的“燕尔新昏”，突出表现了丈夫的薄情寡恩对她的强烈刺激，所以反复吟咏，以表示铭心刻骨，难以遗忘。从弃妇的悲愤自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弃妇的丈夫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卑劣男子，他不顾妻子在危难时对他的不离不弃，反而在生活安定后将其弃若敝履，所谓恩将仇报不外如是。而《氓》也是如此。《卫风·氓》中的女子“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在美好的年华里灼灼其华，在陷入情网之后冲破了媒妁之言的桎梏，执意要与氓结为夫妻，但在经历了一系列操劳、被虐之后转而心灰意冷，自伤不幸，最终落得被休得悲惨结局。全文通过叙述幼时彼此的友爱和今日的乖离，斥责氓的虚伪和欺骗，坚决表示与氓恩断义绝。“总角之宴，言笑晏晏”最终落得个“及尔偕老，老使我怨”的下场，不得不让人深思这场悲剧婚姻的原因。《毛诗序》以为，“桑未落之时，其叶则沃沃然盛，以兴己色未衰之时，其貌亦灼灼美。”那时，氓对年轻的女子情深意笃，但多年操劳后“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氓便对不在年轻的女子失去了兴趣。桑之荣落，寓意着色之盛衰，而随着女子美貌不在，氓也渐渐露出其好色的丑恶面目，所谓色衰而爱弛，从“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可以看出女子虽然伤心却依旧冷静自持，相比较之下，就更加突出了氓见色忘义的丑恶嘴脸。

二、和美家庭中温情脉脉的“贤夫”

《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女曰鸡鸣》可以称为赞扬夫妇之德的典范之作。本诗选取了生活中极平凡、极普通的小场景，借助于对题材的深入挖掘和恰当表达，用一对恩爱夫妻间平常有趣的对话，歌颂了他们永结同心的坚贞爱情与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全诗谱写了一幅琴瑟和谐，莫不静好的夫妻和乐图。《齐风·鸡鸣》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诗歌描绘的是夫妻床笫间的对话，丈夫留恋床笫，妻子则催促上朝，全诗洋溢着幽默温馨的气氛，也生动地刻画出了一位温情脉脉且风趣幽默的翩翩君子形象。四． 悲痛欲绝的鳏夫

《邶风·绿衣》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深情悼念亡妻的痴情男子。“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 “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伊人已逝而衣服尚在，衣服精巧合身使男主人公深深意识到妻子事事合于自己的心意，这是其他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这位鳏夫从衣联想到治丝，惋惜亡妻治家的能干，表现自己对亡妻的极度思念。本诗描写细腻，情感丰富，含蓄委婉，读来缠绵悱恻，催人泪下。悼亡在今天已经属于过时了的古典情怀，两情殷殷，永驻心间。魂兮归来，这是男子的真挚呼唤，也正是全诗的灵魂所在，通过“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这样直抒胸臆的表达，更能体会出这位男子的深切痛楚。

以上笔者对《诗经》中的男子形象做了简单粗略的分析，他们或重情尚义，却木讷得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炽烈的情感；或背信弃义，暴露出人性的诸多卑鄙；或温柔缱绻，于竹篱茅舍中享受家庭的温馨。他们都是漫漫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产物，但他们有着时代的特殊性，所以分析其形象对于研究古代文学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后世的男子在封建传统礼教的浸淫下，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男尊女卑的大男子主义，以至于不屑或不愿去直面自己的爱情生活，也就不会写诗去歌颂合乎道德伦理的美好婚姻。所以虽然后世的诗歌大多都由男性创作且婚恋诗不在少数，但这大多数都是为了自己的仕途服务，一旦爱情诗委身于政治，成为政治的附庸，那么蕴含在其中的美好情感也就荡然无存。唐代朱庆馀的《闺意献张水部》：“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其描写闺情细致入微，将新嫁娘的忐忑娇羞描写得淋漓尽致，然而其真实目的却是向张籍行卷，以此试探自己的作品是否能让考官们满意。而张籍的《节妇吟》更是一首借男女爱情来表明自己政治立场的政治抒情诗：“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即便豪放不羁如李白，他的《长相思》反复抒写男女相思：“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实际上仍是表明自己无法实现自己抱负的苦闷。，历代诗人作品中除了借男女情爱来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的类婚恋诗之外，就鲜少有涉足爱河的了。诗圣杜甫终身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却只有《月夜》勉强算得情诗，东坡居士写诗三千多首，唯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才堪堪提及爱情，陆游一生留诗近万首，也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爱情，真正的情诗不过《钗头凤》和《沈园》两首。而李煜、柳永等人终日流连秦楼楚馆，于烟花之地留下靡艳诗篇，但这只是饮酒狎妓纵情过后的宣泄，坠入了恶趣，也毫无美感可言。而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女诗人，她们的诗中也鲜有男性的影子，即使有，也正是从旁给女子作为陪衬。总体看来，中国的诗歌史上，对婚恋诗中的男性形象描绘得最细致的，竟是《诗经》这样远古时代的纯净诗篇。

所以，与后代的男子相比，《诗经》中的男性充满了健康之美，与那些圣贤的道貌岸然不同，他们并没有满嘴仁义道德却三妻四妾，也不像那些故作清高的文人借婚恋诗大做文章，他们只是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里熠熠生辉。虽然他们并没有在后世被过多传颂甚至被刻意忽略，但历史是掩盖不了事实的，《诗经》中的男子形象具有古今一致的思维和情感，期待《诗经》的研究者们可以裨补缺漏，填补《诗经》男子形象的空白。

参考文献：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郑群 重情尚义：《诗经》婚恋诗中男性群像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8卷第4期

郑群 《诗经》研究的盲点：婚恋诗中男子形象的整体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