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古钢琴与现代钢琴的演变

第一篇：浅谈古钢琴与现代钢琴的演变

浅谈古钢琴与现代钢琴的演变

摘要

钢琴素有“乐器之王”的美称，它以宽阔的音域、丰富的声音层次而著称。从最初的古钢琴到钢琴的发明，再到逐步完善的现代钢琴，钢琴已有了三百多年的历史，它的历史演变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从声音粗糙的拨弦古钢琴到反应灵敏但声音不够响的击弦古钢琴，最终钢琴因它性能上的特点，还因它一出世便开始了不断完善的过程，音域也逐渐扩大，音响、音质也有所改变，所以能在竞争中取代前辈的古钢琴，以其无止境的表现力普受大家欢迎。

关键词 古钢琴 现代钢琴 演变

钢琴自其诞生之日起，已历时三百年。钢琴历史三百年，就是人类文化所经历的三百年。钢琴几乎无处不在，哪里有音乐，哪里就需要钢琴。当谈论钢琴时，我们也许不只是谈论一件乐器，而是在谈论与之有关的种种文化。它涉及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物质的和精神的，世俗的和宗教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具体的和抽象的，以及个别的和一般的。

从古钢琴到钢琴的发明，钢琴从最初的名不见经传到风靡全球。钢琴的诞生，给人类的音乐和生活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精神享受。其文化内涵博大精深，涵盖了与之有关的时代精神与流行元素。它曾经担任过西方文明东征的使者，从而在东方社会成为了西方文化的代表。随着社会的发展，钢琴，如今已经不只是乐器，它更成为了一种文化的象征。

钢琴的三百年，前一百年是它成长、奋斗，与古钢琴共处、竞争的百年；中间百年是它优胜、夺魁的盛世；近百年是钢琴热愈演愈烈的时代。

一、古钢琴的演变

古钢琴最早出现在12世纪的欧洲，一说到古钢琴，很多人可以能会误以为它与钢琴之间有什么继承关系，其实所谓的古钢琴原名中并无“古”的含义。一般笼统称为古钢琴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拨弦古钢琴（harpsicord），另一类是击弦古钢琴(clavicord)。通常说的古钢琴，主要是指前一种拨弦古钢琴。

拨弦古钢琴产生于14世纪的英国，在巴洛克时期，拨弦古钢琴受到重用，犹如十九世纪的钢琴。从有些方面来说，甚至比钢琴还要吃香。比方说，在现代管弦乐队的常规编制中有不一定有钢琴，但在古时的乐队与室内乐中，拨弦古钢琴却是不可缺少的一名成员，而且地位非常重要。坐在古钢琴面前弹奏着的人，起着领头演奏的作用。在歌剧演奏中，还需要它来伴奏宣叙调。此风一直延续到莫扎特时期。

拨弦古钢琴的外观平台与钢琴没有多少差别，但发音方法和钢琴大不相同，它的每一个键子的后面连接着一个拨子，一按下键子，拨子便拨响了琴弦。拨子有用皮革做的，也有用鸟羽管做的，所以也有人将这种古钢琴的名称译为“羽管键琴”。听古钢琴音乐，一个最明显的印象就是这种力度变化的呆板单调。相形之下，也就更可以感觉到钢琴的力度变化而且层次丰富。古钢琴的弱点还不止这一点，它的声音不够响，在音乐厅里如果不用扩音装置，就无法同别的乐器取得平衡。其余音短促也成了问题，所以在古钢琴曲中那些需要拖长的音不得不借助于各种装饰音。

还有音色的问题，如今人们从录音当中听一曲古钢琴音乐，比方说巴赫《平均律曲集》中的第一首《前奏曲》，会觉得声优雅幽远，古色古香。其实用拨子拨弦发声，音质粗糙，而且会夹带上一点噪声。

现在再来看古钢琴的另一部：击弦古钢琴，它产生于15世纪，又称“楔槌键琴”。它的发声原理与钢琴有着相似之处，是用琴键后端的一个金属块敲击琴弦发声的。声音比拨弦古钢琴还要轻，更不合适在大庭广众间演奏了。然而这种乐器的音响别有风味，优雅可喜，胜过拨弦古钢琴。它的音响不仅可以改变强弱，还可以使已奏响的音在音高上发生变化。当按下琴键，键子一端的小金属块击弦之后便继续留在弦上不动。这时，制音器捂住弦的一部分，让金属块以下的那部分自由振动。你如果稍稍加强指尖的压力，那个音的音高便升高了。这好像我们弹中国的古筝，左手按弦使之升高半音一样。既然这样，弹奏击弦古钢琴也就可以在琴弦上“揉指”，弄出像小提琴上的那种效果了，而这种独特的效果在钢琴或其他键盘乐器上是根本办不到的。

击弦古钢琴音色美，反应灵敏，又有这种独特效果，所以它有细腻的表情。巴赫一生中写了大量的古钢琴音乐，据他儿子说，他最赏识的就是击弦古钢琴。

从外貌上说，平台钢琴的外形沿袭了拨弦古钢琴的形象，击弦古钢琴是个小个子，一个长方匣子般的乐器，有的还可以携带去旅游。大型长方形击弦古钢琴在外形上也有继承者，便是后来一度颇受欢迎的长方形钢琴。

从贝多芬时起，古钢琴才不时兴了。浪漫乐人对它不屑一顾，据说舒曼夫人克拉拉，钢琴家鲁宾斯坦这些人竟从未听说过击弦古钢琴。广大爱好音乐的人更是不知其为何物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巴洛克音乐还带起了古钢琴的复出。

二、现代钢琴的演变

有的音乐史学家说，钢琴这乐器是在世界上还没准备好的情况下出现的。那么与钢琴之父是同代人的弗·库普兰，是一位古钢琴的作曲与演奏大师，他总觉得两种古钢琴各有长短，都不如意，他想假如有那么一种键盘乐器，兼此二者的长而又避其短，那才理想。

大约从莫扎特晚期到十九世纪浪漫乐派时期，这百年间是钢琴的盛世。经过百年较量，古钢琴退居下风，钢琴荣登宝座。李斯特的“钢琴大王”的尊称正是和他的艺术武器联系在一起而相辅相成的。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之前，独奏音乐会这词是不大为人所知的。李斯特钢琴独奏会，才有这种音乐表演的名与实。在此之前，古钢琴哪里担当得起这重任！李斯特之所以能开创这一新局面，正是证明了世间出现了这样一种可以独挡一面的全能乐器，一种可与现代管弦乐抗衡的乐器。

钢琴之所以能在竞争中取代前辈的古钢琴，不但因性能上的特点，还因其一出世便开始了不断完善的过程。先以音域的扩大为例，古钢琴的音域小的可怜。所以，如果在现在的钢琴上弹巴赫、亨德尔等古人之作，用不到五组以外的高音和低音。钢琴之父手制的钢琴鼻祖，现在世界上只存有两架。其中一架只有四组音，另一架大一点，也不过四组半而已。到了莫扎特时代的钢琴，其音域同我们现在的幼儿园利用的风琴是一样的，即五组六十一键。

可是音乐在发展，不能满足这么一些音，作曲家乐想的飞翔需要更宽广的天地。待到莫扎特去世的前一年，即1790年，键盘开始生长，而且长得相当快。英国一架勃罗德伍德钢琴厂推出了五组半的琴，过了几年，六组琴也出来了。虽说肖邦和李斯特他们在十九世纪初，还只能弹这种音域的琴，但不久之后，六组半的琴也进入市场。接着键盘又向这七组延伸，甚至发育完满，成为今天的七组又三分之一的八十八键。这就是今天的标准音域。这样一个范围，足够作曲者和演奏者驰骋了，要知道，这已经同一支管弦乐队所拥有的音域旗鼓相当了。

再说音响的改善，这也是各种乐器生命攸关的问题。古钢琴的音量不够，又无法变化其力度。即使那种有双层键盘的，至多是大段之间形成对比，并不能在每个音上作出变化，分清抑扬顿挫，或作出各种层次的渐弱效果。至于响度，虽然一开始也不行，但历经众多的名工巧匠的苦心试验，声音越来越响，不像第一代时的拨弦古钢琴了，而且那力度变化的性能也不断提高，更灵活、更细腻了。

至于音质，它更使得古钢琴相形见浊，自愧不如。从此以后，钢琴便乘着十九世纪音乐文化大潮一路顺风地前行。钢琴工业不断发展，市场兴旺，特别是从美国开始自产钢琴以后，新大陆的钢琴制造业异军突起，钢琴市场也更加热火朝天。

无论从雅、俗两方面来看，这个古老而长青的乐器，依然是那么有生命力！钢琴及其钢琴音乐带给人类一个不一样的音乐世界，带给人类一个色彩缤纷的精神享受。钢琴就像个超级明星一样，一直活跃在人类社会的舞台上彰显其华丽的绚烂！

参考文献: [ 1 ]辛丰年.钢琴文化三百年[M ].生活读书, 1995.[ 2 ] [匈]加伯尔.钢琴音乐三百年[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5.[ 3 ] [苏]涅高兹.论钢琴表演艺术[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4.[ 4 ]洛秦.钢琴故事[M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4.

第二篇：中国现代新闻自由主义与喉舌论的演变

中国现代新闻自由主义与喉舌论的演变

胡兴荣

中国现代新闻自由主义与喉舌论的演变

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事业发端于西方，故而集权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责任传播理论等，都首见于西方传播学者的论著之中。然而，这并不意味中国现代新闻哲学指导思想的厥如。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不但萌生了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潮，而且波澜壮阔地影响到本土以外如香港、日本、美国和南洋等地华人社会的报业。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更及新闻事业的向前发展，早期喉舌论的诞生和舆论导向的发展，正伴随着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前进的步伐不断进行调整与创新。

一、中国的新闻自由主义思潮

１９世纪末，中国处于内忧外患和列强环伺的夹缝中，许多有识之士从西方船坚炮利的表象，深入到社会政治体制和人文形态的各个层面，从而萌生了效法西方，以改变国家愚蒙闭塞现状的设想。他们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利用报刊传播讯息以开发民智，从而踏上富国强民之路。

1897年10月，严复在叙述《国闻报》缘起时说：“《国闻报》何为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耳。夫能这道有：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国闻报》的栏目为：

一、告白；

二、上谕及制台辕门抄；

三、路透电报；

四、社会；

五、地方新闻。它不仅刊载国内外时事，还经常发表社论，宣传变法维新，是北方最有影响的报纸。[1]

这一时期的新闻工作者，冲破了清朝政府的层层限制，在海内外广泛开展办报活动。除了各类政府官报陆续出台，维新保皇派和民主革命派竞相办报鼓吹各自的理念，就连教会和外商投资创办的报刊也有一定的发展，不但促进了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思潮的萌芽，并涌现出一批自由主义报人。

中国自由主义办报风潮

王韬是近代中国倡导报刊言论自由的先驱者，同时也是首位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输入这个古老帝国的新型知识分子和自由报人。他撰写专文，系统阐述自由主义办报的思想，并且主张放宽言路、准许民间自由办报，认为这才是实现民族进步的根本。“报盛行而中国振兴矣”，寄予了他对国家民族自强的殷切期望；同时，他在社论中屡屡抨击极权政治、宣传人权观念，首创“文人论政”的传统。所谓“文人论政”，指的是站在民间立场上，不依附任何党派，独立昂扬地运用自由的原则发表政见，针砭时弊。后来的办报者都秉承了这一优良传统。

１８７４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这是中国报刊史上首家影响最大的民间报纸，在风格和编排方式上都受到英国《泰晤士报》的影响。该报自创刊始便把批判专制、揭露罪恶，以及呼唤中国社会在思想和体制上实现根本性变革，放在了重要位置。

继王韬之后，梁启超是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上的又一个重要人物。1901年至1903年旅居日本期间，他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介绍西方的哲学、社会政治和经济学说，热情颂扬西方为争取自由和宪政的人物，同时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论文《新民说》，这是当时最具震撼力的“自由主义政纲”。《新民说》中专门有一节“论自由”：“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捍卫个体自由与倡导民主，是梁启超新闻自由主义思想的两大主要核心。

１９１２年初，梁启超在天津创办了《庸言》报。《庸言》的取名，体现了梁启超独立自由的办报思想，他解释说：“庸之义有三：一训常，言无奇也；一训恒，言不易也；一训用，言其适应也。”［2］庸言，实乃平允之言，实用之言，独立之言。梁启超还提出：

夫报之所以有益于人国者，谓其持论之能适应乎时势也；为其能独立而不倚也；谓其能指陈利害，先乎多数人所未及察而警告之也；谓其能矫正偏颇之俗论而纳诸轨物也；谓其能补多数人常识所未逮，而为之馈贫粮也；谓其能窥社会心理之微，针对发药而使之相说以解也；谓其对于政治上能为公平透亮之批评，使当局有所严惮也；谓其建一议发一策，能使本国为重于世界，四邻咸知吾国论所在而莫敢余侮也。［3］

然而，由于维新派人士把开放言禁从而获取民间言论自由的企盼，寄托在君主的开明和恩赐上，故前景的渺茫可想而知。１９１４年，黄远生接替梁启超主持《庸言》报，在梁启超要求报刊“言论独立”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法律保障“言论独立”的思想，这是他“法治独立”、调和党争救时之策的延伸。他曾撰文指出：“„„法治国之不可无党，顾诚不欲以神圣高尚政党之名词，致为万恶之傀儡也，乃觉今日必有超然不党之人，主持清议，以附于忠告之列。其言无所偏倚，或有益于滔滔横流于万一。记者诚非其人，特有志焉而已。”［4］

黄远生曾言，“吾人造言纪事，决不偏于政治一方。以事到今日，吾人已深知一社会之组织美恶，决非一时代一个人一局部之所为。”又说：“吾曹不敢以此区区言论机关，据为私物，乃欲以此裒集内外之见闻，综辑各种方面之意见及感想。凡一问题，必期与此问题有关系之人，一一发抒其所信，以本报为公同论辨之机关”［５］。但由于他和梁启超一样，始终把言论独立的实现诉诸当时的政治力量，把制定法律的国家权力看成是悬空却又独立的最高权力。因此，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可能付诸实践的。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的兴起，引发了继维新运动后的又一次办报高潮。当时的报人普遍认为报纸是社会之公器，有“昌言时弊，指斥政府，评论约法”［６］之天职，同时也是全体国民的喉舌，以及自由发表言论的园地。此外，无论是“好政府”还是“坏政府”，都必须将它们严格地置于报纸这种“社会公器”和记者这种“社会公人”的批评和监督之下。而报刊要发挥其社会舆论监督这一功能，它本身就必须是自由的。

１９２７年，首位撰写《中国报学史》的戈公振明确指出，真正的舆论，是民主政治环护之下的“公正意志”——“民主政治，根据于舆论；而舆论之所自出，则根据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言论自由，为报界切肤之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则报纸绝无发展之机会！”而“拥护言论自由，实亦国民之天职也！”一时间，许多报人都以这一思想为报国途径，例如于右任与“竖三民”、［7］邵飘萍与《京报》、史量才与《申报》、邹韬奋与《生活周刊》等。

然而，经济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报刊舆论要获得真正的自由，首先必须做到经济独立。关于报刊经济独立对言论独立的重要性，主持《申报》长达22年的史量才深有体见。１９２１年，史量才在接待美国新闻学者格拉士（Ｆ．Ｐ．Ｇｌａｓｓ）访问时说，“鄙报创立至今，已四十九年，较鄙人之年岁，尚多六载。鄙人办此报，现历十年。以敝报言，如老人之身。惟全馆同人皆竞自勉，以新精神鼓运之，使向前进。现在营业收入可以供用，故可自信不受任何方面津贴，虽十年来政潮彭湃，敝馆宗旨，迄未偶迁。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顷者格拉士君所谓‘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一语，敝馆宗旨似亦隐相符合。且鄙人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8］

１９２６年，张季鸾在续办“新记”《大公报》时，实践了报刊的经济独立思想，他在社论中指出：“欲言论自由，贵在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其后大公报的接任者胡政之，也秉持独立经营思想充分确保了《大公报》对自由主义的贯彻。在《大公报》走过的百年历史当中，最受新闻界赞誉的便是秉承“独立精神”直言论政的文人风骨。

自由主义与新闻教育之契合

当时报刊事业的发展，亦促进了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滥觞。事实上，在五四运动之前，蔡元培以“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作为北京大学的办学理念时，已涉及到了以自由主义和伦理学为背景的教育思想，当中包含了对新闻教育的开拓。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北大于１９１８年成立了由徐宝璜主持的“新闻研究会”，开启了中国新闻学课程之始。

徐宝璜在美国密苏理大学受过系统的新闻学教育，在对西方报业进行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把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转化为适应当时中国发展进程的新闻学思想，并应用于新闻教育中。徐宝璜坚持，一个新闻人首先必须是一个合格的自由主义者。在他看来，只有当新闻从业人员具备自由主义所要求的公共化和独立性职业品格，才能保证报纸真正具有公共化和独立性。报纸具备了独立性，方能真正传达民意，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政府和抵御压制。

为培养出社会和民众需要的新闻从业人员，徐宝璜认为，必须保持新闻教育独立于政治的立场之外，任何来自官方或政治派别的染指，都将给新闻人才的培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徐宝璜对中国自由主义新闻事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新闻教育方面。当时，在北大与徐宝璜并肩实践蔡元培独立自由教育精神的还有邵飘萍，他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还留下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邵飘萍对中国新闻自由主义事业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

１． 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和《京报》，使自由主义新闻思想能有大规模实践的机会；

２． 与蔡元培、徐宝璜等共同创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同时，他在北京大学建议创办的新闻学科，为中国新闻学教育事业的肇始；

３． 撰写了包含自由主义思想的学术论著———《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深入探讨了自由主义新闻观在中国实践的可能性。

１９１８年１０月，《京报》创刊，邵飘萍亲自执笔撰写发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他认为，任何官方、党派和政治集团性质的报纸，都无法担当和履行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神圣职责，要做到这一点，惟有创办真正的民间报纸。此外，报纸还肩负着唤醒民众的责任，让民众真正意识到每个人都是自由之身，都享有管理国家、监督政府、自由批评政府的天赋权利。这一发刊词，充分体现了邵飘萍的办报观念和立场。同年，邵飘萍在北大讲授新闻采访学。在他的讲稿中，清晰体现他对记者品格的重视：

１． 职业道德是新闻人的“第一要素”，新闻人只有严格遵守这一点，才能胜任新闻监督的工作；

２． 记者首先应该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要超越任何阶级和政治集团，才能做到客观公正，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３． 新闻是“易碎品”，尤其是记者的品格和情操，一旦打破，就无法弥补。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邵飘萍结合新闻实践，大力宣扬自己的理念，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几代报人和新闻学者的努力下，２０世纪的中国新闻传播事业，逐渐由近代向现代化迈进；同时，科技的进步也使得大众传播从单一媒体发展为多元化。尽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过程中遭到了诸多阻滞，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市场经济作为深化改革的目标之后，新闻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并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二、喉舌论的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报刊理论中常用“喉舌”一词来比喻说明大众媒体的性质和作用。“喉舌论”[9]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理论指导下提出的。马克思曾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0]据此，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大众传播事业理所当然应受制于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应保证其社会主义性质，还须服务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事实上，在“维新”时期，严复“通中外之故”与谭嗣同“能上下之情”的办报思想，已是“喉舌论”基本观点的雏形。而最早提出“耳目喉舌”之说的，则是梁启超。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写道：“其有助耳目之用，而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11]然而这时期的“耳目喉舌”之主张，并不等同于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论”。

1929年，《党的生活》在出版启事中阐明“《党的生活》是一般党员的‘喉舌’”。[12]自此之后，“喉舌论”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党的喉舌，到提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其含义乃与时俱进迭有所增。新闻媒体的喉舌功能亦一直为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所强调。毛泽东明确提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13］邓小平要求宣传思想战线的战士“作为灵魂工程师”，“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胡耀邦：“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业呢？就它最重要的意义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想可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14］ 江泽民也指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又说明了它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5］

针对“喉舌论”的衍变，上海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以“圈子理论”概括之。李教授在出席《新闻记者》首届理事会时作了题为《当前中国传媒态势分析》的演讲，指出：关于媒体是喉舌的定义有大圈、中圈、小圈之分。大圈是指“凡是媒体都是党的喉舌”这一传统观点，中圈则缩小了范畴，以“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来表达，小圈划定的是“党报党刊是党的喉舌”，外延更为收紧。李良荣教授认为，中国进行新闻改革25年来，“大圈”之说已基本消失，现在“中圈”与“小圈”之间徘徊。在他看来，当今的“喉舌论”适用于“小圈”，即对党报党刊实行特殊的政策并给予保护，以充分发挥“党的耳目喉舌”的作用；而其他媒体则应进入市场接受洗礼。[16]这一观点十分切合现今中国社会的实际。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ＷＴＯ）后，传统的喉舌论已不足以解决中国传媒活动中所出现的问题，新闻媒体的职能不再是单一的宣传政见、传播信息，而是逐渐迈向多元化。同时，多年来中国媒介事业侧重社会效益，轻经济效益；重新闻采编，轻经营管理；重喉舌论，而轻产业论，致使中国传媒业在市场竞逐中处于劣势。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先将“小圈”外的媒体放入市场接受磨炼。

然而，市场竞争的盲目性、残酷性，可能会导致传媒事业的无序性，这就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于是，“舆论导向”的提出便成了另一个契机。

三、舆论导向

“舆论”这个概念在中国史籍中的记载可以追溯到西晋的《三国志》和唐代的《梁书》，当时用于泛指众人的看法，与现代意义的“舆论”概念有较大区别。

现代的舆论（Opinion Publique）概念始于1762年，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首次把“公众”和“意见”两个词汇联系起来表示“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视舆论为“不可数的无名公众的意见”。[20]在中国，随着舆论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舆论的定义众说纷纭。

陈力丹教授综合多位学者的见解，得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掺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份，包括：舆论的主体、舆论的客体、舆论本身、舆论的数量、舆论的强烈程度、舆论的持续性和舆论的功能表现。这七个要素缺少任何一个都无法构成舆论。

舆论的传播方式多样，其中能使其得到最广泛传播并产生最大效应的，莫过于大众传媒。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众传媒与舆论的关系日益密切，可以说，大众传媒已成为舆论的物质载体。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新闻媒体反映、传播、影响、引导舆论的巨大作用，遂赋予国内媒体舆论导向的职责。

作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和宣传理论中的一个概念，舆论导向的首次提出是在1994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他说道：“正确引导舆论，是党的宣传思想战线非常重要的工作。”“舆论导向正确，人心凝聚，精神振奋；舆论导向失误，后果严重。”[18]后来这一思想被概括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同年，他在视察《人民日报》时再次强调舆论导向的重要性，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 [19]足见舆论导向在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舆论导向的内容在新闻实践中逐渐丰富，陈力丹教授将它们概括为七点：[21](一)、党领导的各大媒体中，不得出现与党中央的精神和当前政策不一致的内容。(二)、要积极主动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引导群众正确理解这些方针政策。(三)、舆论中如果出现与中央精神不一致的地方，各媒体要做好引导工作，将舆论引导到党的精神的轨道上来。(四)、当出现新闻报道和宣传上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时候，要及时提醒，努力防止错误倾向可能的蔓延。(五)、对于不利于我们的信息，必须抵制，不得擅自发表。(六)、以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来保证舆论导向的正确无误。(七)、提倡记者打好专业知识的根底，研究的宣传技巧，增强宣传引导的效果。

这七个方面主要指明了舆论的政治引导方向。同时，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还对受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引导作用。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能否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反映了新闻媒体对党和国家、受众的责任感。如何做到舆论导向的正确，也益显重要。根据中国传播学者对舆论形成、反映、传播和引导规律的研究，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雷跃捷教授在《新闻理念》一书中，总结出新闻工作者进行正确舆论导向应达到的四个要求：１．宜解不宜避，坚持舆论引导的鲜明性。２．宜缓不宜急，把握舆论引导的渐进性。３．宜全不宜片，讲求舆论引导的辩证性。４．宜诱不宜硬，注意舆论引导的启发性。［22］

这四点又被称为“舆论引导的艺术”，其中又以“宜诱不宜硬”最具引导的艺术性，做到这一点，便几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强调的“三贴近”思想。

当前新闻政策—“三贴近”

２００３年４月３日，李长春在中央宣传思想文化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强调，要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入手，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使“三贴近”在宣传思想领域蔚然成风。“三贴近”可谓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又一新闻传播理念，其具体内容包括：

贴近实际，根本要求就是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现阶段中国新闻媒体应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真实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贴近生活，就是深入到百姓生活中，以客观现实和社会主流为基础，挖掘鲜活事实、展示美好前景，激励群众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协力奋斗。贴近群众，就是新闻媒体扎根于群众之中，切实为群众办事，并以他们的态度和想法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２3］

长期以来，政府过于强调媒体的“喉舌功能”，致使新闻媒体没有摆脱领导讲话、会议新闻、公布政令的报道方式，与读者距离太远。因此，在“三贴近”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党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进行大刀阔斧改版的是《人民日报》，不但增加了清新可读的文章和大量新闻图片，版面编排也显得活泼多变。

２００３年上半年两会期间的新闻报道中，新闻媒体不再沿用过去的报道方式，而是让权威性的内容变得可亲、可读、可信；不再照抄文件，而是积极地在会议中发掘精彩点，更多地报道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让人们从身边小事的变化中了解“两会”的作用和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重要性。

然而，新闻媒体的改革，并不意味“喉舌论”已为过时之说，而仅仅表明，在当今全球化的竞争下，单纯的“喉舌论”已无法指导媒体的发展。正如前面所引李良荣教授之言，让党报党刊继续充当党的“耳目喉舌”，而“小圈”以外的媒体则在市场竞逐中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认真贯彻“三贴近”。

总之，不论党和政府的新闻政策如何衍变，媒体始终应坚持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视“党和人民都满意”为己任，并将这一宗旨贯穿于新闻工作的各个方面。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并非易事。中国著名新闻法学家魏永征教授认为，要同时不违背党和人民的意愿，新闻媒体至少应处理好以下十对矛盾：１．新闻功能：宣传和传播２．新闻单位性质：宣传机构和大众传媒３．传播方式：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４．新闻媒体宗旨：贯彻党的意图和满足受众需要５．新闻处理：指导性和可读性６．表达内容：报道官方消息和反映民意７．舆论监督：批评要批准和群众行使批评权８．经营管理：事业和企业９．新闻效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１０．发行：行政指令和市场销售

平衡这些差异和矛盾是中国媒体的首要的基本功力所在。以上十个方面处理好了，即达到党和人民都满意的境界，也就功德圆满了。［24］

四、公共文明利器———舆论监督

除了导向作用，舆论还具有监督的职能，即舆论监督，它是指以舆论为工具的监督方式。[25]第一个在中国提出舆论监督概念的是梁启超，当时，他称之为“名誉监督”，是指人民大众通过议论、评说等影响名誉的方式施行监督。这与当代的“舆论监督”有很大的差别，后者的意义更多是社会公众运用新闻批评，对政府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

舆论监督是社会进步和公共文明发展不可忽略的一环。中国正处于改革时期，社会发展变幻莫测，各种矛盾层出不穷，这便需要被誉为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充分发挥监督的功能，避开社会各领域的暗礁，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最主要方式是发布信息，公开新闻事实，使大众知晓社会动态及政府所推行的举措；而政府亦能够经由媒体的信息，及时了解社会民情，并掌握群众关注的焦点，获知倾向性意见，从而进行决策。2003年初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案”，充分显示了国内媒体舆论监督的功效，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孙志刚案改变收容制度

被收容致死者孙志刚是湖北黄冈人，２００１年从武汉科技学院毕业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２００３年２月份应聘来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

３月１７日晚上１０点，孙志刚离开与朋友合租的住房外出上网，由于到广州才２０多天，所以孙尚未办理暂住证，出门时也没携带身份证。当他从网吧出来后，因无暂住证而被带到了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接着又被送往广州收容人员遣送中转站，期间遭人拳打、肘击、脚踩、跳起来在背上跺，甚至抬起来往地上摔。其后，收容站将他送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最终因伤势过重死亡。孙志刚的尸检结果表明：事主死前７２小时曾遭毒打。

《南方都市报》首先报道了孙志刚被迫致死事件，一批记者随后也对事件进行了揭露，痛斥有关部门隐瞒事实、拒绝各报记者申请旁听的行径。媒体的报道遂引起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重视，经过几个月的周折，孙志刚的家属最终得以讨回公道。主要罪犯被判死刑，２３名政府官员或被撤职或受记过处分。６月２２日，政府宣布取消国内所有的收容站，实施了２１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在短短的五十天内被废止。

孙志刚的死促成收容制度的改革，媒体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没有记者的协助，孙家的上访之路将遥遥无期———此前孙家曾多次上访，但均被拒之门外或被相关部门以各种方式推诿。事件中，媒体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的功能。可见要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仅靠法院或司法机关的努力远远不够，还需要全社会特别是新闻界的共同参与。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铁肩担道义”，义不容辞地履行职责。众所周知，在电视和网络未普及前，报纸是主要的舆论工具，报告文学和杂文曾一度成为批评性报道的重要武器，遇有冤假错案，上访者白天跑机关部门，下班前到报社门口堵记者，显然媒体因其特有的性质，成了老百姓申诉的渠道。

舆论监督类栏目的兴起

近年来，随着公共文明的进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不断得到加强，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力的栏目。特别是镜头媒体的发展，使得电视新闻调查和深度报道节目深入人心。央视的《焦点访谈》为其中之佼佼者。

《焦点访谈》是以深度报道为主，以舆论监督见长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26]秉持“时速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的宗旨，针砭时弊，深受民众好评。据多方调查显示，自1994年4月1日开播以来，《焦点访谈》的收视率长踞央视各栏目之首，高达30%。[27]该栏目对社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良现象所作的深入调查以及振聋发聩的评论，令国家领导拨冗瞩目。

1997年12月29日，李鹏视察央视，以“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勉励《焦点访谈》节目组同仁发扬并加强舆论监督工作。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亲临中央电视台，赠言该栏目的工作者：“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28]这表明《焦点访谈》达到了“党和人民都满意”的境界。

《焦点访谈》的兴起，促使全国各媒体掀起了开办舆论监督类栏目的风潮。镜头媒体就有央视的《新闻调查》、广东卫视的《社会纵横》等；广播类则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等；报刊方面包括《南方周末》的《头条纵深》以及《中国青年报》的《冰点》等专栏。

舆论监督类栏目的风起云涌，伴着新闻媒体日益显著的影响力，新闻工作者对社会各领域的监督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社会上许多特发事故都因记者的公开披露而获得解决，黑哨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

黑哨事件

近年来，黑哨在中国足坛闹得沸沸扬扬，其新闻之触目惊心，以至互联网上也设了“中国黑哨网”。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１年，首都体育学院的国际足球裁判龚建平在受中国足球协会指派担任全国足球甲级队Ａ组、Ｂ组联赛主裁判期间，先后９次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37万元。为此，新华社派出了体育部资深记者抵达杭州展开调查。

就在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频频披露“黑哨事件”的同时，中国足协却三缄其口，检察机关也没有重视这一问题。但媒体的介入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最终使此一足坛公开的秘密得以水落石出。２００３年1月29日，第一个被控上法庭的“黑哨”龚建平，被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刑１０年。在孙志刚案和黑哨事件中，媒体所表现出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舆论监督的进步。

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是强大的，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却困难重重。首先必须面对的便是协调问题。众所周知，行政、法律监督是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具有强制性和直接性，可谓“硬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是非权力监督，对权力主体的制约具有间接性，即为“软监督”。[29] “软监督”犹如公共文明的监视者，它利用报道所产生的舆论使行政、司法等权力机关采取措施和行动，以达到社会健康发展的目的。因此，新闻舆论监督与权力监督必须协调关系，才能共同促进社会的进步。

其二是新闻报道空间的问题。如果新闻报道受缚过多，报道空间狭小，新闻媒体亦难以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这属于新闻自由领域的探讨内容，故不在此文中赘述。

其三是报道对象的权利问题。新闻舆论监督旨在批评报道社会丑恶现象，其间难免牵涉报道对象的名誉权与隐私权等各种权利，这就需要新闻媒体把握好舆论监督的分寸和方式。

最后是责任问题。进行舆论监督是媒体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而避免产生负面效应，则是媒体必须处理的舆论监督与社会责任的关键所在。勿庸讳言，舆论监督不限于针对社会的阴暗面，但其内容往往主要涉及负面事件。因此，“要达到对负面现象的有效监督又不致产生负面效应，就必须平衡原则，以防批评报道的过大伤害”。[30] 因此大众传媒还须充分认清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注释：[1] 孙应祥著《严复年谱》第89页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年8月

[2] 梁启超《序》《庸言》创刊号 １９１２年１２月１日

[3]《饮冰室合集》文集第１２册《京报增刊国文祝辞》

[4] 《远生遗著》卷一第８４页《一年以来政局之真相》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 1984年

[5] 远生遗著》卷一第１０２页《本报之新生命》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 1984年

[6] 章太炎《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 载 《大共和报》１９１２年３月７日

[7] 所谓“竖三民”即《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

[8] 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２３日申报欢迎格拉士莅馆时史量才的致词

[9]关于“喉舌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说法属中文翻译的偏差，相关论述见陈力丹著《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第308页 开明出版社 2002年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2）第82页 人民出版社 1972年

[11]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12] 陈力丹著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第80页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年

[13] 梁家禄等编 《中国新闻业史》第476页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4年

[14] 胡耀邦 《新闻工作的性质问题》 1985年

[15] 江泽民《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 1989年

[16] 《大公报》2003年10月24日

[17] 陈力丹著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第90页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年

[18] 新华社 北京 1994年3月6日电

[19] 人民日报 1994年9月27日报道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7）第523页人民出版社 1972年

[21] 陈力丹著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第90页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年

[22] 雷跃捷著 《新闻理论》247-250页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7年

[23] 具体内容详见李长春在中央宣传思想文化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24] 魏永征教授在2003年11月5日对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远程教学中所谈

[25] 杨品明著 《新闻舆论监督》第6页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年

[26] 王雄著 《新闻舆论研究》第204页 新华出版社 2002年

[27] 《焦点访谈 栏目介绍》 www.xiexiebang.com

[28] 丁柏铨著《新闻理论初探》３１６－３２２页 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29] 《新闻学新论》２４２－２４３页 社科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第三篇：钢琴与音乐家

钢琴与音乐家

---09信计一班 庞辰

一

发现自己越来越渴望沉醉于音乐优美的旋律之中，发现自己越来越能捕捉到音乐高雅的意境和流露的丰富情感。音乐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各种事物和加强情愫。音乐与歌是情感的一种宣泄，人们欢乐的时候唱歌，痛苦的时候也唱歌。歌声有着自己独特的灵魂。

我虽然不善于歌唱，但非常喜欢听音乐。听它优美的旋律和波动起伏的节奏，或愉悦，或忧伤，或明快，又或宁静。音乐作品往往是音乐家内心的写照。我们通过品读音乐家的作品，可以清晰的看到他们内心构筑的完美世界。

这一学期多了选修课，我选的正好是音乐鉴赏。无疑，这更能满足我对音乐的热爱。无疑，这更能让我这个憧憬在音乐的天空里飞翔的着迷者更加疯狂。学习中我知道了许多有关音乐有关的知识。乐器、音乐家、音乐作品，这些被我称作音乐三元素，无时不刻的吸引着我的注意力。

二

乐器如同音乐家的生命，任何时候它都散发着音乐家的精神，即那种充满激情与幻想的精神。任何时候它都散发着音乐家的思想，即那种富于创新与尝试的思想。音乐家能够通过他们手中的乐器将他们的作品，即他们的思想和浪漫气息诠释给我们。再美的词与声音如果没有乐器的陪伴是无法打动人的听觉器官的，就像红花总要有绿叶来扶持的。扬琴清脆、二胡悠扬、古筝忧伤、贝司低沉、单簧管圆润、大提琴浑厚„„不同乐器演奏着不一样的感受。给我感受最深的要属“乐器之王”---钢琴了。

击弦古钢琴和拨弦古钢琴是流行于十五至十八世纪西方音乐世界的早期键盘乐器，是现代钢琴的前身。与今天的钢琴相比，人们称它们为“古钢琴”。两种古钢琴在使用和演奏风格上是有区别的。击弦古钢琴具有金属般的音色，在声音的变化上具有多样性。拨弦古钢琴柔和、轻快而明晰，富有丰富变化的色彩，旋律有大量的装饰音。两类古钢琴所演奏的音乐，由于各自特有的声音特点，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和情绪。它们虽然在音域、音量及演奏技巧上受到自身原理及构造上的限制，但它们特有的音色效果是巴洛克时期欧洲音乐风格特征的体现。

钢琴曲给人一种心旷神怡之感，如同一阵微风起伏，带来远处鲜花的芬芳。悠扬的情韵令人回肠荡气。此时，所有最好的时光，最灿烂的风霜，而或最初的模样，都缓缓流淌起来。每一个音符下都埋藏一颗平静而柔韧的心灵。

在琴声的怀抱中甘甜休憩---纯美的钢琴声、诉尽无限的情怀。优雅的钢琴演奏能换回你对那些曾经爱过的地方的美好回忆。

钢琴声如天籁，奏出心中最美好的歌谣；钢琴声如山涧小径，蜿蜒盘旋、百折不回；钢琴声如大自然的歌声，不禁雕琢、质朴自然；钢琴声是美玉，温润柔和，贴近心灵；钢琴声如心声，它描绘着弹琴者内心的波澜起伏和心路历程；钢琴声如泉水，行云流水般从指间倾泻而下，配合着心的律动，融入血液。

现代钢琴被众多的音乐家们誉为“乐器之王”。这不仅是由于它的体积最大、内部结构最复杂，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它优良全面的性能和广泛的用途，还有以上带给人的优美的感受。

不过，我们如果去追究音乐本身的话，就会发现音乐的本身就在于人对它的创作。音乐是一个客体，之所以蕴涵着独特的情感是因为音乐家赋予了他们自己的情素。伤感、快乐、哀痛、愉悦、开朗，一切的一切，通过人的主观的发泄并表现才有了音乐的精神灵魂所在。所以就产生了许多的著名音乐家和其创作的作品。

三

贝多芬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伟大作曲家之一，他的创作集中体现了他那巨人般的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想，它的革命英雄主义形象可以用“通过苦难走向欢乐；通过斗争获得胜利”加以概括。他的作品了既壮丽宏伟又极朴实鲜明，它的音乐内容丰富，同时又易于为听众所理解和接受。贝多芬的音乐集中体现了他个人的痛苦和欢乐，斗争和胜利，因此它过去总是那样激励着人们，鼓舞着人们的斗志，即使在现在也使人们感到亲切和鼓舞。

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激扬的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穿越岁月沧桑，破空而来，在一片深邃苍莽的林海中升腾，升腾。那些擎天的枝干亘古孑遗，那些震颤的叶片蓬勃顽强，那些繁茂的果实乐观坚忍，风撼不动，雷劈不倒，时而豪气干云，时而阴柔宛转，于百转千回中传递着不屈的精神和意志。是什么，能够像音乐一样如此畅通地沟通人类与自然?是哪种生命，能够点燃人内心抗争的欲望，铮铮铁骨，生生不息? 聆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似乎就是人生命运的缩影。那激昂的曲调，那富于变化的旋律，似乎把人的心境都带到了他曲折的命运之中。然而，再那听起来让人感觉困难重重的生活里，又有一种坚毅的精神，从绝望之中脱颖而出，扭转了局面，告诉人们：“只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勇于向命运挑战的精神，才能突破困境，改变命运，让命运拜倒在自己的脚下。”

莫扎特被称为“音乐神童”,欧洲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古典主义音乐的典范，他对欧洲音乐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总的说来，莫扎特的创作成就遍及各个音乐领域。它们反映了18世纪末，处在被压迫地位的德奥知识分子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羁绊，对美好社会和光明、正义的追求。他的音乐风格具有诚挚、细腻、通俗优雅、轻灵、流丽的特征，大都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情绪。

莫扎特的《G大调弦乐小夜曲》的第一乐章是一个快板，是一首完整的小奏鸣曲。第一主题节奏活泼流畅，旋律欢快明朗。这一乐章时而轻盈时而华丽的曲调让我觉得仿佛自己正处于宫廷里，一场盛大的舞会正在举行，轻盈的舞步般旋律，让人忍不住想随着节奏翩翩起舞。第二乐章旋律温柔恬静。

聆听莫扎特，我们可以感受到音乐的魅力与伟大，我们可以感受到莫扎特在面对生活的困境时那份不放弃的精神，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份来自困厄命运里的阳光。聆听莫扎特，你会发现在他的音乐里，不止有温暖的阳光、柔和的微风、海涛的声响、潮汐的变幻，还有与命运抗争时的那份不屈于世俗的傲气和不随意言败的骨气。莫扎特带给人们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希望，还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在阳光下，随着莫扎特的音乐起舞„„

肖邦的音乐具有浓厚的波兰民族风格。他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态度非常严肃，反对猎奇，同时又不被它所束缚，总是努力体会它的特质加以重新创造。这样，他既提高了民间音乐体裁的艺术水平，又保持了它纯净的风格。他的旋律有高度的感情表现力，极富于个性。

肖邦的优美，不是绚烂之极的一天云锦，更不是甜甜蜜蜜的无穷无尽的耳边絮语；他不是华托式的豪华的美，也不是瓦格纳气势磅礴的美，他是一种薄雾笼罩或晨曦初露的田园的美，是一种月光融融或细雨淅沥的夜色的美。

肖邦大半生客居异国他乡，只身一人日子并不好过，心情并不轻松。是靠什么力量支撑着自己在异国他乡浮萍般无根飘荡了整整半生? 音乐?爱情?坚定的对祖国的忠诚? 肖邦并不复杂的短短一生，给我们留下的却不是一串单纯简单的音符。在天籁之际、在夜色深处、云淡风轻的境界里，整个身心都能过滤的澄静透明。在肖邦的夜曲里，给人的就是这样的恬静，即使有暂短的不安和骚动，也只是一瞬间的闪现。

四

李斯特的《森林细语》、舒曼的《夜晚》、莫扎特的《爱情咏叹调》、海顿的《四季》等等，这些著名的作曲家和这些著名的作品无不时时刻刻向世界展示着他们的风采。这些音乐作品都有着本身的性格，而这些性格是一开始就被音乐家们赋予了的。正如贝多芬信中所写：“作品一旦写就，我就不想再去改动。我从不这样做，因为我坚信，最微小的改动也会影响作品的性格。”

音乐鉴赏能力的提高就是要我们从认识和把握作品性格和流露出的音乐家的情感出发的。这对于我们审美能力、感性思维、认知能力、判断能力、人文素养以及品位的提升都有帮助。我们不仅能使文化得到丰富，也能无形中使感情受到启发。

良好的音乐鉴赏能力有助于我们全面掌握知识、开启智慧、陶冶心灵、培养高尚人格。更好的理解《欢乐颂》能使人在轻松中寻找快乐的感觉；《月光曲》能让人感到夜晚的静谧。让我们张开拥抱音乐的双臂，像音乐家们热爱音乐一样，与音乐一同起舞，与音乐一同成长。

第四篇：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日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演变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日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演变

作者：天天论文网 日期：2016-2-25 9:07:30 点击：0 内容提要：本文以新制度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探讨了日本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演变历程，尤其是其中终生雇佣体制以及年功序列体制形成过程。本文认为，日本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并不是理性设计结果，而是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日本传统与现代市场体制自然融合的过程。在演化期间各种矛盾冲突以及政治力量的博弈才是推动日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演化的力量。正是因为如此，以简单的终生雇佣以及年功序列为标签来描述日本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是不准确的，那种驱动其继续演化的力量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以更加挑战性的姿态出现了。

关键词：日本人力资源管理 终生雇佣 年功序列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日本企业在世界的崛起，引起学者对“日本式企业管理”的关注，尤其日本企业在管理上对“高质量”与“低成本”兼具的优异表现。随着学者的研究，日本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特征“终生雇佣体制”以及“年功序列体制”也开始为世界所熟知［１］。而建立在日本式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上的“全员质量管理”、“即时管理”、“看板管理”以及“精益制造”等营运管理体系也一时间成为世界企业管理的标杆。日本现代化制度的建设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全盘西化”，而是带有选择性的现代化，是二战之后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经济起飞时逐步形成，选择那些最符合日本当时政治体制以及日本社会吸收能力的现代制度体系，并将当这些制度与当时的日本传统进行融合，然后形成了日本式的现代制度体系。从某种意义上看，近几十年来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策略几乎与日本是一致的，只不过在选择的内容上存在差异而已。

一、日本现代产业制度的演变的基本逻辑按照格申克龙（Ｇｅｒｓｃｈｅｎｋｒｏｎ，１９６２）的后发优势理论［２］，后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可能更具有组织性和理性规划性，因此在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引入政治对经济强烈干预。近代日本的现代化历程深受德国的影响，也__是通过工业现代化来取得民族复兴，因此日本现代化的学习样板不会是英、美那样通过百年进化的逐步实现，而是师法德国快速走向现代化的经验。１９２９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发生后，尤其从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４５年二战结束，日本对宏观经济所采取的政策同样受到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深刻影响。

日本早期的产业化过程深受两个外部条件的刺激或局限，一是日本的产业化在在１９世纪由于遭受西方威胁而引发的民族危机过激反应的产物，产业化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富国强兵，而不是增进个人福祉［３］。二是狭小国土面积以及自然资源的匮乏导致日本生存环境恶劣，而传统的儒家文化也是影响日本人对等级、忠诚以及大家庭式制度的偏好。因此，日本国家乃至企业管理中强烈的集体主义和个人自我控制倾向都与日本的整体不安全感有密切关系［４］。伴随着中日甲午战争以及日俄战争的胜利，西方个人主义始终没有在日本社会实践中占据主流。

１９３１年日本关东军队发动“九一八”事变，与中国进入了全面战争状态，从而彻底终结了英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日本的存在可能性，并促进日本全面走向法西斯主义。其实日本之所以青睐法西斯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还因为法西斯主义在两个方面与日本当时的国情高度吻合，一是法西斯主义本身所包含的民族主义情结，该思想体系涉及运用共同的历史与血缘关系来组织社会，从而否定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国际主义以及社会中存在的阶级等思想，并确立最高领袖（天皇）在日本“民族大家庭”中的合法性领导地位［３］。二是以民族为单位的国家经济政策可以使日本在战时动员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力量将战争发展到其所能达到的程度。

高柏（２００８）提出，二战前日本的经济政策有三项总的原则，其一是经济战略观，日本采取与自由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原则，即采取国家干预的方式通过有计划的并以集体努力的方式来追赶西方发达经济体［３］。因此“产业结构”是日本经济政策管理的对象，即通过政府的计划来设定日本社会未来的目标产业结构，然后政府通过对资源的配置来干预产业结构发展，最终实现日本经济发展的目标；其二是有组织的竞争，日本政府不允许产业内部形成恶性竞争，不认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所谓通过竞争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并淘汰无竞争力企业的观点。当时日本经济界认为，生产技术是日本公司乃至国家在国际社会上具有竞争力的最重要的标志。而产业结构中包含的生产技术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因此与其说是产业结构不如说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提升生产技术。

而战前，日本产业重心显然是放在重化工工业，因为当时重化工工业包含着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其实除了美国对卡特尔采取敌意的产业政策并在１８９０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５］，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并不严格限制卡特尔这种产业联盟形式，日本更是采取国家鼓励方式，促进企业间结成联盟从而避免恶性竞争。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采取“统治会”直接取代卡特尔而对企业生产实施战时控制。其三是反利润原则，日本在企业管理中，利润并不放在很重要的地位，而是将提高生产率放在首位。在英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体制中股东利益是放在首位的，因此利润也就是企业经营的首要目标，但在日本经济意识形态中并不认可自由市场作用，而带民族主义色彩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在日本却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他们接受马克思关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将损害国家整体生产力学说，因此战时日本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强制平等”结合起来实施产业控制，用以提升产业整体的生产率［３］。而正是在这个以生产率提升为目的产业政策体系下，日本式的终生雇佣体制、年功序列体制以及企业内工会才得以发展起来。

战后虽然美国主导了日本的土地改革、解散财阀并于１９４９年对日本实施所谓道奇计划（ＤｏｄｇｅＰｌａｎ）等改革措施，而这些改革也促进日本经济自由化和外向化。尽管美国企图改变过去日本内向的行政管制式的经济模式，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战时代，这些措施并没有彻底得到贯彻，从而日本得以保留许多二战时期的行政管理以及银行主办等经济管理制度，这样日本现行的经济体制实际就是混合了法西斯主义以及自由贸易制度各种因素的独特资本主义运行体系［３］。在战后尤其是１９５０年后，日本产业政策在美国的主导下还是发生巨大转变，一方面美国道奇计划提出的效益问题，即自由市场原则问题，迫使日本放弃对物质供应计划以及价格政策的直接政府管制；另一方面，朝鲜战争的爆发，又使得日本政府的经济干预也得以某种程度的保留［３］。只__不过混合式的干预模式将提升生产技术的目的从军事扩张改为追求日本在国际贸易中的战略地位而已。

二、战前日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演变日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是日本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的伴生物，因此日本的终生雇佣体制以及年功序列体制都是在日本独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形成的。“日本式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框架和特点并不是日本劳资关系的全部，所谓工龄工资、终生雇佣都是诸多特定条件下的产物［６］，而本文主要聚焦在日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矛盾如何随着产业发展而发生演变的，以及这些矛盾如何逐步促进日本企业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形成。日本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形成阶段划分显然与日本产业发展阶段划分相类似，这里将其划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所谓的战前阶段，即明治末期到１９４５年；第二阶段就是所谓的战后阶段，即１９４５年以后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演化。

１．战前日本劳动力市场特点对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演化的影响日本企业基于“正式工”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雏形发展于第一次大战到昭和初期的慢性萧条时期，而在此之前企业工人大多以所谓“童养工”的形式存在［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技能工人短缺以及因此导致的高流动率［７］。在日本近代化初期，日本政府产业政策主要放在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上，因为这与日本政府的军事雄心密切相关，而在这些产业中起主导地位的是日本大型国有企业，而日本内部那些以自由市场为目标的小型、传统的民营企业则处于边缘地位。这些大型企业中技能工人大多依赖日本政府工部省花巨额资金委派学生到国外的学习形式来培养，同时也大力邀请国外工程师和技能工人来国内直接培养合格的技能工人；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鼓励大型企业建立厂办技术学校来培养技能工人及其技能培训师。

虽然如此，但当时日本产业整体而言合格技能工人依然短缺，而国家培养的技能工人则成了民营企业“挖墙角”的主要目标，好在国有企业总是能将由此造成的成本转嫁给军事部门［７］。

在１９世纪的日本企业里，与当时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企业一样，技能工人在企业地位很高，而且拥有很大的企业内部自主管理权限。当时日本技能工人劳动力市场结构受到知名技能工人的影响，因为他们不仅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新的技能工人，而且他们之间网络关系以及相互推荐也成了新技能工人的变相认证制度。也正是由于技能工人对企业的生产和劳动力市场具有较大影响力，其实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诸如招聘、选拔和培训等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技能工人手中，所以技能工人在当时成为日本工人阶级中的贵族，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金属加工企业对技能工人需求急剧扩大，因此劳动力短缺情况变得更加恶化，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劳动力市场典型特征就是流动率居高不下，技能工人几乎可称为是自由职业者［７］。

日本企业在面对技能工人高度流动率问题也采取了许多对策，而这些对策对日本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形成有着奠基性的作用：

（１）建立厂办技术学校。据记载日本第一家厂办技校是成立于１９００年的三菱初等工业专科学校，到１９１１年日本已经成立了１１家厂办技校。技校的学制一般为三年，采取课堂教学与在岗实习相结合的方式为企业培养专门技术人才［７］。但是这些技校生往往在还没有完成学业的情况下就离开企业前往其他企业工作，因此技校生的流动率就很高。由于技校所培训技能专门性高，因此技校学习年轻工人通过在不同企业的流动来掌握全面的技能以提高自己的劳动力价值。

（２）企业为留住核心技能工人，开始为核心工人提供长期雇佣合同，设立退休补贴制度。同时为了鼓励工人学习属于本企业专门的技能，企业在长期雇佣的条件下，提供现代闻名的年功序列体制和内部职业阶梯制度等福利制度，以打消技能工人的顾虑［７］。但是在劳动力稀缺的年代这类福利对工人吸引力并不是很大，技能工人并没有打算受雇于一家一辈子。__（３）日本企业的雇主尝试相互协作来控制或影响技能工人的劳动力市场。他们尝试成立作为中间机构的联合组织，这种组织可以用于协调产业内的企业之间工人流动产生的争议。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以及劳动力缺乏实在严重，因此这类雇主之间合作几乎没有起到减少流动作用。

有学者认为［４］，美国的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体制在此时引起日本的强烈反响，是因为科学管理可以降低企业对技能工人的需求，并加强普通工人的内部培训以解决日本面临的困境。但是本文认为，正是由于高流动率在当时几乎无法控制，从而打击了企业从事技能工人培训的动力（除了政府所属的大型国有企业外），使得技能工人短缺的现象更加严重，而私人企业几乎不乐意从事培训技能工人的行为，一般选择从日本大型国有企业中“挖”各类所需的劳动力。虽然日本企业面临严峻的技能工人高流动的挑战，但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却对此并没有出台任何政策加以限制，他们只是鼓励企业之间成立卡特尔式联盟以避免恶性竞争，而对劳动力市场上的问题并不关注［６］。而高流动率问题最终得以缓解转机还是由于１９２９年开始的历时四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的经济发展也在此时遭到了重创，技能工人此时从劳动力市场短缺的一方突然转变为过剩的一方。但是日本的企业在大萧条期间并没有放弃从前对技能工人允诺的长期雇佣体制以及企业专属技能的培训体制，同时此时大批技能工人也开始被企业提拔为管理人员，从此日本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基本格局就开始成形了。

日本的工会对日本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形成也有着特殊贡献。由于日本政府和企业主的强烈干预和反对，战前日本的产业工会或全国性工会一直没有取得决定性地位，所以日本的工会大都是以孤立的企业工会形式的存在［６］。企业主与工会对削弱技能工人的权力有着一致的利益，而企业工会为年轻技术工人获得与核心技能工人一样的长期雇佣以及年功序列待遇为日本企业广泛接受，从而导致了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制度化，同时彻底瓦解了技能工人阶层特殊权利，为外围企业获得对企业的全面控制提供了方便［７］。

２．战前日本内外政治因素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演化的影响与上述美国学者基于劳动力市场体制演变的制度主义理论不一样，日本学者着重从政治视角讨论了日本战前劳资关系（劳使关系）形成过程，认为１９１７年俄国革命对日本劳资关系发展有着转折点式的影响效果。当时日本工人生活持续恶化，因此日本工会随着俄国革命的影响迅速增加，工会的组织化发展不仅迅速而且工会运动本身也迅速开展起来。１９２５年日本政府颁布《治安维持法》，开始对日本的自由及其左翼工会采取严厉镇压措施，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与企业联手培养与企业合作的右翼工会，而即使是右翼工会也在二战中被彻底废除，因此战前日本企业内部管理特点就是雇主的转制统治［６］。而这种企业雇主的专制主义导致了日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有三大特点［６］：

（１）身份等级机制的建立日本的企业管理在初期都按照明治时期的官吏体制为基础改造而来，在日本的大型国有企业引进了“钦任官”、“奏任官”、“判任官”和“等外吏”等等级制度。通过阶层式学历教育，再将职员分为职员、准职员、雇员、准雇员以及工人等不同身份。而工人还可分为高级工人、一级工人、二级工人和三级工人等层级，技术等级则划分为参事、技师、技师助理、技术员、技术员助理和雇员等身份等级。企业实际上基于身份等级来设计企业内部的雇用、提拔、薪酬以及福利体系，从而强化企业内部的员工“身份”感。

（２）内部晋升制度的建立由于日本政府支持下日本企业的专制体制，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实际上被各个大型企业所分割和控制，导致日本没有形成像西方诸如德国那样的横向型跨企业培训机构，有学者在论述日本培训体制时称之为“分裂式”技能形成路径［７］。因此企业内部进行封闭式的培养自己所需的熟练工人，这样不仅可以阻止员工外流，而且还可将“童养工”培养成顺从资方的“骨干工人”。而内部晋升体制不仅使得工人分割在各个企业内部，而且促使工人为了晋升和加薪而展开激烈竞争，从而促进了雇主对员工强有力的控制。（３）“家族主义”为基础的劳资关系构建部分学者对日本战前劳资关系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更有甚者认为日本企业家族主义不过是披着羊皮外的企业专制主义［６］。而所谓“童养工”名称就是含有家族色彩，企业试图通过培养这类工人来瓦解工会运动，并确保“骨干工人”。另一方面，在“家族主义”前提下可以长期维持企业工人较低工资，而同时利用给工人提供家属津贴、住房补贴以及退休津贴等福利而将工人维持在企业内部，并强化他们“爱厂精神”。

而正由于日本企业内部授权关系并不清晰，从而下级逐级向上级进行“书面请示制度”也就成了日本企业管理特点之一，而日本的所谓“集体责任制”实际上就是从这个书面请示制度中的“事前请示、事中扯皮和事后推诿”里派生出来。

三、战后具有日本特色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确立虽然日本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成型于１９５０年开始的日本“第一次高速增长”时期，但是从１９４５年战败到１９４８年，日本劳资关系曾经有机会朝着不同方向上的波动。美国占领军在刚刚进入日本时，起初积极提倡妇女解放、工人团结权、教育自由化、经济民主化等五大改革，意图从根本上铲除日本的传统势力。

１９４５年制定并在１９４６年实施《工会法》，从而促进了日本战后工会迅速发展。工会运动矛头直指日本战前的家族主义身份体制，废除身份、学历以及妇女歧视，限制雇主随意决定工人工资以及其他待遇的专制特权制度［６］。

但是１９４８年后随着冷战开启，在麦克阿瑟主导下日本政府颁布政令２０１，剥夺公务人员争议、集体谈判以及组织工会的三项权力。并对《工会法》进行全面修改以限制工人运动，并提出大规模清除赤色分子、工厂防卫运动以及恢复经营权等多种运动，从而抑制了日本形成自由联合工会的可能性。１９４９年日本出台了《关于确立新劳务管理的决议》，其主要内容两条，其一是解除工会控制待遇的斗争权利；其二是确立“工厂纪律的恢复”。１９５０年日本又颁布《职业安定法实施细则》，其主要内容是恢复日本“正式工阶层的企业社会稳定”，从此日本战前的企业管理传统几乎全面得到恢复［６］。

１．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前日本经济第一次高速增长时期企业人事制度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是日本进入第一次高速经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变迁主要有两个标志性事件［６］：一是工段长制度的建立，并且以职务化工资为基础上确立了“年功制度”以及“终生雇佣制度”；二是以“春斗体制”形式将日本工会主要职能于局限于企业之内。而工段长制度建立的意义在于对传统熟练技能工人体制的取代，从而瓦解了企业车间内部长期由“老工人”实施控制的局面，为日本企业管理层车间的完全控制权奠定了基础。本文认为，这与美国企业在１９００年“科学管理时期”所做的工作类似，只不过推迟了近５０年而已。当时美国企业也是采用将车间技能工人提拔为管理人员来瓦解技能工会，并将车间工人的职业生涯打通［８］。而日本工段长制度也同样使得工人在车间里的上升空间完全在管理者掌控之中，因为只有这样基于所谓的年功体制的职务工资体系以及终生雇佣才能真正成为企业制度而落实，而不被熟练技能工人所干扰。河西宏和摩尔也认为［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年功体制以及终生雇佣并不是日本企业本身所固有的特征，而是逐渐演化而成，主要形成于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但随着石油危机以及１９９０年以来的日本经济衰退，日本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一直都在变化。２．１９６０—１９９０年前日本经济第二次高速发展时期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日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中的“能力主义”一般认为形成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石油危机，也有学者认为是形成于６０年代的日本经济第二次高速发展时期［６，９］。按照现在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说法，“能力主义”就是“基于能力的晋升和工资体制”，而前面提到“职务工资体制”就是现在人力资源管理和管理理论中的“基于岗位的晋升和工资体制”。一般而言，基于岗位的晋升和工资体制其缺点就是提供员工职业生涯通道比较狭窄，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形状，企业仅仅利用基于岗位晋升和工资体制是不可能维系企业“终生雇佣”和“年功序列”体制的，因为相当部分员工职业生涯得不到企业的控制和管理，随着基于能力的晋升和工资体制引入，使得企业吸引和留住有价值的员工的手段增加，而员工，特别是知识型员工，在企业内部发展的通道也大为增加。

但是有日本学者则从政治视角出发认为［６］，“能力主义”是与当时日本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密切关系，与日本工会在“反共和劳使协调主义”等名目下，以日本钢铁业的国际金属工会日本联合会（ＩＭＦ·ＪＣ）为代表，日本工会权力开始从企业走向行业联合，迫使企业采取激烈手段应对这一变化，而“能力主义”恰好是能为企业削弱行业工会谈判能力并从其手中争夺员工影响力的一个手段。而企业通过“能力主义”可将那些不合作的企业员工贬黜在外，而使那些合作的员工在能力旗号下得到好处，从而使得工会活动牢牢控制在企业内部。

此外，日本企业为了促进工会活动从对抗性组织而走向合作性组织［６］。企业采用各方法压制了日本自主工会、政治党派工会等力量，取而代之的是“自主管理活动”。据调查，日本的“质量管理小组”从１９６２年的２３个，到１９８５年发展到１１５２５４个，小组成员数量从１９６５年的７０９２０人增加到１９８０年的１０６２７５９人。日本的企业参与式管理也在这个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在员工能够“参与”管理引导下，基层员工自主性从参与古典式请愿式的工会活动，转而投入到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上。在日本劳资关系学者眼里，日本人力资源管理管理中的所谓基层团队组织本来不过是日本企业对员工自主性的一种利用，目的在于避免他们积极参与反对企业自主工会活动，最后却发展成为世界企业所学习的管理榜样，这确实有些意外之感。虽然在１９７０年日本遭遇了全球性石油危机等挑战，但是这些挑战不但没有改变日本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管理体制，反而提供了发挥日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优势，提供了日本企业开展基于内部流程完善的条件和动力。全员质量管理、即时管理以及精益制造等管理运动，无不展现了日本式企业管理的强大能力。

四、日本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演变趋势及其启示１．１９９０年日本泡沫破灭后经济停滞期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发展趋势自１９９０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以后，日本经济开始出现了长期停滞，而与此同时日本社会也迅速进入了老龄化阶段，这一切使得日本传统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面临了严峻挑战。但上述挑战其实还不是最致命的，而全球化以及信息化条件下新经济所带来的企业发展与管理规则的深刻变革才是日本式企业管理面临的真正难题。

奥尔纳托夫斯基（Ｏｒｎａｔｏｗｓｋｉ，１９９８）发现［１０］，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其实日本蓝领工人生产率一直在大幅提高，而日本白领员工的生产率却增长有限。但是目前以创新为驱动力的新经济却将企业内部管理聚焦在对专家为基础白领员工群体身上，当前日本的白领员工已经在人数上超过蓝领员工，因此如何提升白领员工的工作成效已经是日本企业进行改进的主要方向了。

林（Ｈａｙａｓｈｉ，２００２）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日本企业式管理的理解存在误区［１１］，因为相对于美国企业而言，日本的企业似乎不是按照利润最大化逻辑来构建的，而是按照日本社会的组织原则来构建的，因此日本管理实践包含着日本文化，并形成了公司—家庭福利主义。所以从日本的文化和社会来理解角度，并按照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原则来理解日本企业—家庭福利主义体制就比较容易。但是日本的企业毕竟是商业组织，它不可能无视利润原则而形成所谓日本式管理。其实之所以战前以及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日本企业可以采用终生雇佣体制和年功体制，其主要外部经济条件是日本经济长期高速发展以及日本年轻的人口结构。在战后日本为恢复日本经济实力以及赶超西方国家技术水平，日本企业采取大批量生产以及过程导向改进体制，此时企业需要大量的培训以及通用性技能工人而不是专家型工人；而与此同时日本工人年龄普遍年轻因此也适合年功体制。但是自１９９０年后这些企业获利的条件都已经不存在了［１０］。

目前日本“终生雇佣体制”以及“年功序列”都发生了在不同程度的改变。就“终生雇佣体制”而言，其实该体制本来就是日本大型企业针对企业内部核心员工设立的，并不是覆盖所有的日本的雇员，而且日本围绕着大型企业还存在很多卫星供应商企业，形成了所谓日本式产业生态模式，大型企业的资深员工在退休后还可以被派驻到卫星企业继续担任管理职务［１］。在１９９０年后，对日本上市公司的调查表明，绝大部分日本企业并没有改变“终生雇佣体制”意愿［１０］。但是核心员工占公司的员工的比例确实在下降，日本企业中临时雇佣、季节性雇佣、以及外包员工的使用比例大幅上升，这些弹性用工体制实际上已经反映出日本“终生雇佣体制”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发生着变化，即朝向混合式雇佣体制发展。而日本年轻一代员工也对“终生雇佣体制”态度发生变化，他们开始日益关注自我培训与自我职业生涯管理，这反映在日本各种资格证书考试和外部培训开始兴起，年轻一代员工已经为自己外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做准备。

“年功序列体制”可能是目前日本人力资源管理变化最大的地方，大型日本企业开始逐步放弃这个体制，取而代之的是引进美国的“绩效工资体制”。目前绩效工资还主要集中在公司的高管团队以及高级白领员工，其特征是以“年薪体制”取代普通工资体制，这样将公司高管工资与企业经营业绩发生联系。例如日本三菱公司将住房基金、住房储蓄存款、员工借款体制等长期性福利体制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每两年红利体制，以刺激员工积极投入创新工作［１２］。但是学者也发现目前日本企业的改革还都集中在日本高级管理人员身上，还没有延伸到日本基层管理团队，可能他们相信，日本基层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依然是内部营运效率核心而不能轻易废除。但无论如何，所（Ｔｏｋｏｒｏ，２００５）断言，日本企业以“公司人”为特征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已经开始崩溃，而美国式以流动为特征的“外部劳动力市场”已经开始在日本兴起［１２］。

２．对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发展趋势的启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某些地方与日本是类似的，例如两国都是走的后发追赶型现代化道路，因此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强烈的政治意愿以及政府干预；而且都是从国有企业开始做起，民营企业都是从国有经济的伴生物而逐步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角，虽然在中国还存在某些起伏，但是民营经济的壮大和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中国民营企业经营环境也有着与日本民营企业显著的差异，在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初期，日本政府和国民上下都存在着一股报国情怀，因此日本民营企业在早期的经营中对利润的追求并不是那么突出和明显，而对国家和国民的责任感确实真切的。因此日本企业家通常都有着一份社会责任感，因此企业的使命感强烈而真诚。这一点恰恰是很多美国管理学者羡慕的地方，他们甚至发现无论泰勒科学管理理念、福莱特管理理念、巴纳德的组织理论、德鲁克的管理思想乃至到戴明质量管理实践，日本企业吸收能力都比美国本土企业好得多。而中国的民营企业与早期的英美企业很相似，基本是比较单纯的经济单位，即基本上为追逐利润而创办的。由于社会责任感并不高，因此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管理政策大多构建在以外部劳动力市场为基础上的，所以员工的流动性很强。员工的职业生涯也需要依靠自己的经验和自我培训来获得，而不是依靠企业职业生涯管理和规划。而在这种类型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下，中国企业在营运管理上在移植日本管理理念以及方法上其实比移植美国的管理理念和方法的难度反而高。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诸如华为、海尔等中国大型企业一般都选择美国先进企业作为管理对标的对象，而没有选择诸如丰田等日本先进企业作为管理对标的原因之所在。但是也正是由于中国民营企业是较为单纯的经济单位，因此它们的外部寻租特征就十分明显，所以对美国的创新型企业管理模式学习能力反而比日本企业强。所以从好的一面来看，中国企业对创新租金十分敏感，因此其利润能力反而能够在信息经济时代得到充分的展现。

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大幅放缓以及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可以预见，中国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会遭遇到一轮深刻的挑战，其内部劳动力市场应该有机会得到发育，因此时日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将有机会得到中国企业家的青睐。但中国毕竟幅员辽阔而且国土面积巨大，因此不可能存在市场被某股力量完全控制的可能，因此创新管理以及机会管理在可预见的将来会一直仍然是中国企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这一点也将是决定__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特点的关键外部条件。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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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现代钢琴教学法的技术要求

现代钢琴教学法的技术要求 无论学什么都需要一定的方法，这一点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学钢琴究竟需要什么方法呢？翻看一下钢琴教法的书籍，各种各样的方法，有的甚至连手臂的X光照片都有，钢琴弹法的技术要求几乎上百条、上千条。可我们培养出几位优秀的钢琴家？反观十八世纪，那时，科学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但却出现了许多优秀的钢琴大师，如果说他们是天才，那么，为什么那个时期出现的天才那么多？这就涉及教育方法的问题。

实际上演奏钢琴有技术，也没有技术。这就看你以什么角度去看了。没技术，就是说没有针对手的技术。要说有技术，就是说只有针对人的技术。一个人弹琴技术的好坏，与乐谱没多大关系，与钢琴没多大关系，主要与弹琴的人有关系。因为弹琴需要的是手和手臂，所以现在的钢琴技术基本上就是训练手和手臂的技术。可是我们大家想一想，控制手和手臂的是什么？是人的大脑、思维、意识、神经、心理等等。如果我们只注意手和手臂的训练，是不是有些本末倒置？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寻求更深的根源，什么东西可以影响思维、意识、心理呢？那就是人的性格、情绪和教育环境等因素。钢琴技术训练的根源是同人的性格、情绪和教育方式有一定的关系。

学习钢琴的训练总体可以分为：肢体（动作、神经）控制、情绪（性格）控制和思维意识（注意力、心理）控制三个方面。

一肢体控制： 弹奏的本身需要手指、手臂、身体等肢体进行一定的动作，弹奏动作的训练就是对这些肢体控制能力的训练。实际上弹琴所需要的动作，只要是正常人都可以不用经过训练就可以做到。连奏中的抬、落指的动作就像平时我们拿东西时张开手的动作，断奏的抬、落手动作就像平时我们懒懒的坐下时手的自然垂落，跳音的抬起动作就像是我们受惊吓急速抽回手的动作。唯一的差别是我们平时是无意之中做的，现在有意的做动作时会有一些不自然。在速度练习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在教学之中应该有明显的感受，学生越快练就越弹不快，反而由于快速的练习会使手变得很僵硬。即使速度能够快，大多也是连滚带爬、乱七八糟的。如果进行一定时间的慢速练习，反而可以取得前所未有的速度。其原因就是，在超过一定速度时，由于演奏者的心理因素，会造成一定的心理紧张，心理紧张的原因一方面有可能是由于不够熟练造成的，另一方面有可能是由于情绪和心理上的稳定性差造成的。这种紧张的情绪会造成肌肉的僵硬，使动作失去协调性。所以通过慢速练习可以使动作更协调，从而达到提高演奏速度的目的。（有关心理的问题，将在后面加以论述）我们要清楚的是，弹琴动作的训练，不是为了取得手指前所未有的动作幅度，也不是为了练习肌肉的收缩速度。肌肉的功能是具有动作的收缩能力，而收缩的速度取决于神经的反应速度，同肌肉没有多大的关系。所以，肢体的控制实际上就是通过神经系统的反应，来刺激肌肉进行运动。而反复练习的作用就是使肌肉具有动作的自然性、习惯性和记忆性，使你的肌肉能够完全真实地展现神经系统传递的信息。所以，肢体训练的基本原则就是：“有意的自然”。关于弹琴的动作，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虽然乐谱上有各种各样的标记，但归纳起来就只有三类。一类是连奏，二类是断奏，三类是跳奏。连奏指音符之间有连线的弹奏方法。断奏指音符之间没有连线，也没有其他标记的弹奏方法。跳奏指音符之间没有连线，但有跳音、顿音标记的弹奏方法。乐谱上就只有这三种奏法。例如:倚音、波音等等的感情标记都可以归纳为连奏和断奏两种弹法，主要的分别就是音符之间的连线。相信只要认真分辨，很快就可以区分所有乐谱的弹法了。

下面我在介绍几个弹琴动作的要求： 1． 手型：先把手自然下垂，然后小心的保持手下垂时的形状并抬起来放在琴键上，这就是弹琴要求的手型。也就是说弹琴的手型就是要把手处于最随便、最自然的状态。而这时的手型，也符合手心空的、手腕平的、手指能立住的 1

手型要求，要注意的是，不要把五个手指分别放在五个琴键上。因为弹琴的状态就是保持自然的状态，在弹琴的过程中，无论多难的乐曲，多复杂的谱例、多大的跨度，都要看作是对自然状态的一种考验。演奏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保持手的自然状态不变。如果学生的手比较大，放在琴键上自然就是五个琴键的位置，不用特别要求。如果学生的手比较小，而非要将手指分给五个琴键，就必然造成手的僵硬。结果是没开始弹琴手就已经先僵硬了，这等于是人为的给弹琴制造障碍。而且如果保持手的自然状态，就可以让手指随着重心的方向落键，就不存在重心移动的问题。实际上重心移动的本身就是要手找到最自然的状态......2． 断奏：在保持手腕、手型不变的状态下，将手从琴键上抬起，并匀速落下。断奏的弹奏要领关键是要保持手腕和手型的不变，尤其是手腕，要绝对保持稳定的状态。（动作中较易出现加速下落和落至琴键时突然减速的问题，这是由于心理紧张造成的。）

3． 连奏：在保持手腕、手型不变的状态下，只运动手掌关节，将手指抬起，并匀速落下。注意的是手指的关节是保持不动的。同时要格外之一手腕保持绝对稳定的状态。（连奏的落键也容易出现同断奏一样的问题）4． 跳奏：要领与断奏相同，只是动作相反。在手腕保持绝对稳定的状态下，弹奏琴键，并快速抬起。

二、情绪控制： 人是一种感情动物，所体现的就是无论是人类从事何种行为，都带有一定的情绪和情感色彩。情绪和情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肢体的行为方式，在情绪和情感具体表现上的差异我们称之为性格的不同。大体上可分为内向和外向两种性格，而这两种性格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外向型性格的人，性格开朗大方，情感易于外露。在弹琴的表现上，动作偏大，容易用力。内向型性格的人，性格温和稳重，情感比较内敛。在弹琴的表现上，动作偏小，容易懒散。这仅仅是性格对弹琴的影响。同时影响弹琴的还有个人情绪的问题，人是生存在一个社会环境之中的，每个人每天都要面临各种各样的事情，有自己喜欢的，也有自己不喜欢的，于是各种各样的事情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情绪。遇到喜欢的就高兴，遇到不喜欢的就沉闷，这些情绪也直接影响弹琴的效果。无论是感情还是情绪，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在影响弹琴，一是弹琴的动作，另一个是音乐的表现。具体地说就是情绪和情感通过影响弹琴的动作变化，来影响了音乐的表现力。情绪的不稳定，会造成弹奏速度的不稳定和音量、音色的不平均，并且还会直接影响对乐曲内容和风格的正确演绎。那么如果稳定了弹琴的动作就等于控制了情感和情绪对弹琴的影响。

对于情感和情绪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调整：

1． 通过对情绪和情感的调整达到使性格发生变化的作用。情绪和情感无论怎样变化，无非就是急躁、兴奋、激动或是懒散、低沉、麻木。在学琴的初期，可以通过慢速练习和大声数拍子来达到调整的作用，慢速练习的目的就是要稳定情绪，而大声数拍子的目的就是要提起精神，使人的状态兴奋起来。大声数拍子的要求不是大声，而是用兴奋的情绪来数拍子，只是在大声数拍子时人容易兴奋。在最初练习时要通过不停的调整来达到稳定情绪的状态。情绪过于兴奋就通过慢速来稳定情绪，情绪过于低沉就通过大声来提精神，最终的状态就是平和、稳重、积极、注意力集中。而且弹奏的音色同人的平和心态有一定的关系，人越静，声音越深远，越纯净，人越温和，声音越有共鸣。如果学生每天坚持这样的调整，经过一段时间后，不仅会稳定弹琴的状态，而且长期的练习还会对学生的性格产生较大的影响。

2． 通过对弹琴动作的控制达到稳定情绪和情感的作用。既然情绪和情感的变化直接影响弹琴动作变化，那么如果统一动作标准，无论何种情绪和情感，都是固定幅度的动作，不仅会统一演奏的声音，还会起到稳定情绪和情感的作用。动作标准指的就是把连奏、断奏、跳奏的动作固定化，抬落的高度要固定，抬落的速度也要固定，这需要一段时间进行比较艰苦的练习。

三、思维意识控制： 人的任何行为都是要通过大脑的思维意识来计划和实施的，高度集中的思维意识，可以产生强烈的兴趣和意志力，为其行为提供强大的心理支持。而不集中的思维意识，可以产生强烈的心理紧张情绪，会严重影响和削弱人的意志力。人不仅分为内向和外向的性格，还存在感性和理性之间的差别。而这两种人也是存在极大差别的。偏于理性的人，逻辑思维较强，肢体的控制能力较强，但感受能力较弱。偏于感性的人，情感较丰富，做事易情绪化，逻辑思维和肢体的控制能力较差。偏于理性的人由于肢体的控制能力较强，所以初学钢琴时认谱较快，动作也容易做标准，较容易入门，但学到一定时期涉及到音乐感受时就比较费力。而偏于感性的人由于肢体的控制能力较差，所以初学钢琴时认谱较慢，动作也极不容易做标准，学习的进度也比较慢。但学到一定时期涉及到音乐感受时就比较容易。思维意识的差别造成了人对感性和理性不同的偏向。而感性和理性对弹琴的主要影响就在于动作时注意力的集中和弹奏的精气神上。思维意识的问题对弹琴的影响是最明显的，注意力不集中就会使弹奏出的声音失去靓丽的色彩......下面就对注意力和精气神的内容分别进行阐述。

1． 通过对弹琴动作的训练达到使注意力集中的效果。实际上每个人都存在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只是因为不太严重，没有形成严重的问题，使我们没有太关注。而事实上，严重的注意力不集中，会形成严重的病理状态，是造成许多心理疾病的主要原因。比如常见的《感觉统合失调症》、《多动症》等等，最初就是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比较差，在严重就是情绪控制能力差，长期的情绪控制能力差又会形成心理疾病，再严重就是失去注意力、情感、肢体的控制能力，形成较严重的精神病态。对注意力集中的训练是弹琴中最重要的内容。如何进行注意力集中的训练呢？人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主要会在其行为中体现出来，人的大脑就像是一个司令官一样，对人体所有器官的命令和所有器官之间的联系都是由大脑来完成的。我们所说的注意力集中就是指大脑对所有器官具有控制和管理的能力，而如果大脑对所有器官的控制和管理能力减弱就是我们所指的注意力不集中。比如眼睛看到一个东西，并希望手和鼻子去配合，就先把信息传给大脑，由大脑分配给相应的器官，这样由大脑控制的动作，不仅具有记忆能力，各器官的行为也是协调和同步的。如果大脑的控制能力减弱或者器官之间就没有经过大脑去协调动作，那么这个行为本身记忆效果就比较模糊，甚至是没有记忆。而且各器官的动作也不够协调，使不同步的在进行。在弹琴的动作中，需要参与的器官主要是手臂、眼睛、嘴（数拍子），如果这三个器官是同步的运动就可以使注意力集中，所以弹琴时要求，眼睛盯住手腕使其保持不动、嘴数拍子的同时手才能动。前面在谈到演奏动作时一再提到要保持手腕的稳定，手腕的稳定究竟有何作用呢？我们经常要求学生要注意力集中，要认真，要细心。可怎样才能认真和细心呢？实际上我们通过手腕稳定的训练，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通过手腕的稳定来杜绝弹琴中用力砸琴的问题，二是通过手腕的稳定来寻求注意力集中的情绪状态。实际上注意力集中、认真和细心都是一种情绪状态，概括地说就是即小心又兴奋的状态。如果能够在弹琴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手腕的稳定，就必须极其小心的、甚至是提心吊胆的去控制手腕的稳定，这就达到了寻求注意力集中一点的目的。当经过一定时间的练习使这种状态稳定后，弹琴时就不必保持手腕的稳定，只要能找到小心的注意力集中的状态就可以。

2． 通过对精气神的训练来减弱心理问题对弹琴的影响。人体的神经和肌肉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情绪的变化是通过神经系统来完成的，力量的变化是通过肌肉系统来完成的。两个系统不仅是各自独立的，而且是相互影响的。肌肉的紧张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神经系统的兴奋，而肌肉的松弛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神经系统的放松。反过来，神经系统的兴奋也会造成肌肉一定程度的紧张，而神经系统的松懈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肌肉的放松。在弹琴时紧张的肌肉会使弹出的音色尖利刺耳，而松弛的肌肉会使弹出的音色柔和。就像是用硬物敲击和用软物敲击时声音的差别一样。而且肌肉的紧张会造成弹奏速度和灵活度的下降，所以我们强调肌肉放松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柔和、优美、灵活和快速的声音。如果弹琴不用力，仅仅是依靠手臂的重量来取得的声音音量又会很小，至少失去了音乐的震撼力。从这个角度讲弹琴时必

须恰到好处的去用力。怎样才能恰到好处呢？既然神经系统和肌肉系统又相互的作用和影响，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去解决。我们可以通过神经系统的兴奋来造成对肌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这种兴奋也是弹琴所必需的。人越是注意力集中，就越能凝神贯注，精气神也就越强，神经系统也就越兴奋。而这时弹奏的力度就会随着神经系统的兴奋而逐渐加大，如果神经系统逐渐放松。弹奏的力度就会随着神经系统的放松而逐渐减小。

四、总论： 以上是我对钢琴训练内容的基本分析，另外，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感情标记演奏法和真实音乐情感表现的问题，比如说渐强吧，就是某种情绪逐渐激烈的表示记号，如果我们只是在手上增加力度，音量是加大了，但情绪的变化却没有，造成了没有情感的弹琴，然后又让学生费力的去找音乐感，先不说这样找有多难，就即使是找到了，音乐感和演奏之间也是脱节的。目前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存在这个问题。许多出国参加比赛的学生，经常得到外国专家：“技术一流，情感不真实，缺少个性”的评论。所有的感情记号，都表达了作曲家一定的情感内容，我们不能仅从演奏方法上来划分，要明确其情感内容，并让学生直接的去通过情绪的变化来产生演奏的效果。在没有明确情感之前，只是按照连、断、跳的动作进行简单的划分，而不用特意去划分手指跳音、手腕跳音和手臂跳音的区别，当动作熟练和稳定和稳定后，就直接让学生以情绪的角度、以声音的角度来演奏，只要能够表达正确的情感，弹出正确的声音，其演奏方法一定是对的。关于手臂协调性的问题也是如此，如果演奏者的情感体验同乐曲是一致的，那么情感的变化自然就会带动演奏者作出相应的肢体动作，并且和音乐的语气是相吻合的。前面说了这么多的技术问题，好像很复杂。实际上概括起来就这么几点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