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腐败案例收集

第一篇：房地产腐败案例收集

房地产腐败案例收集

挤出高房价中的腐败泡沫

楼市走向一直是争论焦点，高房价中存在腐败泡沫却是共识。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到，2009年查办发生在土地出让、规划审批、招标投标等环节的职务犯罪案件达6451件。

近年来，部分城市房价的攀升速度令人触目惊心。群众不禁要问，如若不是腐败作祟，不愿作为，房价成本为何总是雾里看花？捂盘惜售为何屡禁不止？囤地行为缘何视而不见？没取得预售许可证的楼盘何以公然销售？这不免让人相信：房价中的某些“成本”是某些人不敢摆在桌面上的。

房地产领域日益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一些官员利用批地、规划、免税等权力，与房地产开发商搞“权房交易”，收受房产，或者以低价购房。从南京“天价烟”局长到上海多达14处房产的“炒房区长”，从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武龙，天津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等人到重庆揪出的地产腐败“窝案”，房地产领域的腐败涉及官员之多，受贿金额之大令人震惊。早在2005年国务院出台的楼市调控措施中，就有关于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清理闲置土地的要求。然而这些政策措施总是落不到实处，达不到应有的效力；会不会是拿了人家好处的官员故意不落实？房地产领域的腐败行为，削弱了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中的执行力，损害了其公信力，难怪一些网民感叹“调控”变成“空调”。

腐败的存在，也有房地产管理制度上的漏洞。业内人士称，只要“运作”得好，土地招拍挂制度下依然可以如愿拿地。有的全国人大代表介绍，办理一个房地产项目手续竟然要盖166个公章。倘若每一步都“运作”得好，百姓要为此支付多少腐败成本？

挤出高房价中的“腐败”泡沫，一方面要高举法律利剑，坚决惩治损害民生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制度建设，搭建防治腐败的制度屏障，特别是要在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等带有行政权力集中、资金密集、竞争激烈、回报率高的领域增强制度约束力。

挤出高房价中的“腐败”泡沫，还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房地产领域腐败行为频现，与监督机制单一不无关系。有些内部的规章制度看似无懈可击，但由于是封闭运行，缺少外部监督，一些腐败行为被披上合法的外衣隐匿起来，其危害更大。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编织一张全民防腐之网，让腐败无处遁形。挤出高房价中的“腐败”泡沫，清除特殊利益集团对降低高房价的阻挠，让百姓不再为高房价中的腐败买单，是倒逼房价回归理性的一剂良方，关键要痛下决心，真抓真挤。

披露的数据正在与人们的常

识不断吻合。中央有关部门公布了20起工程腐败典型案件，涉及地(厅)级官员57人平均每个案件涉及金额550多万；巧合的是，近日一项媒体调查显示，62%的受调查者认为“国土局长”是风险最高的职位。

工程腐败的频发与国土局长的“风险”，都集中指向了一个领域——房地产，也都一起揭示了高房价的重要成本——腐败。无需举太多的例子，“楼歪歪”“楼垮垮”“楼倒倒”“楼脆脆”，无一不与腐败渎职相连；众多官员的落马，大多与房地产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这样的背景下，与其学究式或轻飘飘地照搬概念，拿出“刚性需求论”、“供需矛盾论”、“纽约东京对比论”，甚至什么“丈母娘需求论”、“离婚推高房价论”，倒不如认真梳理一下房地产市场的真实逻辑，核算一下高房价成本的具体构成。

“我认为房地产问题应该从解决腐败入手，这是一个要害。就像足球一样，中国的足球为什么上不去？从10年前的世界41名变到了现在的97名，原因在哪？花钱少吗？人员少吗？为什么老在往后退？最后知道了，是因为腐败。”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参事任玉玲的一番话，可谓洞若观火。

腐败，不仅蚕食人的肉体灵魂，也在扭曲市场经济规律。同样“招拍挂”制度，同样“走程序”，但由于腐败渗入，由于官商勾结的“潜规则”，结果大相径庭。“为什么大家都叫‘拿地’，而不用‘拍地’，说明里面有门道，‘拿地’条件政府可以设置，规划政府可以改变，一切主管部门说了算。”温州某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曾这样直言。

这也是为什么当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表示高房价中有腐败成本时，会产生强烈广泛的共鸣；为什么当有开发商透露，“腐败成本”占房价两成时，许多人深信不疑。

一个房地产项目，立项、贷款、工程招标、用途变更、容积率调整、监理验收„„涉及的政府部门有数十个，如果每个部门都雁过拔毛一番，将是一笔多大的数目。而从披露的案件中，连环境评价这样的环节都可以以权谋私，可见开发商的“压力”有多大。而开发商支出的成本，毫无疑问，将由普通购房者耗尽几代人的积蓄或者透支数十年的幸福去承担。

正如高房价透支人们的未来，甚至销蚀人们的价值观一样，房地产腐败也在左右着一些政府官员的决策，让房价调控政策在现实中变形走样。很难想象，当官员们收受着开发商的贿赂，或者直接在房地产项目中入股时，会真正有决心把房价降下来，很难会把精力投入在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上。而从武汉经适房六连号事件，到郑州经适房建别墅事件，更是说明，利好政策是如

何被腐败官员攻陷的。

在这个意义上，腐败不除，高房价难降。只有拿出中国足球“反赌”的勇气，铲除房地产利益链条上的各种腐败，房价才能回归理性，保证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只有形形色色的宋思明们进去了倒下了，年轻的海藻们才能有健康的出路，踏实的海萍们也才有望不再过蜗居的生活。

住建部微服私访调研称全国楼市成交量回暖。前两个月，全国住房成交量同比增长6.1%——刚刚结束的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全国房地产市场调研，得出了上述最核心的数据（3月15日《扬子晚报》）。

微服私访调研楼市成交量十分必要。但楼市腐败成本更需要微服私访。

楼市成交量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房价问题。谁都知道，当下中国房价过高、导致房市低迷的基本格局并未根本改变，无论房价涨跌，大抵皆未能改变中国房价收入比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准的事实。

而房价问题的核心是成本问题；成本问题的核心又是什么，其中有无或有多少腐败成本。“有公章之处，就有滋生灰色成本的可能”。早先，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坦言：“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房产商能够拿到其中40％的利润，余下超过40％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层层消化’掉了。”在近日《小崔会客》节目中，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就谈到：“要解决这个问题（房价中的腐败成本），首先就要反腐败，如果没人索贿，他就不是非付不可了。”

毫无疑问，弄清房价成本，让真实房价成本大白于天下，尤其是将其中的腐败成本抖落剥离出来，再按照市场规律降低成本，就能让房价回归理性。这不仅利国利民，也是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根本“救市”措施。

故而，有关部门与其急于微服私访楼市成交量真相，毋宁先微服私访楼市腐败成本原委，因为前者为“末”后者为“本”，后者更迫切更现实更有用。（陈庆贵）

监察部曝20件工程腐败案涉金最高2200万 房产占半数

近期，江苏省纪检系统举办了一个反腐教育展，其中负责城建的官员频频落马引人注目。近年来，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常州市原副市长张东林、南京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魏竹琴等相继被查处，其贪腐行为均与房地产有直接关联。

房价畸高畸涨的民情、国忧，抵不过少数地方官员与开发商“合谋”的私利，难怪国家房地产调控频出重手。围绕楼市的腐败警讯，彰显房地产宏观调控仍任重而道远。

灰色成本：购房者不该承受之重

“常州市原副市长张东林案很典型，其主因是被房产商控制，不能自拔。”江苏省纪检部门一位干部介绍说。近几年张东林在审批房地产开发项目

等过程中，被查出索取和收受１７名房产商贿赂２７０余万元，涉及具体楼盘近３０个，有的房产商每开发一个楼盘都要行贿。

为收买张东林，某开发商费尽心机地开了一家酒店，专门应承他的个人宴请，几乎不对外营业。

为让张东林与情人“浪漫”幽会，开发商送给他的两个情妇价值５４.６万元和２５.８万元的住宅各一套，装修奢华，并配有高档家电。某开发商还送给他的儿子３８万元购房款，张东林得知后，只若无其事地说了声“我知道了”。

开发商为何如此仰赖一个负责城建的官员？因为“谁和张东林的关系铁，谁就会成为主流房地产企业”。受贿后的张东林为开发商提供的服务“细致入微”：确保审批项目顺利过关，减免土地出让金，为国有房地产企业核减亏损，为开发商协调各种关系，以审批代替土地招投标等等，权力所及，无所不包。

南京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魏竹琴案情与张东林相似。据纪检部门证实，魏在用地协调、规划审批、规费减免、项目立项及承接上，为开发商谋利，收受钱财。其随身携带的他人赠送的各种消费卡就达数十张。

城建官员腐败，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即“老子管城建，亲属搞开发”。据苏州市纪委证实，２００４年８月被江苏省纪委立案调查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利用分管城建的职务之便，不仅大肆受贿，而且伙同其子在变更土地用途过程中，非法敛财，数额特别巨大。

２００４年初，江苏省纪委根据群众来信查明，姜人杰指使苏州某国企老板挪用巨款，充当其子开办私人公司的注册资金。苏州一位干部说，姜人杰曾利用职权，将苏州一块工业用地变更为房地产用地，并将这块地交给其子的公司拍卖。据透露，姜人杰的儿子开办公司时，从某大学工商系毕业才一年。

南京一位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坦言：“如果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的成本能降低１５％左右！”

房地产项目的“灰色成本”如何入账？这位开发商透露，虚支招待费、管理费能消化一小部分，再就是摊到建筑安装上，因这一环节税费低。当然，最后都要转嫁给购房者。以常州张东林受贿的２７０多万元为例，如果要摊到１０００套房子上，每户要承担２７００元；如果是５００套房子，每户要承担５４００元。

利益共生：官商合谋击穿制度缺陷

南京大学教授葛扬说，我国对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至今已有两年多，但房价在一些地区依旧快速上涨，住房结构调整在多数城市效果有限。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地产腐败现象太多，而腐败高发又与房地产领域的制度缺陷有关。

开发一个房

地产项目，要办齐“五证”，盖好２０多个公章，这些环节除了涉及规划、国土、建设等主流部门，还需经过房管、工商、税收、建设、交通、环保、卫生防疫、消防、地质勘探、园林、人防等众多机构的审批或备案。

江苏一位开发商坦言：“部门林立，表面上环环相扣，但却很不透明、很不规范。如果我们不一个个上门去烧香，当官的就会拖，楼盘开发是资金密集型的，哪个环节都拖不起啊。”

苏州大学一位教授说：“像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价格会直线飙升。而土地用途变更的权力掌握在土地规划领导小组手中，但实际决定权在分管副市长和副秘书长手中。其中的制度监管缺陷，很容易成为开发商集中攻关、负责城建的官员权力寻租的环节。”

“近两年房地产市场中的权力寻租色彩并没有被稀释，在一些地方反而越来越浓。有的开发商拿到的土地容积率远远高于周边地块，一个中等项目容积率提高零点几个百分点会增加数千万的销售额。而在土地出让环节，虽然在２００３年实行了招拍挂制度，但‘围标’‘陪标’现象并不少见，这说明土地在拍卖前已内定了买家。”一位开发商忧虑地说。

中国城郊经济理事会理事长包永江分析说，在开发商和城建官员之间，客观上存在一种“共生”的寻租现象。开发商一方面是城建官员的“政绩推动者”，同时又很容易把城建官员拉下马，成为诱导官员腐败的“麻烦制造者”。从经济层面上分析，双方在“攻关”和“寻租”上一拍即合，容易结成“利益集团”。

２００６年２月，国务院首次界定的商业贿赂重灾区中，与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的工程建设和土地出让，首当其冲。事实证明，在这两个环节中，一些城建官员与开发商形成了一明一暗、化公为私的谋利模式，急需重点查处。

楼市腐败：房价调控政策大打折扣

一系列城建高官腐败案显示，房地产能够满足地方官员两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房价快速上涨带来的是税收增长，房地产能提升城市形象；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官员也通过权力寻租满足了私欲。这条隐藏的铁律不打破，房价调控效果将大打折扣。

长三角地区一位市领导坦言：“时下地方官员主导房地产发展的冲动依然非常明显。因为在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中，有７５％归地方所有。在我们市，土地出让金的３０％直接划入地方财政。而土地出让价格的高低与房价密切相关，房价越高，当地土地拍卖价也越高。”

他说，一个重要例证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个城市的房产局长公开表示要让房价降下来，否则局长的位子恐怕也不稳了”。

房地产市场的矛盾，反映了调控与反调控的博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说，这是“目前中国涉及利益面最广、博弈技巧最纯熟、悬念最多、结局也最扑朔迷离的一场博弈”。

检视两年来的楼市调控过程，一些专家回顾说，在新政启动前，听到风声的一些地方领导就坚称当地的房价“在合理区间”；调控开始后，一些地方领导暗中鼓动开发商，力挺房价；棋到中盘时，又有一些城市急忙打时间差，很快公布某时段房价下跌的数据信息，力图让调控“见好就收”；见调控连连出招，一些利益集团便不断释出“房价下跌会导致国民经济灾难性后果”等威胁，借以瞒天过海，扰乱决策。

有关专家说，作为官商合谋的副产品之一，楼市“灰色成本”也许并非房价高企的决定因素，但它无疑助长了房地产领域的寻租行为，如果每个公章都成了腐败的机会，那么“落实”调控政策本身也可能成为下一个“腐败的机会”。真正可怕的是每个环节都出现官商合谋的“复制效应”。

目前高房价、住房难，已成为广大市民的沉重负担，超出了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有关专家说，目前的楼市调控着力点主要是拧紧土地供应和商品房信贷闸门，提高税率，控制住房供应结构。下一步的楼市调控，应考虑梳理或再造房地产项目审批和监管流程，弥补相关的制度缺陷，让每一个环节都“阳光运行”。

有关专家还建议，在明年的房价调控政策中，应考虑明确设置楼市反腐败议题。近两年来，因房价调控掺入了行政性手段，一直饱受一些开发商诟病。但城建官员腐败高发显示，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反击房地产腐败也许最有效。因为官商合谋的利益集团一旦暗中形成，楼市调控的效力就很容易被消解。（该文时间：2006-12-27）

河南南阳市查处经适房腐败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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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310万被审判

渝中区南纪门房管所的一名房管员，7年间，收取公租房的租金70万元。他利用职务之便，将其中的9万元收入私囊 国土部副司长受贿获刑 家属代退70万

47岁的国土资源部地籍管理司副司长温明炬，因受贿70万元，接受他人20%的干股，被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对项目负责人秦永林、工程安全和防火负责人夏建刚等6人进行一审判决后，“楼脆脆”的主角终于亮相

海南土地腐败 原市长等25干部落马

开发商绕开征地程序，低价“私占”集体土地，又通过收买政府官员，高价倒卖给政府变身“国有

一年查办国土腐败案近2千件 大批干部落马

第二篇：全国高校腐败案例之二

全国高校腐败案例

招生工作岗位

案例39：武汉某大学廊坊硕士班大批学员涉嫌造假

武汉某大学与河北廊坊市应用经济学会签订合作协议，开设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硕士廊坊班。河北工业大学廊坊校区副校长李某（中共党员）就是廊坊班的负责人，而他的儿子未曾就河北某大学，却拥有该校的本科学位证书在这个班就读。研究生硕士廊坊班大部分学员伪造学士学位证书及毕业证书，骗取入学资格，其中许多学员在各行各业工作，没有当过一天教师，却能拿到教师硕士学位。据调查“在职研究生班级，学生拿到的学位是真实的，但这些学生的入学资格、学习经历、课程考试、专业成果、论文写作，特别是两门全国统一考试合格证，全部伪造。”

案例40：招考办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巨额贿赂 辽宁省某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一名副主任王某（中共党员）和一名副处长付（中共党员），近日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辽宁省纪委、省检察院办案人员陆续带走调查。另有一名副主任王某（中共党员），则闻讯跳楼自杀。

案例41：违规招生收受巨额贿赂

四川某师范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金某（中共党员）利用手中掌握的大学补录名额，先后为河南郑州某学校和河南某中学不符合补录条件的349名考生录取。金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担任学校招生就业处处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招生，为他人谋取利益，受贿赂款206万元。金某主动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并退清了所收钱款。

案例42：高考作弊有奇招，阴谋未得逞

2012年，江西某师范学校教师兼任南昌某学院太阳能学院副院长邓某（中共党员），收取在浙江省某市招录了9名学生培训、住宿、高考报名及作弊等费用共计37万元后，联手大三学生陈某、龚某、许某购买了高科技作弊设备（包括发射器和笔状接收器），拟利用互联网购买属于国家绝密级的2012年江西省高考试题答案，并利用无线电信号发射、接收装置传送答案。

案例43：大学特殊类型招生中的天大“漏洞”

在2006年至2013年期间，北京某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某（中共党员），利用职务便利，在学校特殊类型招生过程中，为考生提供帮助，收受贿赂1000余万元。

案例44：私设“小金库存” 侵吞公款有私心 广东某学院人文艺术系原系主任梁某（中共党员），2007年底至2010年7月在担任广东某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系主任期间，利用负责该系自学考试办学管理的职务便利，以提取“沟通感谢费”为名，先后从人文艺术系办班收入私设的“小金库”172万元中提取现金，共计人民币29万元，并将其中人民币7万余元用于向自学考试相关业务人员余某、郑某、杨某等人行贿，私自截留侵吞了剩余的人民币21万余元，后用于投资收取高利息。

科研（学术）管理岗位 案例45：一千万余元专项科研经费非法占有己有

2014年1月，浙江某大学教授陈某在2008年8月至2011年12月间利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苕溪课题”（总经费高达3.135亿元，其中国家拨付经费1.0544亿元）总负责人的职务便利，将关联公司列为课题外协单位，再通过授意关联公司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1022.6646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以犯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

案例46：以在校学生名义冒领“劳务费”

北京市一所以二本院校的张某曾负责一家部级单位的纵向科研项目“外宣资料翻译研究”，但却隐瞒了这家部级单位的证明，先以横向课题向学校科技处申请立项。在提取经费时，他却找来一份有20余人的在校学生名单，依旧按照横向课题管理规定，以在校学生名义先后8次虚报冒领劳务费共计8万余元。2011年被依法逮捕。

案例47：用与课题无关的票据套取课题经费

2008年至2012年，福建某大学两知名教授何某、林某负责的课题组使用与课题无关的票据报销科研经费。2012年11月，审计署将此问题移送教育部查处。在送达教育部门后，在2013年12月，福建某大学给予何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降低岗位等级，给予林某行政警告处分。林某退回违规报销资金12万元。

案例48：使用虚假票据和差旅费套取科研经费并给人好处费

段某，某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计算地球化学及其应用学科组组长，负责科研项目的立项申请、项目执行直至结题验收全过程。车某，某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计算机地球化学学科组秘书，二人于2002年至2011年7月间以报销科研经费为由，使用虚假的票据报销差旅费等共计124万余元，段某非法占有上述款项后给车春兰少量好处费；2011年5月，段某与他人签订虚假的网站开发合同，使用虚假的票据报销网站开发费，骗取科研经费5.85万元；车某于2003年至2010年间用假票据报销17.85万。法院最后以贪污罪分别判处二人有期徒刑13年、10年。另，段某还包养二名女子陈某、王某，并满足她们的各种要求，要钱给钱，要房给房。还与学生张某有染，带她游山玩水，然后在将这些费用在课题经费中报销。

案例49：课题经费变成了“差旅费”中饱私囊

原山东某学院(现为山东某大学)“微山旅游规划”和“傅村镇旅游规划研究”课题组，以差旅费名义分37次报销各地到佳木斯的单程火车票1505张，金额28.36万元，占2008年至2011年该项目拨入经费57万元的49.75%。目前，课题组责任人已受行政严重警告处分。

案例50：利用虚假课题及其立项资金单独或伙同他人套取学院配套资金

湖南某高校两名教师王某与李某（中共党员）因伪造新闻出版总署科研立项文件，利用虚假课题及其立项资金单独或伙同他人套取学院配套资金，受到处分。2010年6月至2011年8月期间，该事件主要责任人王某通过委托他人私刻公章、制作假公函，先后伪造新闻出版总署科研立项文件7份，交给学院科研处。涉及所谓“课题”7项、所谓“立项经费”83万元，其中包括与该院科研处副处长李某有关的“课题”两项。2011年10月8日，该高校致函新闻出版总署，请求确认科研课题有关公文的真伪性，经与总署办公厅核实，所附7份总署公文均系伪造。

案例51：伪造学生信息以劳务费名义领取项目经费

2007年5月，北京市某高校教师肖某拿到了一家部级单位的翻译研究项目，并担任该项目负责人，项目经费15万元。根据下达项目的这家部级单位对项目经费使用的规定，项目的劳务费只能支付给课题成员中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如在校研究生)和临时聘用人员，而作为学校教师，肖某无权领取劳务费。于是2008年4月，肖某从所在学院办公室工作人员那里拿到28名学生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后，从2008年5月至12月以这28名学生的名义分7次领取劳务费共计82400元。海淀区检察院于2011年7月对肖某以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目前，肖某案已移送审查起诉。

案例52：论文抄袭，有违学术道德 重庆某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张某，从1998年至2005年间发表在不同学术期刊上的10篇论文中，至少8篇大量“引用”了文末的参考文献，有的几乎全文由多篇参考文献组合而成。相关报道将这些论文与涉嫌被“抄袭”的原文进行了对比，细致到了文章结构、小标题、关键词，称尽管张某多篇论文都是抄袭，他却一路绿灯地从讲师一直晋升到教授，还顺利地从某学院调入了重庆某大学。经调查学校认定张某部分学术论文存在抄袭、引用过度等学术不端与学术不规范行为，该校现已解除其教授岗位聘任，并撤销其校内所有学术职务和学术称号，同时将其调离教学工作岗位。

案例53：学术造假 2年高产70篇论文

江西某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师、硕士钟某（中共党员）和工学院讲师、硕士刘某伪造数据、制造虚假论文70余篇在国际学术期刊《Acta crystallographica.Section E, Structure Reports Online》（《晶体学报，E辑：结构报告网络版》）发表。该校学术委员会认定钟某有以下学术不端行为事实：伪造及篡改数据，制造虚假论文公开发表；伪造及篡改数据，替他人制造虚假论文公开发表；未经他人许可，盗用他人名义作为合作作者发表造假论文；造假论文数量特别多。认定刘某有以下学术不端行为事实：要求钟某代写论文并提供条件，构成造假授权事实；持造假论文骗取成果确认；未经他人许可，盗用他人名义作为合作作者发表造假论文。造假论文数量特别多。

案例54：学术研究不容造假

2011年8月初，四川某大学接到来自台湾的苏某先生举报，称本校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李某（中共党员）副研究员2009年由巴蜀书社出版的《中国先秦之信仰与宇宙论——以<太一生水>为中心的考察》一书第八章严重抄袭台湾师大郑某2003年硕士论文《战国时期道家之宇宙生成论》。

案例55：为副教授职称，多名教师论文造假可耻 安徽某专科学校王某（中共党员）、方某（中共党员）、张某、王某、武某、代某六名教师为申报副教授职称，涉嫌论文造假，严重剽窃他们学术成果。他们将国内正规出版的学术期刊上某篇论文的作者换成自己的名字（包括目录、正文、英文索引等），然后通过一定的手段对该期刊进行重新制作、装帧，作为期刊样本放进他们申报副教授的材料里，或花钱买论文，以期蒙过评审委员会，晋升副教授职称。

案例56：8硕士因学术造假被免学位 2011年11月至2012年3月，福建某大学发现8位硕士研究生提交的学位论文中存在疑似学术不端行为，经同行专家评审确认，8篇文章存在抄袭、引注不端等学术不端和学术造假行为。

学生（资助）管理岗位

案例57：骗取学生助学金等进行营利活动

2010至2012年期间，北京某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党政办公室原主任孟某（中共党员），为炒期货和黄金，模仿领导签字冒领经费，通过学生骗取助学金等手段，贪污27万元、挪用237万元科研项目经费，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案例58：以建设校区为名非法向社会集资数千万

西安某艺术专修学院负责人李某以建设校区为名，雇佣数名业务员，面向社会不特定人群进行非法集资。他承诺给对方高达33%的年利率，通过学生的学费来归还这些集资款，并与借贷人签订了集资合同，双方约定3个月后，校方归还本金和利息，可合同期满，李某未向集资群众兑付一分钱。自2009年至2012年，李某共吸收320名投资群众多达3200余万元集资款。

综合管理岗位

案例59：管理园林、建筑、涂料等工程收受贿赂 方某（中共党员），原安徽某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任新校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在新校区建设过程中，通过园林、建筑、涂料等工程招标，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36次收受他人财物71.4万元和猴年金银纪念币1套。宿州中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方某有期徒刑十二年。

案例60：以绿化工程项目收受施工方钱财

孙某（中共党员），安徽某大学后勤集团原副总经理，负责新、老校区的绿化项目建设工程。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施工方贿赂共计31万元。法院依法判处孙某有期徒刑3年，缓期执行四年。

案例61：以招标评委之便收受他人贿赂

中国某大学基建后勤处原处长方某（中共党员），在担任江苏某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基建办公室主任、江宁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以及中国某大学基建后勤处副处长、江宁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总工程师、工程部主任期间，利用负责江苏某大学、中国某大学江宁校区基建工程管理和担任招标评委的职务之便，为他人承接工程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的贿赂共计49万元。南京市江宁区法院认定方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

案例62：受贿有勇气来者不拒

江西南昌某大学原党委书记王某（中共党员），在校任职期间，在建设学生校舍等工程中多次收受他人现金、礼品和购物券等财物，受贿金额累计达600多万元。案例63：某副校长到处敛财不论钱多钱少

湖北某大学原副校长、常务副校长陈某（中共党员），在2000年至2009年间，利用其先分管后勤和基建职务便利，为武汉某集团与某大学联合修建弘博学生公寓、参与筹建某大学东湖分校等提供帮助，收受该集团董事长巴某贿赂的人民币115万元、美元1万元；为某集团在某大学承接工程提供帮助，收受该集团武汉分公司经理陈某贿赂的人民币5万元和美元6000元；为某大学后勤保障部、某大学出版社、某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在申请工作经费、解决拖欠款项等方面提供帮助，多次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贿赂的人民币共计11.9万元；帮助将涂某朋友之女录取为某大学研究生，收受涂某贿赂人民币3万元。

案例64：莫伸手伸手必被抓

陕西某学院原总务处处长高某（中共党员），1997年在负责某学院综合楼报告厅、休息室的装修工程时，施工方表示有“好处费”，高某当即让对方与他的“心腹”谈。双方签订合同并支付第一笔预付款后，高某依约到一个密室拿走了4万元的“红包”，3个月后又在另一个密室收受贿赂1万元。此外，高某还私分公款1万元。6万元赃款为59岁的高某换来有期徒刑3年。

案例65：广州某大学后勤部长收受贿赂百万元

纪某（中共党员）在2008年至2010年，担任广州某大学后勤集团综合部部长兼接待中心主任、某大学校庆工作办公室专职副主任。任职期间，纪某利用相关职务便利，帮助广州某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许某，承接了某大学合作开发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及配套生活服务中心项目，先后多次收受许某给予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90万元、美元1万元（折合人民币68237元）。

案例66：基建工程拨款为他人谋利

南充阆中某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陈某在担任阆中某学校校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学校基建工程的拨款上为工程承包商王某谋取利益。2009年至2012年间，陈某共计收受王某现金人民币90万元。

案例67：贪污受贿两不误

湖北某大学原后勤保障部部长江某（中共学员），在1993年至2009年担任某大学学工处处长、某大学出版社社长、某大学后勤保障部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程某、陈某、巴某、张某等十四人的贿赂共计40.8529万元、美元0.6万元，并为程某等人谋取利益。江某还与闵某共同贪污公款16.5万元。江某实得赃款5.4万元，闵某实得赃款4.3万元。案发后，江某、闵某退缴了全部赃款。

案例68：个别高校职称评委主动索贿

2012年5月，湖南高校职称评审委员会名单一经公布，就遭到泄密。评审委员会中个别评委存在严重违规，并且主动向参加职称评审的教师索贿3至4万元。此事一经披露，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最高检反贪局已派员抵达湖南指导调查该事件背后的职务犯罪案件。

案例69：利用公司和专家评委名义帮人兑标收受贿赂

江苏省南京某高校电子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赵某（中共党员），与其妻共同出资成立了一家建筑技术设计咨询公司。2008年3月，赵某的公司承接了北京一单位国际会议中心多媒体会议系统的设计咨询业务，赵某负责该会议系统的设计。该单位对赵明东的设计很满意，随即组建工程评标委员会，打算找工程队施工。赵某于是成为5名专家评委之一。赵某的朋友李某得知这一情况后，找到赵某求他帮忙竞标此项工程，并答应他事成之后，项目所得利润双方平分。在赵某的暗中帮助下，李某成功中标。施工结束，李某收到工程款后，将工程所获利润的一半21万余元再加上赵某提出的差旅费6万余元，共计27万余元支付给赵某。

案例70：“小恩小惠”也能把人心击倒 王某（中共党员），安徽省某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原主任，在任职11年间，共收受安徽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徽某电子商务技术公司、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合肥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某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子公司等单位和个人现金及购物卡14次，收取现金56500元、购物卡5000元，为他们所在公司谋取商品供应、工程施工上提供便利。

案例71：高校教师利用影响力受贿40万

河南某学院经济贸易系教师刘某，与院长胡某关系好，经常在一起吃饭、下棋，关系密切。2010年11月，河南某学院教师周转房第三标段的土建工程开始招标，某建设公司项目经理包某找到刘某，请其提供帮助公司中标，并许诺给好处费，刘某同意为其帮忙。刘某找到胡院长，让其在工程招标中给予关照，胡院长表示同意。2011年1月底，这家建设公司中标，包某分三次给刘某送去“好处费”共计40万元。

案例72：利用材料采购便利收受他人贿赂 赵某（中共党员），原任河南某学院财务处副处长、河南某学院新校区建设指挥部材料设备部主任，现已退休。在任河南某学院新校区指挥部材料部部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该学院新校区承建商某建设开发总公司中原分公司在材料采购上提供便利，多次收受该公司项目经理李某所送的现金共计人民币50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案例73：利用划拨基建工程款的便利收受他人贿赂

重庆市某师范学院原财务部主任、财务处处长徐某（中共党员），利用其负责管理、划拨该学院基建工程款的职务之便，先后收受工程承包商刘某、王某、谭某贿赂款共计人民币71000元。案发后，被告人徐某退出赃款5万元。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徐某有期徒刑5年，追缴被告人徐某犯罪所得赃款21000元，没收被告人徐某犯罪所获赃款5万元上缴国库。

案例74：贿赂数额不大同样有罪

2001年至2010年期间，费某（中共党员）在担任安徽某大学审计处主任科员、财务处基建财务科科长，参与安徽某大学相关基建工程管理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非法收受承建单位项目经理崔某、吴某贿赂计人民币5万元，并为他们谋取利益。费某已涉嫌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违法所得5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案例75：借用春节、大型庆典活动等受收贿赂

2008年，甘肃某大学建设新校区，董某（中共党员）时任甘肃某大学基建处处长，手握部分招标决定权。2009年甘肃某建筑安装公司负责人夏某借着过年的机遇，偷偷塞给董某10万元现金。2010年6月，夏某从公司开出20万元支票给董某“活动经费”，除此之外，董某还以学校要搞大型庆典活动为由，先后3次向甘肃某建筑工程公司副总王某索要40万元人民币。

案例76：年纪轻轻就不走正道 重庆某高校陈（中共党员），年仅30岁，可谓风华正茂。作为高校财务处干部，深受领导器重，委派他负责学校基建财务核算。可他没有经受住建材商的金钱攻势，在学生宿舍建设中，收受贿赂7万元。

第三篇：腐败案例资料

近年来反腐典型案件

1.***案：官方微博及时发布庭审情况

2013年10月25日上午，山东省高级法院对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二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无期徒刑的原判。

2013年9月22日，济南市中级法院审理认定，***受贿人民币2044万余元，贪污人民币500万元，滥用职权情节特别严重，对***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不服，提出上诉。一审庭审期间，济南市中级法院通过新闻发言人向庭外的新闻记者介绍情况，并通过官方微博及时发布了庭审情况。

一审宣判后，***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法院依法立案受理，并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合议庭审阅了案件全部卷宗材料和一审庭审录像资料，审查了***的上诉状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多次讯问了***，听取其辩护人意见，核实了全案证据，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了全面审查，充分保障了***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山东省高级法院依法作出二审裁定。

2.刘志军案：“高铁第一人”被判死缓

2013年7月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对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作出一审宣判，对刘志军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审理查明: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在担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分局长、郑州铁路局副局长、沈阳铁路局局长、原铁道部运输总调度长、副部长、部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邵力平、丁羽心等11人在职务晋升、承揽工程、获取铁路货物运输计划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60万余元;刘志军在担任铁道部部长期间，违反规定，徇私舞弊，为丁羽心及其亲属实际控制的公司获得铁路货物运输计划、获取经营动车组轮对项目公司的股权等，使丁羽心及其亲属获得巨额经济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认为，刘志军的受贿行为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败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具有上述法定及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且认罪悔罪，对其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3.刘铁男案：正部级高官被实名举报落马 2013年5月12日，新华社援引中央纪委消息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2012年12月，刘铁男因被《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实名举报受关注，时隔五个月成为因网络反腐而首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这是国家发改委自2003年改组成立以来，被中纪委调查的首位在任最高级别官员。

2013年8月8日，中央纪委对刘铁男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经查，刘铁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其亲属收受巨额钱物;违规为其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收受礼金礼品;道德败坏。刘铁男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违法，其中有的问题已涉嫌犯罪。根据国家发改委8月12日的内部通报，刘铁男除了受贿1000余万元，其本人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及收受礼品，涉及金额超过1.4亿元。根据通报，刘铁男与其子刘德成通过非法经营所得约1.1亿元，其妻子郭静华非法所得3800万元左右，并收受礼品折合约41万元。加之刘铁男受贿金额，已经查明的非法所得超过1.5亿元。此外，通报称，刘铁男包养情妇两人，而非坊间流传八人。

4.黄胜案：副省长明码标价卖官 2013年5月3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法院对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黄胜犯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据称，黄胜主政德州期间，官位的交易渐渐由暗箱操作变为明码标价，县委书记50万元，县里某个局的局长20万元，最低价码是副镇长5万元。

南京市中级法院审理查明:1998年下半年至2011年8月，黄胜在担任山东省德州市市长、德州市委书记、山东省副省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利益，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先后多次收受国科(齐河)投资有限公司等21个单位或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223万余元。案发后，赃款赃物已全部退缴。

南京市中级法院审理认为，黄胜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根据黄胜受贿的数额和情节，鉴于其在案发后主动交代了有关部门尚不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赃款赃物已全部退缴，南京市中级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5.田学仁案：16年85次受贿1919万元 2013年11月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吉林省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受贿案一审宣判，认定田学仁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经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法院审理后查明:1995年至2011年间，田学仁在担任中共吉林省长春市委副书记、吉林市委书记、吉林省委常委、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书记、吉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吉林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获取贷款、承揽业务、晋升职务等事项上谋取利益，以及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先后85次收受吉林天河药业有限公司、时任长春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缉私队队长的徐为民等10个单位或个人给予的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919万余元。案发后，赃款已全部追缴。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根据田学仁受贿的数额和情节，鉴于其归案后主动交代有关部门尚不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态度较好，赃款已全部追缴，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6.李长轩案：国家粮仓抓出“硕鼠”

据新华社2013年7月13日消息，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河南公司原董事长李长轩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日前审结。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李长轩无期徒刑，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李长轩于2002年至2011年先后担任中储粮郑州分公司总经理、中储粮河南分公司总经理、中储粮河南公司董事长。任职期间，他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漯河市大道谷物董事长宛振水、登封市粮食收储公司负责人王国顺等65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407.9万元、4.5万美元，为宛振水等人在托市粮收购、中央储备粮调拨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李长轩另有人民币893.6万余元不能说明来源。

一审宣判后，李长轩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判决书中，列举了李长轩65项收受贿赂的对象、次数和时间，其中最醒目的是，有25人来自中储粮河南分公司下属的各市、县直属粮库的负责人，行贿总额超过300万元。在李长轩陷入受贿深渊的同时，其妻子和情妇也成为同案犯。其妻子、退休职工姜秀峰，多次帮助李收受贿赂，其以受贿罪，被另案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个体工商户、李长轩的情妇叶晓宛同样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7.刘家坤案：原县委书记与情妇同堂受审

2013年10月10日，安徽省宿州市检察院就安徽省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太和县原县委书记刘家坤与其情妇赵晓莉涉嫌共同受贿一案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指控刘家坤伙同赵晓莉共同受贿总金额达2900余万元。这也是迄今为止安徽省检察机关所查处的数额最大的一起受贿案件。

据检察机关指控，2007年至2012年期间，刘家坤伙同其情妇赵晓莉，利用刘家坤担任上述职务的便利，收受褚某等6人合计人民币2466万余元、价值176万余元的金条12根、价值156万元的观音画像一幅、价值95万余元的宝马730轿车一辆和35万元原始股，钱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929万余元，为这些人在承揽工程、征地拆迁、拨付工程款、公司上市改制等请托事项上提供帮助。案发后，涉案赃款、赃物已被全部追缴。

刘家坤、赵晓莉涉嫌共同受贿案有三大特点:一是行贿人一般都是通过赵晓莉提出请托事项并送上钱物，然后再由刘家坤出面“弄权”，或是由刘家坤接受请托，再让赵晓莉出面收钱。二是给刘家坤送钱的人虽然不多却均出手大方，其中一个老板两次就送出1300万元的现金，另一个老板则三次共送出1000余万元的钱物。三是刘家坤收受钱物后“纠结”心理明显，因各种原因担心事情暴露，刘家坤先后三次让赵晓莉退还给行贿人钱物共计1582万余元。

8.吴湛辉案：“裸官”贪腐1.7亿 2013年11月20日，广州市中级法院对东莞市委原副秘书长吴湛辉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作出一审宣判。

法院判决认定，吴湛辉收受他人贿赂4970万元，构成受贿罪，另有9200万元港币、3000万元人民币来源不明，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非法所得上缴国库，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0万元。宣判后，吴湛辉当庭未决定是否上诉。

据悉，吴湛辉之所以被查，是因为遭举报为“裸官”。一位曾在吴湛辉手下工作的东莞知情人士称，吴湛辉比较有才能，当时拟被提任东莞副市长，已通过了提拔名单，差不多就要安排位置了，结果一查他是裸官，“就出事了”。为了掩盖受贿以及购买香港豪宅的事实，吴湛辉等人想出了各种隐蔽手段。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吴湛辉此次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与其在虎门任职经历无关，全部发生在其于东莞市环保局任职期间。检察机关指控，2003年11月至2012年3月期间，吴湛辉在担任东莞市环保局局长、利用其负责该局全面工作的职务便利，为东莞市恒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负责人赖洪中(另案起诉)谋取东莞市环保局下属的工业废物处理站的承包经营权，收受赖洪中贿送的人民币4970万元。

9.卢荣友案：一人受贿牵出50人 2013年9月11日，安徽省庐江县原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卢荣友因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财产35万元。案件宣判后，卢荣友表示服从一审判决，不上诉。

法院审理认为，卢荣友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经构成受贿罪。从1996年至2012年间，卢荣友受贿金额达370余万元，其中索贿230万元，其行为破坏了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正常工作秩序，也侵犯了国家的廉政制度建设。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危害程度，鉴于其案发后主动交代全部犯罪事实，且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查证属实，并认罪、悔罪，退赔了全部赃款、赃物，合肥市中级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据了解，卢荣友从1996年担任乡镇领导干部职务起就开始受贿，直至案发。16年间其受贿370多万元，仅在汤池镇担任党委书记、镇长短短两年间就受贿328万多元。此案在查处过程中，牵出严重违纪违法人员近50人，其中处级6人、正科级7人，已有多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10.衡阳破坏选举案:56名省人大代表涉案 2013年12月27日至28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全体会议，对在衡阳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以贿赂手段当选的56名省人大代表，依法确认当选无效并予以公告。衡阳市有关县(市、区)人大常委会12月28日分别召开会议，决定接受512名收受钱物的衡阳市人大代表辞职。

2012年12月28日至2013年1月3日，衡阳市召开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共有527名市人大代表出席会议。在差额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现初步查明，共有56名当选的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钱拉票行为，涉案金额人民币1.1亿余元，有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钱物。

根据选举法和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湖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对以贿赂手段当选的56名省人大代表依法确认当选无效并予以公告;对5名未送钱拉票但工作严重失职的省人大代表，依法公告终止其代表资格。衡阳市有关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分别决定，接受512名收受钱物的衡阳市人大代表及3名未收受钱物但工作严重失职的市人大代表辞职。另有6名收受钱物的衡阳市人大代表此前因调离本行政区域已经终止代表资格。

湖南省有关方面已对涉案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党纪政纪立案调查，对涉嫌犯罪的人员移送司法机关审查。

第四篇：腐败案例小结

关于李真腐败案件的案例讨论报告

一、案例概述

李真是个难得的反面教员。这位被称为“河北第一贪”的李真，仅３５岁时已跃升至正厅级的省国税局局长，被“双规”时年仅38岁，一年后被依法逮捕。在任期间，他先后收受贿赂、贵重物品等合计达1051.09万元，最后又一步步走向“地狱之门”。我们又应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得到什么警示呢？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德与才的关系，始终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既重德也重才。

打开李真的档案我们不难看出，7年由一般干部升为正厅级局长；到省国税局任职后，仍然兼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从李真身上分析这种极不正现象常的原因，主要有三靠：一靠弄虚作假。二靠疏通关系。三靠自己运作。由此可见，选人用人机制不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执行不认真，是造成李真这个“特殊人物”的重要原因。

李真违法犯罪给予我们最直接、最现实的警示，就是作为一名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领导干部，一刻也不能丢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李真犯罪事实还说明：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思想作风不端正，就必然由思想蜕变开始，逐步陷入违法违纪的泥坑。

首先，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思想作风培养。第二，要心系群众、服务人民，加强领导作风培养。第三，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加强工作作风培养。第四，要情趣健康、追求高尚，加强生活作风培养。

逃避监督，抵制监督，是李真严重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秘书犯罪，李真不是第一人，但他利用秘书身份施加的影响，犯下的罪行，以及带来的严重后果却是触目惊心的。早在1995年初，群众就举报他收受价值60余万元豪华凌志车和妻子携巨款准备移居国外的问题。此后举报他违法违纪的信件接连不断，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得到查处。

加强监督，强化制约，是促使领导干部廉洁从政，预防和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李真案件最突出的特征，一个是权力大于职务，影响大于职务。另一个是在不断提拔中搞腐败，在搞腐败中又不断得到快速提拔。

二、讨论综述

本小组对这一案例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怎么会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

李真的犯罪事实说明：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思想作风不端正，就必然有思想蜕变开始，逐步陷入违法违纪的泥坑 ；如果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不端正，就必然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滋生特权思想，以至滥用职权，失职渎职 ；如果生活作风不正，就必然贪图享受，逐步沦为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俘虏。

（二）、腐败的新形势不断涌现。

这主要表现为:由以往的半公开、公开的发展，并往往穿上“合法”的外衣，腐败分子巧妙的利用党的现行制度，如人事制度、公安司法制度、贸易制度、银行制度中的缺陷或漏洞，为其权力腐败服务：作案手段从简单化向智能化发展，利用电脑科技进行腐败。且腐败的主体官阶越来越高。

（三）、怎么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对权力腐败进行制约必须要靠权力制约机制、道德制约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腐败的本质就是没有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利，从而违背人民意志的行为。现代腐败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而且新的形式也不断涌现。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保证权力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行使，这就需要提高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水平，以保证各项民主权利的正确行使。

（四）、怎去预防和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通过学习和教育的方法使社会或统治阶级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内化为他们的道德信念，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培养他们勤政廉政、为统治利益或公共利益服务的意思和品质。同时要制订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样既避免人才埋没，又可以减少国家的资源浪费，使公众的道德水平和社会凝聚力得以提高。这样中国人民才不会对共产党失去信心，人心才不会涣散。万众一心，有这样凝聚力的国家，才会越来越强大。

三、思考与启示

通过对本案例的讨论，我们可以深刻的认识到，选拔一个青年干部，一定要德才兼备。对李真这种只会投机钻营、弄虚作假、拉扯关系、无德无才得人，错误的提拔任用，教训是沉痛的，也反映了一些地方党组织在用人制度上的缺失。

第五篇：腐败案例分析

***腐败案例分析

物联网14-2

甘玉婉

据新华网北京９月２８日电，“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审查报告》说：“经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薄谷开来利用***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此外，调查中还发现了***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极大损害了党和国家声誉，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从《审查报告》中可以看出，所用字眼都是“严重后果”、“极大损害”、“非常恶劣”、“重大损失”。值得一提的是，《审查报告》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中国特色里已经没有了毛泽东思想，这句话尤其意味深长。

***事件给全国带来的震动不亚于当年的“粉碎‘四人帮’”的震动，如果说“粉碎‘四人帮’”，是三十年前的大事，那么***事件就是三十年之后的大事。其影响是全面的，其教训是深刻的，需要对***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反思。

***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路线问题。这是倒退回“文革”还是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问题。“粉碎‘四人帮’”（毛泽东）是路线问题，***事件也是路线问题，“四人帮”（毛泽东）走的是“文革”路线，***走的也是“文革”路线，二者只是程度不同。“四人帮”（毛泽东）走的是“文革”大路线，***走的是“文革”小路线，前者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后者在重庆展开，波及到全国。所谓波及一是指影响而言，二是与乌有之乡唱和而言。

***事件告诉人们：第一，“文革”走不通；第二，唱红打黑走不通；第三，靠毛泽东思想搞建设走不通；第四，通过人治反腐败走不通；第五，利用民粹主义搞运动走不通；第六，利用权力搞走共同富裕的路行不通。后五条都是“文革”路线走不通的逻辑展开。

第一，“文革”走不通。关于“文革”的性质、动机、效果、原因的在意识形态上早有定论，在中共党史上也说得很清楚，核心仍然是彻底否定“文革”。这是官方与民间的共识，尽管官方与民间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有重大分歧，结论仍然是一致的。“文革”不但是革了文化的命，使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更主要的是把政治专制发展到了极端。由于政治专制使经济、文化、社会都成了政治的工具，政治专制全方位浸入社会的所有层面，使所有人都成为政治动物，又

成为政治的工具。彻底否定“文革”就是彻底否定专制，就是进行宪政民主建设。邓小平在当时认识对民主认识还是很有深刻性的，所以才有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要正确处理人治和法治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邓小平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纲领性文献至今还没有人超越。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邓小平个人原因，政治民主化并没有进行下去，但并不能因此否定邓小平对“文革”反思的深刻性和民主理论探索的合理性。

第二，唱红打黑走不通。改革开放三十年，有四个不可否认。第一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繁荣不可否认。第二是由于经济繁荣而带来的两极分化不可否认。第三是由于经济繁荣而带来的固化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可否认，第四是由于固化的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政治体制改革不可否认。后三个不可否认导致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出现，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合理诉求、合理预期、合理流动、合理保障、政治尊严、公民权利得不到实质性的维护。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可以通过民主来解决这些问题。在非正常情况下，他们不得不通过诉诸传统、去寻求好皇帝、清官、强人政治去解决，在现实中又没有他们需要的强人，于是寻找毛泽东、从“文革”中汲取有用的资源，毛泽东再一次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精神领袖。“文革”再一次成为他们得以渲泄的理论来源。当然，社会弱势群体并不真的希望回到“文革”，他们只是希望通过“文革”来救赎，以“文革”的方式反抗两极分化，呼唤弱势群体的尊严，寻找基本的生存机会。社会弱势群体是利用“文革”反两极分化，利用“文革”强人表达对现实的不满。社会弱势群体利用“文革”，***利用了社会弱势群，通过弱势群体利用“文革”，实现其个人政治目的，可谓一箭三雕。

第三，靠毛泽东思想搞建设走不通。有人可能会说，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是其精髓，革命靠实事求是，建设也靠实事求是，邓小平也持这一看法。这句话从原则上没有错。但革命与建设毕竟是两回事，革命家常有，政治家不常在。革命需要把朋友和敌人区分清楚，区分的目的是要把敌人消灭光。建设需要对社会各个阶层妥协，以人为本就是让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下。革命的实事求是与建设的实事求是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毛泽东的主要思想是革命，在建设时期也是通过革命搞建设，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都是通过革命搞建设的结果。革命式建设国家、运动式建设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成功过。毛泽东的计划经济，也是革命性的计划。重庆这些年来的建设，确实让当地普通人，尤其是重庆弱势群体看到了希望，但革命性建设的治理方式仍然没有改变。唱红、打黑、取消广告、种树等活动并没有使重庆得到实质性的发展，通过借钱、打击私营经济、寅吃卯粮掠夺式发展必将使重庆失去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后果堪忧。

第四，通过人治反腐败走不通。在重庆，有一个重庆人津津乐道的事，那就是重庆的治官措施很见成效，重庆人认为官员们为公民服务的水平提高了，对重庆市民的服务态度好了。官员的清廉度提高了，腐败行为少了，公开腐败没有了。重庆来了一个清官，来了一个好领导，至今还有人认为***冤枉，***是一个好官、清官。就是《审查报告》里说薄“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重庆相当多的人也不信，认为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权力会导致绝对腐败这是一个政治铁律，在绝对权力的情

况下，没有人能逃脱这样一个铁律逻辑和控制。通过人治反腐败，握有绝对权力的人一定是最大的腐败者。

第五，利用民粹主义搞运动走不通。民与人，表面看来就是一字之差，其内容却有本质的区别。民自古就有，爱民、恤民、重民、惠民、为民等专制统治阶级喊了两千多年，实质仍然是臣民，是专制统治者的工具。即使把民替换成人民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人民以敌人的存在为前提。英美国家只讲人，不讲人民，区别了人与人民的不同。人民是一个集合名词，是一个群体性概念，而人是不可化约的。《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里面只讲人或公民而不讲人民也充分说明了人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民粹主义走的不是“人”之道，走的是“人民”之道，是集体主义之道，是虚幻的人民之道。民粹主义者认为个人是无力的，群体才是有力的，正所谓人多力量大、众志成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里讲的都是民粹的道理。政治强人把人民捧为神来利用人，民粹的敌人是人，是政治强人的敌人。毛泽东搞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充分利用了民粹来打击人，使人只有在毛泽东之下才有归属感和安全感。***也是充分运用了民粹，通过民粹运动使唱红、发短信、打黑以此横行重庆，裹挟人民以令人。

第六，利用权力走共同富裕的路行不通。毛泽东利用绝对权力搞平均主义，以为平均主义就是共同富裕，结果共同富裕没走成，走成了共同贫穷，甚至在大跃进没有自然灾难的情况下饿死人口三千五百万。邓小平则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来达到共同富裕，同时也不允许平均共富。现在看来，尽管这个思路也有问题，但毕竟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好思路却因为政治体制的滞后，权贵介入共同富裕、介入市场经济，在三十年之后导致了两极分化，从而引起了社会弱势群体的严重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两个选择，即是通过彻底的市场经济解决先富和共富问题，通过政府解决社会社会保障底线问题，进而达到共同富裕，还是通过政府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罗尔斯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在平等的自由满足之后，要处理好公平问题。处理公平的好坏则取决于对社会最少受惠者照顾得好坏。罗尔斯的意思是：如果社会的不平等是确定不移的，这种确定不移必须使社会最少受惠者能够接受。罗尔斯的思路在中国是理想的理想，因为中国平等的自由严重不足，最少受惠者也不会不接受现在的两极分化的极不平等。中国的弱势群体（大部分属于最少受惠者）他们宁可不要平等的自由，不要民主，他们宁可放弃民主选择政治强人为他们实现经济平等。换句话说，宁要强人之下的平等，也不要民主的平等，宁要生存的平等，也不要尊严的平等，宁要专制下的臣民平等，也不要民主制下的公民平等。他们认为***这样的政治强人能实现他们的共同富裕，他们看到了两极分化对他们造成的巨大物质和精神伤害，他们选择强人为他们打抱不平。在***打击私营企业主的时候，以打黑的名义打击富人的时候，重庆的普通人仿佛看到了共同富裕的梦想实现。

***事件表明，“文革”走不通，走“文革”之路是死路。只有宪政民主才能走得通，这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是各个国家的政治实践证明是成功的道路。宪政约束权力，使绝对权力变成相对权力，变成相互制约的权力，政权不能滥用，党权也不能滥用，个人不能凌驾于社会之上，不能凌驾于党之上。党内要有民主，民主要有约束。党外要有宪政，党权受到宪法和宪政约束，宪政即“限政”。宪政民主保证每一个人自由地唱红，自由地唱自己所喜爱的歌曲。可以依

法打黑，防止权力乱打。宪政民主可以保证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自由地形成自己的思想，自由地可以学习各种思想，而不仅是学习毛泽东一个思想。宪政民主可以通过限政、通过公民权利进行制度性反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宪政民主可以使民化为人、化为公民，使每一个人、每一位公民权利得到保障，防止以民的名义、以集体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公民权利。民主才能解决共同富裕，因为民主以多数取胜，真正使先富起来的成果为多数人所用。民主也需要宪法，因为民主也会滥用权力，也会通过民主的方式杀富济贫。

告别“文革”路线，就需要进行宪政民主制度建设，使权力受到制约，使权力不会被滥用，使所有人在宪政下实现自由、平等、人权，使每一个人都有价值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