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成司法执行腐败最大诱因

第一篇：房地产成司法执行腐败最大诱因

司法执行腐败最大诱因：房地产

司法腐败被称为腐败中的腐败，司法腐败中的执行腐败，成为司法腐败中的重灾区。有统计显示，执行领域的腐败问题在法院系统的腐败案例中，占比最大。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广东高院执行局原局长杨贤才、广西高院原副院长欧绍轩等人的落马，核心犯罪事实部分均涉及执行腐败。上述执行腐败中最大的诱因便是房地产业。

日前，最高法院在全国掀起了针对执行领域的整顿行动，为期一年。这项行动的总体要求是“转变执行作风、规范执行行为”，同时要求加强对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程序救济权利的保障，以及严厉打击被执行人规避、抗拒执行的行为。

7月9日，最高法院在济南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年)》，并介绍了法院深化司法改革的推进情况。其中，有关执行领域的改革，将加大执行信息公开化，同时将规范处理涉案财物的范围、标准和程序。此举将进一步遏制执行领域的腐败现象。相比于一般的腐败，执行腐败往往存在错判、误判的情形。从腐败到当事人违纪被查，又是数年过去，往往事态会变得更为复杂。

新一轮司法改革已经试点启动，在中国反腐如风暴般进行的当口，遏制和进一步打击执行领域的司法腐败，抑或成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难结：执行腐败案

以欧绍轩案为例，其当年错判的土地，如今已建成商品楼房，可以预见的是，相关资产的回转难免会遇到一个更为复杂的未来。

欧绍轩案判决书显示，1999年～2009年间，欧绍轩担任钦州市中院院长、自治区高院副院长期间，利用主持法院工作或分管案件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广西通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通源公司”)等单位共计889万元，以及港币15万元的财物。而他所有错误的根源均来自对南宁荷花味精有限公司的一起“以物抵债”的执行案。

2000年前后，国有南宁荷花味精厂被改制为民营南宁荷花味精有限公司。

改制前后，该公司因背负银行债务，几乎到了破产边缘。它剩余的财产最值钱的也就是800多亩土地。这些土地当时均为划拨用地，为尽快改制，南宁市政府将上述土地核价4700余万元，全部划归荷花味精所有，并且办理了13宗《国有土地使用证》。

根据南宁市2002年土地基准价格，仅荷花味精位于北湖北路上的总部34.5亩商业地块的估值已达1.06亿元。照此计算，荷花味精完全有能力通过房地产开发及化整为零分别拍卖土地等方式抵偿银行贷款等债务。

但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及其资产管理公司似乎并不热衷于这些土地，他们只想转让债权。在经过三次匪夷所思的拍卖程序并最终流拍后，经过数度债权转让之后的债权人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于2005年6月召开会议，批准以协议转让方式，作价8550万元，将荷花味精债权转予深圳国粮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深圳国粮”)。

深圳国粮又是何许人？在取得上述荷花味精债权之前，它是荷花味精的股东。而2008年前后，在取得了荷花味精债权后，深圳国粮与荷花味精“翻脸”，不再做“股东”，只做“债权人”。而此时，荷花味精的总资产包价值已经高达25亿元以上。

深圳国粮做债权人的目的，是通过法院实现以荷花味精的商标权、资产尤其土地抵偿其债权，即“以物抵债”。为实现这一目的，欧绍轩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

判决书显示，自2005年起，欧绍轩主管广西高院的执行工作。2006年上半年，欧绍轩与通源公司执行董事董平结识。通源公司和董平正是深圳国粮运作荷花味精财产执行案的代理人。

司法材料显示，2008年2月，在欧绍轩全力运作下，南宁中院做出了裁定，裁定荷花味精的土地、商标、设备、厂房，全部以“以物抵债”的方式折抵了荷花味精2.3亿元的债务等费用。

反差：2.3亿元的裁定价与25亿元的市场价

2.3亿实际上是4年前，东方资产公司的评估价。在有关交代材料中，欧绍轩表示，其本人明知这一评估已经失效，但信口自己充当了评估方。而荷花味精位于南宁市中心北湖北路最有价值的土地，则裁定给了一家与深圳国粮有着权益

关系的案外公司。

知情人士介绍说，实际上，在东方公司放弃以物抵债程序并经过四年的房地产价格飞涨之后，法院应当重新进行评估、拍卖、变卖的程序，但这些均被欧绍轩略去，他以一纸高院督办函的形式命令南宁市中院审委会通过以物抵债的裁定。通过欧绍轩的安排，本来的拍卖条件中，投资人负责投资数亿元建厂的条款也被忽略。

上述欧绍轩主导的裁定，也直接导致荷花公司实质性破产，使国家可以通过破产清算程序能优先得到的3000万元税款流失。同时该裁定将以物抵债的土地直接抵给案外人南宁国粮味精公司，直接导致土地流转税近7000余万元流失。

对应的则是欧绍轩得到了他职务之外的回报。在裁定下达之前，2007年6月、7月、10月，欧绍轩收受了通源公司180万元人民币及价值103.836万元的奥迪Q7越野汽车一辆。裁定下达后，欧绍轩继续收受贿赂320余万元，总计受贿620余万元。

最终，欧绍轩因受贿罪，于2011年年底被广东省高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据《财经》杂志报道，深圳国粮除投资外的费用主要用于“运作”上述目的，数额高达一个多亿。

欧绍轩虽然已经认罪，但其受贿错判如何通过回转等方式回到正常路径上解决至今仍是一个谜。

居首：房地产执行涉及率

江西省高级法院副院长郭兵曾在其文章中统计，执行机构人员占法院编制的十分之一，违法违纪人数却长期保持法院系统的五分之一的比例。对于执行腐败的具体方式，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建初在2012年透露，有落马的执行法官交代，这一领域的腐败方式竟有11种以上。

辽宁沈阳中院原院长贾永祥在获罪后的悔过书中说：“我没有经其他领导同意，就把本来应该支付给建筑公司的工程款截留下来借给了他(当地一私营企业主)。”正是这一执行领域的腐败原因，导致贾永祥疯狂敛财，不计后果，最终在2001年前后被判刑。

在贾永祥被处罚之后的第二年，2002年，湖北武汉中院爆发的腐败窝案震

惊全国，涉案人员有10余名法官和40余名律师，其中最大的症结就在于执行问题。随后，武汉中院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但未过数年，2009年，该法院再次爆发腐败窝案，包括院长周文轩在内，又有6名法官被“拿下”。而案发原因依旧是执行过程中的腐败。

就在武汉中院窝案爆发期间，2003年12月，广东省高院原院长麦崇楷被北京一中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麦崇楷受贿，很大原因亦与执行腐败相关。

随后，2004年4月，海南高院执行局原局长马升，因受贿罪等数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其最大罪状便是滥用执行权导致国家财产蒙受巨大损失。

实际上，本报记者曾独家获知的司法材料显示，马升亦是引爆著名的广州中诚广场案的导火索。正是因为他对中诚广场的非法查封，最终导致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和广东高院执行局原局长杨贤才的落马。

而黄松有当时主管执行工作，与杨贤才和数名律师，以及神秘商人李薇，共同设计了中诚广场查封拍卖的巨大陷阱，并与中石化[微博]原董事长陈同海密切相关。其腐败黑洞深不可测。

2010年，黄松有因受贿罪等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同期，杨贤才亦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马升到黄松有落马期间，2005年，安徽阜阳中院爆发腐败窝案。包括该院执行庭庭长王春友在内的10余名法官均因涉及执行腐败被查处。

此后的2007年，四川省高院执行局原局长罗书平、成都市中院执行局原局长王卫平，采取指定异地法院执行、中止执行、接受律师请托在案件执行中给予帮助等手段进行腐败活动，之后被判刑。

2008年，深圳中院也爆发腐败窝案，多名法官牵涉其中，该院原副院长裴洪泉被判处无期徒刑，主要涉及拍卖等环节的执行腐败。

重庆市高院原副院长张弢及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随后亦因执行领域腐败案发。乌小青于2009年11月自杀；2011年，张弢被判死缓。

距离目前最近的高级司法人员因执行腐败被判刑的是广西高院原副院长欧绍轩。2011年11月，主管执行的欧绍轩因受贿罪被广东省高院判处死缓。

2009年，在黄松有被查后，最高法院因此出台规定，试图遏制执行领域一

些环节的失控，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是因为各地法院在此领域缺乏有效监督，而仍有空隙可钻。

2014年“两会”期间，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向全国人大做工作报告表示，2013年，各级法院共查处利用审判执行权违纪违法干警381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101人。在2013年“两会”上，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的工作报告中，前一个数字是1548人。2012年，这一数字是519人。

王胜俊曾指出，执行腐败的易发领域是违法执行案外人财产，违法采取查封等执行措施，违法拍卖、变卖、以物抵债等。

在房地产价格疯涨的年代，上述环节中的腐败问题大多涉及房地产。本报记者对上述典型案例的统计显示，涉及率高达90%。

武汉窝案中，6名法官先后落马，均与该市黄陂区盘龙城这块闲置用地有着直接关联。张弢、乌小青被调查，也是与原重庆奥妮公司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的“三工场”65亩地块的司法拍卖有关。罗书平等人的“落马”，同样与烂尾楼拍卖有关。

黄松有、杨贤才和欧绍轩的腐败案件，则集中体现了上述环节的严重失控。因为他们的腐败行为，目前涉案的广州中诚广场房产和南宁荷花味精土地案，至今未能了结。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第二篇：房地产腐败案例收集

房地产腐败案例收集

挤出高房价中的腐败泡沫

楼市走向一直是争论焦点，高房价中存在腐败泡沫却是共识。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到，2009年查办发生在土地出让、规划审批、招标投标等环节的职务犯罪案件达6451件。

近年来，部分城市房价的攀升速度令人触目惊心。群众不禁要问，如若不是腐败作祟，不愿作为，房价成本为何总是雾里看花？捂盘惜售为何屡禁不止？囤地行为缘何视而不见？没取得预售许可证的楼盘何以公然销售？这不免让人相信：房价中的某些“成本”是某些人不敢摆在桌面上的。

房地产领域日益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一些官员利用批地、规划、免税等权力，与房地产开发商搞“权房交易”，收受房产，或者以低价购房。从南京“天价烟”局长到上海多达14处房产的“炒房区长”，从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武龙，天津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等人到重庆揪出的地产腐败“窝案”，房地产领域的腐败涉及官员之多，受贿金额之大令人震惊。早在2005年国务院出台的楼市调控措施中，就有关于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清理闲置土地的要求。然而这些政策措施总是落不到实处，达不到应有的效力；会不会是拿了人家好处的官员故意不落实？房地产领域的腐败行为，削弱了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中的执行力，损害了其公信力，难怪一些网民感叹“调控”变成“空调”。

腐败的存在，也有房地产管理制度上的漏洞。业内人士称，只要“运作”得好，土地招拍挂制度下依然可以如愿拿地。有的全国人大代表介绍，办理一个房地产项目手续竟然要盖166个公章。倘若每一步都“运作”得好，百姓要为此支付多少腐败成本？

挤出高房价中的“腐败”泡沫，一方面要高举法律利剑，坚决惩治损害民生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制度建设，搭建防治腐败的制度屏障，特别是要在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等带有行政权力集中、资金密集、竞争激烈、回报率高的领域增强制度约束力。

挤出高房价中的“腐败”泡沫，还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房地产领域腐败行为频现，与监督机制单一不无关系。有些内部的规章制度看似无懈可击，但由于是封闭运行，缺少外部监督，一些腐败行为被披上合法的外衣隐匿起来，其危害更大。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编织一张全民防腐之网，让腐败无处遁形。挤出高房价中的“腐败”泡沫，清除特殊利益集团对降低高房价的阻挠，让百姓不再为高房价中的腐败买单，是倒逼房价回归理性的一剂良方，关键要痛下决心，真抓真挤。

披露的数据正在与人们的常

识不断吻合。中央有关部门公布了20起工程腐败典型案件，涉及地(厅)级官员57人平均每个案件涉及金额550多万；巧合的是，近日一项媒体调查显示，62%的受调查者认为“国土局长”是风险最高的职位。

工程腐败的频发与国土局长的“风险”，都集中指向了一个领域——房地产，也都一起揭示了高房价的重要成本——腐败。无需举太多的例子，“楼歪歪”“楼垮垮”“楼倒倒”“楼脆脆”，无一不与腐败渎职相连；众多官员的落马，大多与房地产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这样的背景下，与其学究式或轻飘飘地照搬概念，拿出“刚性需求论”、“供需矛盾论”、“纽约东京对比论”，甚至什么“丈母娘需求论”、“离婚推高房价论”，倒不如认真梳理一下房地产市场的真实逻辑，核算一下高房价成本的具体构成。

“我认为房地产问题应该从解决腐败入手，这是一个要害。就像足球一样，中国的足球为什么上不去？从10年前的世界41名变到了现在的97名，原因在哪？花钱少吗？人员少吗？为什么老在往后退？最后知道了，是因为腐败。”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参事任玉玲的一番话，可谓洞若观火。

腐败，不仅蚕食人的肉体灵魂，也在扭曲市场经济规律。同样“招拍挂”制度，同样“走程序”，但由于腐败渗入，由于官商勾结的“潜规则”，结果大相径庭。“为什么大家都叫‘拿地’，而不用‘拍地’，说明里面有门道，‘拿地’条件政府可以设置，规划政府可以改变，一切主管部门说了算。”温州某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曾这样直言。

这也是为什么当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表示高房价中有腐败成本时，会产生强烈广泛的共鸣；为什么当有开发商透露，“腐败成本”占房价两成时，许多人深信不疑。

一个房地产项目，立项、贷款、工程招标、用途变更、容积率调整、监理验收„„涉及的政府部门有数十个，如果每个部门都雁过拔毛一番，将是一笔多大的数目。而从披露的案件中，连环境评价这样的环节都可以以权谋私，可见开发商的“压力”有多大。而开发商支出的成本，毫无疑问，将由普通购房者耗尽几代人的积蓄或者透支数十年的幸福去承担。

正如高房价透支人们的未来，甚至销蚀人们的价值观一样，房地产腐败也在左右着一些政府官员的决策，让房价调控政策在现实中变形走样。很难想象，当官员们收受着开发商的贿赂，或者直接在房地产项目中入股时，会真正有决心把房价降下来，很难会把精力投入在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上。而从武汉经适房六连号事件，到郑州经适房建别墅事件，更是说明，利好政策是如

何被腐败官员攻陷的。

在这个意义上，腐败不除，高房价难降。只有拿出中国足球“反赌”的勇气，铲除房地产利益链条上的各种腐败，房价才能回归理性，保证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只有形形色色的宋思明们进去了倒下了，年轻的海藻们才能有健康的出路，踏实的海萍们也才有望不再过蜗居的生活。

住建部微服私访调研称全国楼市成交量回暖。前两个月，全国住房成交量同比增长6.1%——刚刚结束的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全国房地产市场调研，得出了上述最核心的数据（3月15日《扬子晚报》）。

微服私访调研楼市成交量十分必要。但楼市腐败成本更需要微服私访。

楼市成交量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房价问题。谁都知道，当下中国房价过高、导致房市低迷的基本格局并未根本改变，无论房价涨跌，大抵皆未能改变中国房价收入比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准的事实。

而房价问题的核心是成本问题；成本问题的核心又是什么，其中有无或有多少腐败成本。“有公章之处，就有滋生灰色成本的可能”。早先，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坦言：“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房产商能够拿到其中40％的利润，余下超过40％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层层消化’掉了。”在近日《小崔会客》节目中，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就谈到：“要解决这个问题（房价中的腐败成本），首先就要反腐败，如果没人索贿，他就不是非付不可了。”

毫无疑问，弄清房价成本，让真实房价成本大白于天下，尤其是将其中的腐败成本抖落剥离出来，再按照市场规律降低成本，就能让房价回归理性。这不仅利国利民，也是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根本“救市”措施。

故而，有关部门与其急于微服私访楼市成交量真相，毋宁先微服私访楼市腐败成本原委，因为前者为“末”后者为“本”，后者更迫切更现实更有用。（陈庆贵）

监察部曝20件工程腐败案涉金最高2200万 房产占半数

近期，江苏省纪检系统举办了一个反腐教育展，其中负责城建的官员频频落马引人注目。近年来，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常州市原副市长张东林、南京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魏竹琴等相继被查处，其贪腐行为均与房地产有直接关联。

房价畸高畸涨的民情、国忧，抵不过少数地方官员与开发商“合谋”的私利，难怪国家房地产调控频出重手。围绕楼市的腐败警讯，彰显房地产宏观调控仍任重而道远。

灰色成本：购房者不该承受之重

“常州市原副市长张东林案很典型，其主因是被房产商控制，不能自拔。”江苏省纪检部门一位干部介绍说。近几年张东林在审批房地产开发项目

等过程中，被查出索取和收受１７名房产商贿赂２７０余万元，涉及具体楼盘近３０个，有的房产商每开发一个楼盘都要行贿。

为收买张东林，某开发商费尽心机地开了一家酒店，专门应承他的个人宴请，几乎不对外营业。

为让张东林与情人“浪漫”幽会，开发商送给他的两个情妇价值５４.６万元和２５.８万元的住宅各一套，装修奢华，并配有高档家电。某开发商还送给他的儿子３８万元购房款，张东林得知后，只若无其事地说了声“我知道了”。

开发商为何如此仰赖一个负责城建的官员？因为“谁和张东林的关系铁，谁就会成为主流房地产企业”。受贿后的张东林为开发商提供的服务“细致入微”：确保审批项目顺利过关，减免土地出让金，为国有房地产企业核减亏损，为开发商协调各种关系，以审批代替土地招投标等等，权力所及，无所不包。

南京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魏竹琴案情与张东林相似。据纪检部门证实，魏在用地协调、规划审批、规费减免、项目立项及承接上，为开发商谋利，收受钱财。其随身携带的他人赠送的各种消费卡就达数十张。

城建官员腐败，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即“老子管城建，亲属搞开发”。据苏州市纪委证实，２００４年８月被江苏省纪委立案调查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利用分管城建的职务之便，不仅大肆受贿，而且伙同其子在变更土地用途过程中，非法敛财，数额特别巨大。

２００４年初，江苏省纪委根据群众来信查明，姜人杰指使苏州某国企老板挪用巨款，充当其子开办私人公司的注册资金。苏州一位干部说，姜人杰曾利用职权，将苏州一块工业用地变更为房地产用地，并将这块地交给其子的公司拍卖。据透露，姜人杰的儿子开办公司时，从某大学工商系毕业才一年。

南京一位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坦言：“如果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的成本能降低１５％左右！”

房地产项目的“灰色成本”如何入账？这位开发商透露，虚支招待费、管理费能消化一小部分，再就是摊到建筑安装上，因这一环节税费低。当然，最后都要转嫁给购房者。以常州张东林受贿的２７０多万元为例，如果要摊到１０００套房子上，每户要承担２７００元；如果是５００套房子，每户要承担５４００元。

利益共生：官商合谋击穿制度缺陷

南京大学教授葛扬说，我国对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至今已有两年多，但房价在一些地区依旧快速上涨，住房结构调整在多数城市效果有限。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地产腐败现象太多，而腐败高发又与房地产领域的制度缺陷有关。

开发一个房

地产项目，要办齐“五证”，盖好２０多个公章，这些环节除了涉及规划、国土、建设等主流部门，还需经过房管、工商、税收、建设、交通、环保、卫生防疫、消防、地质勘探、园林、人防等众多机构的审批或备案。

江苏一位开发商坦言：“部门林立，表面上环环相扣，但却很不透明、很不规范。如果我们不一个个上门去烧香，当官的就会拖，楼盘开发是资金密集型的，哪个环节都拖不起啊。”

苏州大学一位教授说：“像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价格会直线飙升。而土地用途变更的权力掌握在土地规划领导小组手中，但实际决定权在分管副市长和副秘书长手中。其中的制度监管缺陷，很容易成为开发商集中攻关、负责城建的官员权力寻租的环节。”

“近两年房地产市场中的权力寻租色彩并没有被稀释，在一些地方反而越来越浓。有的开发商拿到的土地容积率远远高于周边地块，一个中等项目容积率提高零点几个百分点会增加数千万的销售额。而在土地出让环节，虽然在２００３年实行了招拍挂制度，但‘围标’‘陪标’现象并不少见，这说明土地在拍卖前已内定了买家。”一位开发商忧虑地说。

中国城郊经济理事会理事长包永江分析说，在开发商和城建官员之间，客观上存在一种“共生”的寻租现象。开发商一方面是城建官员的“政绩推动者”，同时又很容易把城建官员拉下马，成为诱导官员腐败的“麻烦制造者”。从经济层面上分析，双方在“攻关”和“寻租”上一拍即合，容易结成“利益集团”。

２００６年２月，国务院首次界定的商业贿赂重灾区中，与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的工程建设和土地出让，首当其冲。事实证明，在这两个环节中，一些城建官员与开发商形成了一明一暗、化公为私的谋利模式，急需重点查处。

楼市腐败：房价调控政策大打折扣

一系列城建高官腐败案显示，房地产能够满足地方官员两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房价快速上涨带来的是税收增长，房地产能提升城市形象；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官员也通过权力寻租满足了私欲。这条隐藏的铁律不打破，房价调控效果将大打折扣。

长三角地区一位市领导坦言：“时下地方官员主导房地产发展的冲动依然非常明显。因为在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中，有７５％归地方所有。在我们市，土地出让金的３０％直接划入地方财政。而土地出让价格的高低与房价密切相关，房价越高，当地土地拍卖价也越高。”

他说，一个重要例证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个城市的房产局长公开表示要让房价降下来，否则局长的位子恐怕也不稳了”。

房地产市场的矛盾，反映了调控与反调控的博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说，这是“目前中国涉及利益面最广、博弈技巧最纯熟、悬念最多、结局也最扑朔迷离的一场博弈”。

检视两年来的楼市调控过程，一些专家回顾说，在新政启动前，听到风声的一些地方领导就坚称当地的房价“在合理区间”；调控开始后，一些地方领导暗中鼓动开发商，力挺房价；棋到中盘时，又有一些城市急忙打时间差，很快公布某时段房价下跌的数据信息，力图让调控“见好就收”；见调控连连出招，一些利益集团便不断释出“房价下跌会导致国民经济灾难性后果”等威胁，借以瞒天过海，扰乱决策。

有关专家说，作为官商合谋的副产品之一，楼市“灰色成本”也许并非房价高企的决定因素，但它无疑助长了房地产领域的寻租行为，如果每个公章都成了腐败的机会，那么“落实”调控政策本身也可能成为下一个“腐败的机会”。真正可怕的是每个环节都出现官商合谋的“复制效应”。

目前高房价、住房难，已成为广大市民的沉重负担，超出了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有关专家说，目前的楼市调控着力点主要是拧紧土地供应和商品房信贷闸门，提高税率，控制住房供应结构。下一步的楼市调控，应考虑梳理或再造房地产项目审批和监管流程，弥补相关的制度缺陷，让每一个环节都“阳光运行”。

有关专家还建议，在明年的房价调控政策中，应考虑明确设置楼市反腐败议题。近两年来，因房价调控掺入了行政性手段，一直饱受一些开发商诟病。但城建官员腐败高发显示，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反击房地产腐败也许最有效。因为官商合谋的利益集团一旦暗中形成，楼市调控的效力就很容易被消解。（该文时间：2006-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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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负责人秦永林、工程安全和防火负责人夏建刚等6人进行一审判决后，“楼脆脆”的主角终于亮相

海南土地腐败 原市长等25干部落马

开发商绕开征地程序，低价“私占”集体土地，又通过收买政府官员，高价倒卖给政府变身“国有

一年查办国土腐败案近2千件 大批干部落马

第三篇：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2011.03.16

“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发人深省

2011年03月15日 10:26:13来源： 新华网

3月14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他说，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3月14日 新华网)

“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近年来，公众反映的官员腐败行为主要集中在规划审批、土地拍卖、政府采购和重大资金项目审拔等领域，这些领域被视为腐败“重灾区”与“高危行业”。因此，必须从规范权力运行入手，公开决策与审批程序，推进政府信息公开，遏制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

政务公开是规范权力运行的必然要求，也是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的前提条件。预防腐败需要更多的理念创新、制度创新与机制创新。北京市曾制定“领导职位说明书”，小到科员、大到局级的机关干部都有详细的职责标准，职位说明书同时作为评价各级干部任用和奖惩的依据，也为官员接受监督提供参照，防范因人设职、人浮于事和滥用公权的不良现象。“职位说明书”其实质就是“权力说明书”，各级政府应通过政务公开，将各部门权力清单以“说明书”的形式公开，以便于群众监督和干部自我约束。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让腐败无处藏身。我国现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得到实质性的推进。最新的制度规定，县处级副职及以上的领导干部、大中型国企领导每年须上报个人财产及婚姻变化、配偶子女移民状况等。其中，财产申报包含个人及家属的收入、房产、投资有价证券和金融理财产品等。显而易见，这一规定将官员的“个人家事”上升为可能影响到职务晋升和社会评价的“公事”。无论是防止“带病提拔”，综合考量官员的述廉，还是查处群众举报，回应对突出问题的关注与质疑，都将成为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以保障公众充分享有知情权与监督权。

采取零容忍的反腐态势，还需要堵住“后门”。外逃“祼官”越多，腐败分子就越发肆无忌惮。针对“裸官”的出现，深圳在全国率先规定，“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为了防止“裸官”外逃，广东省委组织部规定省管干部上任前需报告家属情况；去年4月，中央审议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这无疑是从源头预防“祼官”腐败的得力举措。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今年我国首次对“裸官”进行登记，对其进行“特殊管理”。

权力一旦不受约束，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与民争利，甚至恃强凌弱，进而蚕食政府的公信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贪污腐败无疑是最大危险，也是党和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只有让权力在阳光运作，让干部接受批评与监督成为一种常态，才能让一些人不敢伸手，伸手必被捉。

第四篇：不作为也是最大的腐败

不作为也是最大的腐败

李克强总理28日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说，为政不廉是腐败，为官不为也是变相腐败。“仕而废其事，罪也。”庸政懒政怠政必须继续坚决加以整治。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要确保今年生产任务如期完成，严厉责问那些“混日子”、“不作为”、“得过且过”的行为。

面对严峻压力，我们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调整结构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效益稳中有进。但“稳”不等于不作为，“廉”和“勤”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做不到“廉”是腐败，做不到“勤”也是变相腐败。勤而不廉会出事，廉而不勤易误事。身为领导干部要履行好职能使命，就必须始终做到既要一心干事又要一身干净，决不能以干事为不干净“遮羞”，也不能借干净为不干事“开脱”。干不干事与出不出事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只要公道正派，严于律己，严格按制度、规定和程序办事，把权力用在部队建设发展上，又怎么会出事？反之，如果不把心思用在工作上，四平八稳，得过且过，只想谋个人私事，出事不过是早晚的事。

现实中，有人持这样的观点：宁可不作为，也不要犯错误；宁可少干事，也不要出事。细琢磨这句话，觉得有失偏颇。

不贪不占、不犯错误，是一个领导干部最基本的品行。而为了不出事就不干事，为了避免犯错误就不作为，无疑是走向了“消极保平安”的极端。如果说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违法违纪行为是腐败，那么，不作为、图安逸、偷奸耍滑，只吃俸禄不干活同样也是一种腐败。因为它“腐败”的是党和人民给予的责任和信任。

消极与腐败常常相伴而生。不作为是典型的消极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腐败。不作为，不干事，可能不会出事，看上去中规中矩，似乎也干净，人们往往见多不怪，习以为常，最多只看成是作风问题，对其非显性的危害后果，认识不足，也不予深究。其实，这种不作为的消极行为，如同潜伏在干部身上的可怕病毒，不但在慢慢侵蚀干部的免疫力与健康躯体，而且一旦传播开来，染之者众，就其后果而言，不作为必定误事、坏事，乃至坏了大事，其为害之烈，一点也不亚于那种违法乱纪的腐败，有时甚至造成更大的损失，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现实生活中，类似这种“消极不腐”“慵懒不为”的现象有很多表现。一是一些干部理想宗旨观念淡化，精神状态空虚萎靡，不善于学习，不思进取，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满足于现状，满足随大流，缺乏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存在“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甘做稳稳当当的“太平官”等思想。有的虽然不贪不占、不损公肥私，但工作上无所用心、无所作为，在岗不在状态，在位不谋公事，混日子、求安逸、图清闲；

二是有些领导干部认为他是来做官的而不是做事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三是遇事胸中无策、手足无措,又不善于学习、不勤于思考、不勇于实践,散漫拖沓、暮气沉沉，遇到矛盾绕着走，对基层反映的问题麻木不仁、漠不关心，事件到了他手中一拖再拖,最后往往是不了了之、无果而终。

四是在面对一些违纪违法行为时,胆小怕事、怕得罪人、担心遭报复,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了一种摆设,纵容包庇犯罪,助长不正之风蔓延。五是热衷于吃吃喝喝、迎来送往、拉关系、找门子。心思不用在工作上,而是用在自己的爱好上、用在弄虚作假上、用在跑官要官上。以上所列举的种种不良现象,说轻点叫庸政、懒政,严重点就是失职、渎职。

这些行为，在本质上以及危害性来看都是与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同出一辙的，如此“不作为的腐败”，如同潜伏在人身上可怕的毒瘤，不但在慢慢侵蚀干部的免疫力，而且一旦蔓延开来，所造成的损失并不亚于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严重腐败的后果。

干部不作为，后患无穷。我们在反腐治贪的同时，也要针对干部不作为的消极现象，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教育引导，强化干部积极履职的责任感。我们还要在制度安排上及时跟进，建立健全相关机制，依靠制度来铲除行政不作为存在的土壤，让那些不作为的庸者懒者下，让敢做善为的能者上。我们强调干部积极作为，更倡导要老实做人、干净做事。干部有所作为，但不能乱作为甚至为所欲为。那种不切实际、不遵循规律、不依法依规的乱作为，那种光凭一时热情而不顾长远的瞎折腾，那种借做事之名、乘机为个人牟取私利的“不干净”之举，我们都要坚决反对。

同时，要完善监督考评机制，把不作为、慢作为纳入问责范围，从制度上铲除为政不勤、有责无为的隐性腐败土壤，坚决抵制和防范“不作为的腐败”，唯其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转变作风。

当前，围绕实现集团公司在新形势下的生产经营目标，各项任务还十分繁重，很多工作拖不起、等不得。任何一个稍有工作责任心的人，岂能无动于衷、袖手旁观？积极作为，攻坚克难，才是我们应有的行动。

这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抓好设备运行和生产经营，既要常思贪欲之害，更要恪尽担当之责；既要正确地做事，更要做正确的事；既要兢兢业业干大事，更要干干净净抓难事。切实端正工作指导思想，不懈奋斗，埋头实干，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到为公司、为选矿厂做贡献上，自觉做到勇于负责而不回避，勇于担当而不推诿，勇于作为而不乱为，始终保持奋发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一步一步地实现公司的生产经营目标。

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且不出事，党员干部当以此要求自己，切记之，慎行之，以积极饱满的精神状态，以扎实有效的作为，创造绚丽辉煌的业绩。

第五篇：人民日报：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人民日报：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带病提拔”常有，而问责却不常有，“破窗效应”不断发生，使得用人不正之风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必须动真碰硬，遏制用人上的“三拍”作风，使组织纪律成为带电高压线

最近，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剑指用人失察失误的责任追究制度，一些专家和媒体作出了通俗化解读。人们纷纷注意到，新条例在选人用人问责方面，追究情形更具体了，责任主体更明确了。通过严格有效的问责机制，遏制用人不正之风，使“问题官”淘汰出局，让好干部脱颖而出，是做好新形势下干部选任工作的鲜明导向。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毛泽东同志曾说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选什么人，用什么人，责任重于泰山。选贤任能，才会造福一方；如果不善不肖者竞进，于国于民都是一种灾难。近年来，考察失真失实、“带病提拔”“带病上岗”“火箭式提拔”等问题时有发生，干部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东汉桓灵时期流行的民谣，把当时的选人用人乱象刻画得淋漓尽致，留下了“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历史警思。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随着一些贪官陆续落马，画皮揭开之后，边腐边升、越腐越升等畸形升迁路径也浮出了水面。比如，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平均每两年就加官晋级一次，然而，“只要反腐不放松，迟早抓住王怀忠”等民意呼声不绝于耳，有关方面硬是让其顶着质疑声一路高升。如果只是在末端处置贪官坏官，却不拔除滋生腐恶的源头，反腐倡廉如何竟全功、收长效？老百姓的廉政信心又何以真正提振？“带病提拔”常有，而问责却不常有，“破窗效应”不断发生，这是用人不正之风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些领导干部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然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屁股烂账，最后官照当照升，不负任何责任。这样的“三拍”作风，在选人用人上同样存在。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以往教训表明，从举荐不当，到考察失真，从长官意志拍板，到监督机制空转，在干部选任的关键环节上，集体负责变成了“集体不负责”，制度程序成了摆设，使得任人唯亲、任人唯利之风甚嚣尘上。正如总书记一再告诫的，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严防用人失察，必须强化问责、动真碰硬，让权责对等，使组织纪律成为带电高压线。

徒法不足以自行。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是问题不少？除了制度本身需要不断完善，执行中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是重要因素。世界上怕就怕 “认真” 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没有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零容忍态度，没有领导带头、严于自律的示范效应，没有一视同仁、无人例外的刚性执纪，制度公信力何以树立？无人负责、难以追究的困局又怎么破解？只有把责任融入选人用人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领导干部心中，才能构筑防治用人腐败的坚固防火墙。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人们耳熟而详，但这样的细节很多人或许并不清楚。早在处决刘张两人一个月前，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代表省委作了检讨，省长杨秀峰代表省政府作了检讨，先后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下属出了问题，负管理教育之责的领导不回避、不推脱，而是主动承担责任，接受社会监督批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责任意识、敬畏之心，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问责力度、倒逼压力，我们才能让全党警醒起来，建设一个风清气正的新中国。

今天的共产党人，拥有比那时完善得多的各项制度，也面临比“糖衣炮弹”更为复杂的诸多考验，但能不能出于公心、敢于负责、严于问责，依然是历久弥新的时代考题。“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纯洁用人风气，建设廉洁政治，千里之行，始于充满责任的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