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政治：村官为何成腐败重灾区

第一篇：时事政治：村官为何成腐败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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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村官为何成腐败重灾区

“是该正风肃纪了!”面对近日媒体报道的“广州白云区81名干部被立案查处”一事，白云区许多干部都有这样的感叹。今年上半年，广州市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共立案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73件73人，比去年同期上升102.8%和97.3%。而在党风廉政建设专项工作中，立案查处的白云区领导干部上升至81名，其中村社干部43名。为何村社干部成违纪违法的重灾区?如何严防基层干部腐败? “巡视体检”发现问题

违法用地和违章建设严重、基层干部贪腐严重

环山而抱的白云区，是改革开放后由郊区发展而成的新城区，796平方公里中，495平方公里是农村，有48个经济联社和118个行政村;近400万人口中，流动人口占一半;市场经济活跃，民营经济占全区经济总量的65%左右;社情复杂，有78万套出租屋，是广州市人口最多、社会管理任务最重的地区。

去年10月，广东省委巡视组到该区驻点巡视后，干部群众向巡视组集中反映了白云区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战斗力不强，一些镇村干部做群众工作能力不足;违法用地和违章建设“两违”现象严重，一些基层干部和部门人员贪腐严重，与“两违”项目有利益关系;社会管理和综治维稳形势比较严峻，出租屋案发率高等等。

广东省委巡视组向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报告了白云区干部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4个突出问题后，召开通报会向市委主要领导做了反馈，建议白云区抓紧整改。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要求白云区研究整改落实，并在巡视组指出的4个问题基础上，增加了“城市建设与管理工作”、“经济发展与民生工作”两个问题，要求对“六项重点工作”进行集中整改，责成成立由市委副书记任组长的白云区重点工作指导组及六个专项工作组，负责指导和帮助白云区开展整改工作。

正视问题“打针吃药”

重点查处“两违”建设背后的腐败

在广州市委的有力指导和督促下，白云区展开了建区以来最严厉的为期一年的整改工作。在千人大会上，区委书记马文田要求把整改作为区委十一届五次全会的主题，全面研究部署整改工作。

半年来，白云区委调整、交流、引进和提拔70多名处级干部，特别是调整了国土、城管、规划等部门“一把手”后，有力地推动了“两违”整改工作。他们还选派166名优秀机关干部到118个行政村和48个转制社区经济联社挂职一年担任党组织副书记，下派15名处级干部到15个后进和问题突出村担任“第一书记”，有力推进了基层组织建设整改工作。

“一些村社干部带头搞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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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领导干部徇私枉法，特别是‘两违’查控不力!”

面对群众的意见，如何进行专项治理?为此，市区成立了暗访队，设立“机关作风建设曝光台”，每两周一期专题反映和剖析机关作风存在的问题，目前，已曝光7期暗访情况，通报了173个(次)单位35方面的问题。组织全区8800名公职人员围绕经商办企业、违规收受钱物等问题开展自查自纠，对全区公职人员拥有宅基地及私人自建物业情况进行了摸底登记。

“村社干部腐败，主要原因是缺少监督和制度约束。”

“村里的土地出让价格、集体利益出让都是几个人说了算，一发生腐败都是村委会窝案!”纪检的同志感叹道。

对此，广州市纪委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落实巡视整改半年来，以查处“两违”腐败案件为主，组织成立30多人的专案组，重点查处“两违”建设背后的腐败案件，协助广州市纪委立案查处了白云区原区委书记谷文耀、常务副区长钟向东、副区长吴锦明、区政府党组成员刘健生等4名市管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查处处级干部19人，科级干部11人;依法查处了人和镇4个行政村共28名村“两委”干部违纪违法窝案，“两违”腐败现象多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制度层面加大反腐

“三公开”要公开到农民的手机上

如何从制度层面加大预防基层干部腐败，成为摆在纪检监察干部面前的一道考题。据悉，广州目前正在修订完善《广州市小额建设工程交易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刚刚揭牌成立的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覆盖全市1142个行政村，依据管理办法，村里集体经济的小额工程将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交易。”广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王晓玲指出，这将对基层党的领导和明年村“两委”换届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据了解，广州将研究制定中国城市清廉指数广州标准，并将指数的制定与预防腐败数据模型的研究相结合，发挥理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广州还将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稳妥推进抽查核实工作，探索建立规范权力运行制度、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等，并开展制度廉洁性评估。

在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王晓玲要求，全市要推进村务监督委员会、农村廉情预警工作制度建设，利用手机平台推进“三公开”工作。“我们看到有些宣传栏上公开的内容，都已经是去年的东西，这不是真公开”，王晓玲指出，“三公开”要公开到农民的手机上，“这是检验你是否真心实意向农民公开，而不是搞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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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3年安徽政法干警考试时事热点：村官为何成腐败重灾区

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2013年安徽政法干警考试时事热点：村官为何成腐败重灾

区

时事热点:村官为何成腐败重灾区

【导读】

2013年安徽政法干警考试即将开始，安徽中公教育联合安徽政法干警考试网为您提供时事热点：村官为何成腐败重灾区.欢迎加入2013年安徽政法干警考试QQ群：24668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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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正风肃纪了!”面对近日媒体报道的“广州白云区81名干部被立案查处”一事，白云区许多干部都有这样的感叹。今年上半年，广州市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共立案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73件73人，比去年同期上升102.8%和97.3%。而在党风廉政建设专项工作中，立案查处的白云区领导干部上升至81名，其中村社干部43名。为何村社干部成违纪违法的重灾区?如何严防基层干部腐败? “巡视体检”发现问题

违法用地和违章建设严重、基层干部贪腐严重

环山而抱的白云区，是改革开放后由郊区发展而成的新城区，796平方公里中，495平方公里是农村，有48个经济联社和118个行政村;近400万人口中，流动人口占一半;市场经济活跃，民营经济占全区经济总量的65%左右;社情复杂，有78万套出租屋，是广州市人口最多、社会管理任务最重的地区。

去年10月，广东省委巡视组到该区驻点巡视后，干部群众向巡视组集中反映了白云区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战斗力不强，一些镇村干部做群众工作能力不足;违法用地和违章建设“两违”现象严重，一些基层干部和部门人员贪腐严重，与“两违”项目有利益关系;社会管理和综治维稳形势比较严峻，出租屋案发率高等等。

广东省委巡视组向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报告了白云区干部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4个突出问题后，召开通报会向市委主要领导做了反馈，建议白云区抓紧整改。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要求白云区研究整改落实，并在巡视组指出的4个问题基础上，增加了“城市建设与管理工作”、“经济发展与民生工作”两个问题，要求对“六项重点工作”进行集中整改，责成成立由市委副书记任组长的白云区重点工作指导组及六个专项工作组，负责指导和帮助白云区开展整改工作。

正视问题“打针吃药”

重点查处“两违”建设背后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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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整改工作。

半年来，白云区委调整、交流、引进和提拔70多名处级干部，特别是调整了国土、城管、规划等部门“一把手”后，有力地推动了“两违”整改工作。他们还选派166名优秀机关干部到118个行政村和48个转制社区经济联社挂职一年担任党组织副书记，下派15名处级干部到15个后进和问题突出村担任“第一书记”，有力推进了基层组织建设整改工作。

“一些村社干部带头搞违建!”

“一些领导干部徇私枉法，特别是‘两违’查控不力!”

面对群众的意见，如何进行专项治理?为此，市区成立了暗访队，设立“机关作风建设曝光台”，每两周一期专题反映和剖析机关作风存在的问题，目前，已曝光7期暗访情况，通报了173个(次)单位35方面的问题。组织全区8800名公职人员围绕经商办企业、违规收受钱物等问题开展自查自纠，对全区公职人员拥有宅基地及私人自建物业情况进行了摸底登记。

“村社干部腐败，主要原因是缺少监督和制度约束。”

“村里的土地出让价格、集体利益出让都是几个人说了算，一发生腐败都是村委会窝案!”纪检的同志感叹道。

对此，广州市纪委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落实巡视整改半年来，以查处“两违”腐败案件为主，组织成立30多人的专案组，重点查处“两违”建设背后的腐败案件，协助广州市纪委立案查处了白云区原区委书记谷文耀、常务副区长钟向东、副区长吴锦明、区政府党组成员刘健生等4名市管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查处处级干部19人，科级干部11人;依法查处了人和镇4个行政村共28名村“两委”干部违纪违法窝案，“两违”腐败现象多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制度层面加大反腐

“三公开”要公开到农民的手机上

如何从制度层面加大预防基层干部腐败，成为摆在纪检监察干部面前的一道考题。据悉，广州目前正在修订完善《广州市小额建设工程交易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刚刚揭牌成立的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覆盖全市1142个行政村，依据管理办法，村里集体经济的小额工程将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交易。”广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王晓玲指出，这将对基层党的领导和明年村“两委”换届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据了解，广州将研究制定中国城市清廉指数广州标准，并将指数的制定与预防腐败数据模型的研究相结合，发挥理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广州还将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稳妥推进抽查核实工作，探索建立规范权力运行制度、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等，并开展制度廉洁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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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南方电网又一个腐败重灾区

南方电网又一个腐败重灾区

反腐风暴正在刮向电力系统。这一次，处于漩涡中心的是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方电网”）。

4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发布消息，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对南方电网副总经理肖鹏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

这是继南方电网副总经理祁达才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之后，4天之内南方电网第二位落马的副总经理。

此时，距中央第八巡视组3月6日正式进驻南方电网不到一个月，南方电网系统包括肖鹏、祁达才在内已经有4名高管落马。

《中国经济周刊》获悉，在中央巡视组进驻之前，针对他们的调查已经开始，纪检部门的办案人员已经去了南方电网数次，基本掌握了情况。

中央巡视组的进驻加速了查处的进程。

四天内两位副总被查处

公开资料显示，肖鹏1956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博士研究生学历。自2002年12月起任南方电网董事、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在副总经理职位上的任职时间超过12年，先后分管过计划发展部、市场营销部、战略策划部、信息部等部门。出事前，肖鹏在南方电网副总经理中排名第一，地位仅次于该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

据电力系统业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肖鹏或与此前落马的东莞市供电局局长雷烈波有关系。3月28日，广东省纪委监察厅网站通报了雷烈波涉嫌严重违纪被查的消息。

“现在查到谁都不会感到意外了。”南方电网内部一位不愿具名人士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早在2011年左右，南方电网内部一度有传闻说，肖鹏有望进一步升职。“但其实他的年龄已经不占优势，而且从规律来看，从公司内部提拔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于是，这最终也只是一个传闻。”

因为较长时间在电力系统工作，加上分管过不同领域，在南方电网内部，肖鹏的专业口碑不错。2008年南方的冰雪灾害对电网设施造成重创，肖鹏曾经发表署名文章《重建核心价值：关于我国电网规划建设的几点思考》，对电网建设进行了反思。他认为，电力企业必须从以人为本的高度重新审视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将核心价值真正落实在终端客户利益上。当时，这篇长文在业内得到了较高的评价。

在上述南方电网内部人士看来，肖鹏不仅精于业务，而且颇具“人文情怀”。在南方电网党校2012年春季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肖鹏授课的主题就是中国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他热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字，而且人比较亲和，过年过节他也会应下属要求，给他们写写春联。”

而在肖鹏所分管过的领域中，作为南方电网最重要部门之一的计划发展部，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被“腐蚀”的部门。该部门主要负责电网规划、综合计划管理、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审查、综合统计、配网基建计划管理等工作。通俗地说，这一部门掌握了与各地政府、地方电厂商谈用电量计划、电力跨区域调配的话语权，也掌握了电网的输配电价格的定价权，这是南方电网盈利的核心。

肖鹏接受调查是否与其曾分管计划发展部有关，目前尚未得知。

而大约在2010年前后，南方电网加大信息化力度，肖鹏的分工也随之被调整为战略策划部及信息部。“肖鹏不太满意自己的权力被削弱，因此对上级很有意见。”上述电力系统业内人士说。

不过，在上述南方电网内部人士看来，“虽然战略策划及信息部不如计划发展部所涉及的利益那么庞大，但在他掌管信息部的这几年，也正是南方电网信息化建设投入最大的时期，他经手的项目资金也不是小数目。”

公开信息显示，“十二五”期间，南方电网投资146亿改造升级信息系统。从这个角度看，信息部也并非“清水衙门”。

而据一位与肖鹏打过交道的承包商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肖鹏胆子很大，私下跟客户洽谈完全不避嫌。有一次，南方电网的干部大会在酒店召开，刚刚开完会，他就在酒店接见承包商承诺他们项目。这种事情应该是很敏感的，但他却敢在这样的场合这么干，胆子非常大。那天晚上，过了12点，还陆续有客户进出他的房间。” 祁达才 资料图 肖鹏 资料图

基建与计划同为南方电网最重要的两个部门。因此分管基建的副总经理祁达才的落马也并不令人意外。

从履历上看，祁达才的职业生涯一直没有离开电力系统。2001年5月，时年37岁的祁达才任广东省广电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电网公司前身）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02年12月，任南方电网董事、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其于2004年12月至2008年12月，兼任南方电网总会计师，2009年8月后兼任南方电网首席信息官）。

祁达才与肖鹏一样，在同一年担任了南方电网副总经理，但1963年出生的祁达才比肖鹏年轻了7岁，他在副总经理中的排名也紧跟肖鹏之后。

祁达才是技术型高管，被查前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多年来，祁达才主抓基建，可谓是“位高权重”。“虽然祁达才的业务能力在圈内也是得到认可的，但他多少有些恃才自傲，毫不掩饰年轻得志的霸道和傲慢。”广东当地的一位媒体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举例，在官方公开活动的现场，他对跟拍他的摄影记者很不耐烦，甚至态度非常粗暴。

据上述电力系统业内人士介绍，电网企业最大的投入有两项：一个是基建，一个是技术改造。因为所涉及的利益太大了，在这些领域，很容易滋生腐败。他分析，祁达才的问题很有可能出在这上面。

“广东电霸”被查，牵出南网腐败冰山一角？

截至此文发稿，中央巡视组在南方电网的巡视尚未结束。南方电网系统还会暴露出哪些腐败问题仍未可知。

在中央巡视组进驻前的动员会上，南方电网董事长赵建国表示，要真实客观、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怕丑，使得巡视组能够全面掌握真实情况，不得出现试探打听、活动说情、串通包庇甚至对抗调查等行为，要始终畅通群众来信来访渠道，任何人不得违规干预，阻挠职工群众通过正当渠道反映问题线索。

据记者了解，在中央巡视组进驻之前，针对南方电网系统高层的举报材料就已经是满天飞了。

早在2014年初便有南方电网高管在反腐风暴中落马。

2014年2月9日，有“广东电霸”之称的广东电网公司总经理吴周春因同僚多年举报，在退休之后被查处。后经查，吴周春在任湛江供电局局长、广州供电局局长、广东电网公司总经理等职位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贿赂，数额巨大。

2002年12月底，南方电网成立，长期独立于国家大电网之外的广东电网公司成为南方电网的全资子公司，占整个南方电网资产的70%。2003年初，吴周春任广东电网公司总经理。彼时恰逢广东经济的起飞阶段，广东电网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缺电时期。在此背景下，吴周春快马加鞭进行电网建设。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在吴担任广东电网公司总经理期间，广东电网建设总投资约为1101亿元。

南方电网内部被举报的高管远非吴周春一人，在吴案之后仍有举报者称，一些涉及吴周春案件的南方电网系统人员仍未被调查。

吴案只是撕开了南网系腐败的冰山一角。进入2015年，南网系的反腐风暴越来越猛烈。

2015年1月，南方电网原副总经理、广东电网公司原董事长廖建华宣布被调查。3月24日，广东电网公司原党委书记黄建军因涉嫌违法犯罪，被检察机关依法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3月28日，广东电网公司东莞供电局局长、党委副书记雷烈波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被组织调查。3月30日，祁达才落马。4月2日，肖鹏落马。

缺乏有效监管，引发系统性腐败

多位接受采访的人士均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南方电网系统的腐败已经呈现出“系统性”与“市场化”的特点，很多项目与职位都被“明码标价”。

“一个处长都会直接跟你谈，你给我多少钱，我给你项目。一个3亿元的项目，负责这个项目的处长就敢直接开口问你要1个亿。”上述承包商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据上述电力系统业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早在七八年前，在广东某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南方电网内部“买官卖官”的价码就已经非常高。曾有人说在他们地区，买一个供电所所长的职位至少要花100万，而一个县公司的经理职位则要高达300万。当然，这些供电所所长或经理“回本”也非常快。因为，许多企业乃至机关单位的用电报装、变电站改造，均需要电网公司的同意。而一个新办的工厂，从办手续开始到最后接通电，是需要时间的。发达地区的企业太多，供电部门忙不过来，那就得排队。“很自然地，送了钱的就往前排，没送钱的就慢慢等。”

而这只是电网贪官捞钱的方式之一。

“在智能电表时代以前，南网的一些下属公司的营销系统就是一本糊涂账，今天根本查不到昨天的营销记录，为什么？因为记录被消除掉了。”上述电力系统业内人士说，供电所所长或营销系统负责人的应酬是非常繁忙的，通常是一顿酒席下来，就给企业减少多少电费，“例如，原本要交100万的电费，现在交10万就可以了，然后企业再给他多少回扣。现在换成了智能电表就很难这么弄了。”

南方电网内部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在党风廉政建设问题上，南方电网应该说是警钟长鸣，也建立了防范机制，但一些人终究抵不过巨大的利益诱惑。

2014年8月，肖鹏还亲自率检查组到广西电网公司及梧州供电局调研检查党风廉政建设情况。他还要求领导干部要遵守廉洁从业规定，加强工程及物资招投标管理，规范职工持股企业的业务往来。

而吴周春任上大力宣传的一大政绩，便是在广东电网推行“阳光采购”，即广东电网公司所有大型设备采购以及工程领域的招投标都“摊在阳光下”。广东电网公司采购设备时，还要与厂方签订《廉政协议书》，要求供方不得向电网公司的人员进行各种贿赂行为。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据媒体报道，这一举措在推出的当时，就被厂方当作是“腐败作业指导书”。

肃清腐败，为电力改革清除障碍

南方电网系此轮落马的高管，主要为在南方电网内地位举足轻重的广东电网的高管以及南方电网最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上述电力系统业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在电力系统内部，电力改革的阻力非常大，此番电力系统反腐，也是要借此机会清理涉腐人员，为改革扫除障碍。

2002年，国务院下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在这一轮改革中，南方电网是由原国家电力公司分离出的电网企业，供电区域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海南，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公司于2002年12月29日正式挂牌成立运营。据悉，至2013年末，南网的总资产为5842.48亿元，资产规模比刚组建时扩大了数倍，但利润水平却依然是组建前广东电网近100亿元的水平，总资产回报率不到2%。

因电力市场化改革而生的南方电网一直被定义为电力改革的试验田，但从南方电网目前的盈利水平以及所滋生的腐败问题来看，电力破除垄断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成效并不理想。

2015年3月16日，时隔13年之后，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重新开启针对电力行业的新一轮改革。新电改强调“管住中间、放开两头”，其中有序向社会资本放开配售电业务，成为本轮电改方案的最大亮点。

而从2014年开始，南方电网一直在酝酿新电改深圳试点。根据《深圳市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方案》，在独立输配电价体系建成后，积极推进发电侧和销售侧电价市场化。鼓励放开竞争性环节电力价格，把输配电价与发电、售电价在形成机制上分开，参与市场交易的发电企业上网电价，通过用户或者市场化售电主体与发电企业自愿协商、市场竞价等方式自主确定，电网企业按照政府核定的输配电价收取过网费。

肖鹏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在2月6日到深圳调研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首个电改试点深圳市供电局，肖鹏表示，深圳此次改革试点“牵一发动全身”，对公司经营方式、内部管理、战略规划影响巨大。南方电网公司将积极支持深圳先行先试，摸索经验，配合国家推进电价改革。

如今，他已经没有机会亲历这场改革了。

（上官丽娟对本文亦有贡献）

第四篇：浙江国土系统67人落马成腐败重灾区

浙江国土系统67人落马成腐败重灾区

2010年01月06日21:08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杭州1月6日电(记者 汪恩民 通讯员 范跃红)今天，记者从浙江省检察院获悉，截至11月25日，2009年该省检察机关已立案侦查国土系统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61件67人。“由于房价地价的快速上涨，使得2009年国土系统贿赂案件涉案金额暴涨，90%以上是大案。”浙江省检察院副巡视员、反贪局副局长倪集华在分析今年国土系统贿赂案件时指出，个案受额百万元以上的大案已是司空见惯。

记者了解到，这67个落马的“大贪“中，其中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35件39人，包括7名正局长、8名副局长，渎职侵权犯罪等案件26件28人。

翻开厚厚的案件记录，最新的一页停隔在一个特殊的日子。2009年12月25日，在人们与亲朋好友欢庆圣诞节之时，对于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局原局长李幼祥来说，迎接他的却是即将到来的铁窗生涯。当天他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零六个月的一审判决正式生效。法院判决认定他在担任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局副局长、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房产公司负责人、建筑承包商等人在工程监管、验收、工程款支付以及征地、项目建设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10万余元。

然而，这不过是冰山下的一角。2009年以来，浙江省检察机关紧盯群众关心的土地资源稀缺、房价高企等热点问题，认真研究发案规律，从中发现国土系统职务犯罪线索，在该省国土资源系统依法立案侦查了一大批有影响有震动的职务犯罪案件。

房价高企：背后权钱交易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今年立案查处的61件国土系统职务犯罪案件中，有近三成涉及国土官员与房地产公司之间的利益纠葛，受贿犯罪案件更甚，一半以上的受贿国土官员与房地产商有不同程度的利益交集。而由于房地产复杂的利益链，波及的贪腐官员又从国土系统延伸至城建、房管、规划和政府官员等。“2009年浙江检察机关查处的近千件贪污贿赂案件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案件涉及房地产。”浙江省检察院有关人士说。

2009年3月，台州市检察院从当地一家房地产企业涉嫌行贿的线索入手，先后立案侦查了台州市国土局原局长刘长春、台州市国土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原局长王尚友、台州市国土局路桥分局原局长李嘉、副局长郭炳涛、温岭市国土原局长吴宗斌、副局长杨文斌等受贿大案。同时，台州市检察机关还从分析房地产开发的利益链入手，顺藤摸瓜，立案查处了中国建设台州市支行原行长蒋达强、台州市路桥区委原副书记郑敏华等8件9人涉房涉土贿赂案件，在当地形起了强烈反响。在台州论坛上，网民们对检察机关查处这一大批职务犯罪评价甚高，认为检察机关顺应了民意，抓住了犯罪分子的“命门”。

与此同时，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丽水市，当地检察机关敏感地捕捉到当地高房价背后隐藏的国土系统与房地产商之间权钱交易的线索。经过上下两级检察院联动，一举立案查处了丽水市国土原局长叶杰耀、土地利用处原处长何敏、景宁县两任国土局长陈守霖、沈永明、丽水市国土局莲都区分局原副局长魏兴等13件13人贿赂案件及丽水国土勘察院贪污受贿窝案。这些案件中既有国土局一把手，也有中层领导，还有一线从事测量的干部，涉案面广，大要案比例高，全部为大案，其中丽水市国土勘察测绘规划院原院长郑宏峰贪污225万、受贿150万(11月27日一审判处 有期徒刑十九年)，涉案金额更是创下了该市历史上的新高，被称为“丽水贪腐第一案”。通过办理国土系统案件，丽水市检察机关还带出了一批城建系统涉房涉土贿赂案件。

宁波市检察院则从办理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渎职窝案中挖出了该市国土局“一把手”邬明德(副厅级)受贿119万元大案(11月3日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半)，又顺带出该局法制监察局原局长任林苗受贿案，两人均为房地产公司转制及房地产开发中土地出让金退还，为房地产商提供便利，收受巨额贿赂。

涉案金额暴涨 90%以上是大案

“以低价购房、投资之名等新型受贿方式在今年的国土系统贿赂案件中表现突出，由于房价地价的快速上涨，使得2009年国土系统贿赂案件涉案金额暴涨，90%以上是大案。”浙江省检察院副巡视员、反贪局副局长倪集华在分析今年国土系统贿赂案件时指出，“两高”对包括以低价购房、投资为名等新型受贿的相关司法解释，为浙江检察机关有效打击国土系统贿赂案件提供了法律武器。

据他介绍，“两高”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后，浙江检察机关成功办理了一批新型受贿案件，今年更是明显加大了对新型受贿案件的查处，尤其在是在国土系统。

台州市国土局原局长刘长春涉嫌为当地多家房地产公司在房地产项目开发过程中，在办理农转用报批、建设用地审批、缓缴土地出让金、项目竣工验收、土地证及时发放等方面谋取利益，同时非法收受这些老板现金、房产、书画等财物共计人民币128万余元、美元1.5万元。在检察机关指控刘长春收受的上述近140万贿赂中，有相当一部分系他利用职务便利，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方式从房地产公司老板处购得房产名义收受贿赂的。起诉书显示，刘长春或以自己父亲之名、或以儿子之名，甚至以自己妹夫张某儿子的名义，从不同的房地产公司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买房产。

刘长春的这一受贿特点，在浙江省2009年被查的39名国土系统贿赂案件中并非少数派。已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的丽水市国土局原局长叶杰耀受贿方式与刘长春如同一辙。在法院审理认定的叶杰耀受贿70余万元受贿款中，其中就有房地产公司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出售给叶杰耀及其共同利益关系人三套商品房，该三套商品房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价值共计59万余元。

相比之下，叶杰耀的下属--丽水市国土局土地利用处原处长何敏更是“投资高手”。他利用手中职权，在办理供地审批手续及滞纳金减免等方面，给房产商提供帮助和支持，同时以帮房产老板集资拿利息，从房产公司低价订房转手卖掉赚差价，投资房产公司合作开发赚高额利润等等手段敛财。2005年8月，何敏投资100万元与当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马老板合资开发一块土地。还以外甥的名义签了合作协议，明确自己不参与经营管理，拿固定回报35%。半年后，他如愿获得35万元回报。2007年5月，何敏借丽水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季某找他办事之机，向季某透露出想订一套房子的意愿，季某马上自垫定金并且以何敏外甥的名义帮他订了一套，4个月后，房子转手，何敏没出一分钱就赚了10余万元。

房价涨，土地也涨，不买房就投资土地。台州市国土局路桥分局原副局长郭炳涛就看准了这一点。路桥一水产冷冻厂向路桥区金清镇政府申请征用土地用于扩建厂房，在审批过程中，郭炳涛与下属打招呼尽快办理相关手续。为表示感谢，2006年2月初，该厂厂长蔡某同意郭炳涛将30万元以自己妻子的名义入股该冷冻厂，并约定该款项投资于该厂所购得的其中5亩土地。按照这些土地的实际取得价计算，4 这5亩土地的投资款应为67万余元。入股不久，见土地升值快，郭炳涛就要求退股，蔡某就将增值的37万连同投资成本30万都给了郭炳涛。

“国土系统掌握着涉土涉房项目的不少审批权，一定程度上掌握着一些房地产商、企业主的经济命脉，所以，国土官员低价买套房子，入股投资，对那些老板是求之不得。”倪集华分析说，“同时，犯罪手段越来越隐蔽，一些法律上的模糊地带使得国土系统职务犯罪案件查处并不易”。

涉土涉房项目审批易渎职

在查处国土系统贪污受贿案件的同时，2009年以来，浙江检察机关结合高检院部署的查办破坏资源渎职犯罪专项行动，加大了对国土系统渎职犯罪案件的查处。年初，浙江省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通过对近年该省检察机关查办破坏土地资源渎职犯罪案件进行系统总结和分析，将国土系统渎职犯罪的多发易发部位、环节及查办此类案件的典型做法一一下发给浙江省各检察院，并不定期通过内网和文件等方式将该省内外正在查办此类渎职犯罪案件的经验同步传达至每一个反渎干警，有效指导帮助浙江省各检察院查处国土系统的渎职犯罪案件。

2009年前11个月，该省检察机关已在国土系统立案查办了26件28人渎职犯罪案件，涉及房地产拆迁补偿安置、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土地所有权确权、采矿权出让、矿产资源补偿费发放等多个环节。

永康市检察院在前两年查办了一批国土系统渎职受贿案件的基础上，2009年又立案查处了永康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陈放光滥用职权、受贿案。2009年6月5日，陈放光被永康市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八年，没收违法所得78万余元。判决书显示，陈放光在永康市国土资源局任副局长期间，为杨高伟(已判刑)分别以他人名义非法 购得的公房，违规审批办理土地使用证，共计违规确权574.08平方米，使杨高伟得以将该几处公房用以拆迁安置，给国家造成460多万元损失。2002年，陈放光与地籍管理科科长徐根惠(已判刑)、副科长施广平(已判刑)合谋购买违章小屋用以拆迁安置，陈放光在为他们非法购得的违章搭建小屋办理土地登记时，明知是违章建筑，不符合土地确权条件，为谋取私利，滥用职权，予以确权并审批办理土地使用证，违规确权5间安置用地，共计78.99平方米，使该5间违章搭建小屋用以拆迁安置，给国家造成163万元的损失。后陈放光将以他人名义购置的两间安置用地转卖，从中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50多万元。另外，陈放光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钱物，共计价值人民币26.6万元。

嘉兴市检察院从国家通报的一起土地行政违法案中发现线索，立案查处了已退休的平湖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盛宝法涉嫌滥用职权造成损失140余万和受贿70余万元大案，并带出了房产、建设等领域的系列渎职犯罪案件10件。

安吉县检察院在对全县矿产资源补偿费进行调查过程中，依法立案侦查了县国土局原党委委员、县矿产资源监督管理办公室原主任曲卫涉嫌滥用职权违法发矿产资源补偿费给国家70多万元经济损失和涉嫌收受他人贿赂近10万元犯罪案件。随后，又以案带案，挖出县国土局土地执法监察大队、矿管科、梅溪矿产资源管理所有关人员三件渎职案件。

“尽管查处的国土系统渎职犯罪案件级别没有受贿案件级别高，多以国土局的具体办事人员、下属土管所、地籍科人员为主，但由于涉土涉房项目审批中的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犯罪仍处多发区，造成的危害不可小觑，而且渎职过程往往掺杂着受贿等犯罪，不少渎职犯罪案件还引发群体性事件，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也给政府形象带来负面冲击。”浙江省检察院反渎局检察官分析说。

老百姓：拍手称快力挺反腐

“我们最痛恨的就是贪官污吏！”刚刚购买了新房的温州平阳人刘昌锦告诉记者，贪污加剧了房价的上涨，使老百姓苦不堪言。“前段时间我们县里一口气抓了好几个贪官，大家伙别提多高兴了。凭什么要用老百姓的血汗钱，来给他们的欲望买单？”

温州某建筑公司负责人小赵告诉记者，一幢房屋从规划到建造，过程里常会遭遇到层层盘剥。“很多钱你必须拿出来去孝敬，不然这活还真没法干。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们只好把这些成本打在房价里。这已经是一定范围内的潜规则，不然就会层层受阻。所以，权当花钱消灾，就是苦了老百姓，因为最后还是要他们买单。”

“这些贪官抓的好！”浙江大学小叶告诉记者，由于父亲常年任职纪委，她对贪污腐败非常反感。“父亲的经历告诉我，要相信国家的反腐决心。我相信，只要

全民都参与反腐，那么腐败终究有被消灭的一天。”(完)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局原局长李幼祥（萧山网）公开是房地产领域反腐利器

2010-01-07 10:26 去年，浙江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该省国土系统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达61件67人，其中有15名正、副局长。”（1月6日 《中国青年报》）被视为腐败高发区的房地产领域，近年来越发显现出吞噬性强、吸附力大的黑洞效应。

去年，浙江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该省国土系统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达61件67人，其中有15名正、副局长。对此，一名检察官评论称，近年来各地房价一路攀升，里面“还包括了腐败的成本。”（1月6日 《中国青年报》）

被视为腐败高发区的房地产领域，近年来越发显现出吞噬性强、吸附力大的黑洞效应。山东省原省委副书记杜世成、北京原副市长刘志华、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武龙、天津市原检察长李宝金等人，均栽在了房地产腐败上。这次浙江省仅在国土系统内一年就揪出贪官67人，既显示出党委政府打击房地产领域腐败现象的决心，也暴露出官员腐败和开发商暴利如影随形的现象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从纯粹的市场经济眼光来看，房价虚高显然是一种反常态、反经济、反制度的现象。房价持续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房，这既容易造成房地产泡沫，也给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埋下隐患。频发的房地产领域腐败现象显示，房地产能够满足地方官员两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房价快速上涨带来的是税收增长，同时房地产发展能“提升”城市形象；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官员也通过权力寻租满足了私欲。这条隐藏的铁律不打破，房价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房地产领域腐败频发与制度的不合理密切相关。现在，从土地出让、项目审批、银行贷款到预售销售，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少关卡。层层设卡的本意是避免权力独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但很多制度性的关卡最后不是挡住开发商的违法行为，而是为腐败分子提供了受贿之门。于是，开发商将行贿成本计入房价，以保护社会公平性为初衷的一些制度，最终反而造成了房价飞速上涨，居民的基本居住需求保障减弱。

因此，要有效遏制房地产领域的腐败现象，除了像浙江这样加大反腐力度外，笔者认为，更应当从常规制度层面加以调整和监管，避免流于形式、形同虚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以公开透明打通房价下降通道，遏制腐败现象。“任何猫腻都害怕公开”。如果将房地产交易全过程公开、房地产商信用公开、房地产交易资金来源公开、资金结构公开、付款方式公开，老百姓一眼就能看出楼盘的实际开发成本是多少，政府“卖地”收益有没有用于改善老百姓住房，政府权力部门与开发商之间有没有猫腻，这样想发生权钱交易都难。（徐娟）

贪腐推高房价 抑价需多管齐下

2010年01月07日 14:45 来源： 光明网-光明观察

据1月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近年来，各地的房价一路攀升，火热的楼市、高昂的房价让许多百姓望楼兴叹。殊不知，畸高的房价中，也有腐败官员的一份“功劳”。仅2009年1月至11月，浙江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该省国土系统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就达61件67人，其中有15位正、副局长。

其实，这些被查处的涉及房地产腐败案件，只是该省乃至全国的一个缩影。据报道，目前各地查处定案的此类案件中，从国土、规划、建设、房管，到信贷、销售等房地产开发的各个监管环节，都可以寻觅到上至当地党政主要官员、分管官员，下到部门领导、审批经办人员的腐败身影。

其案值更是一次比一次超出人们的想象。涉及房地产的新型受贿犯罪不断出现，大案要案也越来越多。仅2009年浙江国土系统贿赂案件，就有90％以上的是大案，受贿金额百万元以上已是司空见惯。据专家分析，这是由于房价地价的快速上涨，使得2009年涉及房地产的贿赂案件涉案金额暴涨。

房地产开发商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他们不可能从自己腰包拿钱去行贿，如此行贿支出只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全都被打入成本。可见，贿金越是暴涨，房价内含的腐败成本就越高，房价也就越来越飞涨。贪腐助涨推高了房价，而为其钱权交易埋单的，还是购房者这个冤大头。

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国务院专门出台了“国四条”，国家相关部门根据“国四条”原则，也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对控制平抑房价都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但这些配套政策措施，大都是针对房地产开发商公开行为弊端的，皆属有形的经营层面。而对遏制其暗箱操作的无形行贿交易，对打击贪腐官员受贿的权钱交易，却涉及不多，有的甚至都未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要真正有效地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国家建设、国土、金融、财税等主管部门、纪检监察部门、检察等司法部门、组织人事等职能部门，还需协同联动，经济的、政治的、法纪的手段，多管齐下。比如，除现行的各项政策措施外，是否可以对与房地产开发相关的高危权力，建立联合的、各有侧重的监察督查机制；对涉及房地产开发审批监管的官员，强化述职述廉和谈话警戒制度；对房价中非正常成本，建立严格审核、超前公示的科学坐标体系„„如此，是不是可以更效地遏制房价中钱权交易成本，控制助推房价上涨的非正常因素，缩小高危官员违法犯罪的空间？ “房奴”凭什么为“腐败”买单?

2010-01-07 09:51 来源：千龙网

据1月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据统计，2009年1月至11月，浙江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该省国土系统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已达61件67人，其中有15位正、副局长。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受贿590万余元，另有1211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长期掌握土地交易大权的康慧军，被称为“炒房区长”。

据1月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据统计，2009年1月至11月，浙江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该省国土系统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已达61件67人，其中有15位正、副局长。一位检察官说，近年来，各地的房价一路攀升，火热的楼市、高昂的房价让许多百姓望楼兴叹，在声讨房价高涨时，不少人往往把矛头指向开发商的唯利是图，殊不知，畸高的房价中，也有腐败官员的一份“功劳”。

电视连续剧《蜗居》走红，是因为寄托了人们太多的对以高企房价为代表特征的现实生活的无奈，而剧中那位宋秘书在地产圈的“大哥”角色，更是现实生活中一个真实的投影。畸高的房价中还包括了腐败的高成本，这在《蜗居》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开发商是精明的商人，他们不会为自己的行贿埋单，这些行贿的支出都会被打入成本，转嫁给购房者。如此一来，购房者是钱权交易的付款者和冤大头。”检察官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否则，宋秘书哪里来的豪宅包养“小三”、且一给就是几百万？

房地产行业近几年来成了人们最最关注的中心话题，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房价连续上涨，让普通老百姓是“望房兴叹”；二是涉房行业愈演愈烈的腐败，让人人深恶痛绝。楼市，恐怕已成为权力寻租的超级温床，早有专家仔细研究了房地产开发的各个环节，总结出了房地产行业暴富者“发财致富”的轨迹为：拟定圈地 计划→摆平土地批租官员→以最低首付资金，取得可套取银行贷款的土地手续→搞定银行官员，获得抵押贷款→偷工减料进行开发，只需竣工验收时买通主管部门官员→偷税逃税漏税销售→基本完成收益周期。事实上，你去看看很多落马贪官的犯罪事实，栽在开发商手里的，真是比比皆是，而且涉案数额越来越“与时俱进”！

哎，老百姓几代为“房奴”供养一套住房，容易吗？如果真像一位在珠三角和广西、云南多年从事楼盘开发的房地产开发商曾向记者坦言的：“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房开商能够拿到其中40%的利润，余下超过40%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层层消化’掉了”，真有一口血好吐！咱们勒紧裤带每买一套商品房，就极可能是在为开发商承担其不菲的活动费、“消化费“或者就是行贿款，甚至，就干脆是房子。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受贿590万余元，另有1211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长期掌握土地交易大权的康慧军，被称为“炒房区长”。据报道，他和妻儿名下的房产达14处！而曾被称作“土地爷”的上海市房地局原副局长殷国元，他所拥有的房产至少有30套，而每套价值在300万元以上，总值在1亿元以上！这得要多少“房奴”的血汗钱来供养这些超级腐败的贪官啊！“房奴”的血汗钱，又究竟“供养”了多少贪官？

近段时间，国家加大了对房价的调控力度，这显然深得人心。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正因为房地产和不少政府官员间的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房地产的调控才任重而道远，而与此同时，司法机关更应着眼于民生热点，严厉查处涉土涉房的腐败现象――“房奴”凭什么为腐败买单？只有严刑峻法，才能让那些对房价高企“功劳显赫”的贪官为自己的行径买单！（吴杭民）百姓买房钱有多少“被行贿”

2010-01-06 14:54 东北新闻网 网友评论

据统计，2009年1月至11月，浙江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该省国土系统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已达61件67人，其中有15位正、副局长。一位检察官说，畸高的房价中，也少不了腐败官员的一份“功劳”。（1月6日 《中国青年报》）

从目前浙江检察机关查处的已经定案的涉房地产腐败案件看，房地产开发的各个监管环节都可以寻觅到腐败官员的身影。房地产领域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问题相当严重，已成为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

近年来房地产领域可谓是案发密集、“前腐后继”。总结起来，这类腐败案明显呈现两个特点：一是涉案金额巨大。以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为例，他主管城建工作期间，先后收受多家房地产公司贿赂，折合人民币竟达１亿余元。二是“团体化”明显。重庆、浙江等地相继查处了一系列震惊全国的地产腐败“窝案”，国土规划、建设部门的数十名厅级官员因收受开发商贿赂相继落马。

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在去年做客《小崔会客》时说，2005年他让博士生做过一个课题，对北京、上海、福州三地的房价进行核对，得出的结论为：土地价格占50%，政府的税费占20%，开发商的利润占30%。但成思危认为开发商30％的利润率里头“有一部分是灰色成本”，“假设没有行贿这件事„„他的利润应该是在15%左右。” 如果一栋价值50万元的房产，按照上面15%的“腐败费”计算，那么，购房者就有7.5万元左右付给了贪官！

近年来，一路飙升的房价让百姓望楼兴叹。然而，我们在声讨房价高涨的幕后推手时，大多把矛头指向开发商的唯利是图和地方官员的畸形政绩观。殊不知，官员的腐败也在推波助澜，成为推高房价、掠夺百姓的血汗钱的罪魁祸首之一。

评论：中国房地产产业新政虽多 症结仍然无解

2010年01月06日11:35 来源：上海证券报

为遏制房价上涨过快，中央出台了“国四条”，各部委也接二连三地出了各种政策，然而这些政策，仍没有跳出“遇热降温、遇冷发汗”的老套路，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房地产的问题。目前我国房地产业的问题，首先在于土地招拍挂制度的不完善，其次在于缺乏针对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供给的体制。

土地出让“双轨制”形成的多元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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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土地出让制度仍延续“双轨制”和“二元”价格，即各方政府对工业用地、市政基础设施用地多采用协议出让方式和成本价，对商业用地实施“招拍挂”政策。从理论上讲，“招拍挂”公开竞标，可以提高土地交易的透明度避免腐 败，提升土地价值。但人为的分割市场的结果和产生的另类交易成本却让制度设计们始料未及。工业用地、行政办公用地的非市场化，导致许多工业园的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地毯式的厂房占用了大量土地；旧城改造中一栋栋政府行政办公楼拔地而起，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土地资源短缺与浪费并存。一方面是大量的廉价出让的土地，而另一面，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居住用地却只有“挂拍挂”一条路，加之土地市场上“卖方”只有地方政府一家。那么，这种垄断格局拍出卖天价土地就成了一种常态。

“招拍挂”不仅使地方政府获得不菲的土地收益，也强化了政府与企业利益同盟。这也是此次“救市”地方政府出手之快,力度之大，而保障性、可支付住房供给不足的原因。此外，招拍挂还是企业撬动金融杠杆的力器。许多人误以为搞清了房价的成本构成,就可搞清房企“暴利”来源，其实，房价与成本的差额并非企业的“暴利”的主要来源，而是金融杠杆的运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规范房企的自有资本金不能低于35%，防止“空手套白狼”的道理所在。2009年土地招拍挂之所以成为众多国企、上市公司追捧的对象，他们不惜血本的拿地、抬高地价，其原因就在于土地是撬动金融杠杆的力器，从股票市场和银行圈到更多的钱。有了国家的钱、银行的钱和股民的血汗钱，只要公司经营收益率为正，企业自有资本的利润率就可以成倍的放大。

完善土地招拍挂制度的政策建议

对不同用途的商业用地应采取不同的招拍挂方式。对酒店宾馆、商业、旅游、娱乐设施、别墅、高档公寓住宅用地可以采取“价高者得”的招拍挂方式；但对于普通住宅建设用地应采取综合指标招拍挂方式，即综合地价、房价、户型、面积、企业自有资本、企业信誉、以往业绩(开发面积、房屋质量、节能环保技术的应用)、消费者评价、纳税情况和社会责任等多种指标，选拔出真正能为消费者提供品质高、服务好可支付住房的企业。综合指标的测算可像大学生考试答卷一样，采取电脑计分法，以避免人为因素。同时，政府办公用地也应逐步实行有偿出让制度，以限制政府奢靡之风盛行，让纳税人的钱用在刀刃上。

实行“收支两条”线，严格土地出让收益的管理。对土地出让金实行“收支两条”、专户和比例管理。首先要明确与民生相关的公共服务的支出的重点项目和应占的比例。例如，土地净收益用于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比例不得低于10%。对土地出让收益使用和分配应实行公示制，接受人大、审计的监督。

要从根本上解决招拍挂中的问题，还应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入手，具体包括：一是建立一套界定清晰、受法律保障和监督、可实施的产权制度；二是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让更多的农村建设用地和“城中村”土地，以有偿出让、作价出资(入股)、租赁、联营、抵押等方式出让，早日进入土地市场，加快建立多元主体的土地供给体系，改变市场垄断格局； 三是改变政府在土地市场上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角色，限定政府权力为“产权保护、信息公示、调控总量、土地用途、结构管制和维护市场秩序”。

普通住宅不普通 可支付住房缺失

新政一再强调要增加普通住房建设和供给，但政策好坏看细节。按照2005年设定的普通住房标准面积120平方米，大部分城市将标准提高到140-144平方米。现今一线城市的均价2万多计算，一套房在200万-300万，可谓普通住宅不普通，老百姓还是支付不起。增加保障性住房(经适房、廉租房)建设固然重要，但市场上真正缺的是一般百姓和“夹心层”真正的普通住房。连作为中等收入的公务员都需要超国民待遇，这种普通住宅是普通人能消费起的房吗？

政府应旗帜鲜明增加可支付住房供给，即一般中等收入群体租买得起的住房。在国外，可支付住房是指住房支出占家庭月收入比在30%左右，考虑我国收入多元化和透明度低的现实，住房支出与家庭收入比可略有提升。其主要销售对象是无自住房的中等收入群体。政府要有建设可支付住房的总体规划，供地指标、开发规模，建设标准，并运用信贷和税收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增加可支付住房供给，使之成为住宅市场上的主打产品，以优化住房供给结构，保障国民基本住房需求。

此外，在税收和信贷方面建立一种长效机制，朝令夕改，政策多变会加剧炒风盛行。政府和银行对第一次购房、自住者与购买多套住房投资者实施差别信贷和税收政策。对购房自住者，可以提供优惠利率和首付20%，减免物业税；对购买多套住房投资者，可提高首付、贷款利率，并对二套以上房开征物业税，对空置3年以上的房子征收物业空置税。中国之所以迟迟不能开征物业税，并不是统计和技术层面问题，关键在于突破利益集团的“围城”。在中国城市化没有完结之前，大规模的增加可支付住房供给可能是抑制高房价的理性选择。

等待物业税“另一只靴子”深圳具备实转条件

2010年01月06日11:29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只能说和以前情况一样，开征不开征还要看总局的意见。”1月5日，一位接近北京地税局的人士对记者说，虽然媒体报道物业税空转的范围推向全国城市，但是北京这样的已经在试点多年的城市，还没有接到国家税务总局是否“实转”的政策。

专题：物业税空转将推广至全国 成遏制房价“杀手锏”

多数税务系统人士表示，物业税空转了6年，试点城市已经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搭建系统、收集数据。因此，市场人士都在等待物业税的“另一只靴子”落下：宣布部分试点城市开始征收物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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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接近北京地税局的人士对记者说，两年前，北京市就准备好了物业税实转的方案。当时，北京、上海等几个城市一起会商，都希望开征物业税。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也对媒体表示，北京物业税实转的条件和方案都有，最有望在2010年推行物业税。

而深圳市也做好了物业税开征的准备。其在税务改革方案中，提出了将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合并。然后在2010年调整房屋交易中的教育附加和城建维护费等。

在不增加房屋税费总负担的情况下，深圳拟采取调结构的方式，去除一些房产税种，而推行物业税。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副总工程师邹晓云说，物业税开征的最大难题就是各种税种协调的问题。目前情况下，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体制下，去除地方的税种还是去除中央的税种仍需考量。

地方希望物业税成为一个地方税种。由此可以合并去除一些房产税收中的地方税种。但是，目前国家税务总局还没有明确表态。

此前，有分析人士称，物业税开征后就要取消土地出让金。将原来一次性缴纳土地出让收入改为分批次，以物业税的形式缴纳。但是，邹晓云表示，征收物业税并不意味着土地出让金缴纳要被取消。

邹晓云说，土地出让有偿使用是写入土地管理法的，而且目前这点也没有要修订的意思。因此，物业税推出，更多的是税收体制的改革，未必会出现诸如取消土地出让金这样大的动作。

北京我爱我家控股公司副总裁胡景晖对记者说，物业税开征目前还面临一些技术障碍。

例如，物业税征收豁免如何计算。北京市此前在征求物业税空转计算办法的时候就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如果对住宅大面积征收物业税，则对于居民第一套住宅是否豁免物业税，是按照面积豁免，还是按照房屋价格豁免物业税，都是个问题。

其次，物业税在国外征收后主要用于教育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但是目前国内还难以做到透明监控。

刘桓向记者表示，物业税问题已经研究了很久，年内开征技术上是可能的。即使住宅开征物业税存在困难，也可以先从商业物业开征物业税。商业物业主要是机构投资者持有，其出租收入也比较容易监控。

尔后，随着物业税征收成熟，可以逐渐向非普通住宅和普通住宅覆盖。但是，胡景晖等市场人士认为，3-5年内，住宅开征物业税都不太可能。以北京为例，即使只开征商业物业物业税，其每年评估人力就需要100万人，而目前不可能有这样庞大的物业评估队伍。

商业地产还是住宅？

对于先从商业物业开征物业税的消息，房地产公司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专门从事商业地产开发的房地产公司大连万达在全国拥有19个在营业的商业物业，2010年还计划开业16家万达广场和8家五星级酒店。每个物业年营业收入都上亿元。目前，该公司正准备冲刺上市。

诸如大连万达这样的专门从事商业地产开发的房地产企业，还有很多。安居一位评论人士说，如果开征物业税，对于类似大连万达这样的自持型经营企业来说还好，如果是一些专门销售商业地产的企业来说，其产品将面临积压。

据搜房网中国购房者大会透露消息，商业地产价格在2009年并没有随着住宅价格快速上涨。相反，北京等城市还出现了商业地产租金下降。

胡景晖表示，市场都比较质疑的是，如果物业税推出是为了调控房价，则需要直接对住宅动手。因为目前商业地产没有出现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情况。而如果对商业地产开征物业税，不对住宅开征物业税，其抑制房价的作用恐怕难以实现。

链家地产研究中心的分析报告指出，物业税是属于一种财产税，主要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要求其所有者或承租人每年都缴付一定税款，税额随房产的升值而提高。

物业税明显区别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税费的是，征收频率的不同决定了其税费转嫁的通道不会很顺畅，进而物业税的负担基本就由持房者自身承担，并且其税额会随着房产价值的提升而增加，属于长期的、累进式的成本支出，这种成本支出将会直接影响到购房者的未来承受能力，从而影响消费者的购房预期，使投资更加理性。

“链家地产”市场研发中心认为，物业税影响消费者的购房预期应该会大于目前执行的房产交易环节征收的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很多人会将买房投资的想法暂时搁置，降低购买欲望，这样可以适当给房地产投机降温。但是，其对房价的涨跌并不会起到直接作用，而决定房价涨跌的必然是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

第五篇：清水衙门成腐败重灾区：农机补贴2毛5被贪2毛1

清水衙门成腐败重灾区：农机补贴2毛5被贪

2毛

1一笔扶贫款从市到县被侵吞40％，从县到乡又被克扣40％；一张小农机具秧盘的国家补贴2毛5分，农技站就克扣1毛8分，站长还要贪3分；一个售价数百元的骨灰盒，民政干部也要拿15元回扣„„扶贫办、农技推广站、民政局„„近年来，腐败现象正向一些人心中的“清水衙门”蔓延，有些部门甚至成了腐败“重灾区”。看似“边角碎料”，但积少成多，这种腐败行为侵害的是民生政策的“红利”和基层群众的利益，危害不可小视。

“清水”中捞钱 贪腐案频发

海南省纪委近日发布消息，海南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原厅长赵中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不到半年的时间，海南海洋渔业系统就有20余名干部落马，令人震惊。

在地方政府部门中，渔业部门往往被认为是“清水衙门”。但是，近年来，随着渔业开发和海洋战略的推进，渔业系统的“贪鱼”也开始频频曝出。从捕捞许可证、柴油补贴到国家灾害补助发放，都能成为他们肆意牟利的资源。而深处“冷”门热衷贪腐的不仅限于此。扶贫款“扶倒”一批扶贫官员。2012年，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扶贫系列腐败案中，抓一个带一片，巴彦淖尔市及五原县等8个两级扶贫办的10名扶贫官员被查处，贪污总金额达830万元。调查显示，扶贫款被层层扒皮：从市里下到旗县，被以“活动经费”的名义克扣

40％，从旗县下到乡镇又被克扣40％。“活动经费”随后被一些干部侵吞，其中市扶贫办主任郭某任职3年就贪污373万元。

农机补贴成为一些农口干部的“唐僧肉”。2013年以来，在江西查办的农机领域腐败系列案件中，省市县三级共20名农机局长落马。大到手扶拖拉机，小到太阳能杀虫灯，一些腐败官员纷纷钻政策空子，大肆套取农机补贴，造成国家农机补贴资金巨大流失。2011年，重庆监察机关挖出农机补贴领域职务犯罪案39件61人，涉案金额竟达3396万余元。

殡葬服务成为部分民政干部贪腐的“摇钱树”。近年来，殡葬行业腐败案件多发。大到陵墓工程发包、墓料购进，小到遗体火化、骨灰盒采购，一些腐败官员无不雁过拔毛。在2012年江苏某县民政局副局长腐败案中，高某在兼任殡仪馆馆长的10余年里，利用负责殡葬用品采购等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其中每个骨灰盒收供应商15元提成。

从渔业部门到扶贫办，再到农机局，这些看似没啥“油水”的部门，与一些手握巨额资金和审批大权的部门相比，显得“不起眼”。然而，近些年来类似“清水衙门”的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要引起足够重视。

贪腐分子吃拿卡要 民生“蛋糕”屡被啃食

像三农、扶贫、民政、基建等领域，过去民生欠账都比较多。近些年来，中央不断加大改善和保障民生的力度，这些领域的项目投放

数量大大增加，财政资金投入规模也是空前的，“清水衙门”也就成了相对的概念。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尹小俊说，从全国看，政府机关虽然分工和地区不同，工资待遇有差别，但幅度不会很大，为什么有些单位会在公众眼中特别“肥”？一是权大，手中项目多，全靠手中一支笔。再就是过手的资金多，潜在的权力寻租空间大。“这些年，国家不断加大对 三农 等领域的补贴力度，原本看着 冷 的部门项目和资金也多了起来，这些部门的官员也逐渐成了 笔下有资金万千 的红人，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贪腐思想也开始滋生和膨胀。”尹小俊说。

数据显示，仅2013年全国农机补贴金额就达217．5亿元。然而，这些原本该惠农的补贴资金，却成了腐败官员觊觎的蛋糕。在2011年重庆发生的农机补贴腐败案件中，从插秧机到秧盘，都能被贪出花样。一张秧盘国家补贴2毛5分，农技推广站要提1毛8分，站长再拿3分。重庆永川区农技推广站原站长、副站长利用这种办法，共虚报秧盘188万余张，骗取补贴46万多元。

近些年，土地、工程、矿产、房地产等领域腐败案件频发，社会关注度高，相关政府部门也由此成了反腐败的重中之重。与这些领域单个项目动辄数千万乃至上亿元的金额相比，一些部门经手的都是小项目、小资金，平日受到的关注和监督少，部门审批成了“一支笔”“一言堂”，滋生出腐败行为乃至窝案也就不足为奇了。权力不分大小 监督不留死角

“清和肥，只是相对的。”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表示，看似油水不多的部门腐败案件高发，提示相关部门监督不能留死角，今后必须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审批、验收、审计等监管制度，着眼于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

“乍一看，有些领域涉及的资金不多，但是腐败行为积少成多，其危害并不亚于大项目腐败。特别是，许多民生资金是救济款、救命钱，这些腐败行为伤害的是最底层的百姓，严重侵蚀了国家政策和政府的公信力。”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于光军说。

分析人士指出，权力不分大小，不受约束才是贪腐的根源。再小的权力，只要监管和制衡机制不到位，干部都可能成为硕鼠。

内蒙古自治区一位基层干部说，防治类似领域的腐败，还必须加大相关财政资金的监管，要晒财政补贴的“明细账”，增加透明度，防止被截留。同时，优化干部激励和考核评价机制，真正让干部做到“不敢腐，不能腐，不必腐”。

反腐无死角：老虎要打，苍蝇更要拍

在错综复杂的反腐领域，“苍蝇”和“老虎”并不能截然分开，谁比谁“更猛”也难以分得那么清楚。事物总是在相互联系中发展变化，有贪官潜伏期，今天的“苍蝇”，可能就是明天的“老虎”；有利益共同体，在“老虎”撑起的保护伞下，常常生存着大堆“苍蝇”。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不管是“老虎”还是“苍蝇”，其背后都是不受约束、腐化变质的权力。这种私欲支配下的权力肆虐，才是真正的“猛于虎”。

比较而言，“打老虎”社会影响大，遇到的阻力也较大，更需要硬碰硬、动真格的勇气。而“拍苍蝇”相对较容易，但以其量多面广问题杂，所以贵在坚持。从落实八项规定到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一批“老虎”和大量“苍蝇”纷纷被绳之以法，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不少成效，但形势依然严峻，与百姓的期待还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