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腐败透视

第一篇：村官腐败透视

村官腐败透视：多兼职打工做生意 村民一般只能见2次 2013年09月02日 10:03 来源：南风窗 作者：石破

原标题：村官腐败透视

“这个村，有一半都是我的娃。”在三门峡市西南方，距离市区90公里左右的一个小村里，村支书张大万（化名）笑嘻嘻地对市里来的驻村工作队员说。本村的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去了，他们的留守妻子竟然成为张支书的猎艳对象。

但农民们对村干部普遍和最大的愤怒，并非来自男女作风甚至性侵方面。他们最在意的，是自己和集体的财产受到了村干部的不法侵占。

农民最在乎钱财被侵占

2011年初河南省纪委一项调研显示，2008年以来本省群众赴京或到省信访案例中，涉及农村问题的占73.2%；在涉及农村问题的信访举报问题中，因涉财问题引发的占88.7%。当年4月1日起，河南省纪委在全省开展对农村涉财信访举报的专项治理活动，“惩治农民身边的腐败”。在这项为期半年的行动中，共有845名村干部和党员受到党政纪处分，103人被移送司法机关；涉案金额7017.2万元。

以845名受到党政纪处分的村干部和党员来计算，平均每人涉案金额只有8.3万元。这既说明了村干部腐败的普遍性，也说明了村官级的腐败一般涉案金额不多，这跟村官职务低微，以及河南贫困农村多、资源相对较少有关。

河南三门峡市检察院的一项调查显示：村支书、村主任占到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总数的46%。其中92%的村官腐败案件发生在土地转让、资金管理环节。涉案村官们总有办法抓住来之不易的机会，虽然全村老少都想要点好运气，但似乎这些村官的运气比大部分人的都要好。

当高速铁路修到三门峡渑池县洪阳镇时，村支书王某便伙同他人虚报冒领高速铁路占地补偿款及其他款项10多万元。与洪阳遥遥相望的英豪镇村民组长董某，也利用职权挪用村组征地补偿款以及赔青款合计83万余元。看来不是职务，而是机会，才是决定村官们捞钱多少的重要因素。该县的一位村主任刘某，相继贪污、挪用和侵占村里的征地款、土地补偿款，共计上百万元，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0万元。而三门峡陕县张汴乡刘寺村会计赵开让，利用负责该村退耕还林专项补贴款的领取和兑付工作的职务便利，采取收入不记账的方法，连续5年贪污48.29亩土地的退耕还林粮食补贴款、劳务费补贴等共计47912.7元。

2011年4月9日，河南新野县上港乡政府被200多名农民包围了，他们高喊：“我们要土地！我们要吃饭！”他们所在村组的组长、会计将集体土地擅自转让给了别人做宅基地，收取的费用不知去向。因为这件事闹得很大，组长、会计在当天夜里将部分涉案钱款突击分给本组群众，有些人闭口了。但县纪委在调查中，不仅证实该村组干部侵吞转让款确有其事，而且发现了该村村支书、村主任、副支书、村委副主任、村文书5人也涉嫌非法将集体土地转让给私人作宅基地，获取转让款53.42万元的事实，其中3人被依法拘留。

腐败原因，另一种视角

义马是三门峡全市经济最发达的县级市，该市纪委在今年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剖析村官腐败行为产生的原因：一是“基层干部文化水平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二是村官搞家长制，独断专行，“只要他不想让人监督，是无人敢监督的。农村监委会、基层群众的监督形同虚设、苍白无力”；三是“财务管理制度极不规范，村会计科目随意设置，记账方法不统一，账账不符、账款不符、有账无证、有证无账现象较为普遍”。

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党政部门及专家学者对村官腐败成因的看法，但也有不同的声音。“村干部侵犯群众利益的后果不严重，群众也不会上访，这个上面也知道。”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李昌平说，“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责任不在基层。上级要求乡村干部不管用什么手段，必须解决问题，这是一种‘懒政’。结果就是：城里的所有坏事都是‘临时工’干的，乡下的所有坏事都是基层干部干的。”

村官的腐败往往从贿选开始。记者在豫西农村采访了解到，在基层民主选举中，贿选是一个普遍问题，区别只是贿赂的数额大小，东西多少。在小村、穷村，候选人给年满18岁的村民每人发几包方便面或两盒散花烟，或请选民去街上吃顿饭就行了；在大村、富村，有的给选民送2000、5000元钱，还有送羊毛衫的。

农民对村干部的看法是：“什么干部不干部，谁干都一个球样。他干几年下台了，跟咱没关系。”农民看重的是即时性实惠，谁给实惠就投票给谁。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手里的这一票有多神圣，也许就值两盒烟、两包方便面或几百元钱。此外，家族、血缘因素也影响选举。有的村里，一个大家族几十口人，把票集中到一起，投给一位愿意“出血”的候选人。有些在外打工的人不想回来投票，候选人就雇一辆面包车，把在市区打工的本村人都拉上，选举完后，再把他们送回来。

农村的优秀人才很少，年轻、有文化的人都外出打工了，还留在村子的也往往清高，不愿同流合污，有思想没钱，老百姓也不选他：“他没钱，不给我东西。”

“近两年，政府把富人弄回村当村干部的很多。乡政府动员我们回去竞选，富人的得票率也高。”陕县王家后乡刘家山村支书刘铁刚说。6年前，刘铁刚是这个村的副支书，同时在外面搞实业。当时的支书年纪大了，乡里动员刘铁刚回村当支书。“书记鼓动了我两个月，我一再说，我在外面做实业，没有精力顾这一块。书记说你再不接村里就乱套了。实际上，刚接支书时，我还把实业也放弃了。”

在李昌平看来，好人不会主动当村干部，因为当村干部动不动就得违法。上级要求他们什么事都要干，却又没有合法的收入来源。记者也了解到，在陕县，村支书的补助是一个月500来元，村主任只有三四百元。“坏人去选村干部，是因为他有了权，就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了。他要不干坏事，付出的成本怎样收回来？最关键的是，现在的所谓‘民主选举’，是出自西方话语体系，它用竞争的方式将中国乡村几千年来的熟人社会、人情社会给撕裂了。你要当村干部，一定与黑恶势力结合，因为黑恶势力才有执行力，你当村干部不与黑恶势力结合能搞得了吗？但老百姓就更苦了。”正因为如此，“扯什么‘行使权利监督村干部’都是没用的”。

曾经长期在河南开封市、兰考县挂职的中国农大副教授何慧丽也说：“人心是乡村社会结构的反映，乡村社会结构歪曲了，村干部不出这些事，也会出其他事。现在大家随便说说的农村基层民主，不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民主，这个‘民主’是泊来的词，泊来的标准，泊来的目的，怪不得与农民无关了！”

工业化、城市化大潮的影响

201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该法首次提出“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监督机构，负责村民民主理财，监督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

陕县王家后乡刘家山村党支部有3名成员，分别是支书、副支书和党支部委员。这位委员还兼任村监委会主任，这是乡里要求的，因为他可以参加支部会议，“容易统一意见”。

村干部实行坐班制，每天起码要有一人值班。在豫西地区，相当一部分村干部常年不住在本村，而是住在县城、市区，有的在外开办企业，或经商做生意，村里有事时才回去。村民见到村干部的主要机会有两个：“一是让你掏钱的时候，二是换届选举时上你家里拉选票。”陕县张茅乡一位村支书说，他们班子5个人，有3个人在外兼职打工，包括他和村长。问其原因，支书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一个月补助只有几百元，够干啥呀？”那村里的工作岂不受到影响？支书说：“反正都有手机，有事一通知，我们就回来了。”

近年来，国家搞新农村建设，投资修路、修水、修电、土地平整、村庄合并，城乡一体化建设，以及救济、扶贫、“万名干部进农家”、“农家书屋”等，投资项目越来越多，它们也成了少数不法村官上下其手的机会。

当了村干部，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待遇问题。在土地问题、林权、修建高速公路及建厂占地等方面，包括地面附着物的补偿、上级拔下来的补偿款等，村干部认为反正分给群众也不够分，就先把自己欠发的补助补齐了。陕县张茅乡清泉沟党支部副书记陈某、村主任赵某、会计张某3人，虚报冒领土地补偿款24773元，用于冲抵乡镇欠发自己工资，给自己发放交通、通信补助等，直到检察机关立案查处时，他们才知道这是犯罪行为，痛哭流涕。

“乡里不管你咋干工作，他只给你布置任务，只要结果。”陕县一位村支书说，“前阵子，上面要求村里宣传十八大精神，弄各种宣传牌子，每个村花了2万来块钱。今年要求搞‘道德讲堂进乡村活动’，每个村要花几千元，现在还没结束。最近县政法委又要求我们搞‘平安建设’，村村装摄像头，建网络。”

三门峡市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尚柏仁当过10几年乡镇和区级干部，现在还经常往乡下跑，很熟悉农村情况。他说：“农村低保的名额往往被村干部的亲属顶了，真正应该享受低保的反而享受不到。某乡镇搞过扶贫包干，每个干部包一个村里最穷的百姓，两年内让他脱贫。村干部不选最穷的百姓让干部包，而是选个条件不错的。他们说：‘如果两年后他脱不了贫，你们领导也下不了台呀！’”

村干部的腐败，给留守在农村的孤老妇孺本来就贫穷难熬的生活雪上加霜。何慧丽说：“当前的这个社会是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本位，以官员和商人为主位的社会，很大程度上断掉几千年乡土历史的根。这是因，种这些因下去，果便出来了。”

第二篇：透视腐败

腐败是危害人类社会的一个痼疾，直接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全面改革和转型过程中，腐败的破坏性和危害性尤其严重，不仅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健康发展，损害着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还直接侵蚀着党群关系，削弱着党的执政地位

在我国，诱发腐败的制度因素除了公共权力强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特别值得重视，即在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中，以公共资产形式存在的公共财产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果对这些资产不能有效保护并合理分配，那么必然产生公共资源大规模的流失，被私人或少数群体占有，不仅产生腐败，而且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差距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保障，反腐败重点应该放在解决那些群众最关心、与群众利益关系最密切的领域和问题上，有效地发挥社会的力量和民主的力量，减少甚至切断权钱勾结的渠道和网络，增强社会公众对反腐败的信心和支持

腐败是危害人类社会的一个痼疾，直接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全面改革和转型过程中，腐败的破坏性和危害性尤其严重，不仅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健康发展，损害着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还直接侵蚀着党群关系，削弱着党的执政地位。

在本质上，腐败是公共权力的滥用和公共资源的私人或个别占有。在现代社会，随着国家管理社会经济职能的增强，公共权力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通过各种方式干预这些领域的活动。如果对如此强大的公共权力不能有效制约的话，必然摆脱不了阿克顿勋爵的政治预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我国，由于计划体制的历史，公共权力有着干预广泛的传统。即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但是以项目审批权、资金分配权等为核心的计划体制残余并没有清理干净，甚至在某些领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因为相关管理部门并不想失去既得利益，以至出现了所谓的“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以及“部门利益个人化”的现象，腐败蔓延到更多的领域，涉及到更多的部门。据2005年的调查，在过去近5年全国反贪侦查部门共查办的17万多件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生的领域已经从过去集中在党政机关、司法机关、权力机关和金融、海关等部门，逐步扩展到社会各个行业、领域和环节。在以前被人们认为是清水衙门的一些党政部门、教育系统甚至殡仪行业中，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现象也开始抬头。

在我国，诱发腐败的制度因素除了公共权力强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特别值得重视，即在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中，以公共资产形式存在的公共财产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财产包括国有企业、土地、矿产资源、城市公共空间以及大量以各种形式体现的国有资产和资金等。如果对这些资产不能有效保护并合理分配，那么必然产生公共资源大规模的流失，被私人或少数群体占有，不仅产生腐败，而且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差距。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不平等的拉大是双重意义上的，既有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有财产分配差距的扩大。而后者的存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公共财产分配的不平等或者被少数人占用。有数据显示，从总财产来看，人均财产最多的20%的人口拥有59.3%的财产，而人均财产最少的20%的人口则仅有2.8%的财产。

公共权力的滥用和公共资源的流失直接破坏着社会的公平正义，威胁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这具体体现为：

首先，腐败造成了机会和起点的不公平。公平的机会和平等的起点是社会公正的底线。个别人或群体利用公共权力破坏社会竞争的基本规则，并通过侵吞公共资源来获得竞争的优势，从一开始就拉大了社会内部的差距，破坏了社会的基本正义。

其次，腐败也造成了分配的不公平。这尤其体现在公共资源的使用和分配上。而分配的公平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也是现代社会调整收入差距的主要手段。公共权力通过再次分配可以解决市场失效问题，缩小社会差距，并帮助弱势群体。在我国，由于制度的缺乏、监管的不力，少数人或群体通过低价甚至无偿占用公共资源，一夜暴富，不仅造成民愤沸腾，而且威胁着党和国家的威信。

再次，腐败诱发了社会道德的失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腐败分子基本上都是官员。官员作为社会的优秀分子，且掌握和使用着公共权力，遵守社会道德，成为社会表率，无疑是他们的天职。可正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所说：“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中央纪委向中共十五大、十六大提交的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组数据：1992年至2002年的两个五年间，全国处分党员数分别为669300人和846150人，后者比前者增加26.4%；开除党籍数分别为121500人和137711人，增加13.3%；处分县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20295人和28996人，增加42.9%；处分厅局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1673人和2422人，增加44.8%；处分省部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78人和98人，增加25.6%。腐败官员数量的增加虽然彰显出中央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但也说明了腐败问题的严重。

最后，腐败的存在和不断产生侵蚀着社会信任的建立。和谐社会也是信任社会。只有相互信任才能把社会不平等控制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并减少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与国家的矛盾。然而，由于腐败的存在，不仅社会公众对公共权力存在着怀疑，而且各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猜疑，彼此都担心对方没有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这种不信任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一个是社会公众对公共权力的不服从，另一个是政府内部政令执行的不通畅。

党和政府长期重视反腐败问题，并把它提到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提出要通过制度建设来遏止腐败，并且总结出许多宝贵经验，值得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落实和深化。这些经验包括：从运动式反腐败转变为用制度来遏止腐败；从建立反腐败体制框架转变为重视制度细节、有效地落实制度；从体制内反腐败转变为体制内监督与社会监督、民主监督并举；从重点领域和行业的反腐败转变为全面的反腐败；从国内反腐败协作走向国际反腐败合作；从约束官员行为走向提升官员素质，加强道德建设，实现自我约束。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保障，反腐败重点应该放在解决那些群众最关心、与群众利益关系最密切的领域和问题上，有效地发挥社会的力量和民主的力量，减少甚至切断权钱勾结的渠道和网络，增强社会公众对反腐败的信心和支持。

在反腐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珍惜现有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不能让腐败破坏掉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总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社会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理解，才使我们能够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解决腐败问题，并从容地构建反腐败制度。我们一定要有紧迫意识，抓住时机，扎实推进反腐败进程，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保障。

第三篇：如何治理村官腐败

如何治理村官腐败

作者：刘东阳

在我国，现代化的村庄治理主要源自上世纪80年代，其主要表现就是建立村民委员会，实现村民自治。伴随着改革开放浪潮，为了推动村域发展、村民致富，农村涌现出大批能人致富、能人治村的村官。与此同时，由于村务管理不公开透明，缺乏对村官的监管以及村官个人欲望膨胀等因素影响，村官腐败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为此，我们可以结合村民自治的特点，从规范选举程序和权力控制入手，完善村务制度建设，让村官履职中没有腐败空间和漏洞可钻，用不能腐的制度体系来推动村庄治理的现代化建设，把村官手中的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严格控制村级选举中的“贿选”。由于受历史因素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制约，我国农村选举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请客送礼、拉票买票、宗族选举等时有发生，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贿选村官”。在经济发达地区，贿选村官现象尤为突出，因为在这些地区，村官虽小，但权力的“含金量”却很高，具有很大的腐败空间和利益。为了获取这顶“官帽”，选举前经常对村中选民采用请客、送礼、送钱进行“贿选”。很多时候，通过“贿选”当上村干部的，上台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捞本”，把花出去的钱“收”回来，根本难以从广大村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做事情，更多的时候是侵害村集体利益。因此，要从党纪政纪和法律上加大惩处贿选的力度，努力遏制贿选。加强对村民的宣传教育，让村民充分认识到，手中的选票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并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不断创新杜绝贿选的方式方法，做好选举前的准备工作。

仔细甄别“村官”的“人选”。村“两委”人选问题直接事关村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党的方针政策能否传递到“末梢神经”，关键依赖于村官。大量事实证明，只要村干部能干、肯干和会干，该村的工作推进起来就很顺利，群众的满意度自然就很高。引导村民群众仔细酝酿村干部人选，把“信念坚定、遵守法治、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作为能否作为村干部的重要标准。在选举中，严格按照选举程序，乡镇（街道）党委和村里群众要注重村官的人品问题，真正把那些想干事、有能力、有威信的能人选上去。

认真落实村级重大事项决策的“程序”。当前，出现“村官”腐败的村庄主要原因是村级事务规范化程度不高，财务管理不公开透明，资金使用混乱和不坚持科学民主决策。有些村干部飞扬跋扈，作风霸道，搞“一言堂”，办事不讲程序和规矩，村里重大事项根本不进行民主决策，村民也不了解村里重大事项建设和经费的使用情况，有些甚至为了躲避监督，设立账外账和“小金库”，很容易滋生腐败。乡镇（街道）党委政府要引导村官依法履行职责，及时公布村务财务情况，让村民自治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通过教育引导村干部和群众，不断推进村务事项的民主化管理，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群众关注村级事务和村级发展，减少村官贪污腐败的空间。

加大土地利用、财务等重点事项的“监督”。回顾近年来查处的村官腐败，绝大部分都涉及土地征收、占地拆迁、承包流转、惠农资金使用以及村里重大工程等事项，村官腐败也主要发生在这些领域。对此，必须切实担负起对重大项目和资金使用的监督责任，延伸监督触角，不留监督“死角”。目前，审计监督和纪检监督，主要是进行事后监督，缺乏事前监督和过程监督，贪污、受贿等问题主要发生在这些环节，负有管理的职责部门应当强化事前监督和过程监督，尤其在重点项目实施中加强跟踪，发现问题的及时督促整改。对于发现问题的，纪检监察部门要及时查处。通过严密的监督网络，不断规范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廉洁奉公、依纪依法办事。

整合举报信访“信息”。在治理村官腐败中，纪委和信访等部门要充分担负起监督作用，确保监督落实到位，不停留在纸面和文字上。纪检干部要坚持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的理念，结合镇村联系紧密的特点，善于整合镇村的信息资源。通过镇里党员干部了解村干部违纪的有关情况，同时，加强与基层群众沟通交流，依法借助人民群众进行反腐，了解“两委”干部的违纪线索。经常与村务监督委员会、经管站和信访办等部

门沟通，善于从村财务、村务公开和惠农资金使用中发现问题。对农村党员干部进行社会上流行的吃吃喝喝、拉帮结派等行为，及时提醒教育、诫勉谈话，防止小错酿成大错。适时关注网络舆情，收集网络上涉及本地区村官的违法违纪信息，及时查处，在紧抓办案同时，抓好党风廉政预警工作。

对村官腐败要严肃“惩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在“村官”反腐中，乡镇党委要加大力度落实主体责任，对村官违法违纪绝不包容迁就，更不能以本地区有腐败案件“丢面子”而加以姑息迁就。当前，有些领导干部甚至认为，如果对村官管理监督过严，可能会影响村干部干工作的积极性，以为了推动工作为借口放纵村官的某些不合法行为等。对于违法违纪的“村官”，必须加大处罚力度，坚持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坚持用身边的典型案例进行警示教育。坚决杜绝和避免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当“好好先生”。通过严肃惩处，发挥正风肃纪的威慑力，使广大村官对权力心存敬畏，为乡村治理营造清风气正的好环境。

第四篇：村官腐败不可小覻

网评文章

村官腐败不可小觑

梳理近年来甘州区查处的村干部违纪案件，五花八门，让人唏嘘：沙井镇某村出纳陈某将村集体资金8万余元据为己有，党寨镇某村支部书记韩某以虚列支出、重复报账等方式贪污土地整理项目资金6.9万元，甘浚镇某村支部书记阮某在实施通村公路工程收受建筑商现金4万余元……村干部违法违纪作案手法五花八门。有的相互勾结、合伙作案；有的收入不入账，直接侵吞。有的手段相当隐蔽，以发补助、奖金的名义将公款私分，或借跑项目、购物资等事项，虚列开支、虚报冒领；还有的设账外账，公款私存等等。

2011年以来，我区共立案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113件，涉及村社党员干部59件70人，占立案总数的52.2%。愈演愈烈的村干部腐败现象，已成为农村社会肌体上的一大“毒瘤”。村干部腐败，导致惠农政策无法落实、落实不到位、不及时，从而极大地损害了群众利益，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给干部队伍的形象造成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严重的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最能刺痛人民群众的心，其危害不容小觑！村干部腐败频发，原因有四：一是文化程度偏低。一些村干部知识严重老化，文化偏低、年龄略大，思想观念陈旧，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依法行政能力低。二是法制观念淡薄。有的村干部尽管对贪污受贿要受到党纪、国法制裁的道理都知晓，但在日常交往中，何谓收受贿赂，何谓正常人情往来，往往划不清界线，有的村干部竟认为“我给你办事，你给我好处”合情合理，大肆收受贿赂。有的打着为村民谋取利益的旗号，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欺上瞒下，假公济私，利用手中的权力自肥其私。有的村干部报着侥幸心理，知法犯法，自认为自己的犯罪手法天衣无缝，贪污款项或收受钱财也是天知地知，便无所顾及，步步沦陷。三是作风不够民主。有的村干部特权思想严重，作风不民主，骄横跋扈，大搞“一言堂”。有的村干部把个人利益放第一位，放松对自我的要求，能吃就吃，有便宜就占，愚弄乡邻，糊弄百姓，工作作风极差。有的村干部因他人富而心态失衡，贪念私欲渐渐盛行，便借职借势敛财。四是监督制约缺位。个别乡镇经管站工作人员在落实“村帐乡管”制度中玩忽职守，不负责任，记帐不及时，把关不严格，监管不到位。部分村务监督委员会履职不到位，碍于情面有意见不提，监督无从谈起，久而久之放纵了村干部。有的村党委公开、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不及时、不全面、不规范，村民对政策法规、办事程序等不甚了解，社会监督渠道不畅通，客观上给违纪违法行为提供了空间。防止村干部腐败，需标本兼治，全面推进。一是要把好村级换届“选人关”。乡镇党委要切实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在村两委换届选举时，“善当伯乐会相马”，严格标准，把好素质关，引导党员和群众把政治素质高、群众威信高，廉洁奉公、作风正派、办事公道的同志选为村干部，为村民服务。二是抓好干部素质“培训关”。强化村干部对党纪、国法、条规的学习,增强村干部对法纪条规的敬畏心,提高其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常扯袖子常提醒，促其筑牢思想道德防线。三是落实干部待遇“常关怀”。全面落实村干部“一定三有”政策（即给村干部定职责目标，做到村干部收入有保障、干好有希望、退后有所养），着力营造奋发进取、干事创业、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切实解决村干部的基本报酬和社会保障问题。四是推进村务财务“规范化”。深化村级事务和农村集体“三资”电子化规范管理工作，落实“四议两公开”、“村财乡管”、村务财务公开、村级“零接待”等制度，规范运行，加强监管。强化乡镇经管站、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职责和作用发挥，加强对村官的权力监督制约。五是惩治村官腐败“零容忍”。加大对新农村建设中可能出现的村干部贪污、截留、挪用、侵占等问题的查处力度，特别是将支农资金、各种补贴发放和征地拆迁、小康住宅楼建设等领域作为预防、打击的重点，严查重处，立查立处，使村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甘州区纪委宣教室 段月宾）

第五篇：时事政治：村官为何成腐败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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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村官为何成腐败重灾区

“是该正风肃纪了!”面对近日媒体报道的“广州白云区81名干部被立案查处”一事，白云区许多干部都有这样的感叹。今年上半年，广州市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共立案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73件73人，比去年同期上升102.8%和97.3%。而在党风廉政建设专项工作中，立案查处的白云区领导干部上升至81名，其中村社干部43名。为何村社干部成违纪违法的重灾区?如何严防基层干部腐败? “巡视体检”发现问题

违法用地和违章建设严重、基层干部贪腐严重

环山而抱的白云区，是改革开放后由郊区发展而成的新城区，796平方公里中，495平方公里是农村，有48个经济联社和118个行政村;近400万人口中，流动人口占一半;市场经济活跃，民营经济占全区经济总量的65%左右;社情复杂，有78万套出租屋，是广州市人口最多、社会管理任务最重的地区。

去年10月，广东省委巡视组到该区驻点巡视后，干部群众向巡视组集中反映了白云区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战斗力不强，一些镇村干部做群众工作能力不足;违法用地和违章建设“两违”现象严重，一些基层干部和部门人员贪腐严重，与“两违”项目有利益关系;社会管理和综治维稳形势比较严峻，出租屋案发率高等等。

广东省委巡视组向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报告了白云区干部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4个突出问题后，召开通报会向市委主要领导做了反馈，建议白云区抓紧整改。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要求白云区研究整改落实，并在巡视组指出的4个问题基础上，增加了“城市建设与管理工作”、“经济发展与民生工作”两个问题，要求对“六项重点工作”进行集中整改，责成成立由市委副书记任组长的白云区重点工作指导组及六个专项工作组，负责指导和帮助白云区开展整改工作。

正视问题“打针吃药”

重点查处“两违”建设背后的腐败

在广州市委的有力指导和督促下，白云区展开了建区以来最严厉的为期一年的整改工作。在千人大会上，区委书记马文田要求把整改作为区委十一届五次全会的主题，全面研究部署整改工作。

半年来，白云区委调整、交流、引进和提拔70多名处级干部，特别是调整了国土、城管、规划等部门“一把手”后，有力地推动了“两违”整改工作。他们还选派166名优秀机关干部到118个行政村和48个转制社区经济联社挂职一年担任党组织副书记，下派15名处级干部到15个后进和问题突出村担任“第一书记”，有力推进了基层组织建设整改工作。

“一些村社干部带头搞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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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领导干部徇私枉法，特别是‘两违’查控不力!”

面对群众的意见，如何进行专项治理?为此，市区成立了暗访队，设立“机关作风建设曝光台”，每两周一期专题反映和剖析机关作风存在的问题，目前，已曝光7期暗访情况，通报了173个(次)单位35方面的问题。组织全区8800名公职人员围绕经商办企业、违规收受钱物等问题开展自查自纠，对全区公职人员拥有宅基地及私人自建物业情况进行了摸底登记。

“村社干部腐败，主要原因是缺少监督和制度约束。”

“村里的土地出让价格、集体利益出让都是几个人说了算，一发生腐败都是村委会窝案!”纪检的同志感叹道。

对此，广州市纪委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落实巡视整改半年来，以查处“两违”腐败案件为主，组织成立30多人的专案组，重点查处“两违”建设背后的腐败案件，协助广州市纪委立案查处了白云区原区委书记谷文耀、常务副区长钟向东、副区长吴锦明、区政府党组成员刘健生等4名市管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查处处级干部19人，科级干部11人;依法查处了人和镇4个行政村共28名村“两委”干部违纪违法窝案，“两违”腐败现象多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制度层面加大反腐

“三公开”要公开到农民的手机上

如何从制度层面加大预防基层干部腐败，成为摆在纪检监察干部面前的一道考题。据悉，广州目前正在修订完善《广州市小额建设工程交易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刚刚揭牌成立的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覆盖全市1142个行政村，依据管理办法，村里集体经济的小额工程将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交易。”广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王晓玲指出，这将对基层党的领导和明年村“两委”换届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据了解，广州将研究制定中国城市清廉指数广州标准，并将指数的制定与预防腐败数据模型的研究相结合，发挥理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广州还将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稳妥推进抽查核实工作，探索建立规范权力运行制度、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等，并开展制度廉洁性评估。

在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王晓玲要求，全市要推进村务监督委员会、农村廉情预警工作制度建设，利用手机平台推进“三公开”工作。“我们看到有些宣传栏上公开的内容，都已经是去年的东西，这不是真公开”，王晓玲指出，“三公开”要公开到农民的手机上，“这是检验你是否真心实意向农民公开，而不是搞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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