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办案手记6-3:反垄断第一案(2008年11月30日)
办案手记6-3:反垄断第一案
发表时间:2008-11-30 13: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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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每部新的重要的法律出台,都会有很多律师争抢“第一案”。这是一种诉讼技巧。“第一案”,总是很容易引起媒体的兴趣,既能扩大律师的知名度,又能促成事情的解决。当然,媒体也会刻意地争抢“第一案”,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而同时,新法的施行也能得到很好的宣传。
2008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正式施行。上午8点钟,我就让助手将起诉材料交到法院。于是,加入了争抢全国“反垄断诉讼第一案”的行列。艰难的生存
2008年4月29日,余姚市名邦税务师事务所(下称名邦所)正式和我确立了委托关系,委托我提供法律服务。代表名邦所签订合同的是鲁光明先生,后来一直跟我联系的也是他。鲁光明先生的公开职位是,名邦所办公室主任。这起案件,是法律界同行介绍过来的。这是一起有关行政性垄断的案件。我对这起案件非常感兴趣。近年来,我代理的大多数是征地拆迁案件,因而对于新类型的案件,总是有着特别的兴趣。名邦所起诉的对象是余姚市人民政府。
虽然,实践中,企业起诉政府机关的行政案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企业起诉政府机关毕竟还是有压力的。接受委托前,笔者建议鲁光明慎重地考虑,政府是否因此会报复他,当地一些企业以后还敢不敢跟他们发生业务往来,然后再决定是否要打这场官司。鲁光明说,这些事情他们都考虑过了,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不打官司,事务所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其实,这个社会从来就不乏英雄。
鲁光明给了我很多投诉或者说举报材料,有寄给税务总局的,有寄给宁波市人民检察院的,有寄给余姚市委书记和纪委书记的,都是反映余姚市东方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化名,下称东方所)、及其负责人存在的问题的。鲁光明曾经认为给有关部门寄一些举报材料,就能解决问题。我感到鲁光明有些书生意气。
根据这些材料记载,案情大概是这样的(有些内容,由于缺乏证据,又特别尖锐,在此不予转述):
余姚市共有3家税务所事务所:东方所、名邦所和余姚市正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余姚市正信税务所事务所业务方向,与其他两家有所不同。因此,真正形成竞争关系是主要是东方所和名邦所,两者主要业务都是一般纳税人企业涉税事项代理。
东方所,成立于1995年4月4日,原来是余姚市国税局下属事业单位。1999年11月24日,国家税务总局根据中央关于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彻底脱钩的规定,要求所有税务机关兴办或挂靠的税务代理机构,必须在编制、人员、财务、职能和名称五个方面与税务机关彻底脱钩,并实施改制。2000年4月,东方所进行改制,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中介服务企业。
可是,2002年9月20日,叶某某、杨某某担任了东方所董事长、总经理。此时,叶某某的身份是余姚市国税局局长、杨某某是余姚市国税局直属分局局长。叶某某于2004年退休,杨某某2005年1月退休。退休后,他们继续担任着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务。上述行为 1 违反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规定“行政机关的离休、退休干部„„如果到非国营企业任职,必须在离休、退休满两年以后,并且不能到原任职机关管辖行业的企业中任职。”
同样的,东方所的下属分支机构的负责人也由国税分局的负责人兼任。譬如,余姚市国税局城区分局徐某某、丈亭分局陆某某,均为在职的国税局干部,同时担任余姚东方税务师事务所直属工作站、丈亭工作站的负责人。
更有意思的是,东方所总部及城区分所,都设置于余姚市国税局大楼内,其下属丈亭分所、泗门分所、梁弄分所设置于余姚市国税局下属基层分局大院内。因此,有纳税人戏称东方所为“余姚市第二国家税务局”。这样的做法违反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税收执法和税务代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函字[2004]957号)明确要求:“税务机关办公场所与办理税务代理的场所必须分离,税务机关不得将税务机关挂牌办公的场所出租给税务师事务所。”
对于东方所进行呵护和关照的并不仅仅是余姚市国税局。从1995年至2005年,余姚市只有东方所一家税务师事务所。2005年3月,钟××等三名具有合法资质的北京、江苏两地执业注册税务师决定设立名邦所,但受到了宁波市国税局和宁波市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的百般阻挠。最后,名邦所的发起人投诉到国家税务总局后。2005年7月,在国家税务总局的支持下,名邦所才得以成立,打破了东方所“独此一家”的垄断局面。
是能说明问题的事情是,就在名邦所设立之前,2005年4月宁波市国税局下发《关于取消为纳税人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服务的中介机构资格审批的补充通知》(甬国税函[2005]177号),内容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为纳税人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服务的中介机构资格审批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4]822号)文件精神,对中介机构新申请为纳税人提供专用发票开票服务资格将不予审批,通知并且说是经请示国家税务总局的。可是,实际上,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函[2004]822号文件的真实意思正好相反,是取消为纳税人提供专用发票开票服务的中介机构资格审批,也就是说,中介机构为纳税人提供专用发票开票服务资格不再需要审批。国家税务总局这一规定是根据《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的决定》(国发〔2004〕16号)文件作出的。(甬国税函[2005]177号)文件,后来在总局监察部门直接干预下才被撤消。为此,名邦所被迫处于停业状态达半年之久。笔者起初并不相信,但在网上确实找到了(甬国税函[2005]177号)文件。
鲁光明,2000年毕业于宁波财政税务学校,毕业分配在东方所,2004年6月因故离开。据说,鲁光明在东方所工作期间,发现不少问题,为了打破“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才引荐钟××等人开办了名邦所。这大概就是鲁光明这么了解东方所内幕的原因。不过,这些情况,鲁光明并没有告诉我。后来,《法律与生活》杂志社记者盛学友在采访本案时,了解到了这一情况,他又告诉了我。
鲁光明说,由于没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名邦所一直未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名邦所代理一般纳税人企业只有700家,年营业收入200万元左右。而东方所代理一般纳税人企业9000余家,占余姚税务代理市场总份额的90%以上。鲁光明并强调说,根据2007年度国家税务总局注册管理中心统计表明,东方所是当年全国营业收入最高的税务师事务所,每年营业收入3000多万元。
服务窗口之争
根据余姚市行政服务中心网站上的介绍:余姚市行政服务中心筹建于2001年1月,是余姚市人民政府负责审批管理工作的派出机构。
2006年7月,名邦所的几个合伙人听说,东方所经过余姚市市政府办公室同意,将要在行政服务中心设立窗口的消息后,向余姚市行政服务中心提出书面申请。结果,申请报告被当场退还。
接下来,他们向市政府办公室提出申请。市政府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答复说,行政审批不允许中介机构进入。既然行政服务中心是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不允许中介机构进入。名邦所认为,这一解释应该是可信的。
因此,2007年10月,在得知行政服务中心经装修调整,允许东方所设立窗口的消息后,名邦所几个合伙人感到非常震惊。经证实后,他们再次向行政服务中心提出了书面申请,中心又以“位置没有了”等理由拒绝。并且,不同意出具书面答复。
2007年11月26日,东方所在行政服务中心正式设立了业务窗口,且其窗口被安排在工商窗口与质监局窗口中间。新企业设立时,在办理工商登记、组织机构代码证后,如不具备设立财务会计条件的可将财会税务事项委托税务师事务所代为办理。从而,东方所在源头上截取了客户源。
鲁光明说,就这样,名邦所的业务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东方所设立窗口之前,名邦所月均新增客户30余家减少,设立窗口之后月新增客户不足5家。名邦所的几位合伙人感到了事务所的生存危机。
经过不断地投诉、举报,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名邦所决定求助于法律。经法律界同行介绍,鲁光明找到了我。
据盛学友记者的采访,鲁光明在学校读税务专业的同时,曾经自学了法律本科。不过,鲁光明的法律知识并没有给我们的合作带来便利。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专业性,不是学习一些法律就能掌握的。相反,鲁光明的那些法律知识,有时反而给我们的沟通制造了障碍。他有自己的主见,总是希望我按照他的思路去操作,而且他会反复强调那是跟别人探讨之后形成的思路。而这些所谓的思路,在我看来,是无法成立的。而我,又不是一个很有涵养的人。几次,我们之间还发生了小小的不愉快。
正式接受委托后,我对鲁光明提供的材料,以及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分析。
我认为,余姚市人民政府在安排服务窗口的问题上,侵犯了名邦所公平竞争权是没有争议的。但是,民告官从来都是非常艰难的。
本案的重要特点是,东方所在余姚市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服务窗口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不像其他行政案件,行政机关可以混淆事实,制造假象。因此,本案如果能够引起新闻媒体的注意,对于事情最后解决肯定是大有益处的。可是,从什么角度挖掘新闻性呢?
2007年8月30日,第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将于2008年8月1日起施行。这无疑是一个机会。《反垄断法》素有“经济宪法”之称,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能够在8月1日提起诉讼,争取成为反垄断诉讼第一案,自然是一条绝妙的新闻。
我抓紧阅读了一本权威性的《反垄断法》条文释义,又研读了一本《行政性垄断之问题与规制[1] 》。后者,似乎是当时市场上唯一一本系统研究行政性垄断的专著,虽然出版时间在《反垄断法》颁布之前,但对于了解行政性垄断有着很大的现实。在认识到行政性垄断在我国现实中的严重和普遍性,以及消除行政性垄断的特殊意义之后,我不禁有些热血沸腾。2006年和2007年,我分别有一起案件被法院网、新华网、人民网和央视国际评为十大案件之一。也许本案会成为2008年十大案件之一,也未可知。
我打算在2008年8月1日再提起诉讼的计划,得到了鲁光明的同意。复议和起诉
不过,我们并不是完全的消极等待,我们仍然进行着一些必要的工作。一方面,我让鲁光明以特快专递向余姚市人民政府提交一份《关于要求提供行政服务中心业务窗口的报告》,内容是“为了„„与已于2007年11月26日批准进入市行政服务中心设置窗口的余姚阳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享有同等的市场竞争环境„„再次提出要求市政府同样为具有同等资质条件的本单位也提供市行政服务中心业务窗口的申请。”此前名邦所提出申请时,都没有留下什么证据。
快件是2008年5月28日寄出的。两个月之后,不管余姚市人民政府有没有答复,只要不同意给名邦所安排位置,名邦所都可以提起诉讼。当然,名邦所也可以选择8月1日提起诉讼,以便争取“反垄断第一案”。
但是,这样的申请完全有可能被拒绝。因此,另一方面,我代理名邦所向宁波市人民政府提出复议申请,请求确认余姚市人民政府同意余姚东方所在余姚市行政服务中心设立服务窗口的行为违法,责令其让东方所搬离服务中心。复议申请书认为,余姚市人民政府同意东方所在行政服务中心设立服务窗口,不仅得以从源头上截取了客户源,还会引起企业对东方所性质上的错误认识,认为其是政府的某个部门或办事机构,从而形成了妨害了名邦所的公平竞争。
笔者的思路是:如果不允许中介机构进入服务中心,东方所也应该搬离;如果允许东方所设立窗口,那么也应该让名邦所进入。当然,位置不够的理由也不能成立。如果确实没有足够的位置,也应该给予两家税务师事务所公开竞争服务窗口的机会。
2008年5月14日,宁波市人民政府受理复议申请。7月25日,宁波市人民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余姚市人民政府同意东方所在服务中心设立税务代理窗口的行为。复议决定认定余姚市人民政府同意东方所在中心设立窗口的法律依据是,中共宁波市委[/right] [right]宁波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市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建设的通知》(甬党发[2004]95号),其中规定有“要积极创造条件,培育专业化的投资项目办理中介代理机构,逐步实现市场化、专业化服务。要鼓励相关中介机构进驻中心并进行规范管理,不断完善中心的服务体系。”以及浙江省效能办、省审改办、省政务公开办2007年7月6日联合发出的《关于印发<浙江省示范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评选细则>的通知》(省效能办〔2007 〕1号),其中规定有“积极引进与审批有关的中介机构进驻行政服务中心,并中介服务与收费行为纳入中心统一监管。”复议决定还认定,东方所是2006年3月10日提出申请设立服务窗口的,名邦所是2007年7月6日第一次提出申请的,在服务中心设立窗口的中介机构共有土地评估、会计事务等不同类型的中介机构9家。
8月1日上午8点钟,我让助手徐利平律师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起诉材料。同时,也是在8月1日,我用特快代理名邦所向宁波市人民政府提出复议申请,请求责令余姚市人民政府同意名邦所服务中心设立税务代理窗口。2008年5月28日名邦所向余姚市人民政府提出了要求在服务中心设立服务窗口的申请。余姚市人民政府一直没有答复。
至此,从客观上来说,这起案件就成了《反垄断法》8月1日施行以来全国第一起提出复议申请和提起诉讼的案件。至少是并列第一。《反垄断法》第8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由于余姚市人民政府允许东方所在行政服务中心设立窗口,不同意名邦所设立窗口,限制公平竞争的行为,持续到了8月1日《反垄断法》施行之后,因此本案可以适用《反垄断法》。
在提出复议申请和提起诉讼之前,严格地说,应该是在打算争取全国反垄断第一案的计划确定之后,我曾经联系了几起媒体。遗憾的是,媒体的回应大多是,案件代表性不强。所谓代表性不强,意思是《反垄断法》主要的调整对象是经济垄断。这样的判断,首先来自于专家学者。《反垄断法》颁布之后,有不少专家对于谁将成为反垄断第一被告进行过预测:微软、英特尔、利乐„„涉及到的都是经济垄断。在他们看来,《反垄断法》的调整对象应该是经济垄断,似乎是不容置疑的。根据立法资料显示,甚至立法时就有不少人反对将行政性垄断纳入调整范围。我曾经在自己的个人博客上发表过本案的信息。有些专家就非常不以为然,其中还包括两位留学德国专门研究反垄断法的博士生。这种判断和观点自有其深层次原因,我们的学者和专家关注得更多的是外国的理论,却不大有能力结合我国具体的实践。在经济和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不大可能再出现行政性垄断存在,《反垄断法》调整的对象主要是经济垄断。而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加上我国特殊的行政文化的影响,行政性垄断经常严重。排除、限制公平竞争的,主要是行政性垄断。同时由于鲁光明提供的材料和讲述的案情,很多地方需要核实,因此我在联系记者朋友,都特别声明,发表之前必须事先进行调查。这也给报道增加了难度。终于,8月1日那天,没有媒体报道本案。我有些遗憾,但同时对于自己的严谨深感满意。
轻松了结案件
8月5日,财经杂志报道了名邦所起诉余姚市人民政府的消息。秦旭东记者在报道中并没有提到是反垄断第几案的问题。报道显得十分稳重。不过,本案还是引起了广泛关注。
8月7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受理本案。8月8日,名邦所办理了立案手续。同一天,宁波市人民政府也受理了名邦所提出的复议申请。
8月9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后的第二天,东方早报率先报道了这一信息。新浪、搜索、网易、人民网都在显要位置登载了这一消息。东方早报在报道中也没有提到本案属于反垄断第几案的问题。我在与葛熔金记者联系时,认为可以理解,过分强调第几案确实有些俗气。8月27日,余姚市人民政府提出答辩状。答辩状提出了五点答辩意见。
首先,答辩状认为:“余姚市人民政府根据东方所的申请报告作出‘请市行政服务中心给予合理安排’的行为是不可诉的行政行为。余姚市人民政府的批示是批给市行政服务中心,并没有直接给东方所,是政府内部上下级工作批示,对外不直接发生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一答辩,是无法成立的。我们本来就不是针对批示提起诉讼的,我们也不知道有这一批示存在。我们起诉的是行政服务中心为东方所安排窗口的行为。行政服 5 务中心是余姚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其行为法律责任应该由余姚市人民政府承担。因此,才将被告确定为余姚市人民政府。
其次,答辩状认为:“余姚市人民政府作为被告主体并不适格。市行政服务中心是一个具有独立法人的单位,对自身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中允许东方所进驻余姚市行政服务中心服务大厅的决定是由行政服务中心作出,该行政行为的法律责任应当由行政服务中心承担。”这一理由同样难以成立。从余姚市服务中心的网站上来看,服务中心是余姚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20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者派出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不能不说明的是,即使余姚市行政服务中心是一个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事业单位,如果余姚市人民政府设立该事业单位没有法律依据的话,还是应该由余姚市人民政府承担法律责任。
再次,答辩状认为,允许中介机构在余姚市服务中心设立服务窗口行为合法。理由与宁波市人民政府上述复议决定相同。对此,笔者则认为,即使政府招揽中介机构进驻服务中心是合法的,在确定具体进驻的中介机构时,也不能侵犯其他中介机构进驻服务中心的公平竞争权。
答辩状的第五点理由与第三点相关,认为东方所得以进驻服务中心,是因为该所先于名邦所提出申请。如果名邦所也想在服务中心,因为一楼办公场地已满,服务中心可以在三楼安排工作场所。笔者认为,这一点才是本案最关键的问题,政府决定引进中介机构进驻服务中心,就应该给予同样性质中介机构公开竞争服务窗口的权利。而本案被告恰恰是侵犯了名邦所对于服务窗口的公开竞争权利,被告决定让东方所进驻之前,没有听取了名邦所的意见,违反了《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20条规定和正当法律程序。
答辩状的第四理由是,同意东方所进驻服务中心行为并没有侵犯原告所公平竞争权,行政服务中心从来对中介服务进行过指定、限制或者以任何方式进行暗示。对此,笔者认为,行政服务中心之所以要引进中介机构,目的就是为了向前来办理手续的当事人提供方便。既然有更加方便的服务可以选择,当事人当然就会选择方便。因此,被告所谓不会影响公平竞争的机会,显然是无法成立的。
8月30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三方当事人,决定于9月18日上午9:00在第1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因为东方所与案件审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已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15号法庭是行政庭专用法庭。《反垄断法》施行以后,人民法院决定公开开庭审理反行政垄断案件,同样尚属全国首例。我有些兴奋。
9月9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通知当事人,开庭时间改为9月24日上午9:00,审判庭改为第1审判庭。1号法庭,是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大的法庭,能够容纳近千人。据悉,人大代表将旁听法庭审理。
当天,鲁光明提到余姚市人民政府电话,希望协调解决本案。日期定在9月16日,距开庭还有一周。之前,我提到过某媒体宁波站一位记者朋友的电话,说是东方所负责人想跟我见一面,商量一下事情如何。我说,事情还是直接与名邦所商量好了。记者朋友说,东方所想请我做法律顾问。我表示难以接受,而且作为名邦所代理人谈这个问题很不适宜。后来,我跟那位介绍案件的同行聊起此事,他说我对十万、二十万元是不会动心的,一百、二百万 6 元可能就动心了。我说,就是给我一千万元,我也不会动心。一千万或者一亿元,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反而会让我无所适从。我能拿这些钱干什么呢?拿出卖自己的钱去捐给希望工程,得不偿失;而日常生活,我根本不需要那么多钱,我的收入足以让我和家庭过相当宽裕的生活。而我自己,最满意的大概就是现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了:努力奋斗着。当然,我在日常工作者中接受案件时,还是比较在乎收费的。但我认为那是一种规则一种身价。后来,鲁光明获悉此事后,对我表示了敬佩。我则有些难以承受,我只不过坚持了最基本的职业伦理。
9月16日,协调会顺利召开,参加协商的除了名邦所、市行政服务中心负责人、余姚市人民政府法制办,还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石坚强副庭长。石庭长是本案主审法官。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市行政服务中心明确在10月底前完成进驻中心中介机构招标,招标信息在媒体公示;同类性质中介机构原则上引进2家、每家进驻期2年。随后,名邦所撤诉。
笔者没有参加协调会,我向来不喜欢这种协调会。但鲁光明告诉笔者,余姚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同志在协调会上明确表示,如果本案不是笔者代理的,他们不可能这么重视。让我颇有些不好意思。
本案就这样结束了。其实,这样的结局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早在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明确表示,本案很可能会在开庭之前协调解决。毕竟,我对浙江尤其是宁波的法治环境,以及政府官员的是比较了解的也是比较有信心的。撰写本篇办案手记时,笔者就有关近况询问了鲁光明。鲁光明告诉笔者,招标工作已经结束,名邦所将在2009年1月1日进驻余姚市行政服务中心,东方所因为错过了投标日期,被投标办拒绝。
办案手记到这里,似乎应该划上句号了。但是,笔者还想谈一谈本案牵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题处话:律师和记者的职业伦理。
8月1日,律师和记者围绕着“反垄断第一案”展开了激烈的角逐。由于当事的律师和记者缺乏严谨的态度,媒体报道的情况可谓是一片混乱。
其中最强势的是,北京四企业状告国家质督总局案。媒体报道的案情大概是这样的。从2005年4月开始,国家质检总局开始不断地以发布文件等形式,强行推广中信国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的电子监管网。2007年11月29日,国家质检总局又发布了《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实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的通知》,要求从2008年7月1日起,食品、家用电器、人造板、电线电缆、农资、燃气用具、劳动防护用品、电热毯、化妆品9大类69种产品要加贴电子监管码才能生产和销售。北京四企业认为,国家质检总局推广中信国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的电子监管网经营业务,使中信国检在经营同类业务的企业中形成独家垄断的地位,严重损害了他们以及其他防伪行业其他企业公平竞争的权利。8月1日,四家企业委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副教授周泽律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国家质检总局推广电子监管网经营业务、强制要求企业对产品赋码交费加入电子监管网的行政行为违法。另据报道,国家质监总局在中信国 7 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30%干股。
由于国家质监总局特殊的地位,又由于案件发生在北京,媒体当仁不让地称这起案件为“反垄断第一案”。绝大多数的媒体都认可了这一定位。当然,也有少数如北京青年报称之为北京反垄断第一案。由于是一起行政诉讼,笔者注意到了报道。但由于工作总是安排的满满的的,因此并没有过分关注报道的内容。8月5日,财经杂志报道了名邦所起诉余姚市人民政府的消息。不少记者开始采访我。由于记者不止一次地提到北京四企业诉国家质监总局一案,笔者逐仔细地阅读了相关报道。
笔者却意外地发现,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四企业针对质检总局的诉讼,根本就不能成立。第一、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14条明确规定“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依照本法的规定作出最终裁决。”也就是说,对国务院部门行政行为不服的,必须先经过行政复议,然后才能提起诉讼。第二、申请行政复议也已经超过法定期限。《行政复议法》第9条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从新闻报道来看,国家质检总局最后一次推广电子监管网的时间是2007年11月29日。即使四企业转而向国家质督总局提出复议申请,也远远超过了60日的复议期限。虽然,由于质检总局撤销电子监督网行为造成的违法状态有持续性,从法理上来说,应该允许企业提出复议,确认质检总局垄断行为违法,并请求消除违法状态。“确认之诉”,不应该有期限的限制。但是,我国的《行政复议法》没有区分复议类型,不论提出的复议申请是“撤销之诉”还是“确认违法”,都适用60日的复议期限。第三、本案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报道,质检总局都是以下发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推销电子监管码的,规范性文件不属于我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复议法》第7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
(一)国务院部门的规定;
(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
(三)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可见,当事人在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复议申请的时候,才有权附带请求审查作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我着实感到有些不解,这样的一起注定会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周泽教授怎么会没有意识到上述这些问题,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吗?同样让难以理解的是,对于这样的诉讼,那么多重量级的媒体竟然一个劲地那里瞎起哄。而且,报道向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后来,该案并被南方周末、中国法学会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评选为“2008年十大影响性诉讼”之一。法律和严谨,似乎都遭到了冷落。其实,8月1日提起的其他几起反垄断诉讼:北京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方平诉北京网通公司利用其垄断地位违法对预付费用户实行差别待遇案;重庆法霖律师事务所刘方荣律师诉重庆市保险行业协会垄断保险费市场价格、限制自由竞争案。还有个别律师则在通过非诉讼方式进行努力。譬如,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董正伟律师则在8月1日向发改委、商务部和工商总局提出了涉及微软、石油及电力价格等垄断调查申请。这些案件,也有媒体进行报道,8 只是相对来说,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但是,记者朋友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不能发现。而记者应该做的恐怕不应该只是留心,还是应该着力地论证:四企业诉国家质监总局案,是否是反垄断第一案?
不过,更加让人难以理解,无法接受的事情还在后面。8月7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受理名邦所诉余姚市人民政府案。8月8日,名邦所办理了立案手续。8月9日,东方早报率先报道了这一信息。由于北京四企业诉国家质监总局一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迟迟没有回应。本案受理受到很多媒体热切的关注。新浪、搜索、网易、人民网都在显要位置登载了这一消息。东方早报没有在报道中提到本案属于反垄断诉讼第几案。我在与葛熔金记者联系时,认为可以理解,提及第几案确实有些俗气。9月17日,名邦所诉余姚市人民政府案得到协调解决。9月18日,东方早报继续报道了这一消息。根据葛熔金记者介绍,他在交给报社的稿子里称,本案是中国反垄断案第一案。此前,9月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四企业诉国家质监总局一案已作出裁定:不予受理。可是,编辑却将本案改成了浙江反垄断诉讼第一案。
而让惊讶的是,东方早报在同一天的报道中,却出现了一篇“国内反垄断案第一被告:网通”的报道,称北京律师李方平状告北京网通利用垄断地位对“新市民”差别对待案,是全国反垄断第一案。报道并对这样认定的理由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今年8月1日是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首日。据媒体公开报道,当天国内至少有三起反垄断诉讼案申请立案:北京兆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4家防伪企业起诉国家质检总局强推‘电子监管网’行政垄断案,北京律师李方平状告北京网通利用垄断地位对“新市民”差别对待案,浙江余姚一税务师事务所状告市政府限制其公平竞争案。三起案件均被冠之以‘反垄断法第一案’„„至于最终谁能成为‘第一案’,则要看哪起案子最先被法院受理„„迄今为止,上述诉讼中仅本案得以立案。”
接下来,中国青年报等权威性的媒体,都纷纷报道了称李方平律师诉网通一案得到立案的新闻,报道都称该案为全国反垄断第一案。报道或者称余姚尚未立案,或者报道中没有涉及余姚案。至此,事情的真相被完全篡改了。其实,重庆法霖律师事务所刘方荣律师诉重庆市保险行业协会垄断保险费市场价格、限制自由竞争案,早在8月5日人民法院就已经受理,与余姚案立案还要早。
也许有人会说,谁是全国反垄断第一案,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无须过分认真。笔者却并不这么认为,记者和当事的律师在这个问题能够无视事情的真相,在其他的事情当然也不可能严谨、严肃。这是涉及到一个职业操守职业伦理的问题。
当然,笔者并不是怀疑周泽副教授和李方平律师的人品。虽然,我还不曾有幸认识两位,但是从媒体关于两位的报道中,依然不难认识到,两位是非常有公益心有正义感的学者和律师,他们一直都在从事着公益性的事业。我相信,围绕他们发表新闻的记者应该也是如此。与他们相比,我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一个合格的律师。我很少纯粹为了什么公共利益,做过什么事情或者代理过什么案件。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虽然,我所做的工作对行政法治的进步起到了一些推动作用,但更多的应该是客观的结果。
不过,正是有着公益心正义感的人,尤其是法律人和记者,对于职业伦理更应该有清晰的认识。切不可为了追求个案上的正义,哪怕这个案件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而不关心采取 9 的手段是否正当是否合适。否则,即使个案解决了上成功了,却可能引起更加的无序。如果大家都是如此,整个社会就会变得格外的浮躁。这种追求个案成功的努力,实际上社会基层无视法律的自力救济,有着很大的相同之处。
------------------[1]郭宗杰著:法律出版社2007年7月1日第一版。
------------------姓名:st_ballen
博客网址:darren.fyfz.cn
时间:2008-12-1 13:19:00 袁律师:
多谢您的及时解答!随着事态发展,以后可能还会有要麻烦您的地方,先跟您打个招呼。其他各位朋友,袁律师既然称为行政诉讼第一人,怎么可能还有第二个呢?:)要找肯定找最好的,另外袁律师以前代理过几乎相同的官司,对其中的法规肯定是驾轻就熟,而且我们平常也不接触律师这个行业,对律师的好坏根本没有概念,我们这个小地方出优秀律师的几率也是微乎其微的,并且律师也分专业,袁律师就是专注于行政法的,理所当然是我们请教的第一选择。
姓名:959595
博客网址:959595.fyfz.cn
时间:2008-12-1 12:05:00
袁律师和阿里巴巴的对话很幽默!
而我的感觉是江苏也许没有处事睿智、业务犀利敢于挑战邪恶的敬业律师,但是肯定有和我们一样面临强权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真希望媒体和法律界能挺身而出呼吁强权早日的觉醒!维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
姓名:裕来
博客网址:yuanyulai.fyfz.cn
时间:2008-12-1 9:33:00
江苏也没有阿里爸爸。
姓名:裕来
博客网址:yuanyulai.fyfz.cn
时间:2008-12-1 9:32:00
st_ballen :高压线项目,需要的批文有:规划选址意见书、土地预审意见、环评批文、发改委核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姓名:阿里爸爸
博客网址:oooooooo.fyfz.cn
时间:2008-12-1 6:48:00
江苏没有袁裕来?
姓名:st_ballen
博客网址:darren.fyfz.cn
时间:2008-11-30 22:02:00
袁大律师您好:
我是从网上听闻您大名的。本人是江苏省江阴市下面一个农村的村民,知道您是行政法方面的王牌律师,现在我们碰到了一些困难,所以想到向您求助,如能得到您的指点,将不甚感激!其实我们碰到的事情几乎就是您以前代理过的一个因为高压线而状告国家发改委官司的翻版。前阵子我们市电力公司在没有任何预先知会的情况下在我们的村前村后建了两座高压铁塔,经过打听才知道在建的是220KV的高压线路,这条线路将直接跨越我们村至少六七户民房,这是关系到我们切身利益甚至生命的大事,而电力公司却完全没有考虑我们,而且我们村旁边还有足够的空地可以走线,他们为了节省成本就直接穿过我们村庄,村民们都很气愤,所以他们的第一次架线被我们阻止了,现在仍处于停工状态。这期间电力公司的负责人也没有跟我们正式见面,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所以至今还是没有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也没看到任何正式的审批文件,这不由得不让我们怀疑这个工程的合法性。他们下面有 10 个协调人说手续都全了,就差个环评了,不管真假,难道照他意思环评是不用做在审批前面的吗?现在他们又放出话来威胁说要强制架线,我们当然会尽我们的能力来阻止,但是最好是在这过程中能指出他们的不合法的地方,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正当理由来跟他们抗争到底。所以我想问的是像这样的高压线工程需要具备哪些必要的审批手续?急盼!
谢谢!!
第二篇:中国反垄断第一案分析
中国反垄断第一案分析
(1)案例基本情况
2008年8月1日,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第一天,北京四家防伪企业,将国家质检总局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四家防伪企业在诉状中称,从2005年4月开始,国家质检总局不断推广电子监管网。截至目前,国家质检总局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机关挂名,发布了近百个文件,督促各地企业将产品赋码加入电子监管网。2007年12月,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实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的通知》,要求从2008年7月1日起,食品、家用电器、人造板、电线电缆、农资、燃气用具、劳动防护用品、电热毯、化妆品9大类69种产品要加贴电子监管码才能生产和销售。即改“推广”为“强制推行”。而且,经营电子监管网业务的是由国家质检总局指定并由其占有30%股份的一家名为“中信国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国检)的企业经营。所有入网企业均需缴纳每年600元的数据维护费;消费者查询需支付查询信息费和电话费。{1}四家原告企业认为:“一方面,国家质检总局强制推行电子监管网业务,严重损害了防伪行业各企业参与市场公平竞争的权利;另一方面,极大地增加了生产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且加印监管码的做法对食品安全几乎起不到作用,根本没涉及生产过程的质量安全控制。”{2}因为政府没有通过法定程序进行招标、选择企业代理,这实际上确立了电子监管网的经营者——中信国检的垄断地位。据此,四家企业认为,国家质检总局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中“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的相关条款,涉嫌行政垄断。他们请求法院判决国家质检总局强制推行电子监管网的行政行为违法,并判令国家质检总局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同时消除其行为给企业造成的影响。
9月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向原告的律师送达书面裁定。法院认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本案起诉人所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因此对四家公司的起诉做出了“本院不予受理”的裁定。目前,针对该案尚无进一步的报道。但因该案发生在《反垄断法》实施的当天,而且被告作为国务院的直属部门,“身份显赫”,从而被多家媒体冠以“中国反垄断法第一案”的称号相继报道。
(2)案例分析
①“行政垄断”这一概念在学术上久已存在,但并非法律术语。
无论刚刚实施的《反垄断法》还是早在1993年颁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都没有明确使用这一概念。但两部法律都对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竞争的行为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其中《反垄断法》设专章(第五章)对“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进行了列举性规定。通说认为,“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市场竞争、损害市场公平的一种违法行为。可以说,反行政性垄断是“转型国家特有的现象”,原因在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都存在着“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惯性”。
但是行政垄断不同于经济性垄断。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违反依法行政原则,为了本部门的利益,或“违法地图利他人”,而利用公权力的威力,人为地割裂市场、干预经济的违法行政行为。它不仅阻碍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形成,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降低企业的效率,还侵害了其他市场主体和消费者的权利,损害政府的威信,造成社会的不公平。因此,行政垄断虽然被我国《反垄断法》所吸纳,但由于其是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其本质仍属于行政法所规制的领域,受行政法的调整。基于此,《反垄断法》第51条第2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处理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种立法安排无疑是有意义的。
②国家质检总局行为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国家质检总局的行为是否构成行政垄断,还需要放在行政法的视野域内考察,依据行政法的实体性原则和程序性原则总体考量。
(一)国家质检总局强制推行电子监管网行为的正当性分析
按照国务院行政机构的职能划分,国家质检总局负责对产品质量的监督与管理工作,拥有检验检疫及执法打假等项职权。国家质检总局推进电子监管网是加强食品监管以及确保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工作措施。通过对产品赋码销售,可以对产品全程追踪,继之明确地追究产品质量责任。这一点无疑具有进
步意义,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而实际上,国家质检总局强制推行电子监管网的行为并没有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所通过的法律的相关规定或相关的授权。因此,无论其单独还是联合发布多少“红头文件”,都只是或抽象或具体的行政行为而已,不具有合法性,违背了依法行政的原则。
(二)关于收费的性质问题
国家质检总局强令食品、家用电器等生产企业加入电子监管网这一系统,每年一般需缴纳600元的密匙费;消费者查询信息,每次需缴纳0.2元的短信费。这些是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还是服务性收费?是否经过法定程序审批?“如果是行政事业性收费,在国家有关文件列举的全国性行政事业性收费中,并未提及该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而在政府的文件和电子监管网中,也均未对其收费是否经过审批有过说明。若是服务性收费,政府通过发文要求企业到指定企业缴费,涉嫌违反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刚刚实施的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本案中,经营电子监管网业务的是中信国检公司,其既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也不是法律、法规授权的承担行政职能的组织,而是典型的企业性质,其收取的入网费用也没有上缴国库,显然此种收费是一种服务性收费。根据《反垄断法》第32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无疑,国家质检总局强令生产企业到其指定的企业缴费,违反了该条规定,构成了行政垄断。
(三)国家质检总局指定一家企业承担电子监管网业务的行为分析
在公法领域,由于可分配的资源的有限性,或基于政府的给付能力所限,并非所有竞争者都能获益,这时,政府需要根据某种条件进行选择。比如对贫困家庭发放特殊补贴的给付行为,或者根据特别技术要求而特许某一企业从事公共物品的经营活动的授权行为等,这在公法领域并无非议。具体到本案,如果是出于对专门技术性问题要求较高,无法从市场竞争当中获取,或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等公共利益方面的考虑,需要政府施行管制,则无疑具有正当性一面。但本案涉及的技术是一种电子防伪技术,四家原告作为本行业的领头企业完全具备此项技术能力。而国家质检总局在没有公开进行招投标的情况下直接指定中信国检公司独家经营此项业务,显然具有行政垄断的嫌疑。
行政行为的做出必须符合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本意有二:一是任何人不应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任何人在受到不利处分之前应为之提供公正的听证或其他听取其意见的机会。就“任何人不应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来说,国家质检总局指定由其自身拥有30%的股份的中信国检公司独家经营此业务,显然违背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而且,国家质检总局也没有公开进行招投标,直接违背了行政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对四家企业的知情权和公平竞争权造成了损害。无疑,国家质检总局是在有法不遵的情况下实施了“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
综上分析,国家质检总局强制要求生产企业在所生产产品的包装上加印监管码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其指定由中信国检公司独家垄断此业务,违背法律程序,属于行政违法行为。我国《反垄断法》第8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第32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无疑,国家质检总局违反了上述条款,构成行政垄断。
③原告可采用的救济途径
由于国家质检总局的行政垄断行为使原告的公平竞争权受到损害,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原告申请救济的法律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提起行政诉讼
在竞争关系中,因为政府的行为(对行政相对人或受益、或侵益)会使得处于竞争状态的竞争者间的地位发生变化,导致某个(或某些)竞争者利益受到损失,从而希望得到法律救济。本案中,原告基于自己的公平竞争权受损而提起行政诉讼,在学理上称为“竞争者诉讼”。由此可见,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资格的界定是非常宽泛的,有利于充分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本案中,四家企业对国家质检总局提起的行政诉讼,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并没有受理,理由是原告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这使得“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了“关键问题”,因此,关于起诉期
限的问题有必要在此深入探讨。
起诉期限的设定是基于法秩序安定性原则,为保障因法秩序早日安定所得之利益(包括公益、相关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以及促使利害关系人早日主张救济)而设定的制度。
(二)申请行政复议
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十一项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根据该法第14条规定,对国务院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做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申请行政复议。针对本案,原告可以向国家质检总局申请行政复议。
(三)向反垄断执法机构请求救济
我国《反垄断法》第38条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对涉嫌垄断行为进行调查。对涉嫌垄断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为举报人保密。采用书面形式并提供相关事实和证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进行必要的调查。”根据该条规定,原告可以向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书面举报,并提供相关事实和证据。
第三篇:反垄断工作报告
篇一:2013中国反垄断报告 经营者集中篇
务部对集中交易情况以及竞争情况的掌握。
该三条核心条款基本涵盖了简易案件实质性认定条件的核心内容,但对申报人来讲,简易案件的标准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和缺少可操作性,尤其是涉及市场份额的标准时,其前提条件就是首先界定相关市场,那么在适用该标准时需要先行审查相关市场的界定,这就意味着要设定审核相关市场界定的程序及时限以及需要提交的相关资料要求,这样才能使简易案件更具有可操作性。
就实体标准来讲,关于“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也需要较为细化的判断标准,例如,是指生产、销售、广告宣传,还是都包括?对于新设的合营企业来讲,是仅靠商业计划书判断,还是需要参与者向商务部做出承诺?承诺的期限是多长?如果申报人利用商业计划或承诺规避冗长的集中审查而获得视为简易案件审查,如何应对?是否需要重新申报或进行处罚?
就程序衔接方面,缺少简易案件与非简易案件适用的程序及衔接方面的内容,例如,简易案件在认定的程序和审查的时间限制方面是否应当有明确规定、简易案件的撤销程序如何启动?如果简易案件被撤销,是否给予简要的救济程序以避免权力被滥用,程序方面如何与非简易案件衔接,审查时限如何计算等。在审查简易案件时,是否也需要申报人提交与非简易案件同样的文件?在审查简易案件程序上,审查人员是否还需要向非简易案件一样向相关政府部门、协会、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上下游经营者等进行询问和调查?本报告建议对上述内容均进行细化规定,以使简易案件审查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也许,该《简易案件规定》(征求意见稿)仅就简易案件的实体性内容进行了规定,在此不包含程序性内容。不知道已经原则性通过但尚未公布的《简易案件规定》在广泛征求了公众意见后与征求意见稿是否具有很大变化,是否包含了程序性内容,如果不包括程序性内容,本报告建议应另行制定简易案件的程序性规定。
(二)申报审查工作的改进
反垄断法实施后,商务部为规范集中申报的审查工作,2009年1月5日发布施行了《经营者集中申报表》。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工作,提高经营者集中申报和审查效率和透明度,方便经营者申报,2012年6月6日,商务部修订并发布了《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申报表》(以下简称“申报表”)及其《填表说明》。《申报表》于2012年7月7日起正式施行。2013年10月21日,商务部发布了于2013年10月28日起启用《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申报表》软件客户端的通知。在通知附件中提供了可以下载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申报表安装包”,其中包含文件有:
1、反垄断经营者集中申报表安装包;
2、安装说明;
3、反垄断经营者集中申报表小软件使用说明。
商务部启用客户端软件实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在线申报是实施电子政务、提高申报审查效率的重要步骤,但从初步实施的情况来看,还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该客户端软件初次登录与软件使用说明以及软件提示本身并不一致,例如,说明和提示中均告知输入“用户名”和初始秘密进行登录,但用户名一栏根本就无法输入“用户名”,拨打说明中预留的咨询电话后才知道不需要输入用户名,直接输入初始秘密即可以进入。但如果不打电话咨询,会让初次使用的人比较困惑,这点小问题其实只需要修改一下软件使用说明即可。其次,软件登录后进入“填表说明”,填报说明弹出框做得很大,并且终端使用者很难将其缩小,选择“已阅”后,很难显示出“确定”按钮,需要把“任务栏”隐藏后,才能看到“确定”按钮。其改进办法是把弹出框做得稍微小一点即可解决,另外,也没必要每次登录都提示填表说明。再次,通过客户端软件提交申报表后一旦涉及修改或增加新的材料需要生成另一种新版本,并且需要对新版本导出后制作成光盘再次提交给商务部。这种设计对申报人来讲较为麻烦,必须在填报前非常清楚并且应谨慎填写每一处信息,申报表生成后,一旦涉及修改或增加新的填报材料,将不得不再生成一个新的版本进行再次提交。最后,也许商务部目前的要求仅是电子政务初级阶段的过渡性问题,既然实施在线申报,提高申报与审查的效率,最终应实现完全电子化和网络化政务,而不必让申报人承担双倍的负担,既提供纸质申报材料和光盘,又要进行在线申报,还每次都提交包含某些重复内容的版本。
本报告对商务部积极主动探索和改进工作流程、工作方法及提升工作技巧给予充分肯定,希望商务部在新的一年中继续保持积极主动的工作精神,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执政为民的良好政府形象。
二、反垄断申报审查情况
(一)无条件批准案件情况
2012年11月15日,为加强政务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反垄断局除继续依法公布禁止集中和附加限制性条件案件信息外,开始向社会公布无条件批准案件相关信息, 公开内容包括案件名称、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和结案时间,并且,今后将按季度汇总公开无条件批准案件相关信息。自2008年8月反垄断法实施以来截至2012年9月30日无条件批准的458件经营者集中案件。2013年1月6日公布了2012年第四季度无条件批准的59件案例。自反垄断法实施以来至2012年底,无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合计为517件。
2013年第一季度,商务部反垄断局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共45起,第二季度共56起,第三季度共54起,第四季度共56起。2013年全年无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共211件,相当于2008-2012年前四年多批准案件总和的41%。自反垄断法实施以来至2013年底,无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合计已达728件。
2013年无条件批准的集中案件涵盖了石油、太阳能、机床、机械、航空航天、能源、食品、水务、汽车、电器、医药等众多行业。由于商务部仅公布了案件名称、集中参与者和结案时间,本报告无法详细统计集中涉及的相关市场、每个案件审查所用的总体时间及批准通过的阶段等。
本报告建议商务部进一步公开无条件批准案件的相关市场、申报时间、审结阶段和批准通过的主要理由,以便于相关公众的了解和监督。
(二)附条件批准案件及监督执行情况
自反垄断法实施以来至2013年底,附条件批准的案件共20件,其中,2013年附条件批准的案件共有4件,分别为: 1、2013年4月16日,2013年第20号关于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嘉能可国际公司收购斯特拉塔公司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决定。2、2013年4月23日,2013年第22号关于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丸红公司收购高鸿公司100%股权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决定。3、2013年8月13日,2013年第58号关于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美国百特国际有限公司收购瑞典金宝公司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决定。4、2013年8月27日,2013年第61号关于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开曼晨星半导体公司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决定。
上述2013年附条件批准案件主要涉及铜精矿、锌精矿和铅精矿市场、中国大豆、玉米、豆粕以及干粗酒糟的进口市场、crrt监测仪、crrt透析器和crrt血路管三种商品市场和血液透析系列商品中的血透透析器市场和液晶电视主控芯片市场。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重要能源市场、重要农业产品进口市场、高端医疗器械和高新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产品或服务市场集中度较高,容易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情况,被附件条件的可能性相对较高。从审查的时间来看,2013年附条件批准的四个案件,其耗时均远远超过了以往审查的案件。其中,三个案件在第一轮申报中无法有效解决商务部关于排除、限制竞争问题的担忧,申报人不得不撤回第一轮申报,重新提交申报材料,开始第二轮申报。第二轮申报有两个案件进入了延长进一步审查的阶段,一个案件进入了进一步审查阶段。进入第二轮申报延长进一步审查阶段的两个案件从申报材料到作出最终审查决定前后耗时均超过了一年,进入第二轮进一步审查阶段的一个案件从申报材料到作出最终审查决定前后耗时也长达10个多月。没有进入第二轮的另一个案件,在第一轮申报中从申报材料到作出最终审查决定也前后耗时八个多月。在笔者看来,耗时较长一般与(1)案件本身复杂情况、(2)申报义务人材料准备情况、(3)商务部对案件的调查和审查效率以及(4)申报义务人提交解决方案的适宜性及与商务部解决问题商谈情况等四种情况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一般情况下,申报义务人对(1)、(2)和(4)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控性,如申报义务人想缩短申报审查的时间,一定应在这三个方面下功夫,做好充分准备,便能节省大量的时间。例如,尽力优化设计集中方案,尽可能避免引起商务部对反竞争问题的担忧,提前做好解决反竞争问题的预案,在商务部提出反竞争问题时,能及时尽力配合并较快拿出对应的解决方案;认真全面准备申报材料和篇二:实践报告 汤晓光
关于全椒县市场监督管理体制的调研
摘要:本文是介绍关于市场监督管理现状的一个调研,我们以全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为调研点,让大家对市场监管体制有一个大概了解。关键词:监督 管理 市场 指导教师:
团队成员:汤晓光 陈茂林
维护社会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现代化建设兴衰成败,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规范市场秩序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方面,市场监督管理各项职能的履行,特别是食品安全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工商行政管理、打击传销等工作,都与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密切相关。
一、市场监督管理改革背景 中共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大部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大部制改革的关键是进行职能调整,政府的职能要调整到政府该做的那些事上去,转到提供公共服务上去。比如发改委的职能调整,发改委今后的工作要“务虚”到搞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研究,而不是抓项目、抓审批、抓定价。另外,大部制改革会提高政府效率和公共服务的供应能力,但这并不等于精兵简政。中国是大国,人口多、问题多、事情复杂,因此大国政府必然不是个小政府。有些部门就要强化,如环境资源保护、食品安全等;另一些管钱审项目的事情则需要简化。因此,大部制改革要整体上提升政府效率,但并不等于人员上的精兵简政。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是网民根据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要求,按照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方案而建议组建合并的一个新机构。为整合市场监管资源,形成市场监管全力,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提高市场监管水平,建议将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食品监管部分、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商务部市场秩序管理、反垄断职能合并组建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建议不再保留的部门有: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调整职能:一是卫生部承担食品安全的综合协调、信息发布、监测评枯,事故处理工作交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负责。二是工商总局原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更名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司交由商务部管理。三是工商总局商标局、商标评审委交由国家知识产权署管理。四是负责农产品流通、销售监测和质量安全的统一监管,并不再负责农资市场的日常监管工作。五是原商务部牵头的市场整顿规范工作调整为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并负责领导小组日常事务工作。调整体制:市场监管是各级政府工作的重要职责,组建完成后,建议调整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不再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体制。为加强市场监管队伍建设,充实基层工作力量。合理配备执法人员,建议在各乡镇设立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辖区内的市场监管和食品安全工作。
二、全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简介 全椒县地处安徽省江淮丘陵的东部,介于江淮分水岭和滁河之间。北部、东北部与滁州市南谯区毗邻,西部与肥东县接壤,南部、东南部自西向东分别与巢湖市、含山县、和县及南京隔滁河相望。人口47万,面积1500多平方公里。工业、商业基础较好。为加强对工商、质监行政管理体制调整和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全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4年3月31日正式挂牌成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设置内设机构13个、直属行政机构1个、派出机构7个、直属事业单位3个。现有在职干部职工153人。
三、走进市场监督管理局 我们在八月份的时候前往全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单位办公室的晋主任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得知我们是就全椒县市场监督管理体制现状做暑期调研的,主任热心的给我们做起了介绍。他介绍道,全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是在今年三月份在以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为主体,并入县药监局和县质监局而组成的一个新单位。原工商局也由原来的省级以下垂直管理变成了现在的地方政府管理的市场监管局。关于由垂直管理向地方政府管理的转变带来的变化,主任给我们做了一个通俗的解释,原来全椒县工商局隶属滁州市工商局管理,但是县工商局管理的是全椒县的市场,而且在管理业务上和药监局、质监局甚至卫生局有往来合作。原来药监、质监就属于地方政府管理,但是工商局不属于地方管理,这样在市场监管上容易出现各方管理不够协调,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现在三局合并又归地方管理,有效的提高了行政效率,新单位的职能包括了原来的工商局的市场行政职能、药监和质监的监管商品安全职能,很好的促进了市场的安全化和规范化。
市场监管有一个很重要的业务,那就是工商注册登记。晋主任说道,今年的3月1日开始,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在全国全面推开。这项改革使零注册资金、先照后证、在家办公等逐渐成为现实。但是这项改革使一项设计信用监管、行政执行、税务改革和社会信用意识等多方面的全方位工程。要对这些虚拟中小微企业实行市场监管,必须加强信用监管,让媒体力量、信息技术手段和信用制度与实体的市场经济向结合,进一步发挥市场自律的能动性。因此未来的工商注册登记制度及企业信用监管要依托网络技术来实现数字化管理和数字化监督。早些年的时候,原工商行政管理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市场秩序管理,而后来,随着市场秩序划归行政执法局管理,工商局乃至现在的市场监管局的职能更加侧重于工商注册登记和消费者维权。晋主任说,未来的市场监管局要利用好药监和质监这两个部门提供市场监管技术层面上的支持,转变行政方式,更好的为消费者服务,保护消费者权益。在今后的执法中,第一,要严把登记关,加强对企业户口的清理;第二,要严格市场秩序,加强对企业信用分类监管。第三,创新维权机制,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消费宣传由“知消法”向“会维权”转变,引导消费者掌握维权技巧。还要推动企业由“被动担责”向“必须担责”转变。第四,健全联合监督机制,形成管理合力。推动市场监管、司法等部门重视行业维权,加大共同监管力度。晋主任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要求政府和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要求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改进社会治理。未来的政府是为市场服务,是为社会服务的政府。今后的社会治理,将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管、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和多元治理的新格局。晋主任也勉励我们要好好学习专业知识,将来积极参与社会共同治理。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四、调研总结
调研的结果,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我觉得学校让我们大学生参加暑假的社会实践调研活动是非常好的一件事。首先,在暑假的社会调研实践中我们预先踏足社会,在当中我们会接触到一些政府、企业、公司和乡镇单位等,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与他们建立联系。获得向社会推荐自己形象与能力的难得机会,为未来就业和创业建立良好的媒体关系。在平时的实践学习中大家可以相互之间交流沟通,这些交流活动会让我们累计很多宝贵的经验。其次,社会调研实践也是一笔财富。“真理来源于实践,实践出真知”我们只有在不断参加社会实践中才能将我们在学校所学的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大学是一个小社会,而社会才是真正学习和受教育的大课堂,在那片广阔的天地里,我们的人生价值得到了体现,为将来更加激烈的竞争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也为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开始了前进的道路!参考文献:
[1]工商行政管理半月刊
[2]百度百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液晶面板反垄断案回顾与反思 钱炳辰20***3法四
液晶面板案是我国第一次在反垄断领域对境外企业的重额罚款,该案件经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工作部门从2006年开始调查,历时六年,距今已有三年。本文将重新回顾此案并就案件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一丶案情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事实信息?1?,2006年12月以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多次收到举报,反映从2001年起,韩国三星、lg,我国台湾地区奇美、友达等液晶面板企业,合谋操纵液晶面板价格,在中国大陆实施价格垄断行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依法对此案进行了立案调查,但起初进展并不顺利。
2008年,中国《反垄断法》开始施行,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工作部门由原来的一个处室增加到三个,执法力量逐渐增强。
2011年底,发改委反垄断局开始共派出55个调查组,近500人次,对案件开展密集调查。国内彩电企业也开始积极提供证据。
在发改委调查的重压之下,已在美、欧遭受重罚的台湾友达率先松动,主动到国家发改委报告了其2001年到2006年间和其他5家液晶面板企业一起参与价格垄断的行为。案件自此取得重大突破。lg、台湾奇美等企业随后也到发改委提交了自认报告。经查实,2001年至2006年六年时间里,韩国三星、lg,我国台湾地区奇美、友达、中华映管和瀚宇彩晶等六家企业,在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共召开53次“晶体会议”,会议轮流承办,基本每月召开一次,主要内容是交换液晶面板市场信息,协商液晶面板价格。在中国大陆境内销售液晶面板时,涉案企业依据晶体会议协商的价格或互相交换的有关信息,操纵市场价格,损害了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012年底,完成搜集线索、外围摸底、调查取证、数据对比、经济分析、固定证据、接受自认、案件审理、实施处罚等一系列工作后,这起历时6年的涉外反垄断调查宣告收官。二丶结果
六家企业在中国大陆境内销售涉案液晶面板数量合计514.62万片,其中三星82.65万片,lg192.70万片,奇美156.89万片,友达54.94万片,中华映管27.06万片,瀚宇彩晶0.38万片,违法所得合计2.08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依法责令涉案企业退还国内彩电企业多付价款1.72亿元,没收3675万元,罚款1.44亿元。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披露的信息,将液晶面板价格垄断案的处罚情况一览表整理如下:(其中金额的单位为万元人民币)另外,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信息,截至目前,涉案的六家液晶面板企业已将国内彩电企业多付价款1.72亿元全部退还,并提出了整改措施:一是承诺今后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自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二是承诺尽最大努力向我国彩电企业公平供货,向所有客户提供同等的高端产品、新技术产品采购机会;三是承诺对我国彩电企业内销电视提供的面板无偿保修服务期限由18个月延长到36个月。三丶意义
(一)第一次跨境执法
上述案情经过中提到,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向《财经》记者确认,接到举报后不久,即2006年底,他们就开始对此事件进行调查。更密集的调查,则到了2011年底。此前的2011年11月,专事负责商品领域价格反垄断案件调查的“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反价格垄断调查二处”成立。此后,该处具体负责这个案件的调查。
国家发改委就此案共派出55个调查组,近500人次,对十多家国内企业开展两轮外围调查,对六家涉案液晶面板企业开展五轮直接调查。与美国、欧盟、韩国相同的是,中国政府也接受了涉案企业的主动报告;但美国等执法机构是在立案之前就收到了韩国三星公司的秘密自首材料,而中国政府部门是在提取大量相关证据之后,企业才主动报告,因此中国的“调查难度更大一些”。最终,中国国家发改委的开出了罚单,罚金虽然不大,但意义却不小,这是中国政府针对境外发生但损害境内利益的价格垄断行为的第一次跨境执法。
(二)对反垄断法影响巨大中国的《反垄断法》2008年8月1日才开始实施,根据“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此案援引的法律是1998年5月1日开始实施且至今有效的《价格法》。但是“发改委”为了瓦解六家企业同盟、获取证据,对有“自首”行为的涉案企业,许诺减免其一些法律责任。但实际上,只有《反垄断法》有自首和承诺规定,《价格法》是没有相关的减免规定的。不论是该案的事实还是影响都符合反垄断法的规范范围之内。该案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算是真正的反垄断法,但无论是惩罚目的和手段都给反垄断法执行起到了示范作用,尽管惩罚金额的计算方式是按照《价格法》,并不妨碍其对反垄断法的影响。
(三)对企业竞争的影响
此次发改委的罚款只是表明国家发改委对全球液晶面板巨头小以惩戒而已,然而意义却是巨大的,因为不难看出液晶面板领域的游戏规则正在向我方倾斜。中国大陆此次反垄断调查和处罚,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有助于深化这些液晶面板企业与中国彩电企业的合作,有效提升中国彩电企业竞争力,促进行业发展并惠及消费者。总之,反垄断让全球液晶面板游戏规则改变了,变得更为公平与公正,更有利于下游企业和消费者,这是其中对液晶面板市场竞争的重要意义所在。四丶问题
(一)罚款额度过低
欧美和大陆罚款额度的巨大差异是让人们很关注的问题,但欧美国家有着早已拥有完善的反垄断法律体系,对中国大陆市场而言,2008年出台的《反垄断法》还只是刚刚开始;从出发点来看,欧美反运用垄断法不仅打击了亚洲高科技企业,而且还要获取高额的利益;美国、欧盟依据该国《反垄断法》进行处罚,罚款标准是“相关企业前一年销售额的1%到10%”,因此金额较大。而中国《反垄断法》2008年才正式颁布施行,按照法律不溯及既往,以及新旧法间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发改委只能依据《价格法》对此案进行处罚。由于《价格法》所规定的罚款基数不是企业的销售额,而是相关企业的违法所得,这导致罚款数额相对较轻。再加之这些面板企业都有自首情节,执法机构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从轻处罚。
(二)关于宽大(自首)制度的运用
第四篇:黄金交易第一案
案例材料:“中国黄金交易第一案”
——炒金10天狂赚2100多万元是否不当得利?
两男子使用原始资金27000元,电话委托进行黄金买卖,离奇交易竟然10天之内获得天价利润2100多万。但是,好景不长,资金很快被开户银行以“不当得利”为由划走,要求撤销二人在此期间的“非正常”黄金买卖交易,并且一度将二人扣留。由于涉案金额巨大,波及全球排名前三位的上市银行之一——中国工商银行,而且挑战法律空白,此案被业内律师称为“中国黄金第一案”。
背景材料:买卖黄金创造财富神话
两男子抄黄金,反常规低价下单竟然成交。2006年5月30日,樊文达携款2.7万元从江西南昌到山东济南出差,顺便看望大学同学——28岁的宋荣贵。有一天,樊文达从报纸上看到中国工商银行山东省济南分行宣传黄金买卖业务的消息,他决定试一试。然而,当樊文达到中国工商银行山东省济南分行泺源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泺源支行”)开户时,才发现自己的身份证已经过期。于是,樊文达用宋荣贵的身份证,在银行申请开立了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并办理了灵通卡,开通了电话银行业务。2006年6月底,樊文达要回江西的公司述职,因为炒黄金只能在济南操作,他在走之前就进行了电话委托挂单。当时市场黄金价格为每克160元左右,樊文达输入了参考价格145元,并进行了5天的委托期。几天后,樊文达从江西述职归来,他通过电话查询,黄金市场价格依然是每克160元左右,而自己的委托竟然在当天就成交了。
买卖126次成千万富翁。自2006年6月29日起,樊文达发现:从那天起,自己的每笔交易都会赚钱。凭着炒股票的经验,樊文达感觉这是庄家在“砸盘”,想控制黄金交易价格。于是,樊文达开始输入远低于即时正常黄金价格的买入价格,并逐渐探底。当时即时黄金价为每克160元,而樊文达最低探到每克142元也能成交。此后,樊文达开始通过电话委托进行全盘的即买即卖反复操作。截至7月8日,共操作买入交易65笔,卖出交易61笔,获利21930382.24元。短短10天时间,樊文达就把2.7万元变成了2193万余元,变成了千万富翁。被称为“创造了黄金市场上的一段财富神话”。
银行坚持黄金交易无效,称两人恶意操作扣回两人所得。2006年7月12日,正在济南某公司上班的宋荣贵突然接到工行泺源支行的电话,请他到银行核对账户。当宋荣贵如约来到工行泺源支行时,几位银行工作人员以其侵占国家资产、涉嫌洗钱、扰乱国际黄金市场的名义,让他签订一份银行事先准备好的协议,还要他将所有资金转入银行账户,此要求遭到了宋荣贵的拒绝。随即宋荣贵被银行扣留。无奈之下,当银行一位工作人员提出来要他将自己的灵通卡挂失时,他依其要求签了储蓄挂失申请书。宋荣贵当时是这样考虑的,灵通卡在樊文达手中,如果自己办理挂失,灵通卡账户中的资金理所当然地就会被冻结。这样一来,无论是自己,还是银行都取不出钱来,所以至少卡里的钱是安全的。然而,让宋荣贵没有想到的是,银行对他的灵通卡挂失申请处理结果为:2006年7月13日,解挂,换卡。也就是说,宋荣贵申请挂失,银行当天就为他换了新卡,而他却被蒙在鼓里。这期间,樊文达意外地发现那张灵通卡失效了。同年7月27日,工行泺源支行认定宋荣贵二人的交易具有明显的恶意操作性质,根据《中国工商银行个人账户黄金买卖章程》(以下简称“《黄金买卖章程》”)的相关规定予以取消,并且将其账户上的资金划归工行。8月3日,宋荣贵收到银行《关于取消个人账户黄金买卖委托交易的通知》,当其赶到工行泺源支行时才发现,银行已于7月27日单方面将宋和樊共有的账户资金21951513.51元以“违反中国工商银行个人账户黄金买卖章程”为由强行划走。宋荣贵随后立即与银行交涉,当他质问银行工作人员时得到的回答却是:“这是银行的决定!”更让宋荣贵气愤的是,工行泺源支行已经为他换了新的灵通卡,却不告诉他,而且声称:“事情还没有处理结果,灵通卡不能给你!”在和银行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宋荣贵和樊文达一起向中国工商银行总行投诉。然而,工行泺源支行依旧认为这2193万余元系不当得利,是通过非法交易手段得来的,不同意将钱回拨给他们。不久后,工行泺源支行、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向济南市公安局经侦队报了案。公安部门有关人士翻阅了诸多法律条文,最后也没有找到宋荣贵违规的法律条款,因而没有立案。
双方对簿公堂。由于多次和银行交涉无果,2007年4月17日,宋荣贵一纸诉状将工行泺源支行告上了法庭。接到宋荣贵的起诉状之后,工行泺源支行也对宋荣贵提起了反诉,认定宋荣贵炒黄金所得2193万余元是非法获利,其非法获得的利润属于不当得利,不应得到法律保护,要求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撤消宋荣贵在2006年6月29日至7月8日期间的非正常黄金买卖交易;并承担相应的诉讼费。但之后,却一直没有济南市历下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的消息传出。据悉,这起案件在后来两年迟迟未开庭审理,直到2008年4月11日上午9时,“中国黄金第一案”一审才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但最终审判结果如何,并不为公众所知。
原告无法自圆其说
2008年4月11日上午9时,“中国黄金第一案”一审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庭审中,记者看到,工行泺源支行提供的12条证据中,很多关键的证据都没有提供原始记录,而只是提供了经过整理编辑后打印的记录。对于这些“证据”,宋荣贵的代理律师认为不是原始记录,不能作为法庭证据使用。对于法官当庭提出的问题,工行泺源支行或者不能拿出足够的证据,或者难以自圆其说,其中以下几点让记者印象颇深。
一、工行开办网上黄金业务有无法律依据。工行代理律师拿出了一份中国人民银行在2001年发出的“219号批复”,批复第一条带有“同意你行开办黄金业务”的字样;其中第一条第八项规定:“对居民个人开办黄金投资产品零售业务。开办黄金义务所需实金原则上应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购买”,并没有明确说明工行可以开展纸黄金业务
工行认为,按惯例黄金投资产品零售业务包括黄金实金和纸黄金业务,但在庭上没有拿出相关的法律条文。对于工行从事非黄金实物业务是否超出人民银行和国家工商局核定的经营范围,法庭认为还有待继续调查。
宋荣贵代理律师认为,零售业务只能是实金销售业务,只能是卖,不能买。批复中“开办黄金业务所需实金原则上应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购买”,这也证明了其代理人的身份,而事实上,工行在宋荣贵的多笔交易中共收取了40多万元的手续费。
二、《黄金买卖章程》是否合法。工行曾反复提到过宋荣贵的行为违反了《黄金买卖章程》的有关规定,而这个《黄金买卖章程》是否由单方制定?庭审中,工行方说得很含糊、笼统,只表示该章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至于哪项法律没有说明。
同时,《黄金买卖章程》有新旧之分,宋荣贵看到的只是旧章程。新章程的实施日期是2006年4月26日,与旧章程相比增加了四点内容。工行没能提供新章程在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的记录,因而无法确定其具体实施的时间和告知投资者的时间。
三、“优于”和“劣于”的解释。在电话银行止损委托中,工行系统会提示一句话:“现在您将建立止损委托,如果您输入的汇率优于即时汇率,委托订立将不成功。”在电话银行获利委托中,工行系统也会提示一句话:“如果您输入的汇率劣于即时汇率,委托订立将不成功。”
工行对此的解释是:在止损委托买入时,“优于”就是“低于”,在卖出时,“优于”就是“高于”。“劣于”的解释则正好相反。根据工行规定:在进行黄金交易时,黄金的银行买入价是投资者的卖出价,银行卖出价就是投资者的买入价。工行认为,宋荣贵是在理解“优于”和“劣于”的含义后,采取了反向操作的方式获取了收益。
对于“优于”和“劣于”的解释,此前记者曾调查过10个人,10人的理解都是“优于”就是“高于”,“劣于”就是“低于”。而宋荣贵也是按照这样的理解去操作,而且当时操作都是成功的。至于反向操作是否违法,《黄金买卖章程》中找不出明确的规定。
《黄金买卖章程》第二十四条规定:个人账户黄金买卖交易面临各种风险,受国际上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及各种突发事件的影响,价格可能发生剧烈波动。工行也多次提示通过系统所查询的黄金价格仅供参考,实际交易时,以交易时的价格为准。宋荣贵代理律师认为,宋荣贵正是认识到了黄金价格剧烈波动的风险,进行了判断,才输入了远远低于查询价格的买入价格。工行认为宋荣贵的交易行为显然有失公平,没有任何道理。
四、正常交易和异常交易的界定。在此次庭审中,工行提供了一份经过编辑整理的正常交易和异常交易的记录。在正常交易的6笔中,显示宋荣贵赔了470.20元;异常交易的126笔中,则是赚了21930382.25元。工行未能提供在这一时期所有人交易的原始记录,而且这个正常交易和异常交易的界定很难让人信服。宋荣贵的代理律师认为:宋荣贵是严格按照工行电话委托系统,根据系统语音提示一步步操作的,其设定的买入价格符合了工行所设定的条件才会成交。为什么当时141元/克也能成交,而低于141元/克就不能成交?工行本身是不是有一个最低的止损价格底线?
五、系统故障还是系统漏洞问题。在《黄金买卖章程》第十四条规定:委托交易是指由客户指定成交判断条件,一旦工行即时黄金价格满足客户的成交判断条件,即按照客户委托价格成交。工行认定的126笔异常交易理应不成交,但为什么系统会接受呢?工行给出的解释是由于系统故障。法庭当即询问,究竟是系统故障还是系统漏洞?是针对宋荣贵一个人的,还是针对所有人的?工行表示只是在宋荣贵那里出现了,但对于“故障”出现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故障”,是在交易系统出现的“故障”还是在结算系统出现的“故障”,如何解决的,工行没有给出明确答复,只是说回去落实。工行
还特意补充:“故障”在正常交易中是不显示的,只有在非正常交易中才会显示。
工行还在法庭上出示了一份黄金价格走势图表,意在说明宋荣贵黄金交易的买入价均低于工行报价系统的报价。工行解释,这个黄金价格走势图表是路透社报价系统的报价,工行根据黄金和盎司的价格换算成黄金/克和人民币,取中间价,加减40个点,折算出工行黄金价格理论上存在的最高和最低价,形成工行报价系统的报价。
对于这个根据路透社的报价系统整理出来的黄金价格走势图,宋荣贵代理律师认为毫无公信力可言,而且工行已经取了中间价,还要加40个点,这是有意欺诈投资者。工行在网上公开表示“中国工商银行是您值得信赖的黄金代理人”,那么,作为代理人,为什么不把真实的价格告诉投资者呢?
由于工行没能当庭出示更多交易的原始证据,一审后,法院宣布将择期再次开庭。
背景知识链接
离奇交易是如何达成的? 当事人进行的是纸黄金交易,纸黄金在电话委托下单的时候有两个价格,一个买入价,一个卖出价。按照国际惯例和挂单的基本原理,只有委托的买入价格比当前国际价格高的时候,委托买入的单子才可以成交。银行系统的漏洞就在于,当事人以142元每克——低于当时黄金现价160元每克的价格——委托买入的时候,银行的交易系统竟然成交了这笔单子,而142元每克相当于580美元每盎司,当时在国际市场上是不可能有这个价格的。
什么是纸黄金? 所谓“纸黄金”,其实就是指黄金的纸上交易。投资者的买卖交易记录只在个人预先开设的“黄金存折账户”上体现,而不必进行实物金的提取,这样就省去了黄金的运输、保管、检验、鉴定等步骤,其买入价与卖出价之间的差额要小于实金买卖的差价。
什么是作市商制度?(1)做市商和做市商制度。做市商制度,也称庄家制度或造市商制度,是国际成熟市场中较为流行和普遍认同的一种市场交易制度。通俗地说,所谓做市商制度,是指在一定监管体系下,券商持有某些股票或债券的存货,并以此承诺维持这些股票和债券的双向买卖交易,这些维持双向买卖交易的券商就是做市商。(2)做市商的义务和权利。作市商要有准确的报价能力,要熟悉自己经营的证券并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做为做市商,其首要的任务是维护市场的稳定和繁荣,所以做市商必须履行“做市”的义务,即在尽可能避免市场价格大起大落的条件下,随时承担所做证券的双向报价任务,只要有买卖盘,就要报价。
第五篇:反垄断整改报告
篇一:2013中国反垄断报告 经营者集中篇
务部对集中交易情况以及竞争情况的掌握。
该三条核心条款基本涵盖了简易案件实质性认定条件的核心内容,但对申报人来讲,简易案件的标准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和缺少可操作性,尤其是涉及市场份额的标准时,其前提条件就是首先界定相关市场,那么在适用该标准时需要先行审查相关市场的界定,这就意味着要设定审核相关市场界定的程序及时限以及需要提交的相关资料要求,这样才能使简易案件更具有可操作性。
就实体标准来讲,关于“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也需要较为细化的判断标准,例如,是指生产、销售、广告宣传,还是都包括?对于新设的合营企业来讲,是仅靠商业计划书判断,还是需要参与者向商务部做出承诺?承诺的期限是多长?如果申报人利用商业计划或承诺规避冗长的集中审查而获得视为简易案件审查,如何应对?是否需要重新申报或进行处罚?
就程序衔接方面,缺少简易案件与非简易案件适用的程序及衔接方面的内容,例如,简易案件在认定的程序和审查的时间限制方面是否应当有明确规定、简易案件的撤销程序如何启动?如果简易案件被撤销,是否给予简要的救济程序以避免权力被滥用,程序方面如何与非简易案件衔接,审查时限如何计算等。在审查简易案件时,是否也需要申报人提交与非简易案件同样的文件?在审查简易案件程序上,审查人员是否还需要向非简易案件一样向相关政府部门、协会、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上下游经营者等进行询问和调查?本报告建议对上述内容均进行细化规定,以使简易案件审查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也许,该《简易案件规定》(征求意见稿)仅就简易案件的实体性内容进行了规定,在此不包含程序性内容。不知道已经原则性通过但尚未公布的《简易案件规定》在广泛征求了公众意见后与征求意见稿是否具有很大变化,是否包含了程序性内容,如果不包括程序性内容,本报告建议应另行制定简易案件的程序性规定。
(二)申报审查工作的改进
反垄断法实施后,商务部为规范集中申报的审查工作,2009年1月5日发布施行了《经营者集中申报表》。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工作,提高经营者集中申报和审查效率和透明度,方便经营者申报,2012年6月6日,商务部修订并发布了《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申报表》(以下简称“申报表”)及其《填表说明》。《申报表》于2012年7月7日起正式施行。2013年10月21日,商务部发布了于2013年10月28日起启用《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申报表》软件客户端的通知。在通知附件中提供了可以下载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申报表安装包”,其中包含文件有:
1、反垄断经营者集中申报表安装包;
2、安装说明;
3、反垄断经营者集中申报表小软件使用说明。
商务部启用客户端软件实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在线申报是实施电子政务、提高申报审查效率的重要步骤,但从初步实施的情况来看,还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该客户端软件初次登录与软件使用说明以及软件提示本身并不一致,例如,说明和提示中均告知输入“用户名”和初始秘密进行登录,但用户名一栏根本就无法输入“用户名”,拨打说明中预留的咨询电话后才知道不需要输入用户名,直接输入初始秘密即可以进入。但如果不打电话咨询,会让初次使用的人比较困惑,这点小问题其实只需要修改一下软件使用说明即可。其次,软件登录后进入“填表说明”,填报说明弹出框做得很大,并且终端使用者很难将其缩小,选择“已阅”后,很难显示出“确定”按钮,需要把“任务栏”隐藏后,才能看到“确定”按钮。其改进办法是把弹出框做得稍微小一点即可解决,另外,也没必要每次登录都提示填表说明。再次,通过客户端软件提交申报表后一旦涉及修改或增加新的材料需要生成另一种新版本,并且需要对新版本导出后制作成光盘再次提交给商务部。这种设计对申报人来讲较为麻烦,必须在填报前非常清楚并且应谨慎填写每一处信息,申报表生成后,一旦涉及修改或增加新的填报材料,将不得不再生成一个新的版本进行再次提交。最后,也许商务部目前的要求仅是电子政务初级阶段的过渡性问题,既然实施在线申报,提高申报与审查的效率,最终应实现完全电子化和网络化政务,而不必让申报人承担双倍的负担,既提供纸质申报材料和光盘,又要进行在线申报,还每次都提交包含某些重复内容的版本。
本报告对商务部积极主动探索和改进工作流程、工作方法及提升工作技巧给予充分肯定,希望商务部在新的一年中继续保持积极主动的工作精神,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执政为民的良好政府形象。
二、反垄断申报审查情况
(一)无条件批准案件情况
2012年11月15日,为加强政务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反垄断局除继续依法公布禁止集中和附加限制性条件案件信息外,开始向社会公布无条件批准案件相关信息, 公开内容包括案件名称、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和结案时间,并且,今后将按季度汇总公开无条件批准案件相关信息。自2008年8月反垄断法实施以来截至2012年9月30日无条件批准的458件经营者集中案件。2013年1月6日公布了2012年第四季度无条件批准的59件案例。自反垄断法实施以来至2012年底,无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合计为517件。
2013年第一季度,商务部反垄断局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共45起,第二季度共56起,第三季度共54起,第四季度共56起。2013年全年无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共211件,相当于2008-2012年前四年多批准案件总和的41%。自反垄断法实施以来至2013年底,无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合计已达728件。
2013年无条件批准的集中案件涵盖了石油、太阳能、机床、机械、航空航天、能源、食品、水务、汽车、电器、医药等众多行业。由于商务部仅公布了案件名称、集中参与者和结案时间,本报告无法详细统计集中涉及的相关市场、每个案件审查所用的总体时间及批准通过的阶段等。
本报告建议商务部进一步公开无条件批准案件的相关市场、申报时间、审结阶段和批准通过的主要理由,以便于相关公众的了解和监督。
(二)附条件批准案件及监督执行情况
2013年之前附条件通过的案件共16件,其中2008年1件、2009年4件、2010年1件、2011年4件、2012年6件。涉及的商品领域主要有啤酒、果汁饮料、甲基丙烯酸甲酯(mma)、汽车及零配件、药品及动物保健品、锂电池及镍电池、眼科抗炎/抗感染化合物、隐形眼镜护理产品、氯化钾、自动络筒机电子清纱器、水煤浆气化技术许可市场、硬盘市场、氰乙酸乙酯、氰基丙烯酸酯单体和氰基丙烯酸酯粘合剂、移动智能终端和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飞机电源系统、飞机照明系统、飞行控制作动系统和飞机发动机控制系统、b2c网上零售市场和可信执行环境(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简称tee)等。
自反垄断法实施以来至2013年底,附条件批准的案件共20件,其中,2013年附条件批准的案件共有4件,分别为: 1、2013年4月16日,2013年第20号关于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嘉能可国际公司收购斯特拉塔公司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决定。2、2013年4月23日,2013年第22号关于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丸红公司收购高鸿公司100%股权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决定。3、2013年8月13日,2013年第58号关于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美国百特国际有限公司收购瑞典金宝公司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决定。4、2013年8月27日,2013年第61号关于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开曼晨星半导体公司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决定。上述2013年附条件批准案件主要涉及铜精矿、锌精矿和铅精矿市场、中国大豆、玉米、豆粕以及干粗酒糟的进口市场、crrt监测仪、crrt透析器和crrt血路管三种商品市场和血液透析系列商品中的血透透析器市场和液晶电视主控芯片市场。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重要能源市场、重要农业产品进口市场、高端医疗器械和高新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产品或服务市场集中度较高,容易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情况,被附件条件的可能性相对较高。从审查的时间来看,2013年附条件批准的四个案件,其耗时均远远超过了以往审查的案件。其中,三个案件在第一轮申报中无法有效解决商务部关于排除、限制竞争问题的担忧,申报人不得不撤回第一轮申报,重新提交申报材料,开始第二轮申报。第二轮申报有两个案件进入了延长进一步审查的阶段,一个案件进入了进一步审查阶段。进入第二轮申报延长进一步审查阶段的两个案件从申报材料到作出最终审查决定前后耗时均超过了一年,进入第二轮进一步审查阶段的一个案件从申报材料到作出最终审查决定前后耗时也长达10个多月。没有进入第二轮的另一个案件,在第一轮申报中从申报材料到作出最终审查决定也前后耗时八个多月。在笔者看来,耗时较长一般与(1)案件本身复杂情况、(2)申报义务人材料准备情况、(3)商务部对案件的调查和审查效率以及(4)申报义务人提交解决方案的适宜性及与商务部解决问题商谈情况等四种情况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一般情况下,申报义务人对(1)、(2)和(4)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控性,如申报义务人想缩短申报审查的时间,一定应在这三个方面下功夫,做好充分准备,便能节省大量的时间。例如,尽力优化设计集中方案,尽可能避免引起商务部对反竞争问题的担忧,提前做好解决反竞争问题的预案,在商务部提出反竞争问题时,能及时尽力配合并较快拿出对应的解决方案;认真全面准备申报材料和篇二:反垄断该如何常态化 反垄断该如何常态化?
作者: 许浩 | 发表时间:2014.08.18 刊发于总2073期《中国经营报》 在8月1日前后,《反垄断法》开始实施6年之际,一系列密集的反垄断执法行动开始。7月28日,工商部门反垄断执法人员突击检查微软在中国的4地办公室。8月4日,上海市发改委的工作人员前往奔驰上海办公室检查。8月13日,湖北省物价局通报了武汉市场4家宝马汽车经销4s店协商统一收取pdi检测费构成价格垄断协议的违法行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反垄断法专家薛克鹏教授认为,这场席卷外资、合资企业的反垄断执法风暴,源于2013年。只不过,微软、奔驰等跨国巨头更能引起媒体关注而已。
有专家指出,自2013年开始政府反垄断的力度增大,最近一系列的反垄断处罚表明,政府将对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加大打击垄断力度,而企业应该加强对自身商业行为的合规性审查,注意法律风险。执法大举发力 2008年8月1日,《反垄断法》开始实施。《反垄断法》有着经济宪法之称,对于保护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家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发改委三家机构分头执行反垄断法。国家发改委是负责涉及价格的反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垄断协议:国家工商局负责非价格垄断协议、非价格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反垄断执法;商务部负责经营者集中行为的反垄断审查。
2011年11月,国家发改委对国内企业开出了首张反垄断罚单,山东两家企业垄断一种抗高血压药物的原料药,被罚款700多万元。自2013年开始,《反垄断法》的执法力度骤然加大,进口液晶面板企业价格垄断案、茅台五粮液价格垄断案、洋奶粉价格垄断案、上海黄铂金饰品价格垄断案等一批大案要案相继被查处,涉案金额达到14.82亿元。有专家指出,这与当前改革重点相关。2013年11月,作为当前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要“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因此有专家认为,可以将2013年称为“反垄断执法元年”。为何《反垄断法》会在沉寂几年后才发力呢?
中国政法大学反垄断法专家薛克鹏教授认为,对于执法部门而言,《反垄断法》也属于一项新生事物。由于调整对象的特殊性——垄断所决定的《反垄断法》的抽象性,增加了理解和运用该法的难度。需要一段时间为该法有效运行做准备,包括人才的配备、规则的细化等。“每一个国家的《反垄断法》将有一个‘准备期’,中国也不例外。”薛克鹏说。纵向垄断容易查处
《反垄断法》规定的三种垄断行为,即: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
反垄断专家魏士廪与同事刚刚完成了“2013中国反垄断报告”。通过对去年反垄断执法案例的统计分析认为,随着《反垄断法》执法力度的增强,企业的法律风险增大,需要加强对自身商业行为合规性审查。
现在查处的案件类型中,垄断协议案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占了较大比例。在2013年,发改委查处的与价格垄断有关的7个有结果的典型案件中,6个与垄断协议有关。而工商行政部门2013年公告结案了12个垄断协议案件。垄断协议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包括行业协会等经营者团体),通过协议或者其他协同一致的行为,实施固定价格、划分市场、限制产量、排挤其他竞争对手等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我国《反垄断法》对垄断协议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达成的垄断协议,即横向垄断协议;另一类是处于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不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达成的纵向垄断协议。
前者具体包括: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联合抵制交易;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后者具体包括: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以及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魏士廪认为,目前已查处的案件多为垄断协议案件,尤其是纵向垄断协议案件,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获取相关证据相对比较容易,也比较到位,违法事实的证据相对比较充分。而相对垄断协议案,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查处难度较大。
《反垄断法》第17条列举了一系列滥用行为,但是比较抽象。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需要考虑相关市场份额、可替代性程度、价格控制力等多个方面。“随着执法力度和广度的变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行为也将成为执法重点。”魏士廪说。他建议,企业应该加强对自身商业行为的合规性审查,避免法律风险。执法常态化
随着反垄断执法的力度不断加强,一些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来。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欧盟商会对中国近期的反垄断调查表示反对,认为他们遭受了不公平对待。
有媒体认为,中国的反垄断具有双重标准,对民营企业、跨国公司采取严格执法,对国企消极执法,让行政垄断以代表行业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名义得以豁免。
薛克鹏教授认为,上述观点有待商榷。社会公众是希望执法部门对通信、石油、天然气等大型垄断企业开刀。
其实执法部门也曾向垄断巨头下手。2011年4月,国家发改委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两公司互联网专线接入价格情况进行了反垄断调查,发现两大电信巨头利用市场支配地位。两大电信巨头向发改委提交了整改方案和中止调查的申请。
行政垄断是行政机关或其授权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反垄断法》规定禁止行政垄断,这是中国特有的规定。魏士廪介绍,其实执法部门办理了一些行政垄断案件,但是公开案情的较少。
2010年,广东省河源市政府几次政府工作会议,明确指定新时空导航科技有限公司自行筹建的卫星定位汽车行驶监控平台为市级监控平台,要求该市其余几家gps运营商必须将所属车辆的监控数据信息上传至新时空公司平台,并要求未将监控数据上传至该平台的车辆,一律不予通过车辆年审。
2011年1月26日,3家gps运营商联名向广东省工商局投诉。广东省工商局调查发现, 河源市政府的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的规定,构成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反垄断法规定,对于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改正。这意味着,执法部门对行政垄断案件只有建议权,而无处罚权,只能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改正。薛克鹏教授认为,由上级机关来管下级机关的垄断行为,确实有问题。如何有效地规范行政垄断,值得进一步探讨。
虽然还存在诸多问题,不过薛克鹏教授认为,未来的《反垄断法》执法将成为一种常态,涉及的领域应该是各行各业的。篇三:联通电信涉嫌垄断问题调研报告 联通电信涉嫌垄断问题 调研报告
一、概况
根据《反垄断法》,单个经营者市场份额50%,两个经营者67%,三个经营者75%即为垄断。在宽带接入领域里,95%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90%宽带互联网接入用户,99%互联网内容服务商都集中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网络中。服务差、收费高,却非但没有被淘汰,反而不正常生长,这正是典型的“垄断病”。在很大程度上,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跨越式发展中,为提高产业发展效率,从布局到经营都采取了倾向垄断的方法,由此形成并固化了排斥竞争的利益格局,落下了病灶。而同时,普通消费者对于垄断经营可能或已经造成的利益损失,缺少自我救济手段。技术屏障、信息失衡、维权无门使得普通消费者难以参与反垄断。发改委对联通电信两家企业启动反垄断调查,最重要的原因是两家电信巨头把持着宽带接入市场的支配地位,并利用这种控制权串通一气、打压竞争对手。不承认这一事实,再多的整改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善现有的宽带上网环境。即便如电信和联通所言,以提高宽带接入速度、降低上网费用实现市场公平,但两家企业都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可量化的具体整改方案。电信公布的“5年宽带价格下降35%”总体目标,因为缺少可操作性和可监督性,更像是一张空头支票。如果发改委果真就此中止反垄断调查,进入审理和整改阶段,近5亿网民也绝不能就此安心。电信行业要真正破除由来已久的行业旧格局,发改委要坚定破除行业垄断的信心和决心,对电信和联通的垄断行为一查到底,督促其做出实质性的整改措施;更为重要的是,行业主管部门要坚决打破既得利益的垄断坚冰,让宽带接入行业回归充分竞争和市场定价,用公平的市场而不是少数行业巨头,来保护广大网民的权益。
二、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发展历程
1980年之前,我国电信业的基本体制是政府部门直接垄断经营公用电信业。但由于国家对电话资费实施严格管制,电信业基本不盈利甚至亏损,电信基础设施及服务短缺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之一。政府开始实施电信管理体制改革并放松价格管制,采取对邮电业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允许邮电部门征收电话初装费等措施。优惠政策带来电信业的迅速发展,1979年至1995年,全国邮电通信固定资产投资达2700亿元,其中约1/3来自电话初装费。但在此过程中,电信业政企合一体制下的行政性垄断矛盾日益突出,公众对电信服务高价低质很不满意。1994年7月19日,中国联通公司成立大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拉开了我国电信业改革的序幕。中国联通的成立是我国电信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我国电信业乃至国内垄断行业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首例。为了尽快在基础电信市场形成竞争格局,国家将扶持中国联通,使其尽快形成较强的竞争实力,作为电信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加以推进。但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并没有形成,联通公司的资产只有中国电信的1/260,1998年其营业额也仅为中国电信的1/112。
1999年4月14日,国家提出了扶持联通发展的一揽子建议:一是将正在组建的中国寻呼集团公司成建制划入联通公司;二是我国cdma移动通信网建设与经营统一由联通负责;三是将1998年国家发行的1000亿元财政债券中用于支持联通公司的10亿元转作国家资本金;四是同意联通建立国际出入口局,开办国际电信业务;五是信息产业部要根据联通公司发展的需要,从信息产业系统选调部分通信经营管理和业务技术骨干,充实到联通公司。在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下,在信息产业部的具体运筹下,扶持联通的各项重大政策措施短时间破土而出,联通由此迈上了走向新生的重组之路。通过一系列大手笔的资本结构重组,联通的总股本迅速增加到158.8亿元,其中国家注资126亿元,占79%,成为绝对的控股股东,其他15家股东则变成了仅占二成股份的小股东。联通增资扩股后,资产负债率大大降低,再加上国信寻呼所带来的业务收入和盈利能力,使得联通后来的成功上市成为可能。为了支持联通的发展,国务院还曾决定把从铁道部分离出来的铁通公司并入联通。但由于铁通公司人员包袱沉重,最终双方协商未果。同时,还决定把四个城市的cdma长城网也划转联通统一建设经营。在国家一系列人力、财力的政策扶持下,曾经严重“贫血”的联通元气大增。此后,通过果断清理“中中外”项目和适时重组上市,联通从一个资产结构和管理上比较分散的公司,迅速整合为一个集中、统一、高效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国际规范治理的大型电信企业,确立了在中国四大基础电信运营商之一的地位。
三、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涉嫌垄断 2010年11月,部分运营商和增值服务提供商在北京召开“中国宽带互联网反垄断”研讨会。据参会人士说,中国电信、联通长期以“同一种产品,三种用户、三种价格”进行价格歧视,两家公司给作为竞争对手的弱势运营商网间流量结算价格高达100万元/g/月以上,增值服务提供商的结算价格则只有10万~30万元/g/月,内容服务提供商仅为3万~10万元/g/月。另外,两家公司为应对广电总局组建的国家级广播电视网络公司的竞争,更是采取了对互联网宽带接入的清理行动。
两家运营商的垄断行为之所以受到相关部门的注意,也是源于部分企业机构针对2010下半年“断网事件”的举报。2010年8月上旬,中国电信要求各省公司对高带宽和专线接入进行清理,除骨干核心正常互联互通点外,清理其他所有运营商和互联单位等的“穿透流量”流入,这一规定迅速引发行业内的震荡。所谓“穿透流量”,是指一些公司在中国电信购买带宽后并不自己使用,而是转手卖给其他运营商赚取差价。
按照工信部规定,为补偿中国电信和联通的骨干网投资,运营商之间的网络互联互通,只要用户上网产生网间流量,其他运营商都要向它们进行单向结算。但在实际操作中中国电信却予以差别定价,以高于其他客户的价格,向其他的款待接入商进行网间结算,以此抬高竞争对手的带宽接入成本,其定价与市场价格之间价差最高可达数倍甚至数十倍。一些运营商通过“穿透流量”这一办法,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接入电信骨干网,但是此次中国电信斩断“穿透流量”之举,令这些接入运营商遭受重创。2010年8月12日至9月9日,27天之内,仅广东铁通就爆发了37477件用户投诉,38443户用户拒绝缴费,并有28210户用户面临退网。据业内人士估测,这场清理波及的互联网用户可能超过1000万。名为《2011年蓝皮书的中国信息化形式分析与预测》的报告显示,截止到2010年,我国宽带上网平均速率排名全球第71位,不及美国、英国、日本等30多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但是平均1兆每秒网速的接入费用却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到四倍。
四、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遭反垄断调查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副局长李青表示,2011年上半年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接到举报后,就立刻启动了对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涉嫌价格垄断案的调查。调查主要是针对两方面:一是两公司自身没有实现互联互通,二是两公司对于与自身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存在价格歧视。基本查明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是在互联网接入这个市场上它们俩合在一起占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市场份额,肯定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是利用这种市场支配地位对跟自己有竞争关系的竞争对手给出高价,没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它给的价格就要优惠一些。这个在《反垄断法》上我们叫做“价格歧视”。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目前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之间直连宽带为261.5g,仅占两公司拥有1078g国际出口宽带的24.3%。从互联质量看,两公司2011年1至9月骨干网互联时延为87.7至131.3毫秒,丢包率为0.2至1.9%,均不符合原信息产业部《互联网骨干网兼互联网服务暂行规定》时延不得高于85毫秒,丢包率不超过1%的要求。这也就表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未实现充分互联互通。
针对国家发改委反垄断调查一事,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分别作出回应。中国联通称,自己正在应国家发改委要求,提供2010向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出租宽带业务的价格、数量及营业额等相关信息。中国电信表示,自己一贯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经营宽带业务,并积极配合相关监管部门的调查。正在这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2011年11月11日,人民邮电报头版以《混淆视听 误导公众》为题全面驳斥央视对电信联通涉价格垄断的报道。报道开头即以形象化的语言表达对加在电信联通身上的垄断之名的不解和愤懑:“我好想哭啊,我只能装一家的有线电视、用一家的电、使一家的煤气、以别人商量好的价格加两家的油,价格一天天飞涨的时候,没有人说垄断;当有一种业务几家运营商比着提速、比着降价的时候,却有人说,你垄断了!”据人民邮电报报道,这些不满来自通信员工的微博。该文写道:“这突如其来的当头棒喝,令两家公司的股票狂跌,也让几十万电信与联通员工难以接受,震惊!冤枉!委屈!无奈!”
人民邮电报随后四问央视:基本概念厘清了吗?垄断事实查明了吗?全球行情吃准了吗?新闻素养丢掉了吗?全面否定垄断之名。
作为电信联通涉嫌价格垄断被发改委调查一事的首发媒体,央视在11日也没闲着。央视官方网站首先在首页刊发署名舒圣祥的网评《破除宽带垄断,不仅要重罚更应大幅降价》,后又刊发报道《多数网民认为中国电信和联通垄断经营》,做出了回应。有人大声叫好,有人说这是精心策划的阴谋,是体制下的部门利益争夺“闹剧”。发改委首次向央企高高举起反垄断大刀一事正滑向不可知的边缘。
央视网在专题报道中表示发改委作为执法机构是在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并称电信和联通在宽带接入领域的市场份额加起来超过了2/3,满足“在市场中占有支配地位”的判定条件,所以必须要受到《反垄断法》的约束。
在人民邮电报与央视的掐架中,广电系也主动要求可以“被调查”。昨天,广电系统下属的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有线电视工作委员会会长陈晓宁向本报记者证实,在得知发改委的调查后,广电方面主动要求配合反垄断局的调查取证工作,目前在积极准备材料。“我们希望发改委反垄断局的调查,能够促进公平竞争,共同发展。”他说。
反垄断调查最终的受益方可能是广电系和移动。因为如果要引入竞争的话,这两者是最希望进入的。比如广电运营商就一直想在宽带领域有所突破,但由于没有自己的核心网络,广电发展宽带用户需要向电信、联通缴纳带宽费用以及出口流量费用,据估算这一成本占到了收入的40%。但是,网络铺设的成本其实耗资巨大,比如电信、联通除了当年的骨干网建设,每年还有巨大的投入放在宽带网络建设上。以2011年为例,中国电信的总体资本支出为500亿元,其中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