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灾难性报道的比较

第一篇：中西方灾难性报道的比较

中西方灾难性报道的比较 新闻学一班

张浩田

41111051 摘要：东西方新闻价值中总是有一些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主要包括：时效性、接近性、重要性、冲突性、趣味性等，在这一方面，东西方新闻界认识比较一致，因而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灾难新闻都很受关注。探析东西方差异性有利于我们的借鉴。

关键词：灾难性报道

新闻

比较

差异

所谓灾难性新闻，它是指对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事件的报道，灾害，是指由于瞬间爆发的、不可控制和难以预料的破坏性因素引起的，突然的超越本地区防灾力量所能解决的，大量人畜伤亡和物质财富毁损的现象。灾难性事件一般包括自然性灾难和社会性灾难事件两类。

自然性灾难。所谓自然性灾害，是指自然变异超过一定强度，对人口和经济造成损失的事件。自然性灾难主要分为地质灾害和气象灾害。前者如地震、塌方、雪崩、地裂缝、火山喷发等，后者如淫雨、干旱、冷冻、等。两者的关系密切，常常互为因果。例如2003年伊朗发生的大地震，两万多人死亡，全世界的媒体都迅速地给以报道。

社会性灾难。社会性灾难是指由人为因素或者各种社会矛盾而导致的各种突发性的意外事故，如汽车相撞、火车脱轨、飞机失事、游轮翻沉、房屋倒塌、火灾、工矿伤亡等，都无谓地造成生灵涂炭，是人类文明的损失。特别是那些重大事故，如前苏联切尔诺贝得核电站事故、俄罗斯核潜艇沉没、“9。11”恐怖事件，美国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等都震惊世界，引起全球关注。

我国新闻传媒长期以来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团结稳定鼓劲”的导向原则，以灾难新闻为代表的负面报道一般被视为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无益于鼓舞和激励人们斗志和信心的新闻题材，但随着改革开放和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入，受新闻事业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媒体部门观念变更以及受众需要的推动，灾难新闻开始较多地出现在大众媒体的视野中，并开始向以“事”为本位、追求信息层面意义的价值取向转变。从目前的文献来看，有关灾难事件的报道大体有两类称呼：灾害新闻或灾害报道；灾祸新闻或灾祸报道。此外，鉴于黑色作为不幸、悲哀或死亡的象征意义，所以，也有人把灾难新闻形象性地称为“黑色新闻”。然而，在西方新闻学的术语中，没有相对应的“Disaster News”一词。这恐怕跟西方的新闻观念有关，因为在他们的新闻定义里，灾难本身就意味着是新闻。因此，也就没有单独的“灾难新闻”的概念。但是，东西方新闻价值中总是有一些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主要包括：时效性、接近性、重要性、冲突性、趣味性等，在这一方面，东西方新闻界认识比较一致，因而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灾难新闻都很受关注。但是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根本不同，所以在对其理解和操作上就有一些区别。面对同样性质的灾难事件，中外记者的报道内容、写作风格等方面就会有很大的不同。灾难报道视角的区别

对于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的报道，东西方记者的眼光是不尽相同的，他们选取的角度也是各有特色。在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平衡”是一种普遍观念，尤其是发生洪水、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人与自然发生冲突时，新闻报道中的文字和图片没有过多地对自然恐怖的描述，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人“和谐”的价值观。而西方的新闻报道则一般不避讳苦难，有时候甚至是不惜笔墨地渲染苦难。无论是采访还是写作，西方记者更注重的是对个体的渲染，相对而言，中国的新闻报道在塑造人物上则更注重其共性，“类型化”表现得多一些。

对灾难事件的报道，西方媒体往往渲染的是个人在灾难面前所受的苦难，焦点对准灾难面前的个体形象。在同一题材的灾难面前，中国媒体更多表现的是另外一种文化诉求。中国的传统观念崇尚“天人合一”，所以在对灾难事件的报道中，媒体尽力避免描述灾难细节，而着力挖掘人与自然的和谐，把现实的苦难升华为精神上的力量。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报道，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纵观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媒体，对这次大地震都抱以极大的关注，几乎不约而同地对灾害中涌现的人物进行了高度赞美，对抗震救灾中顽强拼搏的精神给予大力弘扬。

灾难报道主题的差异

主题是一篇新闻作品的“中心”和“主旨”，它既是组织材料的“纲”，又是材料表现的目的。在新闻写作过程中，主题是“纲”，记者在现实材料中发掘出具有代表性或普遍意义的观点，以此作为文章结构的基础和灵魂进行写作；主题又是“目的”，是传播者试图通过材料传达给受众的倾向或观点。所以，无论从写作角度，还是从受众阅听角度，主题都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对中西媒体有关主题类型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新闻主题的确立方面存在一些差别。

著名新闻学者、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一句话可以概括我国关于灾难报道的主题“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我们的灾难报道不是站在“事”的方位对灾情、抗灾、救灾进行反映，而是立足“人”的角度对事实进行总体审视，力求凸显人的精神。由“事实的悲”而生出“精神的乐”。也就是说，在价值判断中，重视宣传价值要远远高于新闻价值。

西方的灾难报道重视对灾难本身的关注。面对灾难造成的悲剧，西方记者惯于带着浓厚的情感以大量的笔墨赤裸裸地描摹事实，着力表现灾难对人的摧残，表现人的悲惨境地、痛苦命运，表现人与自然力的冲突，人的无助与绝望。这与我们的报道往往聚焦于灾难中人的精神，用人的“战天斗地”去消解灾难的悲剧性质有很大不同。我们的很多灾难报道都可以归入“好人好事”类报道。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新闻传播带有浓厚的道德教化色彩，重视“用事实说话”，即通过新闻报道来宣传一定思想，表达一种无形的意见。中国新闻价值观之重要性乃置身于国计民生、国富民强、国之安定等以国为主、以国为重的政治伦理判断中。而在西方国家，新闻媒介刊播的内容常被当作满足社会需求的商品，新闻媒介的编辑方针中，都把满足读者需要作为重要的实务指导原则和评价新闻传播效益的重要标志。他们的“重大”多以个体为视点，聚焦于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对个体之重要便是新闻价值之重要。灾难报道思维方式的不同

新闻价值观决定着事实是否成为新闻，题材的选择意味着事实成为怎样的新闻，而思维方式则偏重于事实怎样成为新闻。由于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不同，中西记者报道灾难事件的思维方式也各不相同。注重思维理性是西方的一贯传统，从古希腊时期起，西方人就非常注重实证与分析，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便成为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因此西方传媒往往以具体的案例反映普遍的社会问题，以尽可能的客观叙述代替主观评论，由感性的披露上升到理性思考的角度。

中国传媒基于有限的事实，凭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联系做出洞察、识别、理解和整体判断。与之相应，中国传媒往往用普遍的、被视为真理的东西统摄事实，由理性推及感性。中国传媒在整体思维中用普遍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观照不同的个体，西方传媒却善于从相异的个体中归纳出一般的规范与原则。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报道内容上，西方记者注重仔细描摹事实，表现灾难的惨烈、人们的痛苦、悲剧的处境，以此唤起读者的同情。而中国记者受“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的观念影响，很少突出毁灭感、绝望感，而注重表现英勇斗争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气概；在写作风格上，西方记者多客观描述而少抒情性细节，作者的恐惧、绝望和怜悯藏在字里行间。而中国记者强烈追求主题鲜明前提下的情景合一、激情奔涌。

总之，西方历来重视灾难新闻的报道，灾难新闻几乎涵盖了西方新闻价值的所有要素：突发性、显著性、异常性、接近性、重要性、人情味等等。西方传媒对灾难事件的报道往往迅速、深入、全面、准确，不仅不隐瞒负面的、悲剧性的因素，甚至充分展示灾难细节。同时，西方传媒也把追求社会效益作为其所标榜的社会责任，在突出“以事为本”的信息传播的价值取向的前提下，也注重宣扬西方社会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相比较而言，在中国新闻界有的新闻工作人员只抓正面报道作为新闻报道的主流，而以灾难新闻为代表的负面报道一般被视为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无益于鼓舞和激励人们斗志和信心的新闻题材。题材内容上的特殊性导致了新闻报道中价值取向的特殊性。这样，中国灾难新闻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是以“人”为本位，强调一种道德教化的追求，即站在“人”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精神与力量的。现在随着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入，受新闻事业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媒体部门观念变更以及受众需要的推动，负面报道包括灾难新闻开始较多地出现在大众媒体的视野中，追求信息层面意义的价值取向转变，但这种“以人为本”的灾难报道仍然在主流媒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一些对“人祸”的灾难新闻报道中更为突出。

我国的灾难新闻报道的经验还是相对欠缺的。对于我国灾难新闻报道今后的发展，可以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加以改良，适应我国的国情，提高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的质量和信息传播的的权威性。

参考文献：【1】杨方旭 《略谈中西方灾难性新闻报道的差异》

【2】范缤月 《中西方灾难性报道的差异》

【3】刘志斌 《不同传播体制对新闻报道的不同影响》

第二篇：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

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

07-04-13 19:23:27

万生云

［内容提要］本文从报道主体、报道手法和传播效果的差异三个方面，比较了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这种比较对中国摄影记者如何做好灾难性事件报道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关键词］摄影报道 灾难性 差异

［中图分类号］G212［文献标识码］A

在社会生活中，灾难性事件往往以突发的方式出现，给个人与社会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冲击。从传播学理论的角度来考察，灾难性事件表现为自然界、社会、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的恒常性的断裂或破坏：如自然界中的山崩海啸、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冲突战争、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等。恒常性的断裂或破坏，使人类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一定的可知性基础上建立的对自然界、社会、人类文化或价值观念的认知的确定性降低，破坏了社会群体或个人与其生活环境已有的和谐，使整个社会、社会中的个人对灾难性事件的表层信息(即发生了什么事)和深层信息(即为什么或有什么样的影响)产生强烈的需求，以便调整原有的认知结构，最大限度地消除认知不确定性，实现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价值环境的重新整合。所以，从新闻事业诞生以来，突发性灾难事件就一直是传播活动的重点，一如西方新闻界的名言所述：不是好消息就是好消息。印刷媒体中出现的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报道，基本可以分为三种文体类型，即：纯文字型的报道；文字与图片并存，互有侧重的报道；图片视觉传播报道。

其中图片视觉传播型的报道文体，因其直观、客观、冲击力强等原因，成为当代媒介灾难性事件报道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拟就中西方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中，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对传播媒介社会功用的价值判断的差异而形成的报道主体、报道方式、传播效果等方面的区分作一比较研究，以期有所借鉴。

一、报道主体的差异分析

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有三个可供报道的侧面，即灾难性

事件本身、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如何选择报道的主体，集中体现了媒体的新闻价值观、媒体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和职能、媒体与政府、政党的关系。报道主体的差异，是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和最终传播效果的差异的基点。在这一方面，中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异：西方媒介把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作为报道主体，兼顾其他；中国媒介以政党、政府行为为报道的主体，兼及其他。

从传播的目的和效果来分析，西方媒介灾难性事件摄影报道的目的是满足受众对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关注、对灾难的认知等；中国媒介灾难性事件摄影报道的目的，是在基本满足受众对灾难性事件的概括性、概念性的了解的基础上，重点达成一种宣传功效，即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人民的关心、社会主义社会的坚不可摧等理念。

根据美国作者道格拉斯·贝茨在《普利策奖内幕》一书的估计，从1917年到1990年颁发的普利策奖中，约有40%属于揭露性报道，另有40%属战争、犯罪、公民自由、种族关系、自然灾害和国际方面的报道。这一估计反映了美国的主流媒体一直是以揭露性和灾难性事件为报道主体的，反映了一种西方新闻报道的基本理念。

每年一度的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是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新闻摄影大赛。大赛获奖作品的构成也最能反映西方世界关于新闻摄影的理念和基本价值构成：灾难性、视觉冲击力、拍摄的难度。

“荷赛”的比赛项目共有八种类型：突发现场新闻、新闻特写、新闻人物、体育新闻、科学新闻、艺术新闻、自然与环境新闻和日常生活新闻。每年的最佳新闻照片，几乎都是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等题材。从灾难性事件的新闻照片几乎遍及各个项目的比赛门类，只有艺术新闻、日常生活等门类涉及较少。这种状况的存在，就连长期任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基金会主席、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组委会主席的乔普斯瓦特先生，也在第30届“荷赛”颁奖时说：“为什么着眼点经常落在生活中的阴暗方面——战争、灾难、暴力题材上呢?”“为什么奖牌的荣誉点是授予坏消息的传播者呢?”

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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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生云

从相对微观的角度即从具体照片的图像主体的角度来分析，西方的新闻摄影报道往往把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作为报道主体，在视觉构成上凸现了作为灾难性事件受害者的主体地位：如用广角镜头拍摄，强调灾难性事件受害者生存状态的照片，虽然在图片的视觉要素构成中增加了背景或前景的说明、衬托、比拟等方面的作用，但用于拍摄距离的接近，使图片画面中的主体即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形象被夸张、凸现，对受众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如由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拍摄、并获得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最佳照片奖的《去救济站的路上》。另一种方法是使用长焦距镜头拍摄的特写照片，或经报纸、杂志图片编辑剪裁、加工而成的特写性照片，最大限度地剥离了被摄主体与周围环境的关联，使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形象、情感和生存状态得到凸现，使有关灾难性事件的图像与受众日常的心理认知、视觉经验的常态之间形成巨大张力，增加灾难性事件的传播效果。如获得荷赛最佳新闻照片奖的《博帕尔大灾难》、《奥伊马拉的痛苦》、《艾滋病在美国》等。普利策新闻奖的摄影作品中，涉及到灾难性事件的，也绝大多数是以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为报道主体的。

中国的新闻传播界对于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基本上采取一种回避和低调的、概括性的报道方式。从新闻的总体构成来讲，其数量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以摄影方式报道灾难性事件的内容则更少。具体而言，报纸和新闻性杂志在对灾难性事件的编辑方式上，报道方式上，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比较关注灾难性事件、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报纸；一种是侧重于政策理论宣传的报纸，这两种类型的报纸在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方式、版面处理、报道的数量和文体上都有较大的差异。笔者曾以《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日报》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作了一个简单的比较。2000年的中国可谓灾害颇多：遍及全国的大旱、局部的水灾、飞机坠毁、船舶沉没、工厂爆炸频频发生。在灾难性事件频发的5、6、7、8四个

月的时间里，《中国青年报》共刊发了约35条、组的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或涉及灾难性的非突发事件的新闻，其中图片新闻报道共11条，图片36幅、组。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突发性事件和非突发事件几乎各占一半。

在对这些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处理上，《中国青年报》兼有深度报道、背景报道和连续报道等形式。在报道主体的选择上，确定或基本确定了灾难性事件本身或灾难性事件受害者的主体性，兼顾及政党和政府行为。在图片报道中，也基本上以灾难性事件和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作为报道主体。

《人民日报》对这些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处理上基本保持我国新闻传播界一直奉行的灾难性事件报道的处理方式：概括性的简讯、版面上的低调处理，缺乏深度报道、背景报道、连续报道这些报道方式。在报道主体的选择上，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政党、政府行为仍是报道的中心，《人民日报》在报道的文体上和版面处理上与《中国青年报》相比也有较大的差异：使用简讯的方式来淡化灾难性事件报道；在版面上使用“弱化”的方式来配置稿件；使用图片极少。只有《人民摄影》报这样专业性的报纸，才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以大量使用图片的方式来报道灾难，并把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作为报道的主体。但是，这样的专业性报纸，其使用图片报道灾难性事件的理念和方式，并不构成我国传播媒介的主体，其影响也是相对有限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同西方新闻传播界用图片报道灾难性事件相比，我国新闻界用图片报道灾难性事件时，以政府、政党行为为主体，兼及灾难性事件本身和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

二、报道手法的差异分析

摄影报道是一种视觉传播方式。同文字型的报道相比，它拙于过程性的叙述，拙于背景的开掘和事件意义的记叙。但是，作为一种传播信息的方式，摄影报道的视觉语言方式也有其自身固有的直观性、客观性、现场性等文字型报道缺乏的优势。与报纸和新闻性杂志所使用的各种文体(或叫各种报道体裁)相比，摄影报道具有吸引读者注意力、吸引读者在浏览报纸的版面后作进一步接触的强势。所以，在报纸和新闻性杂志中，如何发挥摄影报道的优势和长处，就一直是传播界探讨的议题。就传播活动过程而言，以视觉形象符号为特征的摄影报道，主要是传播一种有关事件的叙述性信息。但是，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政治制度

和媒介文化，它们在使用摄影视觉符号传播信息时，在方式上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在西方新闻摄影报道灾难性事件时，在报道主体的确立上以受害者为本，但是，这个报道的主体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并不是以群体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个体的方式而存在，以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个体的生存状态来反映灾难性事件本身。这种方式体现了西方社会以个别来反映、体现一般，由个别、具体到一般、抽象的思维方式。所以凸现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就成了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的主要准则和摄影记者、媒体编辑的追求。

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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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生云

为了最大限度地凸现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西方的新闻摄影界使用两种拍摄方式：一种是使用广角镜头近距离拍摄；一种是使用长焦距镜头拍摄特写式照片。用这两种方式拍摄的照片，所形成的视觉符号同媒体的受众日常的恒常的视觉经验相比，体现出了最大限度的唯他性，所以图片和受众的接受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张力。这种张力会在传播过程中使图片本身的强势达到最大值，有利于信息的传播。

中国的传媒在用图片报道灾难性事件时，选择了灾难性事件引发的社会、政府行为作为报道的主体，主要反映抗灾救灾行为，执政党领导行为和政府行为。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和灾难性事件本身在报道中被淡化、弱化。在镜头语言的使用上，虽然也使用广角镜头和长焦距镜头拍摄的画面，但是数量不及西方新闻摄影多。在画面的视觉符号元素的构成上，不是以个体为画面的主体，而是以群体或小群体的方式出现的抗灾救灾的人群，在各级官员陪同下视察灾情、指挥抗灾的政府领导人作为画面的主体。体现出了以一般到个别，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式。但是，以群体作为图片的画面主体，在画面中很难形成强烈的视觉中心，群体不仅没有最大限度地反映灾难性事件，没有反映个体，同时群体也没有得到多维度的、有效的反映。从传播的效果来分析，这样的图片很难对受众产生强有力的视觉冲击力。

表现手法上的第二个差异，就是中西新闻摄影界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使用的摄影语汇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双方摄影语汇使用上的数量差异、形式构成差别。

在西方的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中，图片除了使用叙述型(性)的语汇，传达事实信息外，还使用了比较、转喻、隐喻等符号生成方式。在具体的报道中，将各种视觉传播的方式揉和在一起，使图片在报纸、新闻性杂志和受众的阅读互动中，实现其功能多元化、多层次化。一方面通过叙述型(性)的语汇传达事实层面的信息，另一方面通过灾难性事件的摄影报道中，主体与环境要素的视觉符号构成方式，或者图片与图片的标题、说明性文字的构成方式，来建构一种比喻、象征、隐喻关系，为受众开掘出灾难性事件信息层面以外的意义层面。如《乌干达旱灾的恶果》、《去食品救济站的路上》等图片，通过丰润的白人的大手与枯瘦的黑人小手的视觉对比，形成反衬关系；通过垂死的黑人女孩与秃鹫的觑视构成转喻关系，使媒体在通过传播非洲灾荒的信息的基础上，暗含了传者试图传播的黑白世界、富裕与贫穷的对立和并存；个体生命的脆弱与人类的宿命的深层信息。

还有一类图片新闻，图片本身除叙述性事实信息外，并没有构成对比、象征、隐喻等关系。但是，编辑通过标题和文字说明与图片上的画面视觉符号构成反衬、隐喻关系，如《越南的民主与自由》等(有的使用《枪毙越共》作题，便失去了这种意义构成)作品。

同西方摄影界在报道灾难性事件的语汇的丰富性、多样化相比，中国的新闻摄影界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使用的摄影视觉语汇较为单一，除近年极少数报道空难、海难等灾难性事件时，少数摄影记者使用的摄影语汇较为丰富外，基本上都停留在叙述型的语汇层面。有关灾难性事件的摄影报道中，往往倾向于反映群体，弱化个体，从而弱化了摄影报道中使用多种语汇的可能性。同时，也由于图片的视觉构成关系的简单化，使编辑在使用图片时的多种可能的方式不能实现，限制了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过程中其他意义层面的开掘，造成了有事件但缺乏事件主体，有信息但深层信息不丰富的局面。

三、传播效果的差异性分析

由于中西方新闻摄影界在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中，使用的报道方式不同，报道的主体不同，所以，中西方关于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的最终传播效果，对受众影响的深度方面体现出较大的差异。

在报道主体的选择上，西方新闻摄影界确定的报道主体是：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兼及灾难性事件及社会行为。所以，受众在接触媒介上的图片时，会通过照片上的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获知有关的叙述性、叙事性的信息；了解灾难性事件中受害者个体的存在状态、灾难性事件本身和由此引发的社会行为。这是传播者想借助于图片来达到的最基本的传播目的和意图，也是受众接触媒体的基本需求。

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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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生云

但是，由于西方的新闻摄影界和传媒本身在拍摄和使用图片时，通过对比、反衬、转喻等手法、语汇，最大限度地开掘了图片本身信息层面以外的意义和内涵，所以会在接触媒介、了解事件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使受众对灾难性事件本身的认知进一步深化。引发受众思考，诸如生命在自然界中的存在状态，自然与人的关系，个体生命的意义，社会冲突的根源等问题。有助于受众在接触媒介图像信息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育生命伦理观、环保意识以及保护弱势群体等诸多基本社会价值观念。

中国的新闻摄影界和传播界在拍摄和使用灾难性事件的照片时，确定了政府和社会行为即抗灾自救为报道的主体，极少或根本不涉及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或群体。所以在受众接触媒介提供的有关灾难性事件的图像和文字报道时，只能认知了解灾难性事件的概念性、抽象性信息以及政府的抗灾救灾行为。而从报道中获知的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生存状态的信息接近于零。这种报道方式，使受众形成信息的盲点、盲区。以至一位作者在参观了1998年抗洪救灾摄影展后大发感叹：摄影展根本没有反映1998年洪灾的状态，后人无法凭借这些图片来描绘1998年发生在中国的洪灾，特别是无法借助于这些图片了解当时灾民的生活状态。

中西方有关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摄影报道传播效果的另外一个差异，体现在传播者、图片、受众三者间的互动关系中。从广义的传播效果来分析，图片传播的信息的效果应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信息层面，一个是超越信息的层面即社会学或伦理学的层面。前者是受众接触媒介的基本目的，其效果也是短期的；后者是受众在解读媒介提供的信息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附加的、从属性的效应，这种效应是深刻的，也是长期的。

从现有的有关灾难性事件的图片报道的效果来分析，中国的灾难性事件图片新闻报道的效果是单一层次、单向性的(一般情况而言)，只能满足受众接触媒介的信息层面的需求。因为中国新闻摄影界在拍摄灾难性事件的实践中，没有有意识地利用主体与环境所构成的关系去进行超越信息层的开掘；媒体在使用图片时，也没有这种编辑传播意识。所以，受众在接触到这一类图片报道时，获得的信息基本构成只能是：发生了什么样的灾难性事件，政府的救灾行为。由于拍摄者和媒体想通过图片达到两个目的：报道事实；弘扬民族精神、政府英明，所以在传播者、图片、受众的互动关系中，一般不会出现侵权诽谤的行为。

西方的传播媒介在使用图片时，往往在传播者、图片、受众的互动过程中，存在传播者介入式地侵犯受众(包括灾难性事件的受害主体)的权利问题。

由传播者、图片、受众的互动关系中产生的侵权等社会学、伦理学问题一般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对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个体或群体的侵权或伤害；一个是摄影记者和传播媒介为追求最大的视觉冲击力而带来的针对所有受众群体的侵权或伤害。

就前者而言，西方的新闻摄影界往往为了追求视觉冲击力而使用大量特写式照片。作为被报道主体的灾难事件的受害者，往往是在不了解摄影记者如何拍摄图片、媒体如何使用图像的情况下，甚至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给被摄主体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发表于《人民摄影》报的文章《遭遇激情》(帕把西娅·布朗著，肖天编译)中约西卡·荷德里的故事就是最典型的例证。约西卡·荷德里不经意成为摄影记者报道校园枪击案的图片主角，但是摄影师拍摄到的她极为痛苦的仰面祈祷的图像，被媒介广泛传播后，却对约西卡·荷德里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约西卡·荷德里一下成为公众人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二)照片给她带来的伤害，使照片成了她做任何事情的障碍；(三)摄影师在不经她个人同意的情况下就发表了她的照片。西方新闻摄影界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往往会使一些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受到伤害，比如关于艾滋病的图片，既起到报道艾滋病、满足受众对有关艾滋病信息的获知，同时也因为报道手法的夸张，细节刻画的逼真，使社会对艾滋病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恐慌，进而使艾滋病的患者受到鄙视，成为被社会遗弃的群体。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西方新闻摄影界在拍摄、使用灾难性事件的照片时，存在着传播者对受众的介入式、强迫式的侵权或伤害。一些照片曾经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和抗议。认为这些视觉冲击力巨大、画面血腥恐怖的照片，侵犯了受众的获知权，引起阅读者的负面心理反应：如恐怖、惊慌、厌恶等负面情绪或心理；从长期来看，这些图片的恐怖、暴力的影像会通过积累方式逐渐破坏受众的正面的认知结构，在社会中形成看客心理和窥私心理，破坏社会整体的健康的心理结构。

西方传播媒介和中国传播媒介在报道灾难性事件时的这些差异，是由中西的政治理念、社会文化结构、媒介功能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鉴于篇幅，不再详述。

Comparative Studies on Photo Journalis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Disaster Coverage

WAN Sheng-yun

Abstract：The thesis summari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disaster coverage in view of reporting subjective, reporting style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It is very enlightening for Chinese photographers to do the disasters reporting in future.Key words：Photo journalism, Disaster;Differences

第三篇：灾难性报道中的人文关怀

长治学院学士学位论文

灾难性报道中的人文关怀

专业： 新闻 姓名： 喵

学号： 07401613

指导教师： xxx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和谐程度的日益提高，人文关怀受到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灾难性报道中的人文关怀也受到了政府，媒体，以及广大受众的关注。随之关于灾难性报道中人文关怀的研究也随之兴盛起来，呈现出研究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发展趋势。作为一种倍受社会关注的问题，灾难性报道中人文关怀的研究能够维护人民利益，使整个社会更加文明，和谐。但是，近年来，市场逐渐经济化，竞争逐渐激烈，一些媒体为了牟取私利，只看重新闻卖点，而不注重人文关怀。因而着重研究其问题及发展是必然是一项紧迫、艰巨、漫长而又意义重大的任务。

关键词：灾难性报道、人文关怀、媒体

一、前言：

一个国家不论制度多么健全，不论科技多么发达，不论社会多么进步，不论国力多么强大，天灾人祸是不可避免的。在灾难性事件中，社会常态受到破坏，公共安全受到危害，个人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损失，人们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面对这样的公共事件，所要站起来与大自然做抗争的不仅仅是被事件波及到的人们，还有怀着爱国之心的人们。

灾难性事件波及范围较广，影响力较大，而且都是瞬间爆发，不受人类控制，其破坏性也自然难以预料。因此，一旦发生，便会成为一段时间内人们和媒体关注的焦点。随着新闻商业化的趋势，媒体竞争也日益加剧，一些新闻媒介在新闻报道中，为了谋取商业利益，为了提高知名度，只注重自己的新闻卖点，不惜牺牲人民的利益，不管不顾人的尊严，不理解人，不关心人。形成了一种灾难性报道中人文关怀严重缺失的现象，由此看来，注重灾难性报道中的人文关怀迫在眉睫。

近年来，灾难性事件不论在我国，还是世界上，都屡屡发生，媒体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也受到了社会和人民的关注。在灾难性报道中，新闻工作者作为一个特殊的、肩负重任的群体，应该以人为本，把人作为第一位的关爱对象，切实从人民利益出发，尊重、长治学院学士学位论文

理解、关心受害人及其家属。而不是以他人利益换取自身利益，要立志做一个艰难求存，有职业道德的新闻人，做有良心，有同情心，有正常感情的人民的好公仆。

社会的文明需要新闻工作者，人类的和谐需要正确的舆论导向，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灾难性报道也一定会愈发成熟，会朝着政府和人民共同所希冀的方向发展，真正做到使传播成为各种各样技能中最富有人性的技能。让人们在灾难性事件过后，通过媒体对该事件的探索与诠释，对生活，对政府更充满了信心，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加和谐，让整个社会更加稳步的发展。

毋庸置疑，灾难性报道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把握好灾难性报道中的人文关怀，更是给当今社会向文明，和谐的方向发展注入了一剂不可或缺的强心剂。

二、什么是灾难性报道，人文关怀：

（一）、灾难性报道概述：

灾难性事件，简单地说，就是指灾难性的，如火灾、水灾、空难、海难、地震、车祸、爆炸、台风等天灾人祸的事件，灾难性事件通常对社会常态会有很强的破坏性，同时对公共安全还会造成重大的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而且这类事件通常以突发的形式出现，属于瞬间爆发型，是不可控制的，其破坏性更是难以预料。

那么对这一类事件的报道就称为灾难性报道，由于事件发生的突然，而且一般会超越本地的防灾力量，人畜伤亡严重，物质财富毁损现象惨目忍睹，甚至一个地区会完全的无法自救。这些特征使得灾难性报道具有极高的难度与危险性，但是随着灾难性事件波及范围之广，倍受关注，灾难性报道也具有极高的价值。

（二）、人文关怀概述：

在灾难性报道中，人文关怀是新闻工作者不可或缺的一项职业操守。

所谓人文关怀，就是指以人为本，实现人的价值，表现人的尊严，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将人作为考察一切事物的中心的价值取向。人文关怀发端于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是整个世界都关注的一个永恒的话题。

灾难性报道中的人文关怀，顾名思义就是说新闻工作者在对灾难性事件进行报道的时候要注重以人为本，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把人作为第一位的关爱对象。新闻工作者，要在灾难性报道中体现出对人的关爱，要在客观，理智的基础上赋予人性的思想情感，时时发扬人文精神，处处体现人文关怀，使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成为让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交流中介，而且这个中介是最体现人性，最富有人情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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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灾难性报道中注重人文关怀的重要性：

媒体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并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成为人们作出判断的重要信息来源。一则成功的报道会激奋人心，团结民智，反之，则会事倍功半。

而这一切都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使媒体在进行灾难性报道中带有更多的人文关怀。从而带领人们走出灾难走向光明。

灾难性报道中注重人文关怀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灾难性报道中注重人文关怀可以团结人民的力量。

灾难性报道中人文关怀的渗入，转移了民众的目光，聚集了往常看似分散的各方力量。灾难性报道中的人文关怀使得各族人民齐心协力抗灾抵难，共同带领灾区人民走出困境，共同促进祖国的繁荣发展。灾难性报道充满人文关怀的气氛使得民族之魂被凝聚，凝聚成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团结力量。

（二）、灾难性报道中注重人文关怀可以让人们有正确的价值观。

“正义、勇气、公理和悲悯是我们尊奉的最高价值。”这是新闻大师普利策的一句名言。

1、灾难性事件是国民之共同大事，突发事件发生后，全国各界都会做出相应的反应。而作为一切行为的初衷则是一个人心最底层的价值观。人们通过媒体去了解灾情，去感受全国各地人民的冷漠或人文关怀。这时，会有一些人的价值区域还是一个盲区，需要媒体去引领。

2、情感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灾难性报道更是如此，媒体把大量的报道没有停留在简单报道层面，而是充满了情感，充满了生活气息与人文关怀。

这种使人们的人性和良知被唤醒，人们人文精神的弱化和缺失现象得到重视，并在媒体的人文关怀氛围中逐渐引导并得到改正。

3、受到了媒体正确的指导，整个社会会构建起良好的价值体系。全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多了一份人文关怀，少了一份冷漠。整个社会会在一场灾难性事件之后有一股浓郁的人文主义浪潮。

（三）、灾难性报道中注重人文关怀可以使社会更加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的伟大目标，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充满爱的美好社会。和谐社会，应该是诚心有爱，充满活力，安定团结的社会。和谐社会，归根结底还是以人为本，让人们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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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感觉，是一种幸福指数，人们对其进行判断，需要直接和间接的感受，一场灾难性事件是很容易考验一个社会的和谐程度的。那么一场灾难性事件映入受众眼帘的是血淋淋的“纯客观”，还有温馨馨的“真善美”，完全都是靠媒体的一字一画。的确，媒体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媒体对于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多一些人文关怀，社会就会多一分稳定与和谐，人们就会一分幸福感。新闻工作者把灾难性事件深处的“真善美”挖掘出来，展示给人们，才能让人们看到无情的灾难背后所隐藏的有情的一双双援助之手。

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献出更多的爱，人们才能看到“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这个愿望就在不远的明天。社会也会因媒体的灾难性人文关怀报道而变得更加和谐，美好。

（四）、灾难性报道中注重人文关怀可以促进新闻事业发展。

灾难性报道中的人文关怀既是体现新闻工作者的道德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媒体界的道德的体现。一个人文关怀缺失的新闻界，新闻事业不可能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一个道德沦丧的国度，也不可能有正常的、基本的社会秩序与繁荣的经济，一个国家连基本的制度和经济都没有，何谈新闻事业的发展。所以说，人文关怀直系新闻事业的发展。

灾难性报道不当，足以击垮国民的信心，消减民族的斗志。相反地，充满人文关怀的灾难性报道则可以鼓舞人心，振奋民族斗志，让祖国各族人民愈挫愈勇。从而达到不被灾难达到，更加努力进行经济建设，更加努力营造和谐社会的作用。

四、人文关怀所受重视程度的现状，趋势：

人文关怀自其发端起，就受到了不同社会形态下政府与人们的推崇和完善。中共十六大提出“民主”，中共十七大提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这就充分说明了人文关怀所受重视程度。

可见，不论处在社会的什么岗位，都应该将“以人为本”引入工作和生活。新闻工作者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媒体应该体恤民众的精神需求。

在当今社会，有一种趋势是不会变的，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理念会越来越受到推崇，随之，人文关怀也应当受到媒体的推崇，上到媒体的定位，下到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现场事件采集到报道文字出街，都应该完全被渗透。

但是就灾难性报道来看，媒体和新闻工作者为了牟取商业利益，为了一己私利，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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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受众或者受难者的利益，忽视人文关怀，还有一些新闻工作者是因为自身能力不够完善，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经验尚还不足，故而在语言和文字，照片和画面的运用和处理上不是很恰当，考虑不够周全，冷漠化现象尚存，人文关怀也会因此缺失。（例子）

五、关于灾难性报道中人文关怀应该如何重视的建议：

（一）、媒体应该从受众和受害人的利益出发进行报道，营造平和的社会舆论环境。

1、报道中充满人性化，富有亲和力。

“纯客观”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血淋淋的画面是任何一个人都不愿看到的。这时就需要富有感染力和亲和力的报道，让充满人文关怀的报道带领人民齐心协力做好抗灾工作。

“做一个好记者，基本的前提就是看不得群众一点痛苦。心硬了是做不了有良知的记者的。”［１］

2、从心理角度影响受众的情绪。

灾难性时间除了给人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的重创外，对社会心理，对受众和受害人心理都会造成破坏性冲击。通过大量的人文关怀性的、积极的、正面的灾难性报道，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让乐观的情绪在社会中得到渲染，让社会压力得到舒缓。

3、通过感人的画面感召受众。

大到选题，小到一个词语，一张图片，都应该从人民的视角出发，让受众看到深切的人文关怀。这样，新闻报道的影响力会呈现出很积极的一面，民心得到鼓舞，全国各界人士都会和灾区一起渡过难关。冷静理性的从受众和受害人的利益出发，向人民传递信心和希望。

4、通过报道让社会舆论环境趋向平和。

着重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报道，可以让社会上相当数量的人对于该灾难性事件持积极的态度，这就是所谓的平和的社会舆论环境，一件灾难性事件中媒体报道中人文关怀所占比例对其影响是很大的。社会舆论环境平和与否对于事件的发展趋势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间接的说，灾难性报道是否人性化直接关系到事件的发展趋势。

（二）、媒体以及政府都应该适当的维护政府形象以及自身形象，但不应该利欲熏心。

1、减少民众恐慌是灾难性报道中必不可少的。

一些灾难性事件后果相当严重，但是导致这样的后果并不仅仅是事件本身，而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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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媒体。他们单单考虑到政府形象，自身形象，还有一些关于政绩方面的私利，向受众隐瞒重要情况。但是纸总是包不住火的，灾难愈演愈烈，到那时，民众的恐慌是很难收场的。

很明显，零三年非典造成的恐慌远远大于零九年H1N1。并不是非典的致命率有多强，而是政府，以及媒体在面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与处理上有了很大的差别。报道是可以的，也是必须的，维护政府以及自身形象也是没有错的，但是方法要得当。

２、减少民众恐慌的同时讲求信息透明度，不做隐晦报道。

人文关怀体现在政府与群众两方面，报道要全面，不该因缓解目前的社会压力和避免被责问而做隐晦报道，这不仅侵犯了人民的知情权，而且很难做到真正的维护社会稳定。首例非典出现于2002年12月15日，出现于中国，但是首篇报道见报时间为2003年2月12日，中间间隔长达三个月。（国内媒体对“甲型H1N1”流感的报道研究情况）

缺少人文关怀，在我看来并不仅仅是“纯客观”报道，这种对真相的完全遮掩也是对人民的完全不负责任，也或许是政府和媒体缺乏信心，或者在灾难性事件报道上缺乏经验。但也有一大部分是利益驱动，逃避责任。

灾难发生了我们要共同应对，我们要运用人文关怀来维护政府和自身形象，来给人民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三）、媒体应该不仅重视媒体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培养，更应该重视其道德素质的培养。

1、注重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质培养

新闻工作者职业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灾难性事件对民众的影响，决定着灾难性报道的成功与否，新闻工作所具有的较大影响力，决定了新闻工作者必须要有过硬的职业素质。

一个可以写出一篇成功的灾难性报道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具有过硬的思想素质，扎实的理论基础与精练的业务素质，必须有着责任感和使命感。有了较高的职业素质，才可以在灾难性事件过后，通过报道营造和谐社会舆论，给公众起到一个正确的导向作用。

2、注重新闻工作者的道德素质培养

在我国，新闻工作者的道德素质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三、遵守宪法、法律和纪律；

四、维护新闻的真实性；

五、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

六、发扬团结协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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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新闻工作者应该：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时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讲真话，引导群众正确看待灾难性事件，及灾后影响；不贪图私利，廉洁奉公，不以群众为代价，片面追求新闻卖点；尊重受众及受灾群众的人格尊严，做人文性灾难新闻报道；于其他新闻工作者以及群众齐心协力，一起共渡难关。

做负责任，有担当的新闻工作者，做有着良好职业素质和道德境界的新闻工作者，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挑起担子，给大家一篇篇充满人文关怀的灾难性报道，设身处地为公众，为受难者及其家属着想，把人性放在第一位去考虑，把人民的利益，自尊放在第一位去进行人文化的灾难性报道。

（四）、媒体在灾难性报道中应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

随着媒体间竞争的日益激烈，价值取向也越来越重要。新闻媒体的价值取向不仅是它进行话语表达的时代呼唤，也是使其能在媒体的大舞台上占得一席之地的内在需要，是使我国新闻媒体能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日趋和谐的催化剂。

灾难性事件本就是一场浩劫，虽然从职业来讲新闻比较，但是从人的良知来讲人性更重要。作为本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报道客观公正，维护公平正义的媒体来讲，更应该使这场浩劫给人民造成的心灵还是肉体上的创伤达到最小值。记者不应该只作看客，不能以灾难为卖点，来吸引读者眼球，把媒体商业化到连人们最起码的尊严都不管不顾。他们应该第一时间去关心受难同胞，还有关注该事件悲恸的人们。

对于媒体，追求商业利益，还是注重人文关怀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这涉及到媒体的价值取向问题。

显而易见，在这个“民意沸腾”的时代，在这个社会取向为和谐的时代，媒体淡化其商业属性，或者说，把人文关怀放在其追求商业利益之前来考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六、对未来的展望：

灾难性事件是社会，是人类必须面对的。在这个特殊时期，作为媒体，既要在第一时间发布公众关心的灾难性新闻，而且还要打动人心，起正确的导向作用，营造和谐的舆论环境，这是对媒体实力的考验，是对新闻工作者种种素质的考验。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国的新闻事业也会蒸蒸日上。在灾难性事件面前，优秀有担当的新闻工作者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注入人文关怀，使灾难性报道不再那么的冷酷无情，使灾难性报道成为人们一起度过难关的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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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在我国未来的新闻道路上，我国新闻从业人员一定会心里时刻装着人民，把人文关怀看得比新闻竞争中的成就感更重要。灾难性报道的再度伤害会逐渐减少，新闻工作者对于灾难性报道的技巧会愈来愈纯熟。

“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而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②

注释：

①《好记者》陈中华 ②《我们在路上》范长江

参考文献

[1] 穆巴拉克·吾甫尔 《试谈灾难性报道中的人性光芒》[J] 高校讲坛 2010年第23期 第645—646页

[2]宋燕 《我国灾难报道进步之镜：新闻性与人性》[J]青年记者 2010年8月中 第31—32页 [3]杜莹 张倩梅 王凤飞 《灾难性报道中人情味及“度”的把握》[J]新闻爱好者2010年7月上半月 第63—64页

[4]孔祥光 卢方会 《新闻宣传要以人为本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J]新闻传播 2010年1月第74—75页

[5]郑岩 《人文关怀大潮中灾难性新闻报道的冷漠化》[J]新闻爱好者2009年6月下半月 第8—9页

[6]孔非 《以人文关怀视角报道救灾新闻》[J]当代电视2010年第6期 第86—87页 [7]景秀红 《灾难性报道舆论控制中的尺度研究》[J]山西师大学报 2010年3月第37卷 第18—20页

The Humanistic concern On Disastrous report

(Li Jinxia)(Zhu Meina)Abstract：Along with China's increasing of social harmonious degree, humanistic concern by the communit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cluding coverage of catastrophic humanistic concern has also been the government, media, and the general audience's attention.Then reported about disastrous of humanistic concern research also subsequently boomed, showing a research both breadth and depth development trend.As a highly social concerns, a disastrous report of humanistic concern to safeguard people’s interests , so that the whole society more civilized and harmonious.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market gradually economization and the competition increasingly fierce, some media for their own benefit, inform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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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news selling point, rather than on the humanistic concern.Which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of the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is bound to be an urgent, difficult, long and significant task.Key Words：humanistic concern，disastrous report，media

第四篇：中西方调查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开始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美国。20 世纪 60 年代，它勃兴于整个

西方国家。目前，它和解释性报道、客观报道一同构成了西方国家新闻报道的主流。

一、中西调查性报道概念比较

(一)西方概念中的调查性报道。

西方对调查性报道的研究已近百年，定义和认识较为系统化。尽管不同的学者对调查性报道的认识角度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西方学者对调查性报道的定义和认识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报道对象为揭露被人为有意隐藏的事件;第二报道内容具有分析性，细节更为详尽;第三，报道制作者—记者，必须独立调查，新闻文本应保证原创性。通俗地讲，在西方，调查性报道是一种具有英雄主义性质的活动—记者孤身犯险，自主调查挖退进仃J甲国化明解瑛，x7新闻头践中调查性报道的开展更具指导性。

(三)中西调查性报道的概念差异。

纵观中西对于调查性报道的定义和认识，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国家对于调查性报道的理解是遵循着“揭露丑闻”这一核心的，而在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定义则在一定层次上发生了变构。可以说，中国更多的学者和从业人士认为，调查性报道主要并非仅仅揭露丑闻，而是承担着更多社会教化的重任。

(二)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发展历程。

《申报》在1882年刊登的中国第一条电讯稿就是披露一位官员读职的消息，可以称为调查性报道的雏形。在晚清、民国以及建国后至70年代末，中国的调查性报道一直由于权力系统的干预阻挠而难以真正形成。直到80年代，中国的调查性报道才浮出水面。1980年《工人日报》发表了“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船的调查报道，以及《人民日报》的《白衣下的污垢》、《蒋爱珍为什么杀人》，《中国青年报》的《命运备忘录》等等，都属于调查性报道。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电视在中国的兴起，电视调查性报道异军突起。比如《逃不掉的罪责》、《难圆绿色梦》、《“粮食满仓”的真相》、《探秘传销大本营》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的同时充朴分握了组论游髻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影响了政府的政策措施，为中国媒体做了守望社会的模范作用。2003年《南方都市报》的孙志刚事件”成为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巅峰。“孙志刚事件”从《南方都市报》的首次披露，到新浪网的转载成为全国关注的新闻，最终引起《中国青年报》、新华网、CCTV,《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关注。媒体的调查性报道成功地将社会中潜藏的毒瘤公之于众。

(二)调查性报道的中国定位。

与西方媒体的调查性报道相比，当前中国媒体的调查性报道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迥异的一面。一些著名的调查性报道，不仅仅揭露了令人发指的黑幕，还成功地促使政府进行作为和改变，促进了社会民主的发展。中国媒体通过调查性报道的方式进行舆论监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中国媒体进行调查性报道的目标并非仅仅是为了“揭丑”。仅是为了“揭丑”。2000年，著名的调查性新闻节目《新闻调查》提出了“探求事实真相”的口号，被认为是最能发挥调查类节目优势的一种定位选择，例如《陈丹青的出走》、《举报人李文娟》、《中日经贸关系解析》等。这一类调查性报道是在深人细致地调查一个代表性事件后，引导观众思考表象下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此外，许多事情，特别是官员犯罪案件的调查性报道，都必须在有关部门下最终结论后才能跟进报道。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

实则变成了一种劝服性的“教化”。由此可见，中国的调查性报道的内容以及在社会中的作用远较西方的调查性报道复杂。中国的调查性报道既是社会的舆论监督执行者，同时也要承担社会思想者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要担负教的责任。

四、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借鉴

通过中西调查性报道各方面的对比，使我们认识到中国调查性报道的特点，同时也看到了中国调查性报道的不足。西方调查性报道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综合来说我认为有三点:

1。规范媒体管理体制，重司法管理轻行政控制，切实保障调查性记者的权益。

2.成立专门的调查性组织，让调查性记者能够形成合力非形单影只。

3.提高调查性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操作技能和真正心怀天下的执业理念。

无论现状如何，无法否认的是，调查性报道登陆中国仅仅30载，已在中国生根发芽。虽然调查性报道与本土文化、文图理念以及本土社会状况存在着差异和冲突，但曲折的融合进程中，我们依然能看到未来的希望。或许当下的中国媒体还无法像“水门事件”中美国媒体那样，但假以时日，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民主进程的推进，我们相信，会有一天，中国的调查性报道能够真正成熟，成为中国社会中为民代言、监督权力的重要力量。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兴起得相对晚一些,发展缓慢一些,其社会影响也不及西方有些调查性报道那么轰轰烈烈。它通俗的称法是调查报告。其新闻性、时效性不如西方调查性报道那么强烈,更像情况汇报与调查研究资料。早期比较成功的调查报告要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了。最近一、二十 年,我国的调查性报道逐渐受到新闻界重视。有些报纸出现了调查性报道专版,如《南方周末》开辟了调查专版,《中国青年报》也有本报调查栏目。电视也开辟了《新闻调查》等栏目。其社会功能越来越多样化,全面化。作为一种新闻报道方式,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及其社会功能在中国和西方国家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 显不同的地方。

一、中西调查性新闻社会功能相似之处

1.监视社会的功能

西方善于写揭露性调查报道。新闻界往往不惜人力和物力,不惧权势和恐吓,对一些“隐瞒的消息”进行调查与揭发。对政府机构、公司企业等存在的弊端以及某些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全面地调查研究,对社会阴暗面进行无情地揭露与批判。在一定程度上确能除恶去邪、伸张正义、维护公理,起到监视社会的作用。《纽约每日新闻》记者威廉·谢尔曼假扮成病人去一家福利医院治感冒,医院要求他“先检查检查脚",然后开出几种无关痛痒的脚痛药和其它一些毫无用处的药物。记者用亲身体验的方式获得了事实的“铁证”,从而揭穿了福利医生的骗局,并帮助该市追回了3100万美元的医疗补助费,成功地打击了假、丑、恶的社会现象。中国也有类似的报道。前几年,《湖南日报》记者也以“病人”身份去一家性病医院查探虚实。本没一点毛病的他被医生说得是性病缠身,几乎病入膏肓。医生要他接受长期治疗,并开出一长串的医药。记者采用了同样的办法揭露了性病医院坑骗病人、谋取暴利的罪恶本质。《南方周末》2001年3月29日揭露了一家“地下钱庄”的黑幕。文章报道,由于银行人为的为贷款者设置了很高的门槛,高利贷找到了市场空间,急需资金支持的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被挡在门槛外面后,只好向“地下钱庄”借贷。高利贷者残酷的剥削逼得有些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在社会的大万花筒里,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调查性报道的监视社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使光明的一面发扬光大,使阴暗面暴露无遗,使整个社会走上真、善、美的健康之路。

2.舆论调查的功能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非常注重民意调查,特别是遇到重大事情如总统选举时。他们还调查国民素质、社会资源、环境教育等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在克林顿性丑闻传出之后,《今日美国》综合了多家媒体的民意调查结果,写出了一篇《美国人把绯闻与政绩区别对待》的文章。文中说:“今日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 60%的人相信确有其事发生,58%的人说作为总统他的工作干得不错,事发前则有60%的人认为他政绩出色。”这些统计数据和其他采访材料综合就可得出民众对克林顿的基本意向:一方面公众对克林顿的支持率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仍充分肯定克林顿的政绩。中国近几年也有类似的舆论调查,但大部分是由专门的调查研究所组织的,由新闻媒体就某一新闻事件而进行的舆论调查是少之又少。在这方面,我们是可以学习和借鉴西方的。

3.科学说理的功能

调查性报道通常是记者通过实地调查而获取的第一手材料,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可靠性。记者在写作时又采取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办法,使新闻含有很高的精确性、科学性和论理性,能让读者相信它并接受它的一些观点。请看美国世界研究撰写的《世界情况报告·正视中国的局限》中的一段文字:“最近几十年,中国还改善了本国公民的健康状况。由于这些努力,婴儿死亡率从1960年的150‰下降到1970年的69‰, 1980年降到41‰, 1992年降到27‰——这个水平接近于台湾的26‰。”文章运用了大量的数据说明并辅以有力的定性分析,使其观点显得合情合理,无懈可击。中国的调查报告一向讲求论证的严谨性和分析的科学性。它适当采用定量法,但更注重定性研究,往往以观点统率材料,以材料印证观点。1980年《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调查报告《不要让子孙后代埋怨我们》一文中,记者用调查所得事实材料说明了北京水源给首都的经济生活、环境卫生和人民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分析了水源污染的主要原因。这种说理就很能使人信服,结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4.巧妙宣传

西方新闻界从不承认自己的宣传功能,但也不否认自身的立场问题。站在一定立场上采写出来的调查性报道,有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宣传倾向。在美国,在政治上亲某一党派的报刊总是极力维护本党派的利益。在采写敌对党的问题性的调查报道上便极尽所能贬低异已,抬高自己。只是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比较巧妙的手法,尽量隐藏自己的宣传意图。就如在美国总统选举前夕,他们常常利用民意调查来影响和左右美国总统选举而不是直接站出来为某位总统候选人拉选票一样。

二、中西调查性新闻社会功能的不同之处

由于中西方不同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念,在运用调查性报道时,其报道对象、报道范围、报道的侧重点等各有不同。所以它的社会功能与其功能表现程度也有不同之处。简单地比较一下,调查性报道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主要扮演着以下不同的角色。

在西方,调查性新闻首先是作为“政治腐败的揭丑人”而存在的。由美国记者斯蒂芬斯著的《新闻与揭丑》一书中就收集了大量美国黑幕报道的经典作品,其中就包括如《参议院的背叛》、《联邦官僚机构是如何运作的?》等许多揭露政治腐败的新闻作品。

其次,调查性新闻是名副其实的“社会黑暗的'掏粪者'”。西方新闻记者往往以大无畏的精神把触角刺向社会的黑暗角落,揭露社会矛盾,暴露社会隐患,以促进社会改良和社会进步。《疯狂融资》一文通过大量的采访与调查,揭示了美孚石油公司之下的联合铜矿公司在创立五年之中劫掠了大众上亿美元的财富的事 实真相,让人看到了垄断资本家和大财团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大肆掠夺民众财富的阴暗面。

最后,西方调查性新闻还是“民情舆意的调查员”。最有代表性的是关于总统选举前夕的选票预测。1976年由记者米尔斯写的《新罕布什尔州预示总统竞选难分伯仲》一文就准确地预测了南方“乡巴佬”卡特击败在任总统福特而入主白宫。他们还对社会上一些引起争议的问题进行民意测验,如关于堕胎问题、民族歧视、性别歧视等问题。当然,西方调查性新闻并不是一支万能的笔。它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如国家利益、政治压力、资本控制以及这种报道形式自身的局限性等等。但它在反映公共利益、维护公共道德等方面确是一个出色的斗士。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调查性新闻则主要扮演着以下三个角色:

第一,政策宣传家。1999年获奖作品《土地承包中维护妇女合法权益》,记者调查了土地承包过程中妇女受歧视、被剥夺土地承包权的情况,对此现象进行了批评,并在报道的最后就土地承包中侵犯妇女权益问题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借法院的名义普及法律知识,大张旗鼓地宣传了男女平等的国策。

第二,公益维护者。如《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9月17日刊登的《对北京市假冒伪劣商品的调查》、《南方周末》2001年3月15日发表的《商洛地区艾滋病调查报告》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后一篇文章中,记者使商洛地区艾滋病滋长、漫延的内幕曝了光。据有关方面的调查,商洛地区HIV携带者比例高达到23∶ 1,其主要原因是一些非法之徒利用农民的无知与贫穷,非法进行抽血贩血,而商洛地区所辖7县(市)共约有12700多人有卖血史。那些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却已无法查清其流向。这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和令人惧怕的事实让人们无法不关心起自身的安危。文章巧妙地呼吁政府部门对高危人群进行监控,对已查明是HIV感染者人群进行严密监控,督促公安部门给予协助,严惩犯罪分子,维护公众的利益。

第三,问题研究员。我国的新闻体调查报告带有浓厚的分析研究味道。它经常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从各个侧面进行细致调查,深透研究,挖掘出其深层原因,并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与决策。1998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关于郑州亚细亚商场、集团兴衰的调查》可算是此类调查性新闻的经典之作。记者敏锐地 抓住了商户堵门讨债**这一案发事件,从亚细亚的管理、用人制度到它的监督机制,从流通体制到高层管理矛盾,层层剖析了“亚细亚”由盛到衰的深层原因,道出了企业内部存在的根本问题。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调查性新闻的角色都不是单一的、固定不变的。因为它的社会功能即使在同一篇报道里也是多重的、多方面的。我们只有既借鉴西方的一些成功作法,又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调查性报道方式,才能充分发挥它所具有的全部功能。

第五篇：日本新媒体下灾难性报道的全方位转变

日本新媒体下灾难性报道的全方位转变

姓名：王青春 学号：010940628 灾难性报道从广义上说是新闻媒体对给给人类和社会带来重大灾难的事件的报道，灾难性事件一般分为自然性灾难事件和社会性灾难事件两大类。自然性灾难事件指由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引起的灾害和苦难，如海啸、台风、火山爆发等。社会性灾难事件指由社会人为因素所导致的灾难性事件，如空难、海难、战争等。无论是自然型灾难还是社会性灾难事件都会给人们带来恐慌和紧张情绪，对社会的稳定性极为不利。这些都源于灾难性事件难以预料的突发性、强大的破坏性及深远的危害性等特点。无论是自然性灾害事件还是社会性突发事件，它对社会群体或个人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从美国9.11事件到伦敦的地铁爆炸案，从印尼海啸再到汶川地震再到日本的地震核辐射等，都是各国媒体关注的焦点。所以当灾难发生时本国媒体所选择的报道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实际上，不论是什么国家，不论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然性灾难；也不论是什么国家，不论其科技多么先进、发达，管理多么科学和完善，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社会性灾难。就拿2003年5月来说，非典阴云持续弥漫在我国的上空，阿尔及利亚、日本、印尼、菲律宾等国相继发生6级以上地震；乌克兰、尼泊尔飞机失事；沙特、摩洛哥、俄罗斯车臣等地相继发生大爆炸因此可以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度，偶尔发生一些天灾人祸的灾难性事件也是较为正常的事情，不必大惊小怪、怨天尤人。关键是面对灾难性事件，我们的新闻媒体究竟该如何去报道它，以达到通过正确的舆论引导受众，化解矛盾和情绪，稳定社会秩序，尽快让广大人民群众从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的目的。

以日本为例，地震之后，作为公共电视台的NHK全面跟进，不停地轮流用日语、英语、华语、韩语等五个语种，发布有关最新震情和可能发生海啸的地区，给予震区的民众最大的帮助。在当时余震还在继续，NHK非但没有停止工作，主持人甚至戴着安全帽出镜，播放关于地震的最新消息。旅日华人作家毛丹青在博客中说：日本电视台直播震灾现状时发现一家医院的楼顶上有人求救，于是直升飞机上的女播音员报导了医院的位置，很快得到了医院的详情，包括医院的规模、设备以及住院人数等等。通过电视直播对话让人感到现场的紧迫，但同时又是按步就班，而紧急救援队已靠近了医院。这些工作表明了公共媒体在救灾报道中更加成熟。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知道新媒体对于新闻事件的传播也不可小觑。对于新媒体的界定，学者们可谓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一些传播学期刊上设有“新媒体”专栏，但 所刊载文章的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有数字电视、移动电视、手机媒体、IPTV等，还有一些刊物把博客、播客等也列入新媒体专栏。那么，到底什么是新媒体? 所谓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在今天网络基础上又有延伸，无线移动的问题，还有出现其他新的媒体形态，跟计算机相关的。这都可以说是新媒体”。也有专家提出：“只要媒体构成的基本要素有别于传统媒体，才能称得上是新媒体。否则，最多也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的变形或改进提高。”“目前的新媒体应该定义为在电信网络基础上出现的媒体形态——包括使用有线和无线通道的方式。”还有学者把新媒体定义为“互动式数字化复合媒体”。

数百万日本人在周五大地震发生前大约一分钟得知了地震的消息。日本有世界上最好的地震预警系统。这个由约一千个地震计组成的网路，覆盖全日本，可以觉察和分析震波，并在地震计预测震动强烈时发出警告。横波的传播速度比更具破坏性的纵波要快——这意味着地震警报有可能会先于地面震动到达，这给人足够的时间寻找掩护。“成熟的地震预警系统可以让民众立即在电视上看到相关预警，”一位在日本气象局工作的工作人员告诉法新社记者。这次强震发生后，政府通过广播、电视和卫星数据传输系统来播发地震警报。一些订阅了特殊预报服务的人还能通过手机和电子邮件收到警报。在东京，电视上正常播放的节目内容被响亮的警报声打断，代之以日本广播协会NHK播送的早期地震警报。电视警报出现后一分钟，第一次强烈震动撼动了首都东京地区，高层建筑开始摇晃，数百万人逃到室外。日本国家电视台从2007年晚些时候开始运用这个系统，并已经发出类似17次警告。日本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说，“日本能将预告系统覆盖到整个国家。地震发生后NHK24小时不间断播放地震的相关内容全部地震直播特殊报道中没听到一句口号式话语，面对灾区惨烈的镜头，看到的受灾大众却显得安静，有序，我在揣摩，没有鼓励的语言，不振臂的口号，他们是靠什么来逾越灾害，建立重建信念？

在整个直播进程中，反复播放灾区现状，失落人数，救助情况，并且不断更新，这是24小时中的重要内容，其次是政府宣布会，各国反应，以及专家点评。而后，就是通过播讲，字幕，转动，反重复复的向公民供给各种信息，对此，我作为目前没在日本的局外人，也是深有感想，这些信息，在国家电视台滚动播放，真的是实切实在的以人为本的服务，请看一下NHK不厌其烦的播放哪些信息：

XX机场关闭 某地到某地的航班撤消 XX国道正在封闭 XX途径已经全毁，不能通行 XX国道从A出口到B出口已经开放 XX新干线停运 XX地铁线30分钟前重开 XX医院关闭，请转最近的XX医院 轻症病人请往A,B医院，重症病人请往C,D医院 XX病院的透析就诊结束，其余畸形进行 灾区所有人员没有劳保障照常接受就诊XX区域断水，可在XX处免费领取用水 XX地域段停电 XX地区ATM机不能使用 XX银行关闭，请等重开明知 XX银行开端可以取款，但不办理其他业务 XX地区的24小时方便店从新营业。。

可以说，每一条信息都对某个人是无比有用的信息，某一条信息绝对观看电视的几百万观众来说，兴许只对几个人，几十个人有用（比方上面的某医院透析停滞），这种以人为本的精力，不能不让人敬仰。口号也许重要的，可是，上面的信息，注意是国家电视台提供的信息，哪怕其中的一条，岂非不是赛过10句口号么？一个国度能够有大灾，但不能有在大灾眼前完整走样的公共媒体。

覆灭性地震、灭绝性海啸、灾难性的核泄露、数千次余震„„在不到数十小时之内，劫难重重叠叠袭向日本太平洋西岸的东北地带。在这危急时刻，人们见证了日本公共传媒的专业主义和人文情怀，正如《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所言，日本公共传媒在国家重大危机时刻“成为超出所有的公共平台，维系了国民的精神和秩序”。主播们始终坚持平静的面容，给人的感到就是十分刚强。画面上没有呈现令人可怕的逝世亡特写，没有灾民们呼天喊地的镜头，也没有第一线记者虚张声势的煽情式报道。一个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在阅历了地震之后发出感触：（日本）电视台的消息特别镇静，我感到无可抉剔，有信息量却不侵略个人，有数据六和彩公司不煽情，有各种提醒却不造成恐慌。NHK是日本影响力很大的新闻单位，作为着重于公共属性的传媒，始终保持着“我的方法传播”的媒体第一价值，保持了独立和公信力，即使在大灾难来临时也未曾转变。

第二个价值就是做到“及时“、“实时”地疾速播报最新新闻，一经确认，则反复轮流播放。有一个镜头令人印象深入，NHK正开始播放对官房主座的采访实况，当获悉福岛县第一核电站第1号机有可能爆炸后，立刻中止画面，转而反复播放核辐射时的生涯领导及相干避难信息，每隔多少分钟就提示民众留神保险。包含独特社、时势社及其他媒体，都在及时地从各角度庇护着生者的平安和对逝者的尊敬，显示了媒体的社会义务。

第三个价值就是力求信息全面。NHK轮流应用日语、英语、汉语、韩语等五种语言，这就考虑到了受众中可能有非日语观众。日本各大媒体第一时间把辐射量每小时1015微西韦特的正确数据六和彩公司传播出来，并告诉“这相称于普通人一年可以蒙受的辐射量”，而不是轻描淡写地说“影响不大”，塞给受众完全不知所云的消息。

公共传媒不同于其他民众传媒，不同于以盈利为逐利能源的纯贸易媒体，它是一国和一国民及一国基本文明的坚守者，如约瑟夫・普利策所言，是社会性命的第一线眺望者，对内就是“零间隔”，“零时差”的沟通者，对外就是国家形象的公共外交大使。日本大灾，寰球垂泪，这与日本公共传媒实在浮现了日本真面孔不无关联。一个国家可以有大灾，但不能有在大灾面前完全走样的公共媒体。”

在此次灾难面前日本的众多门户网站也在第一时间及时发布关于地震的准确信息，其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准确性有效地消除了灾难带来的恐慌，为政府有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采取应对措施，降低了灾难造成的危害。整合各种报道手段，报道内容多样化、条理化，工具新颖化。

在此次地震报道中，商业网络新闻媒体善于扬长避短，借鉴传统媒体固有的报道优势，整合各种报道模式，在海量信息的基础上，按照信息的轻重缓急，以受众需要的切实感受为依据，以网络媒体人自己的理解和分析为手段，对信息进行梳理、分析、整合，以及观点的提炼和高度的提升，全方位、多渠道、立体式地报道抗震救灾的最新情况。以搜狐网为例，搜狐地震专题网在海量信息的基础上对信息进行进一步的梳理、整合。把真实的灾难场景、受灾群众的情况、突发性事件发生的原因追寻、社会各方面对地震的反映、评价等信息通过专题网站一一公布给受众。，如此设置，一方面关于抗震救灾的各种消息将以一种整体性、层次性的架构呈现在受众面前，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出现受众在海量信息面前无所适从的情况。当今世界，媒介的多载体化、传播的全球化以及信息的数字化是形成多元化传播生态环境的三大元素。传播生态系统中有各种要素，特别重要的就是受众与媒体的互动。基于Web2.0的背景，尽管传统大众媒体仍有其特殊的权力，但受众通过Web2.0可以创造性地运用新媒体和信息，加入传播生态链条，打破原有的传播生态失衡僵局，从而重建传播生态的多元化。从进化的角度看，多元主义的传播生态有利于大众传播种群的长期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