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工业革命时期的文化影响
工业革命时期的文化影响
在新航路开辟以前，人类还处在彼此相对隔绝的区域文明阶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各大文明间虽有一定的联系，但没有形成依存关系。所以，无论在文明发达的东方大国中，还是在落后的西方小国中，都在稳定的结构中发展，很长时间难以突破。但伴随着西方国家对东方财富的渴望开辟了新航路，西方开始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并因为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西方国家产生了严重的供给矛盾，这就是导致产业革命的根本原因。
在18世纪后半期，瓦特发明蒸汽机和工具机连接的生产技术得到了广泛使用，带动了整个工业生产、社会生活，从而产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文明进入机器时代。承载这第一次工业革命成果，西方社会在19世界70年代进入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也称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主要体现在物理、生活、医学和化学等领域。产业革命不是在一国内开始并完成的，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各部分互相作用的结果。19世纪中后期英国“世界工场”地位受到享有后起优势的德国和美国的挑战而逐渐丧失。此后经济发展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剧，国际化的科技发展给全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端于英国工业化时代，瓦特将自己发明的蒸汽机改进为所谓的“万能原动机”，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标志着西方社会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能量守恒定律和转化定律这两个伟大发现也是在这一时期研究发现的，这对于一直坚持的唯心主义创作学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打击和否定。此外，生活学方面两大重要发现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分别是细胞学说和生物进化论，系统地阐述了整个生物界发展的规律。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到更高程度，电力、炼钢和化工技术成为带动整个工业发展的三种力量，而电力技术则起到了核心性作用。西方国家开始逐步走上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道路。
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欧美乃至整个世界社会生产力飞速地发展，对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产生了重大而又深刻的影响。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工厂的大机器生产,使农民克服了小生产者自由散漫、自私狭隘的弱点,成为守纪律、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时间观念,效率观念等现代观念增强。原来的孤陋寡闻,观念陈旧,信息闭塞,逐渐变得思想活跃,人们开始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关心天下大事,眼界也越来越开阔。
再者，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世界是物质的，现实的物质世界是有自然进化和演变而来的，人类也不是由上帝创造的，仅是生物进化饿结果。理性促使人们放弃神创论，而接受自然进化的结果。
自宗教产生以来，人类一直认为世界是神创造的，尽管不同的宗教对世界及人类的解释有所不同，但对于世界的来源一致都解释为“神”创造的。这是人类科学的落后而又追求世界本源的必然结果。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利用宗教来桎梏人类的思维。
科技发展对人们世界观的重大影响是，使人们认识到世界是统一的。19世纪初以前，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孤立的、片面的、人们看事物一般就事论事，很少从事物内在的联系去分析和解决问题。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发现，尤其是生物的进化论和细胞学说的产生，使人们认识到世界的物质的来源，以及人类的真正起源，走上了唯物主义的认识道路。从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中看，一切事物都是相通的、互相转化的。这些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使人们理性地从物质本身去研究事物。
最后，科技发展使人们意识到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使人们建立了发展的观点。在这一点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影响最大。在19世纪中期以前，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仅是片面的，而且也没能以科学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世界，尤其不能认识事物内部矛盾的运动规律。人们早期发展的观点并没有真正区别量与质的划分。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也是如此。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可以看到整个生物界都在发展，而且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进化论告诉人们，生物在进化过程中是生物自身矛盾的发展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生物进化论，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后，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共同讨论达尔文的成果，吸收了她的观点并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从而完成了向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
工业革命时期是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现代科学的重大领域都是在那个时代奠定了基础。这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终于摆脱了中世纪神学思想的束缚，人们开始对世界有了崭新的认识，思想也有了质一般的飞跃。
第二篇：如何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如何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2 年 07 月 26 日 08:05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我要评论 字号： 大 中 小】 【 【打印】 作者：吕铁 贺俊 黄阳华
一、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全球分工体系和我国产业的影响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生产方式的“巨变”，当前脱胎于制造业“自动化”和“大 规模生产”时代的国际分工体系将可能被扬弃，取而代之的新国际分工可能更有 助于发达国家重拾制造业竞争力。
第一，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塑国家间比较优势。其一，终端产品的竞争优势 来源不再是同质产品的低价格竞争，而是通过更灵活、更经济的新制造装备生产 更具个性化的、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发展中国家通过低要素成本大规模生产同质 产品的既有比较优势将可能丧失。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低要素成本优势不能在未来 “大规模定制” 中重新占据一席之地，将失去生产高附加值终端产品的竞争优势。其二，支撑制造业“数字化”的新型装备是实现终端产品“大规模定制”的基础，拥有新型制造装备技术和生产能力至关重要。然而，这些新型制造装备属于技术 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更符合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因此，第三次工业革命 不仅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比较优势，而且强化了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导致不
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外围”世界产业体系将被进一步固化。
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塑二三产业关系。其一，从二、三产业关系来看，由于制造业的生产制造主要由高效率、高智能的新型装备完成，与制造业相关的 生产性服务业将成为制造业的主要业态，制造业企业的主要业务将是研发、设计、IT、物流和市场营销等，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及时对 市场需求迅速做出反应，要求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更为深度的融合，包括空间上 更为集中，以及二、三产业的界线模糊化。其二，从就业结构上讲，一方面，由 于生产环节大量使用新型装备替代劳动力，使得制造业环节的劳动力需求绝对减 少；另一方面，随着服务业活动成为制造业的主要活动，制造业的主要就业群体 将是为制造业提供服务支持的专业人士，这就使得二、三产业的相对就业结构朝 着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增长方面发展。在这样的产业发展趋势下，低技能的生产 工人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下降，高技能的专业服务提供者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加。这对各国的教育、人才培育和就业结构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三，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塑世界经济地理。随着国家间比较优势和产业结 构的变化，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也必将随之改
变。其一，当发达国家重新获得生产 制造环节的比较优势，曾经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 可能重新回流至发达国家，制造业重心向发达国家偏移。其二，由于发达国家拥 有技术、资本和市场等先发优势，将更有可能成为新型装备、新材料的主要提供 商。在此趋势下，发达国家有可能成为未来全球高附加值终端产品、主要新型装 备产品和新材料的主要生产国和控制国，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进一步增强。其三，
由于与第二产业的融合度更高，发达国家在高端服务业领域内的领先优势将得到 进一步的加强。
第四，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塑国家间利益分配机制。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导致 生产关系、从而分配方式的革新。其一，生产制造环节低附加值的格局可能会发 生改变。当前生产制造环节附加值低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产业转移至低要素成本的 发展中国家完成简单、重复性的生产任务，进入门槛较低。这一模式在第三次工 业革命中将难以为继。生产制造环节由更多、更高效、更智能的资本品和装备产 品参与，不仅完成简单重复性的工作，还完成更为灵活、更为精密的任务，生产 制造环节的利润更高，这也是制造业回流至发达国家的重要驱动因素。其二，第 三次工业革命强化了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而由于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专业技能人员组成，所提供服务的价值更高、行业的进入门槛更高、从业人员 谈判能力更高等各种因素，使得服务业在整个价值链分配中所占的份额更大。因 此，随着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相关专业服务业向发达国家进一步集中，发达国 家更有可能享受国家间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构红利”。
综上，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比较优势、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移和收益分配机 制等环节全方位地促进发达国家从中获利。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 本的要素供给、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不断积累的技术能力，逐渐确立了全球制造业 大国的地位。但是在未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中国产业不仅可能面临既有 比较优势丧失之忧，而且因产业竞争力弱而难以占据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旧 疾”也有进一步恶化之虞。
二、做好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准备
虽然目前我们仍然对“人类已经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判断持谨慎态度，但是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系列技术、装备逐步趋于成熟，专业人才的储备不 断增加，又让我们有较为充分的理由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并非子虚乌有。再 考虑到这里所指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人类生产方式的“巨变”，所以也不至于像 其它以某种
种基础技术突破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依据的观点那样昙花一现。更为 重要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对国家间的比较优势、二三产业关系、世界经济地 理和国家间收益分配机制产生深远的影响，不可避免对我国产业的高端和低端环 节都带来巨大的挑战。但历史经验也表明，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为后发国家成功实 现“赶超”打开“机会窗口”，如英、德、美、日等都是善于利用工业革命机遇 的成功者。为此，我国必须尽早做好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各项准备。而有效的 政策部署必须围绕着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主题的制造业“数字化”和“大规模定 制”展开。
第一，突破支撑制造业“数字化”的关键技术，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做好技术 准备。快速成型技术（典型的如 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技术、新材料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关键技术的成熟和产业化是促使制造业从自动化走向数字化 的必要条件，也是各国争夺第三次工业革命先发优势的主战场。目前我国在这些 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环节已建立起一定基础，但是与国外先进技术相比仍有不小差 距，产业化步伐严重滞后。以 3D 打印机为例，目前国内只有少数科研院所在从
事 3D 打印机技术的开发，但是在打印设备、材料种类、产品性能、投入产出效 率等方面仍然落后于美欧等发达国家同类技术，而且产业化步伐滞后更为严重。在市场上为数不多的 3D 打印服务提供商中，仅有个别企业拥有自主打印设备、材料和控制软件研发能力，但只能够制造较为初级的产品，绝大多数厂商仍然采 用进口 3D 打印设备。因此，必须加强对关键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的政策支持，产业政策、创新政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政策应该向这些领域倾斜，将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与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结合起来。
第二，“大规模定制”要求充分重视市场需求在未来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做好市场准备。传统的产业经济研究和政策实践中通常忽视现 实中用户作为创新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制造业“数字化”能够更有效的满足 用户对产品和服务的个性需求，用户作为产业创新者的作用无疑将会更加突出，尤其是在“桌面工厂”和“社会制造”的趋势下，用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 制造商将创新、创意转化为实物产品，因此充分激发用户潜在的创新能力至关重 要。应该充分利用我国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层次双“提升”的有利条件，将“大 规模定制”与促进新兴产业成长、启动“内需”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当前，通过 应用示范、用户体验和会展等形式提升用户对未来技术的认
知度和接受度迫在眉 睫。此外，由于“桌面工厂”和“社交制造”趋势将使得产业组织趋于分散化，形成于前两次工业革命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将失去其合理性的基础。
第三，转变人才资本开发思路，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做好人才储备。第三次工 业革命不仅要求生产组织方式与其相适应，而且对开发和使用这些新技术的人提
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不仅要求先进制造技术及其配套服务的研发人员能够站在 技术创新的前沿，而且对生产现场的工人提出了由简单劳动向技能型劳动和知识 型劳动提升的要求。先进制造技术研发人才和知识型员工的缺乏，加之制约高端 人才流动的诸多制度性壁垒，将成为中国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最大障碍。有利 于前沿技术突破的科研体制改革和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知识型员工培养的教育体 制改革，将成为中国更好融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最有力支撑。要增强高等教育学 科设置调整的灵活度，及时根据未来制造业对设计、IT、营销等专业人才的需求 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强化应用型人才培育。要加强职业培育，帮助人力资本提升 技能，更新知识结构，适应新岗位不断提升的能力要求。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要 尊重和重视学生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的培育，培养学生勇于挑战程式的探索精 神。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第三篇：如何分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如何分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张书林
与分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一样，分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依然可以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制度、国际关系、思想文化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生产力方面。工业革命的目的就是使人们生产更轻松、生活更丰富。第二次工业革命增加了电器制造、发电、化工等许多新的行业，单个职工照看的机器数量更多，生产出来的商品不仅数量成倍增长，而且质量越来越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愈来愈丰富了。
生产关系方面。生产力的进步促进生产关系的发展。由于机器的进步，一个人可以照看的数量增加，工厂的规模不断扩大，管理出现革命性的变化，泰勒制就是成果之一，规范化、标准化逐渐广泛推行。资本家追求企业规模化集团化经营，追求垄断，既降低了成本，获得了高额利润，又生产出质量高的产品。19世纪后期，是一个垄断化的过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垄断集团日渐增多，以至于成为这些国家的特征，如美国就被称为“托拉斯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加速，大城市越来越多，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家制度方面。生产关系的调整，尤其是垄断组织的成长，推动资产阶级国家的改革，进一步消除封建因素，进一步扩大民主，比如选民条件降低，比如妇女开始参政议政。同时，垄断资产阶级开始全面干预国家政策，或者掌握国家政权，资本主义国家主要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袭扰，尤其是1929年大经济危机的打击，迫使资本主义国家行使自我调节功能，开始运用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手段干预经济，开创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新模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扩展，一些老式的封建性强国如土耳其、中国、伊朗彻底衰落，被迫向欧美学习，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或革命，力图赶上潮流。而俄国等国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命，企图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克服资本主义本身难以治愈的痼疾，人类开始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峙并存新时期。
国际关系方面。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越多，参与工业革命的国家越多，生产出来的工业品也就越多，这些工业化国家自己远远不能消化这些商品，于是，它们推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独立国家、独立国家的发展，以便销售更多的工业品。一些国家试图反抗已经工业化国家的剥削，于是就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俄土战争，一些地区就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如埃及、苏丹的反英起义。老式的封建国家、奴隶制国家，无一例外，彻底战败，都彻底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一些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干脆将工厂开到这些地区，就地筹集资金，就地招募工人，就地搜集原料，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这就开始了资本输出的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想独占世界市场的最大份额，先是瓜分世界，然后是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之后要求重新瓜分世界，于是，局部战争如美西战争、英布战争、日俄战争打了起来，于是，大规模世界大战也出现了，两次世界大战就是重新瓜分世界的最高的最极端的表现。
思想文化方面。科学技术改变着世界，也在改变它自己，一方面完善已经取得的成就，一方面孕育新的革命，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论就是海啸式的革命。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思想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恩格斯晚年，修改了许多早年的论断，而列宁又将这一学说推进到进行具体实践的列宁主义阶段。民族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其理论都得到丰富和完善。而文学艺术，反映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成为潮流，工业革命的利与弊在作品中被揭示得淋漓尽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是更深刻的。
张书林，1962年生，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历史高级教师，电话62381873，email:kfqzsc@tom.com.
第四篇：夏商周时期的文化
夏商周时期的文化
淮河流域与中原邻接，夏商周中原发达的古代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形成了本地区善于吸收、融会、发展各种文化因素的优良传统，并使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南北交汇、东西交融的复杂状态。考古发现揭示出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宏观探讨夏商周中原王朝礼制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辐射和影响，以期从这一侧面透现出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特色。
夏部族在中原地区的活动中心和夏王朝建立后的统治中心地带在现今的豫西和晋南一带。其实，夏王朝的统治区域是相当广阔的。其统治势力已拓展到淮河流域，夏与淮河流域关系密切。
考古发现也证实淮河流域的大面积地区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在淮河重要支流颖河两岸，二里头早期文化对其有重要影响。程窑遗址二里头文化期的遗物就蕴含有夏文化因素。在登封王城岗遗址中，包含有完整的二里头文化、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晚商文化及周文化，颍河上游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承袭当地龙山文化晚期因素的基础上，深受豫西二里头夏文化的影响，部分陶器器形发生了明显的形态嬗变。
河南周口地区1978年的地面调查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16处，商代遗址19处，西周遗址12处。周口地区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中原夏文化对该地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甚至还影响到了器物的组合，使二者的文化性质有很大的相似性。
中原夏文化还拓展到江淮地区。目前在安徽江淮之间、霍山以北地区发现了不少夏商文化遗存。如属斗鸡台文化的斗鸡台、薛家岗、含山大城墩、青莲寺等遗址中都包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但仅有中原夏文化晚期的文化因素出现于此，且文化因素的影响仅停留在个别器物的具体形制上，说明夏文化对此地的影响晚且较肤浅。
淮河流域的岳石文化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但豫东、鲁西的岳石文化中却包含有中原夏文化因素。在最能反映文化特质的陶器遗物中，鸡冠耳盆、觚形杯、舌状足三足罐等具有明显中原二里头文化特征的器物广泛存在于上述地区的岳石文化中，应该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所致。豫东、鲁西、鲁北地区正是夏代初年夷羿族团对夏战争失败后东退的活动地区，由于夷羿族团势力的减弱，使得夏及周围其他部族乘虚而入，使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受到夏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剧烈冲击。而在鲁中南、鲁东南及胶东地区，由于东夷集团自身稳定，实力较强，因而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少[7]。这一考古学现象，很可能是夷羿族团对华夏集团征伐失败、夏族大举东进造成的。
由此可知，中原夏文化对淮河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的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地影响到了豫西、鲁东、皖北的淮河下游地区。这种考古学观察反映了夏与东夷、淮夷集团势均力敌，中原夏文化与淮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如岳石文化等基本是同步发展的。夏与东夷、淮夷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是相邻的两族如夏与淮夷关系密切，而彼此较远的两族如夏与东夷则关系较疏远。
公元前17世纪后期，商代夏而兴。考古发现证明商文化的对外扩张体现了一个明显的动态过程。比较二里岗上、下层文化的分布，可以看出商文化主要是向东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这种扩张态势一直延续到殷墟早期，并成为商王朝最
强盛的历史时期。
随着王朝势力的拓展和军事殖民，在十里铺遗址商文化层中，出土有商式陶器、石器、骨器和青铜刀与青铜镞，并发现有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和冶铜坩埚等，说明这里很可能是一处商代的冶铜作坊遗址。
商王朝的崛起与对东土的经略，对海岱地区东夷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考古发掘揭示出，在商代前期和后期出现了两次商文化东进的浪潮，从而使淮河流域的政治地理逐步改观。说明此时商王朝向海岱地区的扩张并不限于一般的武装殖民，而是在这片新拓展的土地上推行王朝礼制文化并迫使土著接受，还建立起新的统治网络，使之成为商王朝在政治上可以直接控制的“东土”。商文化第二次东进浪潮是在考古学上的殷墟文化期。商王朝势力在淮河下游海岱地区北部已达胶莱平原的东部；从贵族墓葬如青州苏埠屯大墓的葬制看，几乎完全反映了商王朝的礼制文化；而从一般遗址或中小型墓葬材料看，则是商文化因素与土著文化因素共存。该地区地方传统文化因素较多，与中原商文化差异较大。胶东半岛和鲁东南地区仍是东夷文化的统治区。
殷商一代，商族人居于海岱和徐海地区，本就与东夷、徐戎、淮夷杂处，先进文明对于落后文明的影响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淮河流域的徐淮地区在政治上完全接受商王朝的统治，成为商朝的藩属。象征王权威仪的礼乐文明随着王权势力的扩张明确地推行到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器的发现已证明了这一点。商代礼乐器的出现，证明淮河流域的青铜器铸造应是在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表明了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乐文明与中原地区礼乐文明的融合与发展[30]。
上述考古学观察反映出商灭夏后，加强了对东方地区的控制。在商文化的冲击下，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反映了商王朝统御范围的广大，商文化的波及之处，既有商王朝的直属统治区，也有间接统治或王朝文化的影响地区。商文化的影响促进并带动着淮河流域土著居民的文明化进程。西周是宗周文化和势力的极盛时期，周王室统治区域和文化影响范围空前扩大。分封制的进行，又促使淮河流域周方国众多。宗周文化及政治势力的强大使无论分布于何地的青铜礼器的形制、铭文及书写位置等都高度一致。这一方面反映了西周文化的高度一统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周王朝在广大区域中强制推行王朝礼制文明的结果。
承殷商遗续，周初已将淮河上游纳入周王朝的统治范围内。西周对淮河流域的统治是建立在商朝对东夷征伐的基础上的。西周继承了商朝，并扩大了统治，直到东夷最后完全融会到西周文化中去。
淮河下游的徐国在西周时期是一个可与宗周抗衡的大国，其疆域南至洪泽湖周围，西至安徽东北部，北至山东南部，国都在今天的泗洪县境内。从吴文化蕴含有西周文化因素的事例中，也可说明西周中原文化对淮河下游地区必然存在着强烈的影响。在吴文化的四期中，宗周文化对前二期有显著的影响。其第一期为西周早期，文化内涵表现出承袭湖熟文化传统和深受中原周文化影响的特征，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和铭文多以中原风格为主，有的可能直接来自宗周。第二期为西周中期，本期文化吸收了中原周文化和太湖流域的文化因素，属于吴文化的发展期。青铜器中宗周器少见，大多为仿宗周器。第三、四期为吴文化极盛后急剧衰落的时期，基本不见中原文化因素的存在，青铜鼎、甗、缶、罍、尊等多具南方青铜器特色。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由于东周时王室衰微，王朝力量削弱，诸侯坐大，僭越礼制，从而导致礼崩乐坏，所以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多元化正反映了当时国家政权的分裂。上述吴文化青铜器的发展过程证明其青铜铸造深受中原
周文化影响。从文化传布的强弱与距离远近成反比的规律看，西周中原文化极可能要通过淮河下游传布到江淮地区，淮河下游所受的周文化影响不会弱于其南方地区。
在历史时期，王朝国家政治因素对古代文化有着重大影响，从一定层面上说，不同的地理因素使考古学文化具有多元性，而政治因素却使考古学文化具有强烈的统一性。虽然目前淮河流域周代遗址发掘较少，但从其墓葬制度和丧葬习俗等方面却可反映出西周王朝文化的强烈影响。西周时期，中原葬制中仍盛行口含习俗，且对淮河下游地区有较广泛的影响。“琀”的出现，反映了商周时期中原丧葬习俗及意识形态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综上可知，进入阶级社会后，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吸收和融合了包括中原夏商周文化的多种因素，并进行改造和创新，从而为繁荣强大的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夏商周中原文明不但影响了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面貌，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淮河流域古代居民的结构和成份，并对本地区青铜时代族属的最终形成产生了深远意义。从地理上看，夏商周中原文明的浸润由西而东递减，土著文化因素递增；从社会层次上看，对中原王朝礼制文明的接受程度，则由社会上层而下层递减。当然，文化的交流是互动的，在中原地区夏商周文化的遗存中也发现有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所特有的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等，但所占比例甚小，且主要集中在郑州商城、殷墟等城市遗址中，可见中原地区与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交流并不是对等的。淮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特质明显地表现出其输入和接受功能远远大于其输出和辐射功能。这正印证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一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动态体系，在各个分支文化系统中都可见到大量存在的文化传播的事实，各考古学文化之间大量存在着文化渗透、融合、同化和分化的特征，从而使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了不同谱系的多元结构。当然，夷夏融合和多源一统的中国古代文明的最终形成，并不是在某一代就能完成得了的，在夏商周之后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具体到淮河流域古代文明化进程而言，夏商时期是其积渐发展时期，西周时期则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构成格局中大放异彩，其地位非同一般。
第五篇：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汉族社会生活的胡化现象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在这一时期前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内迁，在黄河流域与北方汉族杂居共处。并各自在中原建立了存在时间或长或短的政权，出于维护本民族政权的考虑，各民族努力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同时也使得北方汉族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的受到各少数民族的影响，尤其是生活习惯、社会风俗等方面，吸取其精华，并融会贯通，促进了中原汉族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特色的多层次的文化。对以后社会的发展有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字：魏晋南北朝 中原汉族 社会生活
曹魏、西晋在短暂的统一之后，中国历史即进入了纷繁复杂的南北朝对立时期。尤其是在五胡十六国，北方黄河流域战争不断，人民相继迁徙流亡，无形之中，使得各个民族加快了相互融合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各种文化双向传播，相互吸收。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精华尤其是在社会生活方面，即兼收并蓄，交融汇合，又丰富了自身文化的发展。下面就社会风俗、乐舞艺术、语言文学等方面展开论述，了解一下在民族融合的趋势下，这一时期中原文化的“胡化”现象。
一、社会风俗方面中原汉族的变化发展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有过五十二年(265—517)的短暂统一外，另外的三百年战乱频仍，使得各民族杂居相处更加趋势化。在战乱的环境下各民族的相互交融，其内容首先是在衣食住等物质生活方面。其次才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对文化内涵的吸收融合。在这一过程中，中原汉族充分的吸收了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精华，使得自身的物质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一）服饰器物方面
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在先秦时期已有交往。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开始将塞北少数民族的服饰引入中原。而两汉时期，伴随着双方交流的加深，又有不少胡物传入中原。东汉灵帝时“好胡服、胡帐、胡坐······京都贵戚皆竞之。”[1]（五行志）不过当时这些物品也只局限于少数汉族统治阶级使用，还没有十分的普及到下层群众。到魏晋时期，战乱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夷夏观念，北方少数民族的胡服器物开始大规模的进入百姓之家。
中原汉族的服饰吸收了少数民族众多的的服饰内容，使得服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新颖的样式。如流行的服饰样式貂蝉，就源于少数民族。“貂蝉，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焕，外柔易而内刚劲也。蝉，取其清虚识变也。”[2]（舆服第一·貂
蝉）还有冠饰的变化，《搭耳帽》：“本胡服，以韦为之，以羔毛络缝。······其名爪牙帽子，盖军戎之服也。”搭耳帽本是少数民族，经过改变成为军队的帽子。而“靴鞋”之类，亦是胡人之物。“靴者，盖古西服也。昔赵武灵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 黄皮闲居之服。”[3]（靴笏）北朝时鲜卑人多着靴，《北史·武帝纪》下“平齐之役，见军士有跣行者，帝亲脱靴以赐之”。而当时卖靴也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魏书·徒何慕容永传》“（慕容）暐即为苻坚所并，永徙于长安。家贫，夫妻常卖靴于市。”
到西晋时期，少数民族的服饰使用的越来越多。“泰康中，以毡为絔头及络带袴口。”“夫毡毛产于胡，而天下以为絔头、带身、袴口。”因为使用的太过于普遍，加上当时人们对少数民族的认识还存在偏差，所以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因为“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4](卷27 舆服志）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民族杂居融合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中国衣冠逐渐的全用胡服。流行于当时的有长帽、短靴、袄子、羃离等等。各种胡服，中国尚之。
“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及全用胡服。”
[5]（卷一）
“幅巾传于汉魏，羃离起自齐隋，[6]（卷2 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幞头始于周朝，巾子创于武德，胡服靴衫，岂可辄施于古象。”“朱紫玄黄，各任所好。”[7]（卷45 舆服志）中国的服饰变化兴于十六国，盛于北朝，从中国北方开始，逐渐向中国南方推进，延至隋唐，大局粗定。朱熹曾言：“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衮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礼，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
[8]（卷91 礼八·杂礼）
魏晋时期，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物质交流随着社会的发展继续进行，草原民族的器物在中原地区得到汉族民众的广泛使用。尤其是胡床的使用，在魏晋时期为人们所喜爱和重视。魏文帝在日常生活中喜欢胡床，外出打猎也携带作为休息之用。《三国志》卷十六《魏书·苏则传》载，苏则“从行猎，拔，失鹿，帝大怒，距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将斩之”。裴潜在任兖州刺史时，“尝作一胡床，及其去也，留以挂柱”。以显示自己的为官清廉。西晋时期，胡床为各个阶层所使用，甚至抢劫之人也是用胡床。陆机在去洛阳途中，经由会稽郡时，戴若思坐在胡床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4]（卷69
在戴若思传）
除了胡床之外，还有很多的器物传入中原，为人们所喜爱。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势力更盛，无论胡汉，使用胡物更加普遍。
（二）饮食方面。中原本是农耕地区，人民虽然不废牲畜，但是畜牧业仅仅是副产业。生活所需的资料以农作物为主体，畜产仅其补助农业，决不能容许大量的耕地变为牧地，使之妨碍于农作物的生产。自魏晋以来，以农耕为基本产业的中原地区，逐渐的
渗入北方畜牧业的势力。中原生活的方式也逐渐的发生了变化，由以食粟为主，转而向以乳肉为主。[9](P44)
众所周知, “食肉饮酪”一直是胡族典型的饮食习惯, 史称：“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毛毛，其性能寒。”[10]（卷49 晁错传）而汉民族传统的饮食中很少有乳制品, 但到魏晋南北朝时, 大批北方游牧民族入居中原以及中原地区畜牧业的发展, 使汉族人民的饮食习惯逐渐发生了变化。至十六国北朝, 随着胡汉民族的长期杂居, 饮酪慢慢在北方汉族社会普及开来, 并直接影响了宫廷和贵族们的饮食, 酪浆成为时尚饮品。潘岳《闲居赋》中有“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典型的是王肃改变原来的饮茶食鱼的生活习惯而逐步适应北方的饮食。《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有记载: “(王)肃初入国, 不食羊肉及酪浆, 常饭鲫鱼羹, 渴饮茗汁。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后, 肃与高祖殿会, 食羊肉酪粥甚多。”《齐民要术》卷六养羊第五十七记载了“作酪法”“作干酪法”“作漉酪法”等技术，说明乳酪在中原地区广为流行。
除此之外, 胡饼和胡饭也为汉族人所钟爱, 《太平御览》引王隐《晋书》载: “王长文, 州辟别驾, 阳狂不诣, 举州追求, 乃于成都市见, 蹲地啮胡饼。”东晋名士王羲之亦是“坦腹东床啮胡饼”。再《艺文类聚》引梁吴均《饼说》载: “宋公至长安, 得姚泓时故太官丞程季者, 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 何者最先? ’季曰: ‘仲秋御景, 离蝉欲静, 燮燮晓风, 凄凄夜冷。臣当此景, 唯能吃饼’。”可见, 胡饼在当时的饮食中之地位，胡饼已成为人们所非常喜欢的一种食物。另外还有羌煮、胡豉、胡椒酒、生羊烩等各种副食也为中原人士喜爱。胡食受到人们的欢迎，成为中国饮食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历史景观。“自泰始起来，中国尚之”。[11]（卷一四）
（三）婚姻风俗方面。魏晋时期，胡汉广泛通婚，汉族的婚姻习俗受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呈现出独特的胡风特色。如入帐交拜、催妆、跨马鞍、戏弄女婿等，基本上都是受北朝胡人习俗的影响而来的。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卷四《贬误》载：“今士大夫家婚礼，露施帐，谓之入帐，新妇乘鞍，悉北朝余风也。《聘北道记》云：‘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新妇，夫家领百余人或十余数人，随其奢俭，挟车俱呼：‘新妇子，催出来。’其声不绝，至新妇登车乃止，今催妆是也，以竹杖打女婿为戏，乃有大委顿者，江德澡记此为异，明南朝无此礼。”这表明入帐交拜、催妆、新妇乘鞍、戏弄女婿等婚礼仪式都是北朝的风俗。
“‘新妇子，催出来，’至新妇登车乃止”。说的就是催妆之事，只是发展到唐代，大呼小叫的野蛮行为变成了吟咏催妆诗的文雅之举。如陆畅《云安公主下降奉召作催妆诗》：
云安公主贵，出嫁五侯家。天母亲调粉，日兄怜赐花。
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
诗中的“百子帐”又名“穹庐”、“青庐”，是新郎新娘交拜的地方。青庐，即用青布做的帐子，亦为穹庐、百子帐。《梁书·河南传》：“鲜卑、吐谷浑有屋宇杂以百子帐，即穹庐也。”及至唐以后，入帐交拜，演化为拜堂之俗。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娶妇》：“次日五更，用一桌，盛镜台镜子于其上，望堂展拜，谓之新妇拜堂。”
“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婿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是“弄女婿”，是指男方迎亲时，女家亲友相聚，以口头的甚至动手的方式来戏弄新郎，此种习俗在北朝颇为盛行。《北史》卷十四《齐文宣皇后李氏传》附“段昭仪传”载有：“段昭仪，韶妹也。婚夕，韶妻元氏为俗弄女婿法戏文宣，文宣衔之。”
新妇乘鞍的婚俗也自北朝时兴起，主要是取其“吉祥、平安”之喻意。“婚姻之礼，坐女于马鞍之侧，或谓北人尚乘鞍马之意。夫鞍者，安也，欲其安稳，同载者也。”（卷上·婚姻之礼）
[12]由于这些婚礼习俗有美好的喻意，被中原地区的人们乐于接受，至唐时依然盛行。此种种婚俗，“近代婚嫁，有幛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及有卜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13]（卷五·花烛）
二、乐舞艺术方面
魏晋时期，在艺术方面，“华戎兼采”
[14](卷14音乐志中)
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精华，胡歌、胡乐、胡舞等流行，给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增添了新鲜的色彩。并出现了很多擅长吹奏的大家。“魏晋之世，有孙氏善弘旧曲，宋识善击节唱和，陈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弹筝，朱玉善琵琶，尤发新声”。[4]（卷23 乐志）
当时流行的胡乐主要有箜篌、琵琶、胡笛等。虽然胡乐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中原，但真正的流行是在魏晋时期。
箜篌。为当时人所喜欢。北魏高阳王元雍有一个叫徐月华的美人善于弹箜篌，“能为《明君出塞》之曲歌，闻者莫不动容”。永安年间，嫁给卫将军原士康为侧室。住宅接近青阳门，“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15](卷3 城南)足见其曲艺之高超，亦表明时人对此乐有很高的欣赏力。《北齐书》卷二十二《卢文伟传附孙询祖传》记载，卢宗道任南营州刺史，“尝于晋阳置酒，宾游满座。中书舍人马士达目其弹箜篌女妓云：‘手甚纤素。’宗道即以此婢遗士达，士达固辞，宗道便命家人将解其腕，士达不得已而受之”。在晋阳官宦人家有专门弹箜篌的女妓，说明当时箜篌已经非
常流行，而且是黄河流域民众喜爱的乐曲。
琵琶。《释名》曰：“琵琶，本胡中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为名。”[16]（卷583 乐部二十一 琵琶）从匈奴传入黄河流域。北齐时，琵琶极为盛行，举国上下皆弹琵琶。高澄“尝令章永兴马上弹琵琶，奏十余曲，试使文略写之，遂得八”。尔朱文略“弹琵琶，吹横笛，谣咏倦极，便卧唱挽歌”，[17](卷48尔朱荣传附子文略传）显现了鲜卑族的风貌。齐后主“盛为无愁之曲，帝自弹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17]（卷八 后主纪）魏成武帝时，祖珽为中书侍郎，“又自解弹琵琶，能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者为娱。”[17]（卷47 祖莹附传子珽传）因为琵琶盛行，为当时人所钟爱，所以当时很多人以此为途径，进入仕途。北齐人曹僧奴及其子曹妙达“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17](卷92 恩倖传·齐诸宦者传附胡小儿传）
胡笛。在西晋时期，经过了大规模的改造，以适应内地音乐演奏的需要。黄河流域善于吹笛的人史书多有记载。石崇的家伎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崇传）
[17](卷33 石苞传附石向秀在《思旧赋》序文中称“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廖亮”。在赋文中以“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表达了自己的心迹。显然，传入内地的少数民族乐器已经融入民众的生活之中，成为人们娱乐的重要器具。
胡乐在北方十分盛行，“西凉鼙舞、清乐等，一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14]（卷14 音乐志中）而且在江南地区，音乐也受到影响，“有西、伦羌胡诸乐舞，······并列于宫廷，歌词多淫哇不典正。”
[18]（乐志）
隋统一之后，文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炀帝时又改为九部乐。至唐时设置燕乐、清商乐、西凉乐、龟兹乐、高丽乐、天竺乐、安国乐、康国乐、疏勒乐、高昌乐。其中燕乐和西凉乐，大多源于北朝的胡汉混合乐。唐诗中对胡乐的盛行也做过生动的描述。如元稹《法曲》云：女为胡妇学胡装，伎进胡音务胡乐。王建《凉州行》：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
随着胡乐的传入，周边的少数民族的舞蹈也逐渐的传入中原地区并融入汉族的生活。曹植会跳胡舞。曹植在接见邯郸淳时，“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非小说数千言讫”。[19](卷21 魏书·王粲传附邯郸淳传)可见，随着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接触，草原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为曹魏政权上层所接受。晋傅玄《猿猴赋》曰：“或低眩而择飒，或抵掌而胡舞。”此句虽是赞美猿猴的舞蹈姿势，也表明傅玄看过胡舞。北齐的魏收也是“好声乐，善胡舞”。[20]（卷37 魏收传)在黄河流域本土化的胡舞后来也流传到江南地区，梁元帝《春夜看妓诗》有“燕姬戏小堂，胡舞开春閤”之句。
三、文学语言
汉族在语言方面，吸收了少数民族精华，给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曾添了新鲜的色彩。
十六国北朝时期，因为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原，所以当时学习胡语成为一种风尚。而鲜卑语的学习更是时髦之举。高欢可以兼说汉语和鲜卑语，“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20](卷21高乾附昂传)这也说明当时的北齐军人能够听懂鲜卑语和汉语。又“齐朝有一士大夫，常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业。’吾时俛而不答。”[21]（卷1 孝子篇)由此可知，在北朝通晓鲜卑语可以“以投天隙”，作为入仕的途径。《北齐书》载：“祖考微以解鲜卑语，得免罪，复参相府。”通晓鲜卑语可以作为一种救生的方法。另据史载：天和四年，······周武帝躬趋殿下，口号鲜卑，问讯众僧，几无人对者，藏在末行，挺出众立，作鲜卑语答，殿庭众僚，咸喜斯酬。敕语百官：‘道人身小心大，独超群友，报朕此言，可非健人耶。’。
[22]（释法藏传）
《颜氏家训·音辞篇》指出:“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此说明北方汉族语言中杂有“胡虏”之音。在隋朝末年，鲜卑人陆法言著有《切韵》，以当时洛阳音为主音，酌收古音以及其他地方音，建立了汉语的韵母系统，为唐宋韵书的始祖。
当时，除能解鲜卑语之外，还能书写。庾信《哀江南赋》：新野有生祠之庙，河南有胡书之碣。胡书即文字。而且庾元威在《论书》中称“白体有胡书”。
在文学方面。因为南北长期对峙，北方汉族主要吸收了入主中原的五胡文化，北
[7]（卷29 音乐志）朝以来的大量乐章歌辞，“其曲亦多可汗之辞”。著名的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据《乐府广题》记载，此民歌是东魏时敕勒人斛律金奉高欢之命而唱，《乐府诗集》称“其歌本为鲜卑语，易为齐语，故其长短不齐。”其气势雄浑，声调铿锵，对以后隋唐诗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胡歌质朴刚劲，与六朝的艳曲骈文迥然不同。《隋书·文学传叙》：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辞义贞刚，重手气质。《乐府诗集》称“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唐诗正是汲取其特点，尤其是雄浑的边塞诗，达到了新的高度，为后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总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处于和平和战争交替的状态，北方的少数民族凭借其优
势的生存方式，频繁的进入黄河流域，扩大了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族交流的范围，提高了交流的程度，使中原汉族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精华，在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等方面出现了文化多元的现象，对中原地区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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