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重庆四大官邸故事很多

第一篇：蒋介石在重庆四大官邸故事很多

蒋介石在重庆四大官邸故事很多

蒋介石“重庆行营”原貌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曾家岩官邸门前最著名的那张合影

引子 “重庆行营”——蒋介石最早落脚的地方

不久前，重庆有网友爆出蒋介石“重庆行营”旧址被拆除的消息。

蒋介石“重庆行营”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西路14号。“重庆行营”修建的年代大约为1935年底，当时国民政府颁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任命顾祝同为主任，行营辖区包括川、康、黔、藏在内的整个大西南。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最初的办公地点就设在“重庆行营”内，之后才搬到了位于南岸的黄山云岫别墅。他当时生活起居就在这里，但目前还没有找到相关详细的资料。

文物专家认为，“重庆行营”是当时国家最高中枢机关，修建“暗道”主要是为紧急逃生避难。据中新社报道

蒋介石本人曾说过，“本人自出生以来，除家乡以外，没有其他地方比重庆算得是我第二故乡”。蒋介石在重庆的8年，到底住过哪些地方，又发生过什么关系重大而又惊心动魄的故事？今天本报带你翻开尘封的历史。本期阵眼

蒋介石在重庆有几处官邸

最早落脚的官邸是哪里

蒋介石在重庆8年都发生了什么

他逃离重庆前一晚是如何度过的曾家岩官邸 重大决策在此拍板 蒋介石最核心的住所，仍是曾家岩的官邸。

三峡博物馆城市发展研究部主任张荣祥介绍，此处官邸，门牌号是德安里101号（又名“尧庐”），当年为了保密，就连邮递员也不知德安里究竟在什么地方。

其实，这座官邸就在中山四路上，离《双十协定》签字地桂园不远。当时，它的公开名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可别小看这个侍从室，它的地位非常高，相当于是蒋介石的中央办公厅”。大院内有中西式建筑多幢，多为一楼一底，各有特色。院内还建有防空洞，昼夜戒备森严，要持特别限期通行证才可入内。“如果要给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排个位，曾家岩官邸当仁不让应该排第一。”重庆市社科院邓平研究员说，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外交决策，都在这里酝酿和拍板。“现在仍能找到抗战时期蒋家在曾家岩官邸前拍摄的多张历史照片，包括毛泽东和蒋介石最著名的那张合影”。林园官邸 毛泽东舌战蒋介石

沙坪坝的林园官邸，则见证了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一次激烈交锋。“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也在林园住过一晚”，张荣祥介绍，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当晚，蒋介石在林园设宴款待。第二天清晨，一向昼夜颠倒的毛泽东早早起床来到园中散步，竟正好碰上蒋介石，两人坐在石桌旁晤谈国事，留下了国共谈判中的一段奇谈。

当天，蒋、毛对坐，毛泽东诚恳地说：“中共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久的和平能够实现……”蒋介石断然否认：“毛先生，中国没有内战！”话音未落，全场愕然。毛泽东当即大义凛然地反驳：“要说没有内战，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连三岁的娃娃也不会相信！”……

但少有人知道的是，见证这场舌战的林园，当年差点儿没修成。

1938年，张治中为保证最高领导人的安全，提出在西郊修一幢别墅，作为曾家岩官邸万一被炸的“陪邸”。不料，一时议论纷纷，认为不该大兴土木。蒋介石派人给张治中送去一张纸条：“老鹰岩房子，不盖可也”。张治中犹豫再三，硬是将别墅盖了起来。

1938年11月官邸落成，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前来参观后赞不绝口，蒋介石为表敬老尊贤，就把它送给了林森，“林园”由此得名。直到1943年5月，林森出车祸去世，蒋介石才将林园收回。黄山官邸 蒋介石两遇生死劫

蒋介石在重庆最惊险的遭遇，发生在南岸黄山。“他有两次差点儿被日本人丢的炸弹击中”，张荣祥说，1941年8月8日起，日军对重庆施行7昼夜的“疲劳轰炸”。其间，一群日机扑向黄山，一枚炸弹恰好落在蒋介石官邸脚下的专用防空洞洞口，着实引发了一场虚惊。

8月30日，蒋介石正在黄山官邸召开军事会议，偷袭日机突然而至，扔下一批炸弹，击中“云岫楼”一角，炸死卫士2人，4人受伤。蒋介石与参会人员慌忙踏着斑斑血迹躲入防空洞，这才幸免于难。

为什么这次轰炸目标如此准确？专家介绍，据日本陆军航空队第三飞行集团团长远藤三郎回忆，他从离任的意大利驻华大使口中知道了黄山官邸具体位置；随后又收到8月30日蒋要召开会议的密电，这才制定了直指黄山官邸的空袭计划。

据介绍，这是蒋介石在重庆的四大官邸中，唯一对公众开放的一个。“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五年间，特别是初春到深秋的漫长光景，蒋介石为避开空袭和酷暑，长期以黄山作为经常驻地。” 小泉校长官邸 曾建重庆最大礼堂

巴南南泉镇往西1.5公里，花溪河畔百米外，坐落着另一处住所，它有个特殊的名字：小泉校长官邸。

为什么叫“校长官邸”？邓平介绍，蒋介石以黄埔军校校长起家，他热衷于担任军校校长一职，全国主要军政院校的校长均由他担任。1938年秋，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从南京迁到南温泉，蒋介石常去训话和主持典礼。教育长陈果夫特意在此建成这幢西式平房，供他临时休息或住宿。

“那边还有蒋介石躲轰炸的防空洞”，负责官邸一带花草养护的钟崇华兴奋地说。“以前旁边还有个“三八园”，日本人丢的炸弹在这里炸了个大坑，就挖成水池，种上了荷花！”当时中央政治学校的礼堂“中正堂”，是当时重庆最大礼堂之一。它占地1900平方米，可容3000余人。原来，位于佛图关的国民政府大礼堂被日机炸毁后，就在这里照原图纸建了一个新礼堂。

当时林森、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等都在南泉一带建了别墅。这里风景秀丽，花溪河上可泛舟，温泉池中可戏水，建文峰上可观云雾，因此，蒋介石有时会在此休闲并举行宴饮交际活动。

蒋介石辗转来往于这四处官邸之间，走过了在重庆的八年。1946年蒋介石在“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大会”上说：“最短期内即将离开重庆，又不免依依。本人自出生以来，除家乡以外，没有其他地方比重庆算得是我第二故乡”。据《重庆晚报》报道蒋介石在重庆的最后一天

1949年11月29日晚，蒋介石在重庆最后一夜。这一夜，伴着阴晦细雨，他是如何度过的？向文职官员发手枪

文史资料显示，当晚，位于重庆西郊歌乐山的林园官邸人来人往，川流不息。院内侍卫官站了一大排，应召前来的勤杂人员忙着搬迁。军需官打开了武器库，开始向文职官员分发手枪。一号楼那边，每隔几分钟就听得见电话铃响，气氛十分紧张。

在蒋介石居住的小平房附近，则一片肃静，门厅里只有几位高级将领，正襟危坐，连咳嗽也尽量憋着。侍从人员端茶倒水蹑手蹑脚，生怕打扰了总裁。

身着长袍马褂的蒋介石，正在虔诚地做着基督教的晨祷，他的嘴唇悄然翕动，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而就在林园官邸的高墙外，防守川南的罗广文兵团残部，这时正沿着成渝公路向西方向逃窜，路过重庆连停都不停一下。

蒋介石是半个月前自台北飞临重庆的。此行目的是亲自部署所谓的“重庆保卫战”，撑持危局。

来到重庆，他便下令撤销了警备司令部，成立卫戍司令部，以第20军三个整师的兵力，在长江南岸大兴土木，构筑工事。同时，他还紧急抽调800辆卡车，将胡宗南的王牌第一军赶运重庆，意欲与解放军决一死战。

谁知，正是他飞来重庆的短短两周里，防守川东白马山的宋希濂大部被歼，宋希濂本人害怕受到处分，潜逃川西，下落不明。固守川南的罗广文部溃不成军，望风而逃。解放军先头部队已抵达近郊南温泉，与胡宗南部交火，重庆朝不保夕。无奈放弃陪都重庆

大势已去，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一生中又一痛苦的决定：放弃连八年抗战都未丢失过的陪都重庆。

文史专家在大量史料佐证中摸清了重庆解放头一天，蒋介石的生活细节——29日晨祷刚过，蒋介石味同嚼蜡地用过早餐，捧起平日喜读的《荒漠甘泉》，但他翻来翻去一个字也读不进去。

幕僚曹圣芬向老头子请示：“总裁，何时给您安排座机？ ”蒋介石愣了一下，随即沉下脸说：“去问那些不争气的将领，别来缠我！”

中午时分，蒋介石在林园官邸召集三军首脑开会，讨论善后事宜，顾祝同、萧毅肃、杨森、钱大钧、王叔铭、晏玉琮、毛人凤、蒋经国、俞济时等人出席。

因连日的失眠和焦虑，蒋介石显得异常憔悴，看上去像是骤然老了几岁。他呼吸艰难地说：“为了保存国军有生力量，我已决定放弃陪都，请各部队长官按紧急应变计划，将所有官兵撤至成都待命。” 溃逃前破坏重庆城

这天，蒋介石还在琢磨他的“川西保卫战”。他手上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建制完整的胡宗南集团，一共还有30多万人马，而且全部美军装备。他准备依托这支部队与解放军周旋到底，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转入反攻。

突然间，保密局长毛人凤报告说：“中美合作所的全部犯人均已处决。另据技术总队报告，綦江公路大桥已经炸毁，重庆市内的重要破坏目标，你看何时动手？ ”“还等什么？共军已抵南郊，难道要像广州撤退那样，把物资留给共产党吗？”蒋介石逼视着毛人凤反问道。“是，我马上去执行。”毛人凤心惊胆战地答道。

毛人凤刚转身，又被蒋介石叫住了：“听着，兵工厂、飞机场、水电厂、广播大厦必须炸掉，一块完整的瓦片也不能有！” 凌晨三点飞离重庆

11月29日下午的时光，蒋介石是在与蒋经国的闲聊中度过的，他实在没什么可做了。

夜色降临了，一股股阴郁的寒气，渗入蒋介石下榻的小平房。他在那里呆坐着，桌上的晚餐几乎未动。

蓦然间，林园官邸被一阵阵沉闷的爆炸声震撼，玻璃窗簌簌作响，片刻之间，灯火通明的城区立刻变得漆黑一片。保密局开始对这座城市实施破坏了。

蒋介石神色冷峻地站起来，乘车离开林园官邸，前往机场。

白市驿机场混乱尤甚，跑道旁堆放着一箱箱黄金白银，准备直接运往台湾。在机场候机室里，挤满了等候航班的军政人员，心急火燎地涌进机场，又被全副武装的宪兵无情地驱逐出去，吵嚷声不绝于耳。

蒋介石、蒋经国等人在侍卫官的簇拥下登上专机，高级幕僚和随行人员上了另一架飞机。

1949年11月30日凌晨3时许，统治中国22年的蒋介石灰溜溜地离开了重庆。此时，距山城解放只差几个小时。老兵回忆蒋介石吓得在飞机上过夜

2009年11月19日，当年率兵占领白市驿机场的老兵、时任二野3兵团陆军第12军35师103团三营代理营长、已88岁高龄的南精良老人讲起了当年占领白市驿机场的历史画卷。“当时，部队得到地下党的有关情报，称蒋介石将在11月30日中午乘坐飞机逃跑。部队首长命令我和教导员崔松山率三营作前卫营强渡长江，轻装急行军奔袭白市驿机场，务必在30日拂晓前打响占领白市驿机场的战斗，切断蒋介石乘机逃跑的退路。”

11月29日夜，103团三营强渡长江后，南精良率三营轻装急行军经石板场向白市驿机场挺进。

11月30日早上，行至离机场还有几里路的地方，就听到有飞机轰鸣的马达声。当时命令部队跑步前进，由他带领八连从中路突破直奔机场，教导员崔松山殿后，指挥七连、九连包抄占领机场周边高地。

大约距机场还有几百米时，机场有两架飞机将要起飞。“绕过去，打掉它！”南精良命令机枪手赶紧用机枪射击。飞机引擎被击中，其中一架飞机头朝下栽下，起火燃烧。“当时，机场一片混乱，有的战斗机飞行员还在宿舍尚未登机；机场上有的汽车还开着发动机，人却跑了；跑道上遍地是散落的钞票、银元和贵重行李；跑道旁边的停机坪上整齐地停着一排飞机，有战斗机，也有运输机。我举着枪大喊：赶紧把这边的飞机包围起来，不要让他们跑了。”

战斗很快结束。据机场俘虏交代，蒋介石于11月30日凌晨3点才从此乘飞机逃往成都。29日晚，蒋介石得知解放军已将重庆包围，急忙从林园乘汽车逃向白市驿飞机场，吓得在飞机上过夜，第二天天刚亮就逃往成都。“国民党在撤退逃跑时机场设施大部分都遭到了破坏，并埋设了地雷和定时炸弹。机场共停有15架飞机，其中有轰炸机、战斗机，也有几架教练机，还有美式吉普车以及军需库、油库、弹药库各一座，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据《重庆晨报》报道

第二篇：蒋介石在抗战时期部分讲话

蒋介石在抗战时期部分讲话

1937年7月8日

日记里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1937年7月18日

当日本发表出兵华北的声明后，蒋即致电宋说；“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做不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1937年7月17日庐山讲话

以前的对外方针是：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卢沟桥事件成为“最后关头”，在不能忍耐。“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迫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对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中国立场，蒋有四点：（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

1937年7月31日，蒋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是为的要安定团结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

第三篇：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在大陆工作总结

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在大陆工作总结

蒋介石（晚年）对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工作总结：

（一）政府工作方面（的原因）：

1.内部不能精诚团结，互相构陷，工作步调难于（不能）协调一致，给共匪（共产党）造就可乘之机。

2.违反国父（孙中山）遗教（遗训），大家（行政工作）不是以服务（国民）为目地的，而是以夺取（搜刮民财）为目地的。3.丧失了（辛亥）革命地党德，（革命同志们）自私自利（营私舞弊），不能以个人的自由与能力贡献于革命的大业（工作缺乏革命献身精神）。

4.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如何利用）民族的道德的力量和（忽略了）民族精神的伟大。

（二）军队组织工作的缺陷：

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

（三）军队政工工作的缺陷：

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气节、无生命。（#附录）：

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国共合作破裂以前，共产党的许多重要的干部亦是国民党联合政府的官员，譬如：谭平山（后来也未暴露）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林祖涵（后来也未暴露）时任国民政府农业部部长；毛泽东（后成功脱险，比长期领导农民武装运动）是代理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周恩来（后来成功脱险，并长期在国统区领导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所以当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能够依靠民众迅速转入地下和国民党势力地薄弱区并展开工作；而国民党此时只能依靠共产党出现的部分叛徒（且不能很好地信任和利用这些叛徒）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共产党的部分情况，除此之外并没有多少能更好获取共产党情报的办法，基本等于是俩眼一抹黑；所以说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和情报工作的失败——这是蒋介石到死都没有参透的原因；另外，当时的国内与国际实际情况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第四篇：我和老师之间也有很多故事

《我最敬佩的人

—我和老师的故事》

青岛春雨小学.四年级.四班 作者：李褀雯

我和老师之间也有很多故事，让我来跟大家说说吧。

和老师在一起也是一种幸福。还记得有一次，在上课时我一般不积极发言，因为心里的胆小，所以不敢举手。有时候老师让我试着回答，上课时老师提出的问题，有时回答错了，下课之后，我总是和同学们躲的远远的。有一次，老师知道了这件事后，就在下课的时候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对我说：“为什么要和同学们躲的远远的？人和人之间不是要交流的吗？”我红着脸说：“因为我上课试着回答问题答错了。”老师笑了笑说：“人总会有犯错的时候，但是只要错了，就要改正，改正完了不就好了吗？我觉得老师说的有道理，所以就回到教室积极的回答问题。

还有一次，我不舒服，就去了办公室，跟老师说了。老师一听，心里好像跟着了火一样。马上把我扶回教室，还给我妈妈打了一个电话。通知了妈妈以后，老师什么也顾不上，一直在教室里照顾我，给我倒热水，问我哪里不舒服。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老师就像一位母亲一样照顾我们、关心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成长在一个幸福的世界里。

老师像一位母亲那样对我们，我们就让我们健康、快乐的成长，来报答老师您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第五篇：蒋介石在日记中的反省

蒋介石在日记中反省:一生最大缺点是“擅自独断” 翻开蒋介石日记可以看到：

蒋介石的正确或不正确的反省，深刻地影响着此后一段时期台湾历史的发展进程。有些反省起了好作用，有些则仍如噩梦一样，仍纠缠着、牵累着历史的新一页。

蒋介石是一个爱反省的人。他的日记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就是他的反省记录。一周过了，有《本周反省录》；一月过了，有《本月反省录》；一年过了，也常有“本年反省录”一类的记载。

自然，丢掉大陆，对蒋介石来说，可谓创痛巨深。他有很多反省，也有许多自责，日记中常见“愧悔无地自容”、“几无面目见世人”等字样。他甚至有过“遁迹绝世，了此一生”的念头。但是，蒋性格顽强，《反省录》自称，所造罪孽，不能怨天尤人，只能待罪补过，以求自赎。（《民国38年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与此同时，他在台北开办革命实践研究院，调集干部学习，总结经验，多次发表演讲，其中也有大量反省、检讨的内容。

“近因”：“外交失败”、“军事崩溃”

1949年3月底，蒋介石在《上月反省录》中表示，要彻底检讨失败原因，拟成条目，以便反省与改革。条目自甲至寅，共13条之多（以下简称《反省十三条》），但写得很简略，多数条文只有一句话，1951、1952、1953这几年，蒋介石逐月审读1944年至1948年的日记，不时写下心得。1951年10月，他审阅1947年6、7两月的日记后，决定将这一段失败期间的日记秘密印刷，分赠部属，共同研讨过去的得失。同年12月25日，他要蒋经国研读自己1945年的日记，认为其经历教训，比之读任何历史为有益。1952年，蒋介石再次决定将1944年的日记先行付印，供干部研究。

研究蒋介石的《反省十三条》，综合考察蒋迁台前后的其他日记与文章，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反省大致可分为八个方面：

反省之一，是外交失败。蒋介石认为这是“最大之近因”。在蒋看来，世界上只有强权，毫无信义。苏联外交反复无常，毒辣残忍；美国有头无尾，轻诺寡信；英国阴险狡诈，唯利是图。自己不加区别，均以“信义”对之，焉能不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9年8月17日）1946年3月，苏联乘马歇尔返美述职之际，向国民政府提出，愿出面调解国共纠纷，在东北与中国经济合作。当时，蒋介石坚拒不理。迁台后，蒋介石检阅当年外交记录，认为此举殊为失策。当时应不顾美国，以自主精神与苏联谈判，解决问题。这样做，可使美国有所顾忌，而不敢轻易怠慢中国。他将此视为不能不反省的“最大之教训”。1951年，蒋介石检阅1945年11月日记，认为苏、美均是一丘之貉，如果仅据文字、语言及表面现象，即将某国视为诚意可信的友邦，将是“傻中之傻”。1952年11月，他阅读1944年7月以后的日记，认为外交只有强权，弱肉只有等待被吃。

马歇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执行人，因此，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指责马歇尔“误美害华之罪”，称马歇尔为灭亡中国的“祸首”。1949年1月底，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就认为，他的“革命剿匪”任务之所以失败，原因不在中共，不在“俄史”（编者注——“史”即“史大林”），而在于“美马”的“冥顽不灵”。他批评自己外交运用无方，过分相信美国，因此应该引咎自责。迁台后，他总结既往教训，觉得只剩下这“弹丸一片亁净土”了，自誓从此再也不能因幻想美援而接受美国人的“愚妄”要求了。

反省之二，是军事崩溃。1949年10月，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中曾称：“我们今天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他列举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缺点共8条，军队的弱点与缺点达16种之多。12月12日，蒋介石演讲继称：“军队里面不仅精神丧失，而且纪律荡然”，“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于不顾”，“在还没有和敌人接触的时候，他心中早就有了一个腹案，就是怎样脱离战场，从那一条路逃到那一个偏僻安全的地点，苟全性命。”1950年1月，蒋介石演讲又称，认为军队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建立军队监察制度”，“政工人事不健全”，“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

关于军事战略与指挥，《反省十三条》没有涉及。1951年8月7日，蒋在日记中谈到：1945年11月，蒋介石鉴于苏军阻挠，中国军队接收困难，曾主张东北问题暂时搁置，将开到东北的五个军调到华北，首先解决关内的中共军队，先安关内，再图华北，由近及远。但是，由于马歇尔出面调处，蒋介石相信外援，将大量精锐部队开入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陷入舍本逐末之误。

“总因”：“党内分裂”、“金融政策失败”

反省之三，是党内分裂，纪律扫地，组织松懈。蒋认为这是革命失败的“总因”。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陈诚为书记长。此后，三青团与陈立夫掌握的国民党系统的矛盾逐渐尖锐。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宣布党团合并，但双方的矛盾并未消除。蒋介石认为，陈立夫想借合并之机消灭三青团势力，并在国大代表等选举中把持包揽，扩大矛盾。1948年5月，蒋介石曾慨叹党内纠纷日甚一日，裂痕无法弥缝，自感此为生平“最大过失”。他设想今后或者停止各级党部活动，彻底改组；或者听任各派自动组党，分道扬镳。迁台后，他曾力主将国民党的性质定位为“革命政党”，而不是“纯粹民主政党”，甚至主张将县、市以下基层党部改为秘密组织。当时，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上有四百余人，人多，纠纷也多，蒋介石因此倾向于将国民党彻底解散、重新组党。1950年，蒋介石在《反省录》中声称，革命失败，其起因在于党务内部的分裂，以致影响到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等各方面的纷乱与崩溃。9日，他列举改造国民党的理由，认为民国败亡，人民沉沦，主义不行，共匪叛乱，均应由本党负责。次日，他更直指“派系倾轧，人事纠纷”是革命失败的首因。2月2日，他在日记中表示，革命事业以党为基础，多年来，自己专力于军事与政治，将“党事”委之他人，结果在人事、组训等方面都毫无基础，以致败亡既速且惨，今后不能不“以党事为先”。

桂系是国民党的重要军事派系，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政治派系，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和桂系的“逼宫”紧密相关。蒋介石迁台后，对桂系仍恨之入骨，称之为“广西子”。他批评李宗仁与白崇禧“害国害民”、“伪言伪行”，“无廉无耻”。1950年4月2日，蒋介石约白崇禧等聚餐，谈笑言欢之际，内心想的却是，彼虽表示归诚，但完全无法相信。1952年，他批阅1948年4月至5月之间的日记，认为桂系当时声势浩大，压倒一切，所造成的“党内斗争”形势，较之中共的“围攻”还要险恶。

1950年3月，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时还曾谈到，由于组织不严，因此被中共渗透到内部，盗窃机密，制造谣言，“以致我们几百万部队，并未经过一个剧烈的战斗，就为敌人所瓦解”。

反省之四，是经济、金融政策的失败，蒋认为这是军事崩溃的“总因”。1950年3月，蒋介石检讨失败因素，认为“财政为第一”。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期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曾按国际惯例，大量抛售国库中的黄金。蒋介石始终认为此举属于宋子文“误国”中的最大过错。1952年10月，他撰写讲稿，对于是否要如实记录此事，颇费踌躇，但最后仍然决定“实录”，其理由是：宋子文害国败党，私心自用的“罪过”太多，“以此为最”。到了1955年，他回忆过去，仍认为“误用宋子文一人”，结果是招致政治、经济、外交的全盘失败。

反省之五，是抗战胜利后，选择实行民主宪政的时期、制度，以及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等，都动摇“剿匪之基本”，与“剿匪对共政策”背道而驰。他强烈感到，错学了美国民主。

抗战胜利后，美国介入中国内政，派马歇尔出使中国，调解国共纠纷。当时，马歇尔按照美国模式，要求国民党改变***制度，开放政权，成立联合政府。为了满足美国人的这些要求，蒋介石于1946年召开有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1948年相继召开“制宪国大”与“行宪国大”，通过《中华民国宪法》，选举总统与副总统。早在1948年5月，翁文灏因组阁与立法委员意见分歧，彼此攻击，蒋介石就判定“民主制度”危害国家。同年9月17日，立法院要求增加公教人员工资，他为此烦闷苦恼，感到中国“未及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以致党员如脱缰之马，不可收拾。1949年9月8日，蒋介石与人谈往事，觉得民主、宪政、国民大会等一套做法“到处束缚军政”，以致无法“剿匪”。他心有余愤地表示：“所谓民主与宪政，其害国之大，竟如此也，诚悔莫及矣。”在蒋看来，听美国人的话，实行“民主”与“联共”，是促使国民党政权崩溃的重要原因。

“一生大病”为“轻浮急躁”、“擅自独断”

反省之六，是本身的骄矜、愤懑，自恃、忙迫，不能澹敬虚心，全凭主观行事。蒋介石认为这也是失败的“总因”。1949年5月27日，蒋介石自我反省，认为一生大病是“轻浮躁急”。1951年12月8日，他反省自己，一生重视科学，却总不能实践“科学之精神”。1955年10月3日，他批评自己个性太强，凡大小政策，无不自信自决，以致无人进言，不能集思广益，折中至当。例证之一就是，西安事变中，自己误信中共“亦是国人与同胞”，“召其抗战”，擅自独断，而未能谋之于众，以致铸成大错。在他的《反省十三条》中，第九条为：不研究、不学术（作者注——应为“习”）、不注重客观，也可视为对自身的批评。

在用人问题上，蒋介石觉得自己过于“宽大”、“宽容”。1951年，他重校1933年的《事略稿本》，批评自己“对人不校”、“用人无方”。李济深、陈铭枢、白崇禧、李宗仁等“背党叛国”不止一次，但自己不问恩怨，不念旧恶，重用如故。这不仅是奖恶，而且是自杀，是“误国”，表示对“叛徒”应“杀无赦”。

蒋介石是基督徒，其虔诚，有时到了迷信的程度。1947年，他返乡扫墓，路过绍兴大禹陵，曾向大禹的“偶像”鞠躬，旋即后悔，谴责自己违反基督教“不拜偶像”的教义。他认为，此后三年内连续失败，即是天父对自己的惩罚。

反省之七，是干部制度不立，干部腐化自私。抗战胜利后，大批党政干部从内地到沦陷区，竞相以接收敌伪物资为名，疯狂地掠夺财富，特别是“票子、房子、车子、条子（金条）、女子”，当时有“五子登科”之称，惹得民怨沸腾，广泛流传“盼中央，想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一类歌谣。1949年5月19日，蒋介石反思当时的“接收”工作，批评党政干部皆为物质所诱，造成自私自利之恶习颓风，而其原因，则在于本人事前未有充分之准备，未对干部作严格之监督与准备。因此，“实由余应负其责”。次日，更进一步自认，干部误国，其原因在于本人管教不严，制度不立，以致抗战甫胜即败。1952年7月底，他反省为中共所败的原因，认为其一是军政与社会组织空虚，干部腐化，丧失志节，最后一年，几乎没有一个干部能够效命奋斗。

蒋介石《反省十三条》的最后一条是，未能“宣传”社会经济政策与民生主义。蒋认为这是“唯一之致命伤”。1949年2月3日，蒋介石回奉化，游览城乡，发觉当地乡村40年来毫无改革，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因此，他在日记中表示，此后要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尚不算晚。3月9日，他开始设计土地制度的实施方案，在预定4月份的大事时，特别将拟订“实行民生主义之方案”列为内容之一。10月19日，蒋介石研究军队战胜的基本条件，列出的条目有：提高人民生活，实行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压迫专制，反对侵略，反对汉奸，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行民生主义而战。1950年1月3日，他决定开展“社会经济运动”，其内容为兵农合一、三七五减租，限期耕者有田。2月19日，他制订当年《大事表》，第17条为“社会性的民生主义政策”，其内容中有醒目的两句话：劳动有食、耕者有田。

蒋介石反省涉及的其他方面还有：无组织、无宣传、无监察、无赏罚；无秘密、无侦察；不科学、不前进；无策略、无轻重（无重点，无中心）等，不赘述。

反省有正确部分，也有错误或肤浅部分

蒋介石迁台前后的反省，有正确部分，也有错误或肤浅的部分。

《反省十三条》最后一条，检讨在大陆期间未能“宣传”社会经济政策和民生主义，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但说得太轻飘了。其实，不是未能“宣传”，而是未能实行的问题。国民党执政期间，没有解决“民生”，特别是广大贫苦农民的生存、温饱和获得土地的要求，才是失败的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还在1947年8月，蒋介石在研究英国、美国和苏联社会之后，曾写过一段《杂录》，中云：“我国为历史上最长于吸收之民族，具自新自强之美德。今日必须发扬此一美德。舍英、美之保守与强权政治，而采取其民主，矫正苏俄之专制，实现民生主义，以第三种力量树立于远东，尽我对世界之使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应该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可惜，他当时空有认识，而未能付诸实践。1949年9月13日，他在成都演讲称：“我们今天真正要造福于农民，就惟有彻底实现二五减租。这是我们实行民生主义的第一步，也是我们反共的最后、有效的武器。”这时候，大半个中国已经转手，蒋介石提出“造福农民”，幻想以二五减租作为反共的“最后、最有效的武器”，这真有点像俗话所说：“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了。不过，他的这一认识对他治台方略的形成还是有益的。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另一原因是长期坚持***、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既违背世界潮流，又丧失民心，尤其是知识分子之心。结果是使国民党的躯体日渐腐朽，百病丛生而无药可治。但是，蒋介石却因战后国民大会选举及召开中出现的种种“乱象”，错误地视“民主”、“宪政”为祸国之道，觉得民主反而不如专制、独裁好，这就对历史作出错误总结了。

1949年6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他要用新精神，新制度、新行动来迎接新历史、新时代，新生命，新使命，奠定新基础，完成新任务。1950年元旦，他又以前人格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自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自勉。

但是，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人们在创造新一页历史的时候，不可能离开既往历史的影响，更离不开对既往历史的认识与科学总结。可以看到，蒋介石的上述正确或不正确的反省，都深刻地影响着此后一段时期台湾历史的发展进程。有些反省起了好作用，有些则仍如噩梦一样，仍纠缠着、牵累着历史的新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