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农民起义的点滴思考

第一篇：近代中国农民起义的点滴思考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任何革命与社会变革，没有农民的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农村没有实现大的变动，农民没有一个大的变动。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胜利，是因为农村有了一个大的变动，农民有了一个大的变动。

毛泽东将农民称之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这是

一个十分准确的定位。农民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但是，中国农民存在着许多严重的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例如皇权主义、帝王思想、绝对平均主义、流寇思想、山头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这种思想，那种主义，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固然要表露，在时机并不成熟的时候常常也表露得一览无余。

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农民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依然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长期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时时都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生活陷入绝望的农民往往敢于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太平天国运动就是近代农民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生动写照。在这次运动中，农民的弱点也再次表露出来：他们痛恨不平，所以拥戴平均主义甚至绝对平均；他们痛恨皇帝，但自己也想做一回皇帝梦；他们痛恨政治腐败，但自己也羡慕奢豪腐化的生活。

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把主要由农民组成的中国红军改造成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特意请郭沫若写了著名的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联系《甲申三百年祭》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当时，中央将《甲申三百年祭》全文印行，作为全党整风的学习文件。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部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全党发出通知：“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实为明末农民起义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代伟人毛泽东特别希望总结历史上李自成和洪秀全两次农民起义的教训，也特别要求我们党要吸取这两次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

而毛泽东之所以要突出明末农民军和太平天国的教训，显然是这两次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实在太典型了，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又确实有太多的相似相通之处。例如：

1、大胜即骄。作为胜利者，特别是农民革命的胜利者，骄傲的反映是腐败。在胜利到来或快要到来时，农民起义的首领丢弃了革命的宗旨，迅速地走向腐败，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农民起义的通病。李自成在极短的时间里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在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情绪。李自成和大顺王朝的农民领袖们在接受大明江山的同时，也接受了大明王朝的专制与腐败。他们在北京纵声色、夺名利、掠财物、杀功臣，“纵贪横于京畿”，弄得京城民怨沸腾。与李自成如出一辙，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们在定都天京的同时，也接受了大清王朝的专制与腐败。无论洪秀全还是杨秀清，其贪婪、奢侈的程度较之他们革命的对象有过之而无不及。

2、忽略强敌。农民起义领袖在取得胜利后几乎无一例外地急于敛财享乐而置当前大敌于不顾。李自成农民军进京后，大敌在关外虎视眈眈，他却熟视无睹，听任数十万大军在北京城饮酒作乐。洪秀全的大敌在北方，他却只派了两万人的部队北伐，而自己在南京城大修天王府宫殿，所用兵丁达十多万。无论是李自成还是洪秀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敌人，结果吃了大亏。

3、不讲政策。李自成在起义之初以民谣的形式宣传起义军的纲领：“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洪秀全也宣传“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革命的宣传是必要的手段，但是虚假的宣传却是革命运动的大敌。李自成与洪秀全的革命宣传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李自成提出建立政权后将实行“三年免征”。可是，面对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军饷从何而来？为了筹集军饷，李自成纵容其部下在北京对明代高官富豪严刑拷打，勒索钱财，结果造成社会剧烈动荡。洪秀全宣传的平等，只是遮人耳目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的背后，他自己娶了88个老婆，他十几岁的儿子也娶了4个老婆，却不允许他的“兄弟姊妹”合家团聚。李自成也好，洪秀全也好，廉价的许诺终于引起天怒人怨。

4、脱离群众。李自成是一个军事家，身先士卒，历经百战，马上18年，夺得大明江山。他在西安立国称帝，国号大顺。奇怪的是，山海关战后，李自成败归，匆匆在4月28日于北京武英殿再次登位，接受百官朝贺。当夜五鼓，李自成仓皇出京。李自成两次称帝，说明他的帝王思想非常浓厚。其实，岂止是李自成，历史上所有的农民领袖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浓厚的帝王思想。洪秀全起义之初，迫不及待地在武宣东乡称王。定都南京，尚未取得全部江山，便在南京城里当起逍遥自在的太平天王了。洪秀全深居简出，以至于清军一直以为洪秀全只不过是太平天国虚拟的一尊偶像，可见洪秀全脱离群众到了何等程度！

5、妄杀功臣。妄杀功臣是历朝历代的通病，所谓“狡兔死，走狗烹”，农民起义领袖也未能例外。李自成听信牛金星谗言，妄杀李岩、李牟两兄弟，引起大顺政权内部分裂。1856年，天京发生内讧，韦昌辉杀了杨秀清，洪秀全杀了韦昌辉，太平天国早期核心领袖六个人到内讧后仅剩洪秀全一个孤家寡人。民间流传说：“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民间传言竟不幸而言中。

重庆《新华日报》当年在刊登郭沫若的文章时，同时刊登了毛泽东的一段名言：“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是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确实不应当割断历史。这是因为，我们需要将历史作为一面镜子。

纵观历史上一朝一代的更迭，莫不与农民有关。一个王朝的崛起，往往是借助农民的力量；一个王朝的覆灭，往往也是出自农民的力量，真所谓“成也农民，败也农民”。李自成和洪秀全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王朝的灭亡首先是人心的丧失，也即道义的丧失，而丧失人心、丧失道义的王朝注定是短命的。《甲申三百年祭》是史学家对三个世纪前农民起义失败的总结，对共产党人而言，则反映了共产党人以历史为镜对未来命运的思考，这正是《甲申三百年祭》的思想价值之所在。

第二篇：明代农民起义

明代的农民起义

第一节明初的农民起义

明初从洪武到宣德的七十年间，是明朝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元末农民大起义，不仅以改朝换代而告结束，而且冲刷了元末社会的痼疾，为社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前提。与此同时，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而建立明朝的朱元璋，也为革除元末弊政，安定社会作了不少的努力，从而缓解了紧张的社会矛盾。然而未经农民起义扫荡的地区，地主豪强与广大农民的尖锐矛盾，却并未因为明朝的建国而缓和，反而由于战乱对经济的破坏，地方官吏的胡作非为、横征暴夺而更加激化，农民的负担并未减轻。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无法生存的贫苦农民，不断举行武装起义。这些起义遍布于大江南北，发生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广、四川、陕西、山东和浙江等地。起义规模都不大，有的只有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多的也有几万人、几十万人，但却此伏彼起，连绵不断，次数不下四百次。白莲教起义的余波白莲教在下层人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元朝末年，以白莲教为号召，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红巾军大起义。即使到明朝建国之初，在白莲教活动的地区，人民也多次利用白莲教组织发动起义。

江西、湖广地区，在元末农民起义时，一直是徐寿辉、陈友谅割据政权的管辖地区。因此，这里受白莲教的影响特别深。明朝初年，这里的白莲教起义不断。洪武六年（1373）正月，蕲州人王玉二聚众烧香密谋起义。同年六月，罗田县人王佛儿，自称弥勒佛降生，鼓动民众起义。洪武十二年七月，陈友谅旧部荆州孙谅等曾谋起义。洪武十九年，福建将乐僧彭玉琳到新淦，自称为弥勒佛大师，烧香聚众作白莲会，并与当地居民杨文、曾尚敬等共同密谋起义。彭玉琳称晋王，置官属，建元天定。洪武二十年，袁州宜春县民李某自称弥勒佛，发九十九等纸号，用“龙凤”印玺，置日月袍、绿罗掌扇令旗等准备起义。第二年袁州府萍乡县民又用弥勒教宣传群众。这些起义有的在组织中，有的在发动后不久，即被明朝政府镇压。

四川、陕西在元末也是白莲教盛行的地区。洪武十二年（1379）四月，四川眉县（今四川眉山）“妖人”①彭普贵聚众起义，杀死知县颜师圣。起义者声势日振，先后占领十四州县，屡败四川都指挥普亮，明朝调遣四川威茂平羌将军丁玉，率军镇压。七月间，起义失败。洪武十四年又有四川广安① 据汤纲、南炳文《明史》考证：所谓“妖人”可能系指彭普贵以弥勒教或白莲会来鼓动群众。州（今四川广安）人以弥勒佛“惑众”，被捕斩。陕西阶州（今甘肃武都）人金刚奴，自洪武初年就活动于沔县（今陕西勉县）西部地区，以佛法“惑众”。洪武二十五年，陕西又有徽州（今甘肃徽县）“妖人”聚众起义①。洪武三十年，沔县人高福兴、田九成等聚众起义，并与沔县西部金刚奴领导的起义部众合并到一起，众至千余人。高福兴自称弥勒佛下世，田九成称汉明皇帝，建年号龙凤，金刚奴号为四天王。起义军攻破山寨，杀死官军，又攻入略阳，杀知县吕昌，复攻入徽州（今甘肃徽县）、文县。明政府派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统率四川、陕西都司明军数万人前去镇压。九月，起义军主力部队失败，高福兴被捕牺牲，其部众三千人被俘。余部在金刚奴和仇占儿率领下一直坚持到永乐七年（1409）。这次起义前后持续达二三十年之久。

河北、山东也是白莲教活跃地区。永乐十六年（1418）五月，顺天府昌平县民刘化聚众起义，自称是弥勒佛下世，真定、容城以至山西洪洞等地百姓纷纷加入，“皆受戒约，遂相聚为乱”②。山东地区早在洪武三年（1370），青州（今山东益都）人孙古朴即聚众起义，自号“黄巾”，袭击莒州（今山东莒县），杀同知牟鲁。不久即遭镇压。永乐十八年二月，青州地区又爆发了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唐赛儿是蒲台县农民林三的妻子，她用白莲教组织群众，自称佛母，在山东益都、诸州、安州、莒州、即墨、寿光诸县活动。唐赛儿起义后，占领了益都卸石棚寨，打死了前来镇压的明青州卫指挥高凤，起义军声势更为高涨。山东布、按三司连忙向明朝告急，三月，成祖即派安远侯柳升、都指挥刘忠率领京军前往镇压，围攻 1 卸石棚寨，唐赛儿率众于夜间袭击明军突围，都指挥刘忠战死。与此同时，起义军别部宾鸿军攻下莒州、即墨，约万余人围攻安丘，在山东沿海备倭的都指挥卫青率骑兵来战，起义军二千人被杀。与此同时，明鳌山卫指挥王贵也在诸城获胜，起义军被杀甚众。唐赛儿起义不到一月即遭镇压失败。成祖因未能捕获唐赛儿而惊恐不安，他怀疑唐赛儿削发为尼，或混处女道士中，就“命北京、山东境内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师，面讯”①，既而“又尽逮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②，可终究没有查出唐赛儿的下落。唐赛儿起义是明初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影响深远。

地方性的农民起义

① 《明史》卷一三○《耿炳文传》。

② 《明太宗实录》卷二○○，永乐十六年五月辛亥。

① 李乐：《见闻杂记》卷一；《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三《平山东盗》；《明书》卷一六一《唐赛儿传》；《明史》卷一五八《段民传》。

② 李乐：《见闻杂记》卷一；《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三《平山东盗》；《明书》卷一六一《唐赛儿传》；《明史》卷一五八《段民传》。

明初农民起义虽然遍及全国十来个省份，从黄河两岸到珠江流域，都有起义者的足迹，但这些起义多局限于某一地区，有的只限于一个县或几个县。

广东地区。洪武五年（1372）潮州民有千余人起义，占领揭阳、潮阳两县，后被潮阳卫明军镇压。洪武十二年，潮州海阳县朱得原又聚众起义。洪武十四年，海阳县民千余人又起义反抗，直到洪武二十一年海阳县民还在曾水荫等率领下攻打州县。在广东，明初起义规模较大的是洪武十四年广州人曹真和苏文卿联合山区里的单志道、李子文等人发动的起义。起义者据险立寨，有众数万人，战船一千八百余艘，占领了番禺、鹿步、清远大罗山等处，又攻打东莞、南海及肇庆、翁源诸县，声势浩大，多次击败南雄侯赵庸步骑舟师的进剿，后广东参政阎钝、千户张惠率军来援，才镇压了这次起义。第二年，广东又有首领号称“铲平王”的起义，众至数万人，明廷派赵庸镇压了这次起义。

广西地区。洪武三年（1370），阳山县十万山寨人民聚众起义，反对明朝统治，被南宁卫明军所镇压。洪武五年，南宁卫指挥佥事左君弼强征农民当兵，激起三千多人的反抗。洪武八年，广西桂平县大藤峡地区的瑶族、壮族人民，因不堪忍受当地官府的横征暴敛而起义，被柳州卫明军所镇压。到洪武二十八年，瑶壮族人民又聚集数万人，以更吾、莲花、大藤等寨为据点，向都康、向武、上林等地发展。明政府派征南将军杨文与广西都指挥使韩观率军镇压了这次起义。洪熙元年（1425）思恩县覃公旺与河池县罩公新联合忻城莫山洞韦万黄等起义；直到宣德年间，起义者还在活动。

福建地区。洪武三年（1370），泉州惠安县民陈同聚众起义，进攻永安、德化和安溪三县，曾击败泉州卫军，后被驸马都尉王恭军镇压。洪武五年，同安县民吴毛狄聚众起义，占据了县城。洪武十年，泉州民任钧显起义，攻占安溪县，“夺县印而去”①。洪武十二年，漳州府龙岩县民江志贤聚众数千人起义。洪武十四年，福安县民聚众八千余人起义，同年龙岩县民起义，自立官署，进攻龙溪县。

江西地区。洪武十六年（1383），永新、龙泉人民揭竿而起，起义领袖自称顺天王，曾打败江西都指挥同知戴宗仁率领的明军，起义坚持到第二年三月，才被申国公征南副将军邓镇所镇压。洪武二十二年，赣州农民夏三举行起义，众至数万人，并与湖广地区农民相联络，声势浩大。明朝特派东川侯胡海为总兵官，普定侯陈桓为左副将军，靖宁侯叶昇为右副将军，率领三万三千五百人前往镇压，起义被平定。宣德六年（1431）永新县艾长胞聚众起义，抗拒官府，杀死官吏。宣德九年，永丰县民夏九旭率众三千起义，在大盘山立营扎寨。夏九旭牺牲后，起义部众由曾子良领导，并聚集永丰、新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一，洪武十年夏四月。

淦、安乐三县农民三万余人，再次占据大盘山，自称永顺王，声势颇为壮观。湖广地区。洪武十一年（1378）六月，湖广五开（今贵州黎平县）民吴奤儿发动起义，明靖州卫指挥佥事过兴率三百人前去镇压，被起义军打败，过兴父子被杀。十一月，明朝以辰州卫指挥杨仲名为总兵官率军前往围剿，起义军作战失利，吴奤儿在人民的掩护下得以逃脱，回到家乡秘密活动，积聚力量。到洪武十八年六月再次起兵，“称铲平王，古州十二长官司悉应之，号二十万”①。明廷闻讯大震，急派信国公汤和为征蛮将军，江夏侯周德兴、都督同知汤醴为副，会合楚王的护卫队，号称二十万大军，将起义镇压。永乐七年（1409），李法良在湘潭发动起义。成祖即位后，在北京修建皇宫，所用木料多采自南方各省。永乐四年，吏部侍郎师逵在湖南役使十万民工入山采木，使不少人丧生。李法良起义后，应役伐木的民工纷纷参加。起义军转战至江西安福县，遭到明军堵截，再至吉水，被明军镇压。

浙江地区。洪武八年（1375），青田民叶保五聚众暴动，处州卫与温州卫联合派兵镇压才平息下去。洪武十四年十月，衢州、处州、温州三府吴达

三、叶丁香聚众起义，攻城略地，众至四千余人。明廷命延安侯唐胜宗、都督佥事张德率兵往剿，吴达

三、叶丁香战败被俘，起义失败。永乐二十二年（1424），浙江丽水、福建政和二县周叔光、王均亮聚众两千余人起义。宣德六年（1431），浙江丽水、青田陈才等率众二百余人起义，“被甲持刀，建旗鸣鼓，往来旁近诸县”①。

四川地区。宣德二年（1427）四月，松潘爆发人民大起义，众至“五万余人，攻围松潘卫城，转攻威茂、叠溪等处”②。并南下捣毁绵竹官署，威震成都。明廷命都指挥佥事韩整、高隆并叙南卫指挥吴玉调集京师、陕西、贵州、四川等省兵力往剿。但宣德六年松潘又发生起义。十月，明朝以都督陈怀为总兵官，遣都指挥邢安率兵围攻，都指挥赵宁率兵往援，镇压起义。邢安、赵宁皆战死③。

① 谈迁：《国榷》卷八，洪武十八年六月辛卯。

① 《明宣宗实录》卷七五，宣德六年春正月庚辰。

② 谈迁：《国榷》卷二○，宣德二年四月丙戌。

③ 《国榷》卷二一，宣德六年十月甲辰。

第二节明中期的农民起义

在明初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过程中，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日益显露。洪武时，太祖屡屡颁诏天下奖励农民垦荒，然而当田地垦辟后，富民兼并土地现象随之发生。到洪武末年，据户部奏报，浙江等九布政司和直隶府州占田七顷以上的富民就有一万四千余户①。到明中叶，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②。由于土地的集中及赋役、地租的苛重，使破产失业的流民大量出现，社会矛盾也因之尖锐起来。在明中期延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农民起义连绵不断，不仅起义的次数多，涉及的地区广泛，几乎遍及全国各个省区，而且往往是一个高潮平息不久，又有新的高潮到来，高潮之间间隔也很短，其中以正统、成化、正德时期最为集中。

正统年间浙闽农民起义明代银矿的开采为官府所垄断。英宗即位后，多次申令禁止民间开挖，并划定封禁山区，派重兵驻守。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处的仙霞岭，即是禁区之一。但受生活驱迫的人民，仍冒险进山“盗矿”，官府派兵剿捕，很容易激起矿工的武装反抗。

正统七年（1442），浙江庆元人叶宗留与王能、郑祥

四、苍大头等聚众千人，进入仙霞岭地区开采银矿，遭到官府的追逐，遂于正统十年举行起义，进攻江西的永丰，明朝调集南昌前卫，广、铅二所官军及六县民壮，前去镇压，结果被起义军打得大败。后永丰知县邓容入山招抚，王能等三十五人投降，又帮助官军诱杀了郑祥

四、苍大头等三百余人。叶宗留率余众逃出，转移到处州（今浙江丽水）、云和、政和等地，继续开采银矿，聚众至数百人。正统十二年九月再次起义，攻占政和县城，复还庆元，召得千余人，活动在江西、浙江、福 3 建三省交界地区，势力发展到数万人，并派兵进占三省交通要道车盘岭，以致“行旅断绝”①，官府一筹莫展。

正统十三年（1448）二月，福建佃农邓茂七率众在沙县暴动。邓茂七原为江西建昌人，佃农出身，初名邓云，后至福建宁化，改名茂七。福建的地主除了向佃户征取田租外，还强迫佃户逢年过节时向地主交纳鸡鸭等“冬牲”。福建御史柳华整顿里甲组织，将各乡编组，设置总甲、小甲统领，邓茂七被任为总甲。于是他便利用总甲的合法身份，号召农民不向地主送“冬牲”，不向地主送租谷，地主告到县衙，县里派出巡检来捕，邓茂七杀了弓兵聚众起义。知县率三百名军兵前来镇压，邓茂七起义军又把他们打得大败，并杀了巡检和知县。附近州县人民积极响应，不数日，众至数万人。起义者进攻上杭、汀州、光泽，顺流下邵武、顺昌，攻占了二十余县。尤溪炉主蒋福成号召“炉丁”及村落贫民起义，有众万余人，攻占了尤溪县城。而后与邓茂七起义军会合，占领了沙县，并在这里建立农民政权，邓茂七自号“铲平王”。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年夏四月癸巳。

②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① 高岱：《鸿猷录》卷十《平处州寇》。

邓茂七起义后，“东南大震”②。明廷即命都御史张楷监军，以都督刘得新、陈荣任总兵、副总兵前去镇压，途经浙江时，与叶宗留起义军相遇。正统十三年（1448）十一月，叶宗留率众与明军奋战，不幸中流矢死。部众由叶希八率领，继续打击明军，声势渐振，发展到数万人，并与福建邓茂七起义军互为声援，此入彼出，使明军两面应战。在福建，邓茂七也积极向外发展势力，分遣别将由德化、永春、安溪进攻泉州，邓茂七率部攻打建宁。八闽之地，数月之间，几乎为起义军席卷。起义者扩充到八十余万人。

闽浙农民起义军势力的不断发展，使朝廷惊恐万状，于是正统十四年（1449）正月，明朝增派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兼总兵，保定伯梁瑶、平江伯陈豫为左右副总兵，刑部尚书金濂总督军务，太监曹吉祥监军，率京营及江西、浙江诸处大军前往镇压。二月，邓茂七亲自率兵进攻延平郡城，不意陷入官军埋伏，明军突起合法，农民军遭到挫败，邓茂七中箭身亡。邓茂七的侄儿邓伯孙及其妻廖氏率余部继续坚持战斗，最后战败被杀。转战于浙江境内的叶希八迫于压力降明。

除了这两次大规模的起义外，正统年间广东还发生了黄萧养领导的起义。黄萧养是广东南海县人，他被明政府以“盗贼”的罪名关在广州监狱。正统十三年（1448）九月，黄萧养与狱中难友集体越狱成功，遂举行起义，“赴之者如归市”①，旬月间势力发展至万余人。次年六月，黄萧养率部分水陆两路围攻广州城，长达三个月之久。后居住在山区的苗、瑶等少数民族也参加了黄萧养的起义。为了镇压这支起义军，明朝调动了两广和江西数省的军队前往。景泰元年（1450）二月，在大洲之战中，黄萧养中箭身亡，其部下或被剿或被抚，一万名将士遭到屠杀。余部坚持斗争到成化年间才被镇压。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六《福建六》。

① 毛奇龄：《后鉴录》卷八；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黄盗》。

① 项忠：《报捷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六。

成化年间荆襄流民起义荆襄地区位于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交界处，“川陵延蔓，环数千里，山深地广”①。长期以来，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流亡到这里垦荒开矿，官府难以禁止。成化时，这里流民的数量已达一百五十万人以上②。为了加强对流民的管辖，明政府曾于天顺八年（1464）特增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门负责处置荆、襄、南阳三府流民事宜。正当明政府进一步加强控制时，成化元年（1465），河南西华人刘通（又名刘千斤）、石龙（又名石和尚）在湖广房县领导流民起义。刘通自称汉王，年号德胜，分设将军、元帅等 4 官职，附近流民纷纷响应，众至四万人③。明政府急派工部尚书白圭、抚宁伯朱永以及湖广总兵李震等督军征讨。成化二年，总兵李震率兵进山围剿，起义军在梅溪附近大败李震军，杀死都指挥以下军官三十八人。白圭见李震战败，急调京营及江西、四川诸路兵马，从南漳、远安、房县、谷城四路攻击。刘通、石龙力战不支，被俘牺牲。

刘通、石龙所领导的流民起义失败后，流民仍源源不断地进入荆襄山区。成化六年（1470），刘通的部下河南新郑人李原（又名李胡子）、小王洪等再次发动起义。李原于这年十一月称太平王，“往来南漳、内乡、渭南，号召饥民至数万人”④。明政府派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李震发京营兵及神枪火器营前往镇压。项忠到襄阳后，又增调永顺、保靖土兵，共二十五万，分八路进攻起义军①。同时遣人入山招诱流民出山复业，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成化七年李原在竹山遭到明军袭击，战败被俘。小王洪率众五百转至均州（今湖北均县），也被明军所俘。项忠对起义军和流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兵入，尽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贵者，又多道死，弃尸江浒。议者谓忠此役，实多滥杀”②。然而，项忠的滥杀并未解决荆襄的流民问题，失业的农民“入山就食，势不可止”③。到成化十二年，荆襄地区的流民又聚集到几十万人之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建议借鉴东晋时侨置郡县的办法，处置荆襄的流民。明政府采纳了这一建策，派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开设郧阳府，领七县，抚辑流民。荆襄地区的流民，暂时得到安抚。

正德年间各地农民起义正德年间，武宗的荒怠和刘瑾的擅权，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农民的武装反抗斗争在较广泛的范围内发展起来，其中较集中的有河北、四川、江西三个地区，而声势最大、影响最大的是刘

六、刘七领导的河北农民起义军。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项忠传》。

③ 《明史》卷一六二《白圭传》。

④ 毛奇龄：《后鉴录》卷一。

① 《明史》卷一七八《项忠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八《平郧阳盗》。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八《平郧阳盗》。

四川农民起义。正德三年（1508）冬，四川保宁人刘烈率当地民众起义，进攻陕西汉中等地。次年，刘烈为乱兵所杀。正德四年十二月，保宁人蓝廷瑞、鄢本恕和廖惠发动起义。蓝廷瑞自称“顺天王”，鄢本恕称“刮地王”，廖惠称“扫地王”，各地民众纷纷揭竿而起，众至十万，置四十八总管，势力扩展到陕西、湖广地区①。正德五年初，明政府派刑部尚书洪钟总督四川、陕西、湖广、河南四省军务，会合四川巡抚林俊，并调集石柱等地少数民族土兵前往镇压。廖惠攻克通江后，在撤往龙滩河的战斗中被俘。蓝廷瑞和鄢本恕转至汉中，正德六年初，被陕西明军逼回四川。在东乡被明军围困，蓝廷瑞和鄢本恕被俘，起义军大部瓦解，“四出奔逸山谷”②。余众在廖麻子领导下，与曹甫、方四领导的另一支起义军联合，继续战斗。曹甫是四川江津人，方四是仁寿人，他们于正德六年起义。两支起义军转战四川、陕西、贵州等地，直到正德九年才被镇压下去。

河北刘

六、刘七起义。河北地区是明朝的近畿，密迩京师，皇室和勋贵广置庄田，农民的土地多被侵占。同时，河北地区受马政之害尤烈。明初，沿袭元制，佥派今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地区的农民充当养马户，喂养种马，缴纳马驹，后又令北京附近州县改养寄养马，养马户负担很重，时称“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③。于是，丧失土地而无法生活的农民，往往聚集起来，骑马驰骋在平原旷野上，劫富济贫，明统治者称他们为“响马盗”。武宗正德时，为了安定京畿重地，正德四年（1509）九月，明廷派出捕盗御史，“分遣御史甯杲于真定，殷毅于天津，薛凤鸣于淮扬，专事捕盗”①，弄得人心惶惶。终于在正德五年十月，文安人刘

六、刘七在霸州率众起义。他们共推著名的响马交河人“杨虎为 5 首”②。京畿以南的固安、永清、文安等县“诸穷民响应之，旬日有众数千人，屡败官兵”③。不久，文安生员赵鐩和他的两个弟弟也率五百人响应起义。

正德六年（1511）春，起义军由河北攻入山东，又由山东攻京畿，众至数万人。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刘

六、刘

七、齐彦名率领，一路由杨虎、刘惠、赵鐩率领。两路时分时合，往来接应，数月之间，“破邑数百，纵横数千里，所过若无人”④。起义军所过之处，人民“乐于供给，粮草器械皆因于民，弃家从乱者比比皆是”⑤。威震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势力所及达于北直隶、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广以至江西。这年八月，两支起义军联合进逼京师，遭到明军的阻击，于是转而南下。九月，杨虎一路起义军破沧州，进至山东，山东诸郡县多为起义军所破。明朝命太监谷大用总督军务，兵部侍郎陆完提督军务，加派京营军，并增调宣府、大同、绥远边兵，前往镇压。杨虎军突破明军包围，南向进攻徐州不克。十一月至宿迁渡小黄河（黄河故道），杨虎不幸落水身亡。

① 《明史》卷一八七《洪钟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六《平蜀盗》。

③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五《北直隶·大名府田赋志》。

① 《明史》卷一八七《陆完传》。

② 《明史》卷一八七《陆完传》。

③ 高岱：《鸿猷录》卷十二《平河北寇》。

④ 《明史》卷一八七《马中锡传》。

⑤ 《明武宗实录》卷七四，正德六年夏四月壬寅。

杨虎死后，众推刘惠为首、赵鐩为副，继续战斗。刘惠率军进入南直隶霍丘（今属安徽），大败明军。“当是时，河、淮南北官吏望风遁”⑥，人民纷纷参加起义，共推刘惠为奉天征讨大元帅，赵鐩为副元帅，下设前、后、左、右、中五个都督，分二十八营，各树大旗为号。旗上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他们转战河南、湖广等地，威震全国。正德七年（1512），赵鐩在江夏被俘，押送京师处死。刘惠转至河南南召，兵败，纵火自焚。

刘

六、刘七率领的起义军，于正德六年（1511）秋，自河北进入山东，连战连捷。次年，他们再由山东攻入河北，进抵香河、宝坻、玉田诸县，转攻武清，屡败明军，对京师构成严重威胁。明朝发重兵堵截，刘

六、刘七率众南下湖广。由于刘惠、赵鐩所率起义军已被明军镇压，刘

六、刘七孤军奋战。后刘六在黄州团凤镇兵败，与其子投水自杀。刘七和齐彦名率众顺江而下直至南通，活跃在九江、安庆到南通的长江沿岸，“凡三过南京，往来如入无人之境”①。这年八月，起义军在南通战败，刘七中箭投水自杀，齐彦名英勇战死，几百名起义军将士壮烈牺牲。

江西农民起义。正德五年（1510）前后，江西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其中抚州东乡有王钰

五、徐仰

三、傅杰一领导的农民起义，饶州姚源洞（今江西万年县境）有汪澄

二、王浩

八、殷勇十领导的农民起义，瑞州华林山（今江西高安县境）有罗光权、陈福一领导的农民起义，赣州大帽山（今江西寻乌县南）有何积钦领导的农民起义，靖安县越王岭玛瑙寨有胡雷二领导的农民起义②。他们在山谷间据险立寨，遥相呼应，声势甚盛。正德六年二月，明廷派右都御史陈金总制军务，调动南方数省军队前往镇压。在明军的胁迫下，上述几支农民起义被先后镇压。但到正德十二年，在江西南部与福建、广东交界的山区，农民的反抗斗争又趋于活跃。“始则占耕民田，后遂攻打州县”①，“围攻城池，敌杀官兵”②。明廷派遣右佥都御史王守仁为南赣巡抚，提督军务，前去镇压。到正德十三年，南赣的几支农民起义先后被镇压。

⑥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盗》。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盗》。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八《平南赣盗》。

① 《王阳明全集》卷一《添设和平县治疏》。

② 《王阳明全集》卷九《攻治盗贼二策疏》。

嘉靖年间的农民起义嘉靖时，进入明中叶以来逐渐发展的社会矛盾仍在发展，财政窘困，差徭日繁，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早在嘉靖初，就有农民武装起义发生，尤其是嘉靖中期以后，更为频繁。总计不下四五十次，而且地区很广，几乎涉及所有省区，起义者除农民外，还有盐徒、矿工和散兵游勇。有的规模很大，人数达数万，甚至十余万。规模较大的有：嘉靖元年（1522）十一月，山东矿工王堂在青州颜神镇起义，转战东昌、兖州二府，进入河南和北直隶地区。次年正月，杀河南明指挥赵太等三十余员，官军八百余人。二月，起义者遭到明军镇压。

嘉靖七年（1528）二月，山西潞城县陈卿起兵，屡败明军进剿，累获战捷，“千里内如暴风卷浪”③。十月，明廷调集山西、河南、山东、北直隶四省官军镇压，起义失败。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七月，河南柘城师尚诏聚众数千起义，攻克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及柘城、鹿邑。八月，攻太康县。九月，攻打宿州，计划东下取凤阳，兵败于五河县。这次起义前后凡“四十余日，破府

一、县八，杀戮十余万”①，震动三省。

嘉靖四十年（1561）九月，广东饶平县人张琏领导的起义军也活跃起来。他最初参加了郑八的起义，郑八死后，他与萧雪峰分领其众，转战福建、江西间。嘉靖四十一年二月，提督两广侍郎张臬奏请调狼兵十万，与福建、江西官军会同镇压。五月，张琏与萧雪峰战败被俘，起义军三万余人被遣散。

③ 毛奇龄：《后鉴录》卷三。

① 《明史》卷二○五《曹邦辅传》。

第三节明末农民大起义

天启、崇祯间，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腐败，经济剥削的苛重，社会矛盾益趋激化，各地农民起义再度兴起，最终推翻了明朝的腐朽统治，为一个新的皇朝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徐鸿儒、于弘志的白莲教起义明末以秘密宗教组织的民众反抗斗争，迅速发展。万历年间，蓟州人王森传播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教徒遍布北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省。万历四十二年（1614），王森在京师传教时被捕，死于狱中。之后，其弟子巨野人徐鸿儒继续组织白莲教，信徒不下二百万。天启二年（1622），他联合景州（今河北景县）于弘志、曹州（今山东曹县）张世佩等，图谋起义，并约定中秋起兵。但因计划泄露，遂于五月先期发动。当地农民“多携持妇子，牵牛驾车，裹粮橐饭，争趋赴之”①。徐鸿儒自称中兴福烈帝，改年号为大乘兴胜元年。起义军很快攻克了郓城、邹县、滕县、峄县，“众至数万”②，屡败官军。其时，于弘志在河北武邑、枣强、衡水等地起兵响应。又有刘永明聚众二万人，不久与徐鸿儒队伍汇合，起义声势大振。他们计划“南通徐淮、陈、颍、蕲、黄，中截粮运，北达神京，为帝为王”③。经过半年多的战斗，十一月，徐鸿儒被部下出卖，在邹县被捕押至京城杀害。徐鸿儒起义被镇压下去。

陕北农民起义的崛起明末的农民大起义是从陕西开始的。天启七年（1627），陕北灾荒严重，澄城县知县张斗耀不顾人民死活，“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④。二月十五日，白水王二率饥民冲进县衙，杀死知县。之后，各地农民、饥民纷纷响应。崇祯元年（1628），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等，相继举起义旗。其后，陕西三边固原、延绥的饥兵也纷纷哗变。那些被裁减而无法生活的驿卒，也揭竿而起。从崇祯元年至三年间，各地暴动此伏彼起，势若燎原烈火。最初，各支农民起义虽发展迅速，但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一般都各自为战。崇祯三年以后，农民起义已波及到陕西几十个县，甚至还扩展到山西，参 7 加起义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并且各部渐有了“小并为大”①的联合趋势。

① 清康熙《剡城县志》卷九。

② 《明史》卷二五七《赵彦传》。

③ 王一中：《靖匪录》。

④ 文秉：《烈皇小识》卷二。

农民起义的发展，引起了明廷的重视。于是，明廷在军事剿杀的同时，采纳了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的招抚建议，对起义农民开展诱降活动。一时间，陕西境内的起义农民相继接受招安。但是，明廷的招抚政策只不过是伺机镇压农民起义的一个手段，并不是真正地为民众着想。因此，许多受招抚的起义首领如王左挂、苗登云等惨遭杀害。这就迫使受招安的农民再次起义。杨鹤的主抚政策也以失败告终。明廷于是改变策略，专派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前往围剿。留在陕西境内的农民起义队伍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余部亦纷纷进入山西。崇祯四年（1631）六月，活跃在山西的王嘉胤在河曲被围长达六个月后，在阳城为部下所杀。之后，王自用联合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等“三十六营，号二十万”②。明廷感到问题严重，遂调集重兵在山西加紧围剿。崇祯六年夏，王自用在河南济源中箭身亡③。王自用牺牲后，各路起义军拥推高迎祥为首领，并于这年冬季，从豫北渡黄河南下，连陷渑池、伊阳、卢氏三县，进入河南中部和西部，在河南、陕西、四川、湖广等省区交界地带开展活动。

明廷为了遏止农民军的攻势，于崇祯七年（1637）春，命延绥巡抚陈奇瑜任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总督，驻郧阳巡抚卢象昇与之配合，以五省兵力围剿农民军。农民军连遭重创，张献忠等奔向商雒，李自成则被包围在汉中兴安的车箱峡。李自成采取伪降手段，摆脱了困境，并立即反戈出击，声威大振。陈奇瑜被削职逮问。十一月，明廷提升洪承畴继任总督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洪承畴调集重兵，分兵四路向农民军合围，准备聚歼高迎祥等。结果起义军避实就虚，挺进湖广、河南。崇祯八年正月，农民军在河南再次联合，号称十三家七十二营，“有二三十万之多”①。十五日，农民军进抵凤阳，放火烧毁了明皇陵和龙兴寺，“事闻，帝素服哭，遣官告庙，逮漕运都御史杨一鹏弃市，以朱大典代之，大征兵讨贼”②。从崇祯八年底到九年上半年，明军与高迎祥的农民军主力展开了激烈的追逐战。明廷任湖广巡抚卢象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诏（洪）承畴督关中，象昇督关外”③。九年正月，高迎祥东下安徽，围攻滁州，旋又进入河南，撤回陕西。七月中旬，高迎祥率部至盩厔县黑水峪，不幸陷入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埋伏，激战四日，战败被俘牺牲，“余众歼散殆尽”④。高迎祥死后，西北农民军一度处于低潮，但不久，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两大农民军在西北崛起。

① 彭遵泗：《蜀碧》卷一。

② 《绥寇纪略》卷一。

③ 据汤纲、南炳文《明史》（下册）考证，王自用之死有三说：死于济源；病死；为邓王已射杀。见第1145页。

① 彭孙贻：《平寇志》卷一。

②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③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陕西延安柳树涧人，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父务农兼小贩，家境贫寒。幼年时，他曾读过书，青年时落魄无依，常受欺压。崇祯三年（1630）四月，张献忠在延安府米脂县率十八寨之众投奔王嘉胤，号称八大王。崇祯四年六月，王嘉胤被部下杀害，张献忠一度就抚于总督洪承畴，次年再起，“叛入山西”①，他与其他农民军首领共推王自用为盟主。张献忠作战勇敢，“临战辄先登，于是众服其 8 勇”②。崇祯六年冬，在明军的压迫下，张献忠进入河南，转战陕西、河南、湖广、四川等地。

崇祯八年（1635）正月，起义军十三家大会荥阳。张献忠随高迎祥连破河南、江北诸县，进入安徽，克颍州，破凤阳，烧毁了皇陵。之后，张献忠独自率众东下庐州、舒城，经湖广回到陕西。这年冬天，张献忠又再次出潼关入河南。崇祯九年，张献忠转战在陕西、河南、湖广一带。是年七月，高迎祥被俘牺牲，李自成亦连连受挫，张献忠部遂成为明朝镇压的重点。崇祯十年，张献忠联合老回回马守应等，从河南进入湖广，向襄阳发起进攻，湖广震动。次年春，兵部尚书熊文灿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主张招抚农民军。在孤立无援、明军云集的形势下，正月初九日，张献忠在谷城向熊文灿投降。至此，农民起义进入低潮。

张献忠受抚后，始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人不散队，械不去身”③，加紧操练，积蓄力量。这同时也给了明廷一个暂时喘息、调整的机会。为彻底消灭这支起义军，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制定出“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所谓“四正”是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六隅”则是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合“四正六隅”为十面罗网，各有侧重，协同配合，“随贼所向，专任剿杀”①。

④ 孙传庭：《鉴劳录》。

① 《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

② 康熙《陕西通志》卷三一《杂记·盗贼附》。

③ 康熙《吴桥县志》卷七《艺文》，范景文：《抚剿未可轻信叛形业已渐张疏》。① 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二。

崇祯十二年（1639）四月，杨嗣昌认为时机成熟，遂与总理五省军务的熊文灿密谋，调集陕西、四川边兵，企图一举消灭张献忠。张献忠遂先发制人，五月于谷城再起。熊文灿以招抚失败，被逮下狱处死。杨嗣昌被迫“自请督师”②，赶赴襄阳，以左良玉为主力剿杀。玛瑙山一役，张献忠大败，遂采用“以走致敌”的策略，奋战入川。崇祯十四年，张献忠又挥师东出湖广，一路乘胜直下，二月初占领了襄阳，杀死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发银五十万以赈饥民”③。杨嗣昌被迫自杀身亡。明朝改派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督师追剿张献忠。张献忠在河南信阳战败，率部由豫东入安徽。到崇祯十六年时，张献忠驰骋于鄂、皖之间。

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二十九日，张献忠攻占武昌，沉楚王华奎于西湖，“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④，赈济饥民。张献忠占领武昌后，改武昌为都城，正式建立大西政权，铸西王之宝，自称“大西王”。所设官制有中央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地方有巡抚、守道、巡道、学道、知府，知府以下设了二十一个州县的官员，并且开科取士，招揽人才。是年冬，张献忠几乎占据了整个湖南，进而向江西发展。崇祯十七年西进四川。这年六月，一举攻克了重庆，处死了明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抚陈士奇、重庆知府王行俭等。八月，攻克了成都，蜀王朱至澍及王妃投井自杀。十一月，张献忠以成都为西京，改王称帝，国号大西，定年号为大顺，铸造大顺通宝，设六部五军都督府等官。大西政权在其辖区进行严格的政治控制，整顿吏治，录用明降官和知识分子，注意团结少数民族。没收官绅财产，实行三年免征的赋税政策，并向富商大贾征收钱粮。这些措施，取得了民众的信赖。与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遥相呼应。

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李自成，陕西米脂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幼时曾为僧，做过牧羊奴。

成年后，充当驿卒，有勇有谋，“能得众”①。崇祯三年（1630），李自成在米脂起义，投不沾泥义军。次年，陕西农民军大部进入山西，推王自用为盟主。李自成与其侄李过。“往从迎祥，与献忠等合，号闯将”②。六年五月，王自用死后，“其党归闯将，无复称其号” 9 ③，李自成的队伍得到了发展。次年春，李自成在汉中车箱峡以诈降奇袭明军总督陈奇瑜的合围，声名始著。崇祯八年下半年，李自成率部转战关中，有众三四万人。崇祯十一年潼关之战后，“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④，遁入商雒山中，处境十分艰难。

② 《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

③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七《张献忠陷襄阳》。

④ 彭孙贻：《平寇志》卷六。

① 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② 康熙《延绥镇志》卷五《李自成传》。

③ 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

④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崇祯十三年，张献忠谷城再起粉碎杨嗣昌军事围攻之际，李自成率部“出商洛，入豫”⑤。其时河南久旱，饥民争相投附，势复大振，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这时，一些失意的知识分子如宝丰县举人牛金星、永城算卜者宋献策、杞县人李信也加入农民起义军。他们为李自成出谋划策，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很有见识的政策。他们针对当时民众的迫切要求，提出了“均田免粮”口号，主张免除不合理的赋税负担和加派，把地主侵占的土地还给无地耕种的农民。这对起义军其后的发展，无疑发挥了重大作用。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克了洛阳，活捉并杀死了福王朱常洵，没收福王府中的金银财货和粮食物资，发布告示大赈饥民。由是“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①。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豫西三府四十余州县之内，“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②，深得民众的拥护。

李自成攻克洛阳后，企图乘胜进攻开封，但明军严守开封，三次围攻均遭失败。崇祯十五年（1642）底，李自成率四十万大军由河南挥戈南下湖广。次年正月，农民军攻克承天（今湖北钟祥），二月攻克襄阳，改襄阳为襄京，建立政权机构。李自成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设丞相一人，以牛金星任之。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分理政务。在地方上，于要地设防御史，以下府设府尹，州设州牧，县设县令。在军事上，元帅之下有将军，依次为：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当时征战各地的主力部队分中权亲军、左、右、前、后五营，以正副权将军提督五营军事，共设二十二将。同年六月，张献忠在武昌建立政权，李自成曾派人前去祝贺，张献忠亦以重金回报。双方相约互为声援。

李自成夺取襄阳后，明朝在中原已无精兵可与农民军作战。崇祯帝急于消灭起义军，只好调动陕西的孙传庭部出关进剿李自成。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孙传庭总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又进兵部尚书，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南北军务。孙传庭遂以副总兵高杰为中军，四川总兵秦翼明出商雒为犄角，以延绥、宁夏总兵王定、官抚民为后劲，总兵牛成虎、副将卢光祖为前锋，会集河南。李自成利用孙传庭部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的弱点，首先在河南汝州切断明军粮道，明军军心大乱，郏县一战，明军师饥自溃。自成“纵铁骑践之，传庭大败”①。十月，李自成乘胜追击，在潼关击毙兵部尚书孙传庭，连破华阴、渭南、华、商、临潼，进攻西安。十月十一日，李自成攻占西安城，活捉秦王朱存枢，杀死陕西巡抚冯师孔。接着，分兵攻取陕西三边，所至风靡。至此，湖广西北部、河南大部及陕西三边，都在李自成控制之下。

⑤ 郑廉：《豫变纪略》卷三。

① 郑廉：《豫变纪略》卷三。

②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三《盗贼列传》。

①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改元永昌，造甲申历。封刘宗敏、田见秀等以下功臣为五等爵，更定官制，改内阁为天佑殿，设大学士平章军国事，以牛金星为之，宋献策为军师，以下设六部政府尚书、侍郎，分理政务。地方上设省节度使、巡按直指使以及道防御史、府尹、州牧、县令等。

西安政权建立后，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李自成率大军东渡黄河，经由山西攻夺北京。所过之地，严禁抢掠，实行“平买平卖”、“公平交易”等政策。一路势如破竹，“所过七十余州县，无不开门迎降”①。三月初一日破宁武关，七日下大同，八日至宣府，十四日抵居庸关，十七日进围北京，十八日入彰仪门进据外城。崇祯帝见大势已去，自缢于煤山（今景山）。十九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占领了北京。

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在北京短短的四十余天里，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成果。

稳定北京的社会秩序，严明军纪，禁止扰民。他下令“商贾仍令开市不闭，军士掠杀者斩，最轻者亦断手砍足”②。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始终粗衣粝食，保持农民本色，不时“问民疾苦”③。

健全政权机构，完善各项制度。大顺军进入北京后，按照西安所拟定的官制，健全了各种机构，提高武官的地位，大顺文官俱听武官节制。制定《永昌仪注》，“条记官制、补服、朝见仪节，以及各官往来礼柬之类皆具”④。接管地方。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占有了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及北直隶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甘肃、青海、宁夏、湖广、江苏、安徽等省的部分地区。为恢复地方秩序，李自成及时派出了一批地方官，接管地方州县，“所至无违者”⑤。

甄别录用明朝降官。大顺军入京后，充实和加强政权建设。除以农民军将领为核心骨干外，也录用了相当数量的明朝中下级官员。责令在京的明朝官员到指定地点进行登记，凡三品以上，不予录用；四品以下，酌情录用。首批选用九十六人，后又陆续录用。为求取人才，大顺政权还开科取士。设置“比饷镇抚司”，继续实行追赃助饷，以大将刘宗敏主持。官吏一律按照品级高低定出银数多寡。

① 赵士锦：《甲申纪事》。

② 陈济生：《再生纪略》。

③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

④ 谈迁：《国榷》卷一○○。

⑤ 李天根：《爝火录》卷三。

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对守卫山海关的吴三桂也进行了争取，令其父吴骧作书招引，并派降将唐通携白银四万两前去劝降。但是，野心勃勃的吴三桂，以父受追赃拷索，爱妾被掠为借口，不惜勾引清兵，向农民军反扑。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军六万东征，二十一日抵山海关，与吴三桂展开激战，不料清骑兵突然袭击，战斗失利，撤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举行即位典礼，“追尊七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①。三十日，农民军撤出北京。七月，李自成经由山西，进入西安。永昌二年（1645，清顺治二年），李自成迫于清军追击转入湖广。同年四月，年仅三十九岁的李自成遇害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

明末农民大起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最终推翻了明朝的封建统治。它历时十八年，规模大，势力所及达到全国十六个省区。参加人员广泛，以农民为主体，包括各个社会阶层。并提出了“均田免粮”、“平买平卖”的口号，反映了农民平等平均的思想。另外，农民军在军事组织、指挥，战略和战术方面，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附表明世系表①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第三篇：中国农民起义录

中国农民起义录—英雄崛起

受到热播电视剧《楚汉传奇》的启迪，感受到草根逆袭的强大和时代潮流的发展，我不由得拿起笔写下这篇酝酿已久的文章——《中国农民起义录—英雄崛起》

文章开头我必须说明，此文为凯弟原创，若有抄袭将追究法律责任（可以转载）那么你们要问什么是农民起义呢？那我来给它下一个历史定义。

农民起义：在国家体制为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国家经济形态为小农经济，存在地主阶级状态，土地根本所有权为封建君主独占的时代条件，农民阶级性质的领导人和领导组织对封建王朝专制统治的暴力反抗运动。其根本性质是农民阶级性质的运动，建立的政权机构组织依然是封建专制性质。具有典型的局限性和思想的封建残余。起义无论失败还是成功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农民起义理论定义（王凯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10界营销与策划专业 注解）

简言之：参与农民起义的广大群众是为了土地和温饱，而领导农民起义的头目则是对封建君主奢靡生活的追求和欲望。现在人们追求豪车、洋房是否也是这样？

武王伐纣 最早的起义运动但是他并不属于农民起义。首先，它不符合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条件，商朝任然是奴隶社会的性质，所以从根本上否定了武王的农民领导人头衔。其次，武王为王侯子嗣，也不属于我们的草根英雄。更何况，在起义过程中，大神姜子牙带来了喷火娃、三眼娃、飞天娃这些无敌的战将，成功绝对必然。商朝就凭申公豹和狐狸妹子果断是要跪的。

一． 诛暴秦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运动。反抗秦王暴政的领导者是刘邦和项羽。虽然说项羽是楚国名将项燕的后代，属于名门贵族，但是我们都知道是谁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没错草根英雄刘邦的厚黑精神帮助他成功的逆袭，完成了诛暴秦的历史使命，建立了西汉王朝。这里我想说，秦朝的灭亡确实和嬴政本人的变态心里有直接关系，赵高和里斯这两个混蛋也难逃罪责，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局限性和土地所有权地主化的存在。西汉成立后经济繁荣，但是它必然会遭到历史的淘汰，不信我们接着看。

二． 绿林赤眉大起义

这次起义知道的孩纸不多，本人博古今自然了然于心。这里首先要提到王莽乱政的情况，西汉末年土地兼并十分激烈，社会矛盾激化，王莽篡权建立了“新”王朝。这个新皇帝把西汉终结了，刘玄、刘秀通过昆阳大战消灭了王莽的主力军，最终在刘秀的努力下建立了东汉王朝。这次起义主要的原因是针土地的兼并严重，农民最看重的还是自己的生活环境。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任然是时代的主导。

三． 黄巾之乱

听着JayJay的东汉末年分三国和杨洪基大叔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我们来到了中

国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三国时代。东汉末年宦官当权，外戚何进领导的十常侍更是猖狂一时，政治黑暗腐败，东汉政权和羌人战争耗费巨大，连京师洛阳也是死尸相枕于路。苛捐杂税、官府压迫导致民不聊生，天降大旱，六月飞雪更是摧残。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领导的黄巾起义运动立刻席卷全国，最重要的是他们 喊出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义非常具有正义性和反抗斗争思想。可惜刘关张闪亮登场，三张皆成炮灰。曹操、孙坚、公孙瓒乱世枭雄割据一方，三国混战而归于晋。真可谓：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啊。

四． 隋末农民举事

每一个王朝的创建者都被我们所瞻仰，而每一个时代最后总有一个杯具，隋炀帝就是那个杯具。（口吻模仿台湾著名作家：七把刀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隋炀帝暴政大家有目共睹（穿越了），谁都无法忍受这个喜欢如厕以后不用纸巾的男人（野史：隋炀帝传），农民起义也是为了国家形象，我们绝对可以理解。王薄作为发起者，写下《无向辽东浪歌死》的文章，掀起了运动的序幕，虽然失败告终，但是他为后来的李渊同志做了先锋。

五． 李渊称雄

中国最鼎盛的时期莫属唐王朝，疆域辽阔，人民富足。但是他们以胖为美的欣赏水准是鄙人不可苟同的，所以灭亡也是必然！谁也没听说过胖子军团可以雄霸世界的，这样的军队一定消耗巨大，战斗力可想而知。但是创建它的李渊父子的确值得称赞。在前期缺少资金和人员的情况下，坚持战斗。王朝建立没多久又去和陇西的薛举火拼拿到一血，再消灭北方突厥的两个傀儡梁师都、刘武周完成双杀，此后消灭余党，完成团灭。虽然李渊属于地主阶级，但是他们的斗争性质任然符合农民起义军的斗争。

六． 黄巢反唐

唐朝灭亡很多人把责任推给武则天，但我觉得她只是路人甲。妹子无法成事，何况她还胖，不解释。黄巢写的诗句想必众多的周董粉丝早已倒背如流—《菊花》：待得秋来九月八，我开花时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成尽带黄金甲。黄巢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他的战斗地区选在唐朝军事力量较弱的长江以南，这和老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有异曲同工之妙！黄军势如破竹打得唐军节节败退。黄巢在长安大明宫宣告国号“大齐”，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领导集团的腐败开始了，这似乎是农民阶级领导团队的必然发展趋势。胜利冲昏了头脑，叛徒朱温又成了老鼠屎，黄巢运动失败告终，自刎而亡。但是这次起义给唐王朝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唐朝自此走向夕阳的余光中。

七． 宋江&方腊

不论你喜欢《水浒传》的那一个版本，当然我们都讨厌电风扇拍摄手法的张纪中同志，不过安以轩、甘婷婷的表演还是可圈可点的。宋王朝可谓是我们的羞辱历史记录本。虽然女真族和党项族对我们的侵略美化为兄弟民族的国内战斗，但是割地赔款的谈判情况却和八国联军侵华相似的可以。宋江领导的108将和方腊的江南起义军可谓是英雄在世，宋王朝内忧外患只好想出招安的办法，宋江起义此时已经宣告失败。领导层的错误决定葬送了他们农民起义军的神圣光环。方腊则坚持斗争，和宋王朝一决高下。可惜宋江军队战斗力实在太高，为了迎合观众口味和时代发展，施耐庵同学只好把方腊作为反面角色抛弃，农民起义宣告失败。

八． 朱元璋反元

朱元璋建立明朝废掉宰相制度这些都不重要，他那张鞋拔子脸才是我们高中学习课本上的重点。虽然早已经被我们涂鸦的血肉模糊难以辨认，但是大猪的伟岸我们是可以想象的。伴随着珍珠翡翠白玉汤的单口相声，我们就知道朱元璋是彻彻底底的草根起义。元代虽然把中国地图画到了欧盟，但是小日本终究没打下来，我觉得是失败的，灭亡也是迟早的事情，不然戚继光怎么登场，看来历史这位小说家的伏笔手法已经用的出神入化了。说起朱元璋的成功我不知道和张无忌的乾坤大挪移有无关联，但是大猪借力打力完成起义是值得借鉴的。

九． 李自成进京

对于李自成的战绩我不好评论，无论是匹配还是排位，他都不入流。但是圆圆姐的美貌我绝对认同，这一点小宝也是同意。不多说，李自成“闯王”入京烧杀抢掠和土匪一样，实在不能成为我们这期农民起义军的典范，所以拉黑。

十． 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我研究的最多，看了很多文章和书本。那太平军为什么这么让我着迷呢？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中国社会面临着空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1851年太平军起义。从广西出发一路杀到南京。整个战略图和08年圣火传递路线惊人的相似。太平军实力强大到可以建立政权和颁布土地制度。《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他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无处不均匀”，“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建立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中国版柏拉图社会。这部土地制度的颁布，反映了农民要求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是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但是他的绝对平均主义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看来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绝对正确。至于后来的《资政新篇》也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幻想，根本无法落实。但是太平天国运动给我们很大的激励，面对在强大的对手我们也可以找到突破口，向洪秀全同志致敬。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看看勃连赫赫大王的《极乐诱惑》，对太平天国的理解绝对有趣！

特别篇：孙中山同盟会

这里我特别提及孙中山先生的起义，对于孙文先生我特别敬重，不但是他对于共和理论的思想还是对起义的热情。凭借他的双手换来了海外侨胞的支持。我还深切的记着那句话：海外侨胞捐钱，国内同志捐命！我们的革命就是需要这样的热血和战斗方针。

历史的车轮正在滚滚的向前，我们这和它一起开拓新的未来！

第四篇：近代中国佃农生计困苦原因思考

近代中国佃农生计困苦原因思考

作者：刘克祥

中国封建租佃制度在二千余年的漫长岁月中，经历了萌发、兴盛和蜕变、衰朽的全过程。与此相联系，佃农家庭经济也有一个产生、成长和衰萎的历史过程。近代时期、特别是20世纪初，佃农极度贫困化和贫农雇农化，完全无力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最低限度的生活，封建租佃制度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资本主义的路又被堵死，彻底废除封建租佃和整个封建制度，恢复历史发展的活力是唯一的选择。

近代以来佃农生活水平直线下降

在不同历史时期，佃农的身份、地位和经济状况多有变化和反复。佃农家庭经济的产生、成长和贫困化，有一个发展过程。早期的“佃客”地位低下，被附载于主人户籍，没有独立的身份和家庭经济，是一种世袭的私属性分成制佃农，其性质近乎家丁。封建社会中后期，随着封建制度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逐渐松弛，开始具有独立的户籍、身份和家庭经济，不过对地主土地并无使用权或支配权。直至明清之际，时人仍然认为，“佃户出力代耕，如佣雇取值”，①佃农地位接近于长工。

明中叶后期、特别是进入清代，城乡商品经济加速发展，明、清两朝政权先后推行赋役改革。万历初年制定“一条鞭”法，康熙末期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实施“摊丁入地”。封建地租形态加速变化，由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实物分成租向定额租、实物定额租或分成租向货币地租演进，押租制和永佃制也开始在一些地区流行。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封建宗法关系的松弛，原有的超经济强制部分为经济强制所取代，提高了佃农的人身自由和生产独立性、积极性，有利于佃农个体经济的成长。早期押租的基本功能是保证地主的征租权，但也有稳定佃农耕作的一面。在永佃制下，租额固定，地主只能照额收租，不能增租换佃或收回自种，佃农除了耕牛、农具，还有土地使用权(俗称“田面权”)，由以前“出力代耕取值”的佣工式佃农上升为“佃主”、“面主”，与“底主”(地主)分庭抗礼，地位明显提高。同时，清政府推行垦荒政策，农业生产有较明显的恢复和发展，乾隆时期人均耕地面积超过10亩，人均粮食产量上千斤。佃农经营规模较大，生活相对充裕，佃农经济的发展呈上升态势，有学者将其概括或冠名为“佃农中农化”。②

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条件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帝国沦为帝国主义共同支配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列强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不断升级，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台湾、东北三省及热河先后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帝国主义日益扩张的经济掠夺和渗透，严重破坏农民家庭手工业，将农民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外国资本势力成为插入农民躯体的巨型吸血管;国内战争不断，兵祸连绵，农民不仅失去了农业生产所需的和平环境，而且人员、劳力、牲畜、房屋、器具损失不菲，税捐、兵差空前沉重。同时，随着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下降，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3亩，南方地区不足2亩;1931~1937年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只有622市斤，扣除种子、饲料、工业用粮，人均口粮仅353市斤，每天不足1市斤。③耕地、口粮如此紧缺，家无寸地的广大佃农生计自然更加严酷。

封建租佃关系也发生重大变化：押租恶性膨胀，功能蜕变，不仅地主将增押换佃作为加强地租压榨的捷径，城乡富户和高利贷者还合伙集资，高息贷与佃农缴押以谋利，押租由原来的地租保证蜕变为残酷的地租和高利贷盘剥。佃农负担的押租越高，租佃期限反而越短，土地耕作越不稳定。20世纪40年代，法币急速贬值，进一步刺激地主退押换佃，佃农所交押金大幅缩水，甚至变成废纸。四川一些地区，佃农原交银元、法币等押租，折合多石稻谷，退押时只能买几斤盐巴甚至一个烧馍、一根油条。④没有押租的租田，同样地租加重，期限缩短，不少地区的租佃期限已短至二三年或一年、一季，而且是先纳租后种地，谓之预租或“上打租”。国民党政府虽然明文禁止押租、预租，但从未实行。永佃制也加速瓦解。因佃权可以典卖，意味着永佃农随时可能丧失佃权。故永佃制从形成之日起，即伴随着瓦解或分解。近代特别是20世纪初叶，地权兼并加剧，永佃权越来越成为地主富户的兼并对象，永佃农因欠租或经济恶化等原因而失去佃权的情况日益普遍。同时，永佃权失去了地方官府和习惯法的保护，国民党政府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永佃权，规定佃农欠租2年或地主自种，均可撤佃，并禁止永佃农将土地转租。⑤于是地主以各种借口侵夺佃权，永佃制加速没落。永佃权一旦同佃农分离，不论地主收回，还是他人购买;土地不论原佃继续耕作，还是他人承租，耕者都必须同时缴纳田底、田面双重地租，剥削成倍加重，愈加残酷。

封建地主的变化同样明显。洋货倾销，西风东渐，商业和城市发展，地主生活日益奢靡，家庭开支大增。光绪初年即有报道说，地主“用度之奢侈，百倍前人”。⑥20世纪后更是变本加厉。加上农村治安恶化，地主经商、居城之风更盛，商人地主和城居地主成为封建地主的重要成分。地租(含押租)是地主商业资本的主要来源，1931年四川温江县城7家绸缎铺中，4家的本钱来自押租。⑦地主以地租为资本经营商业、高利贷，复以商业利润、高利贷利息买地收租，地租、利润、利息辗转增殖，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紧密关系进一步强化。山东莱芜全县的银行、钱庄、油坊以及百货商店，全操在地主手里;山西平顺，不仅交易规模最大的花椒和党参由地主富农或行商直接收购外运，并无市面和专营商号，就是粮食和其他商品买卖的商业权，也并不由商号操控，而是在地主手中。佃农出卖农产品，购买生产、生活资料，都必须通过地主;广东潮州，更是地主、高利贷者、中间商和官府政策执行人“四位一体”，地主直接掌控地方政权，兼营商业、高利贷。佃农所需肥料、日用品，都必须从地主经营的商店采买或赊购，农产品也只能卖给地主商店或抵偿债款。⑧

显然，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民国时期，佃农经济的发展出现重大逆转，不仅地租剥削加重，生产经营规模缩小，家庭手工业衰败，农业、副业收入减少，经济困窘，甚至连原来有所增强的生产经营独立性、自主性也明显削弱或消失。若将清代前期佃农经济的发展态势称作“佃农中农化”，那么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佃农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佃农贫农雇农化”。随着佃农的“贫农雇农化”，佃农中的贫农雇农比重不断增大。到民国时期，贫农雇农已成为佃农的主体。据1938年对四川双流、温江3个村的调查，佃农中的贫农占80.4%。⑨四川部分县区土地改革时，佃农单设从贫农到富农的阶级序列。数据完整的巴县、永川、铜梁、大足、壁山、合川、万县、渠县、南溪等9县，佃贫农占佃农总数的63%，而且只限于以租种田地为主要或全部生活来源的佃农，那些租种小块土地并从事小贩、佣工、手艺，或农忙种地、农闲行乞的贫苦佃农，以及帮工式佃农，都被划入了佃农以外的贫农、雇农序列，故佃农占农户总数的比重仅为39.7%，明显低于实际数字。佃农中的贫农、雇农实际比重应在80%以上。⑩有的地区佃农中的贫农、雇农比重更高。广西凭祥土地改革时，845户佃农中，仅有佃中农64户;镇向、龙茗两县地主出租土地3625亩，只有佃中农10户。11虽然3县佃农中的富农(其数极少)等成分不详，贫农雇农的比重无疑大大超过90%。某些地区，佃农甚至几乎全是贫农，如安徽滁县，佃农单列而未划分成分，全部置于贫农之后。12在北方一些地区，佃农则主要由几乎完全丧失生产资料的“帮工佃种制”(亦称“分益雇役制”)雇农构成。13原来“帮工佃种制”罕见的南方地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开始多起来。据1941年的调查，四川全省“帮工分租法”占7.7%。14

生产资料、生活成本急剧上升，佃农负债累累

对于以贫农雇农为主体的佃农，在主佃关系上，地主居绝对统治和支配地位，强势专行、说一不二，佃农只能俯首帖耳、仰其鼻息;在产品分配上，地主得大头，佃农得小头或零头;在商品和市场交换中，佃农的所付价格总是大于所得价格。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工农业生产和商业交换的进行，都是以剥夺农民尤其是广大佃农为前提的。20世纪初，工农产品“剪刀差”进一步扩大，佃农和自耕农民所受剥削愈益残酷，经济落后和偏远山区尤甚。如云南陆良，鲜梨每斤1分钱，生猪每头2.5元;宣威火腿每斤0.2元，而红糖每斤1元，5斤火腿才能换1斤红糖。15广西向都，10斤稻谷换不到1斤食盐，40斤稻谷换不到1斤洋纱，农民“卖尽了所获农产还不够主要日用品的费用”。16

这样，无论勤惰与否，因为经营规模小，大多佃农生活艰难。20世纪30年代，江苏无锡一个生活极为简单的佃农，每人全年需生活费44.15元，一亩租田年收24元，扣除地租、工资、种子、肥料、灌溉、农机修理等开支18元，仅余6元，必须租种7亩半水田，方能勉强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而妻子儿女的生活费用全无着落。另据调查，该地一个家有3口、租种10亩水田的佃农，全年米麦收入316元，种子、肥料、车水、除草人工以及全家生活费支出共330元。尚未计算地租，已亏短14元。如以半数(即158元)交租，实际亏损达172元，足见亏损数额之大。17何况在地狭人稠的无锡，能够租种10亩水田的3口之家佃农是极少的。四川雅安，佃农耕种一亩水田，年收19元，地租、牛力、种子、人工、肥料等支出共19.2元，净亏0.2元，但这还是人工出自己力，膳食自备，肥料亦用粪肥，无需外购。如果雇用人工，外购肥料，亏损愈加严重，一家老小的衣食更无从筹划。18成都平原一个租田10亩的佃农，大春亩产折价20.98元，纳租16.74元，仅余4.24元，10亩合计42.4元。而生产费用需50元，亏损近7元。亏损部分和全家老小的生活全靠小春和副业弥补。但小春每亩不过10元，合计100元，扣除生产费用后，余额甚微，无异杯水车薪。而且在成都平原，租种10亩水田，仅押租和中人酬谢就需七百数十元，非小康农户无此能力。小康佃农尚且如此，赤贫下佃更不待言。19在北方，河北玉田佃农以种田10亩计，产粮6石，折款36元，纳租30元，种子、肥料10元，其他杂费4元，合计44元，尚未计算人工和家人消费，已亏损8元。20另据1936年的调查，一户租种15亩水田的佃农，亩产大米1石，15亩合计折款90元，对半交租，或每亩3-5元纳钱，共扣租45-75元，按户缴纳的捐税、摊款，1934年为每户60.8元。这样，即使不算生产成本和家庭消费，已亏短15.8-45.8元。调查者不禁哀叹：“农民真还想活命吗?”21

种植经济作物一度获利的佃农，也都亏折，其程度甚至超过粮食作物。江西鄱阳烟叶种植区，一个劳力种烟一亩，收烟2担，过去可得款100余元，扣除地租，尚可换回全年食用的米麦。到20世纪30年代，一亩所得仅三四十元，扣除地租和成本，所余无几，半年以上要靠苦菜和草根活命。22安徽凤阳、河南襄城、山东潍县等地的种烟佃农，亏损比种粮食的佃农更严重。凤阳、襄城种烟佃农的亏损分别比种高粱的佃农多6倍和3倍。潍县种大豆的佃农尚可每亩获利1元，而种烟佃农每亩亏损5元。江苏武进的养蚕佃农，因茧价低落，经济一年比一年艰难。茧价由每担八十而七

十、而六十，1936年已降至30余元乃至20元左右。桑叶更不值钱，几角钱一担，尚无买主。因蚕桑生产难以维持，只得又回到稻麦种植。从前拼命开辟的桑园，现在又拼命挖掘，恢复为稻田。但谷价也持续低落，还是“还了租籽，不够偿债;偿了债款，不敷还租;自己吃的穿的，完全落空”。23

为了活命，度过眼下难关，佃农除了勒紧裤带，最大限度减少消费，还不得不压缩生产开支，降低耕作质量。江苏海门佃农的肥料、人工费用，分别从1929年的50元减少到1934年的30元，种子费用从10元减至5元，5年间减少了40%~50%。24一些佃农家庭收支统计显示，尽管各地佃农生产费用、生活费用各自所占比重互有高低，但地租始终是生产支出的最大项。耕畜、农具、种子、肥料、饲料等费用，反而无足轻重，能省则省，能免则免。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江苏吴县，浙江武义，四川江北、巴县、犍为等5县，生产费用平均占佃农家庭支出的57.9%，其中68.6%是地租，犍为更高达91.4%。种子、肥料、饲料和耕畜、农具费用，分别只占31.4%和8.6%，所摊数额很少，甚至空缺。25广西玉林、藤县、果德等3县，因地租率不算太高(一般为50%左右)，地租占佃农生产开支的比重相应稍低，平均为42.5%。但因收入很少，生产费用占家庭支出的比例亦低，仅有38.2%。地租以外的生产费用，同样微乎其微。26生产开支的缩减，直接导致经营粗放，生产萎缩，收获歉薄，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

生活费用则绝大部分用来果腹充饥，家庭消费的最大比重是食品，衣着、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费用极少。上述江苏吴县等5县佃农，食品平均费用占消费开支的73.4%，加上煮食燃料，达85.8%。衣着占11.4%，家用器具、教育、医疗、卫生、嗜好、年节礼情等，仅占2.8%。广西玉林等3县佃农，食品比重相对稍低，平均占消费开支的65.3%，加上煮食燃料为81.3%。不过这不表明广西佃农生活水平相对较高，主要是当地婚丧、生子等酒席、礼情开销大，一次婚丧的费用往往接近全年消费开支，拉低了食品、衣着在家庭消费中的比重，尤其是衣着费用，其比重低至2.3%。更有21.5%的佃农全年没有一分钱的衣着(包括棉花、纱线、布匹、印染、成衣、缝衣等)开支，显见该地佃农生活水平之低。27

即使如此，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佃农还是入不敷出，连最低限度的生活也无法维持。20世纪30年代末有调查者对四川佃农生活所下结论是：“无论大佃小佃，纯依佃耕之收入，大都不能维持其全家最低之生活，尤以小佃为甚”。28同期调查统计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浙江兰溪410户佃农中，310户收支不敷，占75.6%;嘉兴1404户佃农中，1271户收支不敷，占90.5%。29云南昆明73户佃农中，57户收支不敷，占78.1%。30广西玉林、藤县、果德等3县的情况尤为严重，65户佃农中，62户入不敷出，占95.4%。平均每户不敷金额为101.5元，相当收入的31.5%，高的为80%~90%，最高达173.5%。31收入只是家庭开支的零头，可见收支不敷的严重程度。

佃农在生产严重亏损、家庭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若不乞讨，唯有典当、借贷之一途。因此，各地半数以上乃至全部佃农负债。上述兰溪410户佃农的负债率为77.8%，嘉兴1404户佃农为89.1%。安徽合肥调查的198户佃农有191户欠债，负债率为96.5%。云南昆明，1938年调查的526农户中，佃农负债率为50.4%。32广西玉林等3县65户佃农，仅1933年一个中，典当衣被、农具的17户，借贷现金、粮食的11户，典当加借贷的25户，合计53户，占总数的81.5%。33加上旧债未偿者，可能接近100%。河南洛阳、陕州，则80%以上的佃农负债于地主，不过并非地主贷给佃农现金，而多为佃农欠租折款或借粮折款，往往新旧相积，既还而复欠，永无休止，最终完全破产。34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帝国主义掠夺剥削是佃农破产“罪魁元凶”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佃农被剥削、贫困破产，与鸦片战争前不同，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剥削和贫富分化，而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本原始积累。

剥夺农民、使其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是西方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基本手段，英国的“羊吃人”是其典型。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佃农的剥削，则是这种资本原始积累的延续和扩张，是西方资本将对本国农民的剥削转移和扩大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落后国家，而且，这种剥削是以暴力劫夺、军事侵略、领土占领和大规模屠杀、驱逐为前提和手段。这不能叫“羊吃人”，而是“狼吃人”。

“羊吃人”和“狼吃人”这两种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和结果不同：“羊吃人”是本国资本剥削国内农民，将社会分化为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和被役使劳动者的资本两极，以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它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前提。而“狼吃人”是外国资本剥削中国农民，既有中世纪的匪盗式劫夺，又包含资本主义条件下特有的行业、地区间经济剥削。在国内，具体表现为工业剥削农业，城市剥削农村，被剥夺的佃农财富和资金，绝大部分流向城市，导致农村资金枯竭。结果，农村只有破产农民一极，并无役使破产农民的资本聚集，形成“一头沉”式的贫困积累。有些地区甚至只有小贫赤贫之别，并无贫富之分，问题已经不是佃农普遍借债和无力偿债，而是无债可借。35由于农村失业、半失业和富余劳力数量庞大，人工低贱，不仅机器耕作无望，连畜力使用也显得不经济，以致一些地区纷纷由牛耕倒退回到锄耕。在国际，欧美列强和日本是先进工业国，中国是落后农业国，全国大部分或绝大部分资金和财富流往欧美列强和日本。即使充当剥削农民主要经手人的官僚、军阀、地主、商人、买办、高利贷者，也只分得一杯残羹。就是这杯残羹，相当部分也因购买洋货或出国观光、旅游、考察、探亲、医病、留学、置产、移民，或将金银、钱财存入外国银行等，最终流向了国外。资本、财富积累全部集中在欧美列强和日本，中国成为贫困一极，全国一穷二白，建设无资金，产品无市场。

抗日战争前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支出中，有经济建设开支和有数可稽的1934—1936年，共支出“企业资本”6300万元，折银4410万两。3年的国营企业建设资金，相当于同期财政支出318100万元的1.98%，军费及债务支出213600万元的2.9%，财政赤字74900万元的8.4%，对外贸易入超88280万海关两的5%，白银净出口55130万海关两的12.5%;36相当于《马关条约》对日赔款及辽东半岛赎款23000万两的19.2%，庚子拨款本息98000万两的4.5%。这组数字十分简单，中国的财政状况和财富、资金去向，一目了然。

国穷民更穷。广大佃农、村民和城市工人、贫民，生活困苦，购买力极其低下，绝大多数农民连火柴都买不起。37在农产品不断商品化的条件下，一些地区的农民也只卖原料，而不买产品。如只卖小麦、棉花，不买面粉、机纱机布。出售小麦大多是“粜精留粗”或“粜精籴粗”，即出售精粮小麦，保留或籴进高梁、玉米等粗粮自食，根本吃不起白面;出售棉花，则所得钱款几乎全部用于完租、纳税、偿债，衣不蔽体而无力购买机纱机布。38国内工业品市场本已十分狭窄，又被进口洋货和外国资本产品抢占先机，留给本国资本的产品市场愈加少得可怜，民族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正常生存和发展。

这正是西方列强所希望的。基于利益最大化法则和白人种族主义信条，列强宁愿中国维持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永远充当其农产品、工业原料供应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不愿意也不允许中国正常发展资本主义，成为主权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其平起平坐。它们用掠得的资本，大批掳买“华工”(贬称“猪仔”)用于发展美洲、澳洲的资本主义，就地役使中国破产农民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尚居其次。因此，寄希望于外国资本，试图通过半殖民地殖民地化的途径实现中国的资本主义化，绝对行不通。事实上，近代时期由殖民地转化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是白种人殖民和鸠占鹊巢，并无一个有色人种土著民为主体的国家。

显然，“狼吃人”的资本原始积累，既为加速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演变创造了条件，又釜底抽薪，从资本和产品市场两方面堵死了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和整个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剥削者将佃农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吸吮殆尽，却不可能也不愿意在中国农村建立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中国佃农的命运比英国农民更惨，既无能力维持传统的简单再生产和最起码的生活，又不能离开土地和农村，另谋生计，封建租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土地革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政权，赶走外国侵略势力，实行土地改革，实现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革命主张，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消灭封建剥削，解放生产力，推动和加快了历史发展的步伐。事实证明，废除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的单纯主观意志，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十二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经济史(1937~1949)”阶段性研究成果，批准号：10&ZD074)

注释

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93卷)，“漳州府·田赋”，清代抄本，第3页。

②方行：“清代佃农的中农化”，《中国学术》，2000年第2辑。

③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08页。

④参见《綦江县志》，重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83页;《蓬安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221页;《巫山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页。

⑤吴经熊：《中华民国六法全书理由、判解汇编》(第一册)，1936年增订本，第454、259、453页。

⑥《申报》，光绪三年三月初二日。

⑦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2册)，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版，第32461页。

⑧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4年9月15日、7月28日、4月17日。

⑨据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2册)，第32451~32452、32454、32457页各表综合计算。

⑩据1936年和1941年的调查，9县的佃农比重分别达64.3%和73.7%，高出24.6和34个百分点。这部分缺漏的佃农，全是贫农、雇农。(参见刘克祥：“关于押租和近代封建租佃制度的若干问题”，《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11《凭祥市志》，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5页;《天等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6页。

12《滁州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

13参见刘克祥：“试论近代北方地区的分益雇役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4应廉耕编：《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四川农村经济调查报告第七号·四川省租佃制度》，中农印刷所，1941年刊本，第7页。

15国民党政府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编：《粤滇线云贵段经济调查总报告书》，1930年调查、印行，第83页;国民党政府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编：《湘滇线云贵段附近各县经济调查报告书》，1930年调查、印行，第57页。

16梁建民：“广西经济出路应注重农业以促进工商抑注重工商以保户农业”，《广西经济出路讨论集》，1934年刊本，第45页。

17章子键：“中国佃农问题之检讨”，《新中华》，1933年7月第1卷第14期，第26页。

18李铮虹：“四川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9册)，第47143~47144页。

19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2册)，第32580~32582页。

20“玉田农村破产，农民辛劳得不偿失”，《农村经济》，1934年1月第1卷第2期，第71页。

21志明：“防共自治下的玉田农村”，《中国农村》，1936年3月第2卷第3期，第65~66页。

22沙芸：“鄱阳县的种烟农民”《中国农村》，1936年2月第2卷第1期，第63、65页。

23念飞：“剧变中的故乡——武进农村”，《东方杂志》，1936年3月第33卷第6号，第115~116页。

24沈时可：“海门启东之县佃租制度”，《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0册)，第30933页。

25金履昌：“吴县尹郭区农村的一瞥”，《农村经济》，1934年5月第1卷第7期，第101~102页;《中国经济年鉴续编》，1935年，第141~142页;李铮虹：“四川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9册)，第47143~47144页。

26273133据前社会调查所广西经济调查团编：《广西省农户经济调查表》各表综合计算。

28郭汉鸣，孟光宇：《四川租佃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132页。

29冯紫岗：《兰溪农村调查》，浙江大学1935年刊本，第128页;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浙江大学、嘉兴县政府1936年刊本，第159页表170。

30林定谷：“昆明县租佃制度之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3册)，第32698~32699页。

32冯紫岗：《兰溪农村调查》，第128页;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第159页表170;赵世昌：“合肥租佃调查”，《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58册)，第29809~29810页;林定谷：“昆明县租佃制度之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3册)，第32700~32701页。

33孟光宇：“洛阳陕州之租佃制度”，《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5册)，第29809~29810页。

34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刊本，第M48页。

36[美]阿瑟·恩·杨格著：《1927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86~489页附录一“1928年7月1日至1937年6月30日常年岁入和岁出·岁出部分”。

37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组：《中华民族火柴工业》，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6页。

38参见刘克祥：“1895~1927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第五篇：鲁迅眼中的农民起义

鲁迅眼里的农民起义

湖北省宜昌市三峡高中

罗涛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谈到老百姓的苦难时，有这样一段话：“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这两句话很令学生费解。他们所学的历史课本都是正面肯定农民起义的，黄巢、张献忠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吗？怎么都成了给老百姓带来“意外的灾殃”的“作乱人物”呢？再看课本注释：旧史书上有他们胡乱杀人的夸大记载。鲁迅的说法和注释显然存在矛盾。那么鲁迅究竟是怎样看待农民起义的呢？

综观鲁迅的著作，发现鲁迅对农民起义都持否定的态度。

在《鲁迅全集》中，鲁迅十多次提到张献忠，对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张献忠“为杀人而杀人”，“杀人如草”，他的行为只是“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1“关。”○‘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2鲁迅对张献忠可谓深恶痛绝。至今为人类唾骂。”○他对李自成也多有批评：“北京民心的不

3“ 明末的腐败破烂也还未达到极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时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际利害的。”○

4点，因为李自成，张献忠闹起来了。”○鲁迅还以否定的口气直称太平天国为“长毛”。在《头发的故事》中他借N先生的话说：“„„洪杨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在《阿长与〈山海经〉》中也有对“长毛”的残暴的揭露。

鲁迅还批评描写农民起义的《水浒》：“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从陈胜、吴广到刘邦、黄巢，一直到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以至洪秀全，他对这些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都持一种非常坚决的批判态度。

鲁迅为什么如此坚决地否定农民起义呢？他深知农民起义的局限性和落后性。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成功的农民起义不过是打倒了一个旧皇帝，迎来一个新皇帝而已。朱元璋与刘邦尽管相隔一千五百多年，并没有任何进步。而失败的农民起义，则大多演变成黄巢、张献忠一样的大**、大屠杀。

在《阿Q正传》中，阿Q的“革命理想”不外乎三条：报私仇、抢东西、抢女人，还要欺压小D之流，作威作福。我们可以在鲁迅的杂文中找到他的思想轨迹，看到他对农民起义的认识。在《热风随感录·59》中，鲁迅这样写刘邦的起义理想：秦始皇帝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何谓“如此”？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我们发现，阿Q的革命观与刘邦何其相似！

鲁迅一眼便看穿了农民起义的本质：“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会废去‘老爷’的称呼的，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奴才造反做了主子之后，其横暴、残忍和摆架子，又远远在原来的主子之上；而奴才造反失败，必然要疯狂地屠杀和毁坏，自己不能拥有的东西，也不能让别人拥有。

鲁迅在七十多年前，就深刻地剖析了农民起义的致命缺陷，指出充满落后思想的农民起义，充满了破坏性。成功了，只能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失败了，则仅仅只能带来社会的大流血、大**。实在谈不上对历史发展进步有推动作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是不是该改一改陈旧的历史观呢？

1《坟·雷峰塔的倒掉》 ○2《热风·随感38》 ○3《南腔北调集·谈金圣叹》 ○4《华盖引文出处：○

5《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集·忽然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