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法制改革（大全五篇）

第一篇：清朝末年法制改革

论述清朝末年的法制改革

清朝我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统治了全国达268之久。以鸦片战争为界，它可分为前期和后期。清朝的前期，经过康、雍、乾三朝100余年相对稳定的统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取得了超越前朝的明显的发展；而后期，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凭借着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的经济、政治、司法大权，使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由一个封建专制国家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与此相对应，前后期的法律制度也显现出不同的特色。前朝前期，继承发展了汉唐宋明等历代法律制度的成就；清朝后期，由于西方法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使得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法制观念开始更新，中国法律制度开始改革。清末法制改革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开端，也是传统法制向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一、清末法律变革的主要内容

根据慈禧发布的“务期中外通行”的方针，清政府确定了所谓“参考古今，博辑中外”、“折冲樽俎，模范列强”的基本原则，对法制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一）“预备立宪”与宪法文件

为了抵制势不可遏的革命运动的历史潮流，敷衍和拉拢要求改革政体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并进一步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巩固清朝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清朝统治者实行了预备立宪的改革活动。可以这样说，“预备立宪”是清政府在20世纪初进行的以预备“仿行宪政”为名的政治欺骗活动。

作为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一个步骤，光绪三十四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共计23条，由“君上大权”和作为附则的“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构成。《大纲》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大量规定了君主的权利，基本的立法权、司法权、解散议会权统率海陆军等权利都掌握在君主手中。至于臣民权利、自由的规定，十分狭窄，根据《大纲》，凡合乎法定“资格”之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的自由，有呈诉权、财产权、居住权，臣民只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大纲》体现了“大权统于朝廷”的精神，突出了皇帝专权，人民无权的特点，给封建专制披上宪法的外衣。但是，这毕竟是在中国法律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臣民的权利义务，这对于启发民智，培养近代的法律意识具有一定的意义；光绪三十三年，清朝设立了资政院、咨议局和议事会，同时拟定了《资政院院章》和《咨议院章程》。作为中央咨询机关的资政院，只是清朝皇室直接控制的御用机关，根本不是资产阶级的议会组织。作为地方咨询机关的咨议局，不具备地方议会性质，它只充当着“民主”的点缀品。但在一定程度上，资政院和咨议局都对当时的中国民主意识的觉醒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对于提高国民的民主觉悟和权利意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在清廷“大局已几乎瓦解”时抛出的“急切挽救之方”——《重大信条十九条》，其在形式上被迫缩小了皇帝的权力，但仍然强调“皇帝神圣不可侵犯”，完全着眼于皇帝和国会的关系，人民的权利只字未提。这种立法倾向冲淡了它的价值，完全是一种应急的政治策略。

（二）制定《大清民律草案》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民族工商企业，已经在社会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原有的民法已经不能调整当时复杂的财产关系。随着西方法文化的输入和中国传统封闭的法文化状态的被打破，开始了国人由传统的法观念向近代的法观念转型。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清廷制定了《大清民律草案》。

《大清民律草案》仿照大陆法系民法的体系和结构，共分五编：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三十六章，一千五百六十九条。其遵循的立法原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采纳各国通行的民法原则；(2)以最新最合理的法律理论为指导；(3)充分考虑中国特定的国情民风，确定最适合中国风俗习惯的法则，并适应社会演进的需要；（4）选择适合于改进政治与法制的最有利益之法。

制订民律草案前三编所依据的主要是各国的现有成文法和最新法学理论，后两编则以中国的传统礼教与民俗为依据。这对民律草案的内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民律前三编以“模范列强”为主。民律前三编在起草者松冈义正的影响下，以日、德、瑞士民法典为参照，体例结构取自德国民法典。在总则编中，采用了人在法律范围内权利与义务统一，过失侵害他人权利应赔偿损失，人格保护等资产阶级民法的基本原则。在债权编中，规定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确立了契约自由等。在物权编中主要规定了所有权人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对土地所有人权益的保护等。这些内容主要以西方各国通行的民法理论和原则为依据，对中国旧有习惯未加参酌，因而体现出明显的资产阶级民法的特征。

第二，民律后两编以“固守国粹”为主。根据民律草案的起草原则，所有涉及亲属关系以及与亲属关系相关联的财产关系，均以中国传统为主。立法者具体提出这两编主要参照现行法律、经义和道德，虽也采纳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法律规定，但更多的是、注重吸收中国传统社会历代相沿的礼教民俗。第四编“亲属”对亲属关系的种类和范围、家庭制度、婚姻制度、亲子关系中亲权的确立和嫡庶之别等作了规定。这一编体现了浓厚的家族本位特色，确定了家长在家庭中的特殊作用。第五编“继承”规定了自然继承的范围及顺位、遗嘱继承的办法和效力以及对债权人和受遗人利益的法律保护。这一编同样体现着浓厚的传统色彩，家族的传承观念远远重于个人的物质利害得失。

《大清民律草案》前三编与后两编的迥异，使整部法典的风格难以统一。从整体上来说，由于急功近利，法典一味强调对最先进民法理论和立法成果的吸收，故而在许多方面与中国实际严重脱节。就法典本身来说，《大清民律草案》虽然不太成熟，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对以后的民事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鼓励商人投资，制定商业贸易法

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强行拖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漩涡之中。外国资本主义广泛深入中国市场，中国的民族经济遇到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新的经济运作方式也对中国工商业起到了刺激作用。在内外压力下，清朝统治者也从欧美列强以工商立国而臻于富强的事实中获得启示，大力推行振兴工商业的政策。

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清廷颁布了《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决定用爵赏的方法，激励商人的投资积极性，此举“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 在没有先例和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为应当时之需，清廷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独立的商事法律——《钦定大清商律》，它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商业活动以营利为目的，确认了商人的合法地位，而一反中国以往重本抑末、重义轻利的传统；此外，清廷还制定了《破产法》、《大清矿务章程》、《铁路简明章程》、《票据法》、《海船法草案》等，还有较多顾及中国固有商市习惯和通行的商法原则的《改订大清现有商律草案》。虽说以上商业贸易立法主要抄自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关法律，但它们在中国的法制史上还是占有了重要地位，成为近代中国商法的滥觞。

（四）删改旧的《大清律例》，制定新刑律

清末修律的主持人沈家本在光绪三十四年提出新刑律颁布之前应先行修订先行刑律作为过渡，并根据“总目宜删除”、“刑名宜厘正”、“新章宜节取”、“例文宜简易”的原则修改了《大清现行刑律》，生成了《大清新刑律》。

《大清新刑律》分总则和分则两编，共53章421条，后附《暂行章程》５条，是清廷于１９１１年１月２５日公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刑法典，但仍保持着旧律维护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的传统。这部新刑律无论形式、内容都有较大的变革，与《大清律例》相比，有如下变化：1.“更定刑名”——废除法定五刑，更定为主刑五等，从刑两等；2.“酌减死罪”——删除了《大清律例》虚拟死罪的条款，酌情减少了死罪之条；3.“死刑惟一”——死刑仅用绞刑一种；4.“删除比附”——规定律无正条者不予处罚；5.“惩治教育”——进行感化教育，以尽“明刑弼教”之意。此外，《大清新刑律》总则中对于赎罪俱发，采用“限制加重主义”；对能改过自新的罪犯，采用“缓刑”或“假释”等，均是近代资产阶级刑法的原理和原则的体现，显示了一定的进步性。

总之，从单纯技术角度和形式上看，《大清新刑律》属于近现代意义上的新式刑法典，与中国传统法典在结构、体例及表现形式上均有较大不同。但是，《大清新刑律》对于传统旧律并没有作实质性的修改，特别是附录《暂行章程》依然存在于法典之中，依然保持着旧律传统。虽说它颁布后，未及正式实施，清朝即灭亡，但它对以后中华民国的刑事立法却具有深远的影响。

（五）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离，司法开始独立

中国在几千年漫长的封建年代,司法与行政合一,审判权受行政权的干涉,没有专设的检察机关,高高在上的皇帝总揽司法权,中央虽然有专门的司法机关,但其活动受皇帝左右,受宰相牵制。清末司法制度的变革,首先是司法机关形式上有了重大变化,确立了司法与行政分立的独立司法机构。

清朝政府在1906年实行官制改革时,将刑部改为法部,掌理全国司法行政工作，改大理寺为大理院,正式成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清政府先后编订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这是临时性的过渡章程。1910年2月,又编订了《法院编制法》,这是清王朝正式颁布试行的比较系统的法院组织法规，它否定了中国传统的司法与行政不分的司法机关体制与体现专制主义的审判诉讼制度，为民国时期司法机关体系的建立和近代意义的诉讼审判制度的缔造，提供了重要的基础。1910年12月,清政府先后又编成《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提出了实行公开、不告不理等原则，废除刑讯逼供制度，采取据众证定罪，死刑案件由大理院审理或复判等刑事诉讼审判制度，以及审判衙门，当事人，普通诉讼程序，第一审诉程序，上诉程序，再审程序，特别诉讼程序等民事诉讼审判制度。实际上这两部草案也都未来得及颁行清政府就覆灭了，但它们有助于人们新的司法观念的形成，并为中华民国时期诉讼法的修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清末司法制度的改革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司法与行政合一、皇帝总揽司法大权的体系,初步确立了司法与行政分立的司法独立原则，并对以后中华民国各政府的司法制度有直接的影响。

二、小结

从法律文化角度看,清末法律改革是先进法律文化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孕育和发展,它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终结和现代法律文化的开启;从法治发展的角度看,清末的法律变革是中国近代法制建立的起点和尝试,它起到了中国法制发展承前启后的作用;从中外交流的角度看,清末法律变革是近现代中国第一次对西方法律的吸收和采纳,在法制发展上具有首创和启迪意义。清末的法律变革虽然是一次不成功的法律移植活动，但它是我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变革本身对中国社会,中国法制发展的进程以及现代法律的发展变化都起着一定的影响,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应引起对这次变革重要意义的关注,进而加强对中国近代法制开端的了解和掌握,借鉴这次法律变革的情势,推动当前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司法改革的发展。

第二篇：简评清朝末年三大改革

清朝末年三次改革失败导致灭亡的历史教训

----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预备立宪

姜

平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请王朝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应该如何挽救国家的危亡，便成为全国官民最关心的大问题；同时，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批爱国志士，认真开展了对西方列强的研究工作，逐步认识到列强不仅“船坚炮利”，而且其政治、军事、经济制度比中国先进得多，因而提出了必须学外人之长、补我之不足，即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从19世纪60年代起，到1911年清王朝覆灭，在半个世纪中、我国曾先后兴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改革运动。这三次改革都有成功的可能。但由于统治者方面的原因，三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并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这段历史是值得后人认真总结、思考和借鉴的。下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三次改革失败的情况。第一次改革：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王朝中以恭亲王奕为代表的满洲贵族和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一些汉族官僚，看到了英、法等国的军舰和洋枪洋炮的厉害。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出发，为了“求强”、“求富”，开始提倡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他们用大量资金购买洋人的机器和技术，先后在各地创办了一些制造船舰、枪炮和弹药的工厂，并用这些近代武器来训练和装备军队。后来又陆续办了一些采矿、冶炼和纺织厂等工矿业，以及航运、铁路、电讯等企业。为了创办这些事业，还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同文馆或西学馆，并派一些人出国留学，来培养人才。这一切被称为“洋务运动”。提倡办洋务的人，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虽然比清王朝中那些极端愚昧无知、主张复古守旧的顽固派要开明些，但他们不敢认真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害怕触动我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也不愿放弃封建官僚阶级的特权地位，因而始终没有提出过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改革我国政治制度的主张。甚至还为封建专制制度唱赞歌。他们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认为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是绝对不可改变的，只要将西方的近代军事装备和先进技术学过来，中国就一定能富强起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洋务派的根本主张。由于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未做任何改革，在洋务派办的一些近代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也完全采用一套腐败的官僚制度，大小官僚任意安插亲信，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贪污中饱，使先进的机器设备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由于腐败的政治制度的影响，使得洋务派提倡的学习西方的努力收效甚微。虽然经过了20年之久的所谓“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中国军队在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中仍然打了败仗，中法战争的失败，已经暴露出如不改革落后的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腐败无能的军事制度，仅靠学习外国的一点科学技术，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洋务派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特权，仍然不愿对专制制度进行改革，而是继续坚持走老路。他们迷信军事力量，认为只要建设好一支强大的军队，国家就能在战争中打胜仗，成为强国。因此，洋务派官僚李鸿章从60年代开始，花了国家和人民巨大的资金，用了30年时间，先后建立起了一起似乎很强大的陆海军，并建立了军事工业，表面上盛极一时；他们大肆吹嘘标榜，认为这样就能使中国渐臻于富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本来也是一个受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的贫穷落后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小国，但它因认真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和各项制度，并仿效西方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了改革，开始了明治维新运动，因而日益富强；而我国由于政治军事制度的严重落后，任人唯亲，军官腐败无能，结果在这场战争中，由李鸿章指挥的北洋陆军一败涂地；花费巨资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失败得更惨，全军覆没。经营多年的旅顺、威海军港，也轻易地落入敌手。甲午战争的大败，便宣告了经营30多年的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这也证明了不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要实现真正的民富国强是不可能的。也说明了统治者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不愿认真学习外国经验是完全错误的，结果只能是误国害国，也害了他们自己。第二次改革：维新变法运动 1．康有为等“公车上书”

1895年4月，清王朝因甲午战争失败，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具有强烈爱国思想和改革愿望的康有为，因参加会试到了北京，便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因举人进京会试乘公车，故史称“公车上书”。“公车上书”虽然未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这个事件对社会的影响很大，“公车上书”的内容被传抄印刷，流传很广，变法维新思想便逐渐传播开来，要求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康有为也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考中了进士，被清王朝授为“工部主事”。1895年他再次向光绪皇帝上书，除反复强调必须赶紧变法外，又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等主张，当时光绪帝亲政不久，读了康有为的上书后、感到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有利于挽救清朝的统治危机，因此非常重视，遂命令抄写分送太后慈禧、军机处和各地总督与巡抚。这是维新派取得光绪帝支持的开始。

康有为的上书得到光绪赞赏之后，很受鼓舞，康、梁等为了争取官吏和知识分子支持维新运动，便立即在京开展了创办报纸和组织学会的活动。后又克服各种阻力，吃尽千辛万苦，在天津、上海、广州、长沙等全国各地创办报纸，组织团体，建立学堂，宣传维新主张，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四年中，全国各地维新派共创办有学会87个，报馆91家，学堂131所，通过学会、学堂、报纸的宣传，资产阶级的维新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维新派的政治力量也不断壮大，这就为变法运动准备了一定的群众基础。2．维新派设计的君主立宪国方案

康有为是这次维新运动的主角，他继承和总结了我国19世纪下半期以来的改良主义思想，通过7次上书和一系列奏折，设计出了一幅完整的君主立宪国的方案：（1）设议院、开国会

康有为在多次上皇帝书中，论述了设立议院的必要性。他认为，设立了议院制度，不但可以使下情上达、上情下达，沟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使人民信任政府；而且人民能够参与政治，就会从经济上及各方面来支持政府，做到军民齐心合力，使国家能兴办各种事业，日益富强起来。康有为还指出：今吾国有四万万之民众，由于没有国会制度，就使四万万人不能参政，这样，人民自然也就不关心国家，也就等于“有众民而弃之”。由于没有四万万人民的支持，国家当然也就没有力量。（2）制定宪法

康有为正式向清王朝建议制定宪法。他认为修铁路、开矿山、办学堂、兴商务，只是“变革”，而非“变法”。要变法，就应该制定宪法和各种法律，而这是推行新政的根据和保障。康有为还指出：“泰西各国之所以致强者„„在其举国君民，合为一体，„„而立宪法以同受其治，有国会以会合其议，有司法以保护其民，有责任政府以推行其政治也。”（3）实行“三权分立”

康有为主张实行议会、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他说：“近泰西诸国，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三权”与皇帝个人的君权，关系如何？康有为说：“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这就是说，立法、行政、司法大权都有单独的部门去执掌，“人主”虽然名义上“总之”，但在实际上能掌握的权力就不多了，这样君主专制制度就被废除。3．光绪帝下诏变法

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1897年德国出兵强占我国胶洲湾，接着英国要求租借我威海卫，沙俄要求租借我旅顺大连，法国要求租借广州湾，我国的大好河山将一块一块被瓜分，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此严重形势下，康有为于1898年1月再次向光绪帝上书，发出了不变法就可能亡国的警告：“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光绪看后深受感动，立即传谕总理衙门召见康有为。光绪的师傅翁同龢对光绪说：“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更引起光绪的重视。

康有为等人数年中提倡的维新运动和给光绪的多次上书，终于有了效果。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并在诏书中指责了那些主张墨守成规、排斥变法的顽固派，表示了变法的决心。

从6月11日下诏宣布变法起，到9月下旬的3个多月中，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光绪帝连续颁布了100多道变法的诏令，这些诏令的内容，包括经济、文教、政治、军事诸方面。（1）经济方面的有：在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商务局，保护农、工、商业；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切实开垦荒地；组织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设立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兴办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等。

（2）文教方面有：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取消各种书院，改设各种专科及中小学堂；在北京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民间自由创办报馆，自由组织学会；派人出国留学、考察；等等。

（3）政治方面有：裁撤詹事府、通政司等旧衙门；裁撤部分巡抚及东河总督；取消重叠闲散的官僚机构，裁汰冗员；删定各衙门办事规章；准许旗人自谋生计；等等。（4）军事方面有：学习洋人方法训练陆海军，裁减腐败不堪的绿营军等等。

尽管上述变法措施还是初步的，但光绪在经济上制定了一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在文化教育方面打击了旧学，提倡了新学，准许人民自由办报；在政治上准许人民组织团体，给了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这些在我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还是第一次，因而使气息奄奄的中国出现了一片生机。这些改革诏令的颁布，曾使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受到很大的鼓舞，维新派人士在这短短的3个多月中，更是无比兴奋，空前活跃，他们认为中国从此有了希望。4．慈禧发动“戊戌政变” 光绪虽为皇帝，但当时清王朝的大权实际上仍掌握在退居后宫的皇太后慈禧的手中，她为了维护专制统治者的特权、在思想上是反对变法维新的。在光绪“明定国是”的变法上谕颁布后的第四天，慈禧就强迫光绪撤消同情维新派的军机大臣翁同龢的一切职务，勒令其回原籍，给维新派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又命令光绪任命她的亲信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荣禄任直隶总督，统率北洋军队，控制北京。慈禧这些做法虽未能动摇光绪变法的决心，但却使这次变法运动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严重的危机之中。为了彻底推翻改革法令，9月21日凌晨，慈禧又带着大批随从，由颐和园赶回皇宫、发动了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宣布自己重新“垂帘听政”。接着又下令搜捕和屠杀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因已于前一日离京赴沪，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人掩护下化装出京，由天津去日本。谭嗣同在政变发生后曾积极设法营救光绪，很多人劝他逃往外国，他不愿，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8日，维新志士谭嗣同和杨锐、刘光弟、林旭、杨深秀、康广仁6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清王朝公然杀害。被人们称为“戊戌六君子”。他们为推动改革事业慷慨就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我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令人感动的光辉篇章。其他维新派人士和大批参与新政的官僚及有变法倾向的官员，有的被罢官，有的被放逐。光绪变法所推行的新政措施，除建立的京师大学堂被保留外，其他全部被取消。由于专制统治者维护特权的自私、思想观念的保守和目光短浅，曾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大有成功希望的第二次改革——维新变法运动，就这样又宣告失败了。

第三次改革：清王朝的“预备立宪”

以慈禧为首的清王朝统治者，是一个敌视改革、保守腐败的政治集团。他们在1898年用发动政变的手段镇压了维新派以后，国内形势非但未好、反而更加危急，先是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后又爆发了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他们感到已不能再用老办法维持自己的统治了。为了缓和国内的各种矛盾、笼络人心，并改变外国对中国的看法，1901年春，老谋深算的慈禧不得不接过康、梁的变法主张，宣布要实行“新政”，后又宣布要“预备立宪”。1．清王朝实行“新政”

1901年4月，清王朝设立了“督办政务处”，作为综合推行“新政”的机关。从此，清王朝的“新政”开始。所谓“新政”，大体上仍是原来光绪帝采纳康、梁的建议实行的变法措施。比较重要的有：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学堂，派人出国留学，提倡发展工商业，奖励人民兴办实业等等。1901年9月，清王朝命令各省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书院改设中学堂，并要求多设蒙养学堂（即小学堂），后又派遣学生出国留学，这些措施客观上有利于我国青年学习外国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适应了当时我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1903年，清王朝为了鼓励人民发展工商业，设立了商部，主办路、矿、工、商和农垦、畜牧等事宜。商部成立后，相继制定和实行了《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行章程》等规章，这些规章宣布了清王朝自由发展实业的政策，和奖励私人兴办实业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精神。为了拉拢和奖励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清王朝还聘请在实业界颇有声誉的张謇担任商部的头等顾问。这一切对促进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一些积极作用。此外，在推行“新政”的名义下，还陆续颁布了一些整顿吏治、改定刑律、编练新军、成立巡警，以及准许满汉通婚、劝阻妇女缠足等法令，其目的均在于争取民心稳定清王潮的统治。2．清王朝的“预备立宪”

1905年，清王朝提出了“预备立宪”的主张，并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贯彻这一主张，主要内容有下列各项：

第一，派遣皇族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1905年秋，五大臣分两路赴日、英、美、德、法与比、意、奥等国进行了认真考察，历时一年。1906年夏秋之季，考察团成员徐世昌、绍英（由尚其亨、李盛铎替代）先后回国，他们进呈了强国必须宪政的考察报告，力陈东西洋各国之所以强盛，“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中国之所以贫弱，“实以仍用专制政体之故”。强调中国若想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1906年7月，五大臣从海外考察归来，载泽等人向清王朝密奏，认为实行君主立宪制可以缓和人民的革命情绪，削弱革命党人在群众中的影响，达到“皇位永固”的目的。慈禧反复考虑了载泽、端方等人的密奏，经过七次召见和一系列的御前会议，最后决定采纳他们的意见。1906年9月1日，清王朝就发布了《宣示预备立宪谕》。谕旨指出：“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政，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这表明清朝统治者此时对实行宪政的好处已确实有了一定的认识。

第二，成立咨议局和资政院。1907年秋，清王朝宣布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筹设咨议局，作为中央和地方政务的咨询机关，将来准备改为议院（国会）和地方议会。1908年～1909年间，清王朝先后公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和《资政院章程》。按章程规定，资政院设总裁副总裁（相当于议长副议长）2～4人，负责全院事务，他们由皇帝指派王公大臣和三品以上的官员担任。资政院设议员200人，半数由皇帝指派，半数由各省咨议局互选，经督抚批准产生。资政院的职权，可议决国家财政预算、决算、税收、法律等事项，但军机大臣和各部可对其议决案提出反对意见。且所有议决案都必须奏请皇帝“裁夺”后方能生效。1910年10月，资政院在北京正式开院。

同时章程规定，各省咨议局议员由本省各州县选举产生，以下几种人。才有资格当选：曾任文官五品、武官七品以上官员者；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或“公务”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中学毕业或举贡生员以上出身者；在本省有5000万以上资产者。一句话，只有官僚、地主、绅士和资本家才有资格当选。咨议局的职权，可议决本省应兴应革事项和预决算、税法等，但其决议必须得到本省督抚的同意才能生效。1908年，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咨议局议员的选举，1909年各省咨议局普遍成立。第三，颁布《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9月，清王朝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大纲”包括“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君上大权”共14条，明文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远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帝享有颁行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和解散议院、设官制禄、黜废百司、统率陆海军、编定军制、宣战议和及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发面命令等等大权，规定得非常具体明确。反之，对臣民的权利和义务，只在《钦定宪法大纲》中以附录地位规定了9条，主要有：“臣民于法律范围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犯”，“臣民非按照法律规定，不加逮捕、监禁、处罚”。但“大纲”又规定，遇有紧急情况，皇帝可“用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大纲”还明文规定了臣民有纳税、当兵和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第四，实行地方自治

1905年，清王朝在奉天和直隶就仿效西方各国开始试办地方自治。1909年、1910年清廷又接连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和《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在全国推行民主自治，并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辛亥革命前，很多省区的地方自治机构已经大部分成立，遍布全国的地方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讲习所等官方机构，为推行民主选举培训了大批骨干，使地方自治运动得以蓬勃开展。第五，改革官制

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以三权分立原则、对中央和地方官制进行了改革。将中央原有的“六部”改为下列11个部：外交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法部、农工商部、陆军部、理藩部、学部、邮传部。立法属资政院，行政属内阁各部，司法属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法部监督之）。地方则仿照中央，以省咨议局为立法机关，以总督、巡抚为地方行政机关，以高等审判厅为地方最高审判机关。各府、州、县的机关也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但是，清王朝借改革官制之机，加强了满洲贵族在中央的地位和权力，削弱了汉族官僚在中央的地位和权力。后又借改革地方官制之机，削弱了各地汉族督抚的军权和财权。这样做清王朝主观上是想加强满族的集权统治，但实际结果却使满洲贵族与汉族官僚加深了隔阂，增加了离心力，反而削弱了它的统治基础。

清王朝宣布“预备立宪”后，受到国内地主绅士、工商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如以末代状元、著名实业家张謇为首的国内立宪派人士就非常高兴，深受鼓舞，他们利用清政府给人民的集会结社自由，立即开始积极进行组党活动。1906年，张謇和汤寿潜、郑胥孝等人，联合江苏、浙江、福建三省商学两界人士200多人，在上海成立了具有早期政党性质的预备立宪公会。接着，汤化龙等人在湖北成立了宪政筹备会。谭延闿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宪政公会。广东成立了自治会。其他各地也有类似组织的建立。参加这些政治团体的成员，多数是工厂主、铁路股东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成立这些团体的目的，是准备积极参与宪政。

1908年，全国各省进行了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国内立宪派人士大批当选为议员，1909年各省咨议局普遍成立，不少立宪派首领又当选为咨议局议长，如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就分别当选为江苏咨议局、浙江咨议局、湖北咨议局、湖南咨议局议长。立宪派议员很多是工商业主，由于他们对清王朝抱有信心，积极发展经济，对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同时立宪派首领在各省咨议局中利用这个讲坛自由发表言论，通过各种会议，监督地方政府，对于促进地方改善行政和调节官民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也起了良好作用。

3．立宪派三次大规模请愿

立宪派虽然拥护清王朝，但因为清王朝在1908年宣布的“预备立宪”，以9年为筹备期，要到1917年才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他们看到革命党人正在积极活动，担心国内形势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爆发革命，认为清廷立宪的进度太慢，不利于维护其统治，于是便决定组织各省咨议局请愿，呼吁清王朝加快立宪进程。1909年10月，立宪派首领张謇发表了《请速开国会、建议组织责任内阁以图补救书》，提出“国势日危，民不聊生，救亡要举，惟在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建议，很快得到各省咨议局的响应。12月，苏、浙、皖、赣、湘、鄂、闽、粤等16省咨议局，各派3名代表在上海组成了国会请愿代表团，决定去北京请愿。1910年1月，各省咨议局代表齐集北京，向都察院呈交了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但此时，清王朝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和有改革思想的光绪帝均已去世，清王朝大权由一些政治庸人掌握，他们便以“国民知识不齐，遽开国会，反致纷扰”为借口，拒绝了立宪派的要求。

各省咨议局请愿代表感到形势严峻，不肯罢手，他们又联合各省政团、商会及海外华侨，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并与梁启超等海外立宪派人士互通声气，密切配合，再次赴都察院上书请愿，恳求速开国会。清王朝又以“财政困难，灾情遍地，对宪政前程不利”为借口，再次拒绝了立宪派的要求。两次请愿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革命危机日益加剧，梁启超接连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如不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在这种情况下，国会请愿同志会决定再举行第三次请愿，并扬言如再失败，即不向清政府纳税并解散各省咨议局。为了使这次请愿成功，他们又争取了18个省的总督和巡抚予以支持和配合。同年10月，乘资政院在北京正式召开会议之机，立宪派又举行了要求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第三次请愿，各省督抚也纷纷向清王朝提出同样要求，结果资政院通过了《陈请速开国会具奏案》。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被迫表示“通融”，决定将9年立宪期缩短为5年，改为在1913年召开国会，在国会召开前先成立内阁。4．“皇族内阁”的成立大失人心

在立宪派三次请愿的压力下，1911年4月，清王朝被迫成立内阁，作为清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新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另设协理大臣2名、国务大臣10名，清王朝为了加强内阁中满族的力量，削弱汉族官僚的权力，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只占4名，蒙古族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占了5名，而且重要行政权、军权、财权都被满洲贵族所掌握。因此，这个新内阁被人们讽刺为是“皇族内阁”，它遭到了社会上广泛谴责，并激起了汉族官僚的深刻嫉恨。原想分得一点权力的立宪派，因插足内阁的幻想破灭，也表示强烈不满。但是他们不希望清王朝因失去各界支持而垮台，又以咨议局联合会的名义，上书力争，提出 “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但清王朝只相信皇族、不信任汉人，他们目光短浅，视权如命，不懂得失去民心将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而是陶醉于皇族集权的加强，因此，他们对立宪派的呼吁根本不予理睬，并严词批驳说：“黜设百司，系君上大权，议员不得妄行干预”。后来，汉族监察御史江春霖又两次根据确凿事实，参劾总理大臣和度支大臣奕劻父子招权纳贿、贪污勒索罪行，而清王朝不但不加处理，反而为了袒护他们，竟以“亲贵重臣，不应任意诋毁”的严旨而加以谴责。这样就使立宪派感到痛心不已，一部分人不愿再支持清王朝而另谋出路；另一部分人转为同情和支持革命党，这就使清王朝陷入了空前的孤立。清王朝为了加强其镇压人民的武装力量，又向各国大借外债，扩充新军，更引起各界人民的不满。更愚蠢的是，皇朝内阁成立后，还颁布了所谓“铁路干线国有”的命令，实际上是夺取中国人民自办铁路的权利，将其转送外人，而且不还商民的股本。这一卖国勾当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义愤，各地立宪派乘机鼓动请愿，人民纷纷建立“保路同志会”，很快就在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保路运动，革命的形势便完全成熟了。

5．错失改革良机、清王朝覆灭

同年（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各省咨议局的立宪派因对清廷已经完全失望，便见风使舵，转向革命，其领导人纷纷担任了各省军政府都督或民政总长等职，从而加速了清王朝的统治走向崩溃。此时，由于南方的新军大都倒向革命，清王朝便不得不将已被他们排挤回家的原北洋军头目袁世凯重新请出来，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前线各军去扑灭革命运动。就在北洋军奉命大批南下之际，10月29日，山西爆发革命，宣告独立，成立了革命军政府。同一天，驻扎在直隶滦州（今河北省滦县）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兰天蔚等，致电清政府，提出“政纲十二条”，要求清王朝在本年内召开国会，由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由国会公举；取消皇族特权、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和国务大臣等；他们并准备与保定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进攻北京。这就使清王朝吓慌了手脚。为了缓和局势、挽救灭亡，第二天（10月30日）清王朝就下了“罪己诏”，并释放自戊戌政变以来的一切政治犯，承认革命党为合法政党，宣布接受12条政纲，解散“皇族内阁”，成立责任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并承诺尽快召开国会，同时责成资政院立即起草宪法，结果资政院仅用3天时间，就提出并通过了宪法信条19条，11月3日由清王朝正式公布，定名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并宣布立即实行。摄政王载沣等人还亲自去太庙宣誓，表示忠诚拥护宪法。《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是清王朝在革命高潮时期为挽救灭亡被迫制定的，它与1908年清王朝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比较起来，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十九条》大大限制了皇帝和皇族的权力，扩大了议会的权力。“十九条”明文规定：“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皇帝任命之；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之；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宪法由咨政院起草议决，皇帝颁布之”。“宪法改正提案之权属于国会”。“国际条约非经国会之决议，不得缔结”。“国务审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等等。它确实体现了君主立宪的精神。

应当承认，如果在数年前清王朝就能制定这样的君主立宪性质的宪法，并及时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释放政治犯，承认革命党为合法政党，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进行政治改革，它必然得到立宪派、开明绅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广泛支持，这次立宪运动就完全有可能取得成功，清王室也就有可能如英国、日本的王室一样被长期保留下来。但是，那时他们不肯放弃专制特权，而成立“皇族内阁”，且盲目迷信武力，轻视人民力量，一意孤行，以致完全失去人心。加上统治者常以“诺言”欺骗人民，事后并不兑现，现在的承诺人民自然也不再相信了。因此，三个月后清王朝就被全国人民彻底推翻。清朝统治者被人民唾骂，追悔莫及了！这个历史教训，是值得后人特别是政治家们认真记取和深思的。基本参考资料： ①姜平著：《中国百年民主宪政运动》第一章第三节和第二章，1998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戊戌变法》第一、二、三、四册。中国史学会主编

③《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2004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④桑兵：《清末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1995年三联书店出版 ⑤孙承恩著：《光绪评传》1985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⑥李宗一著《袁世凯传》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本文是作者于2009年写成）

第三篇：学期末年组工作总结

学期末年组工作总结

今天我是代表我们六年组的一员,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一学期的教学工作.六年组的教学是学校的重点工程,六年级总体的教学质量直接关系着学校的声誉，历来为校领导所重视。作为六年级的老师，我们深知肩上担子之重，责任之大。

我们的年组是和谐的,上进的,互助的集体,平时教学工作中,集体备课时,我们从不马虎,不管几个人,都认真教研.因为张老师的家在市里,我们的早研时间就改在生活中的每一个时段,课间的某个教室里,操场上,去厕所的路上,只要看到对方,就马上说两句,有争议的的地方就马上去寻求答案.也许我们是讨扰校长最多的年组了.我们的课堂,虽不能说是精彩纷呈,但也从未马虎,每位老师每天都把教参带回家,张老师经常在火车上备课,李老师别看表面身体强壮,但是一身的病,即使从讲台上跌下的那一刻,还不忘叮嘱学生复习内容,何老师年龄比较大了,尽管眼睛有些花,但是数学习题一道不落,卷子都挨张判.我则是把工作延长到8小时之外了,家就是学校,学校就是家.六年组,按照往届的经验,有一段集训的复习,为了这个紧张的复习,我们的课程在5月末,六月初的时候就结束了,这期间,我们科任课上的特别少,只要每位老师身体允许,都抢着上课,我们此时的工作负荷是普通班主任的2-3倍,最后的一个月里,除了英语,所有的课都是我们这四位老师承担的,最难的的是李岩和张志宏老师,他们语文和数学都要自己承担,偶尔会给孩子一堂课放风的时间,何晓华老师再给别的班级代课后,利用科任课时间再给我们班上课,从没拉过课,所以,他们的身体大量透支,但是每位老师都不愿放手自己的学生,教师的责任感驱使着他们,只要能吃药顶着就来给学生上课,那份感动,不是这里的三言两语就能表述的准确,这就是我们六年组教师的风范.我们的努力,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成果,由我们班的遥遥领先,到现在的我们之间的分数只差0.02,语文年组平均96分,数学年组平均

分,实现了年组共荣的局面.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创造了一个和谐,共进的六年组团队.

第四篇：2011(下)期末年部工作总结

2011（下）期末年部工作总结

踏着晨曦和朝露，伴随着成长和快乐，我们年部四百一十四名师生又走过了一个学期的历程。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停下忙碌的脚步，静下心来，坐在一起，共同回忆工作中的点点滴滴，总结一下工作中的成功与失败，品味一下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回头看看，硕果累累，不禁喜悦涌上心头。

一、两件高兴的大事。

1、教研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

教研组长在教研活动中名副其实，不负众望，勇挑重担，率先垂范。

数学组组长苏丽昌，能够用课改理念武装自己的头脑，把自己的班级作为试点让学生在课堂上畅所欲言，让学生觉得课堂上自己是学习的主人，让学生有话可说；有事可做；有问题可想；语文组组长冀宝光大胆进行了小组学习尝试法，在听了专家理论讲座和全市中小学课改汇报课后主动做课，让大家对课改有了新的认识、在他的课上，教师退到了幕后，成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参与者、组织者。学生想说了、敢说了、会说了、课堂生动了、学生有了朝气。英语组组长卜兆芝更是秉承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工作态度，带领教师到龙潭，七中、师校听课，回到学校亲自做课让大家诊断剖析，为大家提供靶子，供大家研讨。我知道对于课堂改革我们还处在实践、摸索阶段，但看到老师们那种积极的工作态度，那扎实的工作干劲，那团结一心搞教研的风气，我想下半年我们的教研之花开的一定会更加绚丽多彩。

2、基地活动圆满成功。

指导教师在素质基地活动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吃苦在前，不图回报。

在李校长的带领下，我们一行21人带领270名学生在娄家店基地共度了令人难忘的五天美好时光，五天里，所有教师与学生吃住在一起，活动在一起，拼搏在一起，快乐在一起。大家不知道，5月6号接到去基地的通知10号出发，短短的3天，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各位教师是夜以继日，霍艳红、康晓娟虽然没去基地，却不辞辛苦的为我们筹备节目，指导学生。姜平老师组织的联欢晚会令人激动、令人赞叹，令人回味、令人难忘，受到了基地领导的好评；焦海红老师组织并亲自主持知识竞赛和大型环保主题教育，融知识，趣味、教育于一身、给了学生想象、创造和表演的空间，让人看到了她多才多艺的一面；汤林广老师带领学生劳动，组织学生泥塑，各项活动都有他忙绿的身影。吕中文别出心裁策划的四项体育活动更是深入人心，基地上空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李校长带领教师与学生的拔河，更是把活动推向了高潮。政教处人员时时为我们着想，处处为我们服务。同学们收获了人生中宝贵的财富，体验了生活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老师慈母的温暖，领导的深切关爱。在活动中，同学们学会了团结、合作、学会了顽强、拼搏。学生积极动手、去实践、去发明、去创作。活动结束，评选出苏丽昌等四名优秀指导教师，9名优秀舍长，5名优秀营员。为2011年素质活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二、十项具体工作

1、制定了班级量化管理细则。

结合学校班级量化评比办法，学校领导小组检查年部的六大方面，与九位班主任一起研讨制定了年部班级量化管理细则，本细则共四方面36条。实行年部领导小组成员轮流值班制度，每天值班人员至少扣一分，扣分实行实名制，每次的扣分真实的记录扣分原因，并在黑板上进行公示，每天年部所有成员至少集中检查一次。加大了对课间楼内不列队行走，课间在教室内大喊大叫，室内卫生保持不好等现象的检查管理力度，不定期进行管制刀具的排查，班主任老师不包庇，不袒护，与年部积极配合，大家对于违纪的学生齐抓共管，形成了良好的班风，学风和校风。年末统计3班、1班、5班量化成绩位居前三位，为此郭玉红、陈俊英、崔庆娜被评为我们年部的优秀班主任。

2、召开各种会议

1）年部全体教师会议7次。

对教师提出新学期新要求。规范教师的备课数量、研讨课改形势下教案的书写；要求每位教师作业的布置讲究科学、合理。组织全体教师学习年部领导小组检查年部工作方案，要求教师提高认识，认真遵守。召开各中考务会议，明确分工和职责，四次大型考试教师做到了监考认真，学生诚信答卷，教师批卷迅速，成绩统计准确。

在课堂教学改革培训会上，要求教师树立课堂改革理念，实行以学定教、先学后教、少教多学的课改模式、做到精讲精炼、重点突出、省时高效，要求课堂目标任务具体化、展示点拨公平化、合作交流实效化、检测反馈重点化、预习导学规范化。

2）教研组长会议7次

强调周六日辅导纪律，做到不漏课，不私自调课。加强教师办公纪律，做到不乱窜办公室，不大声喧哗。确保办公室内干净整洁，物品摆放有序。要求教研组长带头听课调研，教学相长，实行同一学科互听评课制度。

3）大型班主任会议12次。

及时传达学校会议精神和领导的讲话，针对会议精神和学校要求，结合年部实际提出班级工作的目标和努力方向，力求班级管理，有创新，有特色，有亮点。

4）学生座谈会两次

分别召开住宿生和走读生学生代表会议。了解学生食宿情况，自习纪律情况，班级出现的好人好事，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年部管理上要改进的地方，会后代表们都形成了书面材料交到了年部进行了存档。

3、表彰了先进。

期初考试成绩统计后，在体育馆，年部召开了学生表彰大会，表奖学生65人。年部前二十名、班级前三名，各个学科的状元。本次大会的召开，极大地鼓舞了学生的学习劲头，激发了教师教学积极性，受表奖的学生表示要再接再厉；没受到表奖的学生摩拳擦掌，鼓足了劲，憋足了气表示要拼一拼。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期末考试成绩喜人：八班的苏浩和三班曹建并列考出了730分的好成绩，700分以上20人，600分以上80人，崔庆娜带的班级英语成绩平均分107.41分，高出第二名25分。

4、检查教案、作业3次。

发现教师备课环节全，书写工整。设计板书新颖，习题典型，反思深刻；作业批改，数量够，质量优。本学期，有 人教案被评选为优秀教案，有 人的作业批改被评为优秀作业批改。

5、组织了研讨课。

抓教学，深入班级。累计听课40节。走进教研组，与老师们共同研究，共同探讨。面对课堂改革，不搞一刀切，争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6、选派教师参加教研活动。

本学期出席市级教研会涉及21人次。徐小红老师远赴内蒙学习一月有余。有4人参加了校级优秀课的验收，并获得了证书，三人报名参加学科带头人评选活动，陈俊英、卜兆芝两人获得了校级学科带头人，师校调研，教师做课8节，语文教师时春艳用手机播放音频，课堂效果非常好，受到了教研员的高度赞扬。卜兆芝获朝阳市级优秀课一节。

7、整顿纪律。

开学一月我发现，个别学生经过一个假期的松懈，不太遵守纪律了，变得懒散了，娇气了，对班主任的教育不感恩，对领导的管教不理解，明明自己有了错误，不自省，怨天尤人。回家找家长，外出找朋友。面对这种歪风邪气，年部及时召开了整顿纪律大会，会上通报批评了与其他年部学生打架一事，结伙强行要出校门一事，不理解领导批评找家长闹事一事，在说现象的同时，摆事实，讲道理，让学生懂得在校要尊敬师长，要遵守纪律，要严于律己。做为桃园中学的第一届新生，是幸运的，是幸福的，更是有压力的，有责任的，开完大会后，各班级又召开了班会，每个学生写了会后感想，每班收集装订成册，交到了年部。学生用质朴的语言评价了不该发生的事，人人深受启发和教育。由于问题发现及时，处理及时，一学期来学生比较遵守纪律，没有出现大的违纪现象。

8、关注学生作业和晚自习纪律

加大学生的作业调控力度，要求每天班长详细记录各位任课教师布置的作业，住宿班责成专人把各科作业写在黑板上，督促学生完成；为加强住宿班晚自习管理。我进班亲自每行选出一名组长，负责记录学生违纪情况，这20名学生定期和我汇报。

9、关注学生成长。

为了丰富学生阅读，在住宿班实行“四个一”工程。每班建立一个阅览区，提倡学生每早讲一个故事、每天记一句格言、每晚写一则心得、每周读一本好书。

10、实现了合班的平稳过渡。

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指导下，在王建峰、贾相贺、苏丽昌、曹爱华四位班主任细心工作下，合班后无一名学生哭闹，无一名家长上访。

三、存在的不足：

一、进行课堂教学改革的步伐还不够大。有的教师还没有彻底的解放思想，还不能完全把课堂还给学生。还存在怕学生说耽误时间，怕学生做题出错误，教师该放手时不放手，包办代替。下学期我们要形成人人学教法、议教法、用教法的教改风气。要树立课改典型，推选教学先进。在假期我们教师自己可以多看一看优秀课改案例，为取得成功机会储备力量。

二、加强学生思想教育的力度还不够强。

有位名人说一双眼睛看不住四五十学生，一颗心却能拴住几百人的心，要提高学生自身修养，让遵守纪律成为学生的自觉行动还值得我们每位教师去深思。

一学期匆匆而过，留下了全体师生拼搏的汗水，留下了师生的欢声笑语，学生们学会了用宽容代替抱怨、用微笑面对误解，用真诚感动他人，用行动诠释着理想。师生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我深知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位领导的大力支持，离不开各个部门的积极配合，离不开八九年级领导和教师鼎力相助，离不开年部43名教师的齐心努力，在此我代表七年部向大家说一声谢谢，明天即将进入假期，预祝大家度过一个快乐而又有意义的暑假。

桃园中学七年部 2011年7月15日

第五篇：清朝科举制度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增删卜易》中的考试占

来源《中国预测网》

科举资格考试

童试：又称县试、小考，录取者为生员，俗称秀才，雅称入泮。这是“功名”的起点。生员相当于现在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是一较长的时间段，期间有多次考试。

生员分三类：刚考上的，为附生。再进一步是增生。最高级别是禀生，禀即米粮，由政府提供伙食。禀生有一定名额，只有空缺出来，成绩优者才可增补，故称补禀。

岁试、科试：正式科举资格考试。成绩分六等，一等二等与三等前十名，才有资格参加正式科举考试。因故未参考者，或未录取者，还可以再参加“录科”和“遗录”考试，成绩优者，亦有资格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称考遗才。

正式科举考试

乡试：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为大比之年。秋季八月在各省省府举行，所以又称秋闱或府试。乡试考中后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举人便有了当官的资格。

会试：亦三年一次，逢丑、未、辰、戌年即乡试后的第二年为会试之年。春季二月在京师礼部举行，所以又称礼闱，或春闱。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前十名称元魁，十一至二十名称会魁。贡士再经太和殿复试，优者才有资格参加殿试。

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在会试之年四月二十二日举办。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三鼎甲。

以上为清朝科举简介。

一、对我们研读《增》书中求名章各节，应有所帮助。

求名章各节分别为童子试、岁考科考、占禀、考遗才、发榜挂榜、殿试、乡试会试，都不出上述范围。

二、对我们理解《增》书中考试占的卦例，应有所帮助。

例

1、进退神章

申月癸卯日，占乡试，得雷风恒变泽天大过。

申月癸卯日(旬空：辰巳)

震宫：雷风恒震宫：泽风大过(游魂)

六神伏神【本 卦】【变 卦】

白虎妻财戌土、、应妻财未土、、螣蛇官鬼申金×官鬼酉金、勾陈子孙午火、父母亥水、世

朱雀官鬼酉金、世官鬼酉金、青龙兄弟寅木父母亥水、父母亥水、玄武妻财丑土、、妻财丑土、、应

断曰：酉金官星持世，旺相当时，卯日冲之而暗动，又九五爻申官化进神，得其拱扶帮助，不独今秋折桂，来春定占鳌头。后果得联捷。

案：这是乡试前占的一卦，乡试在秋八月，明年会试在春二月，故有“不独今秋折桂，来春定占鳌头”之语。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增删卜易》中的考试占 1

例

2、、随鬼入墓章

戌月甲寅日，占会试能联捷否？得雷山小过变艮

戌月甲寅日(旬空：子丑)

兑宫：雷山小过(游魂)艮宫：艮为山(六冲)

六神伏神【本 卦】【变 卦】

玄武父母戌土×妻财寅木、世

白虎兄弟申金、、子孙子水、、螣蛇子孙亥水官鬼午火○世父母戌土、、勾陈兄弟申金、兄弟申金、应

朱雀妻财卯木官鬼午火、、官鬼午火、、青龙父母辰土、、应父母辰土、、断曰：世爻随官入三墓，动墓，化墓，又入月德之墓，明岁辰年冲开墓库，发榜之期，又遇辰月冲开三墓，不独连登，定中状元。日月与世爻合成官局，旺相当时，卦之全美，如玉无暇。果然传胪三唱。

案：四土之年为会试之年，二月考试，三月发榜，故有“明岁辰年冲开墓库，发榜之期，又遇辰月冲开三墓”之语。

又案：乡试秋八月，会试春二月，殿试四月二十二日，指的是阴历日期，与我们用的寅月，卯月等不尽一致，但差不了几天。说阴历三月为辰月，大体不差。

三、对我们现实的考试占，应有所帮助。

正式的科举考试与现在的高考很相似，历年的考试时间是定的，成绩公布、录取时间也一样。所以考试占，多为吉凶卦，即不必考虑应期。

清代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后，便有了当官的资格，所以乡试会试以官爻为用神，而秀才们的各类考试以父爻为用神。现在的大学生至少名义上是国家干部，高考亦以官爻为用神，考初中、高中皆以父爻为用神。而研究生有一定的补贴，以官爻为用，兼看财爻。

四、最后，再看一下朱先生所解的第十九卦例。

1、举人、进士，虽有了当官的资格，和现在的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一样，仅具学位上的意义，至于能不能当官，当多大的官是两码事。、此卦官爻为用神，日建作官星生世，是此卦的要点。

3、辰月己巳日，占会试。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此卦是会试考后，成绩未公布前占的一卦，作为吉凶卦，应验的只是考上考不上。因接着就是殿试，不会等太久。

朱辰彬答复:

可以肯定的是，童试、岁试、科试、乡试等均属于资格性质考试，并不与官位授予直接挂钩，并不是靠上了就一定能当官，应以父母爻为用神考取了就可以直接授予官职的，才以官鬼爻为用神是否殿试录取者，即进士者，都要授予官职呢？若是，考殿试应以官鬼爻为用神。

网友答复：

官鬼既有官职之意，也有名声，名望之意，所以参加科举考试也称考功名。在古代，乡试中举是很荣耀的一件事。况成为举人后，便有了当官的资格。用神以官爻为妥。其实这一点，看《增》书卦例就可知。

这和现在的高考相似，高考便用官爻。歌手参加大奖赛类，想亦应以官爻为用，因能一举成名。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增删卜易》中的考试占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