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乐府诗主要内容及艺术成就

第一篇：两汉乐府诗主要内容及艺术成就

浅谈汉乐府诗的主要内容及艺术成就

两汉诗歌中成就最高的是乐府诗。“乐”是音乐，“府”是官府，“乐府”就是掌管音乐的官署。两汉乐府诗从整体上看，不同于辞赋写作，极力描绘京都的繁华，游猎的盛况，对统治阶级的歌功颂德。而是代之人民用歌声抨击社会的黑暗，抗议阶级的压迫，诉说久役的痛苦，控诉统治阶级的罪恶，抒发当时人民的愿望追求，表现人民的生活画卷。

一、汉乐府诗内容丰富，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点：

（一）、深刻的反映出当时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愤情绪，如《东门行》、《孤儿行》、《病妇行》。

（二）、反映当时苦乐不均、贫富悬殊的社会现状，揭露骄奢淫逸的豪贵生活，如《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鸡鸣》。

（三）、反应兵役频繁，人民苦于久役的时代特点，表达出人们厌恶战争，渴望宁静生活的愿望，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

（四）、表现出两性之间爱与恨的心声，如《上邪》、《有所思》、《孔雀东南飞》。

（五）、表现人世险恶、祸福无常，表达乐生恶死的愿望，如《薤露》、《蒿里》。

二、两汉乐府诗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的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关注现实，构成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

1、苦与乐：汉乐府诗歌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诗人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例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描写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疾苦，寄托了作者深切的同情，以恻隐之心申诉了下层贫民的不幸遭遇。

2、爱与恨：汉乐府诗歌对男女两性之间的爱与恨作了直接的袒露和表白。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在两汉乐府诗中占有比较大比重，这些诗歌大都来之民间，或是出自下层文人之手，因此，在表达婚恋方面的爱与恨时，都显得大胆泼辣，毫不掩饰。例如，《上邪》中接连例举了五种千载不遇、极其反常的自然现象来表现古代女子对自己意中人真挚、强烈的爱，来表白自己对爱情的矢志不渝。

3、生与死：两汉乐府诗还表达了强烈的乐生恶死愿望。如何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古人苦苦思索的重要课题，两汉乐府诗在这个领域较之前代文学作品有更深的开掘，把创造主体乐生恶死的愿望表现的热别充分。例如，《艳歌》描绘出进入天国的理想画面，诗人自己幻想自己升上云霄，来到神界仙乡，成为那里的贵宾。各路神仙纷纷为他而忙碌，诗歌超越个体有限的生命，到大彼岸世界之后的至乐。

（二）、娴熟巧妙的叙事手法

1、叙事性强，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叙事诗。两汉乐府诗歌中既有叙事诗又有抒情诗，但以叙事诗的成就更为突出，故事情节的描写都很完整、细致，诗中故事性、戏剧性加强了，它的叙事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叙事诗的成熟。例如：《孤儿行》通过行贾、行汲、收瓜、运瓜等诸多劳役，突出了孤儿苦难的命运；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情节更是波澜起伏，扣人心弦。通篇分三条线索进行讲诉，情节跌宕起伏，让读者无形中去关注矛盾的发展和男女主人公的命运。

2、叙事诗详略得当，繁简有法。如：《十五从军行》对复员老兵家园荒芜的景象渲染得非常充分，对老兵回家后的行动也有详细的叙述，老兵内心的感受病没有进行详细的描写，全诗以叙事为主；《孔雀东南飞》首尾略写，中间太守家迎亲的场面详写，铺张扬厉，大肆宣扬。

3、叙事时注意场面描写。例如：《战城南》描写了将士战死后的景象：“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驾马徘徊鸣„„”作者极力渲染战场变成牧场之后死寂、悲凉的战场画面，勾画出一幅近乎死寂的阴森画面，寄托对阵亡战士的哀悼之情。

4、叙事过程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汉乐府民歌大多表现现实的人们生活，表现人们内心真实的情感愿望，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既有诗经的风范，又有骚妇的风格，如《陌上桑》，既揭露了统治者任意霸占民间妇女的黑暗社会，又塑造了罗敷这一人民理想的化身，作者采用浪漫主义手法，调动想象、夸张、铺叙、烘托等艺术手段，给这一形象投射下色彩缤纷的理想光芒。

5、叙事语言质朴自然，感情强烈真挚，人物形象刻画鲜明。

汉乐府民歌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使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明的人物。其中有惨死战场的将士；有迫于生计、铤而走险的反抗者；有孤苦伶仃、痛不欲生的孤儿；有苦于兵役、无家可归的征夫；有美丽机智、不畏权势的农家女子；有愁肠百结、渴望爱情的思妇；有不屈礼教、勇敢殉情的青年男女；也有清身苦体、劝善锄恶的官员等等。

语言特色方面：如《陌上桑》的语言特色是广用铺排夸饰，除第二解以对话推进情节之外，首尾两解全用铺陈排比构成。一解写罗敷之美包括两段铺排：先写罗敷的器具、发型、耳饰、衣着之美好，后写众人旁观神态之专注；二解写罗敷夸夫则包括三段铺排：一夸气派，二夸官职，三夸仪表风度。铺陈排比中还有不少偶句，排句与偶句套用，相同的句式和节奏，形成强烈的气势，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

人物形象刻画方面，如《孔雀东南飞》一诗正是通过富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和行动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了刘兰芝、焦仲卿两个反封建的青年男女的典型，也塑造了刘兄和焦母两个封建礼教和宗法势力的代表人物形象；《东门行》与《妇病行》中的男主人公，一个刚毅，一个软弱。

6、寓言诗的创作。

植物和人的对话，诗中出现两个角色。如宋子侯的《董妖娆》虚拟桃子李树和洛阳女子的对话，诉说枝折花落的不平，责备人为的力量使春天早夭。

(三)、促进中国古代诗歌诗体的演变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杂言和五言体

两汉乐府诗歌对于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向四言诗向杂言诗歌和五言诗的过度。相继出现了五言歌谣、乐府五言诗和文人五言诗，对后来的诗歌创作有极大的影响。

《诗经》句式以四言为主，兼有少量杂言诗。汉乐府民歌的句式有杂言和五言两种，一般说来，西汉乐府多杂言，而东汉乐府多五言。汉乐府诗的句式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形式，增强了诗歌的容量和表现力，展现了中国诗歌由四言到五言的发展过程。杂言诗形式自由，句式长短随意，从一字句到十字句均有，根据内容需要，灵活穿插使用。如《战城南》、《有所思》、《上邪》、《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都是杂言诗。

第二篇：《狂人日记》的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

《狂人日记》的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

鲁迅曾说:《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也就是说，《狂人日记》表现的是家族制度和封建旧礼教吃人的主题。

这是一篇白话日记体小说，包括小序和正文两个部分。小序主要用文言介绍写作的背景和缘起；正文共有13则白话写就的“疯子”的日记。小说的主人公是日记的“作者”——狂人。A狂人非狂？

从作品的叙述来看他有种种疯子的病症：

总是时时害怕着，提防着被人活生生地吃掉，作品具体写出了他的狂态：

（1）变态的心理。他把平常人的交往如探视、抚摩都看作是吃人行为的一部分。如“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将别人善意的“笑”理解为暗藏杀机的吃人者的表面文章，完全背离了正常生活的心理轨道。

（2）混乱的逻辑。狂人在这种变态的心理下，正常的逻辑必然会被打破，这就造成了逻辑的混乱。“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三十多年不见月光，从生活逻辑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是荒唐的。“他”与“赵家的狗”没有必然的联系，那狗看“我”两眼更是与“我”不相干，但狂人却将他和“那狗”与“我怕”与“月光”的不见都联系了起来，组成一个三段论。这种将部分前提省略的做法，造成了三段论的不成立。（3）虚幻的幻觉。狂人即疯子，是生活在幻觉世界中的人。“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二十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但通过象征和暗示，从作品字里行间所传达出的信息中，我们可以发现，狂人实际上是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反封建礼教、反封建家族制度的启蒙者。具体表现为：

（1）“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表现了狂人怀疑传统，研究一切得启蒙者的思想特点。（2）“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是狂人对“吃人者”本质的认识。（3）狂人在“歪歪斜斜的每叶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历史的“字缝里”，看出了“吃人”两个字，是他对封建礼教的实质所作的历史概括。虽然狂人把“把脉”理解为“揣一揣肥瘠”是混乱的臆想，但既然古代能够“易子而食”，现实中狼子村能够吃人，为什么自己的大哥不可能吃自己呢。荒诞的逻辑中自有逻辑的合理性。（4）狂人“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是对于吃人社会的“经典”“戒律”的蔑视。通过“古久”和“陈年流水簿子”的形象暗示意义，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保守的传统文化。（5）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是狂人对未来社会的幻想和规划。（6）“我也未必没有吃过妹子的肉”。这是对自我的估价和反思，也是对自己前途的绝望。充满了自我忏悔的精神。（7）“救救孩子”的呼喊是狂人为建立新的社会而进行的实践性探索。现实中的人，文化中的人，都是有罪的，只有孩子是纯洁的，没有受到吃人文化的污染，因此，要想有一个美妙的未来，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就只能赶紧救救孩子。

小说在艺术方面非常具有特色，就是鲁迅所说的“格式的特别”：

（1）借实行虚，以虚证实。小说选取狂人作为主角是个十分精心的安排。他有意通过“迫害狂”患者的感受，通过他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从某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存在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是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惊心动魄的概括。（2）独特的心理描写：变态的心理，混乱的逻辑和虚妄的幻觉等。狂人见到所有的人都是像要吃人，就是一种典型的迫害狂患者的心理状态；狂人由女人骂小孩推导出女人要吃人，由女人的要吃人推导出大哥、母亲和自己都吃了妹子的肉，这是典型的逻辑上的混乱。为象征留下的空间。

（3）采用了一些诸如象征、暗示、变态心理描绘等现代主义手段：

第一节：“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黑暗的长久；第二节“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中国几千年不变的传统文明。而第六节“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象征整个封建社会的黑暗与凶险。作品中这些关键性的词句所包含的象征、比喻、暗示的意义，读者通过联想可以体会到作品的实质内容。作者既把狂人写得完全像个狂人，而关键词句的对应联想又可以使读者的理解完全超越籽棉层次，构思新颖。（4）采用对照手法。正文前面的小序是用文言写成的，它简洁、明了而又清醒；而正文部分是用白话写成的，抒情，具有很深的内涵。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充分显示了白话文学的表现能力，前面清晰的小序也反衬了狂人日记的思维的混乱和混沌。

《狂人日记》既是现代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它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直指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核心。同时，它不是采用传统的写实手法，而是运用大量的具有现代特征的诸如暗示、影射，尤其是精神分析的手法来表现狂人的心理内面，反映中国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典型的现代主义的作品。

《狂人日记》中人物塑造

《狂人日记》中有几个前台人物，几个背景人物，几个做衬景的人物，和一个中性人物（完全没有戏的人物）。“陈老五”是个中性人物，虽然屡屡出场，但完全没有性格与面孔，也没有任何戏，功能如同一件道具。“古久”先生是背景人物，屡被题及，却从来没有露过面，“母亲”也是一样。赵贵翁虽然也很重要，但只露了唯一一面。狼子村的佃户、街上的人、打孩子的女人，全是作衬景的，对他们的人物完全没有描写。前台人物主要是大哥和两个医生。我们说过，那第二个医生的安排不算成功，塑造也不很完整。

倒是那第一个医生，那个姓何的老头子很有意思。他“慢慢走来……满眼凶光……只是低头向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张开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通过说他是医生，是老头，戴眼镜，走路、做事慢慢的，话很和气，却很有内在的权威，呼唤出人们心中从日常生活得来的，对这类的人的印象与偏见，来补充一切对“何医生”描写中省略的东西。笔墨异常简练，却活灵活现，可谓出神入画。这再一次表现了作者文笔的老练。

全篇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是“大哥”。作者对大哥的身材、面孔、穿装等等一律省略，但是，我们眼前还是浮现出了一个高大、权威、严厉、偶尔露出一点儿和蔼、假慈祥，一旦被触及痛处又尴尬窘迫、恼羞成怒的传统中国家长的形象。这个效果除去大哥的言谈和很少的几个姿势、表情，最主要是通过把大哥定义成“家长”来实现的。作者又在呼唤我们头脑中的成见，来替他填充文字笔墨，可谓狡猾之至，老练至之。是中国现代小说初期难得的精彩之作！

2、《阿Q正传》

1）阿Q的诞生（见doc文档陈漱渝《阿Q的诞生》）2）阿Q的形象

A.一个被压抑的小人物B.阿Q的精神自救策略：阿Q采用一种滑稽可笑的标准，以自我价值观念为评判标准，构造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凡是不符合他的习惯与“品味”的都是不应该、不正确的。现实当中他无可奈何的处于权利的“边缘”地带，几次向权力“中心”地带滑进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在一次次的碰壁之后，阿Q改变了策略，他的不满与反抗意识退化到内心深处，他别有创意的找到了宣泄不满的途径，从精神上夸大自己、贬低别人，实施对那些嘲笑自己、欺凌自己的强势群体的报复，以实现“精神胜利法”是阿Q赖以自救的生存哲学，是他对抗恶劣生存环境的一件有效法宝。

C.阿Q的心理防御机制。纵观阿Q的成长历程，是一段漫长的心灵之旅，恶劣的生存环境逼迫他养成某些消极适应性，使他能够在困厄中制造出一些快意，这构成阿Q苟活人世的防御机制。比如他的善于“遗忘”，善于“否认”、“置换”和“幻想”，善于在梦境中寻求解脱等。阿Q曾参与了一场赌博，可赢的钱却遭了抢，还稀里糊涂的挨了顿打，他用力地打了自己两个嘴巴。通过自虐，释放了内心的焦虑情绪，重获平衡，先前的不快彻底遗忘了。和自己及其藐视的“王胡”打了一仗，却没有取胜，又被“假洋鬼子”的“哭丧棒”着实地打了一下，却因为看到对面走来的小尼姑，就将自己的“屈辱”自然的迁怒、“置换”到小尼姑的身上，从而获得了新生。这些幼稚的防御机制有效的帮助阿Q及时摆脱了痛苦。如果没有这些防御机制的保护，阿Q真是生不如死，说不定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早就自杀了。然而，防御机制是一把双刃剑，使阿Q偷安一时，也使阿Q习惯性地歪曲现实，逃避现实。

D.阿Q的“自我”、“本我”与“超我” 阿Q有“男女之大防”之类的严正思想，他对自己是有所要求和限制的，作“正人”的愿望使阿Q谨守训诫，就要牺牲或压制富有激情、真实的“本我”，而“本我”象潜藏的暗流一样的时刻寻找突破，意欲从“超我”的限制中突围出去。“超我”对“本我”的限制越强，“本我”反抗的力量越强；而在“本我”抗击力量滋长的同时，“超我”也会加大限制的力度。阿Q的行为表现极其极端，显得激切和无来由，实际上正是潜意识中的“本我”与有着崇高目标的“超我”之间的对抗日趋紧张的结果。

阿Q不但想当”正人“，还有想当”完人“的梦想。他甚至要求一种”完美“、”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他极力想在天地间、至少也是在未庄写下一个大大的“人”字。可惜他体质上的弱点，尤其是头皮上的癞疮疤使他不能完美。他用心良苦的膨大着自我，否认那些威胁到自我“光辉”形象的不足之处，以筑起精神堤防，抗御外来的随时可能的对他自我的掩埋。压抑与反压抑的斗争始终支配着阿Q，使他在紧张的对持中实现着自我强化，在精神层面建构虚设的堡垒，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行状”。

第三篇：诗经 艺术成就

艺术成就

《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在《毛诗序》中又作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指体例分类来说的；赋、比、兴，是就表现手法而言。关于赋、比、兴，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豳风?七月》、《卫风?氓》都是赋体：前者铺叙了奴隶春耕、采桑、纺织、田猎、造酒、贮藏和准备过冬等一年四季的全部劳动生活，表现了阶级的对立和奴隶们的悲愤之情；后者倒叙了弃妇与氓由恋爱到结婚直至被氓遗弃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弃妇的哀怨和决绝。又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都是比体：前者把剥削者比作贪婪的大老鼠；后者把淫乱无耻的卫宣公比作大癞蛤蟆；二者都寄寓了极大的讽刺之意。另如《周南?关雎 》、《魏风?伐檀》都是兴体：前者以贞鸟雎鸠的“关关”叫声起兴，联想起人的男女之情；后者以奴隶们的“坎坎”伐木声起兴，联想到奴隶主阶级的不劳而获。在《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常常是交替使用的，有“赋而比也”，有“比而兴也”，还有“兴而比也”。如《卫风?氓》是赋体，但诗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又显然是“兴而比也”。另如《卫风?硕人》，用铺陈的手法描写庄姜美貌，但其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传神地表现出庄姜的天生丽质，这显然又是“ 赋而比也”。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厚风土气息的重要原因。

《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译本。《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孔子言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第四篇：10李煜词特点及艺术成就

篇十：李煜词的特点和艺术成就

1、朴素坦率的神秀之色，带来词作艺术的革新

王国维认为：“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我以为, “神秀”的正是洗却铅华、纯用白描手法表达人物内在神情的工力和自然而又生动的刻画人物、环境及内心感情的艺术特色。而周济“粗服乱头不改国色”所说的正是李煜放荡不羁，不加修饰的直白与坦率的艺术技巧与贯穿全篇的凝练的词魂。

李煜词语言自然、精炼而又富有表现力。他的词不镂金错彩，而文采动人；不隐约其词，却又情味隽永；形成既清新流丽又婉曲深致的艺术特色。李煜在语言运用方面的成就我们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先看白描手法的运用。白描原是来自民歌而在我国古典诗歌中广泛运用的一种艺术技法, 其特点在于不假雕饰, 以精炼的文笔对事物进行勾画, 其特色表现为“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不论是前期的词还是后期的词，这种表现手法都贯穿李煜一生。李煜在语言运用上的另一个特点, 是语言鲜明、形象、生动。这主要是通过多种方式,在对人物个性特征和客观环境等进行刻画与描绘当中表现出来的。一是，他以直抒胸臆的方式, 用形象的比喻来刻画自己的思想意念。如《 虞美人》结尾: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把悲愁形象地比喻为一江浩荡无尽的春水, 其奔放倾泻之势卓然可见。《清平乐》 结句: “ 离恨恰如春草, 更行更远还生。” 写寸寸芳草之远接天涯, 以喻愁情没完没了, 既形象生动又显出缠绵宛转之意。二是，他的词突出意象的特点, 强调人物的活动如: 心向人微露丁香颗”、“ 烂嚼红茸, 笑向檀郎唾”、“ 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一向畏人颤” 等,人物形象鲜明可见, 有立体感。三是，词人善于运用对比手法, 以昔日之乐反衬今朝之恨, 故亡国之凄楚愁恨表现得鲜明形象。如《望江南》(“多少泪”)、《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和《 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四是，李煜善于运用外在的自然景物, 来辅助抒发和烘托自己的感情塑造出词人的自我形象。如“ 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从词的结构上来看，李煜词能通过严密的构思, 使全词从句到篇均能围绕一个中心思想, 意象的连接脉络清晰, 是一个和谐完整的艺术整体同时, 他还能在此基础上通过提炼概括, 总摄“ 词魂” 进入新的艺术境界语言的自然生动与白描手法加上结构的清晰与完整使得李煜词在表达内心感情上独具特色，看似粗服乱头，实则倾国倾城。以最简单的意象描绘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不正是王国维所说的神秀么？

2、有我有情之境，开创新词风。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开篇阐述了这样的观点：“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称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李煜一扫花间柔靡之气，关键在于他的词有优美的意境，纯真的感情，心灵的独白，使人感觉词中有了词人自己的身影与感情，能够给人极大的情感上的共鸣。王国维评价李煜“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都说李煜有着一颗 “赤子之心”，李煜用真性情对待人生，进行创作。李煜不会刻意掩饰自己的情感，其亡国前的纵情享乐，亡国后的深悲剧痛都无所顾忌地展现出来。

李煜在前期词作中毫不掩饰地把自己整日沉湎与宫中骄奢淫逸的生活中，不思朝政、苟且偷安的情状表现出来。其前期作品《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临春谁更飘香屑？醉拍栏杆情味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啼清夜月。”这是五代愁苦郁闷之词中的一首欢乐颂，欢愉轻快。宫廷舞女载歌载舞，音乐起伏不断，宫女肌肤雪白，浓妆初上，光彩夺目，令人眼花缭乱，心花怒放，词人还因为过度兴奋而心醉、沉醉、得意忘形。情真景真事真，他快乐得毫不掩饰，纵情开怀。

李煜后期的词作则因为生活的巨大变故而变得更具特色。缪塞说: “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 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礼·乐记》说: “ 亡国之音哀以思。”这句话简练而又深刻地说明了在亡国这个悲剧上思想和感情的关系。由于亡国, 李煜由一国之主跌落为阶下之囚, 他失去了欢乐,失去了尊严,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生存的安全感。这就不能不引起他的悔恨,他的追思,他对家国和自己一生的思考。《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李煜被宋俘虏后，回首往事，痛心疾首，今非昔比，无限悲哀悔恨，无颜面对三千里山河。联想三国是的蜀后主刘禅被俘后的乐不思蜀，也未尝不是一种自我保护，然后李煜却不是这样，因为他又真性情，他念念不忘自己的家园、山河，而最终也因为自己的真性情而遭致杀身之祸。

李煜的词都是由自己的亲身感受出发，大胆抒写，毫无拘束，如飞流直下的瀑布一般一泄到底，尽情展露，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词中带有民间文学的风貌，使人读来有一种新鲜、熟悉的味道。而词在民间初起时, 原本是抒情文学, 敦煌曲子词的作品, 多反映了当时民间生活的真情实。但自其传入宫廷和贵族大家后, 便被引上了歧途。欧阳炯在《花间集》序文中说：“ 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 递叶叶之花笺, 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 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 用助娇烧之态。” 陈世修《阳春集序》说“金陵盛时, 内外无事, 朋僚亲旧, 或当燕集, 多连、藻思为乐府新词, 伸歌者倚丝竹歌之, 所以娱宾而遣兴” 可见词在当时文人的手中, 不过是为皇家贵族和士大夫在樽前歌边娱宾遣兴的工具而已。其中最突出的是以华靡的文词来描摹妇女的体态和风情, 其淫靡和庸俗低级的情味与六朝的宫体诗相似。而李煜却用自己的真性情为词带来了一阵清新。李煜成为亡国之君后, 备受北宋皇帝的凌辱, 当他用词来表现哀愁时, 情感便如一江春水般汹涌而出。他的情感丰富而真挚的作品, 给走向空虚堕落的五代词坛带来了一股充满活力、沁人心脾的清风。从此文人用词作抒情工具, 把词从浅斟低唱和形式主义的泥坑里推向社会人生, 并使它逐渐取得脱离音乐而成为独立的抒情诗。

3、扩大了词的题材，开拓了词的意境

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此乃是针对李煜把自己现实的悲愁纳入人生感悟，把怀念忧伤故国的情绪引入词作，进行题材上的扩展；把普通的情感升华为对人生的忧患意识，深化了词作哲理的意蕴，使词作具有人类普通的情感，具有深广的哲学意味；最后是抒情方式上直白坦率，陶冶真性情，突破了传统的缠绵悱恻的词风。从此，词不再只是供人们清唱玩赏的娱乐文学，它同时也成了文人士大夫阶层表现情志、寄托理想、抒写人生忧患的艺术形式。

在李煜之前，词以艳情为主，内容浅薄，风靡的“花间派”大多以狭男欢女爱、离情别绪为题材，即使寄寓一点怀抱，也大都用比兴手法，隐而不露。而李煜词中多数作品则直抒胸臆，倾吐身世家国之感，情真语挚。这些词, 有写秋夜的凄清, 如《乌夜啼》(“昨夜风兼雨”)；写留居的孤独, 如《浪淘沙》(“往事只堪哀”)、《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写失落在梦里的往事, 如《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望江南》(“多少恨”)；写对故国的追忆,如《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写亡国之恨, 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等等。这就扩大了词的题材, 使词开始从闺阁庭院逐步走向社会人生, 扩大文人词抒写的角度, 充分发挥了词的作用, 使词开始包含有了一定的社会内容。

随着题材的扩大和内容的丰富, 词的意境也随之博大起来。从词的发展史来看, 温庭筠词其外表所予人的直觉印象, 只不过是美艳的曲词而已。既无明显的怀抱可见, 又无新美的意境。韦庄词虽有一大转变, 给艳词注入了新鲜的生命和个性, 但所写之情事, 却又不免过于狭窄, 且抒情亦是婉约曲折, 因此在意境方面, 自然受到相当的局限, 使读者不容易自其中得到更多的联想和启发。而李煜在开拓意境方面比韦庄进了一大步。也许是因为李后主独特的生活经历，使得他的眼界，他的视点与众人不同。倘若他始终跻身于琼楼玉宇、稳坐金銮宝殿，不曾沦为阶下囚，命运不为他人所操纵，那么他将继续沉湎于宫廷的豪奢生活，继续以词吟咏香艳的美女醇酒，踌躇在“花间派”词人构筑的“宫体”与“倡风”之中。但是命运之神将他推到了国破家亡的苦难深渊中，这种“高岸为谷”的沧桑巨变，使他终日痛心疾首，心中的怨恨与悲凉不吐不快，从而使他溶血凝泪、直面人生，以“濡染大笔”写出了一批直抒胸臆，感触殊深的词作，并以此将词提升到雄奇幽怨、警悟深邃的新境界。

第五篇：《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奠基之作，作为一部乐歌总集，它的作者不一，地域不同，内容各异，艺术风格也多种多样。概括而言，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诗经》里的绝大多数诗篇，是奴隶制社会的生活写照。作者们对于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并能通过完美的艺术形象加以表现，抒发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感受。譬如《七月》，以铺叙直陈的手法，展现了一幅古代农奴悲惨生活的真实图画。诗篇不仅概括地描绘了一年的全部劳动过程，而且通过鲜明的对比，深刻有力地揭露了社会的不平，表达了人民对统治阶级的愤恨。《伐檀》《硕鼠》，表现了奴隶们在繁苦剥削压迫下的觉悟和反抗；《君子于役》《东山》，反映战争与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氓》《柏舟》，揭示爱情、婚姻的种种悲欢。这些诗歌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而且以惊人的艺术概括力，把握和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本质矛盾。他们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具体描述，真实而又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表达了广大人民的理想与愿望。

（二）赋比兴是《诗经》中最突出的艺术表现方法，它们同风雅颂被称为诗的“六义”。尤其比、兴，是古人研究《诗经》时总结出来的艺术规律。古人一般认为赋比兴是用，即表现方法。风雅颂是体，即表现内容、体制。这里谈谈“赋比兴”三种艺术表现方法的艺术效果。“赋”就是铺陈直叙事物的方法。其写法特点就在于“直”，而不加譬喻，把要表达的内容有层次地叙述出来，给人以明确而完整的印象。如《七月》，诗人按季节和物候的变化，由春至冬分类排比地记述了农奴一年的劳动过程，直诉其苦，事事铺陈，整体而全面地反映了农奴生产、生活的真实面貌。赋这种表现手法，多表现在一首诗的总体方面，它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能够给人以整体感，既有深度，又有概括力。“比”，就是比喻和比拟。它是用形象事物来打比方，使被比喻的事物生动形象，给人以真实感、形象感，增强诗的感染力量。如《卫风》中的《硕人》，连用六个比喻来描绘硕人的手、肤、领、齿、首、眉的美艳，形象地赞美了卫庄公夫人庄姜的姿容和神态，给读者以鲜明而深刻的印象。比的表现方法，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相似的特征或共同属性，以形写神，将抽象的事物诉诸形象，从而深化了主题。“兴”,就是托物起兴。它是一种凭借自然界的事物。先起个头，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内心感情的表现方法。兴句多放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诗经》中运用兴的方法，有时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周南·关雎》，以雎鸟的和鸣引起下文男女求偶的联想；《周南·桃天》开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两句，以盛开的艳丽桃花，象征出嫁少女荣光焕发的艳美。有时起创造意境，烘托气氛的作用，如《秦风·蒹葭》开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两句，描绘了一幅萧疏清冷的意境，为抒发忧伤失望的心情，渲染了浓烈的气氛。有时起协调韵律的作用，如《秦风·黄鸟》开头“交交黄鸟，止于棘”两句，与下文控诉殉葬制度没有什么联系，它只起个协调韵律的作用。好的起兴，借景抒情，情景交融，能把读者引入诗的意境之中。诗三百篇中的赋比兴多是结合为用的。

（三）复迭是诗三百章法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复迭又叫复沓或重章迭句，即各章的词句基本相同，中间只更换几个字，反复咏唱。它的作用在于加深印象，渲染气氛，深化诗的主题，增强诗的音乐性和 节奏感，使感情得到尽情的抒发。如《伐檀》，全诗三章采用章节复沓的形式，诗中更换的字词起到了层层深入表现诗歌主题的作用：“伐檀”“伐辐”“伐轮”，显示了奴隶有干不完的活儿：“三百廛”’三百衣”“三百囷”和“县疆”“县特”“县鹑”，揭露了奴隶主的残酷剥削：“胡取禾……兮”，表现了奴隶主极大的愤怒。每章又以“素餐”“素食”“素飧”作结，对统治者表示出极大的讽刺。诗中运用上述手法，层层揭露，层层讽刺，再现了劳动场面，深化了主题，同时加强了控诉力量，突出了劳动者的抒情形象，也使诗的形式整齐完美，便于歌唱和记忆。

（四）四言为主的句式和丰富、生动、形象的语言。《诗经》中的基本句式，是四言一句，但也有不少诗句突破四言定格，在四言中又杂以二 三 五 六 七 八言句，在整齐中显示出参差错落之美、《诗经》是诗歌的语言宝库，词汇丰富多彩，用词生动准确。《诗经》中还大量地运用了双声字、迭韵字和重迭字，这不但丰富了语汇，而且写景状物，拟形传声，使诗歌更富于形象美和音韵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