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第一篇：史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史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12-1班 王煜曼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这部书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总结了我国民族三千年发展的历史。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十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一些重要事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是记叙诸候王国和辅汉功臣。“列传”是一般人物传记。在这五类中，除“列传”中有许多篇具有很高的传记文学价值外，还有一些“本纪”和“世家”也是杰出的传记文学作品。

《史记》写了三千年的历史，详细记载的却是从战国时代起，特别是汉初的时代。它所写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在《平准书》里，叙述了汉武帝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形。在《货殖列传》里，描写了当时各地生产和交易的现象。在《礼书》、《乐书》等篇里，叙述了文化生活的某些方面。在《大宛列传》和《西南夷列传》等篇里，叙述了邻近各国和民族的历史。总之，从经济、政治、文化到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都有广泛的描绘。这些作品有的是很生动的富有表现力的散文，能引人入胜。但是，《史记》的最精彩的部分还不在于这些富有文学意味的论述文字，而在于一些描写得栩栩如生的人物传记。《史记》里面的人物传记包括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它写了许多帝王将相，也写了刺客、游侠、和占卜的人。它还写了农民起义的领袖，失败的历史人物，等等。

《史记》写这些人物，不是客观主义地描写，而是在几乎每个人物身上表现了作者的爱憎。作者对这些人物的爱憎态度又是和作者的整个思想联系起来的。

首先，司马迁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和批判的精神出发，对于封建帝王就持有和当时封建统治者不同的态度。当时封建统治者大讲阴阳五行之学，对刘氏的获得统治权一事，加以神秘化。司马迁在写到汉高祖（刘邦）时，虽然也写了一些神异之处，但基本上却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还它历史本来面目。对刘邦这个人物，写出了他坚忍不拔等一些长处，同时又写出刘邦的一些无赖行为和他的奸诈性格，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其次，《史记》里面在写到秦朝统治政权的灭亡时，对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吴广“首发难”之功作了充分的估价，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把陈涉和商、周的开国之君汤、武并提，写了《陈涉世家》。在这篇作品中，对他们起兵时的情形作了详细的描绘，写他们在被“谪戍”渔阳途中遇雨误期，按法当斩，但他们决计反抗，揭竿而起，终于推翻了秦的统治。作品里面歌颂了这些事迹，写得有声有色。末尾对他们的失败以爱抚的笔意寄予了同情。以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出身的历史家对农民起义领袖作出这样公正的评价，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再次，《史记》里面写一些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物，常常热情地歌颂他们身上的一些优良品质。像《魏公子列传》里写的“夷门监者”侯嬴和“市井鼓刀屠者”朱亥，他们都是接近社会底层的人物，但《史记》里面写他们都具有傲骨。这部书在《刺客列传》里所写的刺客聂政、荆轲，《游侠列传》里所写的游侠朱家、郭解等，有的是市井细民，有的是小地主，他们在社会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不过是“行险侥幸”的“小人”，但司马迁却在笔下酣暢淋漓地叙写他们的事迹。在《游侠列传》里，他还特意把朱家、郭解等和那些“朋党宗疆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暴豪之徒”严格地分开，他的同情是寄托在朱家、郭解等这些人物身上。《史记》热情洋溢地歌颂侯嬴、朱亥、聂政、荆轲、朱家、郭解等这样一些比较下层的人物，表彰他们的一些优秀品质，而在封建时代那些正统的历史学家看来，却认为是“退处士而进奸雄”。这里正显示了司马迁思想的高出于那些正统的思想家和学者之处。

这三点是《史记》在思想内容上的明显特色。作为历史著作来看，以后封建时代两千年的“正史”，绝少敢于大胆地写这样一些内容。在文学史上，敢于讽刺当朝的开国之君和在位皇帝，敢于正面地歌颂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的作品也不是很多的，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的作品则一直到宋以后才产生。《史记》继承了《春秋》的“寓褒贬”的精神，但和《春秋》又有不同。《春秋》的“褒贬”，是用文字暗示出来的，而《史记》“褒贬”，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描绘来表现；《春秋》的“褒贬”，主要是根据统治阶级的伦理纲常观念来写，《史记》的“褒贬”，却包含了人民的观点。《史记》的批判精神是十分突出的，它不但对历史人物作出了批判和肯定，而且写了当代历史，对当代人物的批判态度尤其鲜明，它所批判的涉及了当代政治、社会、学术思想等各个方面。在它所肯定和歌颂的一部分人物中，有一些在当时社会里面是地位比较卑微的。这是也贯穿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在他看来，这些地位虽然比较卑微的人物，却具有某种优良的品德，他们比那些王候将相还可贵。司马迁的这种批判精神和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有关系。他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观察总是和分析问题，能够具有比较清醒的头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是站在思想的顶峰的。

《史记》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形神兼备，大多具有典型性。其塑造人物形象，善于准确捕捉历史人物的特征和精心选材，善于通过矛盾冲突描写、虚实相生手法、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比映衬等来刻划人物。（2）叙事和场面描写悲壮慷慨，诙谐滑稽。《史记》塑造的人物多是具有悲壮之美悲剧人物，与此相应，其叙事与场面描写多具有悲壮色彩。《史记》的叙事和场面描写，还有诙谐滑稽的喜剧美。这类描写虽不及前者多，但也不在少数，最集中的表现是《滑稽列传》，其中的人物言谈行事，均注重讽谏，诙谐风趣，轻松幽默，逗人发笑。（3）浓郁的抒情性。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使他满怀悲愤，他将这种浓郁的感情融入《史记》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划和论赞中都跳跃着太史公诗人般的激情。如《屈原列传》是一支屈原伟大人格的赞歌，《项羽本纪》是一首充满悲壮叹惋之情的英雄史诗，《伯夷列传》是一首喷发出愤激不平之情的怨刺诗。（4）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史记》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而总体上看，全书则以阳刚之美为主。这主要表现在：气魄宏伟，笔力千钧；内容奇伟，惊心动魄；气势凌厉，一泻千里。（5）结构和语言。《史记》整体结构系统宏伟，人物传记的结构，一般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事件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作者自己之意见。具体每篇传记的写作，有时又比较灵活。其人物传记，又有分传、合传、寄传、杂传，这也是作者根据人物的性格及事功，进行的结构安排。其结构对后世史书及传记文学的创作有深远影响。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争之言、毛遂自荐之语，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的抱负之语的不同表现。其次是作者的叙述语言通俗、简洁、精炼，富于感情，有很强的表现力。有些语言接近当时口语，有的直接用民谣、谚语，这使其语言更丰富，富于表现力。

第二篇：《史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读书有感

简叙《史记》思想内容上的特色

贵阳图书馆 任瑞羾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这部书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总结了我国民族三千年发展的历史。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十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一些重要事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是记叙诸候王国和辅汉功臣。“列传”是一般人物传记。在这五类中，除“列传”中有许多篇具有很高的传记文学价值外，还有一些“本纪”和“世家”也是杰出的传记文学作品。

《史记》写了三千年的历史，详细记载的却是从战国时代起，特别是汉初的时代。它所写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在《平准书》里，叙述了汉武帝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形。在《货殖列传》里，描写了当时各地生产和交易的现象。在《礼书》、《乐书》等篇里，叙述了文化生活的某些方面。在《大宛列传》和《西南夷列传》等篇里，叙述了邻近各国和民族的历史。总之，从经济、政治、文化到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都有广泛的描绘。这些作品有的是很生动的富有表现力的散文，能引人入胜。但是，《史记》的最精彩的部分还不在于这些富有文学意味的论述文字，而在于一些描写得栩栩如生的人物传记。

《史记》里面的人物传记包括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它写了许多帝王将相，也写了刺客、游侠、和占卜的人。它还写了农民起义的领袖，失败的历史人物，等等。

《史记》写这些人物，不是客观主义地描写，而是在几乎每个人物身上表现了作者的爱憎。作者对这些人物的爱憎态度又是和作者的整个思想联系起来的。

在《史记》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几个物点：

首先，司马迁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和批判的精神出发，对于封建帝王就持有和当时封建统治者不同的态度。当时封建统治者大讲阴阳五行之学，对刘氏的获得统治权一事，加以神秘化。司马迁在写到汉高祖（刘邦）时，虽然也写了一些神异之处，但基本上却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还它历史本来面目。对刘邦这个人物，写出了他坚忍不拔等一些长处，同时又写出刘邦的一些无赖行为和他的奸诈性格，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其次，《史记》里面在写到秦朝统治政权的灭亡时，对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吴广“首发难”之功作了充分的估价，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把陈涉和商、周的开国之君汤、武并提，写了《陈涉世家》。在这篇作品中，对他们起兵时的情形作了详细的描绘，写他们在被“谪戍”渔阳途中遇雨误期，按法当斩，但他们决计反抗，揭竿而起，终于推翻了秦的统治。作品里面歌颂了这些事迹，写得有声有色。末尾对他们的失败以爱抚的笔意寄予了同情。以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出身的历史家对农民起义领袖作出这样公正的评价，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少见的。再次，《史记》里面写一些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物，常常热情地歌颂他们身上的一些优良品质。像《魏公子列传》里写的“夷门监者”侯嬴和“市井鼓刀屠者”朱亥，他们都是接近社会底层的人物，但《史记》里面写他们都具有傲骨。这部书在《刺客列传》里所写的刺客聂政、荆轲，《游侠列传》里所写的游侠朱家、郭解等，有的是市井细民，有的是小地主，他们在社会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不过是“行险侥幸”的“小人”，但司马迁却在笔下酣暢淋漓地叙写他们的事迹。在《游侠列传》里，他还特意把朱家、郭解等和那些“朋党宗疆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暴豪之徒”严格地分开，他的同情是寄托在朱家、郭解等这些人物身上。《史记》热情洋溢地歌颂侯嬴、朱亥、聂政、荆轲、朱家、郭解等这样一些比较下层的人物，表彰他们的一些优秀品质，而在封建时代那些正统的历史学家看来，却认为是“退处士而进奸雄”。这里正显示了司马迁思想的高出于那些正统的思想家和学者之处。

这三点是《史记》在思想内容上的明显特色。作为历史著作来看，以后封建时代两千年的“正史”，绝少敢于大胆地写这样一些内容。在文学史上，敢于讽刺当朝的开国之君和在位皇帝，敢于正面地歌颂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的作品也不是很多的，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的作品则一直到宋以后才产生。《史记》继承了《春秋》的“寓褒贬”的精神，但和《春秋》又有不同。《春秋》的“褒贬”，是用文字暗示出来的，而《史记》“褒贬”，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描绘来表现；《春秋》的“褒贬”，主要是根据统治阶级的伦理纲常观念来写，《史记》的“褒贬”，却包含了人民的观点。《史记》的批判精神是十分突出的，它不但对历史人物作出了批判和肯定，而且写了当代历史，对当代人物的批判态度尤其鲜明，它所批判的涉及了当代政治、社会、学术思想等各个方面。在它所肯定和歌颂的一部分人物中，有一些在当时社会里面是地位比较卑微的。这是也贯穿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在他看来，这些地位虽然比较卑微的人物，却具有某种优良的品德，他们比那些王候将相还可贵。司马迁的这种批判精神和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有关系。他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观察总是和分析问题，能够具有比较清醒的头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是站在思想的顶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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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狂人日记》的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

《狂人日记》的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

鲁迅曾说:《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也就是说，《狂人日记》表现的是家族制度和封建旧礼教吃人的主题。

这是一篇白话日记体小说，包括小序和正文两个部分。小序主要用文言介绍写作的背景和缘起；正文共有13则白话写就的“疯子”的日记。小说的主人公是日记的“作者”——狂人。A狂人非狂？

从作品的叙述来看他有种种疯子的病症：

总是时时害怕着，提防着被人活生生地吃掉，作品具体写出了他的狂态：

（1）变态的心理。他把平常人的交往如探视、抚摩都看作是吃人行为的一部分。如“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将别人善意的“笑”理解为暗藏杀机的吃人者的表面文章，完全背离了正常生活的心理轨道。

（2）混乱的逻辑。狂人在这种变态的心理下，正常的逻辑必然会被打破，这就造成了逻辑的混乱。“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三十多年不见月光，从生活逻辑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是荒唐的。“他”与“赵家的狗”没有必然的联系，那狗看“我”两眼更是与“我”不相干，但狂人却将他和“那狗”与“我怕”与“月光”的不见都联系了起来，组成一个三段论。这种将部分前提省略的做法，造成了三段论的不成立。（3）虚幻的幻觉。狂人即疯子，是生活在幻觉世界中的人。“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二十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但通过象征和暗示，从作品字里行间所传达出的信息中，我们可以发现，狂人实际上是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反封建礼教、反封建家族制度的启蒙者。具体表现为：

（1）“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表现了狂人怀疑传统，研究一切得启蒙者的思想特点。（2）“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是狂人对“吃人者”本质的认识。（3）狂人在“歪歪斜斜的每叶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历史的“字缝里”，看出了“吃人”两个字，是他对封建礼教的实质所作的历史概括。虽然狂人把“把脉”理解为“揣一揣肥瘠”是混乱的臆想，但既然古代能够“易子而食”，现实中狼子村能够吃人，为什么自己的大哥不可能吃自己呢。荒诞的逻辑中自有逻辑的合理性。（4）狂人“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是对于吃人社会的“经典”“戒律”的蔑视。通过“古久”和“陈年流水簿子”的形象暗示意义，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保守的传统文化。（5）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是狂人对未来社会的幻想和规划。（6）“我也未必没有吃过妹子的肉”。这是对自我的估价和反思，也是对自己前途的绝望。充满了自我忏悔的精神。（7）“救救孩子”的呼喊是狂人为建立新的社会而进行的实践性探索。现实中的人，文化中的人，都是有罪的，只有孩子是纯洁的，没有受到吃人文化的污染，因此，要想有一个美妙的未来，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就只能赶紧救救孩子。

小说在艺术方面非常具有特色，就是鲁迅所说的“格式的特别”：

（1）借实行虚，以虚证实。小说选取狂人作为主角是个十分精心的安排。他有意通过“迫害狂”患者的感受，通过他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从某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存在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是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惊心动魄的概括。（2）独特的心理描写：变态的心理，混乱的逻辑和虚妄的幻觉等。狂人见到所有的人都是像要吃人，就是一种典型的迫害狂患者的心理状态；狂人由女人骂小孩推导出女人要吃人，由女人的要吃人推导出大哥、母亲和自己都吃了妹子的肉，这是典型的逻辑上的混乱。为象征留下的空间。

（3）采用了一些诸如象征、暗示、变态心理描绘等现代主义手段：

第一节：“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黑暗的长久；第二节“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中国几千年不变的传统文明。而第六节“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象征整个封建社会的黑暗与凶险。作品中这些关键性的词句所包含的象征、比喻、暗示的意义，读者通过联想可以体会到作品的实质内容。作者既把狂人写得完全像个狂人，而关键词句的对应联想又可以使读者的理解完全超越籽棉层次，构思新颖。（4）采用对照手法。正文前面的小序是用文言写成的，它简洁、明了而又清醒；而正文部分是用白话写成的，抒情，具有很深的内涵。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充分显示了白话文学的表现能力，前面清晰的小序也反衬了狂人日记的思维的混乱和混沌。

《狂人日记》既是现代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它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直指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核心。同时，它不是采用传统的写实手法，而是运用大量的具有现代特征的诸如暗示、影射，尤其是精神分析的手法来表现狂人的心理内面，反映中国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典型的现代主义的作品。

《狂人日记》中人物塑造

《狂人日记》中有几个前台人物，几个背景人物，几个做衬景的人物，和一个中性人物（完全没有戏的人物）。“陈老五”是个中性人物，虽然屡屡出场，但完全没有性格与面孔，也没有任何戏，功能如同一件道具。“古久”先生是背景人物，屡被题及，却从来没有露过面，“母亲”也是一样。赵贵翁虽然也很重要，但只露了唯一一面。狼子村的佃户、街上的人、打孩子的女人，全是作衬景的，对他们的人物完全没有描写。前台人物主要是大哥和两个医生。我们说过，那第二个医生的安排不算成功，塑造也不很完整。

倒是那第一个医生，那个姓何的老头子很有意思。他“慢慢走来……满眼凶光……只是低头向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张开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通过说他是医生，是老头，戴眼镜，走路、做事慢慢的，话很和气，却很有内在的权威，呼唤出人们心中从日常生活得来的，对这类的人的印象与偏见，来补充一切对“何医生”描写中省略的东西。笔墨异常简练，却活灵活现，可谓出神入画。这再一次表现了作者文笔的老练。

全篇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是“大哥”。作者对大哥的身材、面孔、穿装等等一律省略，但是，我们眼前还是浮现出了一个高大、权威、严厉、偶尔露出一点儿和蔼、假慈祥，一旦被触及痛处又尴尬窘迫、恼羞成怒的传统中国家长的形象。这个效果除去大哥的言谈和很少的几个姿势、表情，最主要是通过把大哥定义成“家长”来实现的。作者又在呼唤我们头脑中的成见，来替他填充文字笔墨，可谓狡猾之至，老练至之。是中国现代小说初期难得的精彩之作！

2、《阿Q正传》

1）阿Q的诞生（见doc文档陈漱渝《阿Q的诞生》）2）阿Q的形象

A.一个被压抑的小人物B.阿Q的精神自救策略：阿Q采用一种滑稽可笑的标准，以自我价值观念为评判标准，构造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凡是不符合他的习惯与“品味”的都是不应该、不正确的。现实当中他无可奈何的处于权利的“边缘”地带，几次向权力“中心”地带滑进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在一次次的碰壁之后，阿Q改变了策略，他的不满与反抗意识退化到内心深处，他别有创意的找到了宣泄不满的途径，从精神上夸大自己、贬低别人，实施对那些嘲笑自己、欺凌自己的强势群体的报复，以实现“精神胜利法”是阿Q赖以自救的生存哲学，是他对抗恶劣生存环境的一件有效法宝。

C.阿Q的心理防御机制。纵观阿Q的成长历程，是一段漫长的心灵之旅，恶劣的生存环境逼迫他养成某些消极适应性，使他能够在困厄中制造出一些快意，这构成阿Q苟活人世的防御机制。比如他的善于“遗忘”，善于“否认”、“置换”和“幻想”，善于在梦境中寻求解脱等。阿Q曾参与了一场赌博，可赢的钱却遭了抢，还稀里糊涂的挨了顿打，他用力地打了自己两个嘴巴。通过自虐，释放了内心的焦虑情绪，重获平衡，先前的不快彻底遗忘了。和自己及其藐视的“王胡”打了一仗，却没有取胜，又被“假洋鬼子”的“哭丧棒”着实地打了一下，却因为看到对面走来的小尼姑，就将自己的“屈辱”自然的迁怒、“置换”到小尼姑的身上，从而获得了新生。这些幼稚的防御机制有效的帮助阿Q及时摆脱了痛苦。如果没有这些防御机制的保护，阿Q真是生不如死，说不定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早就自杀了。然而，防御机制是一把双刃剑，使阿Q偷安一时，也使阿Q习惯性地歪曲现实，逃避现实。

D.阿Q的“自我”、“本我”与“超我” 阿Q有“男女之大防”之类的严正思想，他对自己是有所要求和限制的，作“正人”的愿望使阿Q谨守训诫，就要牺牲或压制富有激情、真实的“本我”，而“本我”象潜藏的暗流一样的时刻寻找突破，意欲从“超我”的限制中突围出去。“超我”对“本我”的限制越强，“本我”反抗的力量越强；而在“本我”抗击力量滋长的同时，“超我”也会加大限制的力度。阿Q的行为表现极其极端，显得激切和无来由，实际上正是潜意识中的“本我”与有着崇高目标的“超我”之间的对抗日趋紧张的结果。

阿Q不但想当”正人“，还有想当”完人“的梦想。他甚至要求一种”完美“、”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他极力想在天地间、至少也是在未庄写下一个大大的“人”字。可惜他体质上的弱点，尤其是头皮上的癞疮疤使他不能完美。他用心良苦的膨大着自我，否认那些威胁到自我“光辉”形象的不足之处，以筑起精神堤防，抗御外来的随时可能的对他自我的掩埋。压抑与反压抑的斗争始终支配着阿Q，使他在紧张的对持中实现着自我强化，在精神层面建构虚设的堡垒，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行状”。

第四篇：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诗经》思想内容

（一）祭祖颂歌和周民族的史诗。

周民族的史诗在《诗经·大雅》里，集中保存了五首古老的民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它们用粗线条较为完整地勾画出了周民族发祥、创业、建国、兴盛的光辉史迹，无愧为周民族的英雄史诗。

（二）反映丧乱、针砭时弊的怨刺诗。如《国风》中的《魏风·硕鼠》愤怒地斥责剥削阶级是贪婪可憎的大老鼠。《魏风·伐檀》发出了奴隶不平的呐喊和反抗的呼声。《二雅》中的《民劳》《正月》等反映了君主赋税苛重、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现实。

（三）反映爱情生活的婚恋诗。有热烈奔放的情歌。如《关雎》、《风雨》、《郑风·野有蔓草》《静女》等。它们或表现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情人的热切相思，或描述热恋的情景和讴歌爱情的甜蜜，洋溢着热烈欢快的情调。还有深沉执著的恋歌，如《王风·采葛》、《卫风·木瓜》、《秦风·蒹葭》、《鄘风·柏舟》、《郑风·将仲子》等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以《邶风·谷风》和《卫风·氓》为代表的“弃妇诗”，以浓郁的哀伤情调，描述了沉痛的婚恋悲剧。

（四）描写农业生产生活和相关的政治、宗教活动的的农事诗。如《噫嘻》、《载芟》、《良耜》，《丰年》等作品，就是耕种田地，春夏祈谷，秋冬报祭时的祭祀乐歌。农事诗中的杰出作品，当推历代传诵的《豳风·七月》，它反映了农夫们一年到头除进行农业生产之外，还要为奴隶主贵族养蚕、制衣、打猎、盖房，然而他们却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

（五）反映战争和徭役征役诗。主要写战争频繁，苛酷的兵役、徭役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如《唐风·鸨羽》、《王风·君子于役》，又如《小雅》中的《大东》、《北山》、《渐渐之石》，《国风》中的《卫风·伯兮》等。也有从正面描写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气囊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的诗。如大雅中的《江汉》，小雅中的《六月》都反映了宣王时期的武功。

（六）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的燕飨诗。这更多地反映了上层生活的欢乐和谐如《小雅 鹿鸣 》就是天子宴群臣嘉宾之诗，后也被用于贵族宴会宾客。燕飨诗赞美守礼有序、宾主融洽的关系，对不能循礼自制的宴饮是否定的。

《诗经》的主要艺术成就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艺术上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第一，是抒情与写实的统一。《诗经》305篇，基本上是抒情诗和叙事诗，而以抒情诗占多数。真实率直的抒情和感情化的叙事，是《诗经》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个重要特点。首先，作品中所抒发的感情都是真实的。比如社会政治诗，不管是表达下层人民抨击政治的《新台》、《伐檀》、《硕鼠》、《陟岵》，还是官吏批评时政的《节南山》、《十月之交》等，都写出了不同阶层人们的不同生活感受，表达的情感都是真实的，不可替代的。其次，作者抒发感情的方式是坦率的。如写男女相思的《关睢》、表现女子爱情遇阻的《柏舟》，表达夫妇相思的《群子于役》指责太师为政不端的《节南山》等，均直抒其情，不用曲折含蓄，真正做到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再次，叙事性的诗作也包含着作者的感情，如《七月》中“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等诗句的穿插，《生民》、《公刘》等史诗中对先祖的崇敬与赞美之情，都显得十分浓郁。

第二，赋、比、兴手法的运用。赋、比、兴是《诗经》中最主要的几种艺术表现方法。“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它是《诗经》中运用最多的表现手法，可以直接叙事，也可以直接刻画描写，还可以直言其志或直抒胸臆。“比者，以彼物比皮物也。”也即是一般的比喻，其最主要、最常见的基本上是修辞意义上的比喻手法，但也有整首诗用比的，如《魏风;硕鼠》、《豳风;鸱枭》，均以借喻手法，塑造完整的艺术形象。“兴者，兴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兴就是起兴或发端，一般处在一首诗或一章的开头位置。就其与诗歌的情思关系而言，有两种情况：其与诗歌情思相关时，一般会起烘托氛围或与诗歌意义发生某种联系的作用，如《关睢》、《溱洧》等；其与诗歌情思不相关时，则往往只起到起韵的作用，如《山有枢》、《黄鸟》等。第三，形式和语言方面的特点：

首先是其重章复沓的结构形式。重章是《诗经》的一大特色。其情况有二：一是字词虽变而意义相同，增强抒情效果；二是改变字词后使诗章之间形成意义上的层递关系，在意义或情思上有所添加，如《黍离》、《采葛》等。其次，《诗经》以四言为基本句式，但在四言的基本句型下，又间用杂言，参差变化，比较灵活自由，具有浓厚的民歌风味。其三，《诗经》节奏鲜明，音韵谐洽，有天然的音乐美感。当时的作者不知晓音韵规律，其声韵谐调，皆出于天籁自然。它既有一些基本模式，又于模式之外灵活多变。此外，《诗经》的语言也颇有特色，它词汇丰富，又大量运用双声叠韵的连绵词和叠字，不但增加了诗歌的韵律美，而且更细腻地传达出诗人曲折细微的情感和物象的活泼情况。

第五篇：《水浒传》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水浒传》简介

《水浒传》简介

《水浒》是一部在人民群众上百年集体创作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创作出来的伟大作品。

南宋时，梁山英雄故事流传甚广。当时的画家、文学家龚开的《宋江36人赞并序》称：宋江等36人的故事已遍及大街小巷；画家也执笔为他们图形绘影。

《水浒》最早的蓝本是宋人的《宣和遗事》，它着力描写了杨志卖刀、晁盖等结伙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事，对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主要人物也都作了描写。宋元之际，还有不少取材于水浒故事的话本。在元杂剧中，梁山英雄已由36人发展到108人。

施耐庵把有关水浒的故事和人物整理加工，在创作《水浒》过程中，忠实地接受了人民的观点，这是《水浒》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基础。

《水浒》历史地表现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阶级压迫是这场农民起义战争的社会根源。高俅等奸臣贪官对人民进行压榨和迫害，激起了人民大众复仇之火，逐渐发展为燎原之势。

小说热情地歌颂了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宋江、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等梁山英雄，以及“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农民革命理想，形象地展示了这次农民起义演变为悲剧的内在历史原因。

除了李逵、武松、鲁智深、阮小七等为数不多的人反对招安之外，以宋江为首的绝大多数人存在着浓厚的忠君思想，他们仇恨和反对的只是高俅等奸臣和贪官污吏。[7] 因此他们的造反尽管也把封建王朝搞得天翻地覆，却不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梁山起义的悲剧也正是表现了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这样一种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施耐庵如实地反映了农民起义本身这个不可克服的缺点，从而生动地描写了梁山起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而又转为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规律性。《水浒》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真实的反映农民起义的伟大作品。

作品紧扣“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题旨，刻画梁山英雄。如作为80万禁军教头的林冲，经济收入宽裕，妻子年轻美貌，家庭生活温馨。这样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安于现状、怯于反抗的性格。面对调戏他爱妻的高衙内，虽然怒气顿生，但碍于对方是自己顶头上司高太尉的义子，只好忍气吞声地收回了那高举的拳头。

之后，高俅指使陆谦设计骗他的爱妻，并诱骗他误入白虎节堂，他仍然忍气吞声。在充军途中他受尽折磨，在野猪林里险遭暗害，他依然甘受凌辱，幻想能回家与爱妻团聚。直到高俅指派陆谦等人，要在草料场将他烧死，才使他忍无可忍地杀了陆谦等人，雪夜上了梁山。[8]

“《水浒》108个人性格，真是一百零八样”（金圣叹语）。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典型。比如林冲、鲁智深和杨志三人，都是军官出身，是武艺高强的英雄，但他们的性格各异。林冲有如上述。鲁智深慷慨直爽，疾恶如仇，敢做敢为，这都集中表现在见义勇为和爱打抱不平上。

为了救金氏父女，三拳打死了郑屠，犯了血案，无可奈何地藏身寺院，做了和尚；为了救林冲，受高俅迫害，连和尚也做不成了，只好落草辗转上了梁山。杨志跟林冲、鲁智深的性格都不相同，他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他的生活目的在于“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

当他失陷花石纲，丢了官时，仍没有放弃向上爬的想法。他积极采取贿赂的手段，企图恢复原来的官职。当受到梁中书赏识和提拔时，感激涕零，要死心塌地在他的门下做军官。直到失陷生辰纲，生命受到威胁时，才亡命江湖、逼上梁山。[9]

刻画人物，往往在人物第一次出场时，首先通过肖像描写，展示人物独具的性格特征，这是《水浒》刻画人物的特色。如第三回鲁达第一次出场时，通过史进的眼睛看见：他是个军官模样，“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络腮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

只几笔就揭示出鲁达这个粗莽正直的英雄性格。对行者武松，写他“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下子就揭示出武松精明英武的性格特征。[10]

《水浒》曲折动人的情节，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通过一个个场面展开、一个个细节描写、一步步地推向高潮。第23回写武松打虎的情节就是如此。第一个场面，写他在景阳冈下酒店一连喝了十几碗酒。接着第二个场面，写他走出酒店被店家喊住说：有大虫伤人和三碗不过冈。武松怀疑店家用心不良，决计过冈。第三个场面写他行数里，看见剥皮树干上写着有大虫伤人等两行字，武松将信将疑地仍继续上冈。第四个场面写他来到景阳冈上，看到山神庙前的印信榜文确信有虎。接着第五个场面才写他在冈上遇虎、打虎。在打虎这个场面中，老虎的一扑、一掀、一剪，武松一一躲过，以及武松的哨棒打在树上被折断，他就势按住老虎拳打脚踢，老虎以利爪刨出土坑等等，都是一个个细节。这些细节在写武松神勇的同时，扣人心弦地把情节推向高潮。[10]

类似的事件写出不同的情节，这也是《水浒》的显著特色。如林冲买刀和杨志卖刀[11]、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武松杀嫂和石秀杀嫂、江州劫法场和大名府劫法场、以及林冲起解和卢俊义起解等等，事件类似却写出了完全不同的情节，显示出生活丰富多彩和人物性格异彩纷呈。

《水浒》的结构是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纵贯全篇，其间连缀着一个一个相对独立自成整体的主要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自身在结构上既纵横开合，各尽特色，又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水浒》的这种独具特色的结构，是民间艺人“说话”特色的具体表现。与之相联系的是《水浒》的语言，它在群众口语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保存了群众口语的优点，具有洗练、明快、生动、色彩浓烈、造型力强的特色。

小说取材

《水浒》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

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李埴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的《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但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后三年多。[12]

宋代说书技艺兴盛，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

这是有关《水浒》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但龚开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

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后世的《水浒》基本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

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这部优秀的古典名著《水浒》。《水浒》的故事最初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从南宋开始就成为了民间口头文学的主要题材。流传下来的根据说书人编成的话本中就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13]

书名由来

《水浒》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四大名著之一。该书的作者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作者是施耐庵，而书名却是罗贯中所起。

二、全书是施耐庵一人所著。

三、此书是由施耐庵和罗贯中共同写的。

“水浒”出自《诗经·大雅·緜》中“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一句。但至于这个书名的确切含义，一直存在异议。

另一种说法是：作者施耐庵由于厌恶尔虞我诈的官场，仅供职两年，便辞官回到老家，一面教书，一面写《江湖豪客传》。书终于脱稿了，施耐庵对书中的情节都很满意，只是觉得书名欠佳。当时还是施耐庵学生的罗贯中建议书名为《水浒》，施耐庵一听，高兴得连声说：“好，好！这个书名太好了！‘水浒’，即水边的意思，有‘在野’的含义，且合《诗经》里‘古公檀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典故，妙哉！”于是将《江湖豪客传》正式改名为《水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