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开题《左传》与《史记》叙事艺术之比较
《左传》与《史记》叙事艺术之比较开题报告
一、研究意义
朱自清曾说：“《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文学的权威”表明了其文学价值之高、成就之大，足以为后世师法。而它的文学价值就体现在它的叙事艺术上。而《史记》则在此基础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本文拟从比较学的角度对比《左传》和《史记》的叙事艺术，以期能对两部史学巨著有更深入、细致的了解，便于理解古代叙事艺术在史传文学中的应用和发展。同时，通过对比梳理，也能更全面地探寻从《左传》到《史记》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轨迹，不但对研究古代史传文学、叙事文学甚至整个古代文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对启迪现代叙事理论的思维以及现代叙事手法也大有裨益。
二、研究目的
《左传》和《史记》都是从叙事的角度来写史事，风格同中有异，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左传》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先驱，而司马迁在此基础上，以更为成熟的技艺赋予《史记》更为文学性的特质。对两者叙事艺术的比较研究，目的在于将两者的叙事艺术直观、准确的展现出来，以此剖析两者在叙事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加深对其的理解，同时还有助于提高对中国古代历史写作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的认识。
三、研究现状及评价
目前研究《左传》与《史记》的著作、论文已经蔚为大观，叙事学研究也成为学界热点，相关论著层出不穷。清代刘熙载的《艺概》以“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来总结《左传》的叙事艺术。纷者整之指善于处理各种纷乱复杂题材；孤者辅之指力避孤立静止地记事，以名人的相关轶事作为正式事述说完后的补充；板者活之、直者婉之指叙写力避平直、板滞，除基本的以时为序外，兼用倒叙、预叙、追叙、插叙、补叙等；俗者雅之指善于发掘、发现事物蕴藏的深意；枯者腴之指叙写能突破史书只记大事，不记
小事，只记事之梗概，而不精描其细部的陋见，在简洁的基础上，又巧用特笔、衬笔等文学笔法，传神生动地叙事写人。刘熙载所概括的《左传》这六个方面的叙事艺术可谓切中肯綮，给人以深刻启发。
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在探究古代叙事学发展脉络，特别是在探讨《左传》、《史记》时代叙事传统方面作出了深入而扎实的研究。该书认为先秦时期是我国叙事传统的形成时期，先秦史家叙事存在事实与虚构交融互渗的倾向，这种“虚”与“实”的交错不仅体现在对对卜筮、梦兆等神秘事物津津乐道般的叙述，还表现为一种以全知角度对情节的扩充、虚构和再造。这一观点有助于支持本文关于《左传》与《史记》叙事视角的对比。
孙绿怡的《<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则以《左传》为研究主体，兼论及《史记》与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的关系。该书认为相对比《左传》而言，《史记》更善于提炼和选择叙事材料，集中表现人物性格，且通常将人物置于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个性，《史记》在记录历史真实的同时，还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性，而这种倾向性又是通过对历史的记录传递出来的。该书对于探讨《左传》和《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很有价值，其前述观点阐明了在对人物的描写方面，《史记》塑造的人物形象更为饱满，而《左传》则略有欠缺。
在论著研究中，还有很多其他值得关注的成果，如丁琴海的《中国史传叙事研究》从叙事角度和叙事时间方面，对比分析了《左传》和《史记》的叙事特色。此外，王靖宇的《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张新科的《<史记>与中国文学》、可永雪的《<史记>文学成就论稿》等都对《左传》和《史记》的叙事艺术方面有所涉猎。
在论文类中，关于《左传》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童庆炳的《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左传>叙事艺术论略》，在文中，作者认为，《左传》是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和开篇，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强调“故事情节化”，最早就是从《左传》开始的，《左传》通过揭示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把史实情节化。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顺时序的演进多，《左传》的叙事按自然时间演进的占了绝对多数，这主要是受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守时、顺时观念的影响。《左传》的叙事视角是史官的视角。史官的叙述视点处在“真”与“幻”之间，“隐幽”与“直笔”之间。
张新科的《<左传>叙事文的艺术结构》一文认为，《左传》的作者在研究事物发生发展的外部联系、内在联系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的前提下，慧眼识途、长辔远驭，通过叙事时间的变化——包括叙事速度的加快和打破正常的时空顺序等手段，巧妙地达到承上启下、明断暗续的叙事效果。《左传》叙事文章不同于史料纪实，看起来曲折生动，给人以“曲径通幽”之感，在于它能够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对史料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而这种加工并不是随心所欲，《左传》的作者很好地协调了文章结构的变化性与文章主旨的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因而文章结构既有外在的曲折，又有内在的中心，两者相得益彰。在文章结构方面，《左传》常采取“前埋伏笔”与“后文对应” 的方法，使整个文章首尾呼应、浑然一体。
无论是童庆炳还是张新科都对《左传》的叙事艺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关于《史记》叙事艺术的研究论文，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纪丽真的《特异性追求：<史记>的叙事策略》，该文认为《史记》的叙事策略为：有意追求特异性，即司马迁在叙事上特别注重事件的传奇性与戏剧性。这使其材料选择、情节安排、艺术手法上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和表现。首先是司马迁在材料的选择上特别注重具有特异性的事迹和情节；其次，追求特异性的叙事策略使得司马迁在叙事中特别注意情节的组织安排，以情节的曲折性、戏剧性突出人物事迹、人物性格的特异性；第三，此种叙事策略在艺术上的另一种表现，是运用对以往历史记载进行“踵事增华”的手法，即在描写上添花叶增波折，把描写对象的某一点推到极致，增强内容的特异性。杨丁友的《“其文直，其事核”——<史记>叙事特点研究》，文中以班固对《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评价为出发点，具体分析了《史记》叙事的实录性特点，认为其有三个表现：“考而后信”；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简笔交代，不枝不蔓。
另外，车颖的《<左传><史记>叙事艺术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从叙事学的角度较为详细地比较了两部史学巨著的叙事艺术，对本文的写作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自古以来，学者们便已着手《左传》和《史记》的研究，现今，对《左传》和《史记》的研究更是比比皆是，以叙事学为角度的研究从总体上看也已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或从叙事时间，或从叙事视角，或从叙事者，或从叙事模式，或从
作品中的人物。本文的叙事艺术角度囊括了这些方面。
四、提纲
引言
一、《左传》、《史记》叙事艺术的相同点比较
（一）叙事中的文学特质
历史叙事，是不加任何文学化、艺术化的渲染、修饰，而是严格按照历史史实的发展过程，将其以文字抒写形式客观呈现出来。而《左传》和《史记》在述说历史的过程中适当地加入了想象和艺术刻画，以故事化的方式赋予了其戏剧性，历史叙事中融合着文学性叙事。
（二）叙事中体现作者思想
《左传》和《史记》作者通过对历史充满文学性的叙述，将叙事者本人、叙事者所代表的阶层的价值取向、道德评判、立场倾向等或直白或隐晦地表达出来。
（三）叙事手法的多样性、生动性
（1）顺序、倒叙、插叙、补叙等叙事手法的运用
《左传》和《史记》运用了顺序、倒叙、插叙、补叙等多种叙事手法。（2）力避平铺直叙，生动鲜明、脉络清晰
《左传》、《史记》运用大量叙事手法，加之以特笔、衬笔、伏笔、互见法等，使得历史的叙事跌宕起伏、精彩绝伦、生动鲜明，而整个叙事过程中《左传》的以时为序和《史记》的纪传体写法（对人物的叙述也基本按照时间顺序）都贯穿着时间的主线，脉络清晰。
二、《左传》、《史记》叙事艺术的不同点比较
（一）《左传》、《史记》叙事者的比较（1）左丘明与司马迁的写作心态及角度
《左传》和《史记》都包含对民众的拳拳关怀，但《左传》更多的是出自精英阶层的自上而下的悲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事实上都是统治者，这与左丘明所代表的春秋时期鲁国史官阶层作为统治阶层代言者的角色定位有关。而《史记》由于其作者司马迁自身的遭遇、早年的游历等，在叙事角度上，往往偏向于下层阶级，流露出一种更为民间的姿态和情怀，其关注的范围延伸至历史上的社会各
阶层人民形形色色的活动，延伸至历史上的社会之每一个角落的民族，从社会的上层到社会的下层，从中国的本部到中国的四周，无所不纪。且司马迁在叙述下层阶级时表现出接近于被叙述对象的立场、倾向。
（2）主体意识的萌发——从“君子曰”到“太史公曰”的转变
《左传》中对历史史实评论行为的发出者被命名为“君子”，“君子”是被模糊了个体身份特征的同阶层人群集合体，即春秋时期上层史官阶层。论述主体将自己隐藏在“君子”之称之后，气评论更常见的形式是由事件中相关人物（或为参与者，或为旁观者）基于对事件本身的分析、判断之后言说出来，如各国谋臣策士的议论劝谏之辞。而《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则使论述主体从幕后走向了台前，司马迁在进行历史评论的时候，完全以“自我”的身份，充分彰显自己的历史见解和感悟，意味着主体意识的萌发。
（二）《左传》、《史记》叙事技巧的比较
（1）叙事视角的不同——《史记》更为灵活、开阔的视角
在《左传》中，叙事者纯粹以第三人称形象出现，以全知的视角记录所见所闻，并在其中表达对人、事的评论，但在全知叙述中带有某种程度的限知性，在这些限知性叙述中，通过所述人物的视点，使其获得自我表白，提高论述对象的形象生动性，但这种角度的叙述并没有得以灵活且生动的运用，不甚突出。在《史记》中，司马迁使叙事者的全能化程度更为提高和全面化，在保持一贯开阔的时空视野时，将事件的完整轮廓收诸眼底，即有对集体命运的把握，又有对个人内在心理的发掘，转用故事数位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一方面尽量转用聚焦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另一方面又保留了用第三人称指称涉聚焦人物以及对其进行一定描写的自由，既在人物之内又在人物之外，叙事视角更为灵活、开阔，叙事层面更具立体感。
（2）叙事立场的差异——“国”与“天下”立场的转变
《左传》处于群雄争霸的初起阶段，生存的危机充斥于各国，因此它所站的立场必然是“国”的立场，着眼于如何体现本国利益，以冀在与别国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体现出一种对本国命运的现实危机感和责任感。而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大一统的西汉，其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方面正处于鼎盛和繁荣的时期，这使得司马迁在《史记》的写作中呈现出一种胸怀“天下”的自信与担当。
（3）叙事体例的区别
1、以时为序——《左传》的时间脉络
《左传》的体例是编年体，严格依从时序叙事。但在个别段落中，时间的线性流动常常被“倒叙”等叙事手法打断。但总体上还是严格以时为序。
2、传记文学——《史记》的纪传体
《史记》的体例是纪传体，以人物为主体，将人物事迹多层次复合、多向度有机连缀。叙事者关注的重心在于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使得读者在阅读之后对人物的性格、特色有个生动的印象。结语
参考文献：
专著类：
[1][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2]沈玉成：《左传译文》，中华书局，1981年。
[3]赵生群：《<史记>文献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4]张大可：《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6]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7]杨燕起：《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8]丁琴海：《中国史传叙事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9]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10]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11]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稿》，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1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13]吕思勉：《中国通史》，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
[14][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论文类：
[1]车颖：《<左传><史记>叙事艺术比较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6月。
[2]贺陶乐：《对刘熙载论<左传>叙事艺术的阐释》，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3]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左传>叙事艺术论略》，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4]张新科：《<左传>叙事文的艺术结构》，载《人文杂志》，2005年第3期。[5]可永雪：《论<史记>在叙事上对<左传>的继承和发展》，载《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6]杨丁友：《“其文直，其事核”——<史记>叙事特点研究》，载《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7]纪丽真：《特异性追求：<史记>的叙事策略》，载《齐鲁学刊》，2003 年第 3 期。
[8]宋擎擎：《叙事中的时间——<左传>与<史记>中的时间观》，载《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5年10月。
[9]刘宁：《<史记>叙事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5月。[10]吴美卿：《<左传>的叙事特色对<史记>创作的影响》，载《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11]胡文祥：《比较学导论》，载《科学学研究》，1994年第3期。
[12]Slupski, Z.（2001）.The Literary Structure of the Chunqiu(non-Roman script word)and Zuo zhuan(non-Roman script word).Archiv Orientáln.Vol.69,P51-60.[13]Michael Quirin(1986-1987).Chun Qiu Zuo Zhuan Zhu by Yang Bojun;Zuo Zhuan Yiwen by Shen Yucheng.Monumenta Serica.Vol.37,P366-370.[14]Narrative Arts（2012）.Women's Wear Daily.Vol.203, No.86, P10.[15]Carol M.Megehee;Arch G.Woodside(2010).Creating visual narrative art for decoding stories that consumers and brands tell.Psychology and Marketing.Vol.27, No.6,603-622.[16] O.Conolly;B.Haydar(2001).Narrative Art and Moral Knowledge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Vol.41, No.2, 109-124.
第二篇：《史记》的叙事艺术
《史记》的叙事艺术
一、沟通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虽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3000年的兴衰沿革。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如果说本纪是车毂，世家就是汇集于车毂的辐条。七十列传，是群星。《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
二、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在一起。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三、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在叙述李广事迹时，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如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谓的天意，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四、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
《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如《李斯列传》这是一件生活琐事，但却集中反映了李斯的人生观、价值观。《史记》人物传记写了许多生活琐事，司马迁之所以对这些生活琐事详加叙述，就在于它们在人物的活动中带有原始动因的性质，是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史记》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如《商君列传》总之，《史记》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与韩信将兵一样，是多多益善。无论是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如《陈涉世家》在叙述这两个事件的原委及经过时，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如写荆轲刺秦王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刺客列传》）；不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第三篇：《史记》与《战国策》人物描写的艺术技巧之比较研究
高晓颖，陈为科
（阜阳师范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阜阳师范学校，安徽 阜阳 236000）
摘 要：《史记》与《战国策》皆是鸿篇巨制的文学著作，在艺术技巧的使用上都有卓越的成就，尤其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是出色。历代以来，众多的文学大家们对这两部书的写人成就，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本文从二者的细节描写、语言运用等人物刻画方面的技巧比较二者异同，深入研究两部作品的内在联系。关键词：史记；战国策；细节描写；语言运用
中图分类号：I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188-03 《史记》与《战国策》皆是鸿篇巨制的文学著作，在艺术技巧的使用上都有卓越的成就，尤其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是出色。历代以来，众多的文学大家们对这两部书的写人成就，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里就这一点作些比较，一方面更好的了解两部书在艺术上的成就，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二者的前后继承。本文欲从人物塑造的细节描绘以及语言运用方面来对比两部作品，以期探索并发现其内在联系。
一、二者细节描写方面的比较
（一）《战国策》细节描写
先来看《战国策》，《战国策》偏重记言，人物的性格特征大多是从言语中体现出来的。只有少数的细节描写，比如被历代奉为经典的《苏秦始将连横》一文，苏秦刚开始没成功的时候“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而在后来成功后，“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①其中的几个动作细节描写，可以说是相当到位，比如“侧目”、“倾耳”、“蛇行匍伏”等，寥寥数言，将苏秦的父母妻嫂那种嫌贫爱富的势利嘴脸勾画的栩栩如生，其嫂最后的一句坦白更是绝妙，毫不掩饰其贪财嘴脸，令人为其坦白而咋舌。而苏秦虽然从头到尾只说了一句话，却正是这一句话透露了他是个斤斤计较的小人，明明知道其嫂势利，他却还是偏偏要问一句，说明了他的心胸狭隘，也说明了苏秦对于自己的功成名就是相当得意的，并不以自己的功利思想为耻。又如《齐人有冯谖者》一文，这种典型的先抑后扬的写法有利于更加完整的表现人物的性格，并且增加一波三折的趣味感，抓住读者的心。这些都是《战国策》的细节描写的成功之处。此一情节在《史记》中也有出现，文字略有不同，情节很相似，说明司马迁对于《战国策》的这段情节也是有所借鉴的。
另外又如“荆轲刺秦”一节，《史记》与《战国策》的描写几乎相差无几，有些话更是原封未动。田光其人，虽然只是占了小小一段的篇幅，但是一位千古义士的形象已经清晰的被勾勒出来。然后是“易水送别”，几句话便营造出一种悲壮慷慨的气氛，荆轲临行而歌表现出慷慨赴死、临危不惧的豪侠精神，突出了战国时期所推崇的“义”的最高境界。而在最后的故事的高潮部分，即“刺秦”一节里，更是用了大量的细节动作描写，表现当时情况的紧张与危急。动作描写细致，读来情景如见目前，颇有惊心动魄之感。
《战国策》虽然着重细节描绘之处不多，仅有的几处却是处处玄妙，被历代奉为经典之作，就连《史记》在写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也是基本采用原文，只是个别文字略有变动，说明了《战国策》在这些细节上塑造人物的成功之处。
（二）《史记》细节描写
通过细节描写塑造人物形象也是《史记》的一大特色，而且在这一点上，《史记》比《战国策》要出色许多，不仅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有时还通过心理活动的描写来使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如关于“吕不韦见秦质子异人”一节，《战国策》里关于吕不韦第一次见异人的记载，吕不韦的谋划都是通过他的语言表达出来的，看起来与别的策士并无不同。而异人则是一个完全被忽略的人物，除了知道有这个人之外，通过这段话我们连异人的轮廓都描绘不出来。
再来看《史记》所载，文中吕不韦见异人“居处困”而怜之，说道“此奇货可居”，这些都是人物的心理描写，通过这些描写可以使人物的个性更加突出，吕不韦已经不再是战国众多策士中的一个，而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有野心、有谋略的商人。在吕不韦与子楚你来我往的对话中，不仅表现了吕不韦的善于策划，也体现出了子楚的性格。比如“子楚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说明子楚虽为质子，但是也有野心，不甘于自己的命运就是如此潦倒，见吕不韦有意，于是与之深谈。子楚在得知了吕不韦的计划之后，也立即表明态度，说若成功愿意“分秦国与君共之”，明确表达了自己的野心。在司马迁的笔下，子楚不再是一个轮廓模糊不清的人，他不甘心自己身为秦国王子却一直是质子，一待机会出现，立即显露自己的野心。又因为他的身份特殊，在对话中几经试探，透露了他的谨慎与精明。子楚从头到尾只说了三句话，却已经勾勒出这个人物的形象出来，不能不佩服司马迁对人物刻画的到位。在这一点上，《史记》显然要强过《战国策》。
又如刘邦与项羽在看到秦始皇出行的壮观场面的时候，两人不同的心理活动。刘邦慨叹“大丈夫当如此也”，②项羽则相当坦白的说“彼可取而代也”，③从这一心理的描写可以看出两个人的性格区别，刘邦不明说出自己的向往，只说应当如此，说明此人心机深沉，不露声色，为他以后成大事打下伏笔。而项羽的话则表明他的性格坦白直爽，在波诡云谲、硝烟不断的秦末年代，“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④的景况，众多英雄豪杰各骋其能，用尽心机以争夺天下的时候，他的这种坦白的性格就注定了他在这场逐鹿之争中位居下风。心理活动的描写对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在汉以前的众多著作中，尚无人重视到这一点，由司马迁开始，人物的形象丰满起来，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含有小说的因素。
二、二者在语言运用方面的比较
此两部书皆以语言见长，《战国策》因源出纵横家，故而语言的运用上以及对话的技巧上皆是无懈可击的，言辞间气势如虹，纵横捭阖，极具说服力。《史记》的语言上的成就也是非同小可的，司马迁尤其善于利用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感特征。下面来看看二者之间的对比。
（一）战国策的语言运用
《战国策》在语言对话上的运用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其中一大特色就是人物对话善用譬喻，使语言更加生动活泼。《战国策》书中多为策士游说之言，重在说理，要使人信服，譬喻是一个形象而且较容易为大家接受的方法，因而成为众多策士语言运用上的一大工具。比如《张仪欲以汉中与楚》中张仪对秦王说：“有汉中，蠹。种树不处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财，则伤。今汉中南边为楚利，此国累也。”⑤将汉中比喻为“蠹”，极为形象，且更加容易理解。再如《楚绝齐齐举兵欲伐楚》一文，用了有名的“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的比喻，生动的描绘出当时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令人心服。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战国策》中的比喻使用极为频繁，这与战国策士本身有关系，他们的工作就是说理服人，比喻是个可以让道理更加通俗化的捷径，因而最多被用到。
《战国策》语言的第二大特色就是善用排比、顶真等句式，营造一种恢弘的气势，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如《张仪说秦王》:“围梁数旬,则梁可拔。拔梁,则魏可举,举魏,则荆赵之志绝,荆赵之志绝,则赵危,赵危则荆孤。”《平原君谓平阳君》：“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⑥这里使用的顶真手法，读起来声调铿锵,富有音乐性和煽动性,同样能加强语言的气势。
（二）《史记》的语言运用
再看《史记》，《史记》的语言的一大特色是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突显人物的性格。关于对争夺天下的看法，陈涉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矣。”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鲜明的形象通过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表现出来，相当的符合人物的身份性格。陈涉是平民，他的话体现了他对于阶级不平等的反抗；刘邦是下级官吏，对于帝王的奢华生活有羡慕也有野心，但他为人谨慎，即使有野心，也要隐而不显；而项羽原就出身贵族，加之性格桀骜不逊，因而口出狂言，欲取而代之，也是符合他自己的地位的。三人性格一目了然，司马迁对于人物语言的掌控力可见一斑。再比如吕不韦初见异人，便说道：“此奇货可居。”一句话便透露出他的商人本质，一切从利出发。甚至是国家大事，他也将之当作商业行为来进行，等于拿异人来做了一笔生意，所不同的是生意如果做成，他获得的是倾国的权力与财富，将军国大事玩弄于股掌之间。
除了个性化的语言外，语言的讽刺性，也是《史记》的一大特点。比如在《萧相国世家》中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后来论功行赏，“高祖以萧何功最盛”，群臣不服，高祖说，“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第二件：在淮阴侯伏诛后，高祖大赏萧何，众人皆贺，独召平吊之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第三件：“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人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货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这三件事描写的是刘邦屡次慰问萧何，看似好意，实为监视怀疑之意。萧何多次听从别人建议，免去大祸。以萧何之劳苦功高，从刘邦起兵即跟随在侧，不离不弃，尚且如此，况别人乎？刘邦之多疑寡情由此可见，司马迁讽刺之意不言而喻，读来令人齿冷心寒。
（三）二者在语言运用上的承继
《史记》与《战国策》在语言的运用上各有胜场，但是在某些方面也是一脉相承的。刘熙载认为：“《国策》文有两种：一坚明约束，贾生得之；一沈郁顿挫，司马子长得之。”⑦是说司马迁承袭了《战国策》沉郁顿挫的语言风格。司马迁著《史记》时，诸多史实都是基于《战国策》加工而成，其语言受其影响也是自然。两部书中都喜欢用夸张的言辞来营造气势就很相似。如《苏秦始将连横说秦》中以极其夸张的言辞极力的渲染了苏秦相六国之后，六国合力抗秦的盛况，读来琅琅上口，能感觉到其中睥睨天下的豪迈之气。这种夸饰的语言风格在《战国策》随处可见，构成独特的纵横捭阖、气势如虹的语言，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史记》中也有很多使用夸张手法的地方。在《刺客列传》中，荆轲易水辞燕丹时，“复为慷慨羽声，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这里显然也是一种夸张，所谓“发尽上指冠”的情形在现实中是不太可能出现的，这里是为了渲染那种悲愤莫名复又慷慨至极的情景，故而夸饰一下，是一种艺术上的加工。这些夸张的用词很明显的具有战国遗风，可知司马迁是受了战国纵横家文风的影响，正所谓“汉家文章，周、秦并法”，⑧说的就是秦汉间文章风格的传承。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⑨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的一个精准的概括，有《史记》的成书基础，也有司马迁的述史原则。“辨而不华”、“质而不俚”都是说明《史记》所用语言通俗质朴又不落俗套，内容思辩又不花哨，所以称为“实录”。
第四篇：左传艺术特色分析（xiexiebang推荐）
左传艺术特色分析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编年史著作和杰出的历史散文著作，在两千多年绵长的封建社会中，在文化领域里，产生了极其深远广泛的影响。其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精彩细密的叙事，个性鲜明的人物和委婉巧妙的辞令三方面，而其中能充分体现其精湛的写作技巧和高超的叙事能力的就是它的战争描写。冯李骅在《左绣 读左卮言》中赞誉道：“左氏极工于叙战，长短各奇妙……篇篇换局，个个争新。”由此可见左传的战争描写语言之精妙。
战争是政治的集中体现，是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呈现为白热化的特殊形态，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在以军事争夺、武力兼并为主的春秋时代，战争就被赋予了更为特殊的意义，它们是历史的血的涂染。如实地将这一特殊的生活记录下来，从无数成功或失败的战例中及时总结新鲜的经验，这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左传》以大量篇幅描写战争，•正是时代的需要在作品中的体现，据《春秋》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军事行动多达四百八十三次。《左传》详细地记录了其中十四次大规模的战争，小战役不计其数。其中以对秦晋殽之战，晋楚城濮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秦晋韩之战等著名战例的描写最具代表性。不同于其他史书的侧重记载战争过程的叙事风格，作战描写战争往往只是简略地表现战斗经过，而把战争和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集中笔力去叙写双方或胜或败的原因，充分揭示礼义道德、政通人和等综合因素对战争的牵掣，显现出作者具有卓越历史家的眼光，也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更为广阔更为复杂更为动人的社会生活画面。概括地说，《左传》战争描写的写作模式有两种，一是注重交代战前与战后与战争密切相关的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变化(包括与战争有关的政治,外交活动即战争准备和人心向背), 同时辅以对占卜，天象，预言，征兆，梦境的描写赋予战争道德化和神秘化的特点，增强战争结果的必然性，以具体揭示战争胜负的根本原因,而对战争过程则一笔带过.如秦晋“肴之战”.二是全景似的战争画卷.如成公二年的齐晋“鞌之战”,就写得曲折传神,惊心动魄.战前,有齐侯使请战,高固逞勇等;战中,重写晋军主帅战车上三人(主帅却克,车左张侯,车右郑丘缓)的身负重伤,相互激励,终于化不利为胜利的情景;战后,齐侯请和,晋人提出无理要求,齐使交涉,迫使晋人放弃无理要求.在描写战争过程中的激烈场面时往往选取只决定战争进程的关键人物来刻画，借助人物在战场上的语言和动作集中凝练地展现战场上战士们奋力厮杀的姿态。战后则侧重于对两国交战结果的叙述和双方态度，反思的描写。
左传战争描写这种淡化战争过程描写，强化战前战后前因后果的写作特点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作者记史的思想倾向是崇礼崇霸崇智，其记述历史是为借古鉴金，表达自己对历史规律的思考，历史事件的发生和结果必然由客观形势所决定，但参与者的个性态度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赏析左传中战争描写的语言特色，我以秦晋殽之战，晋楚城濮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鄢陵之战和晋楚邲之战五篇文章为例具体分析。首先是课上所学的秦晋殽之战（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作者对秦晋双方战前的战略战术状况做了极为详尽的描述，文章开头首先借蹇叔之口揭示秦国战争失败的必然性，“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概括分析一下，则可看出秦方战术上贸然出兵，失去战争隐蔽性，不能做到“潜师”，又孤军入险，大意中埋伏，出征后又借王孙满之口强化战争胜负的必然性，“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概括总结一下，则可看出秦军战略上军纪涣散，轻而无礼，上下不同欲，又师出无名，失去正义性，再加上秦穆公刚愎自用，不能听从蹇叔的谏言，因而必败无疑。而晋方战术上准备充足，提前埋伏，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出击果断，战略上计划周密，上下同心，集合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晋军虽实力稍逊却也因此有了必胜的把握。
齐晋鞌之战（成公二年）中，作者通过齐顷公，邴夏，逢丑父，解张，郑丘，韩厥几个主要人物的语言动作描写表现战争的激烈和战争的全过程，解释这场战争胜负的原因是齐军骄傲轻敌，晋军同仇敌饩。齐顷公在战前说的““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即可看出齐军的轻敌和准备不足。而晋军大夫解张：“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可以看出晋军君臣同心，将兵同欲，士子忠心，信心百倍，越战越勇，战无不胜。因而齐军败于骄傲轻敌，晋军胜于万众一心。
晋楚成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击众、以弱胜强的一个著名战例，是晋楚争霸的必然产物，晋军相对实力较弱，却能取得胜利的原因有四：一是君臣协力，上下同心。二是晋国善于利用外交手段瓦解敌军的联盟，取得了齐、秦的协助，又打击曹，卫，“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使曹、卫与楚断绝关系，使楚国陷于孤立，削弱楚国实力；同时采取克制态度，“退避三舍”，在道义上变曲为直，后发制人，使自己处于理直的地位。三是晋国在交战时讲究战术，战前准备充分，“晋车七百乘，靶、勒、鞅、鞴。”“少长有礼，其可用也。”战中正确运用他们对战争的主观指挥能力，指挥有方，采用了避强击弱，佯败诱敌的巧妙战术，先让一步，选择楚军力量薄弱左右两翼，予以沉重打击，化劣势为优势。四是晋国君臣的个人素养，晋文公谨慎稳重，谋虑周全，善于听取部下意见，知人善任。先轸、子犯等人克尽其职，富有见识，善于谋略，作战英勇。再加上晋文公言必信，行必果，执法如山，军纪严明，使得军中无人敢轻视军令，晋军战斗力大大增强。楚国失败的原因一是君臣不同心，楚成王与子玉各执己见，互相掣肘，抵消了力量, “子玉使伯棼请战，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王怒，少与之师。”二是指挥统帅子玉“刚而无礼”，进攻不讲究战术，急躁冒进，三是战争形式发生偏转，楚国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四是子范曰：“师直为壮，曲为老”，楚军军心不定，使战争缺乏正义性。因此晋胜楚败成了必然结果。
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作者采取时空交叉的记录方式,在战争的酝酿阶段,轮番记录敌对双方将率议战的内幕;楚国一再遣使侦查晋军的虚实，并佯作求和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和松懈晋军的防卫。而晋国各自为政，人心不一。在交战阶段,又通过交叉互进的叙述及细节描写,把双方势均力敌,步步相逼的情形表现出来:“致师挑战”“,设覆具舟,”“夜窥敌营,”“疾进骤退,”“车驰卒奔,”“舟中之指可掬,”“马还拔旆投衡,”“宵济终夜有声”等,从破晓激战到夜晚的情景,淋漓尽致又简括生动地描写出来,有尺幅千里之势的效果，也将战争推向了高潮。邲之战的胜负归属与城濮之战不同，但胜负的原因，两场战争却有着某种类似处，即胜败不是由于军力强弱的悬殊，而是在于战争指导者主观指挥上的正误。晋军的失败，是由于援郑之师出动时机过迟；内部意见不统一，主帅荀林父缺乏威信且遇事犹豫不决；轻信楚军的求和请求，放松戒备，给敌以可乘之机；当战事全面爆发后，又惊慌失措，轻率下令渡河退却，自陷危境；渡河时未妥善实施防御，导致一片混乱。由此而丧失战争的主动权，陷于失败。从交战双方两次战争的不同结果可以看出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不在与实力强弱的差距，而在于参与者的个性与决策的正误。
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是继承濮之战，邲之战之后晋楚争霸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两国军队的主力会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战争的结果是晋胜楚败，分析其中的原因，不难看出其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正确他们首先做到了知己知彼，摸透了楚军的六大致命弱点，即“其二卿相恶！王卒以旧；郑陈而不并不整；蛮军而不陈；陈不违晦；在陈而加嚣。合而加嚣。各顾其后，莫 有斗心，旧不必良，以犯天忌。”晋国抓住了楚国的缺陷，因而可以胸有成竹，游刃有余，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
通过对左传中最著名的五大战役的战争描写的具体分析，我深刻的感受到了左传深厚的写作功底和高超的写作技巧，体会到了作者渗透在文章中的思想倾向，也学会了分析战争胜败原因的思路和方法，认识到战争取胜的关键在于上下同心，君臣同欲，人的主观因素也会对战争结果起到深刻的作用，受益匪浅！
第五篇：第三章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第三章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第一节 从甲骨卜辞到《春秋》
1.我国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
2.同样未经后人加工的商周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的发展。
3.《尚书》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尚书》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较高超，文章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文本结构和文体形态。
4.《春秋》由孔子在春秋时期编订，记事系统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义例。
5.《春秋》是“礼仪之大宗”，维护周礼，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在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
第二节
《左传》的叙事和记言
1.《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2.《左传》采用编年史，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了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
3.《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就在描写战争。
4.《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5.《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讲述故事者，把事件叙述得颇具戏剧性。
6.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
7.《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
8.《左传》在战争描写中还有许多与整个战局关系不大的事，这些事只是反映了战争的一些具体情状，在战争中并不具有重要意义。大量细节描写。
9.《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这些记言文字无不“文典而美”，“语博而奥”，简洁精炼，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当时的外交辞令已很讲究，史家记述时又加修饰，故而文采斐然。10.《左传》叙述语言简洁含蕴，词约义丰。
第三节
《国语》的文学成就
1.《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全书二十一卷，是各国史料的汇编。2.《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
3.《国语》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国语》记言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4.《国语》虽然记言多于记事，把重点放在大段的议论文字上，但《国语》没有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有一系列故事穿插其中，因此表现出叙事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有时也能写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5.由于国别史的特点，《国语》有时在记述否一国事件时，集中在一定篇幅写某个人的言行。
第四节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1.《战国策》凡三十三卷，杂记诸国军政大事。
2.《战国策》突出表现了纵横家思想，反映了纵横家的人生观，是策士行迹的生动写照。
3.《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夸张虚构虽然不合史著的要求，但使叙事更加生动完整，更有利于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
4.《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
5.《战国策》在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6.,《战国策》的“文辞之胜”，在语言艺术上的空前成功，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方面。“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可说是《战国策》说辞的主要特色。7.战国时代，游士为说服君相，说辞大都不以直接方式，往往引类譬喻，借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贴切深刻，饶有风趣，很有说服力。8.《战国策》 好用大量的寓言故事、轶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
9.《战国策》的铺张扬厉，气势宏伟，还与行文的夸张铺陈，大量运用对偶排比有关。
10.与其游说之辞一样，《战国策》的叙述语言也长于铺张渲染。对叙述语言运用之娴熟，令人惊叹。
11.《战国策》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zhan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
第五节
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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