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闻调查的叙事艺术
摘要:调查性报道是电视新闻节目的重要类型,美国CBS 的名牌栏目《60分钟》就是以调查性报道见长的。而调查性报道新闻节目的成功,往往又取决与它的叙事艺术。“今晚请看《60分钟》的这些故事和安迪•鲁尼的评论”,这是每期栏目的片头主持人都要说的一句话,它用的是”故事”一词。故事化的叙事方式是栏目收视率的重要支撑。具体表现在对情节的精心选取和挖掘,对矛盾冲突的捕捉和表现,对细节的抓取和提炼,对叙事节奏的把握和控制,还有就是以形象化的信息为论据,避免说理。
关键词: 新闻调查 叙述 故事化 情节化 情境化
调查性报道是电视新闻节目的重要类型,美国CBS 的名牌栏目《60分钟》就是以调查性报道见长的。而调查性报道新闻节目的成功,往往又取决与它的叙事艺术。今晚请看《60分钟》的这些故事和安迪•鲁尼的评论”,这是每期栏目的片头主持人都要说的一句话,它用的是“故事”一词。故事化的叙事方式是栏目收视率的重要支撑。美国CBS 《60分钟》栏目制片人史蒂夫来中国访问时看了《新闻调查》的节目,在他看来,《新闻调查》的表现手法和叙述方式可以与《60分钟》相媲美,是“中国的《60分钟》”,这无疑是《新闻调查》叙述方式已经走向成熟的一个有力佐证。新闻调查的叙事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个方面。
一、主体故事化
故事是叙述的的第一要素。在电视创作中,它既是形式,也是内容。从文学的层面来看,故事是电视创作的本体和核心,是对现实世界的符号化的表达。故事有两种形态:一是真实的故事;二是虚构的故事。当然,我们这儿讨论的故事是第一种,因为新闻事件本身就有真实性的特征。英美传媒业甚至是学术专著中都将新闻事件称为“故事”,将制作新闻节目称为“讲故事”。故事性是《新闻调查》选题的三大标准之一,指选题本身要有戏剧情节,要有可供调查展现的张力,要有展现矛盾冲突的空间,要“把新闻当故事讲”,关键是选题本身得有故事化表现的元素。故事化的叙述方式也能激发受众继续关注的兴趣。《60分钟》的缔造者、执行制片人唐·休伊特认为:《60分钟》能够广受欢迎是因为它继承了一种”叙述传统“,他说:”我敢打赌,如果我们能使主题多样化,并采用个人新闻---不是处理事件,而是讲述故事;如果我们能像好莱坞包装小说那样包装事实,我担保我们能把收视率翻一倍。以《村官的价格》为例,其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故事性的新闻事件,竞选一个村主任竟要花费将近两百万元,在高价竞选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新闻故事?叙事过程中,对事件矛盾各方分别采访的交叉剪辑安排在节目中形成了交锋和冲突。王玉峰和史明泽对不断提高的承诺金额的解释,史吉堂否认在选举现场看到现金与村民证实在场,尤其是采访过程中史吉堂的小姨子与百香草的争吵更是戏剧性的一幕,还有每年上千万的煤矿承包利润与给村里上缴八万元的这些矛盾,各种戏剧性冲突交织在一起,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的不同说法,是非曲直,观众自有判断。纵向的调查与横向的对比相为补充,铺展开来,让节目变得非常丰满。
二、故事人物化
一个故事要能够为读者所感动、所打动,最重要的是要有丰富的生动的人物形象。新闻调查独特的卖点就是探寻事实的真相,而探寻事实的真相要通过对人物的语言、心理、行动等方面的特征来展现,同时作者的思想倾向、观点、态度等也通过独特的人物形象得到传达。马克思说:“ 人是社会中的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新闻调查》中,人物呈现出类型化的倾向。一般有三类角色:当事人、记者和专家,当然,在不同的故事中,人物形象是不一样的。它通过刻画“典型人物”来揭露事实真相,探寻社会本质,表现文章主题。所谓“典型人物”,是指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而又能表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阶层某些共同本质的人物形象。这个“特定环境”,一方面指社会的大环境;一方面指主要人物生活的具体的小环境,主要是指各色各样的任务同主要任务的关系,也正是这种关系,影响着、决定着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由于新闻调查是以声音、图象、文字、音乐等多媒体为书写文本,因此它和传统的小说的人物形象的刻画不完全一样。形象和直观是电视的特色和优势所在。正是这种多媒体的书写方式,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迟来的审判》中值得称道是柴静对检察官的采访的一个场面。面对柴静的问题,他说要抽口烟,然后面向窗户,背对着摄像机,通过背影可以看出他在擦眼泪。我们能看出他的无奈,因为从现有的法律规定,他必须执行上级的命令,作为首届全国十大优秀检察官,他在真理与行政服从中两难的无奈,反映了人物内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真实,避免了人物形象的单一性和概念性。调查性报道就是“揭露一种被某些人或组织故意掩盖的新闻”,它的主要目的是探寻事实真相。由于新闻调查体裁本身的限定性,它不可能像小说或电影那样来塑造人物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它要服从于故事或新闻事件的主题表现。这里,我要略述一下记者的角色。《新闻调查》的记者是“记者型的主持人”。在传播学中,传播者的可靠性和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传播效果。新华网记者在采访60 分钟资深编导哈瑞.莫塞斯时问道:“60分钟”记者的平均年龄多少?他说,差不多四十七八岁左右,过去差不多要平均60岁。麦克·华莱士87岁,为美国著名新闻节目“60分钟”工作了38年,前几天才刚刚告退。《新闻调查》相比而言,记者的平均年龄可能要小十多二十岁。我在这儿并不是要说《新闻调查》的记者应该老龄化,只是想强调我们在细节上应该向《60 分钟》学习,他们深深懂得黑格尔的名言:“同样一句话,在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的嘴里说出来和在一个年轻人的嘴里说出来其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品牌塑造上,也体现出了差异化的策略。
三、人物情节化
《现代汉语词典》对情节的解释是:“事情的变化或经过。”在叙事文学中,情节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在电视创作中,它是联系新闻事件或人物的纽带。只有对结构的精细安排和布局才能讲好一个故事。“结构”指的是认识对象的组织和排列形式。
《新闻调查》通过记者对一新闻事件的调查,以求揭露隐藏在事实背后的真相。由于新闻事件背后的关系本来错综复杂、盘根错节,要在45分钟之内向观众呈现事实真相,展示矛盾关系。要讲清楚一个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必须要有一个条理明晰的叙述线索来贯穿整个故事。新闻事件的叙述一般以线性时间推开,以时间线索上的顺序发展为主导,以事件的因果关系为叙述动力,追求情节结构上的环环相扣和故事的完整。
(一)起
“起”,指文章的开头,这儿指的是节目的片头。节目的起,有很多种方式,主要有原因起和结果起两种。
1、故事以原因“起”的一般先介绍引子、提出疑问,这样就能够使观众产生悬念,紧紧抓住观众的眼球。在《新闻调查》中,叙事者会利用一个结构性的悬念贯穿节目的始终来构建节目的整体框架,统摄节目的总体构思和主题。在节目开始向受众抛出一个大悬念,“故事”的情节随之展开。村官的价格主片头,“一次热闹的选举,一场金钱的角逐”的解说词,配以“村民、候选人、上一级组织领导人”的画面及同期声,这种矛盾的二元对立和碰撞一下子便抓住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故事一开始便获得成功。、结果“起”就是故事首先就交代结果,然后在探索事件发生的原因或背景,从而揭示出事件的社会意义。东突恐怖势力罪行纪实片头以解说起,“十年以前的1992年2月5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发生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这是90年代以来这个边疆城市发生的第一起暴力恐怖事件,也是东突恐怖势力针对无辜平民进行的暴力恐怖活动的开始。许多人对此记忆犹新。”然后在分析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层层深入,直逼真相。
(二)承
“承”,即承上启下或过度,在节目中往往起到铺垫的作用。村官的价格中,“竞选双方出多少钱?到底会不会发钱?——钱箱的出现?——出钱竞选是否合法?”就起到了承接的作用。
(三)转
“转”指转折,这时候节目开始进入高潮。村官的价格中,话锋一转,直逼真相。“哪来的钱?—为什么出大钱竞选?”。观众眼睛突然一亮,结果发现候选者之争全是和煤矿有关,疑虑终于得到释然。
(四)合“合”,指节目的结局和片尾。村官的价格中,“虽然村民们从这次选举中得到了近两千元的收入,但是靠这些钱他们并不能摆脱贫困生活,老窑头村一千多口人需要的是一个真心实意带领全村致富的好干部,而这样的当家人本来是应该通过他们手中的民主权利选举产生的。” 结尾画龙点睛,使主题得到深化,言有尽而意无穷。
四、情节细节化
情节细节化是指情节要落到实处和细节,细节往往决定节目的成败。精致细微的细节描写,可以成为一篇新闻报道的亮点,增强故事的趣味性和感染力。在新闻调查中,细节是往往是推动事件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最能体现记者实力的地方。可以这样说,没有细节的调查和没有细节的情节,新闻调查绝对不能说是真正的调查,只能说是一篇提纲罢了。可以打个比方,一位优秀的服装大师设计了一款流行服饰,如果不经过精心的裁剪和制作,那么它肯定不能被消费者所接受。
细节化在电视节目中,主要长镜头、特写、画面的组合和摄象机的“推、拉、摇、移、跟”来完成。镜头是电视报道语言中的重要词素,它的恰当使用可以增强报道的真实性和感染力。同时,形象化的细节也能画龙点睛地传达人物的本质特征和呈现出事物的真实面貌。有时,细节可以胜过语言和逻辑的力量,这是因为调查报告是以“用事实说话”为基本特征的。在《村官的价格》这期节目中,主要是广泛地采用了多种拍摄角度和手法,比如展现该村时的全景远摄,人物访谈时的双机拍摄,以及对采访对象多采用“过肩镜”等等。在细节上,对承诺书的特写镜头,对书记侃侃而谈的面部表情和手势的特写„„另外,一些补拍(模拟)的镜头,比如选举会议前村民们连夜点灯的情景,候选人骑着摩托车去发承诺书等等,配以了相应的音响和画面,都起到了刻画情境、渲染气氛的作用。
五、叙述情境化
叙述情境化指故事传播的独特的话语环境,是人物对话的语义场。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学者认为:“任何谈话无论长短,都包含两种信息—内容信息和关系信息。关系分为互补性和对称性。”其实,内容信息和关系信息是相互表达、虚实相生的。在内容信息中,必然包含一定的关系在内。反之亦然。《新闻调查》主要通过大量的对话式采访和报道方式,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方式进行报道。在采访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群众、记者和有关专家的意见谈话和事实信息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特的叙事环境,同时向观众传达最丰富的信息。在这儿,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记者是应该冷静的介入还是情境化地置身其中,尤其值得我们思考。这里没有定论,需要看时机而论。在《新闻调查》的工作手册中,有这样的解释:“《新闻调查》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调查记者,他是调查行为的实施者、调查过程的表现者,是这个栏目的外化标志和品牌形象。”记者在采访中既要倾听采访对象讲故事,又要引导其讲故事。因此,记者的现场判断力至关重要,缺乏冷静的判断就容易出卖自己的思想,被采访对象牵着鼻子走。然而,在许多场合中,记者都是置身其中的,都会对采访对象的命运和遭遇深感同情,对不平的社会现象表示愤怒等等。在广义上,记者的冷静也可以看成是情境,因为在此时他需要冷静。
有时候,叙述情境化不需要有声语言就能够传达,一个特写的画面就能够充分的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是那些情感性因素极强的故事中,声音的缺失往往更能使人触目伤怀,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在《双城的创伤》中,记者柴静采访心灵受伤的小学生时,并没有提出大量的问题,看到孩子伤心泪流的时候,或轻轻为之拭去眼泪,或拍拍肩膀表示安慰。此时柴静也被这种场景所感染,观众也为之感动,所有在场的人都产生了心灵的共鸣。其实,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就是“叙述情境化”的最佳范例,当然也是电视谈话类节目取得成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元素。
第二篇:有关《新闻调查》
方法特点:以记者的调查行为为表现手段、以探寻事实真相为基本内容、以调查性报道和揭露性报道为追求目标,崇尚理性和平衡。
叙事:借助电视的声音、画面、文字并用的符合语言这种声话手段,对新闻事件的各个要素和背景进行深入透视,视听结合,现场感、形象性和真实感很强。对事件的原因及影响进行分析,对事件的发展前景作出预测。
选题:
有五个地点:1选择有影响力的选题。主要是个公众利益相关的,公众十分关注且具有一定时效的时间和现象。
2选择信息量较大的选题。让公众多角度多方面了解事实真相。
3选择故事性较强的选题。能满足受众好奇心吸引受众。
4选择有命运感的选题。关注事件进程中涉及的人物。
5选择独家的选题。发现有新的新闻价值的题材。
《新闻调查》栏目选题遴选的标准有三个:第一是调查性 第二是故事性 第三是命运感。并且提出“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强调挖掘新闻事实的故事性、曲折性和人物命运,以增强报道的可看性,进而得到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角度:电视调查性报道关注的是政府重视、群众关心、社会普遍存在的重要问题,牵涉重大公共利益、公众极为关心,具有极强得社会影响力。其结果往往是震撼性的,常常促进问题的解决和改善,甚至可以直接导致某些权贵或利益集团的迅速垮台。
结构:逻辑清晰。将一个大的悬念分解为若干悬疑点,在各个段落一一破解。节奏自然紧凑。使用的画面奇特、动感,具有冲击力、冲突性和显著性。
第三篇:新闻调查
农村新闻事业现状
1.农村接受媒体形式单一
在调查表中,农民接受新闻信息主要是电视,除了电视,没有第二种选择。形式单一,没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氛围,也无法或得更全面的信息。
2.政府、新闻界对于农村新闻事业发展所需的投入不足
即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家媒体在县级以下的基层设立过记者站或者专门的新闻联络处,也没有哪一个政府专项拨款用于扶助新闻事业在农村的发展。中国的农村,地广村深,一些村子与县城的距离少则几十公里,多则上百公里,加上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往往一些新闻发生之后,记者都要匆匆忙忙地从县城的媒体或者记者站出发,而等他们赶到时,早已是事过境迁,成为旧闻了。更有一些媒体或者记者,即使在获得一些农村的新闻信息源后,往往因为采访不方便,耗费精力大,而不愿前去采访。本来农村的新闻信息源的流通就相对不畅,加上媒体的“惰性”,使得新闻往往就成为了城市的专利。
3.农村居民对新闻节目选择也比较倾向于一些软新新闻为主
相信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应该知道,农村居民是少有看新闻的。电视节目看得最多的是反映一些社会真情类,而且,电视剧为主。排在晚间黄金时段的新闻类节目与电视剧相比,应该与百姓的生活、利益关联更大一些,更是久居村中的百姓们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但缘何不能引起他们的丝毫兴趣呢?农村百姓的文化水平较低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当下农村,除了老一辈之外,大部分村民的文化程度还是能够看得懂新闻类电视节目的。真正的原因,还是新闻过于脱离农村,脱离农民。
4.以当地电视台为主,不怎么反对子女看电视。
农民在看电视时,几乎都选择安徽卫视,特别对《我爱饭米粒》情有独钟,可见地域对其选择具有这莫大的影响力,而对其他电视台,除了cctv还有一点收视率,其它几乎就没有选择了。而且,留守儿童较多,也许是一个子女的缘故,很少被限制看电视,虽然心里有点反对,但大多还是会放行。
形成的原因
1.农村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制约着新闻事业在农村的发展
新闻事业在农村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近年来,由于政府、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以及国家一系列惠农、利农政策的出台,农村的整体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农村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城乡之间的差距,这些仍然都是不争的事实。正是由于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生产力水平的差距,整个农村的经济活动规模较小,社会分工不细,农村居民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需求面相对较窄。此外,由于受到经济的制约,使得农村的社会受教育面相对狭小,农民的文化水平过低,这必然限制了读者群和观众群。更重要的原因是,现代媒体除了政府的部分拨款投资外,广告收入越来越成为媒体的主要经济支柱。而农村的广告需求少,广告市场狭小,这些都影响着媒体在农村的投资欲望。同时,农村交通的不方便,信息传播技术的不发达,新闻传播物质手段的单一等等这些无不制约着农村新闻事业的发展。
2.媒体对经济利益的考虑
农村新闻事业被许多媒体视为“公益事业”,特别是面向农村受众的农村新闻报道,与其他的新闻报道相比,由于并不能吸引“眼球”,没有什么“卖点”、“亮点”,在市场运营中很难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或者干脆没有经济效益。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传媒已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全额拨款的单纯的事业性机构,它同时具有企业经营性质,它在考虑社会效益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到兼顾经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大众传媒往往就面临着社会责任与市场环境博弈的两难境况,为了提高媒体的发行量和收视率,赢得较高的广告收入,为了媒体的运行和生存,媒介往往很难顾及农村新闻事业的发展。
3.媒体农村意识、社会责任意识的缺失
一直以来,传媒总在有意无意地走着一条完全的城市化路线,由于城市集中了资金、资源、人才等各种要素,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城市新闻在报纸版面、电视节目上的地位。读者和受众的主体群相对集中在城市,新闻的接近性原则决定了他们会关注发生在身边的城市新闻;确实,城市路线也确实给媒体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如此,便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农村意识淡薄的媒体不愿意花费精力去关注农村,缺少关注的农村也不会给媒体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媒体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就更不愿意去注意“无利可图”的农村,久而久之,媒体仅有的一点农村意识就这样慢慢地消逝殆尽。媒体乡村意识的缺失,使得媒体不可能认真地审视农村,更不能发现农村新闻所蕴涵的社会效益和潜在的商机。
几点意见:
1.媒体应当更新观念,树立正确的农村新闻意识
农村的新闻事业要能够重新走上健康的发展轨道,媒体必当先要摈弃旧有的单一的城市新闻观念,树立正确的农村新闻意识,重新认真审视农村的新闻市场。各种新闻媒介应该利用自身的特点,开展对农村受众的媒介教育。广播、电视等定期设立专门的节目,提供知识,引导农村受众正确认识媒介,积极关注新闻,参与媒介活动
其次,媒体还要提升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现在全国上下普遍对农村建设、“三农问题”给予了很高的关注和重视,而媒体作为国家事业单位、社会舆论机构,应该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担负起自己在新农村建设、农村新闻事业发展中应尽的责任,而不能仅仅把经济效益排在首位,单纯地以经济效益的好坏来取舍新闻传播的重点。
2.加快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步伐,促进农村新闻事业的发展
解铃还需系铃人,农村落后的经济、文化水平是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发展经济、文化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通过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实现农村的城镇化发展,才能充分扩大农村的信息需求,开阔农村的广告市场,从而会刺激农村新闻事业的发展。同时,经济、科技的发展也将为农村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便利的交通环境、畅通的信息环境、丰富的信息载体、日益先进的物质手段等等。与此同时,还应当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接受及处理信息的能力,增强新闻阅读、分析能力和兴趣,不断扩大农村的新闻受众群体。
3.政府、新闻界应当加大投入,扶助农村新闻事业发展
首先,政府应当加大农村新闻事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农村的新闻事业发展才能够得到物质上的保证;其次,政府首先应当对媒体予以资金上的保障,农村新闻传播事业的投资是个范围广、投入高、周期长、初始阶段回报低的工程,光靠媒体自身很难完成,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媒体业已进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轨道,媒体向农村的初始投入必然以部分经济利益的牺牲为代价,只有政府在资金上对媒体予以保障后,媒体才能够在部分亏损的情况下顺利度过拓展农村新闻市场的初期,媒体对农村新闻事业的投入才能够有保障,才能持久。
第四篇:张爱玲的叙事艺术
张爱玲叙事艺术
张爱玲,中国现代著名海派文学女作家,她有着良好的出身和丰富的海外求学经验,并长期居住于海外,因此张爱玲的小说并非与中国传统小说十分相似,她结合了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及研究,发展出了独具她个人风格的一类小说。而在小说组成的所有元素中,张爱玲小说的叙事艺术可谓是独具匠心,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西方艺术底蕴的熏陶下,她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电影化叙事风格”。文字环境透露着古典诗意的氛围,而整体视角和细节处理又时时体现出西方某些现代主义写作手法,二者掺杂出现不但没有使文章看起来显得很乱,反而丰满了文章给读者的感觉,更加强了文章主题的表现。下面我就为大家从几个不同方面具体介绍张爱玲《金锁记》的叙事艺术——“电影化叙事”。
·叙事视角
因为视角总是和视角的承担者也就是故事叙述者相联系,所以叙事视角中最重要的是视角与叙述者的关系及两者的转换。《金锁记》中,头尾采用的是主观型全聚焦模式——叙述者不仅全知,而且以第一人称直接讲述;而故事主体基本采用的是混合型全聚焦模式,叙述者一面操纵全局,另一面一旦描写聚焦于某人物心理活动的时候就变成了内聚焦。“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在小说开头,交代完故事开始的时间地点背景,张爱玲笔锋一转,引出一段对月亮的评论,讲故事的讲述者“老人们”呈现出来,接着一句“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便将本来是年轻人谈论的事情变成了老人们对于过往痛苦挣扎与畸变的回忆,使老人们承担起了全知叙述者的身份。叙述的故事时间跨度达到三十年,时间的距离让老人们的追忆和评述客观性增强,而且过去的事情由老人娓娓道来,可以给故事增加一些陈旧悠远的色彩。这里作者运用概述的方式把三十年的时间用两三句描述出来。这段中由于出现了视角的转换,张爱玲借用月亮作为类似电影中的镜头,将我们聆听故事时候的全聚焦不露痕迹地转换为混合型全聚焦全知叙述。小说的故事从第二段开始,作者再一次运用了月亮将镜头自然转移到丫鬟凤箫和小双的身上,“月光照到姜公馆新娶的三奶奶的陪嫁丫鬟凤箫的枕边。凤箫睁眼看了一看,只见自己一只青白色的手搁在半旧高丽棉的被面上,心中便道:‘是月亮光么?’”。接着通过丫鬟的对话向读者粗略交代了曹七巧的形象,这样女主角还未出场,她卑微的身世、泼辣的性格和错位的婚姻就已经被勾勒出来,为她以后的挣扎、沉沦和扭曲埋下伏笔。叙述者有意通过焦点的自由移动使人物进行互相观察,以便从各个角度全面描绘人物形象。文中有一段七巧留下长白为他烧烟灯,又是一段将月亮作为过渡镜头的描写,“隔着玻璃窗望出去,影影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一点,一点,月亮缓缓的从云里出来了,黑云底下透出一线炯炯的光,是面具底下的眼睛。天是无底洞的深青色。”同一个月亮下,七巧打听着儿子儿媳妇的隐私,“又是咬牙,又是笑,又是喃喃咒骂,卸下烟斗来狠命磕里面的灰,敲得托托一片响。”而芝寿只能“直挺挺躺在床上,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蜷曲着像死去的鸡的脚爪”。同时空下的两个场景对比,更显凄凉。作者运用视角自由转换加上镜头的不停变换,将文章气氛环境营造出苍凉凄惨的效果,为凸显文章主题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文章整体的全知叙述中,还夹杂了内聚焦叙事。例如描写七巧“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时,镜头便转向季泽的内心,非聚焦的全知视角转换成了人物有限视角。另外后面童世舫第一次见到七巧时看到的是“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这段是典型的视角转换,从全知视角转为第三人称有限视角,从童世舫的角度将七巧的形象勾勒出来。这种视角的转换既加重了读者的好奇心、引起悬念,又暗示此时的七巧正将自己得不到幸福的怨恨恶毒地报复在女儿身上。她要千方百计地毁掉长安的婚姻,面目上的模糊表明他已经泯灭了最后一点人性。
但大多数时候,作者不用任何凭借便可自如地调整镜头,时而对人物的外貌、言谈、行为举止进行精细的描绘,时而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对其心理进行鞭辟人里的剖析,甚至偶尔出面评论。比如”七巧试图勾引季泽时“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去,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可以说这是一段作者对七巧试图勾引年轻健康的三叔却遭到拒绝时的评论;包括“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之类的短句都是作者对人物的评论。
遍读全文我们会发现,虽然作者记述中聚焦始终对准七巧和周围对她的畸变起了重要作用的任务,但七巧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以及内心活动要比其他人物多很多,笔者这样处理一是为了让读者不单一地从别人的评论中对于七巧的形象下定义,二是为了拉近七巧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结尾再次将视角转换为“议论式”全聚焦模式,叙述人用一句“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结束了整个故事。张爱玲在金锁记中,运用全聚焦写法与内聚焦和自我评论结合,三者交互进行,相互补充共同对人物进行塑造,以客观到几乎冷漠的态度讲述了整个故事。
·时间处理
《金锁记》的成功不仅归功于娴熟的叙事模式运用,还得益于张爱玲在时间处理方面下的功夫。开篇“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寥寥数语即点明故事始于三十年前的上海,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为了处理好时光的流转、交错,张爱玲运用了一系列的手法和技巧。首先借用月亮来说明晨昏夜至、光阴流逝,其次是运用概述、省略或扩述来加快或延宕叙事速度。例如“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在这里张爱玲用虚实相间的电影手法,“将空间与时间模模糊糊淡下去了,又隐隐约约浮上来了”写得绝妙至极,其美无双。虽然中间对七巧这期间的生活只字未提,但却让读者觉得这空间转换、时间流逝的美就已经自然地滑过了。另一处当季泽扬长而去时,为了描写七巧由爱生恨、由恨生悔、爱恨交集、震惊失落,作者用了扩述的手法将一小段时间发生的事延长到了近50个字,“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张爱玲用她作家的超然态度、女性的细腻笔触,不厌其烦地向读者展示生活中极其琐碎细微的事件、心理,不仅为全篇带来了诗情画意,而且使被叙述者的情绪得到了痛快的宣泄。
·参差对照
《金锁记》中的传统的故事内容与现代性的主题意义,参差对照,交相辉映,不仅使小说充满审美的艺术张力,而且具有丰富深厚的内涵和美丽苍凉的品格。这里面的参差对照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1.传统叙事手法与现代叙事技巧 作品借用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和“特写”的现代技巧,以心理变化的非线性叙事来加快或延迟小说叙事。比如七巧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和丈夫的遗像那段文字,就是之前念过的“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那个例子,这一段文字将十年的时间压缩,概述了十年间发生的事情。而后面“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将时间拉长,用扩述的方式延迟了小说的叙事节奏,极为细腻真实地表现了人物内心的悲苦和绝望,给人无尽的苍凉感。当然,视角的转换也在文中起到了间离效果,拉开了叙述者、故事、读者和文本的距离,不但使有些人物和他们的历史环境产生疏离感,而且营造出的距离感,把人物放在一个孤立无助而又冰凉冷漠的话语世界中,增添了小说的凄凉意味。
2.小说中凄凉的故事与古老的美丽传说
文章先后13次提到了月亮,从开头的“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到结尾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整个故事仿佛都发生在凄美的月光下。中国七月初七为“乞巧节”,年轻的姑娘们对着月亮祈求自己能有一双灵巧的手,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爱情。七巧与乞巧谐音,她本也是这样一位女子,后来却越来越模糊、狰狞。作者将小说苍凉的基调定在如此具有诗境之美的传统氛围中,无疑更增添了悲凉的感觉。
3.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月”境之美与“月”象之奇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月亮常常是美好的象征,寄托了人们的理想和情感;而在西方文化中,月亮虽然也有美好的感觉,但更有其神秘莫测和可怕的一面。张爱玲基于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使自己笔下的月亮不仅具有中国传统诗意之美,同时具有西方审美内涵的狰狞之美。因此,文章会出现月亮是”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之类的描写。
4.色彩的华丽绚烂与人物内心的凄苦寂寞
文章虽然写景的笔触不多,大多是烘托人物心理或渲染环境用的,但作者对此做了不同的处理。有的简洁朴素,犹如中国的水墨画;有的色彩绚烂,犹如西方的油画。比如“墨灰的天,几点疏星,模糊的缺月,像石印的图画,下面白云蒸腾,树顶上透出街灯淡淡的圆光”,“长安觉得她是隔了相当的距离看这太阳里的庭院,从高楼上望下来,明晰,亲切,然而没有能力干涉,天井,树,曳着萧条的影子的两个人,没有话——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都像是一幅中国的水墨画,相比之下,像是“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像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园子在深秋的日头里晒了一上午又一下午,像烂熟的水果一般,往下坠着,坠着,发出香味来”就更像是浓墨重彩的西方油画。类似的光与影、色与味、声与乐这种强烈的感觉冲击对比不仅使作品绚烂多姿、流光溢彩,而且充分调动读者感官,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张爱玲作品中的各种人物大多活动在现代中国仅有的两座国际性大都会里,可人物本身确实落伍的;小说的体式是民族的、通俗的,可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却是现代派的;叙事方式多采用传统说书人娓娓道来的全知视角,却又自然融入新文学的先锋技巧;故事平凡琐碎,基调阴沉苍凉,却写出了永恒的人性;看似矛盾,但正是这诸多相对方面的有机融合,构成了张爱玲的“雅俗共存”的独特艺术世界。
·反高潮写法
反高潮是叙事文学中常用的一种叙述手法,它遵循的不是事理和人物个性品格的逻辑结构线索,而是通过主题或通过一套相互关联的广泛的意象网络使小说情节相互牵连的一种方法。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广泛使用了这一叙事技巧。张爱玲小说的反高潮叙事艺术具体表现为:一是突转式的反高潮,二是象征式的反高潮,三是避重就轻式的反高潮。《金锁记》中经常会看到“提出主题有不予解释,预示了高潮又闪避了”的现象。例如文中有一段“为了要遇见季泽...也跟真的差不多吧”,刚读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诧异,作者已经将气氛营造至高调部分,两人马上就要开始浓情蜜意,突然发生异变,剧情一转,七巧开始生气愤怒甚至出手打季泽,这就是一种反高潮的体现。另外后面七巧已经完全扭曲了人性,但在变态的时候忽又想起自己曾经的恋情亲情,话题稍转,这些都是反高潮的表现手法。作者用这种写作技巧将故事剧情打造的更加吸引读者。
·表现手法
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也促成了作品主题的体现和基调的奠定。
1.心理分析手法
张爱玲将动作、语言、心理融为一片,注意意向的丰富与活泼传神,表现出锐敏精微的艺术感觉。
2.比喻的运用
大量运用比喻,如“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蜷曲着像死去的鸡的脚爪”等,用比喻的手法丰富了意象,使形象更为鲜明直观。)
3.通感的运用
“她从枕头过摸出一只口琴,半蹲半坐在地上,偷偷吹了起来。犹疑地,“Long,Long,Ago”的细小的调子在庞大的夜里袅袅漾开。不能让人听见了。为了竭力按捺着,那呜呜的口琴忽断忽续,如同婴儿的哭泣。她接不上气来”这类描写将具象意义与抽象意义自由转换、穿插,使声音、气味、色彩、触觉糅合、剥离,形成的意象新奇而富有弹性,意向的情感色彩更为立体。)
4.陌生化手法
艺术的技巧在于使事物变得陌生,在于以复杂的形式增加感知的困难,延长感知的过程,因为在艺术,感知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必须予以延长。这就是陌生化手法的意义。在《金锁记》中,陌生化主要指的是主题的陌生化和一系列新奇象征与隐喻的使用。《金锁记》的主题主要围绕着三个怪圈展开,即命运怪圈、文化怪圈和情态怪圈,分别阐述了七巧为了金钱、名分被枷锁住又用来锁人、在挣扎中认同压迫她的封建文化再拉他人下水和她自己受情欲煎熬又反过来压抑别人的三个怪圈。他通过描述七巧对自己下一代的报复,使七巧从受害者变成恶毒的施威者而加剧她悲剧的深刻性。文章结尾主题的延续使故事在读者心理产生了更强的悲剧效果。
《金锁记》中的陌生化还指一系列别出心裁的象征与隐喻的运用。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月亮。月亮在《金锁记》中不仅提示、暗指时间,而且有深刻的含义和微妙的隐喻作用。而这含义与隐喻所指的已经不是传统的美好意义了,变成了暗淡、阴森、腐败的象征。而后面张爱玲写到月亮“像是漆黑天上的一个白太阳”,反讽的话语映出的是更凄凉、愤怒与无奈的心境。月亮在《金锁记》中已经变成了一种充满精神的东西,具有了主题表现的意义。张爱玲仅就是这样从她所熟稔的琐碎繁细的生活细节里挖掘出丰富的意蕴,运用独特的技巧进行审美处理,从而产生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我们阅读资料的时候,也有看到说《红楼梦》《金瓶梅》这两部张爱玲很喜爱的作品中的描写方式和叙事手法给了她写《金锁记》很大启发,三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我们认为这和她本身的叙事艺术没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此就不详述了。
总的来说,张爱玲基于中国传统诗意古典语言,融合了西方很多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电影化叙事风格,这也为中国文坛开创了一个新的入口。
第五篇:《史记》的叙事艺术
《史记》的叙事艺术
一、沟通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虽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3000年的兴衰沿革。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如果说本纪是车毂,世家就是汇集于车毂的辐条。七十列传,是群星。《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
二、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在一起。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三、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在叙述李广事迹时,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如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谓的天意,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四、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
《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如《李斯列传》这是一件生活琐事,但却集中反映了李斯的人生观、价值观。《史记》人物传记写了许多生活琐事,司马迁之所以对这些生活琐事详加叙述,就在于它们在人物的活动中带有原始动因的性质,是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史记》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如《商君列传》总之,《史记》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与韩信将兵一样,是多多益善。无论是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如《陈涉世家》在叙述这两个事件的原委及经过时,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如写荆轲刺秦王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刺客列传》);不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