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叙事艺术

第一篇：张爱玲的叙事艺术

张爱玲叙事艺术

张爱玲，中国现代著名海派文学女作家，她有着良好的出身和丰富的海外求学经验，并长期居住于海外，因此张爱玲的小说并非与中国传统小说十分相似，她结合了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及研究，发展出了独具她个人风格的一类小说。而在小说组成的所有元素中，张爱玲小说的叙事艺术可谓是独具匠心，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西方艺术底蕴的熏陶下，她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电影化叙事风格”。文字环境透露着古典诗意的氛围，而整体视角和细节处理又时时体现出西方某些现代主义写作手法，二者掺杂出现不但没有使文章看起来显得很乱，反而丰满了文章给读者的感觉，更加强了文章主题的表现。下面我就为大家从几个不同方面具体介绍张爱玲《金锁记》的叙事艺术——“电影化叙事”。

·叙事视角

因为视角总是和视角的承担者也就是故事叙述者相联系，所以叙事视角中最重要的是视角与叙述者的关系及两者的转换。《金锁记》中，头尾采用的是主观型全聚焦模式——叙述者不仅全知，而且以第一人称直接讲述；而故事主体基本采用的是混合型全聚焦模式，叙述者一面操纵全局，另一面一旦描写聚焦于某人物心理活动的时候就变成了内聚焦。“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在小说开头，交代完故事开始的时间地点背景，张爱玲笔锋一转，引出一段对月亮的评论，讲故事的讲述者“老人们”呈现出来，接着一句“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便将本来是年轻人谈论的事情变成了老人们对于过往痛苦挣扎与畸变的回忆，使老人们承担起了全知叙述者的身份。叙述的故事时间跨度达到三十年，时间的距离让老人们的追忆和评述客观性增强，而且过去的事情由老人娓娓道来，可以给故事增加一些陈旧悠远的色彩。这里作者运用概述的方式把三十年的时间用两三句描述出来。这段中由于出现了视角的转换，张爱玲借用月亮作为类似电影中的镜头，将我们聆听故事时候的全聚焦不露痕迹地转换为混合型全聚焦全知叙述。小说的故事从第二段开始，作者再一次运用了月亮将镜头自然转移到丫鬟凤箫和小双的身上，“月光照到姜公馆新娶的三奶奶的陪嫁丫鬟凤箫的枕边。凤箫睁眼看了一看，只见自己一只青白色的手搁在半旧高丽棉的被面上，心中便道：‘是月亮光么？’”。接着通过丫鬟的对话向读者粗略交代了曹七巧的形象，这样女主角还未出场，她卑微的身世、泼辣的性格和错位的婚姻就已经被勾勒出来，为她以后的挣扎、沉沦和扭曲埋下伏笔。叙述者有意通过焦点的自由移动使人物进行互相观察，以便从各个角度全面描绘人物形象。文中有一段七巧留下长白为他烧烟灯，又是一段将月亮作为过渡镜头的描写，“隔着玻璃窗望出去，影影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一点，一点，月亮缓缓的从云里出来了，黑云底下透出一线炯炯的光，是面具底下的眼睛。天是无底洞的深青色。”同一个月亮下，七巧打听着儿子儿媳妇的隐私，“又是咬牙，又是笑，又是喃喃咒骂，卸下烟斗来狠命磕里面的灰，敲得托托一片响。”而芝寿只能“直挺挺躺在床上，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蜷曲着像死去的鸡的脚爪”。同时空下的两个场景对比，更显凄凉。作者运用视角自由转换加上镜头的不停变换，将文章气氛环境营造出苍凉凄惨的效果，为凸显文章主题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文章整体的全知叙述中，还夹杂了内聚焦叙事。例如描写七巧“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时，镜头便转向季泽的内心，非聚焦的全知视角转换成了人物有限视角。另外后面童世舫第一次见到七巧时看到的是“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这段是典型的视角转换，从全知视角转为第三人称有限视角，从童世舫的角度将七巧的形象勾勒出来。这种视角的转换既加重了读者的好奇心、引起悬念，又暗示此时的七巧正将自己得不到幸福的怨恨恶毒地报复在女儿身上。她要千方百计地毁掉长安的婚姻，面目上的模糊表明他已经泯灭了最后一点人性。

但大多数时候，作者不用任何凭借便可自如地调整镜头，时而对人物的外貌、言谈、行为举止进行精细的描绘，时而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对其心理进行鞭辟人里的剖析，甚至偶尔出面评论。比如”七巧试图勾引季泽时“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去，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可以说这是一段作者对七巧试图勾引年轻健康的三叔却遭到拒绝时的评论；包括“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之类的短句都是作者对人物的评论。

遍读全文我们会发现，虽然作者记述中聚焦始终对准七巧和周围对她的畸变起了重要作用的任务，但七巧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以及内心活动要比其他人物多很多，笔者这样处理一是为了让读者不单一地从别人的评论中对于七巧的形象下定义，二是为了拉近七巧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结尾再次将视角转换为“议论式”全聚焦模式，叙述人用一句“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结束了整个故事。张爱玲在金锁记中，运用全聚焦写法与内聚焦和自我评论结合，三者交互进行，相互补充共同对人物进行塑造，以客观到几乎冷漠的态度讲述了整个故事。

·时间处理

《金锁记》的成功不仅归功于娴熟的叙事模式运用，还得益于张爱玲在时间处理方面下的功夫。开篇“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寥寥数语即点明故事始于三十年前的上海，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为了处理好时光的流转、交错，张爱玲运用了一系列的手法和技巧。首先借用月亮来说明晨昏夜至、光阴流逝，其次是运用概述、省略或扩述来加快或延宕叙事速度。例如“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在这里张爱玲用虚实相间的电影手法，“将空间与时间模模糊糊淡下去了，又隐隐约约浮上来了”写得绝妙至极，其美无双。虽然中间对七巧这期间的生活只字未提，但却让读者觉得这空间转换、时间流逝的美就已经自然地滑过了。另一处当季泽扬长而去时，为了描写七巧由爱生恨、由恨生悔、爱恨交集、震惊失落，作者用了扩述的手法将一小段时间发生的事延长到了近50个字，“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张爱玲用她作家的超然态度、女性的细腻笔触，不厌其烦地向读者展示生活中极其琐碎细微的事件、心理，不仅为全篇带来了诗情画意，而且使被叙述者的情绪得到了痛快的宣泄。

·参差对照

《金锁记》中的传统的故事内容与现代性的主题意义，参差对照，交相辉映，不仅使小说充满审美的艺术张力，而且具有丰富深厚的内涵和美丽苍凉的品格。这里面的参差对照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1.传统叙事手法与现代叙事技巧 作品借用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和“特写”的现代技巧，以心理变化的非线性叙事来加快或延迟小说叙事。比如七巧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和丈夫的遗像那段文字，就是之前念过的“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那个例子，这一段文字将十年的时间压缩，概述了十年间发生的事情。而后面“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将时间拉长，用扩述的方式延迟了小说的叙事节奏，极为细腻真实地表现了人物内心的悲苦和绝望，给人无尽的苍凉感。当然，视角的转换也在文中起到了间离效果，拉开了叙述者、故事、读者和文本的距离，不但使有些人物和他们的历史环境产生疏离感，而且营造出的距离感，把人物放在一个孤立无助而又冰凉冷漠的话语世界中，增添了小说的凄凉意味。

2.小说中凄凉的故事与古老的美丽传说

文章先后13次提到了月亮，从开头的“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到结尾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整个故事仿佛都发生在凄美的月光下。中国七月初七为“乞巧节”，年轻的姑娘们对着月亮祈求自己能有一双灵巧的手，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爱情。七巧与乞巧谐音，她本也是这样一位女子，后来却越来越模糊、狰狞。作者将小说苍凉的基调定在如此具有诗境之美的传统氛围中，无疑更增添了悲凉的感觉。

3.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月”境之美与“月”象之奇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月亮常常是美好的象征，寄托了人们的理想和情感；而在西方文化中，月亮虽然也有美好的感觉，但更有其神秘莫测和可怕的一面。张爱玲基于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使自己笔下的月亮不仅具有中国传统诗意之美，同时具有西方审美内涵的狰狞之美。因此，文章会出现月亮是”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之类的描写。

4.色彩的华丽绚烂与人物内心的凄苦寂寞

文章虽然写景的笔触不多，大多是烘托人物心理或渲染环境用的，但作者对此做了不同的处理。有的简洁朴素，犹如中国的水墨画；有的色彩绚烂，犹如西方的油画。比如“墨灰的天，几点疏星，模糊的缺月，像石印的图画，下面白云蒸腾，树顶上透出街灯淡淡的圆光”，“长安觉得她是隔了相当的距离看这太阳里的庭院，从高楼上望下来，明晰，亲切，然而没有能力干涉，天井，树，曳着萧条的影子的两个人，没有话——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都像是一幅中国的水墨画，相比之下，像是“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像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园子在深秋的日头里晒了一上午又一下午，像烂熟的水果一般，往下坠着，坠着，发出香味来”就更像是浓墨重彩的西方油画。类似的光与影、色与味、声与乐这种强烈的感觉冲击对比不仅使作品绚烂多姿、流光溢彩，而且充分调动读者感官，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张爱玲作品中的各种人物大多活动在现代中国仅有的两座国际性大都会里，可人物本身确实落伍的；小说的体式是民族的、通俗的，可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却是现代派的；叙事方式多采用传统说书人娓娓道来的全知视角，却又自然融入新文学的先锋技巧；故事平凡琐碎，基调阴沉苍凉，却写出了永恒的人性；看似矛盾，但正是这诸多相对方面的有机融合，构成了张爱玲的“雅俗共存”的独特艺术世界。

·反高潮写法

反高潮是叙事文学中常用的一种叙述手法,它遵循的不是事理和人物个性品格的逻辑结构线索,而是通过主题或通过一套相互关联的广泛的意象网络使小说情节相互牵连的一种方法。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广泛使用了这一叙事技巧。张爱玲小说的反高潮叙事艺术具体表现为:一是突转式的反高潮,二是象征式的反高潮,三是避重就轻式的反高潮。《金锁记》中经常会看到“提出主题有不予解释，预示了高潮又闪避了”的现象。例如文中有一段“为了要遇见季泽...也跟真的差不多吧”，刚读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诧异，作者已经将气氛营造至高调部分，两人马上就要开始浓情蜜意，突然发生异变，剧情一转，七巧开始生气愤怒甚至出手打季泽，这就是一种反高潮的体现。另外后面七巧已经完全扭曲了人性，但在变态的时候忽又想起自己曾经的恋情亲情，话题稍转，这些都是反高潮的表现手法。作者用这种写作技巧将故事剧情打造的更加吸引读者。

·表现手法

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也促成了作品主题的体现和基调的奠定。

1.心理分析手法

张爱玲将动作、语言、心理融为一片，注意意向的丰富与活泼传神，表现出锐敏精微的艺术感觉。

2.比喻的运用

大量运用比喻，如“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蜷曲着像死去的鸡的脚爪”等，用比喻的手法丰富了意象，使形象更为鲜明直观。）

3.通感的运用

“她从枕头过摸出一只口琴，半蹲半坐在地上，偷偷吹了起来。犹疑地，“Ｌｏｎｇ，Ｌｏｎｇ，Ａｇｏ”的细小的调子在庞大的夜里袅袅漾开。不能让人听见了。为了竭力按捺着，那呜呜的口琴忽断忽续，如同婴儿的哭泣。她接不上气来”这类描写将具象意义与抽象意义自由转换、穿插，使声音、气味、色彩、触觉糅合、剥离，形成的意象新奇而富有弹性，意向的情感色彩更为立体。）

4.陌生化手法

艺术的技巧在于使事物变得陌生，在于以复杂的形式增加感知的困难，延长感知的过程，因为在艺术，感知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必须予以延长。这就是陌生化手法的意义。在《金锁记》中，陌生化主要指的是主题的陌生化和一系列新奇象征与隐喻的使用。《金锁记》的主题主要围绕着三个怪圈展开，即命运怪圈、文化怪圈和情态怪圈，分别阐述了七巧为了金钱、名分被枷锁住又用来锁人、在挣扎中认同压迫她的封建文化再拉他人下水和她自己受情欲煎熬又反过来压抑别人的三个怪圈。他通过描述七巧对自己下一代的报复，使七巧从受害者变成恶毒的施威者而加剧她悲剧的深刻性。文章结尾主题的延续使故事在读者心理产生了更强的悲剧效果。

《金锁记》中的陌生化还指一系列别出心裁的象征与隐喻的运用。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月亮。月亮在《金锁记》中不仅提示、暗指时间，而且有深刻的含义和微妙的隐喻作用。而这含义与隐喻所指的已经不是传统的美好意义了，变成了暗淡、阴森、腐败的象征。而后面张爱玲写到月亮“像是漆黑天上的一个白太阳”，反讽的话语映出的是更凄凉、愤怒与无奈的心境。月亮在《金锁记》中已经变成了一种充满精神的东西，具有了主题表现的意义。张爱玲仅就是这样从她所熟稔的琐碎繁细的生活细节里挖掘出丰富的意蕴，运用独特的技巧进行审美处理，从而产生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我们阅读资料的时候，也有看到说《红楼梦》《金瓶梅》这两部张爱玲很喜爱的作品中的描写方式和叙事手法给了她写《金锁记》很大启发，三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我们认为这和她本身的叙事艺术没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此就不详述了。

总的来说，张爱玲基于中国传统诗意古典语言，融合了西方很多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电影化叙事风格，这也为中国文坛开创了一个新的入口。

第二篇：张爱玲作品艺术浅析

语言在生命中跳跃

——浅析张爱玲创作的语言特色

内容摘要：

张爱玲是文坛的一段传奇，语言有着无限的张力。她创作的语言特色具有五个方面：一是孤独忧郁的个性化语言；二是形象生动的隐喻性语言；三是犀利尖锐的哲理性语言；四是唯美幽深的情感性语言；五是中西交融的特征化语言，结合作品加以论证。语言是张爱玲的个性，正因为有了语言，张爱玲的生命才有了跳跃的活力。她用语言诉说着自己，用特有的文字书写了她厚重的人生。关键词：

张爱玲 语言人生个性

一.孤独忧郁个性化语言

读张爱玲的作品，有时候纵使张爱玲用欢快的语言写作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作品中有着一种莫名的孤独感和忧郁的情怀。其实，这样的语言风格跟她的家庭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张爱玲最无忧的时光应该在天津而不是上海，在天津生活的日子，她还小，没有忧虑的心，和其它的孩子一样，获得了最简单、畅快的童年生活。而在上海的时候，张爱玲的家庭已经破碎不堪，父亲抽鸦片，包养小妾，母亲远在国外，不在身边，什么也给不了，后来她对姑姑的感情要比对母亲深厚的多。张爱玲曾说过：“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对于母亲的情感更多的是一种崇拜，不曾以母女的角色认真的相处过。她的孤独和忧郁的风格大多是家庭赋予的，张爱玲性格内向，不善于言语表达，在香港读大学时，几乎只有炎樱一个朋友，后来还写了《炎樱语录》来谈她们幸福的友谊，可见炎樱给孤独的张爱玲带来了怎样的色彩，她把真实的自己写进了作品里。张爱玲孤独忧郁的个性化语言在她的文字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气质，《更衣记》中这样写道：“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这语言里描述的本是一个开心的场景，张爱玲的一句：“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这样无心的语言，饱含了张爱玲太多的孤独，她对于眼前的场景除了观赏之外，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羡慕，最美好的年纪，莫过于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有自己可以快乐的举动，是幸福的。大概是张爱玲缺少这样重要的记忆，所以分外伤感，或许这样的情感一直压在她的心里。

在《私语》中张爱玲对于“家”她这样感受：“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张爱玲从不觉得家是完整的，对于母亲的印象比较零落，更多的心灵依附是姑姑，母亲性格不拘于传统时代，崇尚自由和西方文化，一直以来陪伴张爱玲的时间与其它母亲来比较是不够的，没有母亲充实的生活，似乎无论怎么欢愉都缺少了那样特有的温情，虽

然张爱玲在作品里她一直试图掩饰自己的落莫，但是父亲母亲给予她的孤独，使她忧郁的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张爱玲在《私语》里还写道：“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这样的语言里直接透露了张爱玲内心的忧郁，即使倔强也盼望着母亲的爱与保护，张爱玲刚烈的性格，是她孤独忧郁的掩饰，在她的内心里，即使她不想表露，也在语言的叙述中坦露了自己的真实情感，这种语言的表述，无法被模拟，更无法被超越，也不能进行深刻的解读，因为张爱玲用力的在隐藏自己内心的孤独和无助。

二.形象生动的比喻性语言

张爱玲的创作中形象生动的语言特色集中在不同的方面，运用不同形式的比喻，使文章有了耐人寻味的特质。张爱玲在对“月亮”这个意象上显得尤为青睐，对月亮的刻画，成为生动形象的语言特征的最显著的一个方面，“月亮”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多次出现，她与月亮有着不可名状的缘分，生命开始于月圆之日，也结束于月圆之时。在读到张爱玲生动的语言时，难免多了几份思量。如《金锁记》的开头写道：“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这是《金锁记》中月亮的特写，生动形象的比喻把月亮的形状、大小描绘的淋漓尽致，借着景色奠定了整个故事的感情基调，悲凉的结局早已注定，成为一种暗含的色彩。运用形象的比喻性语言把年轻人和老年人想着的三十年前的月亮生动的展示在《金锁记》的首段，月亮的刻画，渲染了本部作品的情感气氛。

形象生动的语言特征的另一方面体现在张爱玲作品恰当经典的比喻之中，如《更衣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张爱玲的这样的语言，读过以后不免使人感受到一种淡然的心境，把回忆的味道比喻成樟脑的香，让无形的回忆有了味道，有了生命一样，变得生动自然起来。使原本枯燥的叙事有了活力，让读者感受着这种来自语言自身的唯美。张爱玲的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跳跃性，是因为它们都由心而生。张爱玲的比喻性语言在她的作品中运用的非常娴熟，精炼的文字，表现了张爱玲对于文学的才气。在《红玫瑰与与白玫瑰》中有这样一段比喻的语言：“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这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就便是衣服上粘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红与白，蚊子血和明月光，饭粘子和朱砂志，晃的人眼前忽红忽白，仿佛亲眼目睹了那时而明媚，时而恶俗的社会，令人浮想连翩，不得不称赞，也是张爱玲语言的传奇色彩之所在，同时也把人性的虚伪描述的透彻见底。文中的白玫瑰是圣洁的妻子，红玫瑰是热烈的情人，把两种不同的角色阐释的泾渭分明。《金锁记》中还有一处比喻特别有分量，“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这是说《金锁记》的主人公曹七巧的，一句话道出了她的一生，曹七巧是个戴着黄金枷锁的旧时代的人物，她被黄金锁锁住了心灵，锁住了别人的爱情，锁住了自己的幸福。曹七巧一辈子守护住的只有那没有温度的金钱，她不爱任何人，被金锁迷住了自己平凡的灵魂和双眼，甘愿作金钱的奴隶，这个堕落变态的像疯子一样的女人被世人可怜又可恨着。在曹七巧的身上，看到了人性的悲哀，时代的悲哀和做黄金枷锁女人的悲哀。黄金做成的枷锁有千金的重量，曹七巧用黄金枷

角，劈杀了几个人，别人失去的，她同样也没得到。张爱玲形象的比喻，生动的写出了曹七巧的生活。她的比喻性语言就像一把冷剑，每一处都有着生动形象的特质。张爱玲是个锤炼语言的高手，我们仔细品味着其中的不同味道。

三.犀利尖锐的自由性语言

张爱玲冷傲犀利的个性不仅在语言里而且沉淀到了骨子里。张爱玲的尖锐眼神，给人一种无法铭记又无法忘记的特殊信号。张爱玲的语言具有犀利尖锐的自由性，读过她作品的人都有这样的深切体会，倔强坚忍的笔风，让人觉得张爱玲骨子里透着逼人的寒气，霎时间，冷风刺透人的灵魂。外表冷艳，内心缺少温情与悲悯的张爱玲，她是一只刺猥，用所有的刺来保护脆弱的内心。虽然是犀利尖锐的个性女子，但是在爱情世界的文字描绘中显得格外的柔软与奔放，张爱玲的语言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彻底的扎入她厌恶的人与社会，她在《天才梦》中写道：“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噬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穿行于民国的女子张爱玲披着华美的旗袍，走在人生的路上，看到世间那一群为自己的风姿倾倒的人，她静静地站在远处，冷冷的看着，用语言展现了明晰的人生哲理。生命是五彩的画卷，却在岁月的沉淀过后，有了许多的斑斑点点，没有了最初的本原，虱子般的印记打乱了生活中的一切美好。张爱玲厌恶袍上的虱子，可又无法改变摆在当时眼前的种种事实，只能静静的活在自己勾画的世界里。灵气的张爱玲，用手中的笔，尖锐的语言，说出了想要表达的所有。跳动活跃的语言，真真切切的游走于每个读者的内心深处。

张爱玲在《私语》里这样愤怒的写过自己恨毒了的继母：“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这是张爱玲听姑姑说她父亲要结婚了，怒气之下写的话，没有任何的做作与掩饰，用了最直接的语言，抒发了张爱玲对于后母的憎恶与痛斥，自由奔放的个性跃然纸上，那个有着犀利的目光，高傲的性情的张爱玲进入了读者的脑海，张爱玲的才华，尖锐的语言，剖析了事情的本质。她在《对照记》里写道：“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下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的穿着，都像浑身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张爱玲这样的语言让人不寒而栗，一件棉袍，给张爱玲留下了如此厚重的感受。针针见血的语言，包含了张爱玲对后母太多的仇视与厌恶，犀利的语言中有一种咬牙跺脚的抨击，夹杂着与生俱来的坚忍与反抗。暗红的棉袍是张爱玲心中痛苦的记忆，穿在身上像生了冻疮般的疼痛，即使后来衣服不穿了，可是心里依然有疤痕的烙印无法抹去。张爱玲尖锐犀利的语言只说给那些让她觉得难以接受的人和事，家庭也好，社会也罢。她对于后母的憎恨，透露了她对幸福家庭的渴望，达观冷静的张爱玲有一颗坚硬的内心，充斥着完整的自己，这一处的语言，相信谁看了，都会过目不忘，张爱玲的语言气质，跟她所经历的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缺少关爱的张爱玲，喜欢在文字中隐藏自己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

四.唯美幽深的情感性语言

有人评价张爱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为彻底的唯美主义者。她的语言中给人一个幽深的眼前画面，让读者领会到了一种不同于其它语言特质的别样张爱玲。情感性的语言似乎没有了骄傲与淡漠，充满了无限美好与期待。唯美的语言是张爱玲柔情的一面，这样的张爱玲，是在遇到最爱的胡兰成之后才让读者看明白张爱

玲的“柔”来自于哪里，胡兰成就像冬日里的一抹阳光，照进了张爱玲的心里，使高傲的她变得乖巧、温暖。幸福的低下头，释放了眼神里的所有寒气，柔美似那清澈般的泉水般的甘甜。我猜想或许是胡兰成的爱，融化了张爱玲心里最坚硬的地方，可是胡兰成终究是多情之人，后来离开了张爱玲，在读者读过张爱玲写过的话时，便顿时觉得对于爱情，仍然是难以割舍的情分，胡兰成虽然背叛了张爱玲，但是张爱玲对于他没有太多的恨，更多是牵挂和爱，因为胡兰成却也好好的爱过张爱玲。曾经拥有的即使有些许遗憾，也是满满的幸福，所以才有了如此唯美的语言。如《爱》中：“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唯美的语言，有着不可名状的情感，在对的时间里遇到对的人，是世间最幸福的事。张爱玲在自己最美好的年纪里遇到了她认为属于她的那个人，尽管没能长久，也让她挂念了一生。“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也正好爱着自己。”这是张爱玲在《半生缘》里写道的话，她的作品大都是对自己和身边的人和事真实细腻的描绘，读到这里是，让读者肯定有所想象的空间，大概她她和胡兰成没有一世的情缘，只有短短的爱恋，这样唯美真切的语言，不仅在作品里，也在作者张爱玲的笔下，因为她和胡兰成的爱情在相爱的时候也努力的认真过，张爱玲的故事都用最动情的语言在文章中表现的恰当含蓄，把情感寄于语言里，让每一个懂爱的人仔细的琢磨过自己的爱情佳话。喜欢张爱玲唯美的情感性语言，或许是因为她在对待爱情时，尖锐的性格里流露了让人怜惜的一面。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说：“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总觉得这句话除了说给作品中的，还是张爱玲写给自己的。简单的语言里渗透了一种原谅和无悔，她的情感永远与胡兰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初的胡兰成虽然抛弃了张爱玲，但是她轰轰烈烈的爱过，所以她释怀了，不怨亦不恨，胡兰成给了张爱玲一时的爱，而张爱玲却回报给胡兰成一世的情，她无法直接言说她对胡兰成的情，她把所有的恋，都书写在跳跃的语言之中，在唯美幽深的语言世界里，她才找到了那个真的自己。张爱玲的情感性语言，已经成为爱情中的经典感悟，对于张爱玲唯美幽深的语言特质，许多读者都是情有独钟的，如果张爱玲的语言是一种毒，那么也很容易让人上瘾。那个倔强的张爱玲，是个勇敢做自己的人，冰冷的面孔下，隐藏了真实的内心。在爱情面前，所有的感触只会比寻常女子多而不会少，用过心之后的张爱玲才写出了让人过目难忘的情感性语言，让我们看到了冷面背后的张爱玲执着于爱情的真心，她是世间奇女子，有着独特的幽深与唯美。张爱玲的情感性语言，已经成为爱情中的经典感悟，对于张爱玲唯美幽深的语言特质，许多读者都是情有独钟的，如果张爱玲的语言是一种毒，那么也很容易让人上瘾。那个倔强的张爱玲，是个勇敢做自己的人，冰冷的面孔下，隐藏了真实的内心。在爱情面前，所有的感触只会比寻常女子多而不会少，用过心之后的张爱玲才写出了让人过目难忘的情感性语言，让我们看到了冷面背后的张爱玲执着于爱情的真心，她是世间奇女子，有着独特的幽深与唯美。与张爱玲同时期的女作家苏青曾感慨道：“我读张爱玲的作品，觉得自有一种魅力，非急切地吞下去不可。读下去像听凄幽的音乐，即使是片段也会感动起来。”这样的评价语言，直接的反映出了张爱玲文字的神秘魅力，她的语言是有生命的，跳动着张爱玲的生命，张爱玲的语言有着无限的张力。

五.中西交融的特征化语言

中西交融的特征化语言的形成与张爱玲的父亲母亲还有姑姑张茂渊的影响是有着很深的关联的。这种语言特质的形成使张爱玲的文章成了雅俗共赏的作品。张爱玲的父亲风雅能文，给张爱玲带来了深厚的古典启蒙。奠定了她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基础，她最早接触的是古典文学，8岁时读《红楼梦》和《三国演义》，而《红楼梦》伴随了张爱玲一生的写作生涯，她的惊世才情也要感谢《红楼梦》对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张爱玲还因为喜欢《红楼梦》还写了一部作品《红楼梦魇》，还写出“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的话语。古典的文学情结种在了张爱玲的心里，早已生根发芽，在她的作品里我们能够清楚的捕捉到古典文学的韵味。而从国外归来的母亲黄逸梵和姑姑张茂渊在她的创作中也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母亲的优雅气质深深的吸引着张爱玲，她把父亲母亲姑姑的中西文化的特征性用语言巧妙性的揉合在了一起，并在越来越多的创作中得到了不同极致的发挥。比如我们知晓的作品《金锁记》、《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等。张爱玲处在一个对西方文化艺术感兴趣，又重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之中。

她在《红楼梦》的阅读中，吸收了中国古典文化中语言的精髓，西方文化气息的母亲和姑姑向张爱玲展示了浪漫迷人的欧美风情，都在张爱玲的心里扎下了根，母亲给她讲国外的潋艳风景，传奇故事，使她充满了深深的向往。她在母亲的生活里接触到了许多新鲜事物，瓷砖浴盆、煤气炉子。母亲第一次回国时让张爱玲学习绘画，弹钢琴，学英文，将西洋带回来的文化气息感染着她。张爱玲语言的中西文化融合的特征，与父亲母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另外，张爱玲也有着一种运用语言的天赋。其实无法找到一处语言作为例子说明张爱玲中西结合的特征化语言，因为这种创作的语言特色体现在作品的整体感知中。赞赏张爱玲这样巧妙的语言结合，在文坛中也是不拘一格的运用。

六.结尾

张爱玲创作的语言具有绚丽多彩的特色，流露着文学的传奇光芒。读到张爱玲的作品时，大家仿佛看到了那，穿着典雅的旗袍，右手叉腰，头高高的昂起，嘴角微扬，目空一切，对于世间冷暖悲凉，离合聚散看得泰然若之的女子。张爱玲的一生唯有文字不离不弃，使她觉得生活有了精彩的活力，每一部作品，给予读者的都是一个不一样的张爱玲，我喜欢张爱玲的语言，在她的文字中，可以看到张爱玲对于世态的淡漠；对于苦痛的坚忍；对于爱情的认真。似乎有时候，觉得她的文字寒冷的让读者麻木，仔细品读之后，才发现，除了张爱玲，再也找不到如此具有张力的深度语言。

老作家柯灵曾这样评价张爱玲：“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枝独秀，一朵奇葩。语言跳跃着张爱玲的生命，她与文字为伴，在特色的语言里，展示着最真实的自己。孤独忧郁的个性化语言，隐藏了一个倔强的张爱玲；形象生动的隐喻性语言，隐藏了一个灵动的张爱玲；犀利尖锐的哲理性语言隐藏了一个冷傲的张爱玲；唯美幽深的情感性语言，隐藏了一个多情的张爱玲；中西交融的特征化语言隐藏了一个才华的张爱玲。张爱玲带给文坛的是一场缤纷的语言盛宴，不同风格的语言，构成了她的文学世界。语言在张爱玲的挥舞下有了生命，钻进了每个“张迷”的心里。她的语言始终让人觉得惊艳，是文学丰富了她的生活，是语言使她的生命有了跳动的脉搏，书写了厚重的人生。

第三篇：举例说明张爱玲小说艺术特色

举例说明张爱玲小说艺术特色

张爱玲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这与她的身世密不可分的，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张爱玲过早的成熟，并形成了她怪异顽强的性格和自立于世的人生态度。这对其创作心态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她悲凉的家庭经历和特定的生活环境，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在选材上，张爱玲的作品以言情为主。可以说男女之情是贯穿她全部创作的一条线索。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她的小说着力表现男女之间的感应、磨檫、摸索、闪避，如此种种，均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她不象一般的新文学作家要么把恋爱提升到浪漫理想的境界中来肯定，要么试图在社会意义上寻求合理性进而将所有的冲突归结到外界因素上去，她所着力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他们凡俗的一面。在她看来，惟有入世的，才是更真实的。她试图于男女之间的传奇故事中寻找普通的人性，于男女之情中倾听“通常的人生的回音”。因此，她的言情并不局限于单纯的言男女之情，而是将之升华到言“世态人情”和“风俗人情”。她对世情的把握极为准确，“冷暖世情，比比入画”，“世态人情隐约其间”。《金锁记》中季泽与七巧之间的感情纠葛，虽然暧昧而畸形，猜疑中透着人性的冷酷，但七巧毕竟也是一个渴望得到爱的光辉，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终于！）隐藏十年的爱以后，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

张爱玲对人物塑造以及人物之间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也把握得极为准确和深入。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因为人表示情感的方式，总是受社会习俗的决定的——这一点，凡是大小说家都肯定，张爱玲也肯定。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的给她摸透。

张爱玲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十分吸引人，总体结构独特，这与她娴熟的写作技巧有关。张爱玲叙述故事喜欢使用倒叙的手法。就看《沉香屑 第二炉香》，“克荔门婷兴奋地告诉我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正在图书馆里阅读马卡德耐爵士出使中国竭见乾隆的记载„„” 张爱玲先是描写了她听克荔门婷讲故事的地点、环境，及她这位朋友的外貌、衣着，然后，时间退到了很久前罗杰安白登的悲惨遭遇。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还常常用电影手法和节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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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史记》的叙事艺术

《史记》的叙事艺术

一、沟通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虽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3000年的兴衰沿革。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如果说本纪是车毂，世家就是汇集于车毂的辐条。七十列传，是群星。《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

二、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在一起。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三、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在叙述李广事迹时，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如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谓的天意，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四、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

《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如《李斯列传》这是一件生活琐事，但却集中反映了李斯的人生观、价值观。《史记》人物传记写了许多生活琐事，司马迁之所以对这些生活琐事详加叙述，就在于它们在人物的活动中带有原始动因的性质，是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史记》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如《商君列传》总之，《史记》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与韩信将兵一样，是多多益善。无论是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如《陈涉世家》在叙述这两个事件的原委及经过时，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如写荆轲刺秦王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刺客列传》）；不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第五篇：新闻调查的叙事艺术

摘要：调查性报道是电视新闻节目的重要类型，美国CBS 的名牌栏目《60分钟》就是以调查性报道见长的。而调查性报道新闻节目的成功，往往又取决与它的叙事艺术。“今晚请看《60分钟》的这些故事和安迪•鲁尼的评论”，这是每期栏目的片头主持人都要说的一句话，它用的是”故事”一词。故事化的叙事方式是栏目收视率的重要支撑。具体表现在对情节的精心选取和挖掘，对矛盾冲突的捕捉和表现，对细节的抓取和提炼，对叙事节奏的把握和控制，还有就是以形象化的信息为论据，避免说理。

关键词： 新闻调查 叙述 故事化 情节化 情境化

调查性报道是电视新闻节目的重要类型，美国CBS 的名牌栏目《60分钟》就是以调查性报道见长的。而调查性报道新闻节目的成功，往往又取决与它的叙事艺术。今晚请看《60分钟》的这些故事和安迪•鲁尼的评论”，这是每期栏目的片头主持人都要说的一句话，它用的是“故事”一词。故事化的叙事方式是栏目收视率的重要支撑。美国CBS 《60分钟》栏目制片人史蒂夫来中国访问时看了《新闻调查》的节目，在他看来，《新闻调查》的表现手法和叙述方式可以与《60分钟》相媲美，是“中国的《60分钟》”，这无疑是《新闻调查》叙述方式已经走向成熟的一个有力佐证。新闻调查的叙事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个方面。

一、主体故事化

故事是叙述的的第一要素。在电视创作中，它既是形式，也是内容。从文学的层面来看，故事是电视创作的本体和核心，是对现实世界的符号化的表达。故事有两种形态：一是真实的故事；二是虚构的故事。当然，我们这儿讨论的故事是第一种，因为新闻事件本身就有真实性的特征。英美传媒业甚至是学术专著中都将新闻事件称为“故事”，将制作新闻节目称为“讲故事”。故事性是《新闻调查》选题的三大标准之一，指选题本身要有戏剧情节，要有可供调查展现的张力，要有展现矛盾冲突的空间，要“把新闻当故事讲”，关键是选题本身得有故事化表现的元素。故事化的叙述方式也能激发受众继续关注的兴趣。《60分钟》的缔造者、执行制片人唐·休伊特认为：《60分钟》能够广受欢迎是因为它继承了一种”叙述传统“，他说：”我敢打赌，如果我们能使主题多样化，并采用个人新闻---不是处理事件，而是讲述故事；如果我们能像好莱坞包装小说那样包装事实，我担保我们能把收视率翻一倍。以《村官的价格》为例，其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故事性的新闻事件，竞选一个村主任竟要花费将近两百万元，在高价竞选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新闻故事？叙事过程中，对事件矛盾各方分别采访的交叉剪辑安排在节目中形成了交锋和冲突。王玉峰和史明泽对不断提高的承诺金额的解释，史吉堂否认在选举现场看到现金与村民证实在场，尤其是采访过程中史吉堂的小姨子与百香草的争吵更是戏剧性的一幕，还有每年上千万的煤矿承包利润与给村里上缴八万元的这些矛盾，各种戏剧性冲突交织在一起，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的不同说法，是非曲直，观众自有判断。纵向的调查与横向的对比相为补充，铺展开来，让节目变得非常丰满。

二、故事人物化

一个故事要能够为读者所感动、所打动，最重要的是要有丰富的生动的人物形象。新闻调查独特的卖点就是探寻事实的真相，而探寻事实的真相要通过对人物的语言、心理、行动等方面的特征来展现，同时作者的思想倾向、观点、态度等也通过独特的人物形象得到传达。马克思说：“ 人是社会中的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新闻调查》中，人物呈现出类型化的倾向。一般有三类角色：当事人、记者和专家，当然，在不同的故事中，人物形象是不一样的。它通过刻画“典型人物”来揭露事实真相，探寻社会本质，表现文章主题。所谓“典型人物”，是指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而又能表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阶层某些共同本质的人物形象。这个“特定环境”，一方面指社会的大环境；一方面指主要人物生活的具体的小环境，主要是指各色各样的任务同主要任务的关系，也正是这种关系，影响着、决定着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由于新闻调查是以声音、图象、文字、音乐等多媒体为书写文本，因此它和传统的小说的人物形象的刻画不完全一样。形象和直观是电视的特色和优势所在。正是这种多媒体的书写方式，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迟来的审判》中值得称道是柴静对检察官的采访的一个场面。面对柴静的问题，他说要抽口烟，然后面向窗户，背对着摄像机，通过背影可以看出他在擦眼泪。我们能看出他的无奈，因为从现有的法律规定，他必须执行上级的命令，作为首届全国十大优秀检察官，他在真理与行政服从中两难的无奈，反映了人物内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真实，避免了人物形象的单一性和概念性。调查性报道就是“揭露一种被某些人或组织故意掩盖的新闻”，它的主要目的是探寻事实真相。由于新闻调查体裁本身的限定性，它不可能像小说或电影那样来塑造人物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它要服从于故事或新闻事件的主题表现。这里，我要略述一下记者的角色。《新闻调查》的记者是“记者型的主持人”。在传播学中，传播者的可靠性和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传播效果。新华网记者在采访60 分钟资深编导哈瑞．莫塞斯时问道：“60分钟”记者的平均年龄多少？他说，差不多四十七八岁左右，过去差不多要平均60岁。麦克·华莱士87岁，为美国著名新闻节目“60分钟”工作了38年，前几天才刚刚告退。《新闻调查》相比而言，记者的平均年龄可能要小十多二十岁。我在这儿并不是要说《新闻调查》的记者应该老龄化，只是想强调我们在细节上应该向《60 分钟》学习，他们深深懂得黑格尔的名言：“同样一句话，在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的嘴里说出来和在一个年轻人的嘴里说出来其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品牌塑造上，也体现出了差异化的策略。

三、人物情节化

《现代汉语词典》对情节的解释是：“事情的变化或经过。”在叙事文学中，情节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在电视创作中，它是联系新闻事件或人物的纽带。只有对结构的精细安排和布局才能讲好一个故事。“结构”指的是认识对象的组织和排列形式。

《新闻调查》通过记者对一新闻事件的调查，以求揭露隐藏在事实背后的真相。由于新闻事件背后的关系本来错综复杂、盘根错节，要在45分钟之内向观众呈现事实真相，展示矛盾关系。要讲清楚一个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必须要有一个条理明晰的叙述线索来贯穿整个故事。新闻事件的叙述一般以线性时间推开，以时间线索上的顺序发展为主导，以事件的因果关系为叙述动力，追求情节结构上的环环相扣和故事的完整。

（一）起

“起”，指文章的开头，这儿指的是节目的片头。节目的起，有很多种方式，主要有原因起和结果起两种。

1、故事以原因“起”的一般先介绍引子、提出疑问，这样就能够使观众产生悬念，紧紧抓住观众的眼球。在《新闻调查》中，叙事者会利用一个结构性的悬念贯穿节目的始终来构建节目的整体框架，统摄节目的总体构思和主题。在节目开始向受众抛出一个大悬念，“故事”的情节随之展开。村官的价格主片头，“一次热闹的选举，一场金钱的角逐”的解说词，配以“村民、候选人、上一级组织领导人”的画面及同期声，这种矛盾的二元对立和碰撞一下子便抓住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故事一开始便获得成功。、结果“起”就是故事首先就交代结果，然后在探索事件发生的原因或背景，从而揭示出事件的社会意义。东突恐怖势力罪行纪实片头以解说起，“十年以前的1992年2月5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发生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这是90年代以来这个边疆城市发生的第一起暴力恐怖事件，也是东突恐怖势力针对无辜平民进行的暴力恐怖活动的开始。许多人对此记忆犹新。”然后在分析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层层深入，直逼真相。

（二）承

“承”，即承上启下或过度，在节目中往往起到铺垫的作用。村官的价格中，“竞选双方出多少钱？到底会不会发钱？——钱箱的出现？——出钱竞选是否合法？”就起到了承接的作用。

（三）转

“转”指转折，这时候节目开始进入高潮。村官的价格中，话锋一转，直逼真相。“哪来的钱？—为什么出大钱竞选？”。观众眼睛突然一亮，结果发现候选者之争全是和煤矿有关，疑虑终于得到释然。

（四）合“合”，指节目的结局和片尾。村官的价格中，“虽然村民们从这次选举中得到了近两千元的收入，但是靠这些钱他们并不能摆脱贫困生活，老窑头村一千多口人需要的是一个真心实意带领全村致富的好干部，而这样的当家人本来是应该通过他们手中的民主权利选举产生的。” 结尾画龙点睛，使主题得到深化，言有尽而意无穷。

四、情节细节化

情节细节化是指情节要落到实处和细节，细节往往决定节目的成败。精致细微的细节描写，可以成为一篇新闻报道的亮点，增强故事的趣味性和感染力。在新闻调查中，细节是往往是推动事件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最能体现记者实力的地方。可以这样说，没有细节的调查和没有细节的情节，新闻调查绝对不能说是真正的调查，只能说是一篇提纲罢了。可以打个比方，一位优秀的服装大师设计了一款流行服饰，如果不经过精心的裁剪和制作，那么它肯定不能被消费者所接受。

细节化在电视节目中，主要长镜头、特写、画面的组合和摄象机的“推、拉、摇、移、跟”来完成。镜头是电视报道语言中的重要词素，它的恰当使用可以增强报道的真实性和感染力。同时，形象化的细节也能画龙点睛地传达人物的本质特征和呈现出事物的真实面貌。有时，细节可以胜过语言和逻辑的力量，这是因为调查报告是以“用事实说话”为基本特征的。在《村官的价格》这期节目中，主要是广泛地采用了多种拍摄角度和手法，比如展现该村时的全景远摄，人物访谈时的双机拍摄，以及对采访对象多采用“过肩镜”等等。在细节上，对承诺书的特写镜头，对书记侃侃而谈的面部表情和手势的特写„„另外，一些补拍（模拟）的镜头，比如选举会议前村民们连夜点灯的情景，候选人骑着摩托车去发承诺书等等，配以了相应的音响和画面，都起到了刻画情境、渲染气氛的作用。

五、叙述情境化

叙述情境化指故事传播的独特的话语环境，是人物对话的语义场。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学者认为：“任何谈话无论长短，都包含两种信息—内容信息和关系信息。关系分为互补性和对称性。”其实，内容信息和关系信息是相互表达、虚实相生的。在内容信息中，必然包含一定的关系在内。反之亦然。《新闻调查》主要通过大量的对话式采访和报道方式，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方式进行报道。在采访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群众、记者和有关专家的意见谈话和事实信息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特的叙事环境，同时向观众传达最丰富的信息。在这儿，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记者是应该冷静的介入还是情境化地置身其中，尤其值得我们思考。这里没有定论，需要看时机而论。在《新闻调查》的工作手册中，有这样的解释：“《新闻调查》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调查记者，他是调查行为的实施者、调查过程的表现者，是这个栏目的外化标志和品牌形象。”记者在采访中既要倾听采访对象讲故事，又要引导其讲故事。因此，记者的现场判断力至关重要，缺乏冷静的判断就容易出卖自己的思想，被采访对象牵着鼻子走。然而，在许多场合中，记者都是置身其中的，都会对采访对象的命运和遭遇深感同情，对不平的社会现象表示愤怒等等。在广义上，记者的冷静也可以看成是情境，因为在此时他需要冷静。

有时候，叙述情境化不需要有声语言就能够传达，一个特写的画面就能够充分的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是那些情感性因素极强的故事中，声音的缺失往往更能使人触目伤怀，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在《双城的创伤》中，记者柴静采访心灵受伤的小学生时，并没有提出大量的问题，看到孩子伤心泪流的时候，或轻轻为之拭去眼泪，或拍拍肩膀表示安慰。此时柴静也被这种场景所感染，观众也为之感动，所有在场的人都产生了心灵的共鸣。其实，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就是“叙述情境化”的最佳范例，当然也是电视谈话类节目取得成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