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史记》的艺术成就
简叙《史记》思想内容上的特点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这部书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总结了我国民族三千年发展的历史。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十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一些重要事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是记叙诸候王国和辅汉功臣。“列传”是一般人物传记。在这五类中，除“列传”中有许多篇具有很高的传记文学价值外，还有一些“本纪”和“世家”也是杰出的传记文学作品。
《史记》写了三千年的历史，详细记载的却是从战国时代起，特别是汉初的时代。它所写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在《平准书》里，叙述了汉武帝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形。在《货殖列传》里，描写了当时各地生产和交易的现象。在《礼书》、《乐书》等篇里，叙述了文化生活的某些方面。在《大宛列传》和《西南夷列传》等篇里，叙述了邻近各国和民族的历史。总之，从经济、政治、文化到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都有广泛的描绘。这些作品有的是很生动的富有表现力的散文，能引人入胜。但是，《史记》的最精彩的部分还不在于这些富有文学意味的论述文字，而在于一些描写得栩栩如生的人物传记。
《史记》里面的人物传记包括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它写了许多帝王将相，也写了刺客、游侠、和占卜的人。它还写了农民起义的领袖，失败的历史人物，等等。
《史记》写这些人物，不是客观主义地描写，而是在几乎每个人物身上表现了作者的爱憎。作者对这些人物的爱憎态度又是和作者的整个思想联系起来的。
在《史记》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几个物点：
首先，司马迁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和批判的精神出发，对于封建帝王就持有和当时封建统治者不同的态度。当时封建统治者大讲阴 阳五行之学，对刘氏的获得统治权一事，加以神秘化。司马迁在写到汉高祖（刘邦）时，虽然也写了一些神异之处，但基本上却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还它历史本来面目。对刘邦这个人物，写出了他坚忍不拔等一些长处，同时又写出刘邦的一些无赖行为和他的奸诈性格，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其次，《史记》里面在写到秦朝统治政权的灭亡时，对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吴广“首发难”之功作了充分的估价，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把陈涉和商、周的开国之君汤、武并提，写了《陈涉世家》。在这篇作品中，对他们起兵时的情形作了详细的描绘，写他们在被“谪戍”渔阳途中遇雨误期，按法当斩，但他们决计反抗，揭竿而起，终于推翻了秦的统治。作品里面歌颂了这些事迹，写得有声有色。末尾对他们的失败以爱抚的笔意寄予了同情。以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出身的历史家对农民起义领袖作出这样公正的评价，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少见的。再次，《史记》里面写一些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物，常常热情地歌颂他们身上的一些优良品质。像《魏公子列传》里写的“夷门监者”侯嬴和“市井鼓刀屠者”朱亥，他们都是接近社会底层的人物，但《史记》里面写他们都具有傲骨。这部书在《刺客列传》里所写的刺客聂政、荆轲，《游侠列传》里所写的游侠朱家、郭解等，有的是市井细民，有的是小地主，他们在社会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不过是“行险侥幸”的“小人”，但司马迁却在笔下酣暢淋漓地叙写他们的事迹。在《游侠列传》里，他还特意把朱家、郭解等和那些“朋党宗疆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暴豪之徒”严格地分开，他的同情是寄托在朱家、郭解等这些人物身上。《史记》热情洋溢地歌颂侯嬴、朱亥、聂政、荆轲、朱家、郭解等这样一些比较下层的人物，表彰他们的一些优秀品质，而在封建时代那些正统的历史学家看来，却认为是“退处士而进奸雄”。这里正显示了司马迁思想的高出于那些正统的思想家和学者之处。
这三点是《史记》在思想内容上的明显特色。作为历史著作来看，以后封建时代两千年的“正史”，绝少敢于大胆地写这样一些内容。在文学史上，敢于讽刺当朝的开国之君和在位皇帝，敢于正面地歌颂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的作品也不是很多的，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的作品则一直到宋以后才产生。《史记》继承了《春秋》的“寓褒贬”的精神，但和《春秋》又有不同。《春秋》的“褒贬”，是用文字暗示出来的，而《史记》“褒贬”，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描绘来表现；《春秋》的“褒贬”，主要是根据统治阶级的伦理纲常观念来写，《史记》的“褒贬”，却包含了人民的观点。《史记》的批判精神是十分突出的，它不但对历史人物作出了批判和肯定，而且写了当代历史，对当代人物的批判态度尤其鲜明，它所批判的涉及了当代政治、社会、学术思想等各个方面。在它所肯定和歌颂的一部分人物中，有一些在当时社会里面是地位比较卑微的。这是也贯穿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在他看来，这些地位虽然比较卑微的人物，却具有某种优良的品德，他们比那些王候将相还可贵。司马迁的这种批判精神和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有关系。他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观察总是和分析问题，能够具有比较清醒的头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是站在思想的顶峰的。
《史记》不仅是“史家之绝唱”，也是“无韵之《离骚》”，具有高度的文学成就。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形神兼备，大多具有典型性。《史记》写人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商人、妇女、游侠、医生、卜者、方士、倡优等，各行各业都有，比先秦史书更加广泛。《史记》写及人物四千有余，个性突出与完整者不下百人。
《史记》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首先得力于对历史人物特征的准确捕捉和精心选材。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大都有鲜明的特征，如李斯自私、刘邦隆准、项羽重瞳、李广善射、扁鹊擅医、邓通爱钱、信陵君好客、石奋恭谨、韩信能忍、王温舒残酷等等，他还常常抓住一个人物的几个特征，甚至不避人物特征的缺陷，如周昌口吃、张良瘦弱等。在诸多人物特征中，他最注重的是性格特征，其他方面的特征及传记 选材大都是围绕性格特征精心进行的。为此，他在选取人物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大事刻划人物性格特征的同时，也不排斥小事。此外，为表现人物性格，他在选材、安排上还十分注意互见法的运用，即把某一人物的部分材料，并不写入他本人的传记里，而写入他人的传记中。如“鸿门宴”一事，在《项羽本纪》中详写，在《高祖本纪》中略写。
其次，《史记》善于通过矛盾冲突描写和虚实相生手法刻划人物。前者如“完壁归赵”、“渑池之会”（《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描写，东廷辩论（《魏其武安侯列传》）的描写，都是通过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来表现人物性格的。后者如《鸿门宴》，作者只实写了项羽、刘邦一席，而对其他人物包括诸侯王及主要将领，并没有形诸笔端，但通过被写实人物的语言行动，读者明显可以感到他们的存在。
此外，《史记》还善于通过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比映衬等来刻划人物，如《魏公子列传》中信陵君迎侯生的经过，便突出地将三者综合在一起来表现人物性格。
2、叙事和场面描写悲壮慷慨，诙谐滑稽。《史记》塑造的人物多是具有悲壮之美的悲剧人物，与此相应，其叙事与场面描写多具有悲壮色彩。如《赵世家》中程婴、公孙杵臼，为保护赵氏孤儿与权奸屠岸贾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斗争。在二人看来，为了争取善与正义的最后胜利，惨烈的死是不在话下的。不过，司马迁所写的悲剧事件，不一定 都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如蔺相如为维护赵国尊严，与强秦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他慷慨陈词，大义凛然，迫使秦王却步，结果并不是死，但斗争场面极为悲壮。另有一些悲壮事件与场面的描写，则是以其历史教训发人深思，如项羽英名盖世，心如铁石，坑降卒、灭秦族、杀义帝，都未曾掉过半滴泪，而垓下被围，与虞姬生离死别，竟呜咽悲歌，若不胜情。作者用这一场面生动宣告了光靠武力经营天下是不行的。
《史记》的叙事和场面描写，还有诙谐滑稽的喜剧美。这类描写虽不及前者多，但也不在少数，最集中的表现是《滑稽列传》，其中所写的淳于髡、优孟、优旃等滑稽人物都属此类，他们言谈行事，均注重讽谏，诙谐风趣，轻松幽默，逗人发笑。不过，司马迁的诙谐幽默还不止于此，在其他人物的传记里，他也注意这类表现。或借以讽刺人物的虚伪荒唐，如《高祖本纪》写高祖父拥篲迎候刘邦的一幕滑稽剧；或借以表现人物的幽默性格，如《司马相如列传》对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风流韵事的描写等等。
3、浓郁的抒情性。鲁迅先生曾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其中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史记》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司马迁的人品、遭遇与写作心情，都与屈原相近，他著名的发愤著书说也是直接从屈原等先贤那里体会到的。屈原的高尚人格和其《离骚》讽兴当世的力量、爱奇的审美观、浓郁的抒情性也为他所继承发扬，融入《史记》创作 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划和论赞中都跳跃着太史公诗人般的激情。如《屈原列传》是一支屈原伟大人格的赞歌，《项羽本纪》是一首充满悲壮叹惋之情的英雄史诗，《伯夷列传》是一首喷发出愤激不平之情的怨刺诗，《魏公子列传》是一首充满崇敬之情的赞美诗……可以说，整部《史记》就是一部形象与情感有机结合的长篇史诗。不惟记叙中有浓郁的感情，各篇论赞的议论中，作者也大都以唱叹出之，或愤激，或同情，或赞许，抒情味极浓，历来为人钟爱。
4、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史记》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而总体上看，全书则以阳刚之美为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气魄宏伟，笔力千钧。《史记》体大思精、包罗宏富，在130篇中，司马迁充分发挥其组织能力，将纵横数千里、上下三千年的历史风云尽收眼底，举重若轻、条贯有序地再现了出来，并对前代各种学术流派给予历史地总结，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表现出广阔的胸襟和卓然不凡的史胆、史才、史识和史德。（2）内容奇伟，惊心动魄。
《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大都有不同寻常的气质、轰轰烈烈的事业和瑰异的操行，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国君或雄才大略如秦皇、汉武，或忍辱复仇如越王勾践；大臣或犯颜直谏、倔强刚毅如伍子胥，或功高盖世、蒙冤千古如韩信。男子蹈义而行，甘赴鼎镬，如纪信、郦生；女子见义勇为，不畏风险，如皦女、如姬。言大则侯生七十犹献奇计，一心报国；言幼则甘罗十二挟策说赵，立取五城。……这些人物以自己 的生命之弦，演奏出一支支威武雄壮、豪迈悲凉、惊天地、动鬼神的乐曲。书中的历史事件也大都紧张、热烈、粗犷，读来令人心惊目骇。（3）气势凌厉，一泻千里。司马迁志高才雄，能站在时代高度，俯仰古今，故其文章自有一种居高临下、汹涌磅礴的气势。而于纵横不羁中，又有一定的法度可寻，爱用排比、夸张和重字迭句便是其中较明显者。
5、结构和语言。《史记》很重视结构，总体上它是五体结构，气魄宏伟。其中最突出的是人物传记的结构艺术，一般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事件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明作者自己的意见。具体每篇传记的写作，有时又比较灵活，如《佞幸列传》以议论开头，提起全篇。其人物传记，又有分传、合传、寄传、杂传，这也是作者根据人物的性格及事功，进行的结构安排。其结构对后世史书及传记文学的创作有深远影响。
另外，《史记》在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争之言（《张丞相列传》）、毛遂自荐之语（《平原君虞卿列传》）。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的抱负之语，陈涉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涉世家》）项羽说：“彼（指秦始皇）可取而代也。”（《项羽本纪》）刘邦言：“嗟夫！大丈夫当此也！”（《高祖本纪》）陈胜出身佣耕，他的话表现了 他希望改变地位的愿望和坚定信心；项羽出自贵族，才气过人，故出言大胆而干脆，根本没把秦始皇放在眼里；刘邦为无赖之徒，贪图享受，因而他的话则表现了他对秦始皇奢侈豪华生活和帝王威势的垂涎羡慕。
其次是作者的叙述语言通俗、简洁、精炼，富于感情，往往只用几句话甚至几个字就能够渲染出场面的气氛或展现出人物的情态、心理，有很强的表现力。有些语言接近当时口语，有的直接用民谣、谚语，这使其语言更丰富，更富于表现力。如以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歌颂李广的正直和受士卒的爱戴。
由于《史记》突出的艺术成就，所以深受后代文士喜爱，产生了深远影响。魏晋以前，统治者视之为“谤书”，影响不够深广。从唐代开始，其影响越来越大。唐、宋、明、清的古文家都奉为典范。我国古代小说在纪传体格局、富于传奇色彩、塑造性格复杂的人物、历史演义题材及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等方面，都继承了《史记》的有关文学表现因子。《史记》大胆揭露现实的精神、悲壮奇瑰的历史题材、精彩的场面描写、个性化的语言等，对后世的戏曲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古典诗歌在“实录”精神、题材、寄兴深远方面，也受到《史记》的很大影响。因而，《史记》是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学，要特别重视的名著。
第二篇：《史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读书有感
简叙《史记》思想内容上的特色
贵阳图书馆 任瑞羾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这部书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总结了我国民族三千年发展的历史。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十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一些重要事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是记叙诸候王国和辅汉功臣。“列传”是一般人物传记。在这五类中，除“列传”中有许多篇具有很高的传记文学价值外，还有一些“本纪”和“世家”也是杰出的传记文学作品。
《史记》写了三千年的历史，详细记载的却是从战国时代起，特别是汉初的时代。它所写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在《平准书》里，叙述了汉武帝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形。在《货殖列传》里，描写了当时各地生产和交易的现象。在《礼书》、《乐书》等篇里，叙述了文化生活的某些方面。在《大宛列传》和《西南夷列传》等篇里，叙述了邻近各国和民族的历史。总之，从经济、政治、文化到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都有广泛的描绘。这些作品有的是很生动的富有表现力的散文，能引人入胜。但是，《史记》的最精彩的部分还不在于这些富有文学意味的论述文字，而在于一些描写得栩栩如生的人物传记。
《史记》里面的人物传记包括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它写了许多帝王将相，也写了刺客、游侠、和占卜的人。它还写了农民起义的领袖，失败的历史人物，等等。
《史记》写这些人物，不是客观主义地描写，而是在几乎每个人物身上表现了作者的爱憎。作者对这些人物的爱憎态度又是和作者的整个思想联系起来的。
在《史记》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几个物点：
首先，司马迁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和批判的精神出发，对于封建帝王就持有和当时封建统治者不同的态度。当时封建统治者大讲阴阳五行之学，对刘氏的获得统治权一事，加以神秘化。司马迁在写到汉高祖（刘邦）时，虽然也写了一些神异之处，但基本上却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还它历史本来面目。对刘邦这个人物，写出了他坚忍不拔等一些长处，同时又写出刘邦的一些无赖行为和他的奸诈性格，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其次，《史记》里面在写到秦朝统治政权的灭亡时，对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吴广“首发难”之功作了充分的估价，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把陈涉和商、周的开国之君汤、武并提，写了《陈涉世家》。在这篇作品中，对他们起兵时的情形作了详细的描绘，写他们在被“谪戍”渔阳途中遇雨误期，按法当斩，但他们决计反抗，揭竿而起，终于推翻了秦的统治。作品里面歌颂了这些事迹，写得有声有色。末尾对他们的失败以爱抚的笔意寄予了同情。以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出身的历史家对农民起义领袖作出这样公正的评价，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少见的。再次，《史记》里面写一些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物，常常热情地歌颂他们身上的一些优良品质。像《魏公子列传》里写的“夷门监者”侯嬴和“市井鼓刀屠者”朱亥，他们都是接近社会底层的人物，但《史记》里面写他们都具有傲骨。这部书在《刺客列传》里所写的刺客聂政、荆轲，《游侠列传》里所写的游侠朱家、郭解等，有的是市井细民，有的是小地主，他们在社会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不过是“行险侥幸”的“小人”，但司马迁却在笔下酣暢淋漓地叙写他们的事迹。在《游侠列传》里，他还特意把朱家、郭解等和那些“朋党宗疆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暴豪之徒”严格地分开，他的同情是寄托在朱家、郭解等这些人物身上。《史记》热情洋溢地歌颂侯嬴、朱亥、聂政、荆轲、朱家、郭解等这样一些比较下层的人物，表彰他们的一些优秀品质，而在封建时代那些正统的历史学家看来，却认为是“退处士而进奸雄”。这里正显示了司马迁思想的高出于那些正统的思想家和学者之处。
这三点是《史记》在思想内容上的明显特色。作为历史著作来看，以后封建时代两千年的“正史”，绝少敢于大胆地写这样一些内容。在文学史上，敢于讽刺当朝的开国之君和在位皇帝，敢于正面地歌颂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的作品也不是很多的，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的作品则一直到宋以后才产生。《史记》继承了《春秋》的“寓褒贬”的精神，但和《春秋》又有不同。《春秋》的“褒贬”，是用文字暗示出来的，而《史记》“褒贬”，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描绘来表现；《春秋》的“褒贬”，主要是根据统治阶级的伦理纲常观念来写，《史记》的“褒贬”，却包含了人民的观点。《史记》的批判精神是十分突出的，它不但对历史人物作出了批判和肯定，而且写了当代历史，对当代人物的批判态度尤其鲜明，它所批判的涉及了当代政治、社会、学术思想等各个方面。在它所肯定和歌颂的一部分人物中，有一些在当时社会里面是地位比较卑微的。这是也贯穿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在他看来，这些地位虽然比较卑微的人物，却具有某种优良的品德，他们比那些王候将相还可贵。司马迁的这种批判精神和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有关系。他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观察总是和分析问题，能够具有比较清醒的头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是站在思想的顶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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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史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史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12-1班 王煜曼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这部书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总结了我国民族三千年发展的历史。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十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一些重要事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是记叙诸候王国和辅汉功臣。“列传”是一般人物传记。在这五类中，除“列传”中有许多篇具有很高的传记文学价值外，还有一些“本纪”和“世家”也是杰出的传记文学作品。
《史记》写了三千年的历史，详细记载的却是从战国时代起，特别是汉初的时代。它所写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在《平准书》里，叙述了汉武帝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形。在《货殖列传》里，描写了当时各地生产和交易的现象。在《礼书》、《乐书》等篇里，叙述了文化生活的某些方面。在《大宛列传》和《西南夷列传》等篇里，叙述了邻近各国和民族的历史。总之，从经济、政治、文化到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都有广泛的描绘。这些作品有的是很生动的富有表现力的散文，能引人入胜。但是，《史记》的最精彩的部分还不在于这些富有文学意味的论述文字，而在于一些描写得栩栩如生的人物传记。《史记》里面的人物传记包括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它写了许多帝王将相，也写了刺客、游侠、和占卜的人。它还写了农民起义的领袖，失败的历史人物，等等。
《史记》写这些人物，不是客观主义地描写，而是在几乎每个人物身上表现了作者的爱憎。作者对这些人物的爱憎态度又是和作者的整个思想联系起来的。
首先，司马迁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和批判的精神出发，对于封建帝王就持有和当时封建统治者不同的态度。当时封建统治者大讲阴阳五行之学，对刘氏的获得统治权一事，加以神秘化。司马迁在写到汉高祖（刘邦）时，虽然也写了一些神异之处，但基本上却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还它历史本来面目。对刘邦这个人物，写出了他坚忍不拔等一些长处，同时又写出刘邦的一些无赖行为和他的奸诈性格，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其次，《史记》里面在写到秦朝统治政权的灭亡时，对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吴广“首发难”之功作了充分的估价，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把陈涉和商、周的开国之君汤、武并提，写了《陈涉世家》。在这篇作品中，对他们起兵时的情形作了详细的描绘，写他们在被“谪戍”渔阳途中遇雨误期，按法当斩，但他们决计反抗，揭竿而起，终于推翻了秦的统治。作品里面歌颂了这些事迹，写得有声有色。末尾对他们的失败以爱抚的笔意寄予了同情。以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出身的历史家对农民起义领袖作出这样公正的评价，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再次，《史记》里面写一些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物，常常热情地歌颂他们身上的一些优良品质。像《魏公子列传》里写的“夷门监者”侯嬴和“市井鼓刀屠者”朱亥，他们都是接近社会底层的人物，但《史记》里面写他们都具有傲骨。这部书在《刺客列传》里所写的刺客聂政、荆轲，《游侠列传》里所写的游侠朱家、郭解等，有的是市井细民，有的是小地主，他们在社会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不过是“行险侥幸”的“小人”，但司马迁却在笔下酣暢淋漓地叙写他们的事迹。在《游侠列传》里，他还特意把朱家、郭解等和那些“朋党宗疆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暴豪之徒”严格地分开，他的同情是寄托在朱家、郭解等这些人物身上。《史记》热情洋溢地歌颂侯嬴、朱亥、聂政、荆轲、朱家、郭解等这样一些比较下层的人物，表彰他们的一些优秀品质，而在封建时代那些正统的历史学家看来，却认为是“退处士而进奸雄”。这里正显示了司马迁思想的高出于那些正统的思想家和学者之处。
这三点是《史记》在思想内容上的明显特色。作为历史著作来看，以后封建时代两千年的“正史”，绝少敢于大胆地写这样一些内容。在文学史上，敢于讽刺当朝的开国之君和在位皇帝，敢于正面地歌颂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的作品也不是很多的，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的作品则一直到宋以后才产生。《史记》继承了《春秋》的“寓褒贬”的精神，但和《春秋》又有不同。《春秋》的“褒贬”，是用文字暗示出来的，而《史记》“褒贬”，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描绘来表现；《春秋》的“褒贬”，主要是根据统治阶级的伦理纲常观念来写，《史记》的“褒贬”，却包含了人民的观点。《史记》的批判精神是十分突出的，它不但对历史人物作出了批判和肯定，而且写了当代历史，对当代人物的批判态度尤其鲜明，它所批判的涉及了当代政治、社会、学术思想等各个方面。在它所肯定和歌颂的一部分人物中，有一些在当时社会里面是地位比较卑微的。这是也贯穿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在他看来，这些地位虽然比较卑微的人物，却具有某种优良的品德，他们比那些王候将相还可贵。司马迁的这种批判精神和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有关系。他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观察总是和分析问题，能够具有比较清醒的头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是站在思想的顶峰的。
《史记》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形神兼备，大多具有典型性。其塑造人物形象，善于准确捕捉历史人物的特征和精心选材，善于通过矛盾冲突描写、虚实相生手法、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比映衬等来刻划人物。（2）叙事和场面描写悲壮慷慨，诙谐滑稽。《史记》塑造的人物多是具有悲壮之美悲剧人物，与此相应，其叙事与场面描写多具有悲壮色彩。《史记》的叙事和场面描写，还有诙谐滑稽的喜剧美。这类描写虽不及前者多，但也不在少数，最集中的表现是《滑稽列传》，其中的人物言谈行事，均注重讽谏，诙谐风趣，轻松幽默，逗人发笑。（3）浓郁的抒情性。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使他满怀悲愤，他将这种浓郁的感情融入《史记》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划和论赞中都跳跃着太史公诗人般的激情。如《屈原列传》是一支屈原伟大人格的赞歌，《项羽本纪》是一首充满悲壮叹惋之情的英雄史诗，《伯夷列传》是一首喷发出愤激不平之情的怨刺诗。（4）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史记》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而总体上看，全书则以阳刚之美为主。这主要表现在：气魄宏伟，笔力千钧；内容奇伟，惊心动魄；气势凌厉，一泻千里。（5）结构和语言。《史记》整体结构系统宏伟，人物传记的结构，一般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事件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作者自己之意见。具体每篇传记的写作，有时又比较灵活。其人物传记，又有分传、合传、寄传、杂传，这也是作者根据人物的性格及事功，进行的结构安排。其结构对后世史书及传记文学的创作有深远影响。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争之言、毛遂自荐之语，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的抱负之语的不同表现。其次是作者的叙述语言通俗、简洁、精炼，富于感情，有很强的表现力。有些语言接近当时口语，有的直接用民谣、谚语，这使其语言更丰富，富于表现力。
第四篇：史记的艺术特色
1、《史记》的艺术特色：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
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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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
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然即溺（尿）之！”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宫殿，惊叹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用了乡间的土语，表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的。
前已提及，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绝好手段。因为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和能力、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同样的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司马迁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场景中来表现的。
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
2、《汉书》的艺术特色
司马迁的《史记》，记事止于武帝太和年间。其后一些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等都曾做过续补《史记》的工作，其中班固之父班彪的《史记后传》六十五篇最为著名。班固便以《史记》的汉代部分和《史记后传》为基础，编成了《汉书》。大体武帝以前的历史记载多采用《史记》原文，作了一些改动补充；以后部分，多本于《史记后传》。其体例基本上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全书共有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总计为一百篇，一百二十卷。记事起于汉高祖元年，迄于王莽地皇四年。《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汉书》是第一部断代史。后来的“正史”，也都是断代史，其体例也大都以《汉书》为基准。
《汉书》在古代享有极高的名声，与《史记》并称“史汉”，或又加上《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四史”。但实际上，《汉书》在许多方面都难以同《史记》相提并论。班固开始是私下修撰《汉书》的，并因此而下狱。后来明帝读了他的初稿，十分赞许，召之为兰台令史，让他继续《汉书》的编著。所以，《汉书》实际是奉旨修撰的官书。班固本人，又具有强烈的正统儒家思想观念。所以，《汉书》中既不具有司马迁那种相对独立的学者立场，更不具有司马迁那样的深刻的批判意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班固甚至是同司马迁直接对立的。只是，我们应该承认班固是一位严肃而有才华的历史学家。他作为东汉的史官记述西汉的历史，又自有其方便之处。因此，站在儒家传统的政治立场，他对西汉历代统治的阴暗面也有相当多的揭露，对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也表现出惺惺相惜的同情。
班固又是东汉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从传记文学来看，《汉书》虽逊于《史记》，但仍写出了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盖宽饶传》、《张禹传》、《东方朔传》、《朱买臣传》、《霍光传》、《王莽传》、《外戚传》，都是公认的名篇。一般说来，班固的笔下不像司马迁那样时时渗透情感，只是具体地描写事实、人物的言行，却也常常能够显示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如《张禹传》写张禹的虚伪狡诈、善于阿谀取宠以保权位，不动声色却能入木三分。最为人传诵的是《李广苏建传》中的李陵和苏武的传记。这两篇感情色彩较浓，其感人之深，可与《史记》的名篇媲美。如写苏武拒绝匈奴诱降，受尽迫害犹凛然不可屈的情景：
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公羊），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中（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又如写投降匈奴的李陵送苏武返汉时的复杂心情也很出色：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
虽驽怯，今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略）陵泣下数行，因与武绝。
这两节，写英雄人物苏武，固然生动强烈地显示了他对自己民族的浓厚感情，写降敌人物李陵，也揭示了他的悲剧命运和复杂的心情，都不流于公式化和脸谱化，这种地方可说是深得《史记》精髓的。
《汉书》的语言风格与《史记》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它详赡严密，工整凝炼，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重视藻饰，崇尚典雅。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固传》）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这也代表了汉代散文由散趋骈、由俗趋雅的大趋势，值得注意。喜欢骈俪典雅的文章风格的人，对《汉书》的评价甚至在《史记》之上。参考资料：《中国文学史》 章培恒 骆玉明
第五篇：《史记》的叙事艺术
《史记》的叙事艺术
一、沟通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虽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3000年的兴衰沿革。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如果说本纪是车毂，世家就是汇集于车毂的辐条。七十列传，是群星。《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
二、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在一起。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三、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在叙述李广事迹时，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如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谓的天意，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四、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
《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如《李斯列传》这是一件生活琐事，但却集中反映了李斯的人生观、价值观。《史记》人物传记写了许多生活琐事，司马迁之所以对这些生活琐事详加叙述，就在于它们在人物的活动中带有原始动因的性质，是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史记》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如《商君列传》总之，《史记》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与韩信将兵一样，是多多益善。无论是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如《陈涉世家》在叙述这两个事件的原委及经过时，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如写荆轲刺秦王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刺客列传》）；不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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