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第一篇：论《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论《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水浒传》是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不仅因为其在思想内容的丰富上，也由于其艺术上的成熟，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腰斩《水浒》的金圣叹对其艺术技巧也推崇备至，他认为《水浒传》其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此为确论。《水浒传》是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而且把二者结合起来。

《水浒传》通过对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描述，艺术的概括了我国封建社会人民起义的发生、发展，直到失败的全过程。作品里所描述的宋江起义，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上的宋江起义的史实。它是经过无数作者之手创造性的恢复出来的文学作品。《水浒传》在形成的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同类的历史故事，在民间口头传说与民间说唱的阶段就有无数次的增饰，最后施耐庵、罗贯中又按照自己的认识重新创造，才出现这部反映人民起义的长篇小说。《水浒传》以它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水浒传》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全书出场的人物在八百以上，着力描写了梁山１０８位英雄，这其中又突出地刻画了宋江、李逵等二十几个个性鲜明的、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作品所表现的巨大的历史主题，就是通过对人物的歌颂和描绘来展现的。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三》中曾经感叹：‚《水浒》所叙，叙一百零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一百零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零八样。‛此话未免有些夸张，但至少有几十个主要人物，确实写得活灵活现。

《水浒传》之所以能够塑造出这一大批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主要是因为作者巧妙地运用了以下一些手法：

一、对人物的刻画，从肖像到言谈、举止，都尽量做到充分的个性化。《水浒传》的人物塑造，克服了以往作品人物性格单一化的不足，比较注意在人物个性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上下功夫，做到‚同而不同处有辨‛，因而个性有别，风采各异，正如金圣叹所评：‚《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第三十七回李逵初次出场，小说写道：‚戴宗便起身下去，不多时引着一个黑凛凛大汉上楼来。‛这里用‚黑凛凛大汉‛五个字来描绘李逵的肖像，不但画出了李逵的外貌，画出了李逵的神态，也刻画出了李逵的性格。第八回在柴进的庄上，洪教头逼着刚刚发配到此的林冲比武。作者写先是洪教头使了个‚把火烧天势‛，而后是林冲以‚拨草寻蛇势‛相迎，不同的动作正表现了两人不同的性格：前者骄横，后者谨慎。第三十回写武松血溅鸳鸯楼，杀了张都监全家以及张团练、蒋门神之后题八个大字于壁：‚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这八个字，既表现武松具有敢作敢为的英雄气概，又说明武松时时刻刻以自己的打虎业绩自夸。

二、作者紧扣人物的身份来刻划其性格。梁山英雄虽然都是草莽豪杰，但却来源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身份经历造就了不同的个性特征。《水浒传》塑造人物，注意人物性格的内在合理性，注重人物的身份地位对性格的规定作用，林冲的八十万禁军教头的身份与他的隐忍退让、委曲求全而又骁勇凶猛、敢作敢为的性格高度和谐。又如宋江对上梁山造反一事一直显得犹豫不决，已经参加了起义队伍却因一封家书而匆忙退出，发配路上动辄呼唤‚上苍，救一救‛，路过梁山却尽量躲着梁山人马，生怕自己被拉上梁山。宋江的这些表现都是由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刀笔吏的经历所决定的；阮氏三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的反抗性格，是在极端贫困、无路可走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林冲初期的隐忍退让、怯于反抗，是由其八十万禁军教头的地位、优厚的待遇、美满的家庭所决定的。其后来在山神庙毅然决然地杀人反抗、在梁山当机立断地火并王伦，则与他是一个身怀绝技的武师以及长期结交江湖豪杰的经历有关；李逵性情暴躁好杀，动不动就抡起大斧‚排头砍去‛，这与他本人长期在监狱中做小牢子有关。再如对待招安的态度，来自社会底层的李逵、鲁智深、武松、阮氏三雄等人是坚决反对，下层文人出身的吴用是主张有条件的招安，而宋江、卢俊义以及大部分军官出身的人则是殷切地盼望着招安。态度不同，正是由他们不同的身份和经历所决定的。

三、《水浒传》还善于从人物的行动中去刻画人物的性格。人物一出场便马上进入行动，很少对人物的身份、心理和所处的环境作静态的、孤立的描述。鲁达从史进在渭州茶坊探问王进下落出场开始，接着就是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痛打小霸王、火烧瓦罐寺、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单打二龙山。通过这一系列的行为动作，逐渐地展示了他的粗鲁、爽直、疾恶如仇、急公好义的性格特征。武松从二十三回在柴进家偶然出场之后，紧接着是打虎、杀嫂、刺配，接着是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夜走蜈蚣岭、醉打独火星、落草二龙山。在这一连串的行动中，武松的武艺超群、豪爽义气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实现。此外，像宋江、林冲、李逵、张顺、杨雄、石秀等等，无不在偶然的机会出场，出场后立即进入行动，在行动中显示性格。《水浒传》描写人物的这一特点，同它脱胎于说话和民间传说有直接的关系，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和‚话本‛小说的传统手法的发展。

四、作者非常善于运用对比衬托的艺术手法来突出人物的不同性格。这种对比方法，不仅表现在一些主要人物身上，就是在一些次要人物身上，也运用得很成功。在武松斗杀西门庆的事件中，何九叔与郓哥恰恰形成了鲜明对照。对西门庆的胡作非为，何九叔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在躲不开时，又处处给自己留下退步，这些正表现了他的世故、机变而又怯懦的性格。与何九叔相反，郓哥却处处采取了好管闲事的主动态度，这正是他年轻好胜、幼稚天真而又多少带有打抱不平的个性的表现。小说在对比中塑造人物时，还善于抓住性格相似的一组人物，比较出性格的不同来。这种同中见异的方法，最成功的运用是表现在鲁达和李逵的性格描写中。同样写两人性格粗中有细，但比较起来，却有明显不同。李逵在第一次见宋江时怕被赚而迟迟不肯下拜；在下井救柴进的紧张时刻，却突然担心别人会不拉他上来，这些都是他的细心之处。但这种‚细‛不免带上几分幼稚，这正是李逵天真、老实的自然表现。而鲁达的‚细‛，却表现在生死斗争的紧要关头：例如打死镇关西后的机智逃脱，暗地护送林冲途中眼光的锐利和行动的稳健等等。这种‚细‛正是他浪迹江湖在和统治阶级长期周旋中所取得的斗争经验的表现。作者又常常把性格迥异的两个人物联系在一起，通过他们面对同一事件表现出的不同的态度、言行等，来鲜明地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如鲁智深要赠与金氏父女些盘缠，自己去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又向史进、李忠二人借银子。史进很痛快地取出十两，而李忠在催促之下，才摸出二两来银子，既写出李忠的吝啬，又衬出史进的爽利，更衬托出鲁智深的豪爽真诚。又如林冲棒打洪教头一段，写洪教头没有真本事，却满怀嫉妒之心、骄傲之情，而林冲虽是有本事的人，却谦恭有礼，稳健老练。又如杨雄与石秀、朱仝与雷横、戴宗与李逵等等，作者也常常让他们与同一事件发生联系，从而显示出各自不同的个性特征。作者还善于通过前后几个类似事件中不同人物表现出来的不同言行举止的相互对比，来展示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就发配一事来说，前有林冲发配，后有宋江发配、武松发配、杨志发配、卢俊义发配；打虎一事，有武松打虎、李逵杀四虎、懈珍解宝杀虎；杀嫂一事，有武松杀嫂、石秀杀嫂；女人偷情一事，有潘金莲偷情、阎婆惜偷情、潘巧云偷情、卢俊义娘子偷情等等。作者在这些看似雷同的事件中，通过不同人物不同的言行举止，来展示人物的个性特征。如发配一事，犯人发配初到牢营，要打一百杀威棒，但是，有人情、钱物或有病可以照顾免打。林冲不谙牢中惯例，在挨了差拨一顿臭骂之后，才拿出银子和柴进的书信，足见其老实厚道；宋江是‚吏道纯熟‛，一到牢城营中便上下打点，结果，不但免了棒打，还得到营中管事的特别照顾，足见其圆滑机变、老于世故；武松做过阳谷县都头，未必不谙牢中惯例，但却偏不买帐，‚要打便打……我若是躲闪一棒的，不是打虎好汉……我若叫一声，便不是阳谷县里为事的好男子‛，足见其秉性刚烈、凛然不屈。对比手法的运用还能够精确地显示出类似性格之间的细微差别。《水浒传》写人粗鲁，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这不仅点明了粗鲁和粗鲁不同，而且造成粗鲁的原因也不同。同样是粗中有细，李逵是其憨厚粗直性格的表现，而鲁智深却是斗争经验丰富的一种反映，同样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五、《水浒传》以说话人直接讲述的语言，把整个作品组织起来，显示出中国小说的独特的语言风格，它虽是书面文学，但以面对面的讲说为基础，无论叙事，写人，或人物对话，往往寥寥几笔，就神情毕肖。语言明快、洗炼、形象。如武松怀疑哥哥死得不明，寻何九叔说话一段：如：……武松却揭起帘子，叫声：何九叔在家么？这何九叔却才起来，听的是武松来寻，吓的手忙脚乱，头巾也戴不迭，急急取了和骨殖藏在声边，便出来迎接到：‚都头几时回来？‛武松道：‚昨日方回到这里。有句话闲说则个，请挪尊步同往。‛何九叔到：‚小人便去。都头且请拜茶。‛武松到：‚不必！免赐！‛两个一同出到巷口酒店里坐下，叫量酒人打两角酒来。何九叔起身到：‚小人不曾与都头接风，何故反扰？‛武松到：‚且坐。‛何久叔心里已猜八九分。量酒人一面筛酒。武松且不开口，且只顾吃酒。何九叔见他不做声，倒捏两把汗，却把些话来撩他。武松也不开口，并不把话来提起。酒已数杯，只见武松揭起衣裳，飕地掣出把尖刀来插在桌子上。量酒的惊的呆了，那里肯近前？看何九叔面色青黄，不敢吐气。武松捋起，握着尖刀，指何九叔到：‚小子粗疏，还晓得‘冤个有头，债个有主’！你休惊怕，只要实说，对我一一说知哥哥死的缘故，便不干涉你！我若伤了你，不是好汉！倘若有半句儿差，我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个透明的窟窿！闲言不道，你只直说我哥哥死的尸首是怎地模样？‛武松道罢，一双手按住胳膝，两支眼睁的圆彪彪地，看着何九叔。作者在这里尽力像真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一样，按着生活中的事件发生的具体过程来讲述，如讲武松到何九叔家，甚至讲到武松揭起帘子，以及二人寒暄的语言。继而写二人一同走出巷口到酒店里坐下，打酒、喝酒，到武松挚出尖刀，向何九叔提出问题。人物介绍、人物刻画，也是在叙述中进行。把事件进展写的层次分明，井然有序。书中写武松把尖刀插在桌子上时，何九叔‚面色青黄，不敢吐气‛量酒的‚惊得呆了‛，武松‚一双手按住胳膝，两只眼睛睁得圆彪彪地‛把整个人的神态，写得活灵活现。书中用笔不多，把何九叔老于事故，深知武松的心理，又胆小怕事的性格，惟妙惟肖的表现出来。

六、《水浒传》塑造人物还采取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小说中的英雄好汉是根基于社会现实的，但又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理想和愿望，因此，作者在塑造他们时，往往运用想象和夸张的艺术手法来突出他们的神勇和智慧，使这些草莽英雄豪杰充满了传奇色彩。如吴用的神机妙算、公孙胜的呼风唤雨、戴宗的神行术、鲁达倒拔垂杨柳、武松徒手打虎、花荣射雁等等，都带有传奇色彩。这些地方，往往体现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

七、《水浒传》有时也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来塑造人物个性。如武松打虎时，借哨棒打断的细节，充分表现了他全神贯注的紧张神态，渲染了这场恶斗的气氛，也为以后的赤手空拳打虎做了合理安排，从而突出了他的神力和勇武。

完整而又富于变化的艺术结构，是《水浒传》的又一显著的艺术成就。基于作品的思想内容，《水浒传》的宏观艺术结构是由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四个部分组成的。高俅平步青云、为非作歹的故事为小说的开端，表现了北宋王朝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这是造成梁山起义的根本原因；随后鲁达、林冲、杨志、等人的故事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现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到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林冲火并王伦，开创了梁山事业的新局面，这是故事的发展；其后，由宋江等人的故事引出各地义士纷纷汇聚梁山，与统治阶级展开了有组织的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直到第七十一回梁山英雄排座次，故事的发展达到了高潮；之后，主要写梁山义军在宋江的坚持下，主动地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征辽，征田虎、王庆，平方腊，最后伤亡殆尽，‚魂聚蓼儿洼‛，以悲剧结束。其中，前七十一回主要采用的是单线连环的结构方式，即由一个人物引出另一个人物，每个人物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同时又是全书整个故事链条上的一个有机的环节，各故事环环相扣，推动情节不断发展，进入高潮。七十一回之后，小说主要采用的是板块式的结构方式，即招安、征辽、征田虎、征王庆、打方腊等各成一个板块，通过梁山义军主动招安、为统治阶级屡建奇功、却仍不被当局所容的描写，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极端昏聩、残暴。《水浒传》的结构，既继承了说话艺术的特点，又表现出最后加工者的艺术构思，不仅适应了主题表达的需要，与作品的情节主线相一致，而且也符合农民革命自身的内在规律，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

《水浒传》继承了民间说话的传统、十分重视故事情节的生动曲折。它很少静止地描绘环境、人物外貌和心理，而总是在情节的展开中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刻画人物的性格。这些情节又通常包含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包含偶然性的作用和惊险紧张的场面，包含着跌宕起伏的变化，富于传奇色彩。这种非凡人物与非凡故事的结合，使得整部小说充满了紧张感，很能引人入胜。不过到了七十一回梁山大聚义以后，情节就变得松垮散漫，人物也大多失去了原有的色彩。因为梁山的好汉们在这以后所做的事情，同他们原来的性格及人生取向全然背反，而英雄被招降而走向失败的道路，没有深刻的悲剧意识是无法写好的。金圣叹把《水浒传》截到原书第七十一回为止，确有他的艺术眼光。

第二篇：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摘要】《水浒传》也是汉语文学中最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之一。版本众多，流传极广，脍炙人口，对中国乃至东亚的叙事文学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充分的反映出了农民起义的兴衰成败，以大量的历史形象、宏伟的结构、独具特色的文学语言展现出一幅古代农民战争的历史画卷。本文主要分析水浒传的艺术成就。【关键词】《水浒传》；艺术成就；表达

目录

一、《水浒传》是真实生活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2

（一）《水浒传》的“三分真实，七分虚构”...................................................2

（二）《水浒传》的“说话艺术”.......................................................................2

（三）《水浒传》的圆满之美...........................................................................3

二、《水浒传》突出的现实主义..............................................................................3

（一）《水浒传》蕴含着突出的民族传统文化...............................................3

（二）《水浒传》深刻的人物刻画手法...........................................................3

（三）《水浒传》中客观的描述方法...............................................................4

三、《水浒传》中惊人的语言艺术成就

（一）语言艺术中蕴含着浓厚的民族风格.....................................................................................................................5

（二）语言艺术具有强烈的战斗性特征...........................................................5

（三）语言体现出了独特的民族性风格...........................................................5

四、结束语..................................................................................................................6

《水浒传》是一部创作于元明动荡时代的章回体小说，从我国小说史角度而言，《水浒传》有着独特的艺术特色。其中充分的反映出了农民起义的兴衰成败，以大量的历史形象、宏伟的结构、独具特色的文学语言展现出一幅古代农民战争的历史画卷。《水浒传》的人物传奇性与故事性较强，是中国小说史上一朵奇葩。

一、《水浒传》是真实生活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一）《水浒传》的“三分真实，七分虚构”

从创作方式而言，《水浒传》属于典型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品，有着浪漫主义色彩，是从作者审美心理与美学理想角度打造出的一部作品，其中有大量的典型形象，众多生活细节与重大事件往往能够奇中见真。如果《三国演义》为“三分虚构、七分真实”，那么《水浒传》则是“三分真实，七分虚构”，艺术性更强。史书上关于松江起义的资料记载并不多，多见于杂剧、话本、民间传说中，经过艺术家们不断加工虚构而来，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林冲被逼上梁山、武松打虎、宋江发配江州等等，史学上并无明确记载，这些都是作者通过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察，想象创造而来，这虽然是虚构，但是却可以深刻的反映当时社会人们的审美思想与社会本质。其中每一篇英雄故事，都是独立的，将这些故事独立出来都能够组成一个独立的故事，但是仅仅是传奇好汉故事，只有将这些故事综合而来，才能够成为一部关于农民起义的史诗。因此，《水浒传》中的各个故事都是前后呼应、相互衔接的，共同组成一幅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画卷，其描述主线是农民起义，描绘出了一场可歌可泣、错综复杂的斗争画面，最终，这场农民起义以失败告终，这也是现实主义创作模式的深刻表现。

（二）《水浒传》的“说话艺术”

同时，《水浒传》的结构方式与民间“说话”艺术也密切相关，其蓝本来自于《大宋宣和遗事》，在正史中取材，在其基础上虚构，《水浒传》属于“说铁骑儿”、“小说家”与“讲史家”的融合，保留了《花和尚》、《青面兽》、《武行者》、《石头孙立》等章节，英雄任务是有正史人物的影子的，但是其中主要的情节都是虚构的，这是英雄传奇与历史演义的分野，英雄传奇与历史演义的共同点便是章回体，章回体是宋元的一种“说话艺术”。关于史学的长篇故事，内容错综复杂，需要分多回进行讲述，因此就需要分好卷目，每一个卷根据故事的内容确定小标题，这便是章回体小说的雏形。“说话艺术”主要基于听众听觉产生而来，故事性极强，但是不宜复杂，人物数量不宜过多，需要集中在某个事件与人物中，其他的事件与人物则在下一章中进行描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个的叙事单元，每一个单元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单元结束时，需要制造出悬念，在情节发展的重要关头停止，这就可以抓住听众的猎奇心理。这些特征对于《水浒传》的结构模式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水浒传》的圆满之美

中华民族崇尚于圆满之美，这种审美情趣在小说上也有着突出的表现，小说讲究首位完整与对称之美，每个章节的篇幅差异不大，每个章节的结尾都会制造出悬念，以“且听下回分解”的方式结尾，这也是听众审美心理以及小说艺术实践的表现，章回体小说继承了这种结构模式，既可以在场上讲说，也适宜案头阅读。

《水浒传》是早期章回体小说的代表，是“说话艺术”的完美呈现，整个小说以条块作为单元，以人物命运与事件作为发展线索，将各个单元串联起来。当然，章回体小说的结构方式也是在不断发展的，日后的《歧路灯》、《红楼梦》等等都以家庭作为单元，通过人物活动将主线串联，形成网络结构，这是小说艺术的进步。

二、《水浒传》突出的现实主义

（一）《水浒传》蕴含着突出的民族传统文化

现实主义描写属于人物形象个性化与典型性问题，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民族风格，《水浒传》也不例外。大多数早期长篇小说的描写内容都与英雄传奇故事、历史演义相关，其创作背景多产生于战乱时代，在这一时代中，人们强烈的呼唤英雄豪杰的出现，这不仅是民族审美心理的体现，也是小说艺术风格的产生源泉，这一时期的小说都蕴含着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文风粗旷豪迈。

（二）《水浒传》深刻的人物刻画手法

《水浒传》中108个好汉，每一个人的思想性格都是不同的，《水浒传》中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有几十个，这些人物都是典型，他们有着独特的个性，任凭怎样，都不会让读者混淆的，作者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非常成功的。

例如，在描写松江的性格时，作者深刻的描述出了其性格的形成过程，在逼上梁山后，却又产生逆反心理，选择招安道路，这种描写真实、深刻，令人拍案。鲁智深、李逵、武松、石秀等英雄虽然有着共同特点，但是也有着鲜明的个性，他们狭义、不拘小节、豪放粗狂，李逵的粗狂中更加的天真憨厚，鲁智深有胆有识、机智聪明，武松胸有城府，心狠手辣，石秀处处主动、机警细致。这些江湖豪客都是在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虽然具体情况存在差异，但是从他们身上都可以窥见讲义气、重承诺的品质。

从社会地位而言，以上几人是接近的，他们勇力惊人，无牵无挂，一无所有，或者身为狱卒、流落江湖，对于底层人民的苦楚、社会的黑暗有深刻的感悟，这也造就出了他们的反抗性新歌特征。李逵是贫苦农民，勇猛顽强、憨厚朴素，忠于梁山事业，但是却不懂得使用智谋，这就从侧面表现出了当时农民阶层的狭隘性。鲁智深出生于行伍，虽然性急粗鲁，但是他的行动并不任性，粗狂中十分细致，例如，在“拳打镇关西”时，鲁智深借着买肉的名义故意刁难对方，后来才表明来意痛打镇关西，不料却将其失手打死，此时，鲁智深不慌不乱，以炸死之名假意脱身。武松是一个“游侠”，倔强、精明、胆大，为了弄清楚武大郎的死亡真想，他显示迫使何九叔说出实情，再调查经过，请街坊作证记下王婆与潘金莲的说辞，最后才杀死潘金莲与西门庆，在武松的思想中，恩怨是分明的，对于自己的仇人，他会采取偏激的行为百般报复，但是他却从来不会推卸责任。石秀从小流落他乡，独自谋生，性格机智。他们的思想大致相似，身份、职业、生活习惯、生活环境不同，因此，形成了独有的气质和个性，作者通过大量情节与行为的描写深刻的展现出他们的不同。

（三）《水浒传》中客观的描述方法

虽然作者对于《水浒传》中的人物有鲜明的爱憎感情与思想倾向，但是往往不会从叙述者身份来发表议论，而是通过个性化语言、典型情节来表达人物性格，人物的语言、行动与细节都与环境紧密相连，这就让人物的性格更加的丰满。

例如，在描写鲁智深的粗犷雄健、豁达豪放时，是通过“倒拔垂杨柳”、“拳打镇关西”、“大闹野猪林”中的对话与动作来描写，以“大闹野猪林”为例：

„„两个公人道:“不敢拜问师父在那个寺院里住持?”鲁智深笑道：“你两个撮鸟问俺住处做什么？莫不去教高俅做甚么奈何洒家？别人怕他，俺不怕他。洒家若撞着那厮，教他吃三百禅杖。”„„林冲问道:“师兄，今投那里去?”鲁智深道:“‘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沧州。” 借助于鲜明的动作与个性化的语言，鲁智深的英雄形象跃于纸上。

三、《水浒传》中惊人的语言艺术成就

（一）语言艺术中蕴含着浓厚的民族风格

《水浒传》的语言艺术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是对我国民族风格的呈现，其语言是建立在北方口头语言基础上，再进行提炼形成的文学性语言，《水浒传》中有先民的民族风格与地方特色，语言生动、丰富、朴实，不同身份人物的对话不同，以潘金莲为例，在听了武松“篱牢犬不入”的话语后，指着武大骂道：

„„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叮叮铛铛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脸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等捆不出的鳖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什么篙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砖头瓦儿，一个个也要着地。

从这种泼辣的语言中，塑造出了一个生动的市井泼妇形象。

（二）语言艺术具有强烈的战斗性特征

《水浒传》英雄人物的语言战斗型强烈，以武松为例，他的语言往往咄咄逼人，且持续性出现，武松常常强调自己的英雄史，有时还会反问对手：“你比景阳冈上的大虫如何？”

《水浒传》中的语言，除了对话的鲜明性、生动性与丰富性之外，在描写与叙述上也非常出色，形象、生动、精炼，有着独特的民族风格，在《水浒传》中，作者不会大段的描写景物，而是在环境与人物行动中进行描写，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成果。

如第九回“林冲棒打洪教头”一节，也以精炼的语言, 来刻画不同的人物性格。林冲武艺高强，自己又是囚犯，初来乍到，所以处处退让，不肯占先。一见洪教头，他就急急的躬身唱

喏说“林冲谨参!”这四个字写出林冲的身份、教养和此时此地的心神、情态。洪教头妄自尊大，目中无人，林冲向他行礼唱喏。他不理不睬。也不还礼，还说“起来，起来!”正式比武,，洪教头又喝到“来，来，来!”几个字便活现出他的浅薄自大。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水浒传》的语言很有特色，对成功塑造人物形象起了很大作用。

（三）语言体现出了独特的民族性风格 《水浒传》的语言艺术也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风格，在作者的艺术描写中，我们可以窥探出北宋年末各个阶层的生活面貌与社会生活现状，这也是民族风格的深刻表达。

北宋末期的统治者，灵魂丑恶、生活腐化，残酷剥削人民，致使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对于这一历史风貌，《水浒传》中有形象的表现，施耐庵深刻的描写了当时的高层统治集团、州府官吏、恶霸地主，逼得各路英雄铤而走险，逼上梁山，表现出一幅幅深刻的社会画卷，充满生活气息。

以民俗风情为例，《水浒传》中描述了古代民族的世态人情与风俗习惯，对于庙会社赛、生辰死丧、烧香敬佛都有深刻的描写，但是作者的描写并非孤立静止的，而是从民俗画面中表达深刻的思想。

例如，在描写林冲的家庭悲剧时，是建立在“岳庙烧香”的背景下，“岳庙烧香”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是善男信女从事的宗教活动，在这个庄严、肃穆的场景中，高俅却趁机调戏林冲的妻子，林冲受到了极大地耻辱，但是却敢怒不敢打。这个画面描写了当时社会的精神风貌与信仰习惯，反映出了社会中小康家庭的生活，也体现出当时的人际关系、社会权利结构，这正是作者描写“岳庙烧香”的意义。

当然，民族风格的表达不仅是从表现手法、表现形式与表现技巧来呈现，与时代精神、风俗习惯、民俗意识、心理素质也息息相关，民族风格是在不断变化的，《水浒传》中表达的民族风格与《三国演义》、《红楼梦》存在差异，豪放粗狂，对英雄的描写具有传奇性、理想性特质，其中有很多夸张的描写手法。而《三国演义》虽然粗狂豪放，但是更多的时高雅隽永。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水浒传》中的民族风格与艺术特色给后世的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细节描写、性格塑造、环境描写上有着深刻的思想，在艺术描写上，具有人情味和生活气息，为世情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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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晓静,赵雪,杨晓波.浅析《水浒传》中的时迁形象[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03)

[6]卞良帅,章卫良.《水浒传》的人物塑造艺术——以“景阳冈武松打虎”为例[J].科教文汇(上半月).2006(09)

[7]张萍,郑飞云.浅谈《水浒传》中小人物的塑造及其价值[J].临沂师专学报.2008(05)

[8]刘天振.明清时期《水浒传》研究方法及其现代承传[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2)

[9]韩洪举.研究“水浒学”应注意使用正确的批评方法[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3)

第三篇：论诗经的艺术成就

论诗经的艺术成就

摘要：作为古典文学经典，《诗经》自然有其非凡的成就。在艺术成就上，亦是如此。鲜明的形象性，赋比兴手法的运用，富于表现力的诗歌形式，构成了这幅瑰丽的艺术画卷。关键词：诗经 艺术成就 形象性 赋比兴手法 表现力 正文：

诗经作为我国古典文学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其成就、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其中的诗篇，越过千年，依旧为后人所珍视，所喜爱。究其原因，其中不得不说的便是它的艺术价值。纵览诗经，其艺术成就大致有以下三点。

1、鲜明的形象性

《诗经》中的主人公形象十分鲜明。鲜明的不是他们的外表，往往是他们的性格。诗人往往通过感情的直接倾诉，表达出人物的独特性格。《郑风·狡童》中的姑娘在失恋时悲伤地唱道：“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而《褰裳》中的女主人公则诙谐地戏谑对方：“子不思我，岂无他人”。同是弃妇诗，《邶风·谷风》中女主人公，哀婉缠绵；《卫风·氓》中女主人公，刚毅果断。同时，诗中的一些细节和行动描写，使主人公的情态宛然可见。“寤寐思服”，“辗转反侧”； “搔首踟蹰”；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一个个鲜明的形象就这样，轻易地跃然纸上。

2、赋比兴手法的运用

朱熹：“赋者，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赋就是直言其事，直抒其情。诗人往往用这种手法对客观事物展开具体细致的描绘。《小雅·无羊》用赋的手法，把牧场上牛羊和牧人的情态刻划得栩栩如生：“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这种描写可谓穷形尽相，笔笔如画。

同时，赋的手法用于抒情，充分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把变化的情感和联翩的思绪呈现在读者面前。有时，诗中还用赋来表现人物对话，构成意趣盎然的生活情景，如《郑风·女曰鸡鸣》、《齐风·女曰鸡鸣》就采用对话的形式，写夫妻间的床头絮语，表现了融洽和谐的家庭生活气氛。

赋对构成《诗经》的写实性和形象性起到了重要作用。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比，就是比喻。《诗经》中，诗人把心爱的姑娘比作美丽的木槿花，比作皎洁的明月；把丑陋的统治者比作癞蛤蟆，比作老鼠；用“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比喻意志坚定；用“中心如醉”、“中心如咽”形容内心的忧伤；用劈柴离不开斧子比喻娶妻不能没有媒人。有时，诗人把一连串比喻排列在一起，从不同角度突出事物的特征。如《卫风·硕人》中用“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来刻划庄姜的美貌；《大雅·常武》中用“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来显示周朝军队的强大气势，非常精彩传神。《诗经》中还有通篇用比的作品。如《豳风·鸱鸮》假托一只小鸟诉说其不幸遭遇，以比喻下层人民的生活惨况。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有的兴句与后面的内容没有内在的联系，只是起个引子的作用。例如有的作品用“山有„„隰有„„”起兴。但多数兴句具有类比、象征的意味，能使人产生联想，烘托、渲染气氛。《周南·关雎》用雎鸠鸟的和鸣起兴，引出对窈窕淑女的赞美；《邶风·谷风》用“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开端，给全诗笼罩上一层阴暗色彩，预示着矛盾的爆发和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有些起兴的意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可在诗中产生多重艺术效果。如《周南·桃夭》的第三章分别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之夭夭，有蕡有实”，“桃之夭夭，其叶蓁蓁”起兴。用桃花烘托出一种喜庆红火的气氛；同时，桃树果实丰满，枝叶繁茂，又象征着主人公婚后生活美满。

3、富于表现力的诗歌形式

《诗经》词汇丰富，表现力强。《诗经》中不仅地运用了丰富多采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而且成功地运用了大量虚词。南宋洪迈指出：“《毛诗》所用语助之字以为句绝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尔、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他如只、且、忌、止、恩、而、何、斯、旃、其之类，后所罕用。”虚词的运用扩大了语言的表现功能，标志着语言艺术的新发展。特别是语气词的巧妙运用，使得音节铿锵和谐，有助于表达语气和情态，对后世文言文和诗、词、曲的语言艺术影响甚大。

《诗经》中主要是四言诗，每句二拍，每拍两字。但不少作品又突破了四言的格局采用从二言到八言不等的句式，形成了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的诗体。回环复沓，重章叠唱，十分具有音乐感。

《诗经》中还大量使用了双声、叠韵、叠字词语，增强了作品的形象感和音乐美。双声词如参差、踟蹰、栗烈、流离、悠远等；叠韵词如辗转、窈窕、沃若等；叠字如关关、依依、采采、苍苍等，它们或刻画形态，或模拟声音，或形容色彩，或表示内心活动。

诗经的赋比兴手法，它的纯熟的创作精神，它的灵活多变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借鉴。参考书籍：

《诗集传》 朱熹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诗广传》 王夫之 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诗经语言研究》向熹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年 《客斋随笔》 洪迈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8年1月

第四篇：《水浒传》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水浒传》简介

《水浒传》简介

《水浒》是一部在人民群众上百年集体创作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创作出来的伟大作品。

南宋时，梁山英雄故事流传甚广。当时的画家、文学家龚开的《宋江36人赞并序》称：宋江等36人的故事已遍及大街小巷；画家也执笔为他们图形绘影。

《水浒》最早的蓝本是宋人的《宣和遗事》，它着力描写了杨志卖刀、晁盖等结伙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事，对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主要人物也都作了描写。宋元之际，还有不少取材于水浒故事的话本。在元杂剧中，梁山英雄已由36人发展到108人。

施耐庵把有关水浒的故事和人物整理加工，在创作《水浒》过程中，忠实地接受了人民的观点，这是《水浒》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基础。

《水浒》历史地表现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阶级压迫是这场农民起义战争的社会根源。高俅等奸臣贪官对人民进行压榨和迫害，激起了人民大众复仇之火，逐渐发展为燎原之势。

小说热情地歌颂了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宋江、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等梁山英雄，以及“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农民革命理想，形象地展示了这次农民起义演变为悲剧的内在历史原因。

除了李逵、武松、鲁智深、阮小七等为数不多的人反对招安之外，以宋江为首的绝大多数人存在着浓厚的忠君思想，他们仇恨和反对的只是高俅等奸臣和贪官污吏。[7] 因此他们的造反尽管也把封建王朝搞得天翻地覆，却不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梁山起义的悲剧也正是表现了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这样一种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施耐庵如实地反映了农民起义本身这个不可克服的缺点，从而生动地描写了梁山起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而又转为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规律性。《水浒》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真实的反映农民起义的伟大作品。

作品紧扣“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题旨，刻画梁山英雄。如作为80万禁军教头的林冲，经济收入宽裕，妻子年轻美貌，家庭生活温馨。这样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安于现状、怯于反抗的性格。面对调戏他爱妻的高衙内，虽然怒气顿生，但碍于对方是自己顶头上司高太尉的义子，只好忍气吞声地收回了那高举的拳头。

之后，高俅指使陆谦设计骗他的爱妻，并诱骗他误入白虎节堂，他仍然忍气吞声。在充军途中他受尽折磨，在野猪林里险遭暗害，他依然甘受凌辱，幻想能回家与爱妻团聚。直到高俅指派陆谦等人，要在草料场将他烧死，才使他忍无可忍地杀了陆谦等人，雪夜上了梁山。[8]

“《水浒》108个人性格，真是一百零八样”（金圣叹语）。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典型。比如林冲、鲁智深和杨志三人，都是军官出身，是武艺高强的英雄，但他们的性格各异。林冲有如上述。鲁智深慷慨直爽，疾恶如仇，敢做敢为，这都集中表现在见义勇为和爱打抱不平上。

为了救金氏父女，三拳打死了郑屠，犯了血案，无可奈何地藏身寺院，做了和尚；为了救林冲，受高俅迫害，连和尚也做不成了，只好落草辗转上了梁山。杨志跟林冲、鲁智深的性格都不相同，他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他的生活目的在于“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

当他失陷花石纲，丢了官时，仍没有放弃向上爬的想法。他积极采取贿赂的手段，企图恢复原来的官职。当受到梁中书赏识和提拔时，感激涕零，要死心塌地在他的门下做军官。直到失陷生辰纲，生命受到威胁时，才亡命江湖、逼上梁山。[9]

刻画人物，往往在人物第一次出场时，首先通过肖像描写，展示人物独具的性格特征，这是《水浒》刻画人物的特色。如第三回鲁达第一次出场时，通过史进的眼睛看见：他是个军官模样，“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络腮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

只几笔就揭示出鲁达这个粗莽正直的英雄性格。对行者武松，写他“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下子就揭示出武松精明英武的性格特征。[10]

《水浒》曲折动人的情节，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通过一个个场面展开、一个个细节描写、一步步地推向高潮。第23回写武松打虎的情节就是如此。第一个场面，写他在景阳冈下酒店一连喝了十几碗酒。接着第二个场面，写他走出酒店被店家喊住说：有大虫伤人和三碗不过冈。武松怀疑店家用心不良，决计过冈。第三个场面写他行数里，看见剥皮树干上写着有大虫伤人等两行字，武松将信将疑地仍继续上冈。第四个场面写他来到景阳冈上，看到山神庙前的印信榜文确信有虎。接着第五个场面才写他在冈上遇虎、打虎。在打虎这个场面中，老虎的一扑、一掀、一剪，武松一一躲过，以及武松的哨棒打在树上被折断，他就势按住老虎拳打脚踢，老虎以利爪刨出土坑等等，都是一个个细节。这些细节在写武松神勇的同时，扣人心弦地把情节推向高潮。[10]

类似的事件写出不同的情节，这也是《水浒》的显著特色。如林冲买刀和杨志卖刀[11]、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武松杀嫂和石秀杀嫂、江州劫法场和大名府劫法场、以及林冲起解和卢俊义起解等等，事件类似却写出了完全不同的情节，显示出生活丰富多彩和人物性格异彩纷呈。

《水浒》的结构是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纵贯全篇，其间连缀着一个一个相对独立自成整体的主要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自身在结构上既纵横开合，各尽特色，又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水浒》的这种独具特色的结构，是民间艺人“说话”特色的具体表现。与之相联系的是《水浒》的语言，它在群众口语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保存了群众口语的优点，具有洗练、明快、生动、色彩浓烈、造型力强的特色。

小说取材

《水浒》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

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李埴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的《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但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后三年多。[12]

宋代说书技艺兴盛，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

这是有关《水浒》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但龚开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

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后世的《水浒》基本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

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这部优秀的古典名著《水浒》。《水浒》的故事最初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从南宋开始就成为了民间口头文学的主要题材。流传下来的根据说书人编成的话本中就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13]

书名由来

《水浒》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四大名著之一。该书的作者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作者是施耐庵，而书名却是罗贯中所起。

二、全书是施耐庵一人所著。

三、此书是由施耐庵和罗贯中共同写的。

“水浒”出自《诗经·大雅·緜》中“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一句。但至于这个书名的确切含义，一直存在异议。

另一种说法是：作者施耐庵由于厌恶尔虞我诈的官场，仅供职两年，便辞官回到老家，一面教书，一面写《江湖豪客传》。书终于脱稿了，施耐庵对书中的情节都很满意，只是觉得书名欠佳。当时还是施耐庵学生的罗贯中建议书名为《水浒》，施耐庵一听，高兴得连声说：“好，好！这个书名太好了！‘水浒’，即水边的意思，有‘在野’的含义，且合《诗经》里‘古公檀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典故，妙哉！”于是将《江湖豪客传》正式改名为《水浒》。

第五篇：论汉乐府诗歌的艺术成就

论汉乐府诗歌的艺术成就

两汉乐府诗歌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最初用楚声演唱的乐府诗是《安世房中歌》。继《诗经》、《楚辞》以后，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两汉乐府诗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的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一下是对两乐府诗歌的艺术成就进行一次简单的概括。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关注现实，构成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

《汉书•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汉乐府诗歌作者关注现实、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激发乐府诗作者创造热情和灵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乐府诗所表现的大多都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当中的内容包括了对当时社会的苦与乐、爱与恨、生与死的人生态度，构成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

a、苦与乐：汉乐府诗歌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诗人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例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描写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疾苦，寄托了作者深切的同情，以恻隐之心申诉了下层贫民的不幸遭遇。在《东门行》中“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衣裳”，逼得男主人公不得不拔剑而起，走上反抗的道路；《妇病行》写妇病连年累岁，垂危之际把孩子托付给丈夫，妇病死后，丈夫不得不沿街乞讨，遗孤在家里呼喊着母亲痛哭；《孤儿行》写孤儿受到兄嫂的虐待，尝尽人间心酸。这些作品用白描的笔法揭示平民百姓经济上的贫穷，劳作的艰难，并且还通过人物的队会，行动，内心独白，表现他们心灵的痛苦，感情上遭受的煎熬。而《相逢行》、《鸡鸣》、《长安有侠斜行》展示的是与苦难世界完全不同的景象，反应的是富贵子弟的奢侈生活。《相逢行》描写的是一个黄金为门，白玉为堂的富贵家庭的生活。《鸡鸣》和《长安有侠斜行》则对富贵家庭地位进行了大肆渲染，“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 展现了一个富贵家庭不只是一人做官，而是兄弟几人同时做官，所任官职也不限制在俸禄为四百石的侍郎，而是高达二千石的大官。一面是饥寒交迫，连自己的妻儿都无法养活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群，一面是锦衣玉食、妻妾成群的富贵人家，两组诗形成对比鲜明，反差极大的两幅画面。让读者领略到人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两极世界。

b、爱与恨：汉乐府诗歌对男女两性之间的爱与恨作了直接的袒露和表白。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在两汉乐府诗中占有比较大比重，这些诗歌大都来之民间，或是出自下层文人之手，因此，在表达婚恋方面的爱与恨时，都显得大胆泼辣，毫不掩饰。例如《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当中接连例举了5种千载不遇、极其反常的自然现象来表现古代女子对自己意中人真挚、强烈的爱，来表白自己对爱情的矢志不渝。《有所思》反映的是未婚女子发现对方移情别恋后由爱变恨的变化和表现。女主人公思念的情人远在大海南，她准备了珍贵的“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想要送给对方。当听到对方有二心，她就依然决定毁掉这份礼物，“拉杂摧烧之”，并且“当风扬其灰”，果断地表示：“从今以往，勿复相思。”女主人公爱得热烈，恨得痛彻，她的选择是痛苦的，同时又斩钉截铁，义无反顾。

c、生与死：两汉乐府诗还表达了强烈的乐生恶死愿望。如何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古人苦苦思索的重要课题，两汉乐府诗在这个领域较之前代文学作品有更深的开掘，把创造主体乐生恶死的愿望表现的热别充分。例如：《薤露》认为人的生命短暂，不如草上的露水。露水干了大自然可以再造，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死亡使生命有去无归，永远消失。恶死和乐生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在表达人们对死的厌恶之情的同时又以虚幻的形式把乐生愿望寄托在与神灵的沟通上。《日出入》就是一个典型，由太阳的升降联系到人的个体寿命。太阳每天东出西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远没有尽头。然而人的个体生命却是有限的，生为出，死为入，一出一入变走完了人生的历程，从而和反复出入、永恒存在的太阳形成鲜明的对照。作者大胆地想象，期待能够驾驭六龙在天国遨游，盼望神马自天而降，把自己载入进入太阳运行的世界。《艳歌》则描绘出衣服进入天国的理想画面。诗人自己幻想自己升上云霄，来到神界仙乡，成为那里的贵宾。各路神仙纷纷为他而忙碌，诗歌超越个体有限的生命，到大彼岸世界之后的至乐。两首诗歌都把人神仙化，表达作者沟通天人的理想。

二、娴熟巧妙的叙事手法

两汉乐府诗歌中既有叙事诗又有抒情诗，但以叙事诗的成就更为突出，它的叙事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叙事诗的成熟。

a、两汉乐府诗叙事诗大多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当中大多数叙事诗多具有完整的情节，不局限于一两个生活片段，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描述的一般都是一个有头有尾、有连续情节的故事。例如：《孤儿行》通过行贾、行汲、收瓜、运瓜等诸多劳役，突出了孤儿苦难的命运。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情节更是波澜起伏，扣人心弦。通篇分三条线索进行讲诉，一条是刘兰芝与婆婆、兄长的矛盾及冲突；一条是刘兰芝和焦仲卿相互同情和日益加深的过程，这两条线索纠结在一起，情节跌宕起伏，让读者无形中去关注矛盾的发展和男女主人公的命运。

b、当中叙事诗详略得当，繁简有法。详与叙事而略与抒情诗其的一大特点。两汉乐府诗的作者具有比较自觉的叙事意识，在创造实践中努力吧叙事诗和抒情诗区别开来，是两者的形态呈现出明显的差别。当中的许多叙事名篇，都因叙事详尽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例如：《十五从军行》对复员老兵家园荒芜的景象渲染得非常充分，对老兵回家后的行动也有详细的叙述，老兵内心的感受病没有进行详细的描写，全诗以叙事为主。繁简有法表现如《陌上桑》中详写了众人观罗敷、罗敷夸耀夫婿的场面，其余则略写；《孔雀东南飞》首尾略写，中间太守家迎亲的场面详写，铺张扬厉，大肆宣扬。

c、叙事时注意场面描写，例如：《战城南》描写了将士战死后的景象：“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驾马徘徊鸣„„”作者极力渲染战场变成牧场之后死寂、悲凉的战场画面，勾画出一幅近乎死寂的阴森画面，寄托对阵亡战士的哀悼之情。

三、促进中国古代诗歌诗体的演变

两汉乐府诗歌对于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向四言诗向杂言诗歌和五言诗的过度。相继出现了五言歌谣、乐府五言诗和文人五言诗。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样式的变革往往和流行乐曲的声调有关。两汉乐府诗最初是配乐演唱的，它之所以在诗体形式上不同于《诗经》的四言句，既是诗歌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有乐曲的因素发挥作用。

汉乐府用楚声演唱的诗歌，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三言句和七言句，从而导致诗体的演变，这种迹象在汉初就已经出现，例如《安世房中歌》就是用楚声演唱的，其中第六章是七言和三言相杂：“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大山崖，百卉殖，民何贵？贵有德”。这首诗是用楚声演唱的三言七言相杂之诗，是对骚体诗歌的改造。汉代楚声的流行，对三言和七言诗句的大量出现起了催化作用。除了楚声外，另外在北狄西域乐和中土流行的五言歌谣这两种乐声的催化作用下，对乐府诗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东汉开始就有较多的文人五言诗。从西汉五言歌谣到乐府五言诗，再到文人五言诗，早期文人五言诗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