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叙事艺术

第一篇：《史记》的叙事艺术

《史记》的叙事艺术

一、沟通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虽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3000年的兴衰沿革。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如果说本纪是车毂，世家就是汇集于车毂的辐条。七十列传，是群星。《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

二、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在一起。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三、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在叙述李广事迹时，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如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谓的天意，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四、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

《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如《李斯列传》这是一件生活琐事，但却集中反映了李斯的人生观、价值观。《史记》人物传记写了许多生活琐事，司马迁之所以对这些生活琐事详加叙述，就在于它们在人物的活动中带有原始动因的性质，是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史记》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如《商君列传》总之，《史记》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与韩信将兵一样，是多多益善。无论是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如《陈涉世家》在叙述这两个事件的原委及经过时，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如写荆轲刺秦王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刺客列传》）；不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第二篇：开题《左传》与《史记》叙事艺术之比较

《左传》与《史记》叙事艺术之比较开题报告

一、研究意义

朱自清曾说：“《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文学的权威”表明了其文学价值之高、成就之大，足以为后世师法。而它的文学价值就体现在它的叙事艺术上。而《史记》则在此基础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本文拟从比较学的角度对比《左传》和《史记》的叙事艺术，以期能对两部史学巨著有更深入、细致的了解，便于理解古代叙事艺术在史传文学中的应用和发展。同时，通过对比梳理，也能更全面地探寻从《左传》到《史记》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轨迹，不但对研究古代史传文学、叙事文学甚至整个古代文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对启迪现代叙事理论的思维以及现代叙事手法也大有裨益。

二、研究目的

《左传》和《史记》都是从叙事的角度来写史事，风格同中有异，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左传》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先驱，而司马迁在此基础上，以更为成熟的技艺赋予《史记》更为文学性的特质。对两者叙事艺术的比较研究，目的在于将两者的叙事艺术直观、准确的展现出来，以此剖析两者在叙事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加深对其的理解，同时还有助于提高对中国古代历史写作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的认识。

三、研究现状及评价

目前研究《左传》与《史记》的著作、论文已经蔚为大观，叙事学研究也成为学界热点，相关论著层出不穷。清代刘熙载的《艺概》以“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来总结《左传》的叙事艺术。纷者整之指善于处理各种纷乱复杂题材；孤者辅之指力避孤立静止地记事，以名人的相关轶事作为正式事述说完后的补充；板者活之、直者婉之指叙写力避平直、板滞，除基本的以时为序外，兼用倒叙、预叙、追叙、插叙、补叙等；俗者雅之指善于发掘、发现事物蕴藏的深意；枯者腴之指叙写能突破史书只记大事，不记

小事，只记事之梗概，而不精描其细部的陋见，在简洁的基础上，又巧用特笔、衬笔等文学笔法，传神生动地叙事写人。刘熙载所概括的《左传》这六个方面的叙事艺术可谓切中肯綮，给人以深刻启发。

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在探究古代叙事学发展脉络，特别是在探讨《左传》、《史记》时代叙事传统方面作出了深入而扎实的研究。该书认为先秦时期是我国叙事传统的形成时期，先秦史家叙事存在事实与虚构交融互渗的倾向，这种“虚”与“实”的交错不仅体现在对对卜筮、梦兆等神秘事物津津乐道般的叙述，还表现为一种以全知角度对情节的扩充、虚构和再造。这一观点有助于支持本文关于《左传》与《史记》叙事视角的对比。

孙绿怡的《<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则以《左传》为研究主体，兼论及《史记》与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的关系。该书认为相对比《左传》而言，《史记》更善于提炼和选择叙事材料，集中表现人物性格，且通常将人物置于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个性，《史记》在记录历史真实的同时，还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性，而这种倾向性又是通过对历史的记录传递出来的。该书对于探讨《左传》和《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很有价值，其前述观点阐明了在对人物的描写方面，《史记》塑造的人物形象更为饱满，而《左传》则略有欠缺。

在论著研究中，还有很多其他值得关注的成果，如丁琴海的《中国史传叙事研究》从叙事角度和叙事时间方面，对比分析了《左传》和《史记》的叙事特色。此外，王靖宇的《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张新科的《<史记>与中国文学》、可永雪的《<史记>文学成就论稿》等都对《左传》和《史记》的叙事艺术方面有所涉猎。

在论文类中，关于《左传》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童庆炳的《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左传>叙事艺术论略》，在文中，作者认为，《左传》是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和开篇，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强调“故事情节化”，最早就是从《左传》开始的，《左传》通过揭示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把史实情节化。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顺时序的演进多，《左传》的叙事按自然时间演进的占了绝对多数，这主要是受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守时、顺时观念的影响。《左传》的叙事视角是史官的视角。史官的叙述视点处在“真”与“幻”之间，“隐幽”与“直笔”之间。

张新科的《<左传>叙事文的艺术结构》一文认为，《左传》的作者在研究事物发生发展的外部联系、内在联系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的前提下，慧眼识途、长辔远驭，通过叙事时间的变化——包括叙事速度的加快和打破正常的时空顺序等手段，巧妙地达到承上启下、明断暗续的叙事效果。《左传》叙事文章不同于史料纪实，看起来曲折生动，给人以“曲径通幽”之感，在于它能够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对史料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而这种加工并不是随心所欲，《左传》的作者很好地协调了文章结构的变化性与文章主旨的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因而文章结构既有外在的曲折，又有内在的中心，两者相得益彰。在文章结构方面，《左传》常采取“前埋伏笔”与“后文对应” 的方法，使整个文章首尾呼应、浑然一体。

无论是童庆炳还是张新科都对《左传》的叙事艺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关于《史记》叙事艺术的研究论文，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纪丽真的《特异性追求：<史记>的叙事策略》，该文认为《史记》的叙事策略为：有意追求特异性，即司马迁在叙事上特别注重事件的传奇性与戏剧性。这使其材料选择、情节安排、艺术手法上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和表现。首先是司马迁在材料的选择上特别注重具有特异性的事迹和情节；其次，追求特异性的叙事策略使得司马迁在叙事中特别注意情节的组织安排，以情节的曲折性、戏剧性突出人物事迹、人物性格的特异性；第三，此种叙事策略在艺术上的另一种表现，是运用对以往历史记载进行“踵事增华”的手法，即在描写上添花叶增波折，把描写对象的某一点推到极致，增强内容的特异性。杨丁友的《“其文直，其事核”——<史记>叙事特点研究》，文中以班固对《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评价为出发点，具体分析了《史记》叙事的实录性特点，认为其有三个表现：“考而后信”；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简笔交代，不枝不蔓。

另外，车颖的《<左传><史记>叙事艺术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从叙事学的角度较为详细地比较了两部史学巨著的叙事艺术，对本文的写作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自古以来，学者们便已着手《左传》和《史记》的研究，现今，对《左传》和《史记》的研究更是比比皆是，以叙事学为角度的研究从总体上看也已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或从叙事时间，或从叙事视角，或从叙事者，或从叙事模式，或从

作品中的人物。本文的叙事艺术角度囊括了这些方面。

四、提纲

引言

一、《左传》、《史记》叙事艺术的相同点比较

（一）叙事中的文学特质

历史叙事，是不加任何文学化、艺术化的渲染、修饰，而是严格按照历史史实的发展过程，将其以文字抒写形式客观呈现出来。而《左传》和《史记》在述说历史的过程中适当地加入了想象和艺术刻画，以故事化的方式赋予了其戏剧性，历史叙事中融合着文学性叙事。

（二）叙事中体现作者思想

《左传》和《史记》作者通过对历史充满文学性的叙述，将叙事者本人、叙事者所代表的阶层的价值取向、道德评判、立场倾向等或直白或隐晦地表达出来。

（三）叙事手法的多样性、生动性

（1）顺序、倒叙、插叙、补叙等叙事手法的运用

《左传》和《史记》运用了顺序、倒叙、插叙、补叙等多种叙事手法。（2）力避平铺直叙，生动鲜明、脉络清晰

《左传》、《史记》运用大量叙事手法，加之以特笔、衬笔、伏笔、互见法等，使得历史的叙事跌宕起伏、精彩绝伦、生动鲜明，而整个叙事过程中《左传》的以时为序和《史记》的纪传体写法（对人物的叙述也基本按照时间顺序）都贯穿着时间的主线，脉络清晰。

二、《左传》、《史记》叙事艺术的不同点比较

（一）《左传》、《史记》叙事者的比较（1）左丘明与司马迁的写作心态及角度

《左传》和《史记》都包含对民众的拳拳关怀，但《左传》更多的是出自精英阶层的自上而下的悲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事实上都是统治者，这与左丘明所代表的春秋时期鲁国史官阶层作为统治阶层代言者的角色定位有关。而《史记》由于其作者司马迁自身的遭遇、早年的游历等，在叙事角度上，往往偏向于下层阶级，流露出一种更为民间的姿态和情怀，其关注的范围延伸至历史上的社会各

阶层人民形形色色的活动，延伸至历史上的社会之每一个角落的民族，从社会的上层到社会的下层，从中国的本部到中国的四周，无所不纪。且司马迁在叙述下层阶级时表现出接近于被叙述对象的立场、倾向。

（2）主体意识的萌发——从“君子曰”到“太史公曰”的转变

《左传》中对历史史实评论行为的发出者被命名为“君子”，“君子”是被模糊了个体身份特征的同阶层人群集合体，即春秋时期上层史官阶层。论述主体将自己隐藏在“君子”之称之后，气评论更常见的形式是由事件中相关人物（或为参与者，或为旁观者）基于对事件本身的分析、判断之后言说出来，如各国谋臣策士的议论劝谏之辞。而《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则使论述主体从幕后走向了台前，司马迁在进行历史评论的时候，完全以“自我”的身份，充分彰显自己的历史见解和感悟，意味着主体意识的萌发。

（二）《左传》、《史记》叙事技巧的比较

（1）叙事视角的不同——《史记》更为灵活、开阔的视角

在《左传》中，叙事者纯粹以第三人称形象出现，以全知的视角记录所见所闻，并在其中表达对人、事的评论，但在全知叙述中带有某种程度的限知性，在这些限知性叙述中，通过所述人物的视点，使其获得自我表白，提高论述对象的形象生动性，但这种角度的叙述并没有得以灵活且生动的运用，不甚突出。在《史记》中，司马迁使叙事者的全能化程度更为提高和全面化，在保持一贯开阔的时空视野时，将事件的完整轮廓收诸眼底，即有对集体命运的把握，又有对个人内在心理的发掘，转用故事数位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一方面尽量转用聚焦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另一方面又保留了用第三人称指称涉聚焦人物以及对其进行一定描写的自由，既在人物之内又在人物之外，叙事视角更为灵活、开阔，叙事层面更具立体感。

（2）叙事立场的差异——“国”与“天下”立场的转变

《左传》处于群雄争霸的初起阶段，生存的危机充斥于各国，因此它所站的立场必然是“国”的立场，着眼于如何体现本国利益，以冀在与别国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体现出一种对本国命运的现实危机感和责任感。而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大一统的西汉，其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方面正处于鼎盛和繁荣的时期，这使得司马迁在《史记》的写作中呈现出一种胸怀“天下”的自信与担当。

（3）叙事体例的区别

1、以时为序——《左传》的时间脉络

《左传》的体例是编年体，严格依从时序叙事。但在个别段落中，时间的线性流动常常被“倒叙”等叙事手法打断。但总体上还是严格以时为序。

2、传记文学——《史记》的纪传体

《史记》的体例是纪传体，以人物为主体，将人物事迹多层次复合、多向度有机连缀。叙事者关注的重心在于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使得读者在阅读之后对人物的性格、特色有个生动的印象。结语

参考文献：

专著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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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6]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7]杨燕起：《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8]丁琴海：《中国史传叙事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9]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10]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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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论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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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贺陶乐：《对刘熙载论<左传>叙事艺术的阐释》，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3]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左传>叙事艺术论略》，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4]张新科：《<左传>叙事文的艺术结构》，载《人文杂志》，2005年第3期。[5]可永雪：《论<史记>在叙事上对<左传>的继承和发展》，载《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6]杨丁友：《“其文直，其事核”——<史记>叙事特点研究》，载《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7]纪丽真：《特异性追求：<史记>的叙事策略》，载《齐鲁学刊》，2003 年第 3 期。

[8]宋擎擎：《叙事中的时间——<左传>与<史记>中的时间观》，载《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5年10月。

[9]刘宁：《<史记>叙事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5月。[10]吴美卿：《<左传>的叙事特色对<史记>创作的影响》，载《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11]胡文祥：《比较学导论》，载《科学学研究》，1994年第3期。

[12]Slupski, Z.（2001）.The Literary Structure of the Chunqiu(non-Roman script word)and Zuo zhuan(non-Roman script word).Archiv Orientáln.Vol.69,P51-60.[13]Michael Quirin(1986-1987).Chun Qiu Zuo Zhuan Zhu by Yang Bojun;Zuo Zhuan Yiwen by Shen Yucheng.Monumenta Serica.Vol.37,P366-370.[14]Narrative Arts（2012）.Women's Wear Daily.Vol.203, No.86, P10.[15]Carol M.Megehee;Arch G.Woodside(2010).Creating visual narrative art for decoding stories that consumers and brands tell.Psychology and Marketing.Vol.27, No.6,603-622.[16] O.Conolly;B.Haydar(2001).Narrative Art and Moral Knowledge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Vol.41, No.2, 109-124.

第三篇：史记的艺术特色

1、《史记》的艺术特色：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

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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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

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然即溺（尿）之！”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宫殿，惊叹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用了乡间的土语，表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的。

前已提及，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绝好手段。因为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和能力、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同样的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司马迁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场景中来表现的。

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

2、《汉书》的艺术特色

司马迁的《史记》，记事止于武帝太和年间。其后一些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等都曾做过续补《史记》的工作，其中班固之父班彪的《史记后传》六十五篇最为著名。班固便以《史记》的汉代部分和《史记后传》为基础，编成了《汉书》。大体武帝以前的历史记载多采用《史记》原文，作了一些改动补充；以后部分，多本于《史记后传》。其体例基本上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全书共有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总计为一百篇，一百二十卷。记事起于汉高祖元年，迄于王莽地皇四年。《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汉书》是第一部断代史。后来的“正史”，也都是断代史，其体例也大都以《汉书》为基准。

《汉书》在古代享有极高的名声，与《史记》并称“史汉”，或又加上《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四史”。但实际上，《汉书》在许多方面都难以同《史记》相提并论。班固开始是私下修撰《汉书》的，并因此而下狱。后来明帝读了他的初稿，十分赞许，召之为兰台令史，让他继续《汉书》的编著。所以，《汉书》实际是奉旨修撰的官书。班固本人，又具有强烈的正统儒家思想观念。所以，《汉书》中既不具有司马迁那种相对独立的学者立场，更不具有司马迁那样的深刻的批判意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班固甚至是同司马迁直接对立的。只是，我们应该承认班固是一位严肃而有才华的历史学家。他作为东汉的史官记述西汉的历史，又自有其方便之处。因此，站在儒家传统的政治立场，他对西汉历代统治的阴暗面也有相当多的揭露，对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也表现出惺惺相惜的同情。

班固又是东汉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从传记文学来看，《汉书》虽逊于《史记》，但仍写出了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盖宽饶传》、《张禹传》、《东方朔传》、《朱买臣传》、《霍光传》、《王莽传》、《外戚传》，都是公认的名篇。一般说来，班固的笔下不像司马迁那样时时渗透情感，只是具体地描写事实、人物的言行，却也常常能够显示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如《张禹传》写张禹的虚伪狡诈、善于阿谀取宠以保权位，不动声色却能入木三分。最为人传诵的是《李广苏建传》中的李陵和苏武的传记。这两篇感情色彩较浓，其感人之深，可与《史记》的名篇媲美。如写苏武拒绝匈奴诱降，受尽迫害犹凛然不可屈的情景：

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公羊），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中（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又如写投降匈奴的李陵送苏武返汉时的复杂心情也很出色：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

虽驽怯，今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略）陵泣下数行，因与武绝。

这两节，写英雄人物苏武，固然生动强烈地显示了他对自己民族的浓厚感情，写降敌人物李陵，也揭示了他的悲剧命运和复杂的心情，都不流于公式化和脸谱化，这种地方可说是深得《史记》精髓的。

《汉书》的语言风格与《史记》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它详赡严密，工整凝炼，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重视藻饰，崇尚典雅。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固传》）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这也代表了汉代散文由散趋骈、由俗趋雅的大趋势，值得注意。喜欢骈俪典雅的文章风格的人，对《汉书》的评价甚至在《史记》之上。参考资料：《中国文学史》 章培恒 骆玉明

第四篇：《史记》读后感心得——《史记》的叙事[模版]

《史记》叙事艺术探微

远有班固云“汉之得人，于滋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①近有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散文的艺术成就，代表了汉代文学的高峰。如上所评价的正是《史记》在语言艺术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史记》作为一部杰出的古代散文著作，除语言艺术上的绝伦之外，使其在文学史上取得一席之位并谱下光辉的篇章的最突出的成就还有它的章法结构、历史叙事与人物刻画方面的突破。这里主要就其语言艺术、章法与叙事方法作初步的探讨。

（一）《史记》的语言艺术性

《史记》作为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的兴衰沿革，各色人物以及与其相应的故事传说在这样一条奔涌的历史长河里跳跃，成为口嚼不烂的经典，为历代人所传诵。人物历史事件纵横交错，相辅相成，在平凡的事件中蕴涵深刻的思想哲理，而司马迁是如何做到的呢？如果采用平淡无奇的叙事手法，固然能将故事内容交代清楚，却无法将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人物性格的典型意义、故事内容的思想感情完美的体现出来，而司马迁之所以克服了一般历史叙事的弊病，恰恰在于他具有非凡的语言驾驭能力，也就是说《史记》的成功秘诀之一正是它的语言的艺术性。所以说，《史记》的本质是人物传记的散文，一些非人物传记虽大都带有政论性色彩，但更是典型的散文叙事。下面就其所取得的语言成就做一下简略的阐述：

首先，作者叙述、描写语言的准确、生动、传神。且看《留侯世家》张良取履的精彩片段：

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②

司马迁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生动传神的叙事，一方面巧妙地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并使之极具神秘性与趣味性。凡圣人必有奇遇，这里并没有说他如何“圣贤”云云，却赋予了张以神性，奠定了“汉初三杰”的基础，预示其将成为刘邦的左膀右臂以及成为刘政治军事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之一的基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更突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揭示出使其名留青史的内在因素。司马迁对张良“下取履”、“长跪履之”、“夜未半往”等动作的描写，以及对他“愕然”、“强忍”、“大惊”、“随目之”等人物心理的刻画，把张良的谦虚、克制、忍让、有礼貌等优秀品质写得令人感动。眉目间的神情、心理活动的一张一弛引人入胜，一个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人物顿时跃然纸上了。

《史记》语言描写的生动传神准确还表现在对各种紧张激烈场面的描写上。如《荆轲刺秦王》中描写秦廷惊变的扣人心弦的场面：

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恐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诸郎中执兵，皆阵殿下，非有诏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轲。秦王方还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王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复击轲，被八创。③

作者在狭小的空间中紧紧抓住动人一刻，深入表现，无论是画面布局还是人物形态的描绘、动势均表现出高超的技艺。

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展现蔺天才外交能力的场面：

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鲊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④

以及《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等等。运用这种手法不仅使内容更加严密，而且使文势急中有缓、有起有伏，形成波澜。

其次，是人物语言的高度个性化。《史记》中人物形形色色，性格特征明显，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当然，这跟他别具匠心的个性语言描写是分不开的。清代王鸣盛说：“项之言，悍而戾；刘之言，津津不胜其歆羡矣。”⑤《陈涉世家》中陈涉语：“壮士不死则矣，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⑥等等，个性鲜明。此外，议论语言的感情饱满、风神飘逸，语言风格浑厚，富有韵律感、气势感。

（二）史记的章法与叙事手法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旨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以十二本纪为纲领，十表、八书作补充，以世家、列传为枝叶，形成纵横交错、内容庞大的叙事网络，其中有“序帝王”、“记侯国”、“系时事”、“详制度”、“志人物”。“成一家之言”是说他要在记叙历史中阐明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表明自己的态度。叙事说理，水乳交融。刘向、杨雄叹服司马迁的叙事手法，称赞他“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⑦吴见思语：“《史记》一书，一参差错落、穿插变化为奇，而笔法句法，绝无一律。”⑧刘熙载云：“《史记》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⑨这都指出司马迁叙事技法高超，言外有意，各线叙事交错，浑然一体，波澜壮阔。经典之作有《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魏其武安侯列传》等等。《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以时间为顺序，又兼顾各传记的内在联系，它有分传，又有合传，合传则遵循以类相从原则。如果将《魏其武安侯列传》的三位主人公窦婴、田玢、灌夫分别立传，则只是多个人的几个事件的简单组合而已，在整部《史记》中将会显得累赘而无意义。而司马迁以三人为主线，穿插许多历史人物，共同构成一副政治风云图，把西汉宫廷内外的矛盾斗争的丑恶揭露得淋漓尽致，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正如清人郭嵩涛云：“魏其、武安、灌将军，个人有以其盛衰相次言之，合三传为一传，而情事益显。”⑩

人物传记采用了许多生活琐事组织故事，生动反映出人物性格，有些以小见大，预示出人物将来成功的性格因素，如张良取履中闪耀着忍让、克制、谦虚、理智的光辉；有些则揭示出人物人性的弱点，暗示人物将来的处事动因，隐藏着悲剧的命运。如《李斯列传》开头对李斯小时的环境及其言行的描写，事虽小却集中体现出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正如李斯所言：“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哀莫于穷困。”⑾最终导致悲剧的命运。

《史记》中作者巧妙地将自己的思想、评价融入其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憎情感，突出了其叙事散文的艺术特色，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形成独有的“太史公曰”。这种独创性使《史记》脱离枯燥的史事记载，使其更具文学性，能更充分的表达主题。《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嗟乎，惜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司马迁既慨叹英雄气短，又探求原因，惋惜剑术不精。《项羽本纪》末：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寐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⑿

可见，司马迁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并不只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往往体现出一中追根溯源的精神。他先是肯定了项羽“近古以来未尝有”之功绩，表示赞赏。既而揭示项羽“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的原因，即“自矜功伐”，“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啊。最后批评他死不悔改，引用“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画龙点睛，突出了文章的主题。而这种情感基调更是贯穿全文的始终，并在人物典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塑造了一大批活生生的缔造历史的丰功伟绩者、令人产生悲痛感的悲剧英雄和讽刺性的卑鄙可笑的小丑。故事内容蕴涵强烈的批判意识，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百态及其变迁。

当然议论的渗入，情感的流露可能导致与史实的冲突。除了司马迁本身的原因，其中包括自身认知结构、身世境遇之感，即所谓的“发愤以著书”之外，作者为了阐述自己的立场，因而对人物语言、故事情节发展的叙述可能偏向于一种情感，甚至对人物的评价偏激了或陷入宿命论。当然，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局限问题。但如果只是纯客观的叙述而不带任何情感，那么它的艺术性将消失殆尽，巧妙的构思与细腻的笔法将毫无用武之地，司马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许也将从青史上除名了。

司马迁高超的叙事手法使故事内容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同时穿插多条辅线，有详有略，使各色人物充分显示出自身的光点与斑点，次要人物与次要事件的推波助澜，使故事情节高潮迭起，回味无穷。

总之，单从《史记》的语言艺术与叙事手法来说，就已开创了我国古代艺术叙事的新领地，为后来几百几千年乃至今都产生重要的影响。无数文人墨客文学家们纷纷钻入这片领域，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作为一股潮流，几千年以来从没有停止过，并将继续涌向前方

第五篇：《史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读书有感

简叙《史记》思想内容上的特色

贵阳图书馆 任瑞羾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这部书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总结了我国民族三千年发展的历史。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十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一些重要事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是记叙诸候王国和辅汉功臣。“列传”是一般人物传记。在这五类中，除“列传”中有许多篇具有很高的传记文学价值外，还有一些“本纪”和“世家”也是杰出的传记文学作品。

《史记》写了三千年的历史，详细记载的却是从战国时代起，特别是汉初的时代。它所写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在《平准书》里，叙述了汉武帝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形。在《货殖列传》里，描写了当时各地生产和交易的现象。在《礼书》、《乐书》等篇里，叙述了文化生活的某些方面。在《大宛列传》和《西南夷列传》等篇里，叙述了邻近各国和民族的历史。总之，从经济、政治、文化到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都有广泛的描绘。这些作品有的是很生动的富有表现力的散文，能引人入胜。但是，《史记》的最精彩的部分还不在于这些富有文学意味的论述文字，而在于一些描写得栩栩如生的人物传记。

《史记》里面的人物传记包括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它写了许多帝王将相，也写了刺客、游侠、和占卜的人。它还写了农民起义的领袖，失败的历史人物，等等。

《史记》写这些人物，不是客观主义地描写，而是在几乎每个人物身上表现了作者的爱憎。作者对这些人物的爱憎态度又是和作者的整个思想联系起来的。

在《史记》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几个物点：

首先，司马迁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和批判的精神出发，对于封建帝王就持有和当时封建统治者不同的态度。当时封建统治者大讲阴阳五行之学，对刘氏的获得统治权一事，加以神秘化。司马迁在写到汉高祖（刘邦）时，虽然也写了一些神异之处，但基本上却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还它历史本来面目。对刘邦这个人物，写出了他坚忍不拔等一些长处，同时又写出刘邦的一些无赖行为和他的奸诈性格，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其次，《史记》里面在写到秦朝统治政权的灭亡时，对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吴广“首发难”之功作了充分的估价，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把陈涉和商、周的开国之君汤、武并提，写了《陈涉世家》。在这篇作品中，对他们起兵时的情形作了详细的描绘，写他们在被“谪戍”渔阳途中遇雨误期，按法当斩，但他们决计反抗，揭竿而起，终于推翻了秦的统治。作品里面歌颂了这些事迹，写得有声有色。末尾对他们的失败以爱抚的笔意寄予了同情。以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出身的历史家对农民起义领袖作出这样公正的评价，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少见的。再次，《史记》里面写一些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物，常常热情地歌颂他们身上的一些优良品质。像《魏公子列传》里写的“夷门监者”侯嬴和“市井鼓刀屠者”朱亥，他们都是接近社会底层的人物，但《史记》里面写他们都具有傲骨。这部书在《刺客列传》里所写的刺客聂政、荆轲，《游侠列传》里所写的游侠朱家、郭解等，有的是市井细民，有的是小地主，他们在社会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不过是“行险侥幸”的“小人”，但司马迁却在笔下酣暢淋漓地叙写他们的事迹。在《游侠列传》里，他还特意把朱家、郭解等和那些“朋党宗疆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暴豪之徒”严格地分开，他的同情是寄托在朱家、郭解等这些人物身上。《史记》热情洋溢地歌颂侯嬴、朱亥、聂政、荆轲、朱家、郭解等这样一些比较下层的人物，表彰他们的一些优秀品质，而在封建时代那些正统的历史学家看来，却认为是“退处士而进奸雄”。这里正显示了司马迁思想的高出于那些正统的思想家和学者之处。

这三点是《史记》在思想内容上的明显特色。作为历史著作来看，以后封建时代两千年的“正史”，绝少敢于大胆地写这样一些内容。在文学史上，敢于讽刺当朝的开国之君和在位皇帝，敢于正面地歌颂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的作品也不是很多的，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的作品则一直到宋以后才产生。《史记》继承了《春秋》的“寓褒贬”的精神，但和《春秋》又有不同。《春秋》的“褒贬”，是用文字暗示出来的，而《史记》“褒贬”，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描绘来表现；《春秋》的“褒贬”，主要是根据统治阶级的伦理纲常观念来写，《史记》的“褒贬”，却包含了人民的观点。《史记》的批判精神是十分突出的，它不但对历史人物作出了批判和肯定，而且写了当代历史，对当代人物的批判态度尤其鲜明，它所批判的涉及了当代政治、社会、学术思想等各个方面。在它所肯定和歌颂的一部分人物中，有一些在当时社会里面是地位比较卑微的。这是也贯穿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在他看来，这些地位虽然比较卑微的人物，却具有某种优良的品德，他们比那些王候将相还可贵。司马迁的这种批判精神和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有关系。他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观察总是和分析问题，能够具有比较清醒的头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是站在思想的顶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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