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水浒传的艺术特色与主旨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
（一）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富于个性特色的典型形象；
（二）与内容相适应的艺术结构；
（三）语言富于个性化和形象化。下面稍作一点补充说明。
一、水浒英雄人物个性描写得特别成功的有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宋江等人，然后是燕青、石秀等，其余的不能说是很成功。这是由于一百零八个好汉在前七十回全部出 场，刻画的时候有主次之分。上述诸人实际上是主角，每个人的故事情节丰富，占的回合很多，个性就比较突出。从第二回至第七十回，几乎每一回都有好汉初次登场；但水浒显然是以故事带动全局，而不是以人物个性的发展带动全局，所以其中若干回流于空洞化，公式化，面目模糊。例如第四十四回，杨林、邓飞、孟康、裴宣、杨雄、石秀六人分别登场，除了拼命三郎石秀为了杨雄而呕心沥血，显得机智勇敢外，其它各人只是轻轻带过，形象并不突出。
二、水浒故事的发展基本上是单线式的。你看故事中提及话分两头的情况并不多，可见一斑。前面提过，好汉并非一下子全部登场，而是这个带出那个，或一个引来几个。直到第七十回，还有没羽箭张清、花项虎龚旺、中箭虎丁得孙和紫髯伯皇甫端四人加入聚义，结果就像支流汇主流，成为一片汪洋，卷起了滔天巨浪，故事也就近乎结束。这种写法其实比较容易，如果不是为了凑足一百零八个好汉，中间删去若干回合也于全书无损。而七十一回排座次后，除了燕青和李逵的一些情节尚可一读，精彩故事已经不多，成为可有可无之篇幅了。
有些细节写得并不成功。例如第六十二回，写奸夫李固买通官府欲害死卢俊义。柴进出一千两黄金反收买押狱蔡福，叫他不要下手，但是跟着就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后来董超、薛霸在半途欲施展故技，谋害卢俊义，梁山竟无人注意，全靠燕青救主，才保住性命。宋江当初对卢俊义非常重视，才设计使之堕入罗网，到了卢俊义自身难保时，却疏于照顾防范至此。这就非常不合理。
水浒常常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来显示人物的个性。第三回写鲁智深明知镇关西已经没有气息，逃走时却故意回头指着郑屠尸说：“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而去，可见其机智过人。正因为他有心思，后来察颜辨色，一早埋伏野猪林窥视公差，拯救林冲，也就顺理成章。
三、水浒语言描写，口语表达得最传神的确是李逵。其粗豪、没有机心、没有教养之风格形貌活灵活现。
另外可以强调一点的是，《水浒传》有许许多多的情节或片段的描写是非常生动的，例如武松打虎，杀嫂，李逵杀虎，宋江杀惜……细微之处，使人如身历其境，拍案叫绝。《水浒传》的艺术成就:（1）、白话语体成熟的标志；（2）、同而不同的英雄群像；（3）、传奇性与现实性的结合；（4）、连环勾锁、百川入海的结构。《水浒传》主旨
《水浒传》的主旨在不同时期、不同立场、态度的评论者那里有着不同的看法。明清两代或主张“忠义”说，或主张“诲盗”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也有人认为是“为英雄传说立传”。
明代杨定见在《忠义水浒全书小引》中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忠义”说建立。小说中以宋江为首的好汉在梁山时就“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体现为“忠”；后来受到朝廷招安，更是为朝廷剿灭众多的反叛者。甚至宋江在为奸臣毒害致死前，他怕李逵造反坏了“忠”字，而不惜毒死了他，说出“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话来，其“忠”可见。至于“义”字，更是梁山好汉的座右铭。如仗义疏财，济危扶困；一人遇难，众好汉不避凶险，舍命相救等侠义行为，是小说情节的核心。所以，“忠义”说为世人所接受。
但是，从统治者的角度看，《水浒传》宣扬的主要是犯上作乱，反叛朝廷；加之成书之后影响巨大，文人借此批判现实，历朝历代一批批的义军都将其作为造反起义的教科书，所以封建统治者恨之入骨，把它称作一部“诲盗”的“贼书”，厉行严禁。他们认为：“世之多盗，弊全坐此，皆《水浒》一书之为祟也。”“诲盗”说代表了封建正统的价值标准。
《水浒传》之所以受到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歌颂了英雄，歌颂了智慧和真诚。“水浒”英雄大都是“力”与“勇”的化身，有的是智慧的代表，当这种勇力和智谋表现在为百姓抱不平，伸张正义时，更能引起共鸣。而仗义疏财，豪情相交，“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称分金银”，更使小说蒙上了一层特殊的江湖豪侠气息，使“为英雄传说立传”说很有群众基础。
近代，一些人把《水浒传》描写的梁山世界看作一个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群体，好汉之间亲密无间，人人都拥有发言权，带有很强的民主色彩，这样的理想境地和近代社会要求民主、民权契合一致，于是《水浒》成了“倡民权、民主”的“政治小说”。
解放以来，特别是冯雪峰的《回答<水浒>的几个问题》发表后，“农民起义”说占据了主导地位。《水浒传》展示了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农民起义，虽然其领袖并非出身于农民，队伍的成员也很复杂，但是其基本队伍由庄客佃户、农民渔夫组成，他们有一种“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渴望“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思想，与整个封建国家相对抗，其性质应该是农民起义。特别是作者站在造反英雄的立场上，揭露了“歼逼民反”的现实，提出“造反有理”的思想，热情讴歌造反英雄，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艺术地再现了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并从中总结了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水浒传》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史诗。
1975年伊永文的《<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提出了“市民”说后，一些学者相继从小说中的领袖出身、队伍组成、政治口号和发动战争的性质等角度分析论证《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他们认为，《水浒传》中“义”占有突出地位，“仗义疏财，济危扶困”的理想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反映了下层群众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戮力相助”，而且更深刻的反映了由于城市居民、江湖游民等队伍的不断扩大，社会道德规范正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代表了广大百姓的愿望和意志。1979年起，又有学者用“忠歼斗争”说来解释小说的主题。认为：小说在歌颂宋江等梁山好汉“全仗忠义”，“替天行道”的同时，深刻揭露了从朝廷到地方一批批贪官污吏、土豪恶霸的“不忠不义”。他们狼狈为奸，把整个社会弄得暗无天日，民不聊生，直接导致“歼逼民反”。作者揭示了这样一个社会悲剧：“全仗忠义”的英雄不能“在君侧”，而反倒“在水浒”；“替天行道”的好汉最终被“不忠不义”的社会所吞噬。忠歼斗争留给作者极大的痛苦和深沉的悲哀。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辩难和讨论，目前学界大致认为“农民起义”说、“市民”说和“忠歼斗争”说从不同角度立论，均有一定合理性，相互之间可作某种补充和包容。第一种意见认为宋江是“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士”。这里“替天行道”的
意思不是要取天子的地位而代之，而是由于奸臣当道，天子遭受蒙蔽，导致天下
大乱，梁山好汉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天子诛除奸佞，恢复朝纲。因此宋江的目的不
是要推翻宋朝，而是本著一片忠义之心，矢志报效朝廷，并且还要镇压其他不忠
于宋廷的造反者。概括言之，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种观点正反映了
“一百二十回本”的精神，因为“一百二十回本”的后半部正是讲述梁山好汉如
何在奸臣的百般阻挠外，仍然不负朝廷所托，讨平边患和叛匪。是故“一百二十
回本”又称《忠义水浒全传》。
第二种意见认为宋江是“贼首”和奸恶之徒，删节《水浒传》的清代文人金
圣叹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被删去的后五十回是叙述梁山好汉受招安和报效朝廷，正是显示宋江“忠义”的情节。因此金圣叹删去后五十回除了因为其情节、文字
较前七十回拙劣外，其实还有一笔勾销宋江“忠义”性质的用意。除了删去原著
后半部分外，金圣叹还窜改《水浒传》的内容。虽然他所窜改的地方一般只是一
些细微部分，而非主要的故事情节，但其用意是要透过某些细节显出宋江的奸猾，以达到某种“微言大义”的效果。例如他对跟随晁盖前往攻打曾头市的头领名单
作了某些更动，使名单中的头领尽是当初跟随晁盖上山或拥立晁盖的头领，以此
暗示梁山已分裂为“亲晁盖派”和“亲宋江派”，而只有前者跟随晁盖出战。这
样金圣叹便塑造了一个架空并篡夺晁盖领导权的宋江形象。
第三种意见认为宋江是农民起义军领袖，这主要是就前七十回而说的，因为
前七十回的主要情节正是讲述梁山好汉（包括宋江）如何被迫上梁山，并进行反
抗官军，乃至攻州夺府、杀害朝廷命官的活动。这种意见是中共建政初年内地的主流意见，这可能是由于当时一般人只知有“七十回本”，因而只著重看宋江造
反的一面。虽然宋江的受招安意图在前七十回已略见端倪（注４），但由于“七
十回本”是以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结局，正是造反的巅峰期，因此造反主题非常
突出，而受招安主题则被掩盖了。
第四种意见认为宋江是投降派，是农民起义的叛徒。这种观点最盛行于文革
**时期，尤其是在“四人帮”发动“评水浒”运动之后。这种观点可以毛泽东
对《水浒》的批示以及文革时期多篇批判宋江的文章或刊物（例如《宋江析》）
作为代表历来对施耐庵《水浒传》之主旨仿佛大多是围绕着农民起义军与皇帝的对立而说的，批判施耐庵所写的“招安”一节乃是“向封建统治者妥协”一说。鄙人读水浒，却觉得里面固然有“官”“贼”对立，农民造反，更多所抒发的是对人生聚散的慨叹，对自由的渴望，由情节的发展决定，“散”成为了“聚”，而“聚”必然面对的是个性的抹杀，每个人不再是自由自在的个人，而成为了集体中的一份子。单独行动变成了集体行动，“管”的力量由以前的“官府”变成了自己一手建立的集体，旧的束缚被新的束缚取代，而被束缚了的正是鲜活的个性与创造力。为解决这个矛盾，作者自觉不自觉的（或者说是情节决定的）要把“聚”还原为“散”，（这似乎也是聚散本来的循环逻辑）于是，由于外力的影响（深一步可以说是内在的矛盾），好汉们终于如萍飞絮散，生离死别，既是悲剧，又很无奈，造成了巨大的悲剧感。悲剧性就在于这种悲剧似乎没有一个解决的途径，一切看来都是必然的，跳不出命运的安排。一方面，是人对束缚解除的强烈要求，这种要求的对象，小则是“官府”，大则是一切束缚（“不怕关，就怕管”——想想阮氏兄弟在梁山泊的芦花荡里架船打鱼的画面是多么逍遥惬意！）另一方面，则是各种束缚的无处不在。因为想解除束缚，追求公正起义上山，却又发现新的束缚迅速代替了旧的，“自由”的滋味和理想中仍差的很远，虽然有人超越了这一点（阮氏兄弟，他们一直是很逍遥畅意的），但整个小说却以“自由梦”的破灭结束，带给读者以巨大的悲剧感，将此归于“宿命”，实则是对不可抗拒之力量的束手无策的无奈。去除了官府的“管”，仿佛达到了“自由”，其实无政府状态下却是每个人的不自由，而且还有一种巨大的空虚感。这种状态又是一种不自由。此乃鄙人之愚见。水浒之所以经典，就是在于它揭示的是一个永恒的问题：自由。
第二篇：《水浒传》写作特色评价
《水浒传》写作特色评价
《水浒传》是一部长篇白话小说，也是第一部精雕细刻地描绘的现实主义小说，它的现实主义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部分。
全书的结构宏伟而完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描述了众多的英雄如何通过不同的道路上了梁山，又如何接受招安归于失败。但是，众多人物和情节的安排，并不是多场景、多方面的同时推进，而主要是单线发展，一个引出一个，一段引出一段。每个英雄人物的故事就是一篇人物传记，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而各个传记之间又一环套一环，彼此相关联。宋江则起着串联各个英雄传记，将各个人物引上梁山的作用。所有英雄故事都向梁山聚义这个总目标发展，到第七十一回排座次，整个情节达到高潮。以后，又一步一步由争取招安到归降报效，完整地展现了一支农民起义军从形成、发展到最终失败的全过程，表现出了作者对全书结构的统一构思和精心安排。
《水浒传》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英雄人物形象。其中至少有二十余位人物是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由于它总是将人物放在真实的历史环境和矛盾斗争的紧要关头，紧扣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刻画性格，又善于运用夸张、渲染、理想化、对比的手法和富有特征的细节描写，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所以书中的英雄人物不仅具有起义英雄共同的精神品质，而且显示出明显的个性差异，不仅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而且不乏真实感、可信行。本书叙事详实而精彩。这也是《水浒传》的主要艺术特色。它的叙事以工细准确、生动逼真而取胜。如“武松打虎”、“智取生辰纲”、“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等就是极好的例证。
《水浒传》中事件、场景写得精彩，以“武松打虎”最为典型。它不仅写场面壮阔精彩，而且叙事过程也委婉生动。有名的“智取生辰纲”片断，就是叙述杨志押送生辰纲上路到莫名其妙丢失了的过程。这过程尽管是单线叙述，但叙事曲折细致，矛盾错综复杂，情节纵横开合，扑朔迷离，巧妙地展现了这一紧张而有趣的争夺场面。
《水浒传》的叙述语言精彩传神。例如写林冲的妻子被高衙内调戏，林冲赶到拽过高衙内就要打，但是，“却认得是本官高衙内，先自手软”，只得“一双眼睁着瞅那高衙内”。这两句人物动作的描写蕴含了多少潜台词，林冲愤怒之极但又必须强忍。充分反映了林冲的个性和当时的心情。
《水浒传》的语言很具有文笔情趣，让读者百看不厌。它对人物、事件的描绘活灵活现、精彩传神，不愧是四大名著之一。
第三篇：水浒传的语言艺术特色
浅谈《水浒传》的语言艺术特色
谢琴08文秘单班31号
[摘要]：《水浒传》是一座蕴藏丰富的艺术宝库，其语言艺术尤为突出。作者熟练地驾驭了明快、生动、形象的语言，用字准确、精当，或生动地显示出人物的性格，或恰到好处地传达出人物彼时彼地彼境的心理状态，或巧妙地烘托出人物活动的环境氛围，或清晰的叙述了故事情节，或准确地描摹了人物的行为动作，为后人提供了值得模拟的语言标本。
[关键字]：水浒传 语言艺术 人物描写 场面描写 人物对话
《水浒传》艺术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不仅在结构艺术上有很大的成就，在语言上的成就也十分的显著。由于它从话本发展而来，因此先天就有口语化的特点。施耐庵又在人民口语的基础上进行了巨大的艺术加工，使其成为优秀的文学语言。状人叙事，多作白描，能够抓住主要特征和细节，洗练而传神。《水浒传》则能娴熟地运用白话来写景、叙事、传神，比如第十回“林教头风雪神庙”中的“那雪正下得紧”一句，鲁迅就称赞它“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因为“紧”字不但写出了风雪之大，而且也隐含了人物的心理感受，烘托了氛围。特别是在人物语言个性化方面，《水浒传》能“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从对话中能看出不同人物的性格。例如第七回写高衙内调戏林冲娘子，鲁智深赶来要打抱不平，林冲道:“原来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内，不识得荆妇，时间无礼。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不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而鲁智深则道：“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鸟！”两句话，鲜明、准确地反映了林冲和鲁智深两人不同的处境、不同的性格：一个是有家小，受人管，只能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另一个是赤条条无牵挂，一无反顾。又如李逵初见宋江时的一段对话非常精彩，就是一些次要人物的语言也表现得很出色。例如武松打虎后，遇见两个猎户，他们吃了一惊道：“你那人吃了忽律（指鳄鱼）心，豹子肝，狮子腿，胆倒包着身躯，如何敢独自一个，昏黑将夜，又没器械，走过冈子来!不知你是人是鬼?”这就非常切合猎户的身分和他们当时的心情。此外像差拨语言的两面三刀，阎婆惜语言的刁钻泼辣，王婆语言的老练圆滑，都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水浒传》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就是用这种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净化了的文学语言，塑造了一大批传奇的英雄。这不但标志着我国古代运用白话语体创造小说已经成熟，而且对整个白话文学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水浒传》的画面所以显得那样光辉夺目，绚丽多彩，人物形象所以表现得那样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就是因为作者熟练地驾驶了明快、生动、形象的语言。用字准确、精当。或生动地显示出人物的性格，或恰到好处地传达出人物的彼时彼地彼境的心理状态，或巧妙烘托出人物活动的环境氛围，或清晰地叙述了故事情节，或准确地描摹了人物的行为动作。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节，写店小二不放金老走时，“鲁达大怒，揸开五指，去那小二脸上只一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落两个当面门牙。小二扒将起来，一道烟跑向店里去躲了。”鲁达是个急性子的人，干什么事都是大咧咧的，打人亦此你看他还没说上几句话。便“大怒”，不由分说就打起来。“揸开五指”如见其伸出大手, 往小二脸上打去。“只一掌”，清脆响亮之声，响于耳际。“再复一拳”，是一掌不足于解恨。“小二扒将起来，一道烟跑向店里去躲了。”店小二的狼狈相活现于眼前。作者以幽默、俏皮的语言，贴切的比喻，并通过郑屠的自身感受，把他被打的丑态表现得异常逼真，读来特别使人感到痛快。
《水浒传》根据人物出身、身份、地位、性格的不同。所用的语言也各自有别，恰到好处。如阮氏三雄，虽是一母同胞，但因性格各异，说话用语就各各不同。阮小七性情粗爽快。说起话来也与二位哥哥不同，心直口快，直来直往，干脆痛快。其兄小
二、小五说不出来。尤其在“智取生辰纲”一节里，写黄泥冈上的杨志、老都管、虞侯、军舰的斗口语，看出他们因身份不同。心想不一，说话口气也就各异。看作者写来，杨志是杨志的话，老都是老都管的话，虞侯是虞侯的话，军健是军健的话。从而见出他们的性格、心想、态度的差异来。杨志的尽心精细，一路上小心谨慎。时时事事防范，却又处处使性的神态，逼真如画；老都管的倚老卖老。托大放肆的架势，声色俱有，两个虞侯。一路絮絮地搬口，众军汉挨打受苦而又不得不忍气吞声的可怜相，惟妙惟肖。总之，通过作者的描述用语和人物自己的语言，不同身份的人物心理、性格。无不生动细致地显现了出来，个性十分鲜明。
《水浒传》的全部结构基本上是完整的，同时又是富有变化的。书中人物与情节的安排，主要是单线发展，每组情节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是一环紧扣一环，互相勾连的。这种安排固然是由于继承了“话本”表现手法的特点，把一些主要人物和事件集中起来叙述；但更主要的还是为全书的内容所决定，即通过不同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来展示起义斗争的广阔画面的。小说结构的完整，还表现在开端、高潮和结局等安排的精心设计上。作品把高俅安排在全书开端，是为了突出“官逼民反”的意义。从英雄们个人反抗到排座次，逐步形成了起义的高潮，以后斗争走上了妥协投降的道路，终以“魂聚蓼儿洼”的悲剧告终。从开始到结尾正是农民起义一般过程的真实反映。这里必须指出七十回后田虎、王庆部分，显然是后人增添的，无论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情节的处理，都与前面有很不一致的地方。
《水浒》这部古典名著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用白话写的长篇小说。在它的形成中,有一个民间口头传说、瓦舍艺人说唱、文人加工成书的复杂创作过程,它语言艺术上的一些特点与这一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由此而派生出来。
参考文献：[1] 河南省漯河市第一人民医院;河南省漯河市第一人民医院；[A]全国内科护理学术交流暨专题讲座会议论文汇编[C], 2002
[2] 河南郑州卫校河南商丘市卫校；[A]中国病理生理学会中专教育委员会第七次学术交流会论文汇编[C]，1999
[3]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军人门诊；[A]全国门、急诊护理学术交流暨专题讲座会议论文汇编[C], 2003
[4] 山东聊城市人民医院；[A]全国静脉治疗护理学术交流暨专题讲座会议论文汇编[C], 2003
[5] 湖南省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A]全国肿瘤护理学术交流暨专题讲座会议论文汇编[C], 2003
[6] 延寿县工商局；[A]哈尔滨市工商行政管理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会刊暨2001获奖优秀理论文章调研成果汇编[C]，2003
[8]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A]世界汉诗协会2006年工作年会论文集[C]，2006
[9] 吉林省卫生厅卫生监督所;吉林大学医学部第三临床医学院；[A]吉林省预防医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C]，2004
[10] 广西大学；广西大学；[A]广西语言文学学会第九次学术年会交流论文集[C]，2003
第四篇：浅析《水浒传》人物塑造特色
浅析《水浒传》人物塑造特色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一般简称《水浒》，作于元末明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中国四大奇书之一。作为经典著作的水浒，含蓄地概括了中国各个朝代的变迁和演变，客观地揭露了顽固的中国伦理道德，以及那些伦理道德对国人的愚弄和危害。
在这里除了该书在思想上的成就之外，文学写作方面的艺术成就也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尤其是在人物刻画方面的成就。
在人物的塑造上，如善于组织生动曲折，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通过矛盾冲突，以人物自己的言行来展现人物的思想性格；能够抓住并突出人物主要的性格特征；注意写出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水浒传》主要表现在写正面人物却敢于写他们的缺点和弱点，但仍然不妨碍写出让人尊敬和崇拜的一面；在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上，渲染、烘托、对比等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更突现了不同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水浒传》在人物塑造方面所表现的独特的艺术成就和特色。《水“浒》人物描写的又一特点便是关于一切人物的一切都是由人物本身的行动去说明，作者绝不下按语”
金圣叹评《水浒传》的基本美学原则是“三境”说。他在《贯华堂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一》中说：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
中国的山水画有一个类别就是写意的，在《水浒传》也运用了中国这一传统的文艺美学原则来描写人物，重形似而不拘于形似，达到了神似。“以形写神”，所以能使人物“传神”、“逼真”，达到“化境”。在第九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金圣叹评施耐庵对雪景的描写是“龙眠白描，庶凡有此”，“龙眠”指北宋画家李公麟。白描是绘画中一种朴素自然的艺术表现方法，不作繁琐的渲染，只用简单的数笔描绘出对象的形象
文章中只有写出人物性格中的“同中之异”，才能使人物形象逼真传神。金圣叹之前，容与堂本评《水浒传》曾提出“同而不同处有辨”，认为人物性格的特殊性是在对比中显示出来的，既要写出相同之处，又要写出不同之处。
鲁达、史进、李逵等这些人物都有共同的特点“粗卤”，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处说，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金圣叹根据个人不同的生活经历、文化教养、思想品质等精确地道出他们粗卤的不同之处，显示出人物的不同个性。
《水浒传》的人物塑造合乎“人情物理”，没有将英雄拔高、神化，认为他们既是理想的英雄，也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人。将英雄人物的行为写得合情合理，给人以真实的感觉，显得自然可信。人物形象塑造的“个性化”，即善于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行为、动作、举止、处事方式，来表现其性格的特殊。《水浒传》中英雄人物的描写善于抓住人物的个性，赋予人物个性化的语言，个性化的行动，个性化的生活态度，塑造出丰满鲜活的人物形象。
施耐庵对《水浒传》中英雄人物的描写之所以被后人所称道，这还应归功于他善于抓住人物的个性
施耐庵善于抓住人物性格的关键点，并以此为中心塑造人物。杨志便是这些人物中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他的成功也证明了施耐庵个性化人物描写艺术的成功。
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特点是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分、经历和遭遇来刻划他们的性格。
而一部好小说,其中的配角并非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因为尽管他们是配角,是小人物,可也是活生生的人,是社会的构成部分。就社会而言,他们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和价值,“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李贽),《水浒传》在小人物的塑造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
小说中塑造典型人物是很重要的,典型人物塑造得是否成功,往往关系到整个小说的成败。应该这样说,《水浒传》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出色地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
但是,“人要有现实客观存在,就必须有一个周围的世界,正如神像不能没有一座庙宇来安顿一样。”(黑格尔语若没有这样一个自然的、社会的“周围的世界”,小说中的典型本身就会变得很抽象,从而失去他的现实性和真实性。而这个“社会的周围世界”,就体现在典型人物以外的一些次要人物身上,这些次要人物塑造得好坏,即这个“社会的周围世界”是否精彩,往往影响着典型人物的塑造。
在《水浒传》中王婆是一个善于投机钻营、损人利己的江湖市侩,也是一个串百家门的三姑六婆。她善于揣测人们的心理,能说会道。她能“教唆得织女害相思,调弄得嫦娥寻配偶”,她的性格特点,在她看出西门庆的心事以及为西门庆策划引诱潘金莲的两段描写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在人物描写上，《水浒传》能从社会环境和人物关系出发，去把握和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
人是社会的人，他们生活在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他们的性格受到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和环境遭遇的影响和制约，也随着生活环境和遭遇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小说写出了不同英雄人物走上梁山泊的不同经历。从中展现了他们不同的思想性以及他们的思想性格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方面，林冲被逼上梁山的经历是非常典型的，他在经历了生与死的坎坷人生经历以后完成了思想的转变，作者将这一人物刻画得最为出色，也最具有典型意义。
小说用一系列的情节来描写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曲折过程，这个“逼”字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得非常鲜明突出。林冲所感受到的并且使之非常不满的黑暗社会势力，不断地向他紧逼而来，使他想苟安而又不能苟安，想忍也忍不下去，无路可走的时候，才最后走向反抗，走向梁山。
作者将林冲性格的特点及其转变，写得如此有根有据，合情合理，真实自然，就是因为这种思想性格是植根于现实土壤之中的，人物思想性格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又在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中发展变化，这是《水浒传》人物描写的高明之处，也是它突出的现实主义艺术成就。
王婆和何九叔,尽管都是下层社会中世故圆滑的代表,但却一个圆滑得很毒、钻营、损人利己,一个圆滑得中庸,不愿招惹是非。两个同类性格却又存在鲜明差异的小配角,在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复杂性的同时,更衬托了武松耿直、勇猛、疾恶如仇的粗犷性格,反衬出武松敢做敢为的豪爽。
这就如同“烘云托月”的道理。画云是为了画月,云画不好,月也就画不好。当人们被月亮的美所吸引时,可能不再注意到云彩的美,但这正体现了云彩美的价值。同样的,为了“画”好武松这一形象,作者下功夫画好了作为烘托武松形象的王婆、何九叔,甚至郓哥。虽然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逼真传神,使得人们看过《水浒传》后,被武松的性格特征所吸引,赞叹这位力大无比,且极有正义感,敢做敢为的打虎英雄。其实,这不仅仅是因为武松这一典型形象本身塑造得好,当我们回过头来仔细看看时,却发现了作为小人物,作为配角的王婆、何九叔、郓哥等人所起的作用。正是这些小人物的成功塑造,才使得小说的主人们有了生活的空间,才使人们感受到了典型人物的真实,社会的完整和人物性格的鲜明。
《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确实是不平凡的，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作者总是满腔热忱的歌颂他们，赞美他们，总是将美好高尚的思想品格，强烈的反抗精神，高强的武艺赋予他们，使得他们一个个光彩照人。但是同时，作者又未将他们神话，而总是从生活出发，实事求是地写出他们的性格和心理，因而充满了生活气息。不仅读者可以理解，而且能够感受到这些人物有血有肉，真实可信。
作者对武松的倾情刻画来看，武松其实被作者刻画成了生活化的英雄人物。
《水浒传》中如果在打虎以前不让武松喝酒，或者说未让他喝足，那也就不能打死老虎。不喝酒就不能打虎，不喝酒就显不出英雄本色。所以说同样一件事情，比如说喝酒，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条件，不同的情景，就要做不同的艺术处理。艺术表现要取得成功，要让读者相信和接受，就要从生活实际出发，不能脱离生活的本源。
其次是写武松既胆大，又胆怯。当店家告诉他山上有虎，劝他在店里住下时，他反倒说人家要谋财害命。这里面既有武松长期江湖生活的经验，也包含着暴躁，不讲理，强烈的个人主义因素。说是不怕老虎，其实含有吹牛的成分。但是武松谈虎而不色变，敢于上景阳冈，毕竟还是胆气不凡。但当他看到官府榜文时，却胆怯犹豫了。此时，作者对武松思想活动和心理状态的描写非常的出色：“我回去必叫人耻笑，算不得好汉。难以转去。”“怕什么，且只顾上去，看怎的。”“什么大虫，人自怕了，不敢上山。”其实，这都是些为自己壮胆的话，从中透露出的是内心深处的胆怯。武松争强好胜，很爱面子，虚荣心极强，他把丢面子看得比丢性命还重要，明知上山有危险，但还是硬着头皮上去，这就是他一面心中胆怯，为自己壮胆，一面硬挺着走向有老虎出没并且伤了许多人性命的景阳岗，这种矛盾心理充分体现出了武松的性格特征。这是武松的缺点，也是他的英雄本色。如果写武松知道山上有老虎却丝毫没有害怕和胆怯，人物就会因为缺乏生活依据而变得让人不可置信了。再看老虎出场之后，作者是如何写武松的：“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化作冷汗出了。”看见了老虎真的来了，还是害怕。这样写效果如何呢？不但不损害英雄形象，反而更好的，更真实的表现了英雄。不怕，不惊，就不是人了，那是神，就会失去真实感，就不会感动人。这样的表现，既反映了生活的真实，更体现了艺术的真实。这时武松又回到树林，找回打折了的半截哨棒，这才将老虎打死。这是写得很真实的，因为此时的武松已经没有了力气，只有用哨棒才能把老虎打死，又因为此时老虎已经无法动弹了，所以武松才能抽身去找哨棒。到此，作者已经将武松那超人的神威和武艺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了。这虽然是夸张的，理想化的，但又是合情合理，真实可信的。这里既有生活真实的体现，又有作者艺术的创造，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结合。
施耐庵肯定没有打过老虎，也没有看见过别人打老虎，但他写打虎写得如此生动真实，入情入理，有声有色，这是因为作者从生活实际出发，对类似的生活经历进行了艺术的集中和概括，在现时可能性的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想象和夸张。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逐步走向成熟的表现。
作为一个生活化的英雄人物，武松有优点也有缺点，作者在刻画这一人物时，紧紧抓住了他的优缺点的彼此消涨过程，让人们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认识武松。在人物塑造上，《水浒传》总是把人物放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中，甚至把人物置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自己的行动、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特征。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中这样描写：“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掣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石秀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只此寥寥数笔，通过对石秀几个异常敏捷动作的白描，把他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
《水浒传》的另一特色是在人物的对比中，突出他们各自的性格。这种对比方法，不仅表现在一些主要人物身上，就是在一些次要人物身上，也运用得很成功。
《水浒传》有时也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来塑造人物个性。如武松打虎时，借哨棒打断的细节，充分表现了他全神贯注的紧张神态，渲染了这场恶斗的气氛，也为以后的赤手空拳打虎做了合理安排，从而突出了他的神力和勇武。
《水浒传》在人物塑造上不仅表现了现实主义艺术的高度成就；同时也体现着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书中的英雄人物，不仅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而且又是被高度理想化了的。
因此说小说在人物塑造上非但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而且把两者结合起来，从而使《水浒传》成为我国小说史上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运用得较好的作品。
《水浒传》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表现了鲜明的民族风格，这是继承话本的传统而来的。话本是说给人听的，为了引起听众的兴趣，特别忌讳离开故事情节去对人物环境、外貌、心理等作静止、冗长的描绘，而要求通过人物的具体行动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来揭示人物性格。当然，和宋元话本比较，无论人物环境的渲染，人物典型化的高度，表现手法的多样等方面，《水浒传》都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比话本无疑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水浒传》的全部结构基本上是完整的，同时又是富有变化的。书中人物与情节的安排，主要是单线发展，每组情节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是一环紧扣一环，互相勾连的。这种安排固然是由于继承了“话本”表现手法的特点，把一些主要人物和事件集中起来叙述；但更主要的还是为全书的内容所决定，即通过不同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来展示起义斗争的广阔画面的。小说结构的完整，还表现在开端、高潮和结局等安排的精心设计上。
第五篇：《水浒传》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水浒传》简介
《水浒传》简介
《水浒》是一部在人民群众上百年集体创作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创作出来的伟大作品。
南宋时，梁山英雄故事流传甚广。当时的画家、文学家龚开的《宋江36人赞并序》称：宋江等36人的故事已遍及大街小巷；画家也执笔为他们图形绘影。
《水浒》最早的蓝本是宋人的《宣和遗事》，它着力描写了杨志卖刀、晁盖等结伙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事，对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主要人物也都作了描写。宋元之际，还有不少取材于水浒故事的话本。在元杂剧中，梁山英雄已由36人发展到108人。
施耐庵把有关水浒的故事和人物整理加工，在创作《水浒》过程中，忠实地接受了人民的观点，这是《水浒》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基础。
《水浒》历史地表现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阶级压迫是这场农民起义战争的社会根源。高俅等奸臣贪官对人民进行压榨和迫害，激起了人民大众复仇之火，逐渐发展为燎原之势。
小说热情地歌颂了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宋江、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等梁山英雄，以及“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农民革命理想，形象地展示了这次农民起义演变为悲剧的内在历史原因。
除了李逵、武松、鲁智深、阮小七等为数不多的人反对招安之外，以宋江为首的绝大多数人存在着浓厚的忠君思想，他们仇恨和反对的只是高俅等奸臣和贪官污吏。[7] 因此他们的造反尽管也把封建王朝搞得天翻地覆，却不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梁山起义的悲剧也正是表现了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这样一种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施耐庵如实地反映了农民起义本身这个不可克服的缺点，从而生动地描写了梁山起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而又转为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规律性。《水浒》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真实的反映农民起义的伟大作品。
作品紧扣“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题旨，刻画梁山英雄。如作为80万禁军教头的林冲，经济收入宽裕，妻子年轻美貌，家庭生活温馨。这样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安于现状、怯于反抗的性格。面对调戏他爱妻的高衙内，虽然怒气顿生，但碍于对方是自己顶头上司高太尉的义子，只好忍气吞声地收回了那高举的拳头。
之后，高俅指使陆谦设计骗他的爱妻，并诱骗他误入白虎节堂，他仍然忍气吞声。在充军途中他受尽折磨，在野猪林里险遭暗害，他依然甘受凌辱，幻想能回家与爱妻团聚。直到高俅指派陆谦等人，要在草料场将他烧死，才使他忍无可忍地杀了陆谦等人，雪夜上了梁山。[8]
“《水浒》108个人性格，真是一百零八样”（金圣叹语）。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典型。比如林冲、鲁智深和杨志三人，都是军官出身，是武艺高强的英雄，但他们的性格各异。林冲有如上述。鲁智深慷慨直爽，疾恶如仇，敢做敢为，这都集中表现在见义勇为和爱打抱不平上。
为了救金氏父女，三拳打死了郑屠，犯了血案，无可奈何地藏身寺院，做了和尚；为了救林冲，受高俅迫害，连和尚也做不成了，只好落草辗转上了梁山。杨志跟林冲、鲁智深的性格都不相同，他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他的生活目的在于“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
当他失陷花石纲，丢了官时，仍没有放弃向上爬的想法。他积极采取贿赂的手段，企图恢复原来的官职。当受到梁中书赏识和提拔时，感激涕零，要死心塌地在他的门下做军官。直到失陷生辰纲，生命受到威胁时，才亡命江湖、逼上梁山。[9]
刻画人物，往往在人物第一次出场时，首先通过肖像描写，展示人物独具的性格特征，这是《水浒》刻画人物的特色。如第三回鲁达第一次出场时，通过史进的眼睛看见：他是个军官模样，“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络腮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
只几笔就揭示出鲁达这个粗莽正直的英雄性格。对行者武松，写他“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下子就揭示出武松精明英武的性格特征。[10]
《水浒》曲折动人的情节，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通过一个个场面展开、一个个细节描写、一步步地推向高潮。第23回写武松打虎的情节就是如此。第一个场面，写他在景阳冈下酒店一连喝了十几碗酒。接着第二个场面，写他走出酒店被店家喊住说：有大虫伤人和三碗不过冈。武松怀疑店家用心不良，决计过冈。第三个场面写他行数里，看见剥皮树干上写着有大虫伤人等两行字，武松将信将疑地仍继续上冈。第四个场面写他来到景阳冈上，看到山神庙前的印信榜文确信有虎。接着第五个场面才写他在冈上遇虎、打虎。在打虎这个场面中，老虎的一扑、一掀、一剪，武松一一躲过，以及武松的哨棒打在树上被折断，他就势按住老虎拳打脚踢，老虎以利爪刨出土坑等等，都是一个个细节。这些细节在写武松神勇的同时，扣人心弦地把情节推向高潮。[10]
类似的事件写出不同的情节，这也是《水浒》的显著特色。如林冲买刀和杨志卖刀[11]、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武松杀嫂和石秀杀嫂、江州劫法场和大名府劫法场、以及林冲起解和卢俊义起解等等，事件类似却写出了完全不同的情节，显示出生活丰富多彩和人物性格异彩纷呈。
《水浒》的结构是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纵贯全篇，其间连缀着一个一个相对独立自成整体的主要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自身在结构上既纵横开合，各尽特色，又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水浒》的这种独具特色的结构，是民间艺人“说话”特色的具体表现。与之相联系的是《水浒》的语言，它在群众口语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保存了群众口语的优点，具有洗练、明快、生动、色彩浓烈、造型力强的特色。
小说取材
《水浒》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
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李埴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的《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但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后三年多。[12]
宋代说书技艺兴盛，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
这是有关《水浒》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但龚开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
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后世的《水浒》基本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
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这部优秀的古典名著《水浒》。《水浒》的故事最初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从南宋开始就成为了民间口头文学的主要题材。流传下来的根据说书人编成的话本中就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13]
书名由来
《水浒》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四大名著之一。该书的作者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作者是施耐庵，而书名却是罗贯中所起。
二、全书是施耐庵一人所著。
三、此书是由施耐庵和罗贯中共同写的。
“水浒”出自《诗经·大雅·緜》中“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一句。但至于这个书名的确切含义，一直存在异议。
另一种说法是：作者施耐庵由于厌恶尔虞我诈的官场，仅供职两年，便辞官回到老家，一面教书，一面写《江湖豪客传》。书终于脱稿了，施耐庵对书中的情节都很满意，只是觉得书名欠佳。当时还是施耐庵学生的罗贯中建议书名为《水浒》，施耐庵一听，高兴得连声说：“好，好！这个书名太好了！‘水浒’，即水边的意思，有‘在野’的含义，且合《诗经》里‘古公檀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典故，妙哉！”于是将《江湖豪客传》正式改名为《水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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