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五篇模版]

第一篇：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摘要】《水浒传》也是汉语文学中最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之一。版本众多，流传极广，脍炙人口，对中国乃至东亚的叙事文学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充分的反映出了农民起义的兴衰成败，以大量的历史形象、宏伟的结构、独具特色的文学语言展现出一幅古代农民战争的历史画卷。本文主要分析水浒传的艺术成就。【关键词】《水浒传》；艺术成就；表达

目录

一、《水浒传》是真实生活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2

（一）《水浒传》的“三分真实，七分虚构”...................................................2

（二）《水浒传》的“说话艺术”.......................................................................2

（三）《水浒传》的圆满之美...........................................................................3

二、《水浒传》突出的现实主义..............................................................................3

（一）《水浒传》蕴含着突出的民族传统文化...............................................3

（二）《水浒传》深刻的人物刻画手法...........................................................3

（三）《水浒传》中客观的描述方法...............................................................4

三、《水浒传》中惊人的语言艺术成就

（一）语言艺术中蕴含着浓厚的民族风格.....................................................................................................................5

（二）语言艺术具有强烈的战斗性特征...........................................................5

（三）语言体现出了独特的民族性风格...........................................................5

四、结束语..................................................................................................................6

《水浒传》是一部创作于元明动荡时代的章回体小说，从我国小说史角度而言，《水浒传》有着独特的艺术特色。其中充分的反映出了农民起义的兴衰成败，以大量的历史形象、宏伟的结构、独具特色的文学语言展现出一幅古代农民战争的历史画卷。《水浒传》的人物传奇性与故事性较强，是中国小说史上一朵奇葩。

一、《水浒传》是真实生活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一）《水浒传》的“三分真实，七分虚构”

从创作方式而言，《水浒传》属于典型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品，有着浪漫主义色彩，是从作者审美心理与美学理想角度打造出的一部作品，其中有大量的典型形象，众多生活细节与重大事件往往能够奇中见真。如果《三国演义》为“三分虚构、七分真实”，那么《水浒传》则是“三分真实，七分虚构”，艺术性更强。史书上关于松江起义的资料记载并不多，多见于杂剧、话本、民间传说中，经过艺术家们不断加工虚构而来，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林冲被逼上梁山、武松打虎、宋江发配江州等等，史学上并无明确记载，这些都是作者通过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察，想象创造而来，这虽然是虚构，但是却可以深刻的反映当时社会人们的审美思想与社会本质。其中每一篇英雄故事，都是独立的，将这些故事独立出来都能够组成一个独立的故事，但是仅仅是传奇好汉故事，只有将这些故事综合而来，才能够成为一部关于农民起义的史诗。因此，《水浒传》中的各个故事都是前后呼应、相互衔接的，共同组成一幅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画卷，其描述主线是农民起义，描绘出了一场可歌可泣、错综复杂的斗争画面，最终，这场农民起义以失败告终，这也是现实主义创作模式的深刻表现。

（二）《水浒传》的“说话艺术”

同时，《水浒传》的结构方式与民间“说话”艺术也密切相关，其蓝本来自于《大宋宣和遗事》，在正史中取材，在其基础上虚构，《水浒传》属于“说铁骑儿”、“小说家”与“讲史家”的融合，保留了《花和尚》、《青面兽》、《武行者》、《石头孙立》等章节，英雄任务是有正史人物的影子的，但是其中主要的情节都是虚构的，这是英雄传奇与历史演义的分野，英雄传奇与历史演义的共同点便是章回体，章回体是宋元的一种“说话艺术”。关于史学的长篇故事，内容错综复杂，需要分多回进行讲述，因此就需要分好卷目，每一个卷根据故事的内容确定小标题，这便是章回体小说的雏形。“说话艺术”主要基于听众听觉产生而来，故事性极强，但是不宜复杂，人物数量不宜过多，需要集中在某个事件与人物中，其他的事件与人物则在下一章中进行描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个的叙事单元，每一个单元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单元结束时，需要制造出悬念，在情节发展的重要关头停止，这就可以抓住听众的猎奇心理。这些特征对于《水浒传》的结构模式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水浒传》的圆满之美

中华民族崇尚于圆满之美，这种审美情趣在小说上也有着突出的表现，小说讲究首位完整与对称之美，每个章节的篇幅差异不大，每个章节的结尾都会制造出悬念，以“且听下回分解”的方式结尾，这也是听众审美心理以及小说艺术实践的表现，章回体小说继承了这种结构模式，既可以在场上讲说，也适宜案头阅读。

《水浒传》是早期章回体小说的代表，是“说话艺术”的完美呈现，整个小说以条块作为单元，以人物命运与事件作为发展线索，将各个单元串联起来。当然，章回体小说的结构方式也是在不断发展的，日后的《歧路灯》、《红楼梦》等等都以家庭作为单元，通过人物活动将主线串联，形成网络结构，这是小说艺术的进步。

二、《水浒传》突出的现实主义

（一）《水浒传》蕴含着突出的民族传统文化

现实主义描写属于人物形象个性化与典型性问题，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民族风格，《水浒传》也不例外。大多数早期长篇小说的描写内容都与英雄传奇故事、历史演义相关，其创作背景多产生于战乱时代，在这一时代中，人们强烈的呼唤英雄豪杰的出现，这不仅是民族审美心理的体现，也是小说艺术风格的产生源泉，这一时期的小说都蕴含着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文风粗旷豪迈。

（二）《水浒传》深刻的人物刻画手法

《水浒传》中108个好汉，每一个人的思想性格都是不同的，《水浒传》中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有几十个，这些人物都是典型，他们有着独特的个性，任凭怎样，都不会让读者混淆的，作者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非常成功的。

例如，在描写松江的性格时，作者深刻的描述出了其性格的形成过程，在逼上梁山后，却又产生逆反心理，选择招安道路，这种描写真实、深刻，令人拍案。鲁智深、李逵、武松、石秀等英雄虽然有着共同特点，但是也有着鲜明的个性，他们狭义、不拘小节、豪放粗狂，李逵的粗狂中更加的天真憨厚，鲁智深有胆有识、机智聪明，武松胸有城府，心狠手辣，石秀处处主动、机警细致。这些江湖豪客都是在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虽然具体情况存在差异，但是从他们身上都可以窥见讲义气、重承诺的品质。

从社会地位而言，以上几人是接近的，他们勇力惊人，无牵无挂，一无所有，或者身为狱卒、流落江湖，对于底层人民的苦楚、社会的黑暗有深刻的感悟，这也造就出了他们的反抗性新歌特征。李逵是贫苦农民，勇猛顽强、憨厚朴素，忠于梁山事业，但是却不懂得使用智谋，这就从侧面表现出了当时农民阶层的狭隘性。鲁智深出生于行伍，虽然性急粗鲁，但是他的行动并不任性，粗狂中十分细致，例如，在“拳打镇关西”时，鲁智深借着买肉的名义故意刁难对方，后来才表明来意痛打镇关西，不料却将其失手打死，此时，鲁智深不慌不乱，以炸死之名假意脱身。武松是一个“游侠”，倔强、精明、胆大，为了弄清楚武大郎的死亡真想，他显示迫使何九叔说出实情，再调查经过，请街坊作证记下王婆与潘金莲的说辞，最后才杀死潘金莲与西门庆，在武松的思想中，恩怨是分明的，对于自己的仇人，他会采取偏激的行为百般报复，但是他却从来不会推卸责任。石秀从小流落他乡，独自谋生，性格机智。他们的思想大致相似，身份、职业、生活习惯、生活环境不同，因此，形成了独有的气质和个性，作者通过大量情节与行为的描写深刻的展现出他们的不同。

（三）《水浒传》中客观的描述方法

虽然作者对于《水浒传》中的人物有鲜明的爱憎感情与思想倾向，但是往往不会从叙述者身份来发表议论，而是通过个性化语言、典型情节来表达人物性格，人物的语言、行动与细节都与环境紧密相连，这就让人物的性格更加的丰满。

例如，在描写鲁智深的粗犷雄健、豁达豪放时，是通过“倒拔垂杨柳”、“拳打镇关西”、“大闹野猪林”中的对话与动作来描写，以“大闹野猪林”为例：

„„两个公人道:“不敢拜问师父在那个寺院里住持?”鲁智深笑道：“你两个撮鸟问俺住处做什么？莫不去教高俅做甚么奈何洒家？别人怕他，俺不怕他。洒家若撞着那厮，教他吃三百禅杖。”„„林冲问道:“师兄，今投那里去?”鲁智深道:“‘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沧州。” 借助于鲜明的动作与个性化的语言，鲁智深的英雄形象跃于纸上。

三、《水浒传》中惊人的语言艺术成就

（一）语言艺术中蕴含着浓厚的民族风格

《水浒传》的语言艺术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是对我国民族风格的呈现，其语言是建立在北方口头语言基础上，再进行提炼形成的文学性语言，《水浒传》中有先民的民族风格与地方特色，语言生动、丰富、朴实，不同身份人物的对话不同，以潘金莲为例，在听了武松“篱牢犬不入”的话语后，指着武大骂道：

„„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叮叮铛铛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脸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等捆不出的鳖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什么篙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砖头瓦儿，一个个也要着地。

从这种泼辣的语言中，塑造出了一个生动的市井泼妇形象。

（二）语言艺术具有强烈的战斗性特征

《水浒传》英雄人物的语言战斗型强烈，以武松为例，他的语言往往咄咄逼人，且持续性出现，武松常常强调自己的英雄史，有时还会反问对手：“你比景阳冈上的大虫如何？”

《水浒传》中的语言，除了对话的鲜明性、生动性与丰富性之外，在描写与叙述上也非常出色，形象、生动、精炼，有着独特的民族风格，在《水浒传》中，作者不会大段的描写景物，而是在环境与人物行动中进行描写，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成果。

如第九回“林冲棒打洪教头”一节，也以精炼的语言, 来刻画不同的人物性格。林冲武艺高强，自己又是囚犯，初来乍到，所以处处退让，不肯占先。一见洪教头，他就急急的躬身唱

喏说“林冲谨参!”这四个字写出林冲的身份、教养和此时此地的心神、情态。洪教头妄自尊大，目中无人，林冲向他行礼唱喏。他不理不睬。也不还礼，还说“起来，起来!”正式比武,，洪教头又喝到“来，来，来!”几个字便活现出他的浅薄自大。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水浒传》的语言很有特色，对成功塑造人物形象起了很大作用。

（三）语言体现出了独特的民族性风格 《水浒传》的语言艺术也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风格，在作者的艺术描写中，我们可以窥探出北宋年末各个阶层的生活面貌与社会生活现状，这也是民族风格的深刻表达。

北宋末期的统治者，灵魂丑恶、生活腐化，残酷剥削人民，致使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对于这一历史风貌，《水浒传》中有形象的表现，施耐庵深刻的描写了当时的高层统治集团、州府官吏、恶霸地主，逼得各路英雄铤而走险，逼上梁山，表现出一幅幅深刻的社会画卷，充满生活气息。

以民俗风情为例，《水浒传》中描述了古代民族的世态人情与风俗习惯，对于庙会社赛、生辰死丧、烧香敬佛都有深刻的描写，但是作者的描写并非孤立静止的，而是从民俗画面中表达深刻的思想。

例如，在描写林冲的家庭悲剧时，是建立在“岳庙烧香”的背景下，“岳庙烧香”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是善男信女从事的宗教活动，在这个庄严、肃穆的场景中，高俅却趁机调戏林冲的妻子，林冲受到了极大地耻辱，但是却敢怒不敢打。这个画面描写了当时社会的精神风貌与信仰习惯，反映出了社会中小康家庭的生活，也体现出当时的人际关系、社会权利结构，这正是作者描写“岳庙烧香”的意义。

当然，民族风格的表达不仅是从表现手法、表现形式与表现技巧来呈现，与时代精神、风俗习惯、民俗意识、心理素质也息息相关，民族风格是在不断变化的，《水浒传》中表达的民族风格与《三国演义》、《红楼梦》存在差异，豪放粗狂，对英雄的描写具有传奇性、理想性特质，其中有很多夸张的描写手法。而《三国演义》虽然粗狂豪放，但是更多的时高雅隽永。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水浒传》中的民族风格与艺术特色给后世的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细节描写、性格塑造、环境描写上有着深刻的思想，在艺术描写上，具有人情味和生活气息，为世情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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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论《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水浒传》是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不仅因为其在思想内容的丰富上，也由于其艺术上的成熟，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腰斩《水浒》的金圣叹对其艺术技巧也推崇备至，他认为《水浒传》其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此为确论。《水浒传》是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而且把二者结合起来。

《水浒传》通过对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描述，艺术的概括了我国封建社会人民起义的发生、发展，直到失败的全过程。作品里所描述的宋江起义，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上的宋江起义的史实。它是经过无数作者之手创造性的恢复出来的文学作品。《水浒传》在形成的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同类的历史故事，在民间口头传说与民间说唱的阶段就有无数次的增饰，最后施耐庵、罗贯中又按照自己的认识重新创造，才出现这部反映人民起义的长篇小说。《水浒传》以它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水浒传》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全书出场的人物在八百以上，着力描写了梁山１０８位英雄，这其中又突出地刻画了宋江、李逵等二十几个个性鲜明的、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作品所表现的巨大的历史主题，就是通过对人物的歌颂和描绘来展现的。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三》中曾经感叹：‚《水浒》所叙，叙一百零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一百零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零八样。‛此话未免有些夸张，但至少有几十个主要人物，确实写得活灵活现。

《水浒传》之所以能够塑造出这一大批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主要是因为作者巧妙地运用了以下一些手法：

一、对人物的刻画，从肖像到言谈、举止，都尽量做到充分的个性化。《水浒传》的人物塑造，克服了以往作品人物性格单一化的不足，比较注意在人物个性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上下功夫，做到‚同而不同处有辨‛，因而个性有别，风采各异，正如金圣叹所评：‚《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第三十七回李逵初次出场，小说写道：‚戴宗便起身下去，不多时引着一个黑凛凛大汉上楼来。‛这里用‚黑凛凛大汉‛五个字来描绘李逵的肖像，不但画出了李逵的外貌，画出了李逵的神态，也刻画出了李逵的性格。第八回在柴进的庄上，洪教头逼着刚刚发配到此的林冲比武。作者写先是洪教头使了个‚把火烧天势‛，而后是林冲以‚拨草寻蛇势‛相迎，不同的动作正表现了两人不同的性格：前者骄横，后者谨慎。第三十回写武松血溅鸳鸯楼，杀了张都监全家以及张团练、蒋门神之后题八个大字于壁：‚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这八个字，既表现武松具有敢作敢为的英雄气概，又说明武松时时刻刻以自己的打虎业绩自夸。

二、作者紧扣人物的身份来刻划其性格。梁山英雄虽然都是草莽豪杰，但却来源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身份经历造就了不同的个性特征。《水浒传》塑造人物，注意人物性格的内在合理性，注重人物的身份地位对性格的规定作用，林冲的八十万禁军教头的身份与他的隐忍退让、委曲求全而又骁勇凶猛、敢作敢为的性格高度和谐。又如宋江对上梁山造反一事一直显得犹豫不决，已经参加了起义队伍却因一封家书而匆忙退出，发配路上动辄呼唤‚上苍，救一救‛，路过梁山却尽量躲着梁山人马，生怕自己被拉上梁山。宋江的这些表现都是由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刀笔吏的经历所决定的；阮氏三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的反抗性格，是在极端贫困、无路可走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林冲初期的隐忍退让、怯于反抗，是由其八十万禁军教头的地位、优厚的待遇、美满的家庭所决定的。其后来在山神庙毅然决然地杀人反抗、在梁山当机立断地火并王伦，则与他是一个身怀绝技的武师以及长期结交江湖豪杰的经历有关；李逵性情暴躁好杀，动不动就抡起大斧‚排头砍去‛，这与他本人长期在监狱中做小牢子有关。再如对待招安的态度，来自社会底层的李逵、鲁智深、武松、阮氏三雄等人是坚决反对，下层文人出身的吴用是主张有条件的招安，而宋江、卢俊义以及大部分军官出身的人则是殷切地盼望着招安。态度不同，正是由他们不同的身份和经历所决定的。

三、《水浒传》还善于从人物的行动中去刻画人物的性格。人物一出场便马上进入行动，很少对人物的身份、心理和所处的环境作静态的、孤立的描述。鲁达从史进在渭州茶坊探问王进下落出场开始，接着就是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痛打小霸王、火烧瓦罐寺、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单打二龙山。通过这一系列的行为动作，逐渐地展示了他的粗鲁、爽直、疾恶如仇、急公好义的性格特征。武松从二十三回在柴进家偶然出场之后，紧接着是打虎、杀嫂、刺配，接着是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夜走蜈蚣岭、醉打独火星、落草二龙山。在这一连串的行动中，武松的武艺超群、豪爽义气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实现。此外，像宋江、林冲、李逵、张顺、杨雄、石秀等等，无不在偶然的机会出场，出场后立即进入行动，在行动中显示性格。《水浒传》描写人物的这一特点，同它脱胎于说话和民间传说有直接的关系，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和‚话本‛小说的传统手法的发展。

四、作者非常善于运用对比衬托的艺术手法来突出人物的不同性格。这种对比方法，不仅表现在一些主要人物身上，就是在一些次要人物身上，也运用得很成功。在武松斗杀西门庆的事件中，何九叔与郓哥恰恰形成了鲜明对照。对西门庆的胡作非为，何九叔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在躲不开时，又处处给自己留下退步，这些正表现了他的世故、机变而又怯懦的性格。与何九叔相反，郓哥却处处采取了好管闲事的主动态度，这正是他年轻好胜、幼稚天真而又多少带有打抱不平的个性的表现。小说在对比中塑造人物时，还善于抓住性格相似的一组人物，比较出性格的不同来。这种同中见异的方法，最成功的运用是表现在鲁达和李逵的性格描写中。同样写两人性格粗中有细，但比较起来，却有明显不同。李逵在第一次见宋江时怕被赚而迟迟不肯下拜；在下井救柴进的紧张时刻，却突然担心别人会不拉他上来，这些都是他的细心之处。但这种‚细‛不免带上几分幼稚，这正是李逵天真、老实的自然表现。而鲁达的‚细‛，却表现在生死斗争的紧要关头：例如打死镇关西后的机智逃脱，暗地护送林冲途中眼光的锐利和行动的稳健等等。这种‚细‛正是他浪迹江湖在和统治阶级长期周旋中所取得的斗争经验的表现。作者又常常把性格迥异的两个人物联系在一起，通过他们面对同一事件表现出的不同的态度、言行等，来鲜明地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如鲁智深要赠与金氏父女些盘缠，自己去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又向史进、李忠二人借银子。史进很痛快地取出十两，而李忠在催促之下，才摸出二两来银子，既写出李忠的吝啬，又衬出史进的爽利，更衬托出鲁智深的豪爽真诚。又如林冲棒打洪教头一段，写洪教头没有真本事，却满怀嫉妒之心、骄傲之情，而林冲虽是有本事的人，却谦恭有礼，稳健老练。又如杨雄与石秀、朱仝与雷横、戴宗与李逵等等，作者也常常让他们与同一事件发生联系，从而显示出各自不同的个性特征。作者还善于通过前后几个类似事件中不同人物表现出来的不同言行举止的相互对比，来展示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就发配一事来说，前有林冲发配，后有宋江发配、武松发配、杨志发配、卢俊义发配；打虎一事，有武松打虎、李逵杀四虎、懈珍解宝杀虎；杀嫂一事，有武松杀嫂、石秀杀嫂；女人偷情一事，有潘金莲偷情、阎婆惜偷情、潘巧云偷情、卢俊义娘子偷情等等。作者在这些看似雷同的事件中，通过不同人物不同的言行举止，来展示人物的个性特征。如发配一事，犯人发配初到牢营，要打一百杀威棒，但是，有人情、钱物或有病可以照顾免打。林冲不谙牢中惯例，在挨了差拨一顿臭骂之后，才拿出银子和柴进的书信，足见其老实厚道；宋江是‚吏道纯熟‛，一到牢城营中便上下打点，结果，不但免了棒打，还得到营中管事的特别照顾，足见其圆滑机变、老于世故；武松做过阳谷县都头，未必不谙牢中惯例，但却偏不买帐，‚要打便打……我若是躲闪一棒的，不是打虎好汉……我若叫一声，便不是阳谷县里为事的好男子‛，足见其秉性刚烈、凛然不屈。对比手法的运用还能够精确地显示出类似性格之间的细微差别。《水浒传》写人粗鲁，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这不仅点明了粗鲁和粗鲁不同，而且造成粗鲁的原因也不同。同样是粗中有细，李逵是其憨厚粗直性格的表现，而鲁智深却是斗争经验丰富的一种反映，同样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五、《水浒传》以说话人直接讲述的语言，把整个作品组织起来，显示出中国小说的独特的语言风格，它虽是书面文学，但以面对面的讲说为基础，无论叙事，写人，或人物对话，往往寥寥几笔，就神情毕肖。语言明快、洗炼、形象。如武松怀疑哥哥死得不明，寻何九叔说话一段：如：……武松却揭起帘子，叫声：何九叔在家么？这何九叔却才起来，听的是武松来寻，吓的手忙脚乱，头巾也戴不迭，急急取了和骨殖藏在声边，便出来迎接到：‚都头几时回来？‛武松道：‚昨日方回到这里。有句话闲说则个，请挪尊步同往。‛何九叔到：‚小人便去。都头且请拜茶。‛武松到：‚不必！免赐！‛两个一同出到巷口酒店里坐下，叫量酒人打两角酒来。何九叔起身到：‚小人不曾与都头接风，何故反扰？‛武松到：‚且坐。‛何久叔心里已猜八九分。量酒人一面筛酒。武松且不开口，且只顾吃酒。何九叔见他不做声，倒捏两把汗，却把些话来撩他。武松也不开口，并不把话来提起。酒已数杯，只见武松揭起衣裳，飕地掣出把尖刀来插在桌子上。量酒的惊的呆了，那里肯近前？看何九叔面色青黄，不敢吐气。武松捋起，握着尖刀，指何九叔到：‚小子粗疏，还晓得‘冤个有头，债个有主’！你休惊怕，只要实说，对我一一说知哥哥死的缘故，便不干涉你！我若伤了你，不是好汉！倘若有半句儿差，我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个透明的窟窿！闲言不道，你只直说我哥哥死的尸首是怎地模样？‛武松道罢，一双手按住胳膝，两支眼睁的圆彪彪地，看着何九叔。作者在这里尽力像真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一样，按着生活中的事件发生的具体过程来讲述，如讲武松到何九叔家，甚至讲到武松揭起帘子，以及二人寒暄的语言。继而写二人一同走出巷口到酒店里坐下，打酒、喝酒，到武松挚出尖刀，向何九叔提出问题。人物介绍、人物刻画，也是在叙述中进行。把事件进展写的层次分明，井然有序。书中写武松把尖刀插在桌子上时，何九叔‚面色青黄，不敢吐气‛量酒的‚惊得呆了‛，武松‚一双手按住胳膝，两只眼睛睁得圆彪彪地‛把整个人的神态，写得活灵活现。书中用笔不多，把何九叔老于事故，深知武松的心理，又胆小怕事的性格，惟妙惟肖的表现出来。

六、《水浒传》塑造人物还采取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小说中的英雄好汉是根基于社会现实的，但又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理想和愿望，因此，作者在塑造他们时，往往运用想象和夸张的艺术手法来突出他们的神勇和智慧，使这些草莽英雄豪杰充满了传奇色彩。如吴用的神机妙算、公孙胜的呼风唤雨、戴宗的神行术、鲁达倒拔垂杨柳、武松徒手打虎、花荣射雁等等，都带有传奇色彩。这些地方，往往体现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

七、《水浒传》有时也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来塑造人物个性。如武松打虎时，借哨棒打断的细节，充分表现了他全神贯注的紧张神态，渲染了这场恶斗的气氛，也为以后的赤手空拳打虎做了合理安排，从而突出了他的神力和勇武。

完整而又富于变化的艺术结构，是《水浒传》的又一显著的艺术成就。基于作品的思想内容，《水浒传》的宏观艺术结构是由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四个部分组成的。高俅平步青云、为非作歹的故事为小说的开端，表现了北宋王朝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这是造成梁山起义的根本原因；随后鲁达、林冲、杨志、等人的故事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现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到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林冲火并王伦，开创了梁山事业的新局面，这是故事的发展；其后，由宋江等人的故事引出各地义士纷纷汇聚梁山，与统治阶级展开了有组织的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直到第七十一回梁山英雄排座次，故事的发展达到了高潮；之后，主要写梁山义军在宋江的坚持下，主动地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征辽，征田虎、王庆，平方腊，最后伤亡殆尽，‚魂聚蓼儿洼‛，以悲剧结束。其中，前七十一回主要采用的是单线连环的结构方式，即由一个人物引出另一个人物，每个人物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同时又是全书整个故事链条上的一个有机的环节，各故事环环相扣，推动情节不断发展，进入高潮。七十一回之后，小说主要采用的是板块式的结构方式，即招安、征辽、征田虎、征王庆、打方腊等各成一个板块，通过梁山义军主动招安、为统治阶级屡建奇功、却仍不被当局所容的描写，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极端昏聩、残暴。《水浒传》的结构，既继承了说话艺术的特点，又表现出最后加工者的艺术构思，不仅适应了主题表达的需要，与作品的情节主线相一致，而且也符合农民革命自身的内在规律，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

《水浒传》继承了民间说话的传统、十分重视故事情节的生动曲折。它很少静止地描绘环境、人物外貌和心理，而总是在情节的展开中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刻画人物的性格。这些情节又通常包含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包含偶然性的作用和惊险紧张的场面，包含着跌宕起伏的变化，富于传奇色彩。这种非凡人物与非凡故事的结合，使得整部小说充满了紧张感，很能引人入胜。不过到了七十一回梁山大聚义以后，情节就变得松垮散漫，人物也大多失去了原有的色彩。因为梁山的好汉们在这以后所做的事情，同他们原来的性格及人生取向全然背反，而英雄被招降而走向失败的道路，没有深刻的悲剧意识是无法写好的。金圣叹把《水浒传》截到原书第七十一回为止，确有他的艺术眼光。

第三篇：《水浒传》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水浒传》简介

《水浒传》简介

《水浒》是一部在人民群众上百年集体创作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创作出来的伟大作品。

南宋时，梁山英雄故事流传甚广。当时的画家、文学家龚开的《宋江36人赞并序》称：宋江等36人的故事已遍及大街小巷；画家也执笔为他们图形绘影。

《水浒》最早的蓝本是宋人的《宣和遗事》，它着力描写了杨志卖刀、晁盖等结伙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事，对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主要人物也都作了描写。宋元之际，还有不少取材于水浒故事的话本。在元杂剧中，梁山英雄已由36人发展到108人。

施耐庵把有关水浒的故事和人物整理加工，在创作《水浒》过程中，忠实地接受了人民的观点，这是《水浒》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基础。

《水浒》历史地表现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阶级压迫是这场农民起义战争的社会根源。高俅等奸臣贪官对人民进行压榨和迫害，激起了人民大众复仇之火，逐渐发展为燎原之势。

小说热情地歌颂了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宋江、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等梁山英雄，以及“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农民革命理想，形象地展示了这次农民起义演变为悲剧的内在历史原因。

除了李逵、武松、鲁智深、阮小七等为数不多的人反对招安之外，以宋江为首的绝大多数人存在着浓厚的忠君思想，他们仇恨和反对的只是高俅等奸臣和贪官污吏。[7] 因此他们的造反尽管也把封建王朝搞得天翻地覆，却不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梁山起义的悲剧也正是表现了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这样一种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施耐庵如实地反映了农民起义本身这个不可克服的缺点，从而生动地描写了梁山起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而又转为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规律性。《水浒》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真实的反映农民起义的伟大作品。

作品紧扣“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题旨，刻画梁山英雄。如作为80万禁军教头的林冲，经济收入宽裕，妻子年轻美貌，家庭生活温馨。这样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安于现状、怯于反抗的性格。面对调戏他爱妻的高衙内，虽然怒气顿生，但碍于对方是自己顶头上司高太尉的义子，只好忍气吞声地收回了那高举的拳头。

之后，高俅指使陆谦设计骗他的爱妻，并诱骗他误入白虎节堂，他仍然忍气吞声。在充军途中他受尽折磨，在野猪林里险遭暗害，他依然甘受凌辱，幻想能回家与爱妻团聚。直到高俅指派陆谦等人，要在草料场将他烧死，才使他忍无可忍地杀了陆谦等人，雪夜上了梁山。[8]

“《水浒》108个人性格，真是一百零八样”（金圣叹语）。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典型。比如林冲、鲁智深和杨志三人，都是军官出身，是武艺高强的英雄，但他们的性格各异。林冲有如上述。鲁智深慷慨直爽，疾恶如仇，敢做敢为，这都集中表现在见义勇为和爱打抱不平上。

为了救金氏父女，三拳打死了郑屠，犯了血案，无可奈何地藏身寺院，做了和尚；为了救林冲，受高俅迫害，连和尚也做不成了，只好落草辗转上了梁山。杨志跟林冲、鲁智深的性格都不相同，他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他的生活目的在于“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

当他失陷花石纲，丢了官时，仍没有放弃向上爬的想法。他积极采取贿赂的手段，企图恢复原来的官职。当受到梁中书赏识和提拔时，感激涕零，要死心塌地在他的门下做军官。直到失陷生辰纲，生命受到威胁时，才亡命江湖、逼上梁山。[9]

刻画人物，往往在人物第一次出场时，首先通过肖像描写，展示人物独具的性格特征，这是《水浒》刻画人物的特色。如第三回鲁达第一次出场时，通过史进的眼睛看见：他是个军官模样，“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络腮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

只几笔就揭示出鲁达这个粗莽正直的英雄性格。对行者武松，写他“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下子就揭示出武松精明英武的性格特征。[10]

《水浒》曲折动人的情节，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通过一个个场面展开、一个个细节描写、一步步地推向高潮。第23回写武松打虎的情节就是如此。第一个场面，写他在景阳冈下酒店一连喝了十几碗酒。接着第二个场面，写他走出酒店被店家喊住说：有大虫伤人和三碗不过冈。武松怀疑店家用心不良，决计过冈。第三个场面写他行数里，看见剥皮树干上写着有大虫伤人等两行字，武松将信将疑地仍继续上冈。第四个场面写他来到景阳冈上，看到山神庙前的印信榜文确信有虎。接着第五个场面才写他在冈上遇虎、打虎。在打虎这个场面中，老虎的一扑、一掀、一剪，武松一一躲过，以及武松的哨棒打在树上被折断，他就势按住老虎拳打脚踢，老虎以利爪刨出土坑等等，都是一个个细节。这些细节在写武松神勇的同时，扣人心弦地把情节推向高潮。[10]

类似的事件写出不同的情节，这也是《水浒》的显著特色。如林冲买刀和杨志卖刀[11]、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武松杀嫂和石秀杀嫂、江州劫法场和大名府劫法场、以及林冲起解和卢俊义起解等等，事件类似却写出了完全不同的情节，显示出生活丰富多彩和人物性格异彩纷呈。

《水浒》的结构是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纵贯全篇，其间连缀着一个一个相对独立自成整体的主要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自身在结构上既纵横开合，各尽特色，又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水浒》的这种独具特色的结构，是民间艺人“说话”特色的具体表现。与之相联系的是《水浒》的语言，它在群众口语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保存了群众口语的优点，具有洗练、明快、生动、色彩浓烈、造型力强的特色。

小说取材

《水浒》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

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李埴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的《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但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后三年多。[12]

宋代说书技艺兴盛，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

这是有关《水浒》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但龚开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

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后世的《水浒》基本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

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这部优秀的古典名著《水浒》。《水浒》的故事最初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从南宋开始就成为了民间口头文学的主要题材。流传下来的根据说书人编成的话本中就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13]

书名由来

《水浒》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四大名著之一。该书的作者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作者是施耐庵，而书名却是罗贯中所起。

二、全书是施耐庵一人所著。

三、此书是由施耐庵和罗贯中共同写的。

“水浒”出自《诗经·大雅·緜》中“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一句。但至于这个书名的确切含义，一直存在异议。

另一种说法是：作者施耐庵由于厌恶尔虞我诈的官场，仅供职两年，便辞官回到老家，一面教书，一面写《江湖豪客传》。书终于脱稿了，施耐庵对书中的情节都很满意，只是觉得书名欠佳。当时还是施耐庵学生的罗贯中建议书名为《水浒》，施耐庵一听，高兴得连声说：“好，好！这个书名太好了！‘水浒’，即水边的意思，有‘在野’的含义，且合《诗经》里‘古公檀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典故，妙哉！”于是将《江湖豪客传》正式改名为《水浒》。

第四篇：诗经 艺术成就

艺术成就

《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在《毛诗序》中又作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指体例分类来说的；赋、比、兴，是就表现手法而言。关于赋、比、兴，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豳风?七月》、《卫风?氓》都是赋体：前者铺叙了奴隶春耕、采桑、纺织、田猎、造酒、贮藏和准备过冬等一年四季的全部劳动生活，表现了阶级的对立和奴隶们的悲愤之情；后者倒叙了弃妇与氓由恋爱到结婚直至被氓遗弃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弃妇的哀怨和决绝。又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都是比体：前者把剥削者比作贪婪的大老鼠；后者把淫乱无耻的卫宣公比作大癞蛤蟆；二者都寄寓了极大的讽刺之意。另如《周南?关雎 》、《魏风?伐檀》都是兴体：前者以贞鸟雎鸠的“关关”叫声起兴，联想起人的男女之情；后者以奴隶们的“坎坎”伐木声起兴，联想到奴隶主阶级的不劳而获。在《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常常是交替使用的，有“赋而比也”，有“比而兴也”，还有“兴而比也”。如《卫风?氓》是赋体，但诗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又显然是“兴而比也”。另如《卫风?硕人》，用铺陈的手法描写庄姜美貌，但其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传神地表现出庄姜的天生丽质，这显然又是“ 赋而比也”。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厚风土气息的重要原因。

《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译本。《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孔子言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第五篇：《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奠基之作，作为一部乐歌总集，它的作者不一，地域不同，内容各异，艺术风格也多种多样。概括而言，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诗经》里的绝大多数诗篇，是奴隶制社会的生活写照。作者们对于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并能通过完美的艺术形象加以表现，抒发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感受。譬如《七月》，以铺叙直陈的手法，展现了一幅古代农奴悲惨生活的真实图画。诗篇不仅概括地描绘了一年的全部劳动过程，而且通过鲜明的对比，深刻有力地揭露了社会的不平，表达了人民对统治阶级的愤恨。《伐檀》《硕鼠》，表现了奴隶们在繁苦剥削压迫下的觉悟和反抗；《君子于役》《东山》，反映战争与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氓》《柏舟》，揭示爱情、婚姻的种种悲欢。这些诗歌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而且以惊人的艺术概括力，把握和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本质矛盾。他们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具体描述，真实而又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表达了广大人民的理想与愿望。

（二）赋比兴是《诗经》中最突出的艺术表现方法，它们同风雅颂被称为诗的“六义”。尤其比、兴，是古人研究《诗经》时总结出来的艺术规律。古人一般认为赋比兴是用，即表现方法。风雅颂是体，即表现内容、体制。这里谈谈“赋比兴”三种艺术表现方法的艺术效果。“赋”就是铺陈直叙事物的方法。其写法特点就在于“直”，而不加譬喻，把要表达的内容有层次地叙述出来，给人以明确而完整的印象。如《七月》，诗人按季节和物候的变化，由春至冬分类排比地记述了农奴一年的劳动过程，直诉其苦，事事铺陈，整体而全面地反映了农奴生产、生活的真实面貌。赋这种表现手法，多表现在一首诗的总体方面，它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能够给人以整体感，既有深度，又有概括力。“比”，就是比喻和比拟。它是用形象事物来打比方，使被比喻的事物生动形象，给人以真实感、形象感，增强诗的感染力量。如《卫风》中的《硕人》，连用六个比喻来描绘硕人的手、肤、领、齿、首、眉的美艳，形象地赞美了卫庄公夫人庄姜的姿容和神态，给读者以鲜明而深刻的印象。比的表现方法，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相似的特征或共同属性，以形写神，将抽象的事物诉诸形象，从而深化了主题。“兴”,就是托物起兴。它是一种凭借自然界的事物。先起个头，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内心感情的表现方法。兴句多放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诗经》中运用兴的方法，有时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周南·关雎》，以雎鸟的和鸣引起下文男女求偶的联想；《周南·桃天》开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两句，以盛开的艳丽桃花，象征出嫁少女荣光焕发的艳美。有时起创造意境，烘托气氛的作用，如《秦风·蒹葭》开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两句，描绘了一幅萧疏清冷的意境，为抒发忧伤失望的心情，渲染了浓烈的气氛。有时起协调韵律的作用，如《秦风·黄鸟》开头“交交黄鸟，止于棘”两句，与下文控诉殉葬制度没有什么联系，它只起个协调韵律的作用。好的起兴，借景抒情，情景交融，能把读者引入诗的意境之中。诗三百篇中的赋比兴多是结合为用的。

（三）复迭是诗三百章法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复迭又叫复沓或重章迭句，即各章的词句基本相同，中间只更换几个字，反复咏唱。它的作用在于加深印象，渲染气氛，深化诗的主题，增强诗的音乐性和 节奏感，使感情得到尽情的抒发。如《伐檀》，全诗三章采用章节复沓的形式，诗中更换的字词起到了层层深入表现诗歌主题的作用：“伐檀”“伐辐”“伐轮”，显示了奴隶有干不完的活儿：“三百廛”’三百衣”“三百囷”和“县疆”“县特”“县鹑”，揭露了奴隶主的残酷剥削：“胡取禾……兮”，表现了奴隶主极大的愤怒。每章又以“素餐”“素食”“素飧”作结，对统治者表示出极大的讽刺。诗中运用上述手法，层层揭露，层层讽刺，再现了劳动场面，深化了主题，同时加强了控诉力量，突出了劳动者的抒情形象，也使诗的形式整齐完美，便于歌唱和记忆。

（四）四言为主的句式和丰富、生动、形象的语言。《诗经》中的基本句式，是四言一句，但也有不少诗句突破四言定格，在四言中又杂以二 三 五 六 七 八言句，在整齐中显示出参差错落之美、《诗经》是诗歌的语言宝库，词汇丰富多彩，用词生动准确。《诗经》中还大量地运用了双声字、迭韵字和重迭字，这不但丰富了语汇，而且写景状物，拟形传声，使诗歌更富于形象美和音韵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