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论文 从《太行山上》看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第一篇：马原论文 从《太行山上》看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从《太行山上》看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毛泽东在1956年曾指出，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才“真正找到了把马列主义真理和中国情况相结合的道路”。这句话深刻阐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的重要地位。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 果—新民主主义理论，有力地指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伟大胜利，而且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为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著作，不仅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而且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哲学基础、根本原则、基本途径和方法，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根据毛泽东的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要“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不能机械地搬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和外国经验，而应“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2](797)。第二，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即要在理论形态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无论是在语言还是在思维方式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都具有鲜明的西方特点。马克思主义要中国的革命斗争中发挥巨大的威力，“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所谓“一定的民族形式”，即是说，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民族的表现形式，同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第三，要“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时代、实践和科学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停留在的现成结论上，而应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 论”，“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和主要标志。(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

为什么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论文，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为什么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实践论》围绕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全面阐述和发挥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论证了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毛泽东着重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基本的观点。”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实践第一”的科学命题，树立的是实践的权威。既然认识是依赖于实践的，而中国的革命 的实际又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并在急剧变化，那么，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打破各种条条框框，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矛盾论》着重从各个方面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强调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要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就必须对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毛泽东说：“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拒绝对具体事物进行分析，不了解不同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时，不去分析研究中国国情的特点，只会生搬硬套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因此，共产党人搞革命，一定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反对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由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跨越到建构哲学理论体系，为他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的正确指导。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

1939年10月，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深刻总结和反思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第一次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公式，并把是否善于“相结合”，看作是党成熟与否的一个主要标志和尺度。从此，这一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遵循的根本准则。

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 的。”这就阐明了坚持“相结合”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

首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革命导师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习理论，而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

其次，要研究中国的实际。在毛泽东看来，“实际”就是“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的一切”。它有三个层次的含义：其一，是指中国的基本国情，包括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其二，主要指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及其经验。正确的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是对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其三，是指中国的历史文化。毛泽东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只有对这些“实际”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第三，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即教条主义的态度和经验主义的态度。“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的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虽然这两者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思想方法的本质是一致的，即都“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际相脱离为其基本特征的。这种主观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内产生“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毛泽东认为，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 利。” 第四，还需要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这才叫做理论 和实际相联系”。在毛泽东看 来，作出新的“理论性创造”，是“相结合”或“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毛泽东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 义”。因为“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创造出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 了。”(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和方法

毛泽东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经验的基础上，阐明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这就是被人们概括的三个著名公式：其一，“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矛盾辩证运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和实践向理论的转化，从而推动理论和实践向前发展。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 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其二，“特殊—一般—特殊”的公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又是一般和特殊的辩证矛盾运动的过程。毛泽东认为，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才有可能更进一步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然后，人们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从而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其三，“群众—领导—群众”的公式。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主体。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人民群众的有机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化和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化的统一起来。这就要求在实践中实现相信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无产阶级政党 的科学领导的有机统一。为此，毛泽东提出了“群众—领导—群众”的公式：“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第一，调查研究的方法。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是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他向全党提出了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任务，并强调：“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他不仅经常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而且还阐述了作好调查研究应有的态度和方法，即既要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和尊重事实科学态度，又要运用普遍调查、典型调查、会议调查、蹲点和试点等方法。第二，矛盾分析的方法。毛泽东认为，在分析矛盾时既要分析其普遍性，又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在处理各种矛盾的关系时，首先要抓住重点，即抓住主要矛盾，并把它作为解决其它矛盾的根本点和出发点。第三，“古今中外法”。毛泽东说：“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励，是及其巨大 的。”因此，要认清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研究“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发展”。1942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古今中外法”，他说：“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二、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立于抗日战争时期，是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的。

党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认识更加深刻。由于党的理论准备不足，抗战前理论研究与实践斗争的某些脱离现象的普遍性，使中国革命遭受挫折。鉴于此，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向全党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并利用当时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大本营环境较为安宁的有利条件，在全党掀起了阅读马列著作的热潮。毛泽东注意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艾思奇等哲学工作者发起了一场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运动。在此基础上，1938年4月，艾思奇呼吁：“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艾思奇、胡绳认为，要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除了要学习、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外，要注重中国传统哲学遗产，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在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之后，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内在根据、方法原则、实现途径等重大问题，或通过正面阐述，或通过同错误思潮的批判，作了进一步的深入辨析和学理完善。这些研究和探索，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进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直接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方式的改变及其适时解散，为毛泽东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曾有过正确的指导和帮助。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概括起来就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是党内教条主义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会议决定“把活动重心移向世界工人运动基本政策和策略方针的制定，在解决所有问题时要从每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和特点出发，„„避免直接干预各共产党的内部组织事宜”。事实上，“自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以来，共产党国际

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共产国际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 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通过默认或直接声明的方式予以支持，体现了其对中共内部事物的尊重。这就为中共根据本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独立自主地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进而创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思路、新方法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指出：“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1935年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遵义会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转折点，从中共内部组织上、作风上为全党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准备了条件。而由于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六届六中全会，则在外部为克服王明投降主义创造了组织条件，客观上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毛泽东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1943年5月13日，共产国际提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建 议：“既然各个国家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么，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个个别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障碍的。”据此建议，1943年6月9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由于共产国际事实上已经是干预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和服务于苏联共产党和国家利益的工具，其解散有利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国情和 革命实际开展工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如毛泽东所言：“共产国际的解散„„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现在共产国际没有了，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从这中责任心出发，就要发挥共产党人的创造力。”

摆脱羁绊的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整风运动，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以其丰富的创造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胜利发展。

第二篇：从唯物史观看《太行山上》

从唯物史观看《太行山上》

03212719 李想

上周五的马原课上，老师组织大家观看了一部讲述八路军抗战故事的电影：《太行山上》。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后，华北危急。国共合作的背景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总司令朱德率领下东渡黄河奔赴前线抗战。山西实权人物阎锡山面对“国、共、日”三股力量颇为头疼，提出“守土抗日”口号，在民族大义的影响下，于形式上支持八路军抗日。朱德筹划于日军进犯山西的必经险地平型关截击，115师师长林彪临战指挥出色，成功击败板垣师团，史称“平型关大捷”。同时八路军用灵活的战术亦减轻了国军战场的压力。不久日军以优势兵力、装备围攻太原一线，蒋、阎战略判断失误，正面战场接连失败，八路军转入敌后根据地建设，自此拉开了军民抗击日寇的伟大事业。

通过这部电影，我们了解到抗日战争那段战火纷飞而英雄辈出的时代，我被抗日志士不怕牺牲，视死如归保卫国家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及尽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深深感染。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部电影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客观性、科学性和革命性。

唯物史观的观点之一是：生产是历史一切社会进步的尺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人类社会的进程。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军官对115师政委聂荣臻说日军一个团的一次齐射活力就超过我们一个集团军，这确保了日军在正面战场上的优势。来自狭小领土的日本军队能在抗战前期以凶猛的攻势大举进攻地域辽阔的中国，以至于当时执政的国民政府不得不退守西南，以至于中华大地饱受日寇铁蹄见他蹂躏，原因何在？我们往前看，甲午中日海战中，外表光鲜的清朝水师大败而归，究其根本原因，不是官兵们作战不努力，而是败在了装备上。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后，充分模仿吸收西方先进技术，提升了自身的生产力。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日益强盛，催生了日本统治者侵略中国乃至称霸亚洲的野心。相比之下，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生产力停滞不前，自鸦片战争以来，饱受列强入侵之苦，国内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在此情况之下，日军大举入侵中国时，虽有大批英勇的斗士奋起反抗，但由于装备、战争准备、训练质量上的差距，中华的战士始终无法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匹敌。

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当时的中国军队无法拥有能对抗日本空军的空中力量，面对强悍的日军坦克也只能造成有限的伤害。就像影片中的那样，我军部队无法对抗日军的空袭，于是偷偷的潜入日军的空军基地，炸毁了他们的飞机。然而，这毕竟只相当于扬汤止沸，只要仍然具有强大的生产力，日本就能很快的补充他们的空中力量。要彻底改变处境，唯一的方法就是拥有足够的对空力量。无奈的是，影片中的中国部队，特别是共产党的军队，根本没有有效的对空武器，以至于面对日军的疯狂空袭，只能用步枪和机枪打飞机。影片中，朱德说过：“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自己造枪，造炮，以后还要造军舰呐„„”这也充分展现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

同时，唯物史观认为，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具有两重性。影片中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科技发展武器，入侵他国，造成大量生命财产的损失就是一个例证。

唯物史观还有一个观点：人类社会及其构成成分均以总体的体系方式存在，要从研究的对象的整体出发，从研究对象内部的相互作用与矛盾和研究对象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进行研究。这我们也可以从影片中看到。之前，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针锋相对，但是在日军入侵的时候，绝大部分的呼声是一致对外，这就是在分析了内部矛盾和对象吴外部环境矛盾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而中共、国民党、阎锡山三者的合作也是从整体出发，认识到了但是最大的矛盾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在这一点上，无疑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的认识更加透彻。在与国民党朱怀冰部、孙楚部的冲突中，八路军始终以“教训阎锡山和他的部队继续抗日”为目的，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绝不打第一枪。而后在取得了胜利之后，毛泽东致信阎锡山，表示希望山西的事情和平解决，以致阎锡山发出了“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的感叹；在与国民党代表卫立煌的谈判中，主动提出北撤，放弃到手的地盘，而要求仅仅是希望国民党军队不要越界寻衅，以抗战大局为重。这正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表现。

另外，朱德在影片结束的时候说八路军的成功“一靠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二靠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三靠太行山人民群众”，这一句话很耐人寻味。

第一“靠”突出了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人物是一定历史事件的主要倡导者、组织领导者或思想理论、科学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有深刻印象，甚至有时能够决定个别历史事件的结局，从而导致历史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重大变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新的历史任务往往是由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人物首先发现或提出来的。他们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解决历史人物的愿望比别人强烈。先进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所提出的思想能够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他们为群众指明革命斗争的方向，在革命斗争中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

但是，必须明确，不管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在历史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都要受到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制约，而不能决定和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进程和中方向。历史人物的作用性质取决于他们的思想、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意愿，历史人物才能起到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作用。

而后两个“靠”则体现了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人民群众从质上说是指一切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从量上说是指社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影片里“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和“太行山的人民群众”只是那个时代的人民群众的代表。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是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前进的过程相一致的。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过程中，人民群众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力量，是具有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愿望的社会力量，是主张变革旧的社会制度和旧的思想观念的社会力量。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太行山上》这部影片还有许多内容值得发掘，并能从中发现不少哲学原理，如：在客观历史进行中，环境创造人，人又创造环境、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源是在于其种种复杂的内外部矛盾等等。

第三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基论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举行了一次“千年思想家”的网上评选活动。结果，马克思位居榜首。再有人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终结论”的今天，这个评选结果确实令人深思。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经160多年了，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深入人心，显示出其巨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它的产生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在人类历史上树立了前无古人的不朽丰碑。

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定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条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勃勃生机，有位我们继续进行理论创新打开了开阔空间。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涵盖了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等诸多领域和各个方面，是极其深刻和丰富的。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注意，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它既包括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也包括列宁等对其继承和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并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

作为学生的我们，虽然对那些科技人文方面的学术论文不是很熟悉，但是，对于马克思中国化这个名词绝对不会陌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永恒而又常新的课题。从老师们饱含深情的眼光中，我们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滚滚暖流。历史老师们眉飞色舞的解说传达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力量。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广泛而又深刻的思想基础。经过艰辛的探索过程，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便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抗日战争初期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科学概念。1938年10月，毛主席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在谈到全党党员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提高党的战斗力时，针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有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我们的革命有了新希望。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 毛主席如此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把它作为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十分紧迫的问题提到全党面前，立刻引起了全党的高度重视。我相信，这时候我们的革命同志必定热血沸腾，这是新曙光，是救命稻草，是我们走向胜利奋力一搏的利刃。

有了这个思想武器，当然要看看是不是适合中国这片热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都说读史使人明志，这一段探索的历史给后人留下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深思和学习的，是我们的宝藏。

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人们付出了常人所不能想象的汗水，他们站在的是我们不能企及的高度。首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革命建设阶段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问题，从而创立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理论意义和时代内涵。毋庸置疑，这样的过程是艰辛的，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能做的就是从失败和经验中吸取教训，并从中获取如何走下去的方法和途径。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自是不必言明。早在1930 年，毛泽东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在这部不朽著作中，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义重大，它指引着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作风，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以这个思想体系武装起来的党，必将给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在这个《决议》的基础上，党的七大决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重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最伟大的实践成果。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 9 年，是党在探索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既有重大胜利又遭受比较多的曲折和比较严重的挫折的一段历史，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

飞跃的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怎样走”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小平同志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首先，邓小平同志提出恢复实事求是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提出要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出发，找出解决中国贫穷落后的方法。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第一次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着手进行经济和政治各方面的改革。在党的十三大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92年，面对国际风云的变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向哪里走，邓小平同志又适时地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讲话，指出计划和市场并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于是，在1992年底的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到党的十五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我们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也标志着邓小平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后形成。在党的十五大上，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成果中，一个重要的成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紧密结合新的实践，把治党和治国、执政和为民结合起来，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方面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向前推进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另一方面又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战略思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将不断地开出绚丽的创新之花，结出丰硕的理论之果。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同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一致的，都是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就要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推进论理创新和实践创新，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大学生，应该认真学习、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学风，自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努力使自己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四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观念到理论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观念到理论形态

作者：赖大仁 来源：《江汉论坛》2008年7期

摘要：以历史的、开放的而不是教条化的观念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将其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转化，它既指这种理论形态转化及其实践探索的历史过程，也包括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这种理论成果又可具体区分为原典性“译介话语”、“领袖话语”、“学术话语”等三种基本理论(话语)形态来认识，它们各有不同的特点和意义。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学术资源加以借鉴，至少可以在“学术话语”的意义上为我们提供某种理论参照。

在我国理论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是一个热门研究课题，在各学科领域都展开了广泛探讨。然而，关于究竟怎样理解这个理论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哪些理论形态，学界实际上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反映了不同的理论观念。本文试从几个方面对此略加探讨。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说法虽早已普遍流行，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却往往见仁见智，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个伪命题。因为根据毛泽东的说法，所谓“化”者，乃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外国的理论学说，怎么能做到完全“中国化”呢？既然做不到，那么这个命题就是不能成立的。

上述看法实际上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毛泽东的说法偷换了命题。查阅毛泽东的有关著作，他的确说过上面这样的话，但并不是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的，而是另有其意。上个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接连作了几次动员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针对一些现象指出：“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1]可见这里是针对一些人言不由衷提倡“大众化”等空头口号而言，将毛泽东在特定语境中所讲的这段话移用过来，用以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由此推断这个命题如何不能成立，这种偷换命题移花接木式的“归谬法”推断显然是不严肃不科学的。第二，某些论者的这种借题发挥，与其说是为了阐述毛泽东的论断，不如说是借此表达自己的见解，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么就必须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化”过来：如果全盘“化”过来实际上不可能，那么这个命题就不能成立。由此反映出来的，一方面是这种推论方式的简单武断，另一方面则是其中所包含的基本观点与理念，实际上与“全盘西化”论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再回到毛泽东本身的立场上来，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什么看法呢？从毛泽东的有关著作看，他并没有直接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而是表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他一再阐述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3]“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4]很显然，毛泽东的这些阐述，是偏重从实践论的原则，即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二者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基本含义是一样的。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仅仅从实践过程来看，还应落到具体的理论成果来看待。从这个意义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所形成的理论，比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就是这样的理论成果，是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这样的理解显然也有一定的道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完整的命题来理解，可以说它是指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转化，也就是将其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及其实践探索的过

程。这个“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彻头彻尾原封不动照搬到中国来，也不是像盐和糖溶进水里那样无形地被“化解”，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转化”，就像我们用创造性的方式手段，把太阳巨大无限的能量转化成为我们的现实资源，用以解决现实问题，满足我们的现实发展要求一样。这个转化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两层含义：其一，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即把马克思主义转化成为中国化的理论话语及其实践探索的过程；其二，它也指一种理论形态，即在上述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传播过程。从20世纪初以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艾思奇等许多早期革命知识分子，都曾致力于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这种译介传播更是不断得到普及。二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实践探索过程，即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的过程。三是在上述实践探索基础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这个历史进程显然还远没有结束，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所说，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5]，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将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的过程。

再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来看，也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原典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研究阐释，使其转化成为中国语境中的理论话语；另一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在此实践探索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论学说，这是创造性地发展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通常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归入其中，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我以为，如果仅限于此，显然又是不够的。倘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成是一种全民普遍性的理论创造与实践追求，而不仅仅是某个政党及其领袖人物的个别行为，那么就应当说，它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就是多样性的，所形成的具体理论(话语)形态及其意义也是多样性的，值得进一步区分探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话语)形态

按笔者的粗浅看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全面的、开放性的发展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也许可以区分为以下三种基本理论(话语)形态来认识。

第一种理论(话语)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译介阐释，也许可简称为原典性“译介话语”。马克思主义原本是产生于欧洲的理论学说，是一种西方话语形态。作为对人类社会现象的深刻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立场观点与思想方法，无疑具有普遍真理性，但它作为一种西方话语，又显然需要经过一定的译介阐释即话语转化，才能成为中国人所容易理解接受的东西。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通过译介阐释，将其转化成为中国式的理论话语，并使其逐渐得到传播推广。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来看，这种译介阐释性的理论形态，经历了一个从比较零散到比较系统的过程。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一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如同鲁迅所形容的“盗天火”那样，从各种途径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获取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将其翻译介绍进来。当时的《新青年》等一批进步杂志报刊，成为最早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当然，这种译介传播在当时还是比较零散的，究其原因，一是当时我国理论界还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系统的了解，并且处于乱世也还不具备系统译介的时代条件；二是当时人们往往是从现实需要出发，带着一定的实用目的性，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加以译介阐释以解决现实问题。也正是由于这种现实需要，后来有更多的理论家以更大热情和自觉性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与传播。瞿秋白曾把1929年称之为“社会科学翻译年”，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著作如《资本论》、《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等都有了中文全译本[6]；与此同时，分学科类型的各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辑也不断编译出版，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逐渐走向系统化。到延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编译整理更得到重视，无疑也更为系统，因而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普及传播。建国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进入全新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全集和选集相继编译出版，分学科类型的各种马克思主义论著也不断整理出版。特别是随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各种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法律、新闻、文艺等学科的马克思主义论著选讲之类教材层出不穷，影响更加广泛。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早期阶段，这种译介性的理论形态还是比较零散和功利化的，甚至是断章取义式的，那么如今显然更为全

面系统准确，围绕原典所进行的研究阐释也更切合其基本精神，因而更有助于中国读者的理解接受。这种原典性“译介话语”，在早期阶段无疑起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作用，如今则为人们更好地学习接受和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学说提供了坚实基础。

第二种理论(话语)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如毛泽东、邓小平等所创建的思想理论，我们姑且称之为“领袖话语”。这种理论形态，从根本上说来，正如毛泽东所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的简单转述，而是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这种理论形态的主要特点，一是注重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立足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实践品格。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指导思想，就是倡导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研究具体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因此必须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将其运用到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中去。毛泽东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努力践行的。从他早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可以看出，他并没有照搬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析和城市工人斗争的理论，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和人民革命的思想方法，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进行具体分析，阐明中国革命的敌、我、友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由工人阶级领导，依靠农民阶级和其他进步阶级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思想，走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走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到延安时期的《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乃至建国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论十大关系》等大量著作，都是致力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矛盾和指导社会实践，进而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总结概括，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性文献。同样，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秉承毛泽东所开创的思想理论路线，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运用于研究和解决新时期以来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具体问题，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发展。二是这种理论形态虽往往以某个领袖人物的名字命名，但它并不仅仅是某个领袖人物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里的“集体智慧”，既包括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探索，是群众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同时也包括共产党人整个领袖群体的共同创造，具有自身的完整性与体系性。这无论是对于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可作如是观。三是这种理论形态主要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领袖人物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思想理论观念，必然要把各种理论与实践问题，纳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宏观结构系统中，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变革进步的现实立场来加以论述阐释，因此就成为政治色彩很浓的意识形态理论话语。从理论方面来说，它所致力于研究和回答的，是一些带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普遍的理论意义；而从实践方面来说，则是要解决一定历史时期我国社会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保障国家民族的事业的正确发展方向。这在根本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与实践精神的有机统一。

第三种理论(话语)形态，是我国各学科领域的理论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对哲学、经济学等各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问题所进行的学理性探讨，我们姑且称之为“学术话语”。其中又大致有两种基本情况：一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典入手，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落到某种学科原理的层面来进行学术化的研究阐释；另一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照研究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进行学理性探索，从而形成各门学科富有创新性和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

例如，我国理论界一直致力于阐发马克思主义唯物反映论的哲学观，并将其作为哲学基本原理贯穿在各门学科中，以此解释各种人类社会现象。虽然从理论形态来说，哲学基本原理及各门学科的理论建构应属于学术话语，但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学术话语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制约，因而其学理性研究仍有较大的局限性，存在简单化、教条化等种种偏向。新时期以来这种偏向逐渐得到克服和纠正，一方面，对于唯物反映论哲学原理本身，更为注重人们认识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使之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原本所具有的辩证思想，也更有利于对实践活动的解释与指导；另一方面，各门学科运用唯物反映论基本原理研究事物的基本规律，更为注重从事物本身的特性出发，致力于揭示和阐明这种反映与认

识活动的特殊性。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理论界进一步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广泛探讨。在哲学观念上，人们已不限于用唯物反映论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现象，而是进一步寻求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观点来研究人类的认识与实践活动。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人类一切社会实践活动，一方面是“合规律性”的，另一方面则是“合目的性”的，因此人们的一切认识与实践活动，都不只是一种直观的反映活动，而是主体积极能动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如果说人们的反映与认识活动，只有放到实践活动关系中才能得到更清楚的认识说明，那么人们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也只有进一步放到人学的整体系统中，把人们的实践活动与人的主体精神及其生存意义价值联系起来进行探讨，才能得到更透彻的理解阐释。具体来说，这种研究探讨大致是在两个向度上展开：一是关于主体论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强调，对对象、现实应当从实践去理解，特别是从主体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7]，其中包含着深刻的主体论思想。随着实践论哲学讨论的深化，主体性问题便日益凸显出来，新时期以来各学科领域对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取得了许多积极的学术成果。二是关于人学价值论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看，一切所谓反映、认识和实践等等，都是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实现方式，归根到底都可以落到人学价值论基础上来理解，都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以合乎人性的生活为价值尺度。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有非常丰富的理论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阐发也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我国理论界一个时期以来的研究探索，包括近期围绕“以人为本”命题所进行的理论探讨，也无不显示了这种广阔的研究前景。

综上所述，如果说“领袖话语”是更直接地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从而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那么“学术话语”则更多寻求深入开掘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资源，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方法落实在各门学科基本问题的研究中，探讨事物的基本规律和阐明学科的基本原理，形成贯注马克思主义思想精神的富有学理性的学科理论，为人们进行具体实践活动提供先进的理论指导。应当说不同的理论形态各有不同的特点和意义，都值得深入研究。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

通常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然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实践探索，而并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在内。然而实际上，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实际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都必然关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问题，对此同样值得加以探讨。

具体而言，这个问题可从两个方面来展开探讨：一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应如何认识，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可否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加以研究探讨，以及从什么样意义和层面上将其纳入进来加以研究探讨，而这两者又是彼此相关的。

首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如何认识，理论界大致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西马”非马，它实质上属于西方现代派理论学说的范畴，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的现代发展，应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加以研究。依笔者浅见，也许不能简单作非此即彼的判断，就是说既不能简单地断言“西马”非马，同样也不能笼统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归入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而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应当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有的理论学说，的确是努力寻求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资源进行开掘，并将其引入自身的理论研究，从而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进行观照批判；也有的力图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及意识形态进行剖析，对当下现实关系中的种种社会生活异化与人的异化现象加以审视批判，对现实条件下人类社会与人的健全发展前景进行探讨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发展。当然也有一些自称新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实质上未必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学说也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观点，实际上不过是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名声来推销自己的理论而已，这显然又当别论，不在本命题讨论范围之内。

其次，按笔者的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自有其特定的理论命题、观点方法和思想内涵，已成为一种宝贵的思想理论资源。它的生命力正在于它的开放性，既向历史开放，更向现实和未来开放。如果我们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还有马克思主义在其它国家的探索与发展)就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横向移植和拓展。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发展，还是在世界其它地方的移植拓展，应当说都缘自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资源的深入研究与开掘，并且运用于对各自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探讨。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研究借鉴：一是在如何开掘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资源并进行现代阐释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研究思路与阐释方法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值得研究借鉴；二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对当代社会发展及其现实问题的批判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许多独到之处，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扩展，不同社会形态在发展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并且还有很多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性的问题，引起人们的共同关注。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无论东、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现代发展，都会有更多的相互启发借鉴。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一种开放性而不是封闭性的发展，那么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纳入我们的观照视野，把它作为一种学术资源加以借鉴，至少可以在“学术话语”的意义上提供某种理论参照，从而对我们的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注释：

[1][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1、795、796页。[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5]《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10页。[6]参见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8页。[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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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指引着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指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变成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理论、路线、方针和策略，而我们正是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推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进程，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实践证明，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探索，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引，我们的实践就会陷入盲目性，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建设（阶级斗争为纲还是经济为中心）、改革开放时期（是否僵化理解社会主义和走回头路）都有正反经验教训。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式具有民族化，特别是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和极大的挑战，更需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凝聚力量。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人都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民族精神更加重要！失去自己的传统，放弃自己的特色，就是自毁长城。俄国反省：苏联解体绝对是历史性错误。（曾经是小生产者汪洋大海的中国）中国更加不能随便自我否定，否则就是乱自己阵脚。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不同时期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体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坚持与发展的统一，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中国的传承，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动态的科学体系。它们不但以新的形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强大生命力。科学理论总是在发展之中发挥作用和得到发展。自然和社会科学皆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既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表现，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内容

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式的实践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中国共产党开始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只是理论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开花并结果，就必须将其理论形式转化为实践形式，如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实践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表明，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式向实践形式的转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其他转化都以此为目的并为此服务。

第一，我们应毫不犹豫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规律的认识。第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第三，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深化共产党对执政党的认识。

总之实践与创新都没有止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发展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