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票据抗辩的论文——均为法官观点
票据恶意抗辩的构成
票据恶意抗辩是指,如果持票人明知票据债务人与出票人或者与自己的前手之间存在抗辩事由仍取得票据时,票据债务人即可基于其与出票人或者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因票据抗辩限制乃是票据法的一项原则,故恶意抗辩属票据抗辩限制原则的例外。恶意抗辩制度涉及到票据债务人的抗辩权,以及持票人票据权利的认定,因此应慎重把握其构成要件。
一、持票人受让票据时须主观上有恶意。对于恶意的准确认定是确立恶意抗辩是否成立的关键性要素。对持票人恶意的认定,在理论上有通谋说、害意说和认识说三种。通谋说是指持票人与出票人或与其前手之间存在有害于票据债务人的通谋,恶意抗辩才能成立;害意说指持票人在取得票据时对票据债务人存在着害意;认识说是指只要持票人知悉票据债务人与出票人或与其前手间有抗辩事由存在仍取得票据的,恶意抗辩即成立。比较起来,通谋说把恶意含义的范围限定得过于狭窄,不利于对票据债务人的权益保护;害意说则不易判断,容易流于形式,徒有虚名;只有认识说是一种较为客观的评判标准。故我国票据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的恶意抗辩,即是采取了认识说为恶意含义的认定标准。同时,票据债务人对持票人在取得票据时具有恶意,应负举证责任。
我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中“明知存在抗辩事由”中的“明知”,通说认为应是持票人明确知道抗辩事由存在时,才可产生恶意抗辩,即票据抗辩的反限制,也就是说,需有持票人知道抗辩事由存在的客观情况,才发生恶意抗辩。但若这样,易使持票人逃避其应尽的一般人的谨慎审查义务。因为只要持票人尽一般谨慎审查义务,就可知票据债务人与出票人或与其前手间有抗辩事由存在,却不尽此义务,从而导致其应知而未知抗辩事由存在的结果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根据通说中对“明知”的理解,仅由于持票人因过失而不知有抗辩事由存在,就认定不适用恶意抗辩,不适用票据抗辩的反限制,从而认为票据债务人无权行使抗辩权,则会使票据债务人处于不利的法律地位,其合法利益也得不到有效保护。因此应对这里的“明知”作扩充性的解释。
二、持票人恶意的时间认定,应以持票人取得票据时为准。我国票据法强调只有持票人是在基于“明知”而取得相关票据时才可能出现恶意抗辩的情形。若持票人在取得票据之后才得知抗辩事由存在时,并不构成恶意抗辩。如此规定,目的主要还是在于保障持票人的票据权利能得到较好的实现,法律如果规定嗣后知晓有关抗辩事由存在的持票人也将遭受票据债务人的抗辩,则票据就无法进行相应的转让流通。另外,持票人恶意的成立并不意味着恶意抗辩的成立。如果持票人在取得票据时存在恶意,但其向票据债务人主张票据权利时,票据债务人与出票人或与持票人前手间的抗辩事由已经消灭,则不会再发生恶意抗辩。
三、持票人明知其前手与票据债务人之间存有抗辩事由,该前手仅限于持票人的直接前手。因为,持票人只可能注意其直接前手与票据债务人间有无抗辩事由,若要求其注意其所有前手是否与票据债务人间存在抗辩事由,则会加重持票人的责任和义务,不利于票据的流通和转让。这里的“前手”不同于票据抗辩限制制度中的“前手”。票据抗辩限制制度中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这里所说的持票人的前手是指在持票人之前签章的其他票据债务人,因此既可以是直接的前手,也可以是非直接的前手。
正确把握恶意抗辩的构成,还应注意区分本条内容与第十二条规定的明知前手欺诈、胁迫、偷盗取得票据的情形。如果持票人明知的抗辩事由属于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欺诈”、“胁迫”、“偷盗”等情形时,票据债务人向持票人行使抗辩的直接原因就是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而不是因为前手的瑕疵涉及到了后手。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明知导致持票人根本不享有票据权利;而第十三条规定的明知仅仅使持票人受到前手瑕疵的影响,并不当然丧失票据权利。
票据抗辩限制的例外
票据抗辩是一方防御及对抗他方行使票据权利的行为。抗辩既是一项诉讼上的权利,又是一项民事上的实体权利。抗辩权所针对的是相对人(诉讼中一般表现为原告)的票据权利。鉴于民事诉讼中原告的请求并非均以权利为依据,因此,诉讼上的抗辩有两种情况:(1)票据权利否认之抗辩。即被告从根本上否认原告票据权利的存在从而对抗原告的请求。比如,甲伪造乙的签名向丙签发一张票据,当丙向乙行使权利时,乙可以进行权利否认之抗辩。此种抗辩有两种:一是票据权利未发生之抗辩。如未成年人签发的票据,票据形式不合法等;二是票据权利已消灭的抗辩。如票据权利已过时效、票据追索权因保全手续的欠缺而丧失。(2)拒绝履行票据义务之抗辩。即被告不否认原告票据权利的存在,只是认为自己有法定的拒绝履行义务的权利而对抗原告的请求。此所谓法定的拒绝履行义务的权利,即为实体上的抗辩权。实体上的抗辩权的发生依据并非双方票据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存在,或业已消灭,而是继续履行票据债务将造成票据债务人损失,从而导致双方利益失衡,有悖公正的法定事由的出现。
票据抗辩限制制度的确立是为了维护票据交易安全。所以,对于票据转让中的非交易行为不必适用票据抗辩限制的规定;对于票据交易中的恶意行为无维护之必要;至于交易中的重大过失,基于公平和诚实原则亦不应以票据抗辩限制制度去维护。因此,各国法律在确立票据抗辩限制制度的同时,又对此作了例外性的规定。我国票据法亦如此。
一、持票人无对价取得票据的,不受抗辩切断的保护。我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因税收、继承、赠与可以依法无偿取得票据的,不受给付对价的限制。但是,所享有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据此,无对价取得票据的,票据债务人得以自己与持票人前手的抗辩事由来对抗持票人。比如,甲向乙签发一张票载金额为1万元的票据,作为向乙的购货付款;乙将该票据背书给丙,作为对丙的赠与;当乙未依约履行对甲的供货义务时,甲可以对丙的付款请求行使抗辩权,以对乙的抗辩理由对抗丙。法律所以作出这一规定,是因为税收、赠与、继承等无偿行为均不是一种商事交易行为,无须对票据债务人作出抗辩切断的限制。
二、持票人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受抗辩切断的保护。票据抗辩的限制制度是基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需要,在票据交易过程中,第三人不可能、也不应当知道票据债务人与其前手或票据债务人与出票人之间是否存在抗辩事由,所以,法律为维护票据安全,特确立抗辩限制制度。然而,当持票人在取得票据时明知该票据权利存有瑕疵(即票据债务人有抗辩权),法律对其无特殊保护的必要。因此,我国票据法第十三条在对票据债务人的抗辩作出限制性规定的同时,又对该限制进行了除外性规定,即“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各国票据法亦然,均作了类似的规定。一些国家的票据法还规定,持票人在取得票据时有重大过错的(即虽然不知票据权利有瑕疵,但基于某种情形应知而不知的)也不能获得票据抗辩切断的利益。
票据抗辩限制的适用
无论是现行票据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都将票据抗辩权的行使以及票据抗辩权的限制作为重要内容加以明确规定。这是当前票据纠纷审判实务中常涉及的问题之一。
一、正确理解涉及抗辩限制适用的票据返还请求纠纷案件的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收案的规定体现着抗辩限制的适用范围。票据法实施以来,关于票据纠纷的范围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议。有人认为,票据纠纷就是票据权利纠纷,也就是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其范围仅限于基于票据行为而引起的与票据关系有关的当事人之间因行使了付款请求权或追索权而发生的纠纷,票据法上的非票据权利义务争议则不属于票据纠纷。因为此类纠纷与当事人的票据行为所产生的票据关系的性质不同。也有人认为,凡是涉及到票据或者对票据采取了保全措施,一律都属于票据纠纷。这些争议给法院和当事人造成了很多不便。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因行使票据权利或者票据法上的非票据权利而引起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第二条又进一步规定:“依据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票据债务人(即出票人)以在票据未转让时的基础关系违法、双方不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持票人应付对价而未付对价为由,要求返还票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笔者认为,在审判实践中对该条款的理解应注重两个方面:一是该条实际以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了对票据纠纷的收案范围,具体指出对票据返还请求纠纷提起诉讼应予立案受理;二是它还包含着票据抗辩限制事由的具体规定。这是因为:
(一)我国票据法第十三条并没有对抗辩限制的事由具体有哪些进行一一列举,只能从票据法的其他条文的规范中寻找答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二条实际上从受理的角度指出,以票据基础关系违法、双方不具有真实性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持票人应付对价而未付对价提出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提供司法救济,予以立案。强调对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的票据,应不予转让,否则一旦票据背书转让,票据抗辩即被切断。
(二)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二条有密切联系的第十四条,是对有关抗辩限制适用的补充规定。如果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二条包含了对抗辩限制的规定难以理解的话,结合司法解释第十四条和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就会一目了然。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是对票据法第十三条(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和第十条(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等条款的规定从审判适用的角度作出的明确解释。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对票据抗辩限制作出的规定,着重解决了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关于抗辩限制规定不够明确的问题。
二、正确认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列举的抗辩事由
我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了抗辩限制及其例外,但对抗辩事由并未列举。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常产生歧义。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列举了常见的抗辩事由。例如第十五条中列举的有:与票据债务人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并且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非法手段取得票据,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明知票据债务人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其他依法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此外,第十六条列举的抗辩事由有:欠缺法定必要记载事项或者不符合法定格式的;超过票据权利时效的;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以背书方式取得但背书不连续的;其他依法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如此等等。
但是,在审判实践中票据抗辩事由远不止于此。它们散见于票据法各个条款中,包括票据瑕疵的抗辩,诸如票据记载的债务人是伪造的、不得更改事项被更改等;票据行为瑕疵抗辩,例如票据行为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持票人的瑕疵、票据要素不齐、附条件的支付委托或承兑、签章不符合要求等。因此,在审理有关票据纠纷案件时,应全面把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有关抗辩事由的列举,正确处理有关纠纷。
三、正确适用转让方法与抗辩限制的适用
票据抗辩限制的目的在于促进票据的流通与交易安全,而票据流通功能只有经过票据的转让行为才能得以实现。因此,票据转让方法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适用抗辩限制制度的问题。
我国票据法上的转让方法主要是依票据的背书进行转让;其次是空白支票的交付。质言之,只有这两种情形下的票据转让,才是法定的特别票据债权的转移;才存在适用票据抗辩限制的可能性。对此,笔者认为,在审判实践中应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依普通债权的转让方法受让的票据,适用抗辩限制制度。如在我国未背书而让与汇票,依继承、公司合并、强制执行等民法或民事诉讼法上的方法转让票据,票据债务人可以向让与人主张抗辩,受让人不受抗辩限制制度的保护。原因是按照上述方法取得的票据,是普通民事债权的转让,它受民法的调整。而按照民事法律的规定,对于债权的转让,债务人对受让人的抗辩并不受限制。这使得受让人的地位原则上不能有别于让与人,故票据债务人的所有对抗让与人的抗辩,均得对受让人行使。
第二,依期后背书而受让的票据,不适用抗辩限制制度。我国票据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汇票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不得背书转让;背书转让的,背书人应当承担汇票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五十八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票据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提示付款期限,票据持有人背书转让的,背书人应当承担票据责任。”由此,对于期后背书,仅由背书人对被背书人承担相关票据责任,而其他票据债务人承担的责任,是民法的普通债权的责任,不适用票据抗辩限制制度。因为此时的票据已丧失了流通证券的实质价值,再给予抗辩限制的保护,就偏离了抗辩限制促进票据流通的目的。
四、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识和适用抗辩限制的理论依据——票据行为的无因性
2004年8月28日公布的修订后票据法,除了删去原票据法第七十五条和调整了部分条款的顺序外,并未就其他条款增删新的内容。笔者认为,对于新旧票据法所规定的抗辩限制制度来说,体现的均是票据的相对无因性。
众所周知,票据作为一种无因证券,为世界各国所公认,我国票据法亦以无因性理论为基础构筑了各项法律制度,包括票据的抗辩限制。进而言之,票据抗辩限制是票据行为无因性的主要表现。根据各国票据法的规定,票据行为作为无因行为,即不以给付原因为何,均需依票据上所记载的文义负责,除非持票人自己是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持票人前手所存在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
在我国,票据的立法在坚持了对票据无因性原则进行普遍适用的同时,对该原则的例外情形予以严格适用。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票据法第一条的规定,非常重视票据行为的规范性,强调使用票据的安全性;其次,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明确将票据基础关系引入票据法中,在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重合时,肯定其牵连性,并以此作为我国票据法律制度中的一项普遍性原则。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票据法在立法中突出体现的是票据的相对无因性的特征。
票据无因性原理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票据作为一种无因证券,已为世界各国的票据立法所公认,我国票据法亦以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理论为基础构筑了各项票据法律制度。通说认为,票据行为无因性理论在票据法中的重要体现就是票据抗辩切断制度,即我国票据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司法实践中,我们屡屡遭遇这样的问题,即票据债务人以持票人与持票人前手之间基于基础关系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拒绝履行票据债务。如出票人甲签发一张汇票给乙,乙基于与丙的货物买卖合同,将票据背书转让给丙。当丙提示汇票向汇票承兑人丁请求付款时,丁却以持票人丙未履行合同或未适当履行合同为由,拒绝支付汇票金额。在这种情况下,丁所主张的抗辩是否成立,持票人丙可否依抗辩切断制度或者票据无因性理论主张丁的抗辩不能对抗自己权利主张,而必须履行票据债务?这恰是我国票据法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又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一、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内涵及外延
我们通常所说的票据无因性,实际上是指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它关注的是票据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阐释的是由票据行为所产生的票据法律关系和票据行为所产生的基础关系(特别是原因关系)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对票据无因性涵义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对这些关系的解释。
我们可以把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分为外在无因性和内在无因性。票据行为的外在无因性指票据行为的效力独立存在,其效力如何,完全取决于该行为在形式上是否符合票据法的要求,而不受基础关系(特别是实质原因关系)中当事人法律行为的效力的影响。一般说来,持票人不负证明给付原因的责任,只要依票据法的规定,能够证明票据债权的真实成立和存续,就当然可以行使票据权利。票据行为的内在无因性是指引起票据行为、产生票据关系的实质原因从票据行为中抽离,不构成票据行为的自身内容。所以,一旦形成票据债权债务关系时,原则上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基础关系所生的抗辩事由对抗票据债权的行使。
根据我国票据法学界的通说,票据无因性原则在票据法上的作用之一,是阻隔了票据债务人对票据债权人的抗辩,使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基础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对抗持票人,即所谓的抗辩切断。其次是在当事人(包括有直接原因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发生举证责任的转换的法律效果。持票人在主张票据债权时,无需证明原因关系的存在,只要依票据上的记载内容即可向票据债务人主张相应的票据权利。反之,如果票据债务人欲对抗权利人的权利主张,则需举证证明存在符合票据法规定的、足以对抗权利人权利主张的抗辩事由。这些可以说是票据无因性原则效力所及的范围。
但票据法为维护交易公平,节约诉讼成本,并不限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之间行使基于原因关系的抗辩。我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就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也就是说,票据无因性原则大概仅能够对无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方可发挥作用,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基础关系产生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的权利主张。
二、对上述案例的研析
通过对票据无因性原则内涵及外延的厘定,上述案例的问题就凸现了出来。因为它既不属于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票据债务人以自己和持票人前手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案例中票据债务人是以持票人与持票人前手间存在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也不属于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因为此时的票据债务人和持票人之间并无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那么,票据债务人到底可否提出此类抗辩对抗权利人的权利主张呢?
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二款及票据法第十一条的规定,除依税收、继承、赠与等方式取得票据外,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丙未履行合同,就是未给付对价,这样它就不能取得票据,从而不能享有票据权利。所以,票据债务人丁可以对此提出抗辩,拒绝履行票据义务。还有人认为,票据无因性原则的立法意旨,就是要保护善意持票人的利益,从而维护交易安全,保证票据的流通。上述案例中的丙未履行或未适当履行合同,难谓善意,故票据债务人丁可以对其提出抗辩,否定其权利主张。
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票据债务人丁不得对持票人丙依上述抗辩事由提出抗辩,这虽然不是票据无因性原则的逻辑必然,却有其法律及实践意义。
首先,在上面所举的案例中,乙将票据转让给丙,是民法中的债权移转。依民事债权移转的一般原理,债务人可以用对抗原债权人的抗辩事由,对抗新的债权人,却没有规定债务人可以援引原债权人和新债权人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新债权人。所以,丁以乙、丙之间存在抗辩事由对抗丙,并无民法上的依据。
其次,票据债权和原因债权是基于不同的法律行为而产生的两个不同的请求权。原因债权是基于一般意义上的民事法律行为(如合同、清偿、赠与)等而产生的民事权利,票据债权则是基于票据行为而产生的票据权利。或者说,虽然票据行为是为了实现原因行为的目的才进行的,票据行为本身亦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但票据债权和原因债权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民事法律行为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权利。所以,基础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仅应附随于原因债权。当原因关系中的债务人为清偿原因债务签发票据给债权人,债权人又将该票据依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式转让给他人时,其转让的只是依原因关系债务人的出票行为而产生的票据债权,原因债权并未随之移转。这样,附随于原因债权之上的原因关系的抗辩也就并未随票据债权的移转而转让给受让人。所以,票据债务人当然不得以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对抗持票人。
再次,票据是流通证券,票据一经签发,辗转流通必然会经过多个当事人,如果允许票据债务人援引他人间的抗辩事由拒绝履行票据债务,如前所述,举证责任应在债务人,这样势必造成举证负担的加重,诉讼成本的增加。更何况他人间是否履行或是否适当履行债务,又岂是外人可轻易得知的!
最后,基于票据的独立性原则,在一票据上所为的若干票据行为各自独立,各行为分别依票据法独立发生效力。根据我国票据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承兑人的承兑行为是其表明愿意承担票据义务的单方法律行为,承兑人是因其承兑行为而非出票人的委托承担票据债务的。所以,它不能以出票人与持票人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更不能以持票人和持票人前手间的抗辩事由来对抗持票人。这种抗辩限制甚至发生在票据未经背书转让,由票上所载收款人请求付款的情形。
至于持票人未履行合同或未适当履行合同是否构成未给付对价。有学者认为,有效的合同亦可以构成对价。而合同是否有效、持票人将来是否要继续履行合同,均非票据债务人所能决定的。即使将来真的认定合同无效,持票人的前手亦可依不当得利制度请求返还。而如果由票据债务人径直行使抗辩权,拒绝支付票款的话,由于持票人的前手已经履行了原因债务(支付了对价),是交易中的真正需要救济的当事人,其势必会要求票据债务人返还票款,与其由持票人的前手向票据债务人请求不当得利的返还,倒不如由其直接向持票人请求返还不当得利,不仅节约诉讼成本,而且使法律关系清楚可辨。
关于未履行原因债务的持票人是否构成恶意,我国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得相当明确,只有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仍取得票据的,才构成恶意。所以,案例中票据债务人丁向持票人丙提出恶意抗辩,似有不妥。
第二篇:案例7案例8——票据抗辩(人的抗辩)
案例8——票据抗辩(人的抗辩)
1998年3月13日,澳柯玛销售公司与利津县物资公司签发了一份买卖合同,约定由澳柯玛销售公司向利津物资公司供应澳柯玛系列产品,供货总值1亿元人民币,结算方式为银行承兑汇票。为此,利津物资公司与利津中行签订了承兑契约,约定由利津中行对以利津物资公司为出票人,澳柯玛销售公司为收款人的20张,每张金额为500万元的商业汇票进行承兑,承兑申请人利津物资公司应于汇票到期7日前将应付票款足额交付承兑银行利津中行,如到期日之前承兑申请人不能足额交付票款,承兑银行对不足支付部分的票款转作逾期贷款。同日,利津物资公司、利津中行、澳柯玛销售公司及澳柯玛电器公司四方签订了一份银行承兑保证协议,约定澳柯玛销售公司和澳柯玛电器公司为利津中行与利津物资公司签订的银行承兑契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利津物资公司违约,利津中行有权直接向保证人追偿,如保证人未代为清偿到期债务,利津中行有权委托保证人的开户银行直接扣收其帐户中的存款或直接扣收保证人的其他财产权利。协议签订后,利津中行如约对20张汇票进行了承兑。同年9月5日和9日10日,澳柯玛销售公司因未足额供货而将其中11张共计5500万元的汇票分两次退回给利津中行。之后于汇票到期日将其余的9张共计4500万元汇票委托其开户银行向利津中行提示付款,利津中行以“出票人利津物资公司未将票款交付我行,澳柯玛销售公司应承担保证责任”为由拒付票款,同时将汇票扣留并出具了拒付证明。
分析:票据是一种无因证券、文义证券,票据当事人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应以票据本身的记载为准,而不能以票据记载以外的事实和理由作为确定票据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票据关系和票据的基础关系,即原因关系、资金关系、预约关系是互相独立的,票据的基础关系不能作为确定票据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票据债务人也不能以票据基础关系作为抗辩事由而拒绝履行票据债务,对抗票据权利人的付款请求,这是一般的原则。但是,在具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当事人间,票据的基础关系则是一种票据抗辩的事由。我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也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也就是说,在具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票据债务人可以票据基础关系对抗票据关系。
本案中,澳柯玛销售公司是利津县物资公司签发,利津中行承兑的20张银行承兑汇票的收款人,但澳柯玛销售公司同时又与利津中行签订了银行承兑保证协议,约定对利津中行与利津物资公司,为承兑以澳柯玛销售公司为收款人的此20张汇票而签订的承兑契约承担保证责任,并约定利津中行有权直接向保证人追偿或委托保证人的开户银行直接扣收其帐户中的存款或直接扣收保证人的其他财产权利,从而在澳柯玛销售公司和利津中行间形成了关于此20张汇票的资金关系,澳柯玛销售公司将自己置于与出票人承担相同债务的一种连带债务人的地位上。出票人利津物资公司未按承兑契约规定足额交付票款,此时应由澳柯玛销售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澳柯玛销售公司向利津中行作付款提示时,利津中行可对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澳柯玛销售公司以资金关系行使抗辩权,拒绝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
另外,从另一角度讲,由于澳柯玛销售公司与利津中行在银行承兑保证协议中约定,被保证人利津物资公司违反承兑契约未足额交付票款时,利津中行可直接向澳柯玛销售公司追偿,并可直接扣收澳柯玛销售公司的财产权利,利津中行也可行使抵销权,而对澳柯玛销售公司提示的汇票予以扣留并拒付票款。
第三篇:2016年注会《经济法》知识点:票据的抗辩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6年注会《经济法》知识点:票据的抗辩
知识点:票据的抗辩
票据抗辩,是指票据上记载的票据债务人基于合法事由对持票人拒绝履行票据债务的行为。
一、对物抗辩(绝对的抗辩)
对物抗辩,是指票据上记载的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任何持票人进行抗辩。对物抗辩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1、票据所记载的全部票据权利均不存在。
2、票据上记载的特定债务人的债务不存在。
基于法律规定,某些特定当事人不承担票据责任。不论谁是持票人,该当事人均可基于其并非票据债务人而拒绝承担票据责任。此类情形包括但不限于:签章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其签章无效,不承担票据责任。狭义无权代理的情形下,本人(被代理人)不承担票据责任。票据伪造的被伪造人,不承担票据责任。票据被变造时,变造前在票据上签章的债务人,可以拒绝依照变造后的记载事项承担票据责任。对特定债务人的票据权利时效期间经过,其票据债务消灭。对特定票据债务人的追索权,因持票人未进行票据权利的保全而丧失。
二、对人抗辩(相对的抗辩)
对人抗辩,是指票据债务人可基于合法理由对特定的持票人主张抗辩。
1、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
2、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之间的抗辩事由(如出票人与票据债务人存在合同纠纷、出票人存入票据债务人的资金不够)对抗持票人。
3、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如果持票人明知票据债务人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存在抗辩事由,仍受让票据的,票据债务人可以对抗该持票人。
4、凡是善意的、已付对价的正当持票人可以向任何票据债务人请求付款,不受其前手权利瑕疵和前手相互间抗辩的影响。
5、持票人取得的票据是无对价或者不相当对价的,只要持票人取得票据时是善意的,仍然享有票据权利,但其享有的票据权利不能优于其前手的权利。因此,票据债务人可以以对抗持票人前手的抗辩事由对抗该持票人。
三、票据抗辩的切断制度
在持票人无偿取得票据的情况下,如果其前手的权利已经获得了抗辩切断的保护,那么持票人的权利也受到抗辩切断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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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法官廉洁自律意识论文
法官提升廉洁自律意识六点意见
人民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执行大权,是由法官具体行使的,也就是说法官是代表国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执法者,其廉洁自律意识如何?关系到执法公正、司法公信力,因此必须强化措施,提升法官自律意识。自律就是要求法官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自我完
善,时刻警示,把个人言行严格限制在国家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度界限之内。从而实现自我言行与社会规范、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的有机统一。自律的这种控制和约束完全是主动的、发自内心的,不需要外在力量的强行推动。对人民法官来说,自律是一种情操,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责任,是一个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的具体行为和生动体现。意识是人们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辩证法告知我们,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反作用存在。因此,自律意识不是生来具有的,而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培养出来的。由于人们成长的经历和所处的环境不同,对事物的认知和受教育程度不同,以及追求的人生理想和目标不同,人与人之间的自律意识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从新时期对各级人民法官的要求来看,坚持“三个至上”的工作指导思想是相同的,坚持不懈地抓好审判工作和队伍建设是相同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正司法廉洁能否落到实处,因此,强化人民法官的自律意识,对人民法院坚持“三个至上”指导思想,深入开展“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主题教育,全面推进“三项重点工作”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司法公正廉洁对于法官而言不仅是基本要求,更是法官对这份职业必须承担的责任。当前强化法官廉洁自律意识,已作为人民法院反腐倡廉措施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何强化人民法官廉洁自律意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加强学习,在学习中强化自律意识。《党章》第一条要求就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领导水平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忠诚、为民、公正、廉洁”这八个字是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是法院的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党和人民对政法队伍的基本要求,也是广大政法干警必须自觉坚持的共同价值取向。要积极行动起来,深入学习研讨,认真贯彻落实。集中学习有记录、个人学习有笔记,每个干警要认真撰写有深刻感受和启发的心得体会。坚持集体学习、自觉学习、时时学习、终生学习,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变被动学为主动学,认认真真地学习各种知识,自觉把自己培养成为学习型人民法官,学以养德,学以致用。
二、严格程序,在办案中强化自律意识。法院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人民法官则是这道防线的重要守护者。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必须把权力的运作纳入法治的轨道,任何人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超出法律之外的特权。说到底是要遵守审判纪律,要坚守自己的职业良知和心理底线,恪守公平正义的信念,忠于法律、尊重事实,坚决杜绝办理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得到正确行使。法官在审判案件时,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可主观臆断,枉法裁判。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接受当事人、代理人和委托律师的吃请送礼。公正廉洁是法官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品质。对待民工和大款一视同仁,对亲朋好友不讲情面,对送好处托人情的人坚决拒绝。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法律的精神,体现法官的品格。要挡住所有的诱惑,守住心灵的清白,以自己的职业操守走着自己的路,走向自己寂寞的心灵深处。
三、公正廉洁,在职业纪律上强化自律意识。法官应当耐得住寂寞,应当守住自己寂寞的心灵,而不是追名逐利,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做到公正司法。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毁坏法律--就好比污染了水源。”法院机关是主持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法官则是最后防线上无畏的战士,而如果这道防线都失守了,人们就会对法律、对社会失去信心。要严格执行“五个严禁”、“六个不准”等各项规定。因此,作为法官必须清廉、甘于寂寞。而甘于寂寞其实是一种境界,有了这种境界,法官才会有正确的方向,才会真正实现司法为民、服务大局、公正廉洁,才不至于被灯红酒绿所迷惑而迷失自我;有了这种境界,才能够做到淡泊名利,志存高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有了这种境界,才能够正确运用娴熟的法律知识,精辟剖析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为民解忧,定纷止争,要甘于寂寞,要始终保持一份内心的安静”。
四、提高素养,在人生“三观”中强化自律意识。人民法官要想站稳脚跟,保持清正廉洁,必须积极参加“忠诚、为民、公正、廉洁”主题实践活动,要把树立和践行政法干
警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当做陶冶情操、加强修养、完善自我的过程,努力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把廉洁自律作为人民法官的基本操守,以遵守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为荣,以违背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为耻。同时要把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学习与“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以及“作风转变年”教育活动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执法规范化建设、纪律作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从不同层面把廉洁自律的要求,融入到立案、庭审、执行、涉诉信访等各个方面,实现全方位制约、全过程覆盖。无数的案件事实告诫我们:“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枉法裁判,根源出在思想和人品上,出在道德和操守上,出在丧失了公平正义的良知上。万事德为先。要从现在、小事、细节、一点一滴做起,严格要求自己、教育自己、改造自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
五、强化制度,在接受监督中强化自律意识。作为一名人民法官做到廉洁自律的同时,还要正确认识监督,自觉接受监督。因为监督的作用表明,于公有利工作,于己可明得失,认清方向,不犯错误。告诫是良言,批评是帮助,监督是关爱,放纵则是自我毁灭。从《人民法院警示教育案例选编》中的案例看,一方面反映出他们的下场,是个人私欲膨涨,顶风作案,咎由自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监督制约缺失是违纪违法产生的机制原因。监督只要是与人为善、是关心爱护同志的,它就是苦口良药。这样的监督我们应该自觉接受、积极接受,并感谢监督者对自己的提醒。事实证明,内部监督越有效,廉政成本就越低,且负面效应也最少。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监督是对大家最好的信任。其实,不断加强宣传教育,不断完善制度,不断把监督关口前移,其目的就是在加强源头预防,其目的是在保护大家。但是要保护不要袒护,袒护的结果就是放纵错误,加重问题,加重处罚。严格监督,从严治警就是最大的从优待警。因此,我们每个人要从内心深处真正去接受监督,融自己于监督之下。
六、宣传教育,在廉政建设中培养法官自律意识。应注重引导,积极预防,把严于律已,从我做起作为廉政教育的重中之重,常抓不懈。并且依靠“传、帮、带”等有效手段,来提高法官驾驭自己思想和行为的能力。要大力宣传正面典型,用典型引路,引导法官正确看待和运用手中的审判权,把权力用在履行职责上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经常想一想“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我们究竟代表谁的利益”,象爱惜生命一样,爱惜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审判权,做人民放心的法官。要正确处理自律与他律的关系,既要强调对法官进行严格自律教育,努力增强法官的严格自律意识,又要进一步强化对法官的监督机制,加强监督力度,严格规范行为,对法官队伍中的违法违纪案件要深入查处,以敬效尤。为加强对法官的有效监督,必须建立健全符合法官自身情况的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敢为的惩戒机制,不能为的防范机制,不必为的保障机制,减少和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促进法院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新成效,推动人民司法事业的新发展。
第五篇:票据管理工作论文医院票据管理论文
票据管理工作论文医院票据管理论文
如何做好医院的票据管理工作
摘要:本文分析了医院票据管理的重要性及管理好医院票据的具体方法、措施。
关键词:票据管理;原始凭证;票据的购置、领用、核销 在新医改形式下,医院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加强医院财务管理,而医院财务管理中票据管理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医院的收费票据是医院登记账簿,核算收入支出的原始凭证,是财务收支的重要依据,要做到会计核算的真实就必须要求收费票据真实可靠。只有做好收费票据的管理工作,才能保证医院会计账簿、报表的真实可靠,降低医院财务管理中违法乱纪和经济犯罪等行为的发生率,让医院财务活动在一个公正、合法、规范的环境中正常运行。
医院收费票据主要包括:普通门诊医药费统一收据(手工)、普通门诊医药费统一收据(计算机)、医疗保险门诊收据(计算机)、普通住院医药费统一收据(手工)、普通住院医药费统一收据(计算机)、医疗保险住院收据(计算机)、住院被褥押金收据、住院预交款收据、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挂号票据等,医院的主要收入大部分都来源于收费票据的现金收入,因此这些现金收费票据就是医院财务管理中登记账簿的重要依据,所以要加强医院资金管理,强化财务内部控制制度必须从医院收费票据着手。目前,应市场需求,各大医院的规模都在不断扩大,因此从一家医院收费票据的管理情况
就能判断出这家医院整体管理水平的高低。要做好票据管理工作应做好以下几点。
一、建章立制根据卫生厅、财政厅等相关部门的有关规定,医院可以根据本院在实际操作中的一些具体情况制定出适合本院的《票据管理制度》,此项制度中主要包括医院所需收费票据的种类及使用范围、票据的购买、领用、核销等日常管理工作,做到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照章办事,实现规范化管理。
二、收费票据要有固定的会计人员专门负责,设置管理台账、设置票据专用仓库进行严格管理所有收费票据在管理当中应将责任细致化,必须设置固定会计人员,且交由受过专业培训,业务素质较高、考取初级以上会计资格证书的人员负责,因为一名具有较高思想政治素质的会计人员,能够熟练掌握票据管理的基本流程,工作认真负责,具有严谨的工作作风和事实求是的工作态度,廉洁奉公。收费票据要由固定会计人员负责,设立《票据领用簿》专门登记各种票据的购入、领用、交回、核销情况。
在医院财务内部应设立专用的票据库存处,票据库存处应具备安全防盗措施,票据储藏柜中各种票据的摆放要有次序,并在相应的位置贴上该种票据名称的标签以便于领用、盘点。经常保持仓库整洁、干燥,防止票据受潮变霉使票据毁损。
三、财务科要设置票据管理岗位,负责全院收费票据的购买、领用及核销等管理工作
1、购买收费票据的管理。因为各地区、各省市的医院财务科,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票据的使用量不同,因此就要医院票据管理人员发挥专业能力,根据往日票据的使用数量提前制定出相应的购票计划,经核实后上报给财务负责人,最后得到财务科负责人的审批后才可持证明:《财政票据领购证》和领购申请到非税局的票据管理中心申请购买票据,在此期间,绝对不能出现找其他部门的同事或者财务科非票据负责人代替购买收费票据的现象,一定要由票据负责人持相关证件亲自购买。
2、领用收费票据管理。收费票据领用管理包括:(1)当医院票据负责人在票据管理中心购买到预定票据后,应该先由财务科验收入库,并由票管员根据种类票据的名称在《票据领用簿》上分账页逐一登记,并在相应账页贴好口取纸,标明票据名称以便查看登记。在每种票据的账页登记清相应收费票据的购入日期、名称、起止号码、箱号及数量。(2)医院负责票据管理的会计人员应根据门诊部、住院收款员及出纳员的日常工作量,按规定比例适当的分配收费票据。当他们领票时应在《票据领用簿》上认真登记好票据的名称、领用时间、数量、票据起止号、领用本数、领用人签名等,在使用票据前应仔细检查票据是否完整,有无缺页、重页、重号、漏号等现象,发现以上任何一种问题都应及时将“问题票据”去购买部门更换或注销;再次领用时,应先对照上次领用的号码逐一进行检查核对,如发现还有类似错误,可当场处理,并对收回的票据存根收入进行汇总,贴好封皮,注明票据起止号及收入数;对于一些需要手工填写的收费票据应该经
过严格的审核,主要审核以下内容:交款日期、收费日期是否相符,大、小写金额是否一致,内容填写是否完整、真实,各联次内容和金额是否一致,有无金额涂改,填写错误的应当另行填写,因填写错误等原因作废票据是否三联齐全,并加盖作废戳记,并完整保全全部联次,不得私自销毁,审核无误时汇总该收费收据总收入数,在封皮注明票据起止号及收入数核销该本票据。(3)票据管理人员要不定期查看收费票据的库存数量,避免因为票据短缺或库存过大给医院财务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影响医院正常收费业务,过多占用医院流动资金。(4)票据仓库的钥匙应有专业人员严格保管,没有经过财务科长的批示,不能随意外借他人或交由其他部门使用。
3、收费票据的核销管理。(1)通过门诊购买医药费用应统一收费,医药收据及挂号收据应以经过财务科长审核后的为入账有效依据。(2)行政事业往来收款收据以上账的记账联为依据,登记票号逐本进行核销。
通过以上信息得出结论,在医院收费工作中,收费票据的管理占据重要地位。只有制定一个严谨的票据管理制度,做好收费票据管理工作,才能维护医院会计核算的真实性,堵塞财务漏洞,避免财务核算违纪及经济犯罪,使医院财务活动合法、有序、规范地运行,使医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有一席之地,为医院做大做强奠定良好基础。